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炳忠 我亲历的1972-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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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纪事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徐炳忠 发布时间：2016-02-12 浏览次数：451 次 【字体：小 大】
1972年至1974年“文革”期间，我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参加了批陈整风、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批林批孔运动还未结束，我就生病住院了。接着下放延庆县农村劳动;参加学大寨工作队，在下屯公社帮助开展农业学大寨活动。1976年1 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我从农村回到了市委宣传部。 这里记述我在1972年至1974年“文革”期间经历的几件事，用以纪念我敬重的几位老领导、老同志。文化大革命虽说是一场浩劫、一场噩梦，但其间也有值得怀念的人和事。

一个座谈会

林彪叛国、摔死在温都尔汗之后，为批判他的罪行，江青提出在北京市召开一个座谈会，就中央准备下发的林彪的罪行材料征求群众意见。这是一件不可以小视、必须认真对待的事。为了做好有关这次座谈会的组织工作，市委秘书长贾汀亲自出马负责此事。他同市委宣传部长张铁夫研究后让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这项工作。

我那时是市委宣传部的一名处级干部，在市委运动办公室工作。市委运动办公室在一年前批陈整风运动开始时组建，人员由工交、城建、财贸、科教、文卫、宣传等各口抽调。运动办公室由市委宣传部代管，因此市委宣传部让我参加运动办公室并负责这个临时机构的工作。

由于江青召开的这次座谈会规模不大，只有五十多人参加;预定座谈半天，时间不长;座谈的内容由中央直接掌握，会上无需安排人员记录，因此除我之外，没有再配备其它工作人员。根据贾汀的布置，我以市委运动办公室的名义通知有关各口，请他们按上面的要求提出参加座谈会的人员名单并负责政审，后由运动办公室将这些人员集中到市委党校的一栋教学楼即3号楼内，宣布任务、要求和保密纪律等事项，将林彪的罪行材料(征求意见稿)发给他们阅读和准备意见。接着贾汀带着我到人民大会堂，察看会场布置情况，商定有关联络事宜。

座谈会由江青主持。会上就林彪的罪行材料(征求意见稿)逐条研究，先由大家发表意见，然后展开讨论。江青语速较快，谈问题时上纲上线，调子很高，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会议完全由她一个人掌控，陪同他出席座谈会的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吴德和应她邀请来参加座谈会的山东大学的一位教授都没有发表意见，只是全神贯注、侧耳倾听。有人发言谈到一个情况引起江青的重视，发言者说已将材料上送中央，江青随即以质询的口气问道：“登奎同志，中央由我负责运动，这个材料我怎么没有看到?!”纪登奎侧身回答：“材料我正在核对，还没有结果，所以没有报送给你”。江青问话时语气严厉，锋芒毕露，纪登奎从容应对，态度谦恭，它使我心里产生一个疑问：政治局委员之间如何平等共事?

贾汀曾经是周恩来总理的军事秘书，作风严谨细致。在市委党校研究工作时我将一本材料遗留在了他的办公室，他随即打电话告诉我，我忙于座谈会准备工作方面的一些具体事务，没有及时取回，他却在到我办公室商议工作时把材料给我带过来了，这使我感到惭愧。座谈会的组织工作和参会人员的活动安排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但是所有出面讲话和带队伍的具体活动，他都交给了我。座谈会开始时他让我坐在第二排边上预留的一个座位上，以便主席台上有什么要求时可以及时处理。我以为这是江青召开的会议，有什么事情应由他出面应对，因此请他坐到前面去，他却坚决不肯，连连说“你去你去”，然后自己就闪到会场的后面去了。座谈会结束后江青邀请与会人员到毛家湾参观林彪的住宅，我们各处都转到了，包括叶群、林立果的卧室，就剩林彪的卧室没有看，听说江青正在里面，大家很想等江青离开后再进去参观，这时贾汀来到我跟前小声叮嘱我赶快把队伍带离毛家湾，不要在林彪卧室的门前停留。这样我们就回到了市委党校住地，未再继续参观。由于座谈会已经结束，队伍随即解散。从座谈会开始时贾汀不肯在前排就坐，到后来他让我把队伍“赶快带离毛家湾，不要在林彪卧室的门前停留”，我心中便隐隐约约地有了一个感觉：贾汀似乎有意避开江青，回避同她照面，但我不解其中原由。直到数年以后这个疑问才得以解开。原来江青曾借送给周总理传阅的一份文件大做文章，说总理的秘书们不把她江青放在眼里，林彪也批示说要尊重江青，总理因此不得已解散了自己的值班室，让几位秘书到下面去支工支农，于是贾汀便以8341部队派出人员的身份到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支工。后来在吴德的一再要求之下，他到北京市委担任了秘书长。粉碎“四人帮”后，贾汀受到了审查，有人说他反对周总理，连名字都改了。后来邓颖超大姐出面讲明了事情的原委。贾汀原名周家鼎，离开总理办公室时为便于工作，根据总理的意见要有一个化名，邓大姐便用“家鼎”二字的谐音给他取名“贾汀”。邓大姐说：“周家鼎不反周恩来，是恩来信任的人。”于是周家鼎得以解脱，这时总理已不在世。周家鼎后来到国防大学工作，任政治部主任、纪委书记，授中将军衔。

