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新（牛塬居士） 我经历的“清阶”运动文革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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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清阶”运动      文革纪事
“清阶”运动就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场运动是在1968年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校“知识青年”陆续上山下乡的背景下开展的。1968年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重磅文章《把清理阶级队伍和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提出“把清理阶级队伍和开展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可以使革命大批判同各单位的实际斗争联系得更加紧密，同各单位的斗、批、改联系得更加紧密。清理阶级队伍，挖出了极少数埋得很深的阶级敌人，为革命的大批判提供了丰富的、生动的活材料。这样，就能使广大革命群众更深刻地理解这场政治大革命的阶级内容和重大意义，从而更积极地投入革命的大批判，使之更深入、更持久地开展下去。”因此，“深挖阶级敌人”就成了这场运动的主要内容，在农村生产队主要就是“补订漏划地主、富农成份”，挖出“漏划地、富分子”，为革命的大批判提供“丰富的、生动的活材料”。

我家的成份是“小土地出租”。说起这个成份还有点来由。我的老父亲原是杨虎城部十七路军的低级军医、军官，抗战胜利后脱离军队在三原县城当摊贩为生。我的老母亲是潼关县城人，后在牛头塬我们村子“躲日本大炮”时置买了18亩地。1950年村里来信说，你家还要不要这些地，若不要搞土改就分了，若要就来这里落户。我母亲舍不得丢掉这些地，又觉得在城里日子艰难，全家就迁来村里落户。村里订阶级成分运动已过，村支书和贫协干部商量就给订了个“小土地出租”，后来我看政策文件觉得当时订这成份并无不妥。我父亲来农村后，才知自己干不了农活，日子过得更苦，想带全家回城却走不了啦，“农村户口”像铁钉子把一家人钉死在这儿。好在农村人大都善良，邻舍都善待我这家从城里迁来的穷苦人。后来的合作化运动我家当然是积极地参加。所幸县医院的王院长也是杨虎城部旧军医，以后随部队起义参加了革命，到乡下检查工作发现了我父亲，便介绍我父亲到乡里、之后是公社卫生所参加了工作。其时我正上小学、中学，记得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我并未因家庭成份而受歧视。1958年春，我父亲到县上参加继续反右斗争清查阶级队伍的“学习班”，虽然门禁很严且经常遭受严厉训斥，但党的干部还是很实事求是的内查外调，对他的历史问题认真甄别，结论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一般“历史反革命”，不带“分子”帽子。1963年6、7月份，那场历时三年“吃商品粮人数减少2800万人”的“精简城镇人口和职工”运动接近尾声，可能为完成“任务指标”，公社卫生所“精简”了我父亲这个“敌伪人员”。不过，参与此事的公社干部倒很“人性化”的劝他：“政策到这了，没办法，要想开些啊。”我父亲提出自己在队上办个小诊所，挣点小钱补贴家用。这位干部答应了，还对大队支书说：老汉年龄大了身体又弱，叫生产队多照顾些。后来队上照办了，我父亲用补贴的七、八十元做周转金，置办小药箱开了小诊所。村里人普遍穷，他收费很低，月可收入一、二十元。队上只安排一样活，就是让他每天拉土给饲养室牲口垫圈，管理宽松。因此，我每逢星期天回家就卖力拉土积成土堆，给老父亲帮忙。1962年，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口号，学校对学生政治审查开始关注“家庭成份”了。1963年后半年，传来我省社教运动在“蓝田试点”的传言，说“怕怕的很，吊打人，整死了人”等等，听得人心惶惶，精神紧张。1964年9月10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可能纠正了一些“左”的做法，后半年在我们生产大队开展“面上”社教运动，倒很平和，没有传说的那么可怕。对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工作队到县上查看档案后再没有说什么。我父亲还向工作队头儿询问：“我家小土地出租成份到底算什么？学校有人对娃们说就是小地主，这不对吧？”头儿笑答：“当然不对，你家成份属团结对象，相当于上中农。”我父亲提出：“那就给我家改过来，省的再闹误会。”头儿答应了，以后我家成份就改成了“上中农”。

