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当代知识界的悲剧——以颂扬国家代替限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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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有删减）

作者：任剑涛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民国以来，回应中国危机——中国向何处去，可以说提问成功，而方案失败。所谓“提问成功”，包括三个问题：

第一，中国传统政治已经遭遇了根本性危机，激进主义通过革命来凸显，保守主义想通过价值重建凸显，自由主义想通过西方现代性发展的引进来凸显——总而言之，现代性转型不可规避。

第二，中国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通过西方力量的介入或者帮助来解决中国问题。包括政治人物在内，像蒋中正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既拒绝美国的道路，又拒绝苏联的道路，要开辟一条符合礼义廉耻的儒学之路。中国知识分子也认识到，中国的转型之路必须依靠本土化的方案才有未来。这种追求被概括为：“花果飘零，灵根自植”。并且，这一点无论是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三派是有共识的：既不归宗于祖宗无能，也不归宗于外面的侵略，最关键的是归咎当下我们自己的无能，中国所有问题没有解决，是当代人在当下作出的现实反应不到位。

第三，多派竞争之后让人明白，中国的问题不能由一家包揽。虽然直到今天各派的自我期许依然很高，大家依然在批评中国的左右分裂，但是现在基本上各家都意识到科斯的思想市场已经在中国出现了，各派互不买账。

在这个意义上，三家竞争最大的价值在于不要以为谁能够包办中国问题，不要以为自己站在正确和真理的一方和制高点上，也不要以为中国是先建立共识再开始共识性改革。各派打破这个幻想之后，思想竞争会非常强烈。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社会是在分裂性的思想聚变下去设计、构想中国未来，去展开谋求中国未来的蓝图。在实现这个蓝图的过程中，这几个方面是多元竞争，他们想解释一个中国结构性转变，开始往下走，因此三派的提问，是非常重要的。

但说提问成功实际上也就埋伏着没有解决问题的潜台词。这三派都有一个幻想：靠思想文化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直到今天也是如此。比如，大陆新儒家自认为把儒学拿出来就能够解决问题——葛兆光的断定实在是太正确了：异想天开。因为新儒家手里没有什么资源和政策，也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资本。激进主义也是如此。陈独秀是激进主义的鼻祖，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的伦理道德都是不可靠的，所以激进派的思想都是服务于暴力夺取政权的政治实践——这一系列都是从陈独秀的“最后之觉悟”思想里推导出来。但是激进派也还是看重笔杆子。迄今，中国社会不愿意去解决主要问题，而对文宣高度看重，其实就是激进主义没有明白中国并不可能靠他们的激进方案来解决问题。这种看法也是一种严重的自恋，因此他们和新儒家是一个面向的。自由主义当然表现的最苍白，属于调和折中派，属于第三党，这都是自由主义尴尬的命名，说白了就是无能。但是自由主义也认为，自己的设计就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当国共两党军事和意识形态之争在1945年激化之后，第三党以为自己的方案最可靠，这是一个最悲剧化的表现。

这三派共同的幻想在今天应该终止了——你可以设计方案，但是丝毫不发挥影响。这就使得争论的三派变得更冷静一些。三派都不要以为自己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天下问题一蹴而就地解决，这不可能。这是第一个自我开解的、单方面解决不了的中国问题——思想界有其影响力，但是一个非常缓慢、渐进和积累的启蒙过程。并且，思想界的启蒙也不能靠哪一流派来解决，而靠互相竞争。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现代复杂的思想处境，需要推动国人形成理性、客观、合乎现实的现代判断。所以需要公众、企业、知识界、政界携手慢慢去解决，但是逼近的目标一定是自游抿猪，是依宪治国。

历史地看，中国的政治人物推卸责任，对思想界也有负面影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是我们的行政习惯；“打天下者坐天下”，是我们的政治习惯。这两个习惯毒化了中国政治人物。我们要谈的是反过来他对思想界造成的影响：中国思想界有种独断专行之风，三个流派都自命能够一览无余的解决中国问题。更关键的是三个流派都以知识权力的争夺、政治表态优先于解决问题。在我看来，儒学可以说是在三大脉络里面发展最完整的，气势最宏大，在理论上贡献也最值得关注的，因为只有他们现在拿得出像样的作品。激进主义没有像样的理论作品，自由主义也是。但是他们三派都掩盖了中国真正的问题所在。

这种掩盖问题的现象与论述者的知识背景有关。解释中国向何处去的，主要不是社会科学的学者，而是人文学科的学者——他们谈论原则的热情过高，而对制度的研究、分析、指引、设计和向社会渗透的能力非常低下。社会科学没有全面进入三个流派的讨论——这是在学术构成上来讲，没有解决的问题。

但是社会科学进入核心问题讨论，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社会科学支离破碎的实证研究，从而缺乏社会理论。中国今天所缺的理论其实不是政治理论，而是社会理论。社会理论是针对整个人类传统社会结构转变为现代社会结构建立起来的，最重要的涂尔干、马克斯·韦伯等人。卡尔·马克思往前走了一步，把社会理论变成了社会革命理论——他是颠覆社会现代秩序的。中国现代学术没有社会理论，用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充作社会理论。到今天，中国谈论社会理论最热情高涨的其实是激进主义的衰变产品，就是大陆的新左派。比如汪晖。

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一个社会，所以基本的设计就是国家主义的假设。因而国家主义在实际上的行为当中被无限扩张，国家在操作层面吞噬了社会。汪晖说他提出了中国社会理论的新起点，最大的争议不是他具体论证的正确与否，而是他误植了对象，是一个伪社会理论、是“强扮社会理论”，他在解构社会的时候，反而认为自己是在建立一个社会。因此他愤怒地批判中国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时候，实际上是抵抗现代社会而要从前现代社会直接变成一个后现代社会。

当社会理论不能出场的时候，出场的都是国家理论，二者本来应该是相携出场。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前，西方在整体性上的社会理论都得到了很好的建构：一方面是国家权力；另外，社会是两个轮子，一个是盈利性社会就是现代企业，另一个是非盈利性社会——公民的自治组织、公益组织。但对中国来讲，社会学把社会建构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的复述。比如，《江村经济》写得是很好，但是对裂变状态表述到位之后就结束了，而更关键的这个表象变化是怎样的实质变化过程，社会学理论家没兴趣，也没有人把转型社会说清楚。因而中国思想界的国家理论就极度发达，但国家理论的发达并不是自约翰·洛克开始到现在的复杂国家的演变过程，而是一个颂扬国家的理论。

再比如，李泽厚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启蒙错了对象，基本问题都误植了。那么“救亡”也救错了：把独立主权，误解为国家权力、中央王权，人们崇敬的是权力重建，而不是国家机制重建——国家机制重建首先强调权力要分割，社会要制约国家。但是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对这些都没有兴趣。因为这对现实中已经强势建立的国家机构来说，是不讨好的——这是知识界的集体思维，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

所以，知识界总体上对国家-社会的分割是麻木的，但这个知识界虽然麻木却又是自负的，这非常要命，还把自己对国家的希望紧贴到国家权力层面——中国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都在盯着国家权力重建，而国家权力重建的现代性问题与中国期待圣君出现的传统型问题一扣合，就变成期待一个圣明君王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于是中国不可避免的陷入个人崇拜。

这些问题中国思想界都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而正因为没有很好的解决，思想界应自我清理、残忍地剖析自己的责任，并抑制跳出战壕为国家筹划的冲动。但今天思想界是极不严肃的，还是一幅自己拯救天下的冲动，想去解决中国往何处去，这应该说知识界的一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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