一个特殊任务

贺敬之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和剧作家。他和丁毅合作执笔的歌剧《白毛女》曾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由他作词马可作曲的革命歌曲《南泥湾》唱遍大江南北。文化大革命中他受江青迫害，要下放劳动。一个星期天，市委宣传部长张铁夫约我到他家中，要我给贺敬之在首钢安排一个合适的劳动岗位。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从文艺战线开始的，大批判的浪潮排山倒海，调门高得吓人，说什么十七年来我们在这条战线上被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线专了政。因此，对于文艺战线上的人和事，人们避之唯恐不及。我过去一直在工厂工作，后来又主要搞工业报道，对文艺战线的情况很少接触，也不大关心。因此我对张铁夫说：文艺战线很复杂，干这种事要担风险。张铁夫说：不担风险的事我不会找你来商量!他解释说：贺敬之这个人我了解，他是山东人，16岁时就背着铺盖卷去了延安。文艺界虽然复杂，但是此人并无问题。张铁夫曾经和我在新华社北京分社时的领导莫艾同为延安《解放日报》的记者，他是著名杂文家“马铁丁”的三名成员之一。解放初期“马铁丁”发表了五百多篇思想杂谈，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张铁夫后来到党的机关工作，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办公厅主任兼研究室主任，颇有名声，莫艾曾经以赞赏的口吻向我谈起过他。我和张铁夫到市委宣传部工作后才互相认识，他为人义气、豪爽，深谙领导工作和政治工作的规律，在他领导下工作感到比较顺利。他对我也比较倚重。正是基于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我接受了给贺敬之安排劳动岗位这个特殊的任务。

我找到首钢炼钢厂党委书记冀真，他是一位为人通达、忠诚可靠的老干部，我在石钢党委工作时(“文革”中石钢更名为首钢)同他有过较多的交往，相互间比较了解，由他安排贺敬之到了炼钢厂的配电盘室劳动。

配电盘室是工厂的要害部门，里面集中着全厂的电气控制装置。这里的环境要求比较严格，恒温恒湿，不象生产现场那样粉尘飞扬、烟薰火燎;劳动量也不大，主要是合闸拉闸，无需从事笨重的体力劳动。配电盘室的工人都是政治上绝对可靠、技术上过硬、心地善良的老党员。有冀真亲自安排，贺敬之到这里劳动，肯定能得到老工人良好的照顾。

贺敬之到配电盘室后的第三天，我到炼钢厂察看贺去以后的情况，冀真见到我后神情紧张地说：你给我介绍来一个什么人呀!他头天刚到，第二天上面就来人查问，口气相当严厉，说什么贺敬之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有严重的抵触情绪，看来盯得真紧呀!我告诉冀真说：贺敬之没有什么问题，他1 6岁就背着铺盖卷去了延安。冀真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把上述情况告诉张铁夫，建议他取消到炼钢厂看望贺敬之的原定计划，张铁夫表示同意。

后来我借工作之便，了解到厂里有人组织报告会，请贺敬之作报告、谈写作，还计划让他举办系列讲座，这有很大可能给贺敬之在政治上带来麻烦，在当时的形势之下这类活动对他来说是不相宜的。因此我劝贺敬之在首钢劳动期间减少上述活动，尽量少出头露面，以防树大招风、节外生枝，贺敬之欣然接受。贺敬之曾到我家探访(我当时家住首钢职工家属宿舍)，给我写过信。“文革”以后，他曾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代部长。如今，他已经是九十岁高龄的老人了。

一位老干部

老干部石敬野，延安鲁艺第一期学员，原在中央单位工作。经过“文革”头几年的动乱之后，有人将他推荐到市委宣传部，因不了解他的水平和为人，不便分配工作。部长张铁夫说他想把这个人交给我，问我打算怎样安排，我提出让石敬野到首钢烧结厂去蹲点，帮助该厂批判陈伯达的“天才论”，张铁夫欣然同意。烧结厂是我在运动办公室直接联系的一个点，我每两周一次到烧结厂，同石敬野和厂党委书记郑德明一起交换意见、商议工作，这使石敬野和郑德明得以及时了解上面的精神，也便于我掌握点上工作的进展情况。石敬野南下到湖南后曾任湘潭地委常委、宣传部长，懂得怎样做群众政治思想工作，工作作风扎实;而我曾在首钢工作十年，对厂内的情况比较了解;厂党委书记郑德明是部队到地方支左的一位团职干部，善于联系群众。我们三人配合相当默契，关系也比较融洽。后来经我提议，由张铁夫邀请分管批陈整风运动的市委副书记丁国钰到烧结厂参加了一次工人批判“天才论”的会议。烧结厂的运动得到了他们的充分肯定。丁国钰说：“工人批‘天才论’批到这种程度，算是很不错了。”不久由郑德明在市里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发言，介绍了烧结厂发动工人。群众批判“天才论”的做法和经验。批判“天才论”的工作告一段落后，石敬野回到市委宣传部担任了宣传处处长。

对于让石敬野到下面蹲点用这种办法对他进行考察，石敬野本人心知肚明，不过他对此并无怨言。他说自己参加革命工作三十多年以后，还要经过试用才能正式上岗，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情况下才有的事，完全可以理解。他在湘潭地委担任常委、宣传部长时与时任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共事，现在华国锋已到中央工作，是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成了公众关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但是对于与华国锋共事的这一段经历，石敬野自己从不主动提及，有人知道后问到时他也只是简单地回应说有这回事，便不再接着说下去，毫无炫耀和攀附之意。粉碎“四人帮”后石敬野作为中央派出的工作组的负责人之一到文化部工作，还担任过北京广播学院的党委书记兼院长，后来按副部级干部待遇。



写于2014年7月14日

注：作者徐炳忠系我校1950届高6班校友 原北京市人大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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