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绍箕：上海交通大学反右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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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绍箕的上海交通大学反右亲历记

作者：施绍箕
来源：春源世界



当年的上海交大在反右派当中，它的规模之大，划成右派的数量之多，对右派的处分之重，以及后来在1960年对在乡下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右派学生，甚至留在学校未毕业的右派学生，统统放逐新疆等方面，在所有高校之中，在那条“左”的跑道上，交大是遥遥领先，绝无仅有的。毋庸讳言，它的直接的后果是摧残了一大批人才，把他们扼杀在培养人才的摇篮里。在漫长的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些人受尽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摧残，有的还为此而葬送了性命。

1957年的这一代人即将成为过去，这些被“反面教员”这个蔑称羞辱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分子们的经历，确实从反面给历史留下了一页教材。今将我们这部分人的遭遇和感受披露出来，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吧。

（1）      共历阳谋 神魂颠倒

1957年（春源视界公号注：当时上海交通大学尚未成立，还是交通大学，本年），大约到了5月份，党委副书记万钧传达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反对三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诚恳地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信誓旦旦地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令人印象深刻。号召大鸣大放，贴大字报。


1957年5月21日《文汇报》报道的迁校工作

那段时期，同学们也贴了不少大字报，内容从要求考试缓期，后勤管理等，最为大胆的一张大字报要算一张漫画配打油诗，画面是一位胖者身穿西服，坐在黑色锃亮的小轿车里，上半身伸出车窗之外，手托一盘饺子作恭请状，因为这幅漫画鹤立鸡群，艺术上无懈可击非常完美，形象又如此惟妙惟肖，所以才几十年不忘。它显然是批评造船学院院长胡辛人的官僚主义的，意思是平常不来分部，只是过年来一次。后来知道，这张漫画的作者姓杨的同学为此也打成了右派。

这期间，上面还布置了开鸣放座谈会，让大家提意见，现在看来，校方号召鸣放，贴大字报和开座谈会，都已是在毛泽东部署了阳谋之后，只不过大家都蒙在鼓里罢了。

紧接着，七月分开始了反右派斗争，斗争是急风暴雨般的，各班停课学习和揭发批判，两个星期下来，被公开批判的却是寥寥无几，分部有一位叫杜锡焕的同学最为有名，揭发他的大字报琳琅满目，不过，所有针对他的大字报所能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生活散漫，思想落后，牢骚怪话多的一个学生。后来他以右派分子和坏分子的双重身份被公安局带走，送到安徽劳动教养去了。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到了1958年1月14日，交大突然宣布停课，进行“反右派补课”，就在这次只有短短两周时间的“补课”里，一下子把近三百个学生打成了右派！

可以确切的说，交大数百右派当中，没有一个有像样的，有系统的右派言论的右派，对当时最为敏感的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非议、“肃反扩大化”、对“反胡风运动”等的质疑等，一概没有。为什么交大把划右派的标准定得那么低，划右的数量要那么多，以及全国反右运动进入结尾的时候，还要来一个空前规模的反右派“补课”，这已经成了历史的谜了。

一位来自浙江农村的金切专业学生团员范文在班级鸣放会上说到农民生活苦成了右派。高知家庭出身的机制学生施永佑因为“宣扬”资本主义（其胞姐在美国，家中有汽车等），加上“吹捧”大右派彭文应而成为极右分子。有的是本来说过就忘的玩笑话也成了罪名而影响一辈子。“苏联的手表大如葱油饼钢笔象手电筒”成了反苏的右派言论。金相专业另一位学生被划为右派的一条罪行是反苏，缘于有人揭发他“看苏联电影时打瞌睡”。有人言“我的头发象希特勒”也是右派罪状。留英造船专家王公衡教授以“英国绅士式”的幽默而言“反革命分子害死人，右派分子气死人”（不满运动，讨厌开会）惨遭批判，那位口出狂言“要是鲁迅在世必定也是右派”的学生也成了右派。有一张批判右派的大字报揭露：某同学在寝室躺在床上，大腿翘二腿，阴阳怪气的说：“成绩是主要的”，被指是发泄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情绪……。笔者因为一篇《教条主义束缚着我们的思想》的小文章，被说成是“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反对马列主义”，文中“打倒教条主义，解放我们的思想”被认定为“反动口号”……



