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利明 胡耀邦在文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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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人民网党史频道连载了由陈利明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从红小鬼到总书记 胡耀邦》。本书描述了胡耀邦出身浏阳河畔、从小投身革命，参加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后主政川北行署，执掌共青团中央，湘潭挂职锻炼，陕西主政两百天，历尽“文革”磨难，整顿中国科学院，拨乱反正闯禁区，平反昭雪冤假错案，主管宣传理论工作，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等70余年艰难跌宕、曲折传奇、无私奉献、光明磊落的人生历程。【点击进入图书连载】以下为本书节选：

1966年，8月1日，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一伙，召集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王照华等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到钓鱼台国宾馆“训话”。江青以“太上皇”的姿态歇斯底里地问胡耀邦：“你是什么成分出身？”胡耀邦理直气壮地回答：“下中农出身！”江青接着咬牙切齿地问：“团中央为什么要派工作组？”这是明知故问，因为派工作组是刘少奇、邓小平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的决定，江青企图通过胡耀邦之口揪出派工作组的“黑后台”。

胡耀邦敢于承担责任，挺身而出，坚毅地回答：“是我派的，我是团中央第一书记，我有责任！”江青阴阳怪气地讽刺说：“你怎么由‘红小鬼’变成了‘胆小鬼’？你不敢揭露刘少奇，明明是为他开脱，你承担什么责任？”

未等胡耀邦反驳，江青又问胡克实：“你是什么成分出身？”胡克实回答：“我是做房产生意的小商业者出身。”江青不无讽刺地说：“哦，卖瓦片的。”

接着又问胡启立：“你呢？什么出身？”胡启立回答：“旧官员出身。”

江青又歪着脑袋，不可一世地问王照华：“你出身什么阶级？”王照华大声说：“出身中农！”

“哦，烧窑、卖瓦的，是一把的！”江青摇头晃脑，摆出盛气凌人的派头，哼着鼻子说了一通“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指责团中央领导“文革”不力，已步入歧途。她最后气焰嚣张地说：“团中央非改组不可，你们回去吧！”

8月6日，骄阳似火，酷暑难耐。北京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关于宣传反动的血统论的辩论会。康生、江青到会讲话。康生在讲话中杀气腾腾地攻击团中央有严重错误，说：“团中央某些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镇压革命这一方面。‘改组共青团’这一要求是很正确的。”江青更是怪声怪气地尖叫：“红卫兵小将们，我坚决支持你们，向你们问好！”

胡耀邦预感到一场横祸即将降临。果不其然，8月13日至15日，一些红卫兵和中学生占领了团中央机关大楼，团中央机关工作陷于停顿，受到“造反派”和红卫兵的严重冲击。有人公然指责共青团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生产团”，胡耀邦一夜之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反革命”，接着又成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忠实走卒”，被革命造反委员会“打倒”。

当时，谁都没有想到，毛泽东批评团中央派工作组进驻中学是错误的，他说：“团中央应站在学生一边，但却站在了镇压学生一边。”又说，“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工作组镇压了学生运动”，“历史上只有国民党、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运动！”

8月13日，北京市中学生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批判团中央在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会上由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共青团九届中央书记处的决定。15日，在团中央系统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再次宣布改组团中央书记处、成立临时书记处的决定。临时书记处书记为路金栋、王道义。胡耀邦则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撤销团中央第一书记及其他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形势急转直下，急风暴雨似的红卫兵运动搅乱了整个社会秩序，并逐渐被林彪、江青一伙所利用、操纵。他们在“文革”中篡党夺权的政治野心急剧膨胀，用极其卑劣的手段，企图打倒一批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首先拿团中央的胡耀邦“开刀”。

在“文革”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团中央机关内外，贴满揭发“三胡一王”（即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王伟）的大字报。本来胡耀邦患病严重，在家休养，可以不管团中央的工作，但他主动站出来，要与书记处的其他同志同舟共济，患难与共。江青趁机诬蔑说：“胡耀邦这个‘红小鬼’是自己跳出来的。”从此，每日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戴着红袖章，手举“红宝书”，狂吼怒叫，冲进团中央机关大院，把胡耀邦一次次揪出来“示众”。一群身强力壮的造反派押着他，将他强行拖到批斗台上，又是揪头发，又是拳打脚踢，给他坐“喷气式”，接受惨无人道的批斗，有时一天轮番批斗10余次，其状惨不忍睹。

