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效琦 回忆母亲

Gowest

作为五零后一代的我悲惨的童年生活--为母亲而写

最近，在博客中国看到署名健君的文章《绝望的书写----纪念王小波》，其中有对五零后一代人的评价， 文章说：“五零后在我看来是四九后出生的各代中最悲惨的一代。出生在饥荒的年代，又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是被洗脑最彻底，被政治化最彻底的一代。是真正地吃狠奶长大的一代。我们看看体制内的那些五零后，他们才是专制历史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的标准产品。比如我们那位“死不悔改”的钟昌林局长、比如那位把国家看得比父母还亲的于局、比如那位从不投反对票的倪主持……这样的五零后太多，而按照中国论资排辈的官场传统，他们现在正把持着中国各个领域最重要的职位。他们不仅在文化修养上近乎文盲，而且还落下了历史性的心理残疾和精神残疾。”看了这段话，使我这个年过半百的五零后之人，感受到强烈的共鸣。作为五零后一代人的一员，回望我的一生，回望我们这一代人走过的路，真叫人五味杂陈，感慨万千。应该说，该文作者虽然是年轻人，但他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评价是精准的，虽然评价尖刻而简略，但不得不承认是符合事实的。我想要说的就是把健君先生对五零后的几点评价用事实印证一下。
健君先生用“最悲惨的一代”来概括五零后一代，诚哉斯言。我们这一代人，刚刚出生就面临着饥饿和死亡。在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和任何一次天灾人祸一样，最容易受到死亡威胁的就是老人和儿童。其他地方当时的死亡情况我没有专门的研究，但就在我家乡小村子饿死的人口中，老人和儿童是死亡最多的。我清楚地记得，已经五岁的我，饿得只能扶着墙根走到院子去晒太阳的情形。我清楚地记得，邻居家即我的二叔的小女孩死亡后被一条麻袋卷着送出门，两条像麻杆细小的腿露在外边晃荡的情形。我清楚得记得，村子里都称为“场来家”的一家六口人，老两口和三个孩子都饿死了，只留下比我年龄大一岁的一个小女孩，被亲戚抱走领养。在这一家饿死的三个小孩子，只有一个比我大，两个都比我小。最小的一个不到一岁。我清楚得记得，那一幕幕悲惨生活的场景......

1959的秋季，生产队的食堂因粮绝而停炊。人们才有了自己在家里做饭的权利，但面对的是无米之炊，甚至无锅之炊。因为家家户户的锅在大跃进大炼钢铁时被强行收缴，完了任务。在经过逐户“搜陈粮”的运动，除了个别村干部家庭，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无粮无锅。母亲打发大哥到街上买来了锅，可是粮食即没有钱去买，也无处去买。我母亲只有带着孩子们到处挖野菜，剥树皮。

1959年的冬季，对我们一家人来说是最难熬的一个冬天。父亲被反成右倾，平时就很少回家的他，就更没有机会到家里来了。死神已经光临我们的门槛，在轻轻地敲门。村里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我的二伯是我家的邻居，冬季没有什么可吃，就去河渠上瓣冰凌充饥，一家五口，在这个冬天就饿死了三口。最早死亡的是小女孩，后来是二伯母，到1960年春节后，二伯父也死去了。他死亡后无人掩埋，在家里的炕上放了许多天，因为当时在村子里找抬的人都很困难。后来母亲对我们说，人挨饿的时候即使没有任何吃的东西，到吃饭的时间，哪怕一碗开水一定要喝，哪怕一点菜根也要吃，只有这样才不容易把人放倒，人一放倒，就只有等着饿死。她说要是二伯父一家也像我们一家，每天找一点野菜根，熬成水喝，也不至于饿死。其实，我的母亲多次动员过二伯一家，叫他们一起去挖野草根，可是每次都没有人肯在冰天雪地里随我们一家去受罪。她还说：人的胃没有吃的东西，本来就弱得很，一吃冰凌怎么受得了。我们家的邻居还有一家是老夫妻俩个，只有一个女儿早已经出嫁，老两口相依为命，也都没有熬过这个夺命的冬天。