交大西迁问题上以各种形式，包括会上发表过比较激烈的反对意见的许多师生也都为此而成了右派。本是对政府具体工作有不同意见的人因为赶上这场运动而变成了敌人，成了言者有罪者。

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方面值得书上一笔的是“右派小集团”的应运而生。学生当中，几个人关系接近一点，就有“小集团”的危险了。船电专业的何国莹、薛文蓉、赵长根等学生被打成是“朝霞社”右派小集团，原来这个“朝霞社”只是开过的一个玩笑。

几个数字：交大师生右派总数大约是330人，当时上海交大（包括上海造船学院和南洋工学院）学生总数是4000人左右，学生中右派占7%，这个数字是毛泽东规定比例1，2，3％的2－3倍。教师右派是个估计数，约50人（照下乡20人推出留校30人）。

（2）铁拳当头 不服也服

右派究竟是怎样产生出来的？按照常规，党支部预先对班上同学照左中右排队之后，确定重点人物，然后收集这些人的材料，并着手组织批判。与此同时，这些人被孤立了，班上同学再不与之接近，即使原来很要好的同学，也是如同遇到瘟疫，惟恐避之不及，这是他们末日来临的不祥兆头，只好灰溜溜诚惶诚恐地等待批斗。再后来，就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

   一般来说，左派发言最激烈，指鹿为马无所顾及，分析上纲是运动的方向，演绎推定则是组织的意图。工序几乎是千篇一律，这些被批斗为右派的人都是在加压力“挤牙膏”之后，一个一个从不承认“反党”到承认“客观上反党”，再进一步承认“主观上反党”。然后就是找根源（阶级出身或是个人主义的根源），写 “检查交代”。使他们最为痛苦不堪的是要违心地写下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虽然是笔重千钧，但为了不“自绝于人民”，除了极少数以外，都认罪了。那极少数当中的有一位船电二的党员班干部赵长根，他因不服指控，据理力辩并扬言要根据党章越级上告，结果迅速升级，未待正式“处理”而率先被送到公安局劳动教养去了。这个事件，给许多划上右派而仍然想不通的人敲响了警钟：万万不可有不服和申辩的念头，不服也得服。

（3）      罚不当罪 言而无信

对刚刚划上右派的学生来说，他们大多没有经历过以往的肃反运动和反胡风运动的洗礼，这种急风暴雨般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是第一次经历。他们个人身上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使他们一下子陷入了极度的迷茫、困惑和痛苦之中。在班级集体里，他们已显得格格不入，没有人敢与之接近交谈，从此笑容在他们脸上消失，一筹莫展，走在路上抬不起头，深怕被外班的熟人碰上，人家会怎么想？因为政治上成了敌人，许多活动会议不让参加，沪东造船厂不准去，实习也有限制，他们只能扫地和打扫厕所。

一个可怕的日子突然来临，1958年6月18日，把我们从上课的教室里叫出来，收拾好行李到中院前面集合，有汽车等着，集中点名之后，就上了卡车，出交大北门向西而去。自此，我们永远离开了交大。

后来我们才知道叫我们下乡劳动。但具体的处分并未宣布。在几个月之后，各人才陆陆续续知道了自己的处分结论：“保留学籍，劳动察看”，或是“开除学籍，监督劳动”。在下乡劳动的近百名学生右派当中，多是前一种处分，开除学籍的约有十余人。更为严重是“开除学籍，劳动教养”，这一部分，已在此前或稍后三三两两地移送公安局加以处置，接受更为彻底的无产阶级专政。情节最为轻微的那部分，戴上右派帽子以后留在学校继续读书，由于成了政治上的敌人，处于尴尬和受歧视的待遇是不足为奇的。

