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牯牛 北京三十一中点滴

Gowest

我们家兄妹三人小学都是上的同一所，叫做北京市西城区宏庙小学。这个小学好像曾经叫做西单区中心小学。其历史非常悠久，我上学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曾庆祝过百年校庆，可见一斑。每年校庆都是一件大事，常有区教育局的主要领导来参加的。现在这个学校怎样了，不得而知。

我哥哥初中上的是北京三十一中，后来高中去了八中。我从宏庙小学毕业后也进了三十一中。不怕笑话，那个时候小学升中学有三个志愿，如果三个志愿分数都不够，就得听分配了，起码在北京，初中都是有得上的。我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四中，第二志愿是八中，第三志愿才是三十一中，可见我当时够“牛”，因为功课一直很好。可惜，大考时临场发挥不好，记得数学考试，第一道题，其实是个很简单的题，但我把小数点看错了，结果那道题估计是零分。于是我就上了三十一中。记得进校后与同学们谈起来，很多都是第一志愿进来的。不过，我在学校里几年下来，结识了许多同学，交了很多朋友，至今还都有联系。这是很值得庆幸的事。

过去在学校的时候，对学校的历史所知甚少，唯一知道的就是这个学校过去是教会学校，因为校园里有一建筑物，大家称为“小礼堂”，但大家都知道这个原来是个西洋教会的礼拜堂。那个时候也不知教会是个什么东西，对于礼拜堂，没有人愿意多谈，也就没有什么人知道底细。至于说“小礼堂”，也並非学校有什么“大礼堂”，其实只此一间而已。当然礼拜堂上的十字架是早已没有了。

最近在网上搜了一下，关于三十一中的历史有不少材料出现。不过，不知为何，有几件事这些材料都没有提到。至于搜寻老照片，对于我们上学那个时代的材料也不多，收获不大。

老同学合影 – 全是毛头小子

这几件没有怎么被“正史”提到的事，第一件，我们三十一中是男校。男女分校这个事，起码现在的年轻人似乎都不知道了，因为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是所谓“男女混校”。而在我们那个时候，北京够得上“档次”的“好”学校，几乎清一色都是男女分校的。而且大部分好学校都在西城区。譬如，赫赫有名的北京四中、八中，那时都叫男四中，男八中；到了我们这个档次，男三中、男六中、男三十一中、男三十五中，等等。女校，就是女三中、女一中，还有师大女附中等等。当时男女混校而排得上名次的唯一一所中学好像就是师大附中，在和平门外。至于后来因为有很多高干子弟而出名的海淀的一0一中，以及几所附于大学之上的中学，什么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等，也不怎么有名气，在我们那个时候是名不见经传的。他们到了“文革”时才突然冒出来了。我觉得中学男女分校有很多好处。孩子们处在一个很特殊的成长期，分校有助于他们比较专心於学业，少了很多分心的事。而且，分校培养了各个学校独特的校风。在年青学子间也培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是一辈子受用不尽的。

第二件事，我们三十一中在当时全北京，是唯一一间有游泳池的学校。说来也许现在的人不信，那个时候，甚至没有几个人听说过人的家里或学校或单位可能有游泳池的（我多年后到北京第一机车厂实习，他们有一个游泳池，我唯一留下的印象就是水总是浑黄）。游泳，在北京只有去什刹海，或者陶然亭游泳场。或者就是去什刹海湖、昆明湖或运河里游，那是野泳。夏天去游泳场游泳叫“下饺子”。后来北京有了工人体育馆，有室内的游泳馆，冬天也可以去。不过很少人去就是了。我们在校时就听说因为我们曾是教会学校，所以有这个设施。其实现在回想，这个游泳池本身並不大。不过在那个时候，这是绝无仅有的呀！

