刘统：我的师承与治学经历 | 《寻路》序言

Gowest

寻路--近代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00–1929

刘统 著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1/07

刘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著作有：《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华东解放战争纪实》、《唐代羁縻府州研究》、《中原解放战争纪实》、《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跨海之战：金门．海南．一江山》、《战上海》等；编著有：《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我的师承与治学经历


摘自《寻路》序言，标题为编辑所加


刘 统


（一）

我的人生道路和求学经历，与国家的命运同步。

1951年我出生在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母亲都是国立复旦大学毕业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编辑。童年生活平静快乐。1962年，因家庭出身问题，父母不能在中央机关工作，被下放到河北石家庄市，父亲在河北师范大学，母亲在一个中学，当了教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家经历了噩梦般的劫难。母亲被红卫兵打死，父亲被打成“反革命”。我成了“黑五类狗崽子”，被赶出校门，1969年到一家街道小厂当工人。在那动辄得咎的日子里，不敢有社会交往，只有闷在家里找些书看。文学书都被当作“毒草”抄走了，只剩下《史记》《资治通鉴》等历史书。实在没得看，把旧版的《辞源》也看了几遍。那时谈不上什么志向远大，只是打发寂寞的时光。
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弟看到了希望。大家纷纷找出高中课本，抓紧复习。我也走进考场，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成绩过了线，但在政治审查时被刷了下来，理由是“历史不清楚”。当时政治空气已有缓和，不再要求家庭出身，只要求历史清楚。我家当时享受著“反革命”的待遇，却没有组织上的文字结论，就叫“历史不清楚”。眼看别人欢天喜地去上学，我却被拒之门外，痛苦之馀也下定决心：以后不放过任何一次考试的机会，别人能进大学读书，我也要读书。

1978年2月，国家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规定：虽然没读过大学，具有同等学力的自学人才也可以报考。我找工厂领导开了张证明书，有了报考资格。我根本没什么专业，看到山东大学历史系的魏晋南北朝史专业多考一门古代汉语，我觉得适合，于是就填上了。在两个月的准备过程中，我拿著父亲的借书证，在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里借到了王仲荦先生的全部著作，又把山大的《文史哲》杂志浏览了一遍。对导师的学术特点和山大的学术流派，有个基本的了解。

进考场的时候，我是个地道的丑小鸭。考生大多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高校的教师和科研干部。而我穿著粗糙的工人装，显得很不协调。但是考起来，我的答卷比较上路。7月，我获得到山东大学复试的资格。在口试的考场上，第一次见到了王先生。他鹤发童颜，风度翩翩。先生了解我的身世和学习经历后，深表同情。他没告诉我复试考了第一，只是笑著对我说：“回去等消息吧。”

10月，等来的不是录取通知书，而是一封冷冰冰的电报：“因名额有限，不能录取。”我意识到又是政治原因。那种痛苦是难以形容的。没想到文革已经结束，我还在承受这种不公正的待遇。然而，仿佛否极泰来，胡耀邦开始主持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母亲的案子被石家庄市委给予了昭雪。一环扣一环，父亲也得到了平反。我拿著两份盖公章的证明，再次到山东大学申诉。王先生表示一定要录取我，山东大学党委书记孙汉卿文革中也曾遭受残酷迫害，听了汇报后激动地说：“他家受了这么多苦，本人成绩又好，为什么不录取？给他重新办手续！”一声令下，学校为我重新起草报告，逐级上报到国家高等教育部；历史系为我准备了床位和课桌，让我和已经录取的研究生一起学习，不致脱课。我就以这种特殊身份度过了第一学期。当公文旅行回来，录取通知书发到手里，已经是1979年的寒假。在文革后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中，我是最后一个入学的。

从只有初中文化的工人到大学研究生，是我人生中第一个重大转折。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时，根本没有范进中举的狂喜。我深深感到：个人的努力和机遇固然重要，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大气候，就没有我个人的前途。我的命运、家运和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拥护改革开放，希望国家安定发展，希望用自己的努力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

我的第一位导师王仲荦教授是章太炎晚年弟子。作为历史学家，王先生首先是一位爱国者。太炎先生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深恶痛绝，临终遗嘱：“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告诫子女和学生绝不能当汉奸。抗战时期，王先生辗转流亡云南、重庆。在颠沛流离之中，他手头只有一部《资治通鉴》，躲空袭警报时也带在身边。苦难的生活，使他对乱世有切身的体会，也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担忧。

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是史德。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做出不朽的学问。而看风转向、趋炎附势的“学者”看似聪明，只会让后人嘲笑。1973年王先生在北京典校二十四史，正逢“评法批儒”运动。有些“学者”到处作报告宣传“儒法斗争”。先生对这种歪曲历史的行为嗤之以鼻，写了《百鸟朝凤》一诗，将那些鼓吹者比之为武则天登基效劳的“北门学士”。相比之下，王先生不仅没有去做那种事情，而且从开始就鄙视、抵制，不与其同流合污。经过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先生的品德更令我们钦佩。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学术道德，是我跟随王先生的最重要收获。


