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德明 穿越历史的洪荒：回忆新疆拜城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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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历史的洪荒 回忆新疆拜城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我叫秦德明，男，汉族，1928年6月生，1947年9月参加革命，曾担任温巴什乡党委副书记。

时代的车轮滚滚，而今已近入土之年，回忆几十年前的社会历史，经年的痛苦和喜悦，于我已不再是新鲜的经验，但我想凭我仅有的记忆，穿越历史的洪荒，去还原一些历史本真，重温那段如梦如幻的经历。

拜城县是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县，境内居住有维吾尔族、汉族、回族、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诸多民族，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古代的囚徒罪人一样被发配边疆。拜城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有不同的文化风俗，这在外人看来，似乎充满新鲜，但是对于长期生活工作在这里的人来说，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迥异的饮食习惯，却是一种莫大的考验。尤其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拜城毫不掩饰的向我坦诚着她的荒凉和落后。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片土地上倾尽一生。但是，我并不后悔，这片土地所给予我的，也远非其它地方可比。尽管我是一个汉人，但我已经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

我工作的时间比较长，也经历了国家很多大的政治变革，参与了很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的发展举世瞩目，这是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也是新疆族人民，以及援建新疆的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

1957年，农业合作化运动飞速发展，引起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巨大震动，农民和农村干部中存在着闹退社等各种各样的情绪和思想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是一贯行之的有效应对办法。于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其中指出，为了克服近年来党内新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适应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需要。

当时，我们的想法是，社会主义教育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定，是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审验过的重大决策，那么它一定是正确的，也是很有必要的。现在看来，确实有些过于个人崇拜，并没有按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大家纷纷投入到这一运动中来，却不知道这一运动究竟要达到怎样的目的，而是盲目的喊一些口号，用一些大词套话，把人分成不同的阶级，归为不同的类型，然后就是“鸣放”、“批斗”、“辩论”。后来我总是在想，1957年的拜城，人们连起码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大众的受教育水平极为有限，他们又如何对于大的政治事件做出判断？有些干部打着整风运动的旗号耀武扬威，反而在群众当中产生不好的影响。

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按照这个文件的精神，“社会主义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第二，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教育的方式则是“大辩论，提问题，提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解放前后和合作化前后农民的生活的变化。”拜城县委县政府选择重点地区和问题比较突出的乡镇，有领导、有步骤、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县上有关领导研究决定，拜城县的整风运动主要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式进行，并分为“鸣放、整改、辩论、整社”四个阶段。全县100余个农村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严格按照县委县政府的指示，合作社分两批进行，先党内后党外，由上到下，由浅入深，稳步推进。

自1959年底开始，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鸣放”便开始了，绝大部分的社员群众都参加了“鸣放会”。所谓“鸣放会”，就是开会，开不同层次不同种类的会议，诸如老年会、妇女会、群众会等。开会的时候，要有负责人进行组织主持，让人们说说自己对于整风运动的认识和看法。有时候也用个别提问和写条子的方式，将各自的意见“鸣放”出来。

按照马列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是经济上消灭了私有制，实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而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传统农民是小生产私有者，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可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来，必须消灭小生产才能彻底消灭私有制，因此苏联采取了大量消灭小生产当中最接近资产阶级或者被当做农村资产阶级的富农的政策。一九三○年七月，斯大林在联共十六大的闭幕词中宣布：“现在，我们的政策是消灭作为阶级的富农，过去所有反对富农的非常措施和这个政策相比都只能算是小打小闹。” 根据苏联学者的估计，在剥夺富农的过程中，被消灭的富农总户数大约在100～110万户，有的地方竞高达总农户的15％～20％。在中国肉体上消灭大量的小生产是不现实的，毛泽东试图把小生产者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改造的主要方法就是“社会主义教育”。针对合作化运动中中国农民普遍存在的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想过好日子，不愿把生产资料交给集体----农业合作社的现状，毛泽东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当时，教育农民的会议一般定在晚上，这样就不影响他们白天的劳作。开会的时候，妇女老人们不知道该说什么，有时候就照着别人说的进行发挥，表述相近的意思和看法。也有一些地方的人们，把“鸣放会”当作是一种群众聚会，在这样的聚会上，有问题的人始终都有问题（被定为富农，地主的人），没有问题的人也经常没有问题，只要你说一些领导想听的话，有保证这些话没有大的纰漏。

