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效琦 郭鹤龄和王天祜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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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谷籍高级工程师郭鹤龄老人的遭遇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悲剧

郭鹤龄（1916.11-2014.9），甘谷县磐安镇三十铺人，1943年考入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由于日本人占领华北，国内许多知名大学内迁，1937年7月抗战爆发，中央大学西迁入川，校址设在重庆沙磁区沙坪坝松林坡，史称“重庆中央大学”。郭鹤龄带着书童踏上蜀道，翻越秦岭，历经艰辛到重庆求学。在重庆求学期间，常和共产党人秘密接 触, 经朱光亚介绍，在重庆曾家岩 结识中共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

    郭鹤龄在重庆求学三年后，由于蜀道艰难遥远，便于1946年转入西北工学院化工系学习有机化学，1947年毕业后留在该校实验室工作，担任化学分析员，并和物理学家朱光亚院士一直保持书信往来。53年被调到地质部化验室工作，任广谱分析工程师。在此期间，作为甘肃省代表，参加了国家第一五、二五计划的制定工作，为甘肃省的化学工业奠定了基础，也为兰化，兰炼，玉门油田，白银公司的筹建献计献策。正当他年富力强处于事业发展最容易做出成绩，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的42岁的时候，一场政治大风暴骤然而至。1958年反右派开始，由于化验室一位名叫龚心若的同事，为了表现自己，取悦领导，千方百计搜集同事的“右派言行”，他回忆起有一次郭鹤龄说过“一登龙门，身价百倍”的“反动言论”，于是向领导汇报揭发，被认定为恶毒攻击党组织的右派言论，补划为右派，进行批斗，并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工资降三级，从此成为政治贱民，备受歧视。“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因为右派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1968年下放回到甘谷老家参加农业劳动。

       1972年，他通过朱光亚向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自己的问题。经过朱光亚向周恩来总理反映，周总理亲笔写信给甘肃省委，遂于1972年底提前获得平反，调回兰州 ，恢复了工作，后被调到兰州科学技术研究所工作。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由省科委奖励楼房一套，西湖牌黑白电视剧 一台，返还工资七千余元。恢复甘肃省 科委工程师评审委员会委员及高级工程 师职务。后来，诬陷郭鹤龄的龚心若也为当年自己无端诬陷他人而受到良心的谴责，在《南方周末》2000年2月1 日第八版，发表题为《是我害苦了郭鹤龄同志》的文章，表示了忏悔和道歉。

      郭鹤龄老人的遭遇，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这一百年间，谁最爱这个国家？谁最关心这个国家？谁比较最能不计自己一时的利害得失而为国家的命运着想？ 是那些真诚地为国家民族奉献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个时代政治宽容的主要标志，可是回过头来看，过去的几十年实在是乏善可陈。他们或者因为说真话，因为替老百姓说话而备受摧残，为此而付出一生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代价。或者因为一句无关痛痒的话甚至莫须有的罪名而失去工作成为政治贱民，一生生活在恐惧之中，生命之花在无效的损耗中枯萎，事业之路在无端的摧残中戛然中断。一方面离不开知识分子，但是另一方面又不信任知识分子，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从个人命运来说，郭鹤龄老人的人生是个悲剧。因为对一个从事科学的人来说，他一生最富于创造的时间，就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消耗了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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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公众号发了一篇《甘谷籍国民党将领、保定军校及黄埔军校人员》的文章，有一位网名叫'青出于蓝”的网友给我留言，说他的爷爷也是黄埔军校15期毕业生，于是互加了微信，在微信中他向我叙述了他爷爷悲惨的一生，我听了为之动容。于是把他叙述的写了下来，既是为了生者心中对长辈的纪念，也是为了慰藉逝去的灵魂。

这是网友“青出于蓝”通过微信发来的他爷爷王天祜年轻时候的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出，是一位帅气英俊的年轻人，一头乌黑茂密的头发，两道浓浓的眉毛，黝黑明亮的双眼，笔直的鼻梁，宽阔的嘴唇，极为协调而匀称，都如雕琢般鲜明的轮廓配置在英俊脸庞上，冷峻而透出文雅，又带着一丝嘲讽。雪白的衬衣领子非常挺括，那条黑色的领带十分夺目，从他冷峻得近乎残酷的眼神，似乎已经预感到他未来的命运？

现在我根据网友青出于蓝提供的材料，把王天祜一生的简介描述如下：

王天祜（1921-1990）字力行，甘谷县八里湾乡咀头村人，1927年至193年在天水中学求学，1938年毕业后考入中央军校（黄埔军校）南京分校学习。

1940年，王天祜从中央军校毕业，属于黄埔军校南京分校第十五期毕业生。毕业后任军统局特务团中尉组员，那个时候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军统在抗日战争期间发挥的作用是人们知道的，但是王天祜在此期间干的工作，他的后代已经无从知晓，他的许多故事也随着他的去世而永远消失。