1985年，我考上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跟随谭其骧先生。复旦大学的风气更为开放，当时又处在思想活跃时期，使我的眼界大为开阔。历史地理虽然与中国古代史相关，但更强调对地理环境的理解。比如黄河如何改道，疆域如何伸缩，民族如何迁徙，古都如何形成，一套《中国历史地图集》随时查阅。我考察了南方八省，山川地貌，风土人情，把我过去的知识变成了立体的。谭先生是一位严师，学识渊博，眼光锐利。他写的论文语言浅显，寓意深刻。他讲课一口京白，抑扬顿挫，引人入胜，我又受益匪浅。但是我的论文写作并不顺利，研究唐朝边区少数民族政区的〈唐代羁縻府州研究〉，初稿写的平铺直叙。谭先生著急，说这不是论文，是写教材。怎么办呢？谭先生强调一句：“你研究什么写什么。”就这一句点拨，使我明确了方向。于是我从问题入手，一个个加以论证，几乎推倒重来。

在科学研究上，谭先生同样是一个非常正直、严谨的学者。他强调实事求是的学风。特别在中国疆域沿革变迁的问题上，一定要用事实和历史依据说话。在研究唐朝边疆地理时，我就遇到这个问题。唐朝的羁縻州曾经设到了中亚地区，能不能说它们在历史上曾是中国领土呢？我根据史料，解读了它们的设置时间、管辖程度和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指出它们之中有的一度属唐朝管辖，有的则只是名义上的归属，并无实质意义。我的研究得到了先生的认可，在毕业答辩时，谭先生在评语中写道：

唐代羁縻州是一个很复杂很难搞清楚的问题。要搞清楚它一方面必须花很大的力气，另一方面必须绝对忠于史实，不受任何政治思想的影响。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古人、近代人直到当代人，长期以来史学界凡涉及这方面的述作，都极不完备，这为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历代疆域变迁史研究留下了一个大缺憾。刘统同志这篇论文不能说把这个问题完全搞清楚了，但他的成就无疑大大超越了前人，成为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显著的新里程碑。

论文在分析论述上，可以说是戒绝了几十年来笼罩史学界的“左”风，凭史实讲话，做出了许多正确的论断。如其中的第七章第一节，指出羁縻州的情况，因部族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差别很大。不能说是凡设置了羁縻州的地方便有唐一代都是唐朝的领土。其中有些短时期是，长时期不是。有的一直就只是一个名义，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实质上的政治隶属关系。这些话看似平凡，但在边疆史地研究史上却是非常大胆、可贵的突破。

刘统 《唐代羁縻府州研究》
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

十年大学的经历是宝贵的。人生中能遇到一位名师，已属三生有幸。我能得到两位名师的指导，为我后来几十年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不仅得到了学问，更重要的是学到了老师的人生价值观。我一直以两位老师为典范，勤学不怠，坚持独立的学术立场和观点，力求做出有价值的、原创的研究成果。

1988年从复旦毕业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分配到军队，来到北京西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担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学科的责任编辑。工作倒是对口，但军队的纪律使我不能再像从前一样做学问。怎么办呢？当时与我同事的是茅海建少校，他告诉我：军事科学院最有价值的收藏是战争年代的历史档案。如果有兴趣，可以到图书馆去借阅。我看到这些堆积如山的档案，犹如发现了一个宝库。许多过去不知道的事情、不清楚的问题，读了当年的电报、文件，就有了确切的答案。不久，谭先生来北京开科学院院士会议，我去拜访时讲了一些阅读历史档案的所见所闻。谭先生激动地站起来大声说：“你要把它们全记下来！”导师允许我改行，于是我就开始了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和军史的研究。

（三）

中共党史和军史，我过去仅限于书本知识。到了军队，才知道这是一门大学问。

我到军事科学院工作时，全军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接近完成。在编写百科全书的过程中，发现中共党史和军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以前都没有深入研究，因此产生了许多重大政治和学术问题。例如对中共党史上一些重大斗争的结论、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平反恢复名誉，一些现时存在的学术争论等等。这些问题不同于地方学者的个人研究，需要中共中央高层来做结论，这就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先要研究事实，然后写报告请示上级批准，然后在文字上如何表述，都是我这个书生过去没见过的。这就不仅要研究学术，更要了解共产党的历史和政治。

