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炯华：怀念李其驹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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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李其驹老师

作者：王炯华

1962年，我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李其驹先生是哲学系副系主任。他是系领导，是老师，我只是在1963年校庆学术讨论会听过他一次学术报告。我们真正建立起相亲相知的师生关系，也是从“文化大革命”中为李达校长翻案开始的。

在为李达翻案那些不平常的日子里，我们“主义队”四五位头头和铁杆队员，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二区二号李先生家里，“钟山风雨”康先生当时还未成家，就住在李家，余、萧、陶先生也几乎每天晚上准时来李家。常来李家的还有“赤胆忠心”张学义和王晓芳。所以二区二号李家实际上成了为李达翻案的策划处和联络站。这在“文革”那样的风口浪尖上，李先生，还有牟先生，他们承担了多么大的风险啊！

在我们每晚的聚会上，除了进行为李达翻案的种种具体活动，还常常漫无边际地神聊。“钟山风雨”五位“战将”， 除余先生大概因为是资深高干而不太外露外，其它四位再加上牟先生，真正是神聊高手！他们知识渊博，思想活跃，语言风趣，谈吐不凡，对于我们这几位学生，他们漫不经意的神聊，却无异是一场场生动有趣的课目。通常是弄完翻案事，他们再来一番神聊，就到了转钟。这时，兴味未尽，肚子却饿了。于是，李先生二姐就去下一大锅面条，翻出牟先生做的上好的泡菜，我们吃完以后，继续听他们神聊，常常到拂晓。那时粮食是定量凭票供应，真不知道牟先生哪有那么多面条。后来我问李先生的二公子卫星君，他那时还是红小兵，也不知道。我猜想，很可能是从1958年以来就通宵达旦读书写作、几乎从不吃早餐的康宏逵先生积攒的粮票。他当时尚未成家，就住在李老师家的楼梯间。我调入华工后，他一次就送我100斤全国通用粮票。可见当时只有他才有那个实力，当然，更是因为他豪爽。但行文后，终归不放心。2018年10月5日，我向在美国养老的米寿老人牟老师微信求证。她即示复：“康先生住在我家，我未向他要过粮票。二姐算是我们家的人，她的粮票也和我们一起用的。是我们自己省下来的。我们没有向任何人要过粮票。”牟老师真是太了不起了！有幸聆听五位先生的神聊，是我在武大集中受教、乃至终生受益的幸事；牟老师给神聊师生们以面条佐泡菜宵夜，也是武汉大学“文革”绝无仅有传奇。


李其驹、牟瑞雯先生。

在那些日子里，因为与李先生、牟先生已经很熟了，我还骑丢了他们的一辆旧自行车，戴了他们的一块旧手表。可是，这样的日子持续一段时间就进入“文革”的派性和武斗。在艰难地对峙一段时日之后，我们“主义队”自身难保，“钟山风雨”的“战将”、我尊敬的五位老师，开始是东躲西藏，后来是一个个“落网”，被抓起来重新专政，罪名又多了一条：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我也于1968年夏被对立派打伤，接着分配去湖南邵阳县教中学。李先生因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曾于1967年3月和余志宏先生联名给关锋并转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最后被弄到北京“学习班”。

1977年4月下旬批林批孔运动中，我终于与李先生取得联系。我给武大党委写公开信，也给校革委李文钧副主任写信，要求回校参加运动。校革委办给我单位发电报：“三号信箱党委转东辉根据中央12号文件精神请坚持就地闹革命有什么意见要求书面寄来李文钧住院校革办”。我给李先生寄去一些材料，5月17日，他回信说：“您致武大党委的公开信，我已看过，目前武大的形势尚不宜贴出。您暂时先不来汉亦可。”

1978年我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生。6月27日，我乘6次特快从衡阳赴京参加复试。我趁机在武昌下车，回到离别十年的母校看望老师，住在陶先生家里。当晚，陶先生陪我造访二区二号，拜望李、牟先生。“春风日行一千里，赴京科考展翅飞。黄鹤又飞珞珈山，访师兴会话离别。”28日上午，李其驹、萧萐父和卢文筠先生来到陶先生家相聚，也是为我作复试指导。北京复试后，我因政审不合格而未被录取。

我想从事专业理论工作或调大学任教，曾给李先生写信。1979年6月10日，他回信说：“您询问《江汉论坛》的情况，是否有意去此处工作？该刊编辑很乏人。如有此意，我们可促成。”另一方面，我也想加强俄语训练，提高业务能力，向湖南省图书馆等单位和李先生询问原版哲学社会科学文献。这年11月21日，他不仅给我寄来亚历山大诺夫的一本论文集，而且回信鼓励说：“从陶老师处得知你的一些情况，你勤于执笔写些东西，很好！”信中说他们正在编辑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达文集》，还拟写《李达传》，“如能有你们一道参加战斗，那该多好啊！”“志宏同志已彻底平反，为了准备充分一些，追悼会拟在明年元月初举行，届时定给你发通知。”期间，他还给我寄来《武汉大学学报》纪念李达的专辑。

