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 “厨房政治” 谈笑间苏联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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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政治”谈笑间改变苏联
本报记者 张慧 《 青年参考 》（ 2014年06月18日   13 版）

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楼”的兴建结束了苏联公众没有私人厨房的历史。尽管条件简陋，人们获得了畅所欲言的空间，叛逆的火花从此在锅台和饭桌旁闪亮。

    俄罗斯作曲家朱丽叶斯·金曾谱写一曲《莫斯科厨房》，讲述持不同政见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故事。他歌曲中的厨房“是茶馆、甜品屋、煎饼店、书房、赌坊、客厅、舞厅和醉鬼聚集的地方；吟游诗人们在那里度过整晚……10平米的小屋招待着100位宾客。”

    这首歌还提到：“这是颠覆思想成长扩大的地方，苏联的厨房，自由讨论的故乡。”近日，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播发系列节目，帮助人们重温苏联“厨房政治”的兴起。

    斯大林时代，厨房里气氛紧张

    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苏联经历了疾风暴雨式的工业化，大量劳动力从乡下涌入莫斯科。彼时，苏联政府的头号课题就是为这些人找到住所。于是，新生的工人们住进富人和资本家曾经的豪宅，七八个家庭挤在一套房子里，共用厨房和卫生间。

    “共产主义公寓就像是苏联社会的缩影。”《苏联烹饪艺术》一书的作者安雅·冯·布雷泽写道，“各行各业的人住在一起，有些甚至是阶级敌人。官方的说法是‘致密化’，标准配置的生活空间为每人9平方米。”

    拥挤的公寓内，可供烹饪和储存食物的空间十分有限。从当时的老照片看，厨房中到处都是晾衣绳，湿衣服上滴下的水可以直接流进炉灶上的煎蛋锅。

    目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的俄罗斯文学教授格雷戈里·弗莱丁，就是在“共产主义公寓”中长大的。上世纪40年代，他与另外10户家庭住在距克里姆林宫只有5个街区的房子里。他告诉NPR：“我家的邻居是在太平间清洗尸体的人，有两间屋子的主人是克格勃；还有一个女人，她的丈夫因为从供职的面包厂偷面包，在牢里服刑。”

    公共厨房里，每个家庭都有一张摆放锅碗瓢盆的小桌，4个锅位的电气灶通常有两部。人们飞快地做饭，交替使用厨房。“他们在厨房做饭，但从不在那里吃饭，他们会端着锅穿过走廊，回自己的房间开饭。”玛莎·卡普说。她在莫斯科出生，后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工作。

    俄罗斯作家和记者亚历山大·吉尼斯认为，当年，厨房是最危险的地方，“共产主义厨房就是战区”。那时的厨房气氛紧张、冲突频发。“水壶和锅上都作了标记，”诗人爱德华·申德罗维奇回忆称，“邻里关系特别紧张的时候，连柜子都要上锁。”他还以严肃的语气补充说，“共产主义厨房可不是款待朋友的地方。我想，这正是发明这种厨房的原因。每个共产主义公寓中都有很多双眼睛在监督你。人们互相举报，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出卖你。”

    NPR称，早期的苏联政府将私人厨房视作假想敌，担心人们会在那儿谈论政治。吉尼斯则认为，“没有厨房”才是最早的“厨房政治”：“厨房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一个家庭如果拥有了厨房，就在某种程度上有了私人生活和私人资产。”

    “厨房辩论”后，民生受到重视

    退休的布朗大学教授谢尔盖·赫鲁晓夫是尼基塔·赫鲁晓夫之子，后者在1953~1964年间掌控着苏联的命运。谢尔盖解释：“斯大林时代，对理想生活的描摹是人人平等，把女人从厨房的苦役中解放出来，让她们发展独立人格，弹钢琴、写诗、作画，而非做饭洗衣。”

    随着斯大林逝世和冷战加剧，苏联的目标变为赶超美国。1959年，美苏进行了第一次文化交流：在对方国家进行展览。苏联在纽约展出了人造卫星、核动力破冰船和高大的工人塑像；美国在莫斯科的展览则主打生活方式，展品包括爵士乐、篮球、一排排高跟鞋、抽象艺术，以及加长的美国汽车。这场展览让苏联人见识了许多闻所未闻的高档消费品。

    对很多有幸观展的苏联公民来说，最抢风头的是百事可乐。“人们争先恐后地拥挤在百事可乐的展示区前——那儿正在派发装在纸杯中的可乐。”弗莱丁当时只有13岁，却对此记忆犹新。当时，距百事成为第一家正式进入苏联市场的美国企业，还有整整10个年头。

    美国中情局的解密档案显示，这次交流活动的高潮发生在“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展区旁。其中的“典型美式厨房”，包含了闪闪发亮的冰箱、洗碗机和所有最先进的电器。

    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出席博览会的开幕式，就在“样板厨房”旁与赫鲁晓夫展开了一番唇枪舌剑。“他们来到这个厨房，”谢尔盖回忆，“尼克松谈论着美国的成就，我父亲谈论苏联的成就。他们争论着哪种制度更好。”

    1959年的《纽约时报》记录了当时的谈话。“在政治问题上，”赫鲁晓夫说，“我们不会认同你们。打个比方，米高扬喜欢加了胡椒的汤，我不喜欢，但这不妨碍我们和平相处。”

    “你们可以学习我们，我们也可以向你们学习，”尼克松答，“让人民选择住哪种房子，喝哪种汤，追随哪种理念。”