烈日之下，他们按住胡耀邦的头颅，把他的两手反叉到背后举着，一晒就是几个小时，对他进行无休止的谩骂和侮辱。无论“造反派”怎样叫嚣“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对他拳脚相加，连胳膊也被扭伤，但胡耀邦守口如瓶，从不说一句违心的话。一连批斗10多天不让他回家，被软禁在一间小平房里，对他人身折磨，随时接受批斗。

1994年12月12日，与胡耀邦有莫逆之交的团中央书记处原书记、中共中央纪委书记李昌80华诞，笔者恰巧在这天特意赴京访问了他。李昌向笔者回忆了一件与胡耀邦患难与共的往事，催人泪下。1953年6月，共青团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胡耀邦作工作报告，李昌作修改团章的报告。两个报告中都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字样，在修改的团章（草案）原文中，本来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也被删去了。

可是，时隔13年之后，在“文革”批斗胡耀邦时，“造反派”把他在工作报告中删去“毛泽东思想”5个字作为“反毛泽东思想”的“铁证”，叫他“老实交代”。

事真凑巧，本来已调到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任副主任、党组书记、兼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的李昌，也被押到团中央机关大院，和胡耀邦一起接受批斗。

当造反派声嘶力竭地叫嚷：“胡耀邦，你这‘三反分子’，1953年作团中央报告时，为什么把‘毛泽东思想’删掉？这不是反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必须老实交代！”

面对造反派的残酷批斗，胡耀邦泰然处之，双目炯炯有神，不慌不忙，思维敏捷地回答：“这，我敢承担责任，具体经过情形我记不清了，你们可问无产阶级司令部。”

“胡耀邦不老实，就叫他灭亡！”怒吼声此起彼伏，对他批斗得更加凶猛。

就在这关键时刻，李昌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回答造反派：“这是我删去的！”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场哑然，大家将惊疑的目光一齐投向这位个子不高、温文尔雅、戴着近视眼镜、年过半百的中年人。

会场空气似乎要凝固起来，静得令人窒息。李昌的声音在空中回荡：“团章的‘毛泽东思想’几个字是我亲手划去的，当时我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在团中央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我作修改团章的报告。因为当时毛泽东主席派陈伯达帮助我们起草文件，是陈伯达传达毛主席自己的意见，为了巩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消除猜疑，他要求不要再提‘毛泽东思想’。因此，报告中才没有出现你们提到的‘毛泽东思想’这几个字。”在那危难时刻，李昌能仗义执言，引火烧身，这需要多大的胆略和气魄！这只有无私无畏的勇士才能有如此壮举！他的高尚情操、凛然正气，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嘘！”“啊！……”会场上一片喧闹声。真相大白，造反派得知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传达毛主席本人的意愿，删去了“毛泽东思想”几个字，胡耀邦又何罪之有？

李昌这一壮举，为胡耀邦解了围。批斗会结束后，在团中央礼堂门口，面容憔悴的胡耀邦和李昌会意地注视着，此时无声胜有声，传送着患难与共的深情厚谊。

然而，造反派批斗胡耀邦仍然无休无止。每天，由北京和全国各地来京串连的红卫兵小将轮流批斗达数月之久，胡耀邦连腿脚都红肿了，站立不住，也不放过他。随着形势的急剧发展，造反派对他批判得更凶狠。

造反派对他吼道：“胡耀邦！你是‘三反分子’！”胡耀邦坚定回答：“我不是‘三反分子’！我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共产党人！”造反派又吼道：“胡耀邦！你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胡耀邦正气凛然地回答：“我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派！我有错误，不是‘死不改悔’，欢迎小将们批判！”

又有人吼道：“你和刘少奇、邓小平是怎样来往的？”

胡耀邦诙谐地回答：“同志们，这个……说不得啊，你们可问无产阶级司令部！”

无论造反派怎样气焰嚣张，大打出手，他都无所畏惧，镇定自若，顶住重压，不讲违心的话，不泄露国家机密，不损害任何同志，维护了同志又保持了自己的尊严。

胡耀邦因痔疮复发，住进了协和医院，造反派也几次揪他到大会批斗。有一次斗得很惨，被打得鼻青脸肿，腰椎骨受到挫伤。造反派还要继续揪斗。一位女大夫挺身而出，义正辞严地说：“胡耀邦有心脏病，非常严重，在会场上把他斗死了，谁愿负责谁签字！”这一招真灵，造反派不敢再随意批斗，医院就这样保护了胡耀邦，使他免遭皮肉之苦。其实，那时胡耀邦并没有心脏病，是这位女大夫的斗争策略。胡耀邦的严重心脏病，是在1987年时引发的。

