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福东：鼠疫险些革了中医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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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险些革了中医的命？

－－作者：韩福东

坐着救护车进入北京朝阳医院的两名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鼠疫患者，在2019年11月12日引发了一场轻微的举国恐慌。4天后，内蒙古确诊的另一名鼠疫病例加深了这种焦虑。

在此之前2个月，甘肃曾报告1例感染败血型鼠疫病例，患者最终死亡。这样的后果明显比北京来得严重，不过国人普遍忽略了它。这似乎说明发生在首都北京的疫情更容易被舆论所放大。

但另一方面，尚未导致死亡的三个鼠疫患者病例，就能让全国吃瓜群众心惊胆跳，也足以说明这个甲类传染病在大家心中的份量。

有关鼠疫的历史，是一部暗黑的死亡史，传统医学曾长期对其束手无策。中世纪的腺鼠疫爆发导致欧洲2500万-5000万人死亡，它也因此获致“黑死病”的恐怖名号，这是文献记载的人类最大规模的鼠疫流行。

在中国，万历和崇祯年间爆发的两次大规模鼠疫为明朝覆亡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它们是全球第二次鼠疫大流行的一部分。

最为现代中国史家所乐道的1910-1911年东北鼠疫，也呼应着1890年到1930年间另一次全球鼠疫的流行。只不过因为现代医学的发展，死亡人数在此期间得以锐减。在1911年召开的万国防疫会上，统计东北鼠疫死亡人数达4万多人。

时至今日，在现代医学的围剿下，鼠疫其实早已变得不再那么可怕。

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正处在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碰撞的时间节点上，在如何防治鼠疫问题上，传统中医和受过西方专业医学教育的医师之间，也不可避免发生很多冲突。东北鼠疫能够在失控之后又得以快速遏制，和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伍连德受命成为全权总医官密不可分。如果由一个资深老中医负责东北鼠疫的防治，结果必将迥然不同。

在与东北鼠疫博弈的过程中，伍连德要面对的一个难题是如何消解来自传统医学的各种认知障碍。

现在已成通识的隔离病患的做法，在当时却如同天书一般难懂，因为在传统中医心目中具有至高地位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将各种导致发热的瘟疫归因于外邪引起的“伤寒”，他所提供的“辨证施治”中并没有任何细菌学、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学的知识。

中国最著名的药典《本草纲目》则用巫术一般的语言解读与瘟疫有关的各种药物。不要说隔离病患，当时绝大多数中医甚至都不知道在诊治传染病患者时要佩戴口罩，可以传染鼠疫的飞沫在他们视为圣经的药典中一直被称为“神水”和“灵液”。

但伍连德比较好运的是，借由东北鼠疫的防治，传统中医的落败被政府和学界的有识之士所共同体认，一股学习西方现代医学的热潮随后开始。

01

旱獭又名土拨鼠，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列于“兽部三”，被认为是一种“主治野鸡瘘疮”的药物。除此之外，它的头骨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悬于枕边”，可“主治小儿夜卧不宁”。

在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之前，旱獭体内的鼠疫菌株已经多次引发大规模的传染疾病。但这位著名中医对此并不知情，他似乎认为鼠类比其他动物更能治愈疾病，所以在兽部四章的内容中，12种鼠被汇总单列为一章。

土拨鼠条目中这样写道：

肉，气味甘平，无毒。……煮食肥美。

——《本草纲目》

1910年10月，这种体内并非无毒而是时常携有剧毒菌株的小动物，与在俄罗斯乌利亚务工的华人有了亲密接触。很快，有7人暴死，这导致周边华工被驱逐出俄境，而他们回国之后又迅速在满洲里传染了其他人。

“哈尔滨疫症初发生时，毫不注意于防备之法，以致死人如麻。”疫情扑灭后，在奉天举办的万国防疫会上，来自国外的爱司勃兰德医生这样说。直到实行防御，一切防疫机关在在完备，疫症才归于消灭。

东北鼠疫之初，之所以毫无防备之法，首先是因为传统中医对这种传染病缺乏最基本的理解。谭晓媛在《公共卫生视野下的东北鼠疫防治研究(1910－1911)－－以政府职能为中心》中说：

