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伟亮：山西北京知青请愿返城事件

boyaozhang

庄伟亮：山西北京知青请愿返城事件

来源：知青之窗
口述：庄伟亮
采访人：刘晓萌
时间：2002年2月24日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北里18号楼


"中国的事 哀兵必胜”—庄伟亮口述

采访前记

20世纪70年代末，上山下乡运动落下帷幕，并不意味着知青问题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一方面，大多数知青陆续返回城市；另一方面，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留在当地就业。知青留在当地后，在住房、工资收入、医疗、子女教育、婚姻等方面遇到许多新的问题。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坚定了他们返城的决心。但巨大的阻力和障碍，又注定了返城之路的艰难。

20世纪80年代中叶，留在山西的北京知青掀起的要求返城活动几起几落，前后持续两年之久。他们采取上访、请愿、写公开信、组织万人签名、集会、静坐、游行、出版刊物、宣传鼓动等多种形式，加快了遗留问题的解决，最终圆了返城梦。在中国知青史上，这是最后一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1994年，因为编写《中国知青事典》，我尝试比较深入地了解这个事件。第一次采访是在我家，参加者有尚焰、庄伟亮、李世和、黄和平以及陈君远、孟庆辉、曲守国等人。守国是我小时的同学，同校不同级，经常在一起玩“官兵抓贼”的缘故，混得很熟。“文化大革命” 后上山下乡，我去了内蒙古，他去了山西，人各一方，因两家住在一院，仍断不了见面。跟山西知青的关系，就是他帮助搭上的。尚焰曾任原平县肉联厂厂长，作为干部，不便在请愿活动中抛头露面，但背地里为知青出谋划策，提供方便的事没少干，属于“高参”一类人物。世和是致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公开信的第一签名人，对活动的发动起了积极作用。和平是知青的“九评”《历史的回顾，深沉的反思——上山下乡如是说》一文的主要撰稿人，为从理论上论证知青返城的合理性做出了贡献。伟亮为人正派，敢说敢干，是重要的实干家；善于交际，在上访过程中，甚至还交了些“不打不成交”的官场朋友。有关资料，包括一些照片、小报、录音带，大部分都是伟亮提供的。后来，我根据这些资料和访谈写成《山西省原北京知青的返城活动》一文，载入《中国知青事典》。[1]尽管篇幅有限，应该说，在正式出版物中，这还是第一次正面记录并肯定了北京知青的活动。


在李世和家(右起王莹、门冰、李世和、庄伟亮)

1995年，在丰台路口55号杨存承包的饭店，与山西知青第二次聚会。那次与会的人较多，大约有十七八个，在山西各地插队的都有。杨存也是请愿上访活动的一位重要人物，有名的“铁嘴”，与当局办交涉，以言语犀利、反应灵敏闻名。

2002年2月3日，在王府井北口李世和家，我们再度聚首，在座的有庄伟亮、王莹、陈君远、杨存、周云安、李世和夫妇。王莹是我景山学校的老学长，他是老高中毕业生，后来在当地任中学老师，知青第一封公开信就出自他们几位学究的手笔。云安是伟亮的夫人，返城后做会计工作，虽然是初次见面，但通过伟亮平日的言谈，早知她是位颇不简单的女性，在请愿活动中，夫唱妻随，始终是活跃而坚定的人物。新老朋友济济一堂，自然高兴异常。这次聚会的目的，是给当年上访请愿的过程“梳一梳辫子”。毕竟是十六七年以前的事了，个人的记忆已有些模糊；再说，当年大伙都是一边上班一边参加活动，分身无术，难免顾此失彼，某甲参加了上一次活动，某乙参加了下一次活动。为了比较全面地记录这段历史，需要当事人坐到一起，把情况凑一凑。这次访谈，我做了现场录音，为这段历史理清了脉络，补充了一些珍贵史料。