又一个晴天霹雳发生在下乡劳动整整两年之后，即1960年7月20日，交大派人到西郊突然宣布全部在农村劳动的右派到新疆去！他们天真的回校复学的幻想从此肥皂泡似破灭了。交大校方置原处分于不顾而采取这个断然措施的原因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一个谜。“言者无罪”变成“以言治罪”不就是言而无信的典型吗？

紧接着，在同年10月份，把几乎全部原来留在学校而尚未毕业的学生右派，以及部分教师右派也遣送到了新疆，这是第二批。

交大从满清政府建校经北洋军阀、民国到解放共一百多年的校史上，因为政治上“异己”的原因而一下子把一百多名学生从学校撵出去的事件要算是空前的了，更何况那个政治上的原因最终证明是不成立的。一个学校，玩学生的权益如儿戏，难道这不是交大校史上耻辱的一页吗？今天，我仿佛看到了，在民主广场的西南角，在史穆烈士纪念碑的对面，有一块不起眼的石头，上面雕刻着“为一九五七年的耻辱而立”。

（4）西郊两年 人当机器

1958年6月18日下乡的一百多右派中，除了学生以外，还有近二十位教师，其中有马列教研室的正副主任林楷、张惠以及王寿才、潘震昌、夏寅孙、张和豪、应凌翔、孙曾八、谢炳馨、陈乃钧、黄泽、钱乐天、李德寿、朱有清、黄翼夫、杭继寿、吴祖宁等。这些教师当中，有的原本就是共产党员、老革命，而大多数是当时非常优秀的青年教师。

全部下乡的人被安置在上海郊区的上海县宝北乡的几个生产队，除了右派，还有一部分下放干部，他们兼有监管右派的职责，如孔伯民、胡纯和佟家谦等。他们管理起右派来，宁左弗右，使得右派诸君在遭际上更是雪上加霜了。

戏剧性的事情倒也发生过，比如这位佟**。原是马列教员，他管理右派总是用阶级分析的角度，左得出奇，本来只是生产上农作上的失误，他可以上纲为“破坏”，不过没有几个月，他自己也被补划成了右派，同大家在一个队伍里劳动了。

右派被分散在各个生产队，临时腾出一些民房让大家住下，从第二天开始参加到分配的生产小组里，和老社员一起干活，基本上过着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农家生活。但是仅仅过了几个月之后，由于成立公社和形势紧张的原因，把右派作集中编制，以便于控制管理和干更多更重的活。

在整个两年时间里，他们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两个春节都没有回家与家人团聚。60年的农历岁末，正是三九严寒，生产队为了给社员分鱼，把水塘里的水抽干，我们当中的谢炳馨老师，一人独挡一面，在深没大腿的池塘淤泥之中排水抓鱼，泥水冰冷彻骨，达一个多小时，上岸时嘴唇乌紫，浑身筛糠似哆嗦。

人胜过机器，却又不如机器，在公社成立之初，连续近一个月的白天重劳动和夜晚挑灯夜战深翻土地，每天16小时以上的重劳动使人难以支撑。有人把发高烧卧病当作幸事，甚者有人产生很荒唐的念头：自残肢体以求得一时的歇息，我们困到站着撒尿都会打盹的地步。

1958年下半年，蒋介石给他们招惹了意外的麻烦。因为“反攻大陆”的言传而使时局紧张了起来，记得有一个晚上，让所有的右派集合起来听训话，四周有荷枪实弹的民兵站岗，并且当众批斗了一位陆姓右派学生，主要是他在私下里说什么“形势紧张就要首先镇压内部的阶级敌人”。这个话是没有错的，但是放到了阶级敌人的嘴里，总是可以分析出许多严重问题来。那天晚上还抓走了三个右派学生，他们是内燃机车的周广生、李德强和机制的白志诚，好象跟“出逃”有关。