“疫情爆发后，医生不懂隔离，只用中医瘟病方法治疗，把染有鼠疫的患者当成寻常伤寒救治。最终，甚至医务工作者也相继感染鼠疫死亡。”

“把染有鼠疫的患者当成寻常伤寒救治”，是经典的中医瘟病疗法，这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奠定的基调。

引发伤寒的“外邪”，被认为是一种“气”，对此明代著名医家张介宾在《景岳全书》卷十三《瘟疫》中的说法颇有代表性：

瘟疫乃天地之邪气，若人身正气内固，则邪不可干，自不相染。故避之之法，惟在节欲、节劳，或于房室劳倦之后，尤不可近，仍勿忍饥以受其气，皆要法也。

——《景岳全书·瘟疫》

所以避免被“外邪”感染瘟疫的办法，首先在道德上要一身正气，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完美，那就要节欲节劳保证温饱。它本质上是一种带点超验巫术色彩的道德医学。

如果正气有亏，或者欲念不够节制、身体过于劳顿饥饿，不幸得了鼠疫，中医也有药物治疗的办法。张仲景开出的方剂如白虎汤类、承气汤类、四逆汤类以及竹叶石膏汤、黄连阿胶汤、麦门冬汤等，一直被当作金科玉律，在清末仍普遍沿用。

中医罗汝兰1891年所著的《鼠疫汇编》认为鼠疫“无非热毒迫血成瘀所致”，他所开出的治鼠疫专方我们不妨一看：

生地黄5钱、当归1.5钱、赤芍3钱、桃仁8钱、红花5钱、川厚朴1钱、甘草2钱。

——《鼠疫汇编》

当传统中医仍沉浸在对古法的崇敬中不能自拔时，巴斯德研究所的细菌学家亚历山大·耶尔辛已于1894年在香港鼠疫患者身上分离出了鼠疫杆菌，探明鼠疫的发病机制。微生物学的发展，让传统西方与“外邪之气”一样悠久的理论“四体液说”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但在1910年，全中国通晓现代医学的人才都非常稀缺，东北尤其少。《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中称：

“三省不特无研究西法之专门名医，即研究中法之医，亦大都略识药名即悬壶从事，各地方官绅之能研究传染病防卫法者，更无论矣。”

在来势汹汹的鼠疫面前，传统医学办法近乎束手无策。疫情迅速蔓延。

02

“病人衣，主治天行疫瘟。取初病患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本草纲目》

这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三十八服器部中，给瘟疫患者开出的药方。和将土拨鼠头骨悬于枕边可治小儿夜卧不宁一样，将初次得病的患者衣服在甑上蒸，被认为能保全家人不被鼠疫传染。

这种带有强烈玄学仪式感的诊疗方式，在传统中医中一直处于主流地位。土拨鼠头骨和初病患衣服是否携带传染菌株，并不在传统中医的认知能力范围。他们只是觉得天地间阴阳五行的秩序，在遭到破坏后需要一些特殊的修复，疾病也会因此转好。

传统中医强调“治未病”，但并无公共卫生概念，只是更多强调个人修养和顺应天道。当致命瘟疫袭来之时，他们逃无可逃，更增加了对天命和阴阳秩序的崇拜。

南开大学教授余新忠在《从避疫到防疫：晚清因应疫病观念的演变》中表示，由于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基本都是建立在“气”的基础之上的，而疫气弥漫空中，往往给人无从防避的感觉 。所以，时人往往将染疫视为命数。

在一定程度上，传统医学也助推了民众对天命的信仰。当时的媒体对此亦有察觉，如《盛京时报》1911年1月13日在《人民反对防疫之可恶》一文中就批评说：

“迷信天命之结果，有不思医治者、有虽就医治而无所择者，与传染隔离之说为决端反对。盖以为死生有命，无须此也；迷信鬼神之结果，有求仙方医治者、有持斋祷祀、坐以待愈者，与诊治防卫之事亦为绝端反对。盖以为有神护我，无须此为。”

因东北当时特殊的国际处境，清政府与日本、俄国建立了防疫合作关系。日俄之外也有外国医师介入，对防疫帮助甚大。伍连德于1910年12月下旬出任防疫全权总医官后，也努力推行现代医学的防疫手段，相形之下，传统中医的弊病更是一览无余。