为了一家人的生存，母亲表现出超出常人的毅力和意志，她带领着一家人，每一天都要去寻找可充饥的食物，这是和死神的赛跑，只要我们有一天找不到吃的，死神就会走进我家的门，死亡就会随时降临，抓走我们每一个人。

一直到大雪覆盖大地的时候，母亲仍然领着我的大哥、大姐、二姐，在雪地里寻找野菜根，用来充饥。封冻的土地上要找出可充饥的野菜根茎，是极其困难的事情。但舔犊护子的本能和生存的欲望使母亲一天也没有停止和死神的搏斗。他们出去时，大哥是带着?头，母亲和大姐、二姐是带着小铲子，凡是大的根茎，如苜蓿根，菜籽根，都是大哥用?头刨，凡是小的根茎，如防风、苦蕖的根茎，则都是母亲和姐姐们用小铲子挖。挖来的野菜根茎，洗净后就撒点盐在锅里煮熟，熬成菜汤，熬好后就按照每人一份，先把菜汤盛在碗里，再把煮熟的野菜根均分到每个碗里。最后她把自己的那一碗里的野菜根，再夹出一点来，放到大哥或者我的碗里。因为在她的眼里，大哥和我是一家人的希望。这个镜头，在我一生当中曾经无数次地浮现在我的脑海。而每一次想到这个情景，我都不禁潸然泪下。

野菜根茎的辨认也是需要经验的，一次我的大姐在挖野菜根茎的时候，不知道吃了什么有毒的草根，回到家里就显得意识混乱，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用手在空中乱抓，抓一下手放到嘴里做吃东西状，到后来可能是力量衰竭而睡去。母亲和大哥给她灌浆水，喝开水，直到第二天才苏醒过来。后来母亲说，她担心大姐醒不了，从这里搬开口子，我们一家说不定就不保了。她说，大灾之年，一家人最怕的就是搬开口子，这口子一开，就像河堤搬开一个豁口一样可怕。会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是死神眷顾我们一家，还是母亲的坚强和善良感动了死神，幸运的是大姐终于在第二天醒过来了。我们家没有搬开口子，我们挺过了这个冬天，挺过来了，挺过来了。

除了野菜根，我们一家还经常可以吃到的就是榆树皮。我家的院子边上有一棵大榆树，树粗要四五个大人手拉手才可抱拢。经过1959年到1960年两年时间里，我们一家吃掉了这棵大榆树两米左右以下一半多的树皮。榆树上砍下树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榆树皮砍下来，要加工成为榆树皮面，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从榆树上砍下树皮，是母亲和大哥的事情，他们轮流砍，砍一点歇一会，对饥饿的人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砍下的榆树皮首先要晒干，再用斧头砸碎成颗粒状，以便在水磨上磨成面，或者在碾盘上碾成面。榆树皮面吃起来要比野菜根好吃多了，但榆树皮面特别粘，做成面条，下到锅里一煮，往往成了一团浆糊。于是，干脆就用榆树皮面搅成面汤或者馓饭。这东西吃下去常常形成便秘，拉下来很难。我拉屎时我母亲就用筷子从肛门里拨拉，一次肛门流血多，母亲抱着我哭。

我的弟弟已经三岁，饥饿使他不会说话，不会坐，只能在炕上爬。 记得那是1960年的夏天，已经开始夏收，这个时候最困难的时候已经基本过去了。村子里早在1959年秋收之后就因粮绝而停炊的食堂也开始恢复，每天中午和晚上供应的是大人每人两碗小孩每人一碗清汤， 我也有力气能跟着母亲到地里去拾麦穗。公共食堂的饭是按照年龄定量来计算供应量的，而且几乎每顿是清汤，只有据说是中央工作组要检查来的几天里吃到了馒头，因此饥饿的威胁仍然笼罩着除了队长、会记、食堂管理员和炊事员之外的所有家庭。为了增加吃的来源，母亲和大哥把院子全部开垦出来，种下了甜菜。弟弟大概是能喝到每顿一碗清汤的原因吧，也能爬起来，爬到窗户，每当母亲和我们几个到外边去的时候，他都会爬在窗户上发出微弱而嘶哑的哭喊。一天，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我的弟弟竟然爬在院子里，吃着甜菜叶子，满嘴的绿水从两口角流出来。这情形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在长大后，我曾经问过弟弟，他还能否记得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不记得了。我想，不记得也好，这悲惨的一幕，至少在他心里没有留下阴影。有时候遗忘也不是一件坏事啊，遗忘可以使人减轻心里的负担。可是，那个情景，我一生都忘不了。