除了三次大的聚会，平日里与伟亮、尚焰等人保持着来往。伟亮返城后，先在某汽车公司做过劳资，后来与几个知青在郊区合伙办过养殖场，以后又搞销售。事业上的发展似乎不是很顺利，但他每一次面对困难挫折时的勇气，以及为朋友侠肝义胆的作风，都很令我钦佩。尚焰办事勤恳塌实，有能力，能吃苦，返城后从街道的市场科长干起，一路升到区劳动保障局局长。尚焰的祖上在清雍正朝做过内务府总管之类的大官，据说后来受人陷害败落了，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到清末还维持着世家大族的架势。今天朝阳区三元桥北有个“尚家楼”的地名，就是他家的祖坟地。尚焰是真正的八旗子弟，喜欢清史，而清史、满族史又是我研究的领域，这成为联结我俩的又一条纽带，因此来往不断。我写的一些清史方面的书，尽管很学术，总是送他过目；他也翻箱倒柜，找出珍藏的《尚氏宗谱》残卷，供我研究.....

在这种不断的交往中，使我对这一知青群体有了越来越深入的了解。当然，集体式的访谈与个性化的口述并不是一回事。2002年2月24日，为了完成《中国知青口述史》一书，我又请庄伟亮单独做了一次口述。

北京知青的这次请愿，是一次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自始至终，没有出现一个像丁惠民、欧阳琏式的领袖人物，而是由若干核心人物遵循民主原则进行指导。这是这次活动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代知青在政治上更趋成熟的表现。但这种状况，也给选择口述对象带来一定难度。我所以选择伟亮，除了赞佩他的人品外，还基于以下考虑：首先，他是这次活动中参与核心工作时间最长、态度最坚定的一位。为了知青利益，他频频往来于京、晋，奔走于基层，因为长期误工，经济上受到很大损失；至于政治上的风险，更是人所共知，但他终不为所动。伟亮的另一优点，是有功而不倨傲，始终强调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我想，这也是客观描述这段历史的必要前提。

北京知青的请愿活动持续时间长，一波三折，其中重要事件如1984年12月第一封公开信的起草、签名和第一次进京上访；1985年4月下旬在北京市委门前的请愿静坐和当局的施压；1986年春节前夕知青代表到北京市政府“团拜”以及随后的羁押；1986年4月第二次公开信的发表与征集签名；10月26日在省会太原举行的知青大游行和省委门前的请愿集会，以及许多饶有趣味的插曲，在伟亮的口述中都有翔实、生动的描述。[2]

最后，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在当时，山西北京知青的请愿上访并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早在1982年春，一些留在陕北的北京知青就开始串联，筹划集资到北京上访，要求返城。提出返城的理由完全是政治性的：广播报纸天天宣传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是不是“文化大革命”产物，该不该否定?既然“文化大革命” 否定了，就应该让所有知青返回北京。当局的答复也很干脆：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提出的，与否定“文化大革命”挂不上。[3]1983年6月4日全国六届人大召开之际，陕西的北京知青金克刚等六人到北京市政府集体上访，声称代表一千多知青，反映地方病、父母年老无人照顾等问题，强烈要求返京。他们还到其他省区串联。不久，在延安工作的北京知青再次派代表到北京上访。[[与此同时，在东北、内蒙古、新疆、宁夏等地，也不断有知青进行各种形式的请愿上访。

相比之下，山西省北京知青掀起的请愿上访活动，更有规模、更有组织、更有理性，所以才能后来居上，为中国知青史上最后一波返城风，画上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

目 录

一 “不幸人”的陈述
二“小平同志救救我"——北京市委前的八天静坐
三“中国的事，哀兵必胜“
四 春节团拜会
五“四方团”的尴尬收场
六 太原大游行
七 北京游行计划的夭折
八 敞开返城的大门

一 “不幸人”的陈述



我是六七届初中毕业生，在1968年的11月29日离开北京到山西去的。这里插一个小段子：后来由北京市劳动局给我签发的回北京调令，盖公章的时间正好是1988年的11月29日。这就是说，我整整在山西待了20年，一天都不带差的。