1968年9月18日，我背着铺盖卷从学校回村当了农民。10月份之后，我们生产大队开始“清阶”运动。这场运动补订“漏划地富”的套圈主要对的就是“上中农”和少数“中农”。我家自然中了套圈。11月某天，因搞运动生产队停工，我呆在家里没有下地。早上9点左右，一群人涌进我家院子。为首的几个气势汹汹，叫进来的人围拢过来，先高唱语录歌，再组织学习毛主席语录，主要内容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章节。其中一人手里拿着一把盖有大队革委会公章的封条，对我的父母宣布：你家是补订漏划地富的怀疑对象，现在要查封你家财产。接着带队“头儿”手一招，带人进入我家的破屋。不过进去的人并不多，大多都站在院子里。来者主要是大队“清阶”运动工作队和我们生产队的贫下中农。说实在话，队上大多数贫下中农心地善良，并不狂热，只是跟着来开会搞运动“挣工分”的。我家隔壁老郭叔是大队贫协主任，站在院里说：“他家穷成那个样子，哪有财产可封呀，我不进去了。”狂热积极的其实只是少数几个人，按毛主席那个《考察报告》里的说法，国民党右派称是“痞子”，毛老人称是“次贫、赤贫”中的“革命先锋”；按当时文革的称呼是“积极分子”、“造反派”；按文革后的称呼是“闹派”、“打手”；按我们当地社员暗地里用土话称呼是“半吊子”、“二球”。那些“积极分子”走进我家破屋，的确大失所望，除了见到破被褥，日用的坛坛罐罐，没见到什么值钱东西。突然一人发现一个大的破木箱，喊：“这儿有货！”立即拥上几个人。我站在一旁平静的说：“那是我的书箱。”“积极分子”才不理我的话呢，打开箱子把书本往外乱扔，低着头专注的“挖宝”。旁边一位贫农大叔看不过眼，大声说：“这是人家念书人的书，乱扔啥哩!”他们才有所收敛。可见，贫下中农对“念书人”和“书”是很尊重的。“积极分子”们在书箱里没有翻出什么，失望的东瞅西瞄。忽然带队“头儿”指着我父亲的小药箱大声说：“这是资本主义的根子。这就是公社里和大队支书那些被打倒的走资派支持的资本主义倾向！今天就把这个根子挖了。”说完嘴一努，一个“积极分子”即上前抱起小药箱“胜利”离去。那位拿着一把封条的“积极分子”颇躁气的撕烂封条，随手扔掉。之后，一群人离开。院子平静下来，我们一家人默默地打扫破屋里外。我母亲做好饭，一家人又默默地吃饭。我吃罢饭向院外走去，刚出大门突然见到队上贫农老贾叔蹲在门口。我问：“叔，你咋蹲在这儿呢？”老贾猛的见我问话，脸一红，极不自然的说：“没啥，在这歇歇。”我见门口脏乱，便返身取扫帚打扫，出门还见他蹲在哪儿，便说：“叔，那你到屋里坐坐。”老贾脸更不自然了，起身咕哝说：“不了，嗯，我有事走啦。”转身匆匆离去。望着他的背影，我忽然灵醒过来：莫不是安排老贾监视我家。后来，在地里一块干活，我悄声向他询问求证。老贾是个大好人，他不好意思的说：“人家叫我监视哩，怕你家把埋在地下的银元转移了。你家那有银元啊！”我苦笑着说：“我真的想有点银元呀！换点钱先把我家房上的烂瓦全换了。”可能是沾了“穷”的光，套圈滑脱了，我家没有补订成“漏划”。但是，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却被“运动”揪住不放。“清阶”工作队才不把“档案结论”当回事呢，而是对“有问题”的人“搞不断的斗争，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我父亲不知写了多少遍“请罪书”，仍不能过关，工作队“头儿”若来了兴头，便下令再写一遍。我现在还保留着老父亲的几份“自我交待”和“请罪书”。那时和“清阶”结合的“革命大批判”会，一般是不让我们这些子女参加的，但我父亲是必去的，当然不会给他“记工分”。我只好在家里或会场附近徘徊，等着散会接父亲，见了他先问：有情况么？他若摇摇头说没有，心才能放下。这“情况”意思是“挨打没有？”。听父亲说：批判会主要针对的是新挖出的“活材料”阶级敌人，即补订的“漏划地富分子”。这些“敌人”戴高帽子或挂纸牌子被勒令低头哈腰站在或跪在板凳上接受批斗，若稍有不服气的“不规”表现，便会受到拳打脚踢的教训。像他那些有“各种问题”过时的“老牌”阶级敌人，只是挂纸牌低头弯腰站在一旁陪斗，虽然时不时受到“积极分子”的恶声训斥，但没有踢打过他们。我父亲不是“分子”，他挂的纸牌上写的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其实他是真正的“抗日老兵”啊！

