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路：“五湖四海”广播站——文革记忆

Gowest

“五湖四海”广播站——文革记忆
作者：鸿路 （辽宁）

李作凯生于1945年，安东人。文革中在读市劳动局技校，“五湖四海”广播站头头，图为作者于2020年9月采访所拍。
（一）

1966年夏天，我校（丹东一中）走廊里贴出了一张令人醒目的大字报：“自来红们站起来了！”——大意是说“我们”从娘胎里就流动着无产阶级的血液，“从里到外都红透了”，“老子英雄儿好汉，革命精神代代传”。所以，老子打江山，儿子坐江山，此乃天经地义。这张大字报并非原创，乃是从北京抄来的（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自来红们”都是军官子女，其中有一位高二的“詹路生”，大概是出生于行军的路上吧。

这张大字报一出现，马上有许多人签名点赞。但也有一“另类”，在上面用钢笔写道：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下面的署名：“李忠党”。然而，就在“李忠党”的后面又有一行字：此人姑父系国民党，可见他要忠于的是哪个党。看到这，同学们忍不住笑出声来了。李忠党原名李增有（高一），因为“破旧立新”，所以就“忠党”了。他在大字报上的评语，引来了一场“大辩论”，被一群“自来红们”围在学校的操场上，他手里举着小红书（毛泽东语录），身陷“草绿色”（军装）之中，声嘶力竭，汗流满面的。他头上戴的那顶“军帽”，一看就不是正宗货，脖子细长有点像长颈鹿，头上的帽子又偏大，一副滑稽的样子，不知谁一把抓下帽子抛向空中，接着爆发出一片笑声……

虽然，大辩论不乏挖“断章取义”、“扣帽子”，但终归还是文斗。一场辩论下来，无论谁占了上峰，谁一败涂地，结果都是口干舌燥，声音嘶哑，变成“公鸭嗓子”了。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出现了广播站。而且，从校园走向了社会，给我难以磨灭的印象便是“五湖四海广播站”。

（二）

唤起我对“五湖四海”记忆的是被采访人李复兴，文革时叫“李红卫”。退休于丹东丝绸二厂劳资科长的位子，也是古稀之年了。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你的采访让我有了使命感，晚上睡不着了，我想起了一个人——还记得“五湖四海”吧——李作凯。我说，“五湖四海”，还记得，是技校（市劳动局）的一个学生组织。他又说，“五湖四海”的头头李作凯和我是同学，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接受采访，我去说说看。当晚，他打来电话说李作凯答应了。于是，在约定的一天早上（2020年9月28日），我采访了李作凯，一个黑脸膛宽肩膀的老人，虽还有当年壮实的影子，但已经有些“耳背”了。

1966年夏，李作凯约了几个男同学外出串联，再说，他的班（锻工）也没有女生。初期的串联是分期分批的，由学校的临时机构文化革命委员会掌控。李作凯被批准串联，但有个附加条件，必须携带别班的两个女生，就是说，这两个女生一路上的衣食住行，还有安全问题，都有李作凯负责照应。头一次离家远行，人地两生，而且乱纷纷的，还要带两个“小女生”，李作凯很不情愿，用他的话说“遭罪”。似乎有先见之明，到了武汉之后，“遭罪”的事发生了，女生小莲迎来了女人的初潮，焦虑和恐惧，加上水土不服，仿佛闹了一场病似的。女性青春期的生理现象，上课并没有讲过，平时也很忌讳。束手无策的李作凯，只好将小莲护送回家。

注：红卫兵大串联时的票证：“外地来武汉市革命师生临时乘车证”及背面的语录。

（三）

在大串联的日子里，无论北上还是南下，只要列车一停，红卫兵便蜂拥而上，没有点体力的老百姓是很难挤上去的。李作凯虽说身强力壮，却要陪护一位“弱不禁风”的女生，如何才能挤上列车，要闯过这道难关，难免汗流浃背。只有一次“轻松”，有个白发老者一边挤着，一边哭着，红卫兵小将啊，行行好吧！家里老娘要死了，让我上去吧！不信——我这有电报……李作凯灵机一动，紧随其后，一手推着老者，一手拉着小莲，嘴里喊着，毛主席教导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一窝蜂”裂出了一道缝隙，李作凯和小莲挤上了列车。

车厢里水泄不通，行李架上成了卧铺，硬座底下躺着人，过道上男女的肢体都拼凑在一起，有的背靠背，有的胸贴胸，似乎一下子打破了“男女不亲”的是界限，平日的拘谨和羞涩早已无影无踪了。赤日的炎热和青春的热血交织、融合在一起，真不知是如何的滚烫。尤为痛苦难耐的是排泄，要排队入厕，一次厕所的锁眼显示“有人”，恭候的人急的抓耳挠腮，却长时间不见人出来，李作凯喊来乘警用钥匙打开一看：空空如也。于是，车厢里响起了一片怒骂和嬉笑……