我们插队的地方在山西省忻县地区忻县秦城公社前秦城大队，地处山西省五大盆地之一的忻定盆地。抗战时期著名的“忻口战役”[5]就是在这儿打的。历史名人中最杰出的一位是元好问[6]，可谓人杰地灵。

我们村有七个男生，都是同班同学。在村里的几年，大家相濡以沫，至今仍保持着纯真的友谊。在招工问题上，公社、大队让谁走，谁就走，绝不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我们有一个明智的决定：大家都送礼，等于谁也没送。

进村第二年，来了军宣队，关系始终挺对立。他们抄过我们家(知青点)，抄走几本书，记得有《红楼梦》、《幽谷百合》等，不过把《水浒传》之类的书留下了。抗议了好几天，无济于事，也不出工了，一怒之下就回了北京。后来，在几个公社联席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军宣队头头臭骂了我们一顿：“......逃跑了，逃到哪儿去?逃到台湾去?我们还要解放台湾呢！”逃跑是指我们没请假就回了北京。

人员变动基本上是从1971年开始的，参加国家分配工作的走了几个人，还有几个投靠父母干校的，1972年又走了几个。我记得，1973年招工有过一次“冻结”，这一“冻结”就把一些人给“冻”在这儿了。[7]这个期间，只有几个女生通过各种渠道回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仍留在山西的北京知青都在当地就业了。当时来说，山西省的工业基础也还可以。

关于自己这段时间的经历，不想多谈了。要说坎坷，许多知青的经历比我还坎坷，这里想着重回顾的，是80年代中叶仍然留在山西的北京知青为争取返城而进行的艰苦努力。到现在，又是十几年过去了，我作为这场民间活动的亲历者，许多激荡人心的场面就像发生在昨天。在滔滔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泥沙沉淀了，闪光的东西却永远光照后人，在中国知青史中，不能缺少我们这一段荡气回肠的篇章。

“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共有三万多知青到山西农村插队[8]，同期，还有七千多天津知青在当地落户。70年代末，他们大部分返回了原籍城市，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被就近安置在当地。知青就业后，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婚姻等方面遇到不少实际困难。有的人已年近不惑，长一级工资后才挣38.4元。不少基层企业经营不景气，职工收入低且不稳定。每年还要从有限的收入中抠出一部分“赞助”铁道部(采访者按，指回北京往来路费)。不少北京青年曾尝试通过对调途径回北京，但对调一个户口按常规要付给对调方3000元，这对月收入只有三四十元又肩负养家饰口重担的人来说，显然是个近乎天文的数字。久而久之，不安其居的念头愈演愈烈，不满情绪也在滋长。[9]

影响深远的北京知青请愿活动，最初是从我们忻州地区发动的。

1984年10月，山西电视台播放了根据梁晓声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今夜有暴风雪》，东北兵团知青昼夜间大举返城的壮观情景使我们这些仍旧留在忻州的北京青年浮想联翩，长期蛰伏心头的思乡之情一下子进发出来。

我们认为，在前些年里，在当地插队的高干子女基本上“靠权”都回了北京，家境富裕者“花钱”回去了，善于“出卖灵与肉”者“走后门”回去了，就剩下我们这些无依无靠、无门路可走的普通百姓子弟。此外，生活中一系列具体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也是引起我们强烈不满的重要原因。

适逢其时，中共中央旗帜鲜明地提出“全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社论。既然“文化大革命”都被“完全彻底”否定了，作为“文化大革命”产物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运动为什么不能否定呢?1984年11月，首先由忻州地区原平县的北京青年开始酝酿返城的事。第一次会议是在原平中学开的，在原中任老师的王莹是原北京景山学校的老高中生，由他担任会议召集人。会上，大家提出：应根据众人意见，写一封致中央和北京市委的公开信，强烈要求返城。会后，王莹、陈君远(铁路中学教师)、范立人(铁路中学教师，回京后继续教书，毕生兢兢业业从事教育，已于2001年病逝)等人执笔，几易其稿。

