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渭熊 巴山文革记事二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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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文革记事二则
日期：1/15/2008 来源：观察 作者：陶渭熊
陶渭熊


检验纸弹头的威力

把步枪子弹的铅弹头摇松、取出，再塞上纸疙瘩做弹头能不能打死人？甲说能，乙说不能。这是1968年8月，大巴山脚下的四川省南江县沙河公社，两个重庆知青讨论的话题。为了证明自己的假设，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找一个人试一试。实践检验真理的哲学话题，他们早十多年就开始检验了。

话说1968年夏天，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日子，今天这里抢枪，明天那里武斗；一些人去外地串联，一些人到北京上访；一会伟大领袖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一会“无产阶级司令部”又强调“文攻武卫”……老百姓则提心吊胆，惊恐不安。林副统帅却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

两个重庆知青抢到了真枪实弹后，背着它耀武扬威，好不快活，打飞鸟，射游鱼，击树枝，穿土墙，这些玩意儿都玩腻了的时候，他们知道那花生米似的铅弹头的确非同小可。但那纸疙瘩做的弹头呢？还需要实践来检验。他们想找鸡鸭猪狗来试一试，但它们都是有主之物，万一打死了，主人定会不依不饶惹出麻烦，不如找个地主来试验。地主大家都可以整，如果打不死，该他走运；打死了，该他龟儿倒霉！谁叫他是地主？打死地主还犯法？全国到处都在打地主，打死了就打死了，有谁犯法？……“对！就找个地主。”在这些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造反派眼里，地主一条命还不如一只鸡鸭猪狗。

就这样，他们把沙河街上的地主分子谢泽云找来，拉到场口，喝道：“跪下！”

那地主天天挨批，日日挨斗，被捆绑吊打已是家常便饭，早被无产阶级专政驯化得比牛马还要听话，虽不知缘由，却习惯地、顺从地应声跪下，不知死期已到。

其中一个知青模拟法官口气宣布：“地主份子谢泽云听着：地主份子谢泽云，男，现年47岁，解放前一贯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罪大恶极。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判处该犯死刑，立即执行。”另一知青随即在背后扣动扳机，只听得“砰！”的一声……

那可怜的地主只感觉背后一股强大的力量把他掀倒，向前一扑，但马上又端正过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左看看，右瞧瞧，忽然低头看见自己胸前鼓起碗大一个肿包，一口鲜血喷射而出，轰的一声倒下去，当即死亡……

“你装死！你耍赖！起来！”

“地主不老实，地主花样多！”

他们用脚踢翻他的身体，看见他满嘴鲜血往外涌，两眼园睁，已经死了！

两个知青毫无犯罪感，愧疚感，背着枪大摇大摆地走了，说：“打死个地主，求不腾！毛主席不是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吗？”

果然“求不腾”（四川方言，没什么了不起）！两个凶手至今逍遥法外，没有人过问，更无人追查，甚至连姓名都不知道，有说是本地知青，有说是流窜造反的外地知青。谢泽云的家人有什么办法？上告？你是地主，谁受理？示威？那是翻天，你敢！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伟大领袖就是要消灭地主。土改时没有镇压你，让你多吃了十多年干饭，就已经大恩大德了。

文革中，像谢泽云这样不明不白被整死的地主有多少？有谁能知？

2005年夏，我旧地重游，重访沙河小镇的时候，谢泽云被杀一事，早已消失在烟波浩渺的历史长河中了。年青人不知，老年人也绝少谈起。一场绝灭人性的浩劫，在有意无意的回避中慢慢褪色、淡化、遗忘，惟有那南河的流水日夜呜咽，好像谢泽云的冤魂还在悲鸣。

忘记了昨天，昨天的事有谁保证不再重演？

一个想吃劳改饭的小伙

1971年初夏，就在谢泽云倒下不远处的沙河中学操场上，召开“一打三反”万人大会。几十个被五花大扎的犯人押在台下，等待着拖上台去示众。当台上大喊：“把现行反革命罪犯唐由定押上来”的时候，人群一片骚乱，纷纷向操场侧边的一口堰塘跑去。原来有一个老太婆跳水，幸被救起。那老太婆60多岁，褴褛的一身几乎衣不被体，已被池水浸湿，正跪在地上呼天抢地的大哭：“把我的孙儿捉走了我咋活啊！我无依无靠啊！”样子十分凄惨。