面对没完没了的批斗，胡耀邦心怀坦然，安之若素。他还十分幽默地向其他老干部传授他本人应付群众揪斗的决窍：“造反派来揪斗时，要注意两点：一是要预先穿上棉袄，双手抱得紧紧的，以免两伙造反派你拉我拽时受伤，而且可防止患上伤风感冒；二是一定要穿上皮鞋，混乱情况下可免于双脚被踩痛，穿其他鞋子就不行。”

有位“文革”初年轻不懂事，成为人大“三红”组织骨干分子的学生后来回忆说，他曾经参与揪斗过许多中央高干，其中有彭真、陆定一、伍修权、胡耀邦、方毅等，并且进行面对面的交锋，留下极深的印象。他说，其中以彭真较难对付，问话时他总披上一件军大衣，双目紧闭，一派爱理不理的模样，对于各种问题动辄说记不清楚了，或者干脆说忘记了。及至红卫兵发怒，拍桌子训斥时，彭真索性耷拉着脑袋，拒绝作答。这也可能是因为彭真每天要应付几十批人的车轮大战似的训话，身心疲惫，不得不如此。答话时思路清晰，反应敏捷的，要数胡耀邦和方毅。尤其是胡耀邦，回答时双目炯炯有神，似乎态度诚恳而合作，结果什么实质性内容也没有。造反派拿他无可奈何。

本来，团中央机关“造反兵团”的小将们，还是了解胡耀邦为人的，他们把进驻机关的一些红卫兵组织赶走，又在大门口贴出了布告：“走资派胡耀邦由本军负责批斗，外单位任何群众组织不得入内”，门口还派了“重兵”把守。这样，成批的红卫兵被拒之门外，不啻给胡耀邦解了围，至少暂时能避免这种没完没了的批斗，免受突然袭击与皮肉之苦。

1968年初，军代表进驻团中央机关，美其名曰要把“牛鬼蛇神”集中起来学习，实际上是关押起来，实行所谓群众专政，过“集中营”似的生活。胡耀邦患有痔疮，每天早晚都要用药水洗。一天凌晨，他蹑手蹑脚拿着脸盆去洗患处，由于心里紧张，担心影响别人睡眠，反而一不小心把铜脸盆掉在了地上，所有同寝室的人被他惊醒。有人破口大骂：“胡耀邦，你这人就是自私自利，你晚上吃了安眠药倒床就打呼噜，我们好不容易睡了一会儿，你起来就把大家闹醒，光凭这一条就该斗争你。”

胡耀邦站在那儿发愣，满肚子的委屈和尴尬，他感到世态炎凉，刻骨铭心。

随着林彪、江青等人的肆虐和挑唆，大批判愈来愈深入。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有人揭发他反对毛主席，证据是他说过“太阳也有黑点”；有人揭发他反对林副主席，证据是他反对无论什么事都要突出政治，说“游泳时要突出鼻子，不然就要呛水”；有人揭发他反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证据是他说过“康生这个人一贯‘左’”。不一而足，都是莫须有的罪名。在两年多的漫长日子里，胡耀邦忍受了机关内外无数次批斗，精神上受到了种种折磨，他明显地消瘦了，变得沉默寡言了，他脑海里翻腾着各种疑问，感到无限的困惑，他静观形势的发展。他终于能够回家了，得以与亲人团聚。

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当时是北京市纺织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也作为走资派挨批斗，失去了人身自由，造反派不让她回家。她心急如焚，日夜思念着胡耀邦的安危。胡耀邦也惦念着遭受磨难的妻子。夫妻在浩劫中度日如年。

一天夜晚，苍穹空阔，月牙斜挂，星斗寂寥，李昭回到家里。胡耀邦因痔疮复发也在家养病。只见他形容憔悴，面色蜡黄，两人相顾无言，痛心不已。

“李昭，你受苦了！”胡耀邦用爱抚的话语打破令人窒息的沉默。

“耀邦，你受的人身侮辱和折磨我早有所闻。”李昭哽咽语塞，心潮翻滚，任泪水在瘦削的面庞上流淌。

胡耀邦愤怒地在室内疾走，他的自尊心被强烈扭曲、无情践踏之后，他的灵魂在怒吼：“‘文化大革命’究竟革谁的命？”

心情稍许平静之后，他怀着辛酸的感慨，安慰李昭，也像是自慰：“痛苦和折磨，往往是生命的探险，你顶住了，就探险成功，顶不住，就算失败。不管他们怎样批斗你，折磨你，你都要实事求是，相信党、相信人民，永远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亲切的关怀和爱抚，使李昭得到无限的慰藉，她喃喃道：“耀邦，你放心吧，请多加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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