原平是忻州地区14个县里最大的一个，工业基础比较好。原平距忻州市(原忻县)很近，所以这个信写出来以后很快就传到忻州来了。传过来时，已经有260多个人在信上签了名，第一个签名的是李世和。[10]

在致中共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等有关部门及领导的这封公开信中，知青们自称“曾经被北京市遗忘的不幸人”，信中提出了要求返京的五条理由：(1)知识青年“再教育” 运动，完全是“文化大革命”产物，必须彻底否定。(2)绝大多数知识青年当初是被迫下乡的，应该给他们落实政策。(3)同样是知识青年，结局却迥然不同，实在不公平。(4)不能与老父老母团聚，共享天伦之乐，尽儿女的孝心。(5)留在当地就业后，遇到许多实际困难。一天不回北京，一天不能摆脱辛酸悲凉的处境。

这封信道出了北京知青的心声，要上访、请愿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忻州，这封信也在知青中广为传播。11月初，我和王有利去了趟原平，决定在全地区知青中发动签名。以后的日子里，忻州知青频频在我家聚会，一般时候四五十人，晚上，排在楼下的自行车车把，在灯光映照下，白花花一片。我是不怕的，领导也不是没有找我谈过话，山西人讲话：“你这是闹甚呢?！”


致中共中央及各级政府的公开信


公开信上知青们的签名(其中的一页)

忻州地区共14个县，90%的北京青年集中在忻州、原平和定襄三个市、县。别的县也有知青，但路途特别远，坐汽车要一天。因此，忻州地区的请愿活动始终以这三个县的知青为主。“文化大革命”初到忻州插队的北京知青有八千二百多人，后来大部分人陆续返京或调往太原等地工作。1984年曾有记者提到，留在当地就业的还有一千六百多人。我认为这个数字可能少了点儿，当时忻州和原平各有八九百人，定襄可能有二百来号人，别的县加起来也就是一二百人。北京青年比较集中的单位有铁路系统、化肥厂、钢铁厂，还有一些人分散在基层供销社、粮站，以及特别偏远的地区，估计总人数应该是两千出头。

征集签名的活动进展很顺利，从与原平接头，把公开信拿回来，组织签名，到把签名收回，定第一次上访的代表名单，整个过程也就是一个月。忻州地区共有一千二百余人在信上签了名。这中间募集捐款两次，第一次每人五角，第二次每人两元，作为印刷费和代表们进京上访的路费。

12月上旬，第一次派四名代表进京上访并递交公开信，其中三名是原平的，王莹、赵广财和褚培德，一名是忻州的周云安。去的目的就是向社会各界呼吁一下，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代表们到了国务院信访办、北京市信访办和劳动部信访办以及一些新闻媒体、理论研究单位，反映情况和要求。还通过关系去了邓立群家、林涧清家，递交了材料，邓立群没露面，把材料给了他儿子邓英淘。[11]以后的进展就不清楚了，也许他们给上面呼吁了一下?

这次上访，总的来说，我们感到挺满意。北京市信访办负责接待的老张，起码他表现得特别热情：“你们这事儿我们以前也不知道。”他听代表们一说，再一看那个材料挺新鲜。这是出自他个人的一种同情心，出自对历史的一种理解，他说：你们反映的问题，我们一定及时准确地向上反映，具体以后怎么办，要等上面回话。

实际上，这只是一位具体工作人员对知青命运的关心同情，但大家听说后都特别感动。因为这是第一次上访，不可能给你什么答复的。

四名代表返回山西的第二天，由刘文琦带到我家四个临汾知青。大概这四个人都是打篮球的，个个五大三粗，都在一米八五以上。他们是来了解忻州知青活动情况的。临汾也在传播原平的《公开信》，大家很关注事情的进展。我们把此次上访情况及忻州知青的状况介绍了一番。从此，山西一南一北，两大阵营初见端倪。