那老太婆正是唐由定的祖母。

原来在离沙河小镇10里处有个二洞桥，桥边有座破茅屋，正是唐由定祖孙二人栖身之处。茅屋之破烂令人悲悯，墙壁开裂歪斜，屋顶大筐小洞，真是“风能进，雨能进，小偷不愿进”；泥土堆砌的灶台上一口破锅，几只缺碗；仅有的一张床上一条破被，却是60多岁的祖母和20岁的孙儿共卧之处。

其实十多年前他们一家并非如此。那时，唐由定的父母都年青力壮，祖父也年富力强，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与世无争地生活在山青水秀的大巴山下，希冀着用诚实的劳动创造美好的生活。然而不幸，1958年毛泽东疯狂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彻底击碎了他们的美梦。父亲、母亲和祖父在1961年几乎同时饿死，剩下婆孙二人相依为命。从唐由定董事的那天起，既刻骨铭心又时时袭击他的，是肚皮贴着脊梁的饥饿，他从来没吃过一次饱饭，他只能在梦中看见干饭，嚐到肉味；只能在路过小镇上的食店时，放慢脚步多看上一眼，多闻一会，“享受”一次饭香肉香。生活给他留下的全部记忆，除了饥饿，还是饥饿。小学还没毕业他就辍学回生产队劳动，但劳动一天得5个工分值7分钱（后来增加为10个工分），一年下来，每人分得稻谷、红苕、包谷300多斤，不但分文未得，还倒欠生产队几十元口粮款！无穷无尽的饥饿使他觉得日子难过，“还不如劳改犯，”他经常这样想，也这样说。由此开始了一个青年农民的直觉思维。他觉得要不是毛泽东强迫大家办公共食堂，他的爹妈和爷爷不会饿死；要不是人民公社强迫大家集体干活，把土地分给自己他不会挨饿。他说：“毛主席光整我们农民，有他在，我们永远也不要想吃饱肚子。”……这是“恶毒攻击”啊！生产队长狠狠训斥他：“唐同定，你龟儿张起嘴巴乱说嘛，你怕那‘不要钱的饭’没人吃吗？”唐由定随即顶了回去：“你晓得个屁，劳改队的干饭一大碗一大碗的，比你我吃得安逸。”从此“唐由定想吃劳改饭”便人人皆知了。

他以为生产队长会告发他，公社干部会逮捕他，但很久都不见动静，于是他暗暗策划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行动。1971年春节过后，家里所有粮食、红苕种、洋芋种都吃光以后，他真的想去吃那碗饭了。他把墙上的标语撕下来，翻过面，歪歪斜斜写了几条标语：“打倒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不让我们贫下中农吃饱肚皮！”……还怕公安局贞破无能，使他吃不成期盼中的劳改饭，竟在每张标语上盖上自己的私章，趁赶场的时候拿去散发。这天方夜谭般的故事实在叫人难于置信，但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巴山下。他当然逃不脱“背箩索”、关监牢的命运。

唐由定到了监狱后有些后悔，强迫他交待与谁共谋、受谁指使，被捆绑吊打不说，每天2、3、2只吃7两，饿得头昏眼花清口水长流，比他在家的日子还要难过。但是他尚有一线希望，他安慰自己：“现在还未判刑，判了以后送到劳改农场日子就好过了。”

在关押大半年，经过无数次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公捕游斗，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以后，他终于等来了宣判。宣判的结果使大失所望：“……现刑反革命犯唐由定本应严惩，但念其贫农出身，家中老人无人照顾，故从轻判处管制5年，押回生产队监督改造。”

生活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吃大碗大碗的劳改饭却没有吃成，又回家吃青菜萝卜。他回家的时候，“欢迎”他的是小儿的童谣：“唐由定，大憨包（即傻瓜），想吃劳改饭没吃到。”他不但要忍受饥饿的折磨，更多了政治的压迫、人格的侮辱和嘲弄。他对生活已经彻底绝望了，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他吞下了老鼠药，僵卧在那风雨飘摇的破茅屋之内，与他的父母和爷爷相聚去了。

唐由定并非缺乏“苦囚禁，乐放纵”的本能，但饥饿竟逼迫他自愿选择了监牢！在那时的中国，有多少个“唐由定”？我不知道，但肯定不只他一个。他们给毛泽东强行的“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人民公社，和“反修防修，不让全国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文化大革命，作了真实的注解。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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