由于天热，车厢里犹如蒸笼，人人汗流浃背，口干舌燥，不知乘务员被挤到哪里去了，也没人烧水，只能在停车时下去寻找水龙头，李作凯挤下站台引颈寻找“绿洲”之时，回过头来，列车已缓缓启动了，他转身飞也似的踏上了车。由于下车找水而被列车抛下是常事，所以，害怕丢下小莲，李作凯只好坚守在上甘岭的“地道”了。

不管怎样“遭罪”，千里迢迢，总算到了终点站。李作凯如释重负，心里长舒了一口气。

（四）

李作凯送小莲到家后，又返回了武汉。接着，他和几个同学直下广州。

从北京大学到广州中山大学，一路上所到之地大学是不可越门而过的，一天到晚的抄大字报，写的眼花缭乱。此外，便是搜集传单、小报。还有，即兴写一张大字报表示声援，如在北大就联名写了一张支持聂元梓的大字报，其中有一句时髦话：誓与聂元梓“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大学校园的广播喇叭不停地里播放着，或是“郑重声明”，或是“最后通牒”，还有两派的辩论，李作凯和同学每天都浸泡在一种热烈、亢奋的情绪之中。

这时，无论是京都还是羊城，造反组织犹如雨后春笋，串联的学生也写大字报宣布成立组织，名称都用毛泽东的诗词，如“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而分别拆开为“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然后组合成：“四海翻腾战斗队”，“云水怒造反兵团”，等等，诸如此类。

在革命情绪的感染和影响下，李作凯和同学决心要成立一个造反组织，最伤脑筋的是“起名”，当然是“最高指示”，因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又要“出风头”，绞尽脑汁，最后拍板叫做“五湖四海战斗兵团”——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而李作凯麾下的人东西南北都有，名至实归的“五湖四海”。未曾想 ，旗帜一打出来，踊跃加入者如过江之鲫，竟然达到两千之众，李作凯一时不知所措。

这时，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宣传某地红卫兵“步行串联”的“革命创举”。于是，李作凯开始了率团长征，广州红卫兵接待站还为每人发了一条御寒的毛毯。从广州（东山航校）出发走到湖南株洲之时，看到一张传单说，凡是全国性的组织是非法的，中央一律不予承认，必须解散。（后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国性组织的通告》）。于是，一朝之间，“五湖四海”解散了。

（五）

串联回到学校，已是秋风萧瑟了，三层小楼几乎空巢，因为，师生们大都串联去了，洪水冲决了堤坝，难以控制了。李作凯发现有些教室门贴上了“招牌”，如“一二五”、“八二二”造反总部。路上解散的“五湖四海”也该“重出江湖”了。和同学搜集的传单小报也塞满了书包，还有几本抄写的大字报，这些取来的“经”，可以有用武之地了。于是，李作凯贴出了大字报“郑重声明”：五湖四海战斗队成立了。而且要冲向社会。那么，“队部”设在哪里呢，李作凯找到一个熟人“老谢”——八三一派的“市直机关红色造反团”的核心人物谢慧忠（市府商业科长），在他的帮助下，李作凯和同学来到一栋二层红楼，这是本市气象台的所在，“五湖四海”就安排在楼上。

这时，虽然全国性的组织被取缔了，但允许本地区跨界组织“山头”。所以，有点名声的组织便招兵买马扩大队伍，本市形成了主要的两大派组织即八三一和丹联（丹东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当时，二中八三一的头头（宋革命、李小兵等）找到李作凯，劝说他加入八三一。但大家只想“自己解放自己”，不愿意被人收编。于是，五湖四海自立山头，没有入流。

不久，大家觉得气象台地处城边子，有些偏僻、冷清，缺少那种疯狂热烈的氛围。于是，李作凯向老谢提出要“进城”的想法。于是，便搬到了位于二道桥子的食品公司。虽已进城了，但仍不属市中心。最后，又在老谢的帮助下，搬到一栋二层小楼，这是一家日杂商店，下面是店铺，顶层办公，“五湖四海”设在楼上。日杂店斜对面是本市最大的第一百货商店，东边是火车站，中间的开阔地便是站前广场。一个车水马龙 ，繁华热闹的地方。而往西不远便是市政府，终于，来到了中心地带。那么，“五湖四海”的“战斗”内容是什么呢，换言之，具体的“活动”什么呢，经过讨论决定搞宣传——建立广播站。这一想法得到了老谢的热情支持，于是，在他的筹措下，从“一百”搬来了广播器材，但缺少一个高音喇叭，五龙金矿的高占东（八三一）送来了，虽说不够高音，但总算装备齐全了，可以投入“战斗”了，喇叭挂在楼上的窗外。