1941年，王天祜任第八战区军统天水组任上尉组员、组长。青康藏边区专员公署少校参谋兼副官。这里抗日战争第八战区是指1938年左右，为了因应战争形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于中国境内划分；与日军作战的战区之一。第八战区作战区域为绥远、甘肃、宁夏及青海一带，1938年至1943年第八战区的司令长官蒋中正（兼）副司令长官朱绍良，1944年后的司令长官为朱绍良，1945年9月13日订定的受降计划中，划分为受降区之一，接受日军缴械。

1948年，王天祜在中央警校甲警班一期学习，毕业后任天津市水上分局少校警察。同年12月底，在副局长齐庆斌率领下起义，王天祜在十二分局集中参加了起义。起义后，王天祜既回到了家乡。为了适应新的生活，他开始自学自学书法、风水堪舆、阴阳祭祀等农村普通人生活中常用的技艺和道术。

在五六十年代，像王天祜这样的军统出身的人，本来就是每一次运动都属于批判斗争的对象，而他的风水阴阳更会让他雪上加霜，成为运动中逃无可逃的对象。他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农村各种运动中被殴打，家属被歧视是一种必然现象。网友青出于蓝说：我爷爷后半辈子太惨了，文革的时候，带着门板游街示众，门板上的钉子嵌入肉体，惨不忍睹，他太惨了，太苦了。我爷爷的遭遇，我们这些看在眼里，点点滴滴都是血泪，我们的眼里在流泪，心如刀绞。为他的不公，为他的不平，难道上苍就这样不平等吗，他不是已经起义了，为什么还要遭到这样千百次的折磨和无穷无尽的屈辱呢？他原来的起义证和各种证件都被没收销毁，后来被关到监狱，要判死刑。我的一个在四川工作的亲房，给当时的省委书记宋平写信，反映我爷爷的问题，才得到平发，1979年3月18日甘谷县委77号文件通知为起义人员，一直到八五年才补发了起义证书。上面虽然平反了，下面仍然歧视我们。

按照我们长期以来接受的教育，军统都是特务，干尽了坏事，实际上，军统在抗战时期是一支特殊的力量。抗战时期，尤其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4年多时间里，除了初期苏联有限的支援之外，中国几乎是在独自奋战。为了鼓舞士气，军统经常在城市采用扰乱、暗杀、爆炸、恫吓、策反、反间等方式打击日伪，在城市和交通沿线，破坏日军机场、兵营、仓库、粮库、弹药库等军事设施，铁路、公路、水路等各种交通设施。1939年3月20日，军统追杀中国现代史上“天字第一号”大汉奸汪精卫，从国内杀到国外，又从国外追到国内，屡次失手，仍坚持不止，牺牲了多位勇士。虽未成功，但吓得汪精卫及大小汉奸头目寝食不安。华北的军统北平站、天津站，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至抗战初期，先后组织了刺杀汉奸张敬尧、殷汝耕、石友三、王克敏等重大行动，其中有成功（如成功刺杀了张敬尧），有失败（如刺杀石友三、殷汝耕），有误杀（如1938年3月29日下午2时，行动小组于北平煤渣胡同20号原平汉铁路俱乐部外行动，击毙与王克敏同行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王受伤。而刺杀汪精卫时错杀了其副手曾仲鸣）。在“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海，凭借外国租界的掩护，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37年底至1941年底的4年里，军统在上海的暗杀行动就有150余次。刺杀对象，开始主要是各类汉奸，少数是租界里与日伪勾结的高级警探。例如，1937年12月30日，在吕班路，刺杀了参加上海地区改组委员会的华商领袖陆伯鸿。

抗战时期的王天祜，工作在西北，处于大后方，具体的情况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国民党人员，一旦列入反革命分子，就属于四类分子。从土地改革开始，一直到文革，对四类分子的歧视就一直存在。当时的 许多村里，对四类分子的管制大都采取这样的办法：1、无偿清扫道路，补桥铺路；2、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3、不准私自外出；4、如有与其他人家交往，就是收买拉拢；5、走路时、碰到贫下中农不准当中走，须低头靠边走； 6、无论批斗什么人，都必须随叫随到，陪斗陪批。7、任何人都可以对他们辱骂殴打，以表现政治正确。因此，王天祜的遭遇，是无数四类分子所经历过的，在哪个时代，是一种常态。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刚毕业分配到农村工作，哪个时候也是刚摘了四类分子帽子的时候，村间道路再无人清扫，乡村道路下雪后路上积雪难行，就听到过许多人咒骂邓小平为四类分子摘帽，路都没人扫了。斯情斯景，仍然历历在目，而文革时期对四类分子的残酷斗争，也是亲眼见过许多场景，因此，网友青出于蓝说的他爷爷遭遇，我相信没有任何虚假的成分。只是他哪个时候很小，记忆的很不全面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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