运动中受冲击最大的自然是“活材料”新补订的“漏划地富”了。我们大队闹得颇有动静的是老郭，我称呼他“老郭叔”，和我不在一个生产队。老郭身体健壮，脸笑眯眯的，为人说话谦和，双眼透出精明的光，一看就是农村能人。他家上中农成份，土改时未受冲击，家道一直殷实，看着有“货”，可能因为这一点，成了这次“套圈”的重点对象。一天午饭前大约10点左右，大队的大喇叭反复高喊：“全体社员请注意，所有人都到大队部来开会！”接着就反复播放雄壮有力的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我父亲一听紧张起来，我劝他呆在家里，让我先去看看情况。我到大队部院子，见院里已经站满了人，一看大树下吊着一个年青人，正是老郭家里的老大，旁边低着头站着老二。工作队“头儿”慷慨激昂、手舞足蹈的在讲话，可惜人群乱哄哄听不清楚。我找到一位谈得来的“知情人”，拉到一旁询问，才知事情原委。早上，工作队“头儿”带着一群人去老郭家查封财产，老郭不答应，挡住“头儿”辩论。老郭说的大致意思是：解放初订阶级成份运动，是按“限定年限”即1946、1947、1948三年情况订的，他没有雇工剥削，经公家反复审查，三次张榜公布的“三榜定案”订的上中农成份。那时候紧挨着“限定年限”，“情况”像秃子头上的虱明摆着。现在离“限定年限”过去了近二十年，他把土地、骡子、大农具都入了社，自己也当了十几年社员，却提出给他补订“漏划”，公家订的成份，公家说过的话难道不算数吗？看来老郭的话有道理，可惜那时“不讲理”。接着，老郭气愤的说：“你们还讲不讲理，谁叫你们这么干的？”“头儿”和“积极分子”们齐声说：“毛主席叫我们干的！”这句话把老郭吓退了，态度立马蔫下来。“积极分子”们乘胜追击，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口号，冲上去扭住他双臂，把早准备好的纸糊高帽子往他头上戴。此时老郭身强力壮的两个儿子不答应了，冲上前把高帽子撕得粉碎，和“积极分子”们扭打在一起。“头儿”慌忙调集力量，把俩小伙控制住捆绑着押到大队部院子，吊打老大，叫老二站着接受教育。制服了俩小伙子，下午就押着老郭带上高帽子在全大队各巷道游街。连累我的父亲挂着“残渣余孽”牌子和众多挂牌子的“牛鬼蛇神”一起，陪着他游了一圈。晚上，“积极分子”们对老郭“单兵教练”，专门批斗他。在大队部房梁上反复吊打老郭，不认“输”就吊打不止，直至工作队“完胜”，天快黎明时方渐平息。第二天，我在地里干活，距大队部近的几个人议论说：“昨晚没睡好觉，老郭变了调的凄厉惨叫声，听的人瘮得慌”。贫农老苏叔听不下去，转到我身边悄声说：“都是一个村的人么，咋能那样下毒手？”我知道他和老郭是亲戚，心里难受，但我只能摇头叹气表示同情。

全公社各大队的情况大同小异，“清阶”运动如火如荼。一日晨，天光晦暗，我走入巷道听队长派活，忽见人们纷纷向公社大门口涌去（公社革委会驻地在我村），说大树上吊死了一个老汉。我赶到时，已围了一圈人。吊死老汉的尸体已平放在地上，苫了块破蓆片遮盖，旁边站着两位公社干部。听人议论说：老汉是村子东北上那个大队的，昨天下午就来到公社，找革委会领导诉说告状，主要说给他家补订“漏划”不公道，让领导训斥一顿赶走了。谁知老汉后半夜又来到公社门口，在树上挂好绳索上吊了，今晨有人发现报了公社，说老汉手上还攥着几张纸哩，大概是状子吧。公社叫人把老汉放下来，电话通知他们大队拉走尸体。人越聚越多，这时从公社院子走出一位革委会领导，凶狠的喊道：“看什么，都散了！这是阶级敌人自绝于人民，有什么好看的！！对阶级敌人绝不能心软、手软！”那两位干部也帮着吆喝驱散大家。回来路上，我耳朵里一直萦绕着那位领导凶狠的喊声。

有一日我下早晌回家吃午饭，忽见池塘边围了许多人（我们那儿是旱塬，靠池塘蓄水），便走过去观看。只见借用棉花收购站的抽水机在抽水，水快抽干已露出塘底。此时才知是移民户王老汉跳了水塘。老汉尸体已显露出来，是侧身趴卧在塘底污泥里，一只手侧伸着像抓什么东西。几个人蹚进泥塘把老汉抬出来放在岸边清洗。我见老汉的双眼好像憋凸着，那只手仍僵硬的侧伸着。我身边几位老太轻声抽泣流出眼泪，一位慈眉善目的贫农老叔轻声说：“惨，惨啊！”后来就把老汉搬走入殓了。王老汉我不大熟悉，也不在一个生产队。后来知道王老汉一家原是黄河三门峡库区移民，先迁移到甘肃一个偏远的荒凉县份，因生活艰难再设法迁移到我们村子。他可能觉得单门独户迁来，便自报较低家庭成份，不是“下中农”就是“中农”吧。这次“清阶”运动，不知是别人检举还是外调清查出来，他家原来是“上中农”成份。得知情况的王老汉惶惶不安，晚上出来把鞋脱在池塘边做暗示，选择了跳塘自杀，早晨才让人发现。王老汉是看了周围活生生例子，领教了“阶级斗争”的“无比威力”，受“震慑”走上了绝路。事后，我到老汉家里去过，几经迁移折腾，家徒四壁穷的样子比我家强不了多少。可能也因为没“货”缘故，补订“漏划”的套圈并没有干扰他家。唉，这点“窍道”老汉可能没有想到呀。1969年初，这场“轰轰烈烈”的“清阶”运动才算结束，告一段落。

光阴如梭，那场运动已过去四十多年了，我也变成了年逾花甲的老头子，每每想起往事心里便沉沉的，逝去的亡魂总在眼前浮现，要我把这段经历如实记述下来，警示后人，但愿那种悲剧不再重演。



2014.8.3  张树新（牛塬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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