（六）

气势磅礴的东方红乐曲声，伴随着青春气息的嗓音：全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同志们，“五湖四海”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我们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祷词”结束，音乐由强而弱，平缓之后，又是清脆而洪亮的声音，或是少男，或是少女，而“祷词”是男女有分有合，显得有起伏，有气势。每晚七点开播新闻，两个小时后，时常是开始辩论，直至深夜。俗话说冤家路窄，对立派“八一八”广播站就在一百商店楼上，时不时“叫号”挑起辩论，但往往是“银样镴枪头”，几个回合便败下阵来。所以，“五湖四海”可以说声震江城。对于听众来说，“辩论”是广播的“重头戏”，仿佛一道别有滋味的大餐。每晚马路两边都有群众聚集在那里，仰起头望着大喇叭，仿佛那是一张激动的脸庞，听到兴奋时，便鼓起掌来，或者喊起口号：“坚决支持革命小将”……

李作凯在回忆辩论时，脸上浮起了笑容，似乎回到了那些不眠的夜晚。他说，那时候，经常忙到下半夜，也不知道睏。第二天再去找老谢拿稿，（八三一派“红司”常委），我们自己也写，袁东兴（同学）的笔杆子很硬。一到天黑，很多老头老太都拿着小板凳坐在楼下，就像看大戏似的。要说“五湖四海”给李作凯和同学留下了一点有趣的回忆，那就是晚上的辩论了。虽然，彼此近在咫尺，却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想的是如何以事实和雄辩使对方支吾其词，马路上响起一阵掌声和呐喊，一种胜利的快感，令人今夜无眠。那时，虽然已经武斗兴起，但是，单纯使年轻人过于轻信：洞察秋毫的红司令怎能让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呢……
（七）

1967年秋，一天，八三一派在青年广场聚会。

早上，李作凯来到会场时，听许多人说“广播站被砸啦！”李作凯心里咯噔一下子，马上要去那里。老谢不让，而是先派人去看个究竟。当时，“车耀子”（房产局车耀东）带人开车去了。“丹联”正在站前广场集会，而“五湖四海”就在会场附近，如直接进入必被发现，且寡不敌众。于是，“车耀子”便和同车的人向会场投掷铁球（五龙金矿球磨机所用），顿时，会场的人群惊慌逃散了。

这时，李作凯来到广播站，发现广播器材被洗劫一空，桌椅也被砸了，只有广播喇叭还挂在窗口，显然是仓皇中的遗留。后院传来痛苦的呻吟，几个男同学有的躺在地上，有的扶墙而立，鲜血顺着裤脚流出。原来，手持长矛的一群工人冲上楼时，他们无路可逃，只有纷纷跳楼，所幸楼层不高，跌落在一个平房屋顶，但每个人的臀部都被扎枪头子捅了，最重的挨了三枪……

“五湖四海”被砸了，五个同学负伤住进了医院。一些老人站在路旁，望着楼上窗口那个安静的喇叭，摇头叹息，悄声议论：这些孩子招谁惹谁了，又砸又抢，还拿扎枪头子扎人，听说是“二一兵团”干的，那么大人拿扎枪头子来扎学生，怎么下的了手啊！

“二一兵团”，是丹东汽车改装厂的一个工人组织，号称几千人，是丹联派的“中流砥柱”。因为，不仅人多势众，而且大多是行伍出身，可谓“招之能来，来之能战”的。韩战期间原是志愿军后勤部安东汽车修配厂，其位于浪头镇瓦房村，地靠鸭绿江边，工厂的四周用两道铁蒺藜夹着一道电网圈着，大门没有牌子，但门两侧的绿色岗楼由士兵持枪把守。后来（1966），改为丹东汽车改装厂。

丹东与朝鲜一江之隔，当年军情火急，志愿军过江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所以只能排队等待，小城一时人满为患 ，几乎家家老百姓的炕上都挤着当兵的。未曾想，停战十几年后，当年志愿军居然朝老百姓的孩子挥起了扎枪，文化大革命真是一场噩梦啊！

李作凯讲到广播站被砸，心头颇有一番滋味，他说，从那天起，“五湖四海”就解散了。虽然，我躲过了扎枪头子，但还是没逃脱无产阶级的铁拳。

文革后期清查“坏头头”，李作凯被校革委会关押了三个月；清查“516”分子，在市公安局蹲了三个月。尤其啼笑皆非的是，一次校革委会召开批斗大会，把他押上台后，发现竟然和丹东市委书记宋克难、市长李言（走资派）站在了一起，真是 “小鱼穿在了大串上”。

2020年11月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s://yibaochina.com/?p=239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