    在厨房旁的方寸空间，两人的话题从核战争、经济计划一直延伸到外交事务。而在吉尼斯看来，他们谈论的焦点，归根结底是“人们过怎样的生活，该怎样糊口”。

    以这次辩论为里程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了东西方冷战的新战场。

    “赫鲁晓夫楼”孕育出新思想

    事实上，赫鲁晓夫当上苏联的一把手后，首先注意到的问题就包括住房和食品的短缺。“人们想要住在自己的公寓里，”谢尔盖说，“这在斯大林时代根本不可能。父亲执政后，保证说要大规模兴建住宅楼，而且每套公寓只住一家人。”

    这些被称为“赫鲁晓夫楼”的住宅外观一致，是用预制混凝土板建成的5层小楼。“那种房子很糟糕，你能听到邻居的动静，”申德罗维奇说，至今，他仍然记得低矮的天花板、窄小的卫生间和厨房。

    然而，“不管多小，它终归是你自己的。”卡普说，“厨房终于成为人们可以聚在一起说话，而不必害怕邻居偷听的场所。”

    这些私人住宅成为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人崭新生活的标志。相应地，赫鲁晓夫执政的日子被称为“解冻时期”。“就像在冬天，虽然大雪茫茫，但已经能够窥探到新绿，而新草正在长出来。” 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说，“赫鲁晓夫时代比之前自由了很多。”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最多只有3~5平方米面积的私人厨房成为文化艺术的聚集地。人们在那里听音乐、朗读诗歌，盗版翻录的磁带在那里交换，就连被禁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也在那里传播。人们甚至会进行政治辩论，一些“地下”民间社团开始形成。

    “厨房中的人是你最亲密的朋友圈，”吉尼斯说，“进入厨房，你会拿出伏特加，从阳台上拿些吃的”，接下来，谈话就在腌卷心菜、煮土豆、沙丁鱼间进行。

    谈话的主题经常涉及政治。尽管这么做有风险，很多积极分子还是争相表达对当局和官方意识形态的不同观点。他们讨论外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通过乌托邦式的畅想规划国家的未来。也有些人将辩论变为行动，结果不是身陷囹圄，就是背井离乡。

    “俄罗斯之声”网站称，即便是与知识分子和异见人士无关的普通人，也通过创作和传播政治笑话，嘲笑苏联领导人和许多荒谬的规定。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是：一个流浪儿告诉另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昨天我在街上遇到列宁了。”“你说了什么？”“我说，‘列宁爷爷，给我一个面包吧’。”“他怎么说？”“他只是看着我并竖起中指，但他的眼神是那么慈祥……”

    当然，说起这些笑话的时候，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门窗紧闭，即使是在私密的厨房中，普通人仍对克格勃心有余悸。人们担心监听器和隐藏的麦克风，不是拔掉电话线，就是用枕头捂住电话，或者打开自来水管掩盖交谈声。

    “我们中有人被跟踪，”弗雷丁说，“有时，看到克格勃在公寓外或楼梯口‘站岗’，我们就知道晚间会有人被捕。”

    是反抗的标志，也是清谈的象征

    “苏联人发展出特殊的厨房文化，原因在于人们没有可以见面的地方。” 申德罗维奇指出，“你不能在公开场合或者工作单位讨论政治，也不能到咖啡馆去，它们都是国有的。于是，厨房就成为政权触及不到的地方，俄罗斯文化在那里存活下去。”

    在厨房聚会上，除了政治话题，人们还会朗读和传阅被当局禁止的文学作品。通过笔耕或打字，制作“手抄本”，以便传阅。1973年，卡普的一个朋友拿到了《日瓦戈医生》的民间打印版本，开始了手不释卷的彻夜阅读。她舍不得将这本书借给别人，便向卡普发出邀请，“你可以到我家的厨房来读这本书”。卡普欣然前往，用4个下午“消化”了这部名著。

    让吉尼斯印象最深的，则是和家人共同阅读3卷本的《古拉格群岛》。全家人围坐在厨房的餐桌周围，轮流朗读。“我们害怕邻居听见，所以等她睡着后才开始。爸爸、妈妈、哥哥、我，还有没受过教育的奶奶，坐在桌边彻夜读书，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个夜晚。”

    与地下出版物一样受欢迎的还有音乐。“我的歌曲就是我对现实事件和新闻的反应，”朱丽叶斯·金表示，“我会根据人们在厨房中讨论的内容写歌，并在讨论中演唱它。如果有人随身带了录音机，就会录下来，在别的聚会上播放。音乐像有趣的故事一样迅速传播。”

    多数家庭添置了收音机后，全家人不时会聚在厨房收听BBC、美国之音等境外广播电台的节目。“这是我们厨房生活的一部分，”沃伊诺维奇说，“这是一个自由的窗口。”

    厨房中还会举行艺术展览，甚至小型音乐会。文化和精神层面的碰撞，成为许多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灵感的源泉。

    时光飞逝，苏联早已成为历史，苏联时代形成的习惯却没有随之消失。“厨房谈话”的内容或许随着时代在改变，但它对人们的意义始终未变。如今的俄罗斯人，仍然习惯于围坐在厨房的桌边，谈论电视和报纸上讳莫如深的话题。“俄罗斯之声”称，正因为如此，“厨房谈话”既被视为反抗官方权威和意识形态的标志，也是“光说不做，只为清谈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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