斗转星移，两年过去，如前节所述，新疆在等待着他们。

（5）犟头倔脑 罪加一等

在全校欢庆反右斗争取得巨大胜利，数百名右派纷纷低头认罪检讨的同时，竟出现了几位公开不服，提出申辩的散兵剩勇。他们实属凤毛麟角，不成气候，然而他们以自身人格的力量发出的正义之声是多么难能可贵。其中，继船电二的党员赵长根要根据党章申诉之后，要数船制三的傅瑞榕了。

傅瑞榕，上海市人，1955年入交大船制系，是年19岁，在1958年定成右派以后，拒不接受党委给予他的“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处分，又不认识自己的右派罪行，声言“我没有错。”坚持说“中国科技落后，应该向外国学习；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外行应该向内行学习”不是右派言论。

为此，船制系党总支又专门为他一个人，组织了一场由船制三年级六个班全体同学参加的“辩论会”，二百多号义愤填膺的学生的口号声一阵紧似一阵，把他的敢于挑战群众，蔑视党的决议的嚣张气焰狠狠地压了下去。就在这一天，1958年的7月8日，宣布了党委对他的升了级的处分决定：“开除学籍，劳动教养”，宣布的声音刚落，公安徐汇分局的囚车就把他押走了。

在公安局关押18天之后拉到了横滨路723号的教养所，关够了一个月之后于8月18日上火车统一送往甘肃省。同车一批很多的人，有复旦大学的教师右派，也有同济大学的学生右派。他们被送到了甘肃省安西县的昌马水库修水库，挑土打坝。干了半年之后被转移到马宗山煤矿挖煤，运煤。约过了两年，到了1960年底，矿上已经饿死了一半的人。到了最后的三个月，活着的那一半人也全部停工了，都患着夜盲症，个个骨瘦如柴，除了还有一口气，实在干不成活了。

1960年12月，又将他们全部从甘肃押解到新疆，缓解了吃的问题，从而得以告别了死神。傅在新疆继续劳教期间，每月发给生活费15元，扣除13.5元的伙食费，还剩1.5元，生活的艰难是可以算得出来的。然而，与甘肃相比，好象已经是身处天堂了。到79年改正，傅才被安排做教员的工作。

综观傅的坎坷一生，真让人感慨叹息。假如当年政府和学校对青年学生能多一分宽容，假如党能听一听当事人的申辩而不是滥用权力，这样的悲剧也许是可以避免的。

（6）上书言事 监狱伺候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上书言事”是一大罪，重者施之极刑，十恶不赦，大凡上书言事者，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

殷兴荣，江苏无锡人，1955年中学就入了党，1956年入交大船企专业，任学生会副主席，为人质朴耿直，努力学习，忘我工作，不多言谈。万万没有想到，在58年初反右补课的收尾声中，突然爆出冷门，赫然出现了关于殷兴荣右派材料的大字报，主要罗列了他的一些所谓的“修正主义”观点，划为右派（学生会主席王德润，这位船制四的东北汉子，也以类似的原因划成了右派）。因为情节轻微，他被分配到重庆大学。

殷于67年在重大结婚成家，几年里育了三个儿女。大学里教着书，小日子过得还可以，然而因为对反右运动的看法一直深埋心头十多年，郁闷难挡。文化大革命激发了他的天真的书生气，使他跨出了可怕的一小步：从腹诽到上书。于是就发生了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上书的事，为了能让中央和毛本人可以收到信，他在信封上写了“毛远新收”，是想通过毛的侄子转交，不可谓不深思熟虑，先后两封信寄出的时间已经是74年和75年。

毛远新收到后保存了第二封，当他垮台被抄家时把殷的信也抄了出来，由于是真名实姓，又有落款地址，所以毫不费力的直转到重大，信中的关键词是“反右是解放后最大的一次历史冤案”，遂于1977年4月5日以“反对党的基本政策”为由，以现行反革命罪将其逮捕，同年6月21日在重庆大学公判，判了他有期徒刑五年，并押送到四川西昌附近的大凉山劳改农场服刑劳改，直到1979年4月4日平反提前出狱，在狱中呆了整整2年。然而接踵而来的不幸是，妻子因为丈夫的入狱，跟人而去，家庭破碎了……