在东北鼠疫接近尾声的时候，1911年3月1日《盛京时报》在社论《论卫生行政之亟宜扩张》中呼吁：

“我国今日不特无精于检验者，抑且无普通之消毒药品 。言之可为愤懑 。嗟乎！因学术之不如人，遂至无事不求人，无物不仰给于人……医师之培养，药物学之研究，则尤为刻不容缓之举 。”

等到疫情接近尾声时，这种中、西医的反差更形同观火。时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在奉天万国防疫会开幕式致辞时表示：“鼠疫为中国近世纪前所未有，一切防卫疗治之法，自当求诸西欧。但恃内国陈方，断难收效。”

他的这番讲话，被当时在中国出版的最有影响力的《字林报》注意到。该报赞叹说：

“奉天防疫会讨论事务事关人类之幸福，当为阅者所注意。此会之得召集，其情节亦殊可异，距今四月以前，中国医学古法犹行用一时（见东三省总督开会致辞中），讵意天降巨灾，其惨烈使全球各国皆为怜恤，中国乃从专家之请，幡然变计，改良医法。其从善之迅速，虽西方进步最甚之国，亦无以逾之。”

03

冢上土，主治瘟疫。五月一日，取土或砖石，入瓦器内，埋着门外阶下，合家不患时气。又正旦取古冢砖，咒悬大门上，一年无疫疾。

——《本草纲目》卷七土部

不知道1910年大年初一，有多少东北百姓将古坟头上的砖悬于大门上，又有多少人在五月初一这天用瓦器装了坟头土埋于门槛外。在年底感染鼠疫的时候，他们是否抱怨过传统医法之不灵。

传统中医有十三科，“祝由科”乃其中之一科。这是一门以祝祷符咒治病的方术，在《黄帝内经》中有其出处。

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

——《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气论》

药石不能治疗的疾病，移精变气的祝由术可以解决。这就是将坟头上的砖，咒悬于大门上就能防瘟疫的缘由。

除了“冢上土”，李时珍对“烧尸场上土”也有研究，但一定要记住“男左女右”。

（烧尸场上土）主治邪疟，取带黑土同葱捣作丸，塞耳，或系膊上，即止。

——《本草纲目》

李时珍还表示，将“烧人灰”（人的骨灰）放置在枕中与鞋履中，能止“好魇多梦”。如果有“尸厥卒死不知人事者”，取“烧尸场上土二三钱”，弄成细末泡上水，给他灌下去，“即活”（立刻活命）。如果没有烧尸场上土也不要紧，“以灶心土代之”。另外，和土拨鼠的头骨类似，将烧尸场上土放置小儿枕边，“治小儿夜啼”。

传统中国社会，死人更多埋葬而少火化。这多多少少会影响那些得了“邪疟”和“尸厥卒死不知人事者”的治疗。1910年东北鼠疫期间，这种局面会得到很大改观，烧尸场上土变得容易寻找。

伍连德抵达东北后，所做的一个重要决定是，改变传统土葬形式，将鼠疫死者火化。

佛教传入中国后，火化在僧侣间流传，但对民间俗众影响不大。从当时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出火化死者之困难。

《字林报》1911年1月的报道称：

“东三省总督锡良深知鼠疫危险，故已允拨防疫应用经费。中国官方已将检疫总局设在长城外某新屋，日本官方已移检疫局于华局附近，中国防疫办法悉由关东政府某医员（应是伍连德）指授。中国习俗不肯火化尸体，染疫而死者埋葬时地深必在七尺以下，现长春疫气较前益炽，有华人一家四口相继而亡，又有某店弟兄三人及工人四名亦皆相继死于疫症……”

该报2月6日的报道又称：

“长春宽城子每日患疫而死者有近百人，哈尔滨傅家甸仍堆积尸身四千具，预备火化，其他各镇之惨状靡不相同。呼兰江之冰面，尸身堆积如山，以便冰融之时将尸流去。”

呼兰河尸体仍堆积如山，等待冰融时顺水漂去，这是非常大的疫情扩散隐患。要知道，此时已是疫情爆发三个多月之后，距离伍连德出任总医官也有一个多月了，这样的防疫水平依后来者的眼光看似乎是不过关的。后世对伍连德防疫能力，不免有夸大之词。