这时，在忻县、原平、定襄的北京青年间，基本上已形成一个联络网。代表们回到山西后，我们通过网络传达了这次上访的信息，并动员忻州知青给省内其他地区知青写信，寄上有关资料，积极扩大各地知青间的横向联系。同时规定：尽量不要跟外省的知青串联。因为在官方眼里，“串联”毕竟是件犯忌的事，本省之内虽然也叫串联，怎么也好一点儿。事实上，我们从始至终确实没有主动跟外省联系过。

另外，在第一次上访之前，我们还定了一条对外宣传的统一口径：强调知青被送下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要用“上山下乡”这四个字。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你如果扯起来就扯不清了，因为从50年代就已经有了。再往远了说，从秦皇汉武那时就有了，屯垦戍边是历朝历代都做过的事，没什么新鲜的。但是秦皇汉武那会儿没听说过“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吧?再说了，任何一个阶层，都没有教育其他阶层的权利和义务。只有在“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属于中断学生学业，把他们整批整批地送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性质上来说，这种下乡跟“文化大革命”前的下乡确实不一样，以前的学生，在分数面前基本上还是平等的，至于出身方面的歧视，是从1962年以后开始强调的。20世纪50年代，你要是有本事考上大学，一般来说政府还是让你继续深造的。

1985年元旦，在原平县租了一个大礼堂，召开忻州地区知青会。会组织得挺好，拉着横幅大标语。忻州地区知青到了好几百人。会王莹他们都讲了话。当时属于宣传鼓动期，把知青的要求强调，主要是增加大家的信心。

会开完，决定派第二批代表进京上访。这样的上访在以后几年里乎没有中断过。在知青历史上，第一次上访是肯定要提的，因为它有开创意义。第二次上访为什么要提一下呢?因为这次上访的结果，把整个知青群体都激怒了。

第一次上访时，只不过是个别接待人员对待代表的态度比较好，况反映上去以后，意见很快就反馈下来了。一月初，第二次进京上，代表换了一拨人，一共去了四五个。我们忻州去的叫李志平，是运输公司的。有关部门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整个都变了。给代表的答复实际上就只有一句话了：“你们已在当地就业，不是知青了。”北京市信访办和国务院信访办都是这么答复的。他们还说：你们要回北京，只能走劳动部门内的职工对调。

关于对调，劳动部有严格的规定，一般情况下是照顾夫妻两地分居，如果夫妻都在外地，基本上就没这个可能。当然，如果你是搞高科技的，北京某个科研单位或大学需要你，也没准儿给你两口子网开一面。但这是另外一回事，跟我们这些人完全搭不上。

第二次上访等于挨了一闷棍，代表们回来一说，大家很气愤。把牵涉到全国两千多万人的知青问题，像割阑尾一样割掉，就轻而易举地没事了，天理不公啊！看来，单纯依靠上访申诉这个途径，要想达到目的很难，必须采取一些非常手段刺激一下。具体日期虽然没定，但是在北京搞静坐这事已经基本确定了。这期间，一是在全省各地知青间加紧串联，二是在本地知青中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这里牵扯着一个什么问题?你到北京去参加游行上访，一去几天，要到单位请假，还可能承受各种压力甚至打击报复，所以提出这么一个口号，目的是让那些留在本地的人为去的人承担一部分经济损失。

我们在忻州体育场租了场地，召开动员大会。原定由两个知青在会上做主要发言，临开会，这两人却作蜡了。我是大会主持人，并没有安排发言，一看没办法了说：“我来吧！”就硬着头皮讲吧。主要提出一个观点：采取这次非常行动，就是要“砸锅卖铁”，反正咱们也不过了，好歹就是它了，剩下的事，只能走着瞧。会上还提出了类似“会哭的孩子有糖吃”，“有枣一竿子，没枣一竿子”的论点。孰不知，会哭的孩子还老挨打呢。政府毕竟不是枣树，对平民只有“给予”的恩赐，决没有让你“争取”、也就是把枣打下来装进兜里的可能。这些都是以后几年陆陆续续明白的，虽然晚了点儿，但明白总比不明白好。当时心里只是明白，采取非常行动以后，很可能会“折”进去。但这些后果实在不能多想，想多了咱干脆都回去上班得了，谁也别干了。