（7）纵身跳楼 不为瓦全

机制二的学生施永佑，上海市人，高知家庭出身，父亲是上海有名的建筑师，早年留学美国，其姐定居在美国。施因“崇洋媚外，宣扬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以及“吹捧大右派孙大雨和彭文应”等罪名，58年反右补课中被划为右派，后来同时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处分。在郊区劳动的后期因患肾盂肾炎留在上海没有跟大伙一块来新疆，留在上海期间没有正式分配工作，至66年文革爆发，作为右派分子在劫难逃。

一次里弄红卫兵对其进行抄家，肆意侮辱人身，施当场愤然从三楼跳下，悲壮之举义无返顾，结束了30岁的年轻生命。1979年交大进行右派改正，由他的一个姐姐代领了交大党委发给的“右派改正书”。

除了施永佑之外，原交大教学行政科副科长梅焕洲，也是因为右派问题，在文革劫难当中，始则卧轨（未遂），后来跳楼而陨。

童信舫，交大物理教员，文革中在南疆阿克苏被迫害致死，船内四的学生右派王济一，分到阿克苏农一师，也是非正常死亡。

（8）范文难友 你在哪里？

范文，金切四年级学生，班团支部书记，浙江农村人，肤色黄黑，有营养不良之状况，质朴诚实，瘦小的个头，显然的一个弱者，没有进攻性可言。刚下乡，他和我分到同一个生产小组，于是朝夕相处，共同作息，我们处得很默契，出工互相提醒不要迟到，劳动上相互帮助，只是有一条心照不宣：各不提及自己的右派问题，以免引起新的麻烦。

可是，在过了不多的日子之后，范文打破默认，向我述说，大意是他是在支部会上响应鸣放号召发的言，主要是谈了农村的一些不如人意的实际情况，到后来，他用很平静的口气问我：“你说，我错了吗？言者无罪怎么不算数呢？”听了他这番话，我感到好亲热，这不就是我所想的吗？这样的心里话自从我被孤立以来是不可能听到的。这既是心里话，又是真话，而且是我们的共同的心里话。可是我听了这个话，又感到害怕极了，我的心在哆嗦，这可是“翻案”啊，谁敢“翻案”？心里想想倒也罢了，现在可是我们两个人啊，弄得不好，闹出一个升了级的“翻案集团”，这怎么办？

“我错了吗？”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何尝只是困扰着范文一个人呢，而是几十万右派共同的困惑，然而，解惑无门，只有自己默默忍受了。可是我们的范文，缺少“难得糊涂”，以诚对诡，他竟想以毁灭自己的方式去摆脱这份困惑，去结束一切，终于在一个秋日里，投河自尽，幸好被及时发现，由水性很好的湖南籍船制系助教黄翼夫救起，时已奄奄一息，众人赶到时多震惊难受，无言以对。不料一位下放干部，轻蔑地用脚踢了他的身体，加上一句“右派不老实！”

人性泯灭，这就是阶级斗争？！正是由于那么几个左得可怕的管理干部（下放干部）的作用，当天天黑以前，范文被押送到了公安局，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日复一日，他的一大捆大本的教科书原先放置在房檐下的水车上被雨漂日晒散失以致不知所踪，在又一年之后，才有一点消息说，范文最终被公安局折腾到了上海精神病院。

   作为难友，我一次又一次的想起范文，也曾经因为想我自己多难的母亲而想到他的母亲，一位贫苦无助的母亲，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日夜期盼着儿子的归来。

（9）监狱大门随时开着

下乡刚刚满三个月之后，就时来运转，因我的劳动表现很好，就被生产队选去当饲养员，福兮祸依，悴不及防的大祸从天而降。

某天，老社员饲养员让我挑饲料回来顺便把库房的“**”（音近似于yuandou）带回来。因为没有听懂上海县的很土的方言“**”，问了一遍还是不得要领，碍于情面，不好意思问个没完，于是就似懂非懂地走了。在库房，我找不着既是喂猪的又是叫yuandou的东西，就尝试性的把屋角的一个内装糊糊状物的斗缸带回了，回来后我指着斗缸问老社员：“是不是这个？”老社员说，大错了，这是农药二二三！