1958年，整风运动开始转入辩论阶段，至1959年1月底基本结束。这一阶段全县共批判108人，其中以地主、富农、上中农为主。逮捕法办地主63人，富农两人，坏分子3人。给7人重新戴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经过审定评议，给另外15人摘掉地主、富农的帽子。“鸣放”、“辩论”结束后，有257户农民加入农业合作社。1958年2月，第一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68个农业合作社基本完成了“整风、整社、整党、整团”工作。

中央还对辩论的具体组织形式和方法作了指示：凡是还没有开展这种辩论的地方，各级党委都必须有准备地、有次序地、自上而下地派遣工作组协助乡社的党组织支持这种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使爱国、爱社和农家的观念在群众中统一起来，并普遍地养成勤俭办社和勤俭持家的风气。辩论会必须吸收全体农村居民(包括单干户)参加，组织可大可小。一般地在小组或小队的范围内，可以辩论得较为充分和较为深入。但在必要时，也可以举行全体社员或全体农民的辩论大会。辩论时要让个人畅所欲言，让群众在辩论中，在交换意见中，辨别出哪些是正确的和哪些是错误的。除了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反动的煸动言论必须及时地有力地给以反击外，对于群众的误解或错误意见，都必须采取很好的态度加以解释和说服，对于富裕中农的错误言论的态度，也应该这样。中央认为这次运动的性是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是农村的整风。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地委、县委必须很好地掌握领导，群众在大辩论中，对于乡社干部作风提出的批评，各级党委必须认真研究，适当处理，以便改进工作，团结群众

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乡社，结合当时的政治运动纳入到“整风”、“反右”的运动之中。1961年，县上从县委机关抽调了130余名干部，从公社抽调了46名干部，参与和领导此次运动，1961年1月开始，全县12个公社132个生产大队社会主义教育全面展开。整个运动分四个步骤进行，第一，宣传教育，讲解政策，摸清农村各阶层思想状况。第二，组织“大鸣大放”，大辩论，培养训练积极分子。第三，对农民中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人，选择性的进行批判，对于带有破坏社会主义言论的人展开斗争。第四，总结经验，改正工作。参加农业人口2.9万，共“鸣放”意见4万多条，其中反映“共产风”1.5万多条，“瞎指挥”6000多条，“浮夸风”200多条，多吃多占者1000多条，官僚主义1500条，违法乱纪1400多条，其他各种意见共计1.5万条左右。

当时虽然物质生活极度贫乏，但人们单纯朴实，做事情有一股子认真劲儿。尤其对党中央的政策指示更是下定绝心要保质保量的完成，看看这些数据你就能了解一二。当时解放时间并不长，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似乎依然没有从战争的状态当中彻底走出来，领导层总觉得人们的思想觉悟还不够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明确的认识。而当时的社会实际是，人民群众连起码的生活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对于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拜城来说，情况更为严重。没有干净的水源，没有电灯，家徒四壁的平房里，是一张张饥饿又疲惫的脸。

这段经历在我的人生历程当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不是因为当时的贫穷，或者人被分成不同的阶级派别，而是因为这段经历让我认识到，作为基层干部，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在不论大小的历史决策和政策面前，都必须要有自己的判断和主张，不能人云亦云。

经过几十年几代人辛勤的努力和艰苦卓绝的奋斗，如今的拜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计划生育、城市建设、广播电视、邮电通讯等各项事业高速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透过外在的种种变化和各项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我看到的，是拜城县人民的踏实进取，是一种积极而实在的内里所迸发出的能量。我相信，在以后的日子里，有想离开拜城但却走不掉的人，有远离了拜城这片热土但却时刻牵挂着这片土地的人，但是，只要你生在拜城，只要拜城还存在，我们就有理由，也有信心，将这片土地建设的更加美丽，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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