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话说“精神文明”——历史术语系列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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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精神文明”——历史术语系列之十二

作者：徐庆全
来源：徐庆全和八十年代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中说：

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精神文明”这个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中央领导人讲话中。

提出这个概念的时间是1979年春。有胡耀邦的讲话为证：1981年5月4日，胡耀邦在山东地市委书记会的讲话中说：“粉碎‘四人帮’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搞两个文明，最早是1979年春天提出的……”。

提出“精神文明”这个概念的人，是时任中国科学院院副院长的李昌。李昌和胡耀邦是老朋友，1975年科学院整顿时，俩人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胡耀邦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提法表示赞同，两人进行多次深入的讨论。随后，就出现在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叶帅的讲话中。

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予以强调：

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980年2月12日至13日，胡 耀 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讲话中，把“精神文明”概括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需要有三个高峰：思想理论高峰、科学技术高峰、文学艺术高峰。达不到这三个高峰，不能叫四个现代化。”

1980年3月3日，胡在全国科协代表大会讲话中说，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需要组织亿万人民群众一步一步来做。要抓住突破口，把精神文明建设变为人民群众的实践行动。

“三个高峰”是“精神文明”的远大目标，“人民群众的实践行动”则是当下应该实实在在做的事情。上着天、下着地，精神文明建设就有了方向。

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李昌又致信邓小平，专门论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性。信中写道：

我们现在实际上有一个目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凡是中国人没有一个不赞成的。但是，我们在本世纪末，正如你所说的，只能做到国民生产总值大约人均一千美元，成为小康之家。这对于还没有形成共产主义世界观而又没有新旧中国情况对比的感性知识的青年来说，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比欧美、日本固然不如，比远东四小霸也瞠乎其后，对他们号召力量就不大。所以，仅仅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不够的。我觉得除了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同时，还可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目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去年叶副主席在国庆讲话中提出的。我相信，中央如能再次强调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当前国家处于经济困难，要实行大调整的情况下，也可以动员人民看清前途，同心同德，勤劳朴素，增产节约。林彪、“四人帮”把精神作用强调到第一位，那是错误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精神的一定作用。抗战时期，我们那时很穷，困难也很大，但无论中国人或外国人，一到延安和抗日根据地，都感觉到另一个革命的朝气蓬勃的新世界，是全中国人民的希望所在，是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堡垒。解放初期，那时也比现在穷，也有困难，但外国人一从深圳进入广州，也觉得到了一个朴素的清洁的国家，社会风气非常好，有人甚至称之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我们党现在也是可以而且应该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和左倾路线的打击下恢复过来，清理思想，振作精神，摸清中国四化的道路，昂首阔步地前进。

“精神文明”范畴是什么？李昌在信中予以阐释：

它既包括教育发达、科学昌明和文艺繁荣等实体部分，同时也包括道德、传统、风尚等意识形态部分。比如：有理想，即有为人民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理想；讲道德，即个人和人民的利益的一致，遇有矛盾时个人利益要服从人民的整体利益，民主团结，勤劳朴素，学文化，重科学，讲卫生，有礼貌等。前者（实体部分）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们可以努力推进的，而后者（意识形态部分）则是广大人民都能出力参加建设的。提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同时，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要动员工农商学兵、男女老青幼参加这个建设，从而把广大人民的思想集中到一个明确的革命的爱国主义目标上，更有力地推进四个现代化的工作。

邓小平对李昌这封信很重视，印发给中央工作会议。12月25日，邓小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论述了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性。他说：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学习和培养这些革命精神，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也不需要多么高的教育程度。我们不是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上述的革命精神参加革命到现在吗？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吗？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

此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概念，不但在中央文件中常常出现——1986年和1996年，中央还专门出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决议，而且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词了。当然，也成为一个历史术语了。

我是在1995年10月才知道是李昌提出“精神文明”这个概念的。

1995年是“一二九运动”六十周年，李昌是这场运动重要的组织者，我为此事去采访他，前后一个周时间。在他的东总布胡同34号院内的板房上，挂着“双文明研究所”牌子，我对这个名字很好奇。问单秘书，才知道原委。单秘书说：这个“双文明研究所”，是李老退下来后于1990年办的。

经单秘书的提示，我查到《瞭望》刊登的李昌这封信，就是前引信中的内容。可是，信中却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去年叶副主席在国庆讲话中提出的”。这是怎么回事？我向李昌请教。他讲了和胡耀邦讨论这个概念的情况，并说：叶帅在讲话中提出来，更有权威性啊。只要对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利，谁提出并不重要。

此次采访后，我经常能够收到单秘书寄来的“双文明研究所”的资料。其实，这个“双文明研究所”也就李昌和单秘书两个人，也没啥经费支持。可见，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直是李昌念兹在兹的心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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