不久，政治嗅觉很灵的下放干部得知了这件事情，麻烦就来了。没过几天，我被带到公社，那里有一个大院子，里面一圈房子，一位穿便衣的工作人员问过我的姓名之后，问我因什么而来。我答：有误拿农药的事，不知道有别的什么原因。他书写完了之后让我坐在一旁，我饿着肚子，一直等到夜幕降临，天色黑透。

另一个工作人员就带我上一辆停在微弱灯光下的吉普车。我顺从的上了车，只见车上已经先于我在一旁坐着一位中年妇女，她的脸色惨白，双手合在一起，手铐的金属反光隐约可见。我并不知道要把我送到哪里去，但却预感到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顿时恐怖袭来，全身寒颤。

吉普车一出院门，就急驰在两边尽是田野的公路上。夜色很浓，偶尔有微弱的路灯灯光掠过，寒意一阵紧似一阵，脑子却特别清新，在急速地思考着，想到了“形势紧张就要首先镇压内部的阶级敌人”的话，右派是阶级敌人，我已想到了会不会是在今夜就遭到枪杀，莫非是去龙华刑场？于是想到了亲人，想到了慈母的泪，想到自己的不白之冤，非常伤心，伤心代替了恐惧。由于身不由己只好让一分一秒的时间去判决吧。

最恐怖的事没有发生，我终于被带到了一座监狱，大铁门打开，被一把塞到里面。这是一间不足12平方米的典型的牢房，高高在上的的电灯透着昏暗的灯光，房间中间偏里放着一个醒目无盖的大便桶，其余全部面积一律席地横向躺着十七八条汉子，正象平铺着的沙丁鱼罐头一样。

整整被关了15天之后，我被叫了出来，说我可以回去了。一位戴眼镜的长者让我在一页材料上签了一个名。猛然间，我看到纸页的右上角有“学生右派”四个字。长者让我回去后把伙食费交来（连同借给我的返程公共车费），我一一答应，高兴地步出大门，这才识得庐山真面目，原来这里是“上海县看守所”。

（10）亲戚余悲 他人无歌

秦基，电机系学生，曾经参加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停战归国，考入交大，任小班班长，表现好，群众威信高。主要是口无遮拦，平时言传过一些朝鲜战场的“内部消息”，经过运动的揭发，分析上纲，当然是很严重的了，“丑化……，美化……”这样一来，立场就滑到右派了。58年受劳动察看处分，分在上海县宝北乡，至第二年，在一次捞用来作猪饲料的水草作业当中，不幸溺水身亡。

黄小痕，上海市人，56年入交大船制专业，58年反右补课中划上右派，同年到郊区劳动，60年集体进疆，被分在兵团农五师（哈密地区）。十余年当中，一直干着艰苦的劳动，75年在开芒硝矿的山里，因受玩忽职守，无视人身安全的一位监督人员的引爆而被炸身亡，现场惨不忍睹。

1979年改正之时，黄小痕由他在上海的母亲，替死在遥远新疆的儿子去交大领回了“右派改正结论”，这位白发苍苍的母亲捧着儿子的“结论”，悲怆万分，哭晕倒地。

尤光演，是60年第二批交大遣送来新疆的在校右派学生，分在乌鲁木齐大修厂，69年挖地道时在最危险的岗位井口下，因缆绳断掉被砸身亡，当时留下妻子和三个儿女，最小的孩子还不会走路。

（11）求生之路 竟是“叛国”