我们在全县范围内展开集资，集来的钱绝对是专款专用，全部用于在北京的行动，当时还没决定行动的具体方式。一个知青集10块钱，忻州市集了将近5000块钱，就是说有将近500人各出了10块钱。全市估计顶多也就是800北京青年，还有一些在基层乡村的，那些人加起来也得有一百多号人，说明在市里的知青有80%的人出了钱。

在北京的行动，无疑要冒极大的风险，作为个人，你有多大的应对能力，又有多大的心理承受能力?有知青形象地把此次行动比喻为“麻秆打狼两头怕”。我也说了这么一句：知青这件事，是“炒了豆子大家吃，砸了沙锅一人赔”。

二“小平同志救救我"——北京市委前的八天静坐

整个3月我们都是比较忙的，天天出去开会、串联。25日，以太原为中心召开了一个小型秘密会议。迄今为止，关于这个会，除了我们几个人，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会议是在太原市一个知青的宿舍里开的。全省各地区都有代表参加，每个地区一两人。这次会上，把组织静坐的时间、静坐规模，包括怎么应对官方逮捕措施，都定了下来。这个会是知青活动中非常关键的一次会，后来发生在北京的大规模静坐活动，产生了轰动效应，这次会议是始作俑者。[12]

在全省统一行动前，我们忻州决定提前搞个大规模上访活动，祈望能在这次上访中得到有益的答复，这样就可以避免全省活动，造成直接的对峙。

4月15日上午8点，我们忻州地区二百多人来到北京市信访办，地点在长安街南正义路，路东第一个门，正义路1号。在那儿待了一整天，也没人搭理。说没人搭理也太冤枉他们了，还是信访办的那些人。我们进到东屋第一个门，当时就提出：我们这次来，你们就别糊弄我们了，我们要求见市级领导。这样就僵持住了。市级领导不出面，我们也不愿意再跟底下的人谈。二百多人中的一部分待在院子里，一部分在外头转悠。直到下午四点，一看仍没有动静，我们就让大家整好队，两人一排，贴着正义路东边的墙根，转向市政府大门。

到了市政府门口，我们贴着墙根站好了，向警卫声明，我们是山西的原北京知青，要求市长接见。那段路没有马路牙子，就是很窄的一条马路。一会儿到了下班高峰，路过的人多起来了，有骑车的人也下来问一问情况。《中国青年报》有个叫马北北的记者，在现场采访了一些知青，这篇报道后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内参上。[13]入夜，我们这些上访者各自回家，准备第二天早晨重新到市府门前集合。

16日一早，临汾和长治的一些知青加入进来了。但他们没有组织，有的是到信访办要求解决一些问题，有的纯粹是路过。互相一介绍情况，他们也挺兴奋，就参加进来。他们的人数很少，不会超过20个人。

上访是件艰苦的事，要耐得住寂寞。有个叫刘春鹏的知青，他有点按捺不住了。我们当时讲：“只要市级领导不出来，咱就天天来！”他振臂一呼说：“甭跟他们废话，咱们上市委门前台阶上坐着去！”一下子还真带走了三四十人。

上午九点多钟，市委终于传出话来，说封明为副市长准备接见我们。最初允许我们派五名代表，但别的地区也要求有代表参加，这样我们就提出派九名代表，他们挺痛快就同意了，这样九个人就去了。这九个人我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我们忻州地区有何德全、刘旭东、章润林、于焕生、周云安。