1960年好不容易过去，1961年农村迎来转机，毛泽东在全国死亡数千万人之后，不得不退居二线，把千疮百孔的经济交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农民开始容许有自留地，公共食堂也解散了，这就是文革当中作为刘少奇罪状之一的所谓“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的实行。从这一年开始，人们才慢慢缓过劲来。尽管仍然经常还是吃不饱，但有了最低生存的条件。父亲这个时候也安排了工作，在一个公社当主任。然而，我的母亲却从此在也没有了健康，她的余生就在痛苦的煎熬中度过。

也许，是过于操劳，耗尽了她全部的精力，1961年开始，母亲的腰弯下去了，再也直不起来。她再也不能下地，做饭，只有在炕上躺着。在我们不在的时候，在我们熟睡以后，她经常发出痛苦的呻吟。父亲虽然千方百计到处求医问药，甚至曾经到陕西去看过病，但终究没有看出个名堂来。文革发生之前，母亲的神志还是清醒的，到文革发生以后，当时任公社主任的父亲被作为走资派，批斗，游街，殴打，这些消息本来是瞒着她的，但不知什么人告诉了她，还是她从人们的神情言谈中知道了什么消息，总之，母亲从此神志常常不清。常常无故吵闹，说些没有人能理解的胡话。看着母亲的情形，想着被造反派凌辱的父亲，只有十多岁的我，也常常彻夜难眠。这大概象征着我童年生活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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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对话---写给母亲

清明节的对话

----写给母亲


你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这二十年来，无数次的梦里母子相会，无数次的泪流枕巾，也无数次地想用文字祭奠你----我的母亲，这个世界上最痛我的那个人，这个世界上最苦难的那个人，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那个人，这个世界上最孱弱的那个人，这个世界上最坚强的那个人---我的母亲。可是，每一次我都因泪水模糊双眼，哽咽不能自制而作罢。（就是在今天，当我写下这几行文字的时候，我只能几度停下来，擦去我满面的泪水，在情绪平缓之后再连接我的思绪。）

一

二十年了，如果真有往生轮回，你也早已离开阴间，投生到人间了吗？然而，我知道你不会去投生，因为人生给你的记忆只有无尽的痛苦，死亡对你是一种解脱，我很小就知道，要不是眷恋你的儿女们，你早就撒手人寰了。你之所以艰难地活到六十八岁，全看在我们这些你用超常精力抚养活下来的儿女们的面上。

从父亲和表兄们的谈论中，我知道了你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片段。你是外祖父外祖母五个孩子中最小的，我们家乡把最小的孩子叫“老生胎”，老生胎往往是父母最疼爱的孩子。然而，一场意外事故使你的童年就遭受到不幸。一次，在你玩耍时，倒塌的崖土把你埋在下边，当大人们把你从土里救出来时，已经气息奄奄，经过救治，生命保住了，但从此脸上留下了一块永久的伤疤。这对一个姑娘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大概因为这个原因吧，家道殷实的外祖父，很早就把母亲嫁出去，当了人家的童养媳。母亲当童养媳的村庄是一个叫郭家山的小村庄。童养媳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小小年纪的母亲要伺候公婆，还要伺候同样是小孩子的“丈夫”。

童养媳长到十四、五岁时，一般情况就会“合房”，即和未婚夫结婚，可是，在她即将成为人妻的时候，不幸再次降临到她的身上：她的未婚夫痨病身亡。在农村，迷信的人们不认识疾病的根源，而是将这个不幸归罪于我的母亲：有的说这个女人是扫帚星，到那一家那一家就要倒霉；有的说这个女孩子的脚底子重，走到哪里哪里就会遭殃；有的说，这个女子是吃三井水的，要死三个男人，谁娶了她，谁就要遭到不幸。于是，我的母亲，一个正值花季的女孩子，成为一个被人们视为瘟神一般不可接近的人。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娘家还是婆家要把她嫁出去，已经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了。她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在人们异样的眼光下，在娘家不要，婆家歧视之中度过她的青春岁月。