王宇伦，江苏南京人，船制609班学生，58年反右补课中划上右派时才18岁，和大多数学生右派有着相同的经历。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后下乡劳动，60年集体遣送来新疆，分在兵团农一师，该师地处南疆阿克苏地区，这个地区居天山南麓，远在乌鲁木齐西南约800公里，当年路况很差，交通极为不便，该地区西北与现今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共和国相邻，直线距离不过100公里。

1967年，想不到我们的校友王宇伦和另外一个来自安徽的韩姓右派一道出走苏联。走失的当天，连队领导展开调查，并对平时跟王很好的一位进行吊打逼供，第二天就派出几队人马，骑上马沿路和上山搜捕，不出三天，王韩两人被捉了回来，原来，他们不敢走公路，只好走山路，其时，正躲在山洞里，王出来找饮水恰被发现。

后来他以“叛国罪”判处徒刑14年，在监狱里整整度过了12年之后，于79年在随右派问题的改正才得到了自由。

（12）牧马天山 四十不立

张犀，上海市人，内燃机车61班学生，58年元月交大反右派补课中划为右派，由于“情节严重，态度恶劣”而受到“开除学籍，劳动教养”的严厉处分。58年下乡，60年集体进疆。照例说，劳动教养的处分是由公安局执行的，但是由于交大学生当中列入这类劳动教养处分的人多，公安局不胜消化，只好将其中的一部分由交大自己“教养”，于是就放到下乡之列，除了张犀，还有席与汉（热机车），范圣民（船制四）等。

张犀情节严重是因为他的右派言论连鸡毛蒜皮在内一共有二十多条，但是真正有质量和有分量的却没有一条；而“态度恶劣”，那是因为他死抱住两条，一是不揭发别人，二是死不承认，倒有点不屑戚戚小人辈的君子风度，所谓“不上狗咬狗的当”。

张犀和另外几位如黄小痕、徐才麟等来疆后被分在条件最为艰苦的地点之一，兵团农五师，主要是放马牧羊，开采芒硝矿以及小型土煤矿。张犀在挖了两年芒硝矿之后，从62年开始就分到靠近蒙古的新疆巴里坤牧场牧马到73年，过了整整11年的游牧生活。

当文革席卷全国大陆之时，张犀不堪忍受，逃回上海一年多，70年被捉起来关在“学习班”达一年半之久。73年分派到小煤矿挖媒达五年之久，漫长艰苦的改造生涯共二十一年过去，从58年划为右派开除学籍时的一个刚满二十岁的青年到了79年改正时已过了不惑之年的42岁的张犀，其时既没有成家也没有立业，单身一人的全部家当就是一个由羊毛毡子裹着的铺盖卷。张犀，可称是一个真正的牧马人。

（13）正本清源 是时候了

反右运动的劫难过去快五十个年头了，如今“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时代也已经结束。反右运动的后果是严重的，历史教训是很深刻的，无论是中国当代史上还是中共党史上，它都是沉重的一页。上海交大百年的校史上也有这沉重的一页。

对这个历史运动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比如运动发生的根源、主体和责任、后果和影响、今后的防范等等，官方的研究更是空缺。五十年了，连一本（或者一篇）反右运动的正史都没有见到，这是不是很正常呢？至于对依然是现实的问题，更是讳莫如深，比如责任者的道歉和赔偿问题。胡锦涛主席在谈到日本侵华问题时强调“要不忘历史，要赔偿”，虽然反右派运动和日本侵华不能完全类比，但是从伤害的角度来说是有共同之处的。

说来俗气，赔偿，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右派因为受到错罚而被克扣的工资，都还没有补，该不该补？几十万人受了冤枉，数量太大，精神赔偿，不要钱的道歉可不可以？做了错事要道歉，既是文明的标准，也是以德治国的要求。也很希望交大对反右的资料加以整理，不要从校史上一笔抹去。三百多名师生右派如今的归宿如何，可不可以逐个调查核实，特别是因为当年的直接原因而死亡或失踪的人（如秦基、范文等）更有责任承担善后，对人家家庭进行抚慰和抚恤。当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如今以人为本，自当把曾经丧失的人性和良知召回来，正本清源。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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