封明为接见九名代表，公开宣布“三种人”政策：即婚后两地分居者，未婚者，双方均是北京知青而一方丧偶者，可以调回北京。[14]此前的五个多月里，滞留山西的原北京知青曾五次派代表进京上访，十一次发出请愿信，均无明确答复。至此，“三种人”政策的明确出台，首先满足了其中一部分人的愿望，但这类人毕竟不多，对大部分人来说，仍旧返城无望。所以，封副市长话音刚落，刘旭东就说：“如果必须是三种人才能回京的话，我回山西就自杀。我自杀以后，爱人不是就算丧偶了吗?就可以带着孩子回来了。”封副市长急忙说：“你可别价，可别拿这个要挟我。”

代表们事先有一个准备，谈到解决知青户口问题时，如果北京市认为困难太大，就提出让我们的父母与我们的子女对调户口。在这次会上，第一次提出这个设想，封副市长听罢哈哈一笑：这可能吗?你们的孩子在北京，你们留在那儿。但是也不排除考虑，现在还不能给你们答复。

特别重要的是他当场宣布：针对你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北京市决定派一个调查组到山西去。我们去找你们，咱们在山西坐下来好好谈。

这是一个挺令人振奋的消息，北京市委也是咱们的父母官，现在父母官主动跑到你那儿去，和你们这些小民们去谈，解决你们的问题，大伙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代表出来把谈话内容传达后，大家特生气。因为他把回城的口子给你封了，说回北京是不可能的，就只限于“三种人”，当时忻州地区参与上访活动的几乎没有属于“三种人”的，所以都很不满。即便如此，还是开了一个碰头会，决定回去后向大家如实传达，好好做一些准备工作，把要求一、二、三条详详细细地列出，等候北京市调查团的到来。

正好有临汾两三个知青凑过来，我记得有一个人说：“我们临汾地区现在在北京的知青，不上班在北京泡的，或上访、找对调、找路子的，这些人不下千人。

我们稍微划拉划拉，至少弄他500人到市委来。北京市说派调查团去山西，绝对是个缓兵之计。”我们的意见是：“他再是缓兵之计，你也得让他缓这一下呀。”他们又提议：“一个礼拜之后，就是4月22日，我们就在北京游行、静坐。怎么样?”一听这话，咱也不能说你们别搞这个，你们愿意来就来吧，当时只是答复说：“我们肯定要配合你们的，那边北京市委调查团，我们也得接应着，这边你们临汾知青要到北京静坐，我们肯定要策应的。”

4月16日下午散了以后，我们忻州八九个知青，在东单公园里开了一个会，基本上定了一条：一部分人继续留在北京，另一部分回山西，如实传达跟封明为的对话情况，还包括临汾知青的计划。准备到时候给他们策应一下，定的人数就是100—200人，有这点儿人就够了，他们不是号称最少500人吗?咱们也别显得太没人。事情就这么定了。

但是这个事儿后来给闹拧了。有个代表回去传达说：“咱们得接着闹，两丁抽一，两个知青就得去一个。”这情况咱当时也不知道，用当时知青的话，叫做“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21日是个礼拜天，下午1点，准备在天安门广场东侧中山公园举行所谓“南北会议”，“南”指临汾，“北”指忻州，这两个地区知青将是请愿静坐的主力。我在天安门广场，老远就看见王莹过来了，一副兴冲冲的样子，握着我的手说：“这回组织得特好！我们原平出三百多人，你们忻县也得三四百人。”当时我就愣了，说：“人家临汾闹，咱们策应一下，来这么多人干嘛呀?”我觉得人家封明为已答应派人上我们那儿去，你这儿又大闹，于情于理，有点儿说不过去。但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

在中山公园参加会议的“北边”代表有王莹、君远、世和、杨存和我，“南边”代表有五六人，大家齐集来今雨轩，后来发现有人跟踪，担心他这儿安个窃听器，那儿给你弄点儿什么，就向西转移，坐在一个空旷的草地上，起码50米内，人过不来。我们十来个人围成一圈坐下，对第二天静坐做了最后部署。

从4月22日到29日，在山西的北京知青在市委门前共进行了八天静坐。这是山西知青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一次事件。为什么说影响最大?因为这次事件上报了，上广播了。你再怎么折腾，也不如上回电视上回报纸，全国都能知道。否则，你自己再造声势，影响面也小得多。