这时，我又遇见一位良师，就是《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第一任领导奚原老先生。作为三十年代的文艺青年，他来到延安，加入抗日军政大学，与毛泽东有面对面的交往。后来成为新四军4师和华东野战军的大笔杆子，许多文件都是出自他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转业到上海，曾和谭其骧先生搭档任复旦历史系书记，创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来到北京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编写中国现代史稿，文革前又回到军事科学院。他既是一位老革命，又是一位学者。他离休后，我经常去上门找他求教。一个个夜晚，他对我娓娓道来。历史上的一份电报、一份文件，产生的背景，内容的核心意义，他都了如指掌。档案在他眼里都是活的历史。他经历的党内重大事件，自己的坎坷经历，都使我深受教益和启发。

在军科工作期间，许多老研究员都是我的良师。他们经历过战争年代，有在军委总部机关工作的经历。讲起过去的历史和典故，如数家珍。许多重大事件，他们几句话就点到实质。他们讲的故事都是那么鲜活、那样惊心动魄。我顺著他们提供的思路再去看档案，很快就能从大量的资料中梳理出一个清晰的线索。军事科学院是全军最高科研机构，我们经常看到中央的文件和传达，还经常听中央领导人的内部报告。这些经历使我认识到：要想真正了解中国政治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须有在高层机关工作的经历。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中共的组织体系是怎样运作的，中央的决策是怎样做出的，历史的传统是如何演变的。这样再去研究中共党史和军史，才能避免盲目性和外行的猜测，准确地把握研究的方向和重点。

在军科工作的十五年，我的爱好就是在史料的海洋中畅游。每天完成工作，我就到图书馆借出一堆资料，晚上在办公室里专心阅读，日复一日。因为没有在大学里必须年年发表论文和提职称的压力，可以安心做自己感兴趣的学问。王先生生前嘱咐我：良工不示人以璞，四十岁以前不要出书。我这时才真正感受到学无止境的真理。历史研究必须有长期的积累，研究水平是随著阅历的丰富、知识面的拓宽逐渐提高的，急功近利是不行的。后来从事写作，我才真正从多年的积累中受益。

（四）

从事中共党史和军史的研究，我首先从一些重大问题入手。

在编辑百科全书时，一些重大政治性问题引起我的关注。例如红军长征中的“密电”问题，1935年9月9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给右路军负责人陈昌浩发出密电，“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叶剑英参谋长向毛泽东通报了这一情况，在争取四方面军领导人无效后，毛泽东决定率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这是长征中的分裂，也是中共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的焦点。但是在中央档案馆我们没有查到“密电”的原件，因此有人否认“密电”的存在。百科全书是官方修撰，在重大问题上必须有统一的结论。在聂荣臻署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条目中，有“密电”的叙述。而在徐向前署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词条中，则只说“张国焘公开进行分裂活动，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北上的决定。”回避了“密电”的说法。在一部百科全书中有两个不同的观点，是很罕见的。这使我意识到：党史军史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不是仅靠学术研究能解决的，其中有复杂的政治因素、历史因素在起作用。

那么，我能不能写出公正客观的历史呢？我的第一本专著就是《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书稿写成后，命运颇为曲折，两家出版社都以选题敏感等理由退了稿。在抽屉里搁了几年，广西人民出版社江淳社长有意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张树军研究员对书中一些敏感问题作了修订，终于在2004年第一次出版。虽然删去了原稿几万字，但总比出不来好。又过了十年，三联书店有意再版此书，在2016年纪念红军长征七十周年之际，三联书店推出了新版《北上》，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大家公认这是研究长征和西路军的一部客观、公正的著作。

《北上》写成后虽然迟迟不能出版，但没有影响我的情绪。王仲荦先生的著作，都是搁了二三十年才出版，我还年轻，怕什么。于是我又转入解放战争研究。解放战争的档案非常丰富，东北的资料尤其有特色。一来是东北的战役打得激烈精彩，二是当年中共中央把大批精英干部派到东北，写的材料质量特别高。以前写解放战争，都是以部队或战役为主线，比如第一野战军战史、第三野战军战史、淮海战役史等。我要拓宽视野，以战区划分来写。东北解放战争不仅是军队作战，还有根据地建设、剿匪、土地改革、军事工业建设等多方面，这就把战争的面拓宽了。而且我把国共双方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来写，看双方统帅如何运筹决策，这样的全面叙述，才能让读者对战争全域有一个真正的理解。

刘统《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北京三联书店，2016

《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完成后，我托人交给了人民出版社。郇中建主任看后，认为很有特色，决定出版。《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于1997年出版，这是我的第一部面世的专著。出版后社会反响很好，出版社认为以战区写解放战争的方式很新颖，让我继续写。我又陆续写了《华东解放战争纪实》和《中原解放战争纪实》，最后和其他三本书组成了一套解放战争系列。在写作过程中，我突出了两点：一是大量引用第一手史料，言必有据。二是注重刻划指挥员的细节。林彪、刘伯承、粟裕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将领，他们运筹指挥各有特色。用他们的电报、讲话来再现他们的形象，研究他们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对不同的读者都会有帮助和启发。