火化尸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申报》1911年2月11日的报道给出了答案。东三省总督锡良于1911年1月29日致电吉林、黑龙江二省巡抚，称准许哈尔滨伍连德医官等人的电禀。

伍连德等人电禀的内容为：

“在哈尔滨，被抛弃的未葬灵柩，罗列有二千具之多，材木脆薄，恶气薰蒸，非掘坑汇集火葬，流毒不可胜言。现于六里外择地，准备掘大坑十处，雇役120名，因天寒地冻，虽然兼用机器、炸药工作，十天也仅挖掘四坑，请速核准火化。”

锡良称：

“疫气蔓延，死亡枕藉，仅事掩埋，不足消弭余毒，现在疫气仍未见减，日毙一百多人，势不能不亟为设法斟酌再四，如果不从权暂准火葬，恐别无应急之法。他要求地方官，在火化问题上要对民众剀切晓谕，免滋谣惑。”

佛法火化的传统被政府和医官所借用。他们称，虽然理解孝子慈孙不忍火化亲人的习俗，但现今疫情日益严重，与其积尸酿成更大的疫殃，导致全家祖宗得不到祭祀，且让瘟疫进一步流毒社会，无所底止，还不如火化更为妥当。

由此可知，官方大规模火化尸体，是从1911年1月29日以后开始的，其直接原因是东北寒冷，挖深坑土葬不易。

在1911年4月举行的奉天万国防疫会上，俄国医生萨伯罗尼特表示，他曾对15具尸体实行实验，于冬季埋葬三个月后，取出，微生物仍然活跃，若为动物所食，必至传染，所以火葬较宜。

04

东北鼠疫大规模流行，和人与人之间缺乏阻断关系甚大，其中尤以飞沫传播为害最终。但传统医学对此并不知情，李时珍关于唾液是治病“神水”的说法，仍是中医最基本的信仰。

人舌下有四窍，两窍通心气，两窍通肾液。心气流入舌下为神水，肾液流入舌下为灵液。道家谓之金浆玉醴。溢为醴泉，聚为华池，散为津液，降为甘露。所以灌溉脏腑，润泽肢体。……唾津乃人之精气所化，人能每旦漱口擦齿，以津洗目及常时以舌舐拇指甲、揩目，久久令人光明不昏，又能退翳。凡人有云翳，但每日令人以舌舐数次，久则真气熏及，自然毒散翳退。

——《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对唾液的功效着墨甚多，认为可治疗疱肿、疥癣、齄疱、五更未语者，碰上“人魇死不得叫唤”，也可以用唾沫吐到他的脸上。李时珍还说，鬼是真的畏惧唾沫的。

在《本草纲目》给出的诸多方剂中，有一剂是用平底铁锅将白梁米粉炒红，研成细末，加入众人的唾沫，敷到发疣的手足上，厚度达到一寸，皮肤疣就会消除。

可以设想一下，在鼠疫蔓延的时期，汇集众人的唾液，用于治病，感染的风险有多高？这并非“你之蜜糖，我之砒霜”，中国人和西方人体质不同，所以唾液在中国是可以治病，在西方就变成传染瘟疫的媒介。说到底，这是传统中国医家对唾液传染疾病背后的微生物学无知所致，认敌为友。

我们看到，中国最经典的药物大全《本草纲目》，从提倡食用鼠类、蒸初病患者的衣服，到将冢上土和烧尸场上土作为药物，再到将可传染病菌的唾液视为“金浆玉醴”，它对瘟疫的所有对症施治都是错误的，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东北鼠疫爆发时，最大的问题在于，所有医学先贤的描述都被崇拜，中医根本没有进行循证医学检验的任何想法。

在此次防疫中，伍连德比较大的一个功绩是，他提出这次鼠疫为“肺鼠疫”，主要通过飞沫传染。1935年，他因为“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以及发现旱獭于其传播中的作用”，而被提名为193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候选人。这是史上第一次有华人获此殊荣。