我正式收到武汉大学余志宏同志治丧小组1980年10月3日通告。“我这受牵连的学生也被承认为‘生前友好’，受到邀请”。我因事未能参加追悼会，寄了挽联和《忆秦娥•凭悼余主任》。事后，其驹师寄给我《余志宏同志追悼会挽联、唁电、唁信选登》，让我分享喜悦和追念。其中，他还代我写了首挽诗。
此时，李先生虽然已不是“黑帮”和“现行反革命”了，但在武汉大学的处境并未得到什么改善。1980年，他应邀去华中工学院主持成立哲学研究所。那年，我也在全国统一招考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考试中考上助理研究员，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选录。他到北京要人时，有人向他推荐说：“你还来北京要什么人，你的学生王炯华不是现成的么！”于是，12月9日，他给我写信说：“我和陶老师商量，很希望您能来华工，似乎比去北京或留湖南为好。李少白同志早已去华工，现任华工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副主任。我已托他将您的情况转达华工的领导，同时解决您爱人的调动，现在主要看您个人的意见。”并说他11日去北京处理《李达文集》事宜，“如您同意去华工，可速写信至石曼华同志处转我，我在京找社会科学院商量，由该院证明您考试成绩符合录取助理研究员，因家属进京有困难，本人愿意去华中工学院，他们表示同意。这样，华工就可据此确定您的职称。您给我来信时，您可附上一封给社会科学院有关单位（即负责招考单位）的信，表明您个人的上述要求，便于我前往交涉。”这对于我，真是天上掉馅饼！他来不及征求我的意见，就从社科院提走了我的档案，接着才给我写信说：你愿不愿意来华中工学院哲学研究所？要是愿意，可以全家一起来。我当时正愁去北京解决不了全家四口人的户口，还有房子。我立马开始办理调华工的事。可是在审查我的档案时又出了问题。那是1973年我在邵阳县转正定级时，因为跟所在学校的一位领导发生过一些矛盾，他居然在我的监定上写下了这样的话：领导要他上山，他就要下河；领导要他下河，他就要上山。我本人当然不知道，可是档案上就是这样白纸黑字地写着。其时正在批头上长角、身上长剌的反潮流人物，华工审档的人以为我也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人物，便感到为难。结果又是李其驹老师，还有早先调入华工的李少白老师出面为我说情。他们说，王炯华绝对不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他档案上的监定，只能反映他当时在农村公社中学教书受到很大压抑，不善于处理与那所学校领导之间的关系。于是，1981年5月，我终于举家来华工。

我来华工哲学所后，做了秘书。一边教学，一边协助所长其驹师工作。那时，他在名誉所长、华工院长朱九思先生的支持下，又有他已调入华工哲学所的好友、也是我的老师康宏逵先生的智策，真是雄心勃勃，想在主要是工科背景的华中工学院，办一所一流的哲学研究所，为华工向综合大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其驹师的主要工作就是聘请哲学界的知名学者为兼职教授，以壮声威；在全国物色和调入崭露头角的硕士毕业生，作为研究和教学骨干；举办助教进修班，摸索文理渗透、培养人才的道路；申报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点，培养硕士研究生。由于他富有办哲学系的经验和组织才能，各项工作都进行的有声有色，取得了预期的成功。短短二三年，就使华中工学院哲学研究所异军突起，引领全国理工院校新潮流。期间，只要晚上有时间，我又常常有幸聆听其驹师、康老师，还有已调入中南民族学院的牟老师他们那常过转钟的神聊。

但是，在已有相当传统的工学院办哲学研究所，本身就困难重重。尤其要命的是，在哲学所扬帆远航、风光正好之时，又遭遇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所引起的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哲学所崭露头角的黄克剑先生被祭旗，他悲壮地调走之后，接着，好不容易调入的其他青年才俊也一个个走了。随后，康宏逵先生因为志不能伸反受气，竟拂袖而去，回家做了以卖文为生的写作个体户。最后，其驹师心灰意冷，调武汉公安干部管理学院任院长。华中工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受挫，无疑使他受到又一次打击。


拜访二区二号李府师生照（1983）

其驹师很有才华和学术思想，很有组织能力，还是中共地下党员；但是在他年富力强之时，不仅很少有他施展才华和能力的平台和机会，而且在“文革”处于挨整受批的“运动员”地位，甚至档案中也有“特嫌”的问题。 他跟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都是壮志未酬身心瘁。

1987年，其驹师和牟先生去美国看大公子卫平，就在那里住了下来。后来，他们的三公子京怀也去了美国。他住在美国，不仅每年都给我寄圣诞贺卡，尤其关怀着我的研究。

因为其驹师的关系，在他去国之前，上海人民出版社就接受了我们师生合作的选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从清末民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几年的努力，书稿告成，他从美国寄来万字“绪论”，使此书在1991年得以出版。后来我研究胡汉民，在国内很难找到全面的资料，我只好向他求助。他为我跑图书馆，查阅和复印胡氏资料几千页。因为太重，他打了两大包，分两次由他内弟牟芳洁从美国带回交我，解决了我研究上的大困难。

2001年8月，其驹师因病不治逝世于旅居地大洋彼岸的美国，享年71岁。噩耗传来，我与我当年几位武汉大学哲学系同学隔洋遥祭，给与他如影相随、患难与共几十年的夫人牟瑞雯先生发去一份电子邮件：

其驹师既经地下斗争考验，更受“文革”摧残。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于国于民，问心无愧。李先生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知己，我们的榜样！更是炯华和耀先的恩公！想着他生前对我们的言传身教，他对我们的关心照顾，他的洒脱人生，他的笑傲“江湖”，他的聪明才智，他的学术思想，他的幽默风趣，他的音容笑貌……想着这种种的一切，我们心碎，哀思不尽，但我们无论怎样哀思，怎样哀悼，都不能报答他于万一！大洋万里，何止关山阻隔！我们不能为他执拂送行，只好在心里为他立碑！我们不能再为他做点什么，只好永远铭记着他这位良师益友！

（原载《珞珈》[台湾]，第158期；《学术界》2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