母亲的身世使她再嫁困难，可是婆家也不能让她一直在家里这么呆下去。终于，有人试探着给我的父亲提亲了。

据说我的奶奶生了十多个孩子，可是只成活了四个女孩子，没有一个可以传宗接代的男孩子存活下来。由于没有儿子，我的爷爷开始抽鸦片，对家里的农活也不在意，对我的奶奶态度也恶劣不堪，什么都懒得去干，有时候，我的奶奶只好带着尚未出嫁的三姑四姑去干农活。那时候的女人都是小脚，走路都很难，干农活时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爷爷因为没有儿子不理家业，本来还算过得去的家业也就一天不如一天。可是，在爷爷五十多岁时，我奶奶竟然奇迹般生下我的父亲，而且成活下来，身体也十分健壮。有了儿子以后，爷爷的情绪好起来，家里的农活也就干得称意起来，家道慢慢恢复到过去的水平。

我的姑姑们都出嫁后，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和年纪很小的父亲，一家三口，倒也其乐融融。可是，也是一场意外事故，改变了这个家庭的状况。在我父亲几岁的时候，我奶奶摔了一跤，膝盖被碰，伤口也不是很严重，这种事情，要是现在，根本就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那时候医疗条件差，估计是感染了破伤风，总之，就这一跤，竟然夺去了我奶奶的生命。从此，家里只有我的爷爷和我父亲父子两个。爷爷年事已高，父亲尚在童年。父亲小小年纪，过早地就承担起不应该承担的义务。十岁左右就承担起家里的一切，砍柴、种地、做饭。

我的父亲一天天成长起来，他越来越像我的爷爷，高大而威武。到他十二三岁时，爷爷急于要孙子，也不管父亲同意不同意，就娶来了媳妇。媳妇比父亲大五六岁，而父亲还是个不谙男女情事的小孩子。媳妇娶进门，到晚上，他要和爷爷睡，不到媳妇的洞房去，每天晚上总是被爷爷强赶到洞房。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和一个大姑娘睡到一起的情形是怎样的呢？我父亲曾经给我说起过这段经历，他说，那时候，他最怕到天黑。因为一到天黑，就要被爷爷赶到东房（父亲的新房）。晚上睡觉时，他卷缩在炕的角落，不敢睡觉，就一直坐到天亮。和一个这样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对新娘子也是一种折磨和痛苦。开始，新娘子还千方百计讨好我的父亲，后来终于没有了耐心，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了一年多以后，她终于离开了这个家。于是，我的爷爷和父亲，重新回到父子俩光棍的境况。

到了我父亲成人以后，我的爷爷已经七十岁的年纪，他唯一的希望就是给父亲再找个媳妇，成个家。可是如此家境，有几人愿意把姑娘嫁给他呢。这时候，有人给母亲做媒的时候，爷爷随即答应。父亲和母亲的婚事很快就成了。母亲嫁我父亲的时候，父亲没有见过母亲的面，嫁过来以后，才见到母亲，虽然我的父亲英俊而高大，我的母亲脸上一块明显的伤疤，但两个苦水中泡大的人，却情投意合，他们从对方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有了女人，家才成为家。在母亲的精心打理下，家里有了生机。爷爷终于在临去世之前，了了娶儿媳妇的心事。接下来，他的心事就是在有生之年抱上孙子。可是一年多过去了，儿媳妇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个时候，心急的爷爷就开始骂骂咧咧，母亲知道爷爷的心事，可是这种事情，由得了人吗？爷爷是七十二岁去世的，一直到去世，他没有看到孙子，我的大哥是在爷爷去世两年以后生下的，如果爷爷再能活两年，他本来是可以看到自己的孙子的，可惜他没有看到，这，是他去世时唯一的牵挂。（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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