第三，说到我们三十一中，如果不提足球，就是对我们不了解。我们三十一中是北京有名的足球重点校。除了本校原有的体育老师之外，市里专门派了一位退休的足球老将到我们学校执教。我一时忘了他的名字，也许我的同学可以补充。那个时候，每天下午四点一过，全天课程都结束了，那就是全校的体育活动时间，当然以足球为主。我们学校地处绒线胡同，七路公共汽车路过。那个时段，你如在七路汽车里面，路过我们学校的墙外，你只能看到一片黄沙，好似雾气翻腾，那就是同学们都在球场上玩命呢。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学生，哪里有什么足球鞋，连一双像样的普通球鞋都没有，脚上穿什么，就拿什么踢，所以男孩子经常穿露脚趾的鞋是见怪不怪的。后来学校得到政府特殊照顾，把操场铺上黄土，所以经常大家就是光脚。我记得，当时我们学校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十三中（当然也是男校）。他们好像也是市里重点的足球校。所以，其实足球这个东西，并不是没有从孩子抓起，早就抓了，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的水平似乎也没有差到哪里去。记得很清楚，为了培养大家对足球的热爱，学校请了中国青年足球队来学校表演赛。那些小伙子一个个人高马大，看起来很不错的。不知为什么后来中国的足球除了输似乎不知道有任何别的结果似的。

现在有谁记得当年可以在天安门广场踢球？

现在三十一中是否还踢，就不知道了。所以我说，男校是有好处的，那时我们这些男校就有比较彪悍的校风；男女一混，男孩子变得软绵绵，再加上港台的软绵绵歌子一唱，足球就再也没法子踢了。

第四，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印尼大规模排华，许多印尼华侨被迫离乡背井，回到国内。我们三十一中就被挑选，接受了一些归国的华侨学生。他们有的本身无家可归，就住在学校里。归国华侨，当然在穿着打扮上与我们本地人有些不同，加上他们中很多人中文也不是很好，和我们这些同学似乎来往不很密切。不过，我去内蒙时，同行的就有一位我们三十一中高三的印尼归侨同学。我们后来在内蒙古是在同一个分场，关系很好，那是另外一篇文章的题目了。我之提到此事，是为了说明，我们那个时代，所有的人都经历了许多，这些经历就铸成我们那个时代的人的烙印。不论年代多么久远，也很难完全抹去。这些感触，现在只有我们自己聚在一起时，尚可“互相取暖”，对外人，哪怕是自己的子女，都无从说起了。

在许多纪念母校的“官样”文章里面，连篇累牍的都是几个著名的“老校友”的名字，特别是不断提到杨振宁。我内心对此十分厌恶。老话说“攀龙附凤”，人总是想跟有钱、有名、有地位、有权势的人沾边，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我们家原来比你们阔。”这是人类自从堕落之后的常态，透着那么庸俗和卑下。其中只有一个人，就是邓稼先先生的夫人许鹿希，最近看到一则故事，说是我们这个学校想要改个名字叫“稼先中学”，她不同意，她说了一句话，掷地有声：“作为中学，应该纪念所有它培养过的人。”幸亏她这样坚持，否则我们的母校也就落入这个俗套了。除了这几位“名人”，难道从这所中学的大门没有走出许许多多普通的学子吗？我们那一代，被剥夺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去了草原， 去了天寒地冻的东北边疆，去了贫瘠的山西；还有一些我的同学当了兵，那就算是很好的出路了。至于留在北京进了工厂当工人，在那个时候简直就是最幸福的人了。

在东北兵团

当我们这些人最后又回到北京相聚时，两手空空，瞻望前途，一片茫然。请问，有谁“纪念”过这些“校友”？我无缘看到所谓“校史长廊”，不知上面有些什么，不知有没有我们在东北的同学、在山西的同学，身穿破棉袄的照片？或是在别的什么地方，一身油污的工作服？

回忆这些往事，对外人，也许不足道；没有兴趣的人可能嘴一撇，“没意思”。但是，对我们这些经历过的人，这些回忆不就是我们的曾经经历的生命吗？我最喜爱的《圣经》里的一篇诗篇，即《诗篇》第九十篇，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是啊，我们的年岁如飞而去。我们在回首往事时，别人如何看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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