刘统《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华东解放战争纪实》、《中原解放战争纪实》
人民出版社，1997、1998、2003

在写作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风。首先，我把古代史的研究考证方法引进现代史的研究中。传统的中共党史、军事著作多数是单位集体编写，重理论，具体史实少。我写党史军史，首先注重故事和细节，每个战役都写出完整的来龙去脉。如果按照所谓“学术规范”的写法，必然要进行大量的繁琐考证。我没有按那种写法，而是把考证的过程融入我的叙述之中，给读者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是我筛选大量史料、去粗取精，经过自己的研究之后总结出来的。

写书是给人读的。官修正史那种正规、严谨的语言，让一般读者很难读进去。一些学术著作晦涩的语言表述也让一般读者难以接受。我力求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还原出一个个完整的故事。司马迁的《史记》为何千古流传，因为他笔下的项羽、刘邦、韩信、张良是一个个鲜活的形象，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能让读者喜欢的书才是好书。我要把每一本书都写得通俗生动，形成自己的风格。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融入叙述之中，尽量不评论，少下断语，留有馀地。让读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己作判断。

（五）

2004年从军队退休后，我受聘到上海交通大学。此时我无需再为评定职称去奔波忙碌，得到相当大的自由空间，可以到处走走看看。研究军事，总要到战场实地看看，方能避免纸上谈兵。到一些历史遗迹考察时，我突然发现历史资料与实地考察又有很大的差异。例如瞿秋白这个人物，一会捧为革命先烈，一会被打成叛徒，何以如此翻覆？到常州看他的故居，才知道因为家境贫困，母亲被迫带他到宗祠栖居，受尽族人白眼。母亲自尽，愤而革命，几年间就晋升到党的最高领导人。到上海武定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旧址，才知道他被共产国际抛弃，从高层一头栽下，生活无著，求助鲁迅，以稿费为生。调往瑞金之后，长征前再次被抛弃，辗转回上海途中在长汀被捕。按过去的描述，他受尽国民党的酷刑，坚贞不屈，从容就义。当我来到福建长汀贡院，看到他的囚禁地，原来是个小院，还有花园，住得比一般人还好。才知道宋希濂等国军军官对瞿先生十分尊敬，经常有人陪他喝酒聊天，在这种环境下，瞿秋白才写了〈多馀的话〉。但是他没有被软化，直到蒋介石下令，他从容潇洒地走到西门罗汉岭下，英勇就义了。

如此看来，一个人绝不是非红即黑，而是有血有肉有性情的。他激情过，浪漫过，颓唐过，自省过，短暂的人生居然如此跌宕起伏。把这些故事写出来，不是很精彩吗？此后，我只要有空，就出行游历，到那些故事的发生地去探查考究。在江西永新三湾村的大树下，我感受到毛泽东当年带著一支筋疲力尽的队伍，还不知道能不能在井冈山栖身。他改编队伍，支部建在连上，不是去落草为寇，而是要摸索出一条前人没走过的革命之路。走到这里的人，才是最坚定的战士。从井冈山到瑞金，今天走高速公路，一条条深深的隧道穿越一座座大山，想当年毛泽东和红军是用双脚一步步走过来的。创业何等艰难，他却写出“踏遍青山人未老”的诗句，浪漫中蕴含的气魄，让你敬佩不已。雄伟的太行山深处，至今还是道路崎岖，行车艰难。类似桃花源的黄崖洞，入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峡谷，进去是有田有水的田园风光，八路军就在这里办兵工厂，生产枪支手榴弹。为什么能持久抗战，就是共产党善于利用崇山峻岭、深山老林，让占据铁路公路的日军用不上现代交通工具，只能望著大山叹息。

十几年来，实地考察成了习惯。靠著当年学历史地理的基础，我每年都要去一些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的地方考察，获得许多新的收获。最重要的是让我回到了历史现场。研究历史有两种方法：一个是“事后诸葛亮”，知道了结果再来总结提高，仿佛人有先知先觉，稳操胜券。一个是回到历史现场，还原当时的原貌。你怎么知道明天是生还是死？你该向何处去？在这个关键时刻，才考验人的智慧和定力。设想与历史人物同在，我们会怎样抉择？这样感受和比较，对历史的领悟就更真实，书写的历史才更可信。

2021香港书展上的《寻路》


感谢实习生珍妮协助


- end -


➤ 购书请点击下方“阅读原文”，或发送电邮到cup-bus@cuhk.edu.hk➤ 转载或合作请联络微信后台

https://6do.news/article/4308605-61

https://freewechat.com/a/MzA5ODMwMTgxOA==/27347035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