《东方杂志》1911年第8卷3期报道了万国防疫会议的情形。其中与会专家提到他们对唾液传播鼠疫菌株的认识过程：

“美医司特朗君，谓奉天有病人三十九人，曾试其吐沫及吹气之传染力量，以曾经消毒之玻璃，周围病人之四面。考得病者之随便呼吸，无微生物传出。至病者咳嗽时，则有多数之微生物传出，即不见吐沫亦然。又日医柴山君演说痰之传染，谓在初染疫之二十四小时内，所吐之痰无菌，迨后则有多数之菌。萨伯罗特尼君演说血之传染，谓染疫者之血管中，含菌者实占多数，然不尽有菌。伍君谓在哈尔滨试验染疫者二百八十人……”

当然，公允地说，伍连德主导东北防疫时，虽然受过西方循证医学的培训，但囿于时代限制，对一些医学问题仍然搞不清。现在看当时提倡的防疫手段，有些并不准确。

譬如1910 年 12 月，长春政府制定出防疫办法传示各学堂:

“(一) 屋宇宜洁净；(二) 内衣常更换，付热汤洗涤；(三) 勤沐浴；(四) 被褥常晒；(五) 寒暖务适宜；(六) 饮食宜洁净；(七) 忌用肉食原味；(八) 冷果不宜食；(九) 勿饮冷水；(十) 用杀菌水隔一二日遍洒屋内”。

其实，饮食冷水和冷果于防疫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些防疫手段，也明显太过激进，譬如焚烧感染者的住宅，虽可理解但其实并无必要。

《申报》曾刊发评论为东北人叫屈，认为是人祸：

“哀哉东三省之同胞！自日俄开战而东三省之民，一厄于兵祸，自发现鼠疫而东三省之民又厄于天灾。兵祸之后，继以天灾。东民已不堪其苦，乃天灾未已，而同时复以人祸厄之。是天真欲丧我斯民也。俄人以满州里鼠疫之故，圈禁华人于瓦罐，死亡相籍，焚毁全街财产房屋，又不略偿损失。以故该处人民之幸而生者，亦均流离失所，惨不忍覩。呜呼！俄人此举，岂真防鼠疫哉？！直欲灭我种耳。同胞其何以堪此。”

其实，将焚毁房屋完全归责于俄方，并不公平。这也是当时伍连德领导下的防疫的通行做法。

伍连德本人甚至也不能摆脱传统医学的一些认知。譬如在万国防疫会议上，他表达了对诊脉的兴趣：

“伍君述哈尔滨之经验，谓病者不论身体强弱，其脉息皆细快，以手紧按，且可停止其颤动。又病者之呼吸，微有声息，与司特朗君主张略同。司特朗君并谓，病者不宜播动，一经播动，则停止者跳动。英医司督阁君反对此说，谓病初起时，其脉甚壮，后乃细快。萨伯罗特尼君则谓，病者之脉息大都细快，且不平均。朝壮而夕弱，弱时几等于无。又热度高时则脉细，热度低时则脉壮。”

由此可见，当时各国医生，均试图从传统的脉息理论中寻求对瘟疫的理解。但人言人殊，想要将脉息标准化甚难，更遑论将其与瘟疫建立联系。现代医学放弃对脉息的执念并非没有缘由。对脉息的追寻，很形象地表征出现代循证医学的一个基本路径。他们不迷信任何权威，也不以所谓的古圣的话语为度量标准，而是寻得了一条正确的方法论，那就是用证据去检验。

万国防疫会议在奉天召开时，东北鼠疫已经接近尾声。鼠疫的消失是突然来到的。在这次会议召开时一个讨论的议题是，它是自然消失的吗？

伍连德说，此次在瘟疫中心傅家甸实行隔断交通，颇有成效。直隶特派专员卞步南说，直隶疫症不至猖獗，都是山海关阻断交通之效。上海医官司丹莱也表示，上海交通最为发达，但此次未被东北传染，实由预防之效。

与会者均认为，阻断交通等预防措施之后，鼠疫消失并非偶然，此次防疫中的经验可为后来师法。“若以此次之疫为自然消灭者，抑又何也？”

不过，当时中西方的报道显示，在鼠疫于1911年3月初突然大体消失之前，东北仍可见混乱的尸体横陈。虽然现在中国史家也多沿袭旧说，认为鼠疫消失完全归功于防疫得法，但其实它是很值得质疑的。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即便鼠疫菌株可以在一定周期内自然消退，但如果没有现代防疫的介入，彼时东北的死亡人数必将倍增。在这个意义上，它很显然是一场现代医学的初步胜利。

转载自：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5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