4月22日上午8点，我们集合在正义路一号市信访办门口，清点一下人数，一共是七百多人，而且这七百多人里，六百多人是忻州的，别的地区加起来也就是百来号人。当时真有点儿撮火，我们是让人家给耍了，他们咋呼半天却没来多少人。不过话又说回来，24日以后，他们的后续人员又陆续来了一些，正好抵补了我们忻州知青人数越来越少的空当儿，使静坐人数始终保持在每天300到500人。这都是后话。

清点完人数，我们按头一天计划，把队伍从信访办拉到市委门前去，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是走东交民巷，一条是走长安街。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们没有走长安街，而是领着队伍头朝南到了东交民巷，往东折到台基厂，再往北一拐就到了市委门前。



到了市委门前，大伙儿一下就把台阶上坐满了，台阶上坐不下，剩下的人也都特别有秩序地在两边儿站着。队伍从正义路一号起动时，说实话，我们几个心里都有点肝儿颤。他万一派军警阻拦你怎么办?我们给大家交待：如果阻拦你的话，就地站住，他不让你往前走，你就别走，千万别愣闯。如果他要把人带走，把谁往警车上架，跟他走就是了。剩下的事儿咱们只能走着瞧了。但有一条，咱们几个头儿，一定要走在队伍的最前头，意思就是：遇到情况，尽量别让知青兄弟受伤害。

哎，还挺好，一路上没人阻拦。往市委门前台阶坐的时候也肝儿颤，人家路上不拦你，“好哇，你坐到我们家门口来了”！这人家可要说话了。当时就把台阶坐得满满当当的，连个走道的地儿也没留，里面进出的人就这么跨来跨去。


在北京市政府前请愿

这样坐了一天。你看那些知青，男的女的，穿的服装，又不统一，什么打扮的都有。市委大楼前那条马路通过的103、104路电车，终点是北京站，无论是从北京站出来的还是进站的，客流量挺大，好多行人也停下来看，有的问：“这是旅游团?”说旅游团也不能坐这儿呀！大家坐在那儿也不说话。当天就有国内的新闻记者采访，我记不得是什么报了，好像是经济类报纸，记者就跟知青聊：你们是哪儿的呀?到这儿干什么呀......

下午两点，副市长封明为、市劳动局长龚树基等接见九名知青代表。封讲道：“今天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将由你们九个负责。”九名代表出来后，站在台阶上向大家介绍刚才接见的情况，令大家最不满的是封明为说的一句话：“谁让你们赶上'文化大革命的？'这句话本来也有前言后语的，现在被单摘出来，就被赋予了“你们活该倒霉”之类的意思。中国人不都是这方面的专家吗?但这话是不是你说的?知青听了能不生气吗?

在八天静坐期间，我们每天都和上班一样，上午8点到，下午5点散伙。散伙后，我们几个还要到东单公园开一个总结会。总结当天的情况，再把第二天的活动安排一下。在22日的会上就商定了，第二天要挂出大标语，内容是：“六八年北京赴山西知青强烈要求返回故乡！”这横幅是委托我们忻州知青去做的。那字写得真漂亮，来来往往的人谁见谁都夸。据说笔者是书法这方面的世家。



第二天上午就把横幅挂出去了。说实话，什么都怕第一次，横幅是我、褚培德、刘旭东几个人挂上去的，挂得时候也肝儿颤，人家不让你挂怎么办?等你挂完了，人家把你拧巴拧巴抓进去怎么办?市委大楼前面正好有两根柱子，一边一拴，上边一勒，拉直就行了。

这天有个什么伤心事儿呢?第一天七百多人一下子骤减到三百多人，少了将近一半儿。实际情况是：好多属于“三种人”的知青参加了第一天静坐，第二天就忙着办手续去了。饶了他们来回还挣你的10块钱车钱。我们当时集了将近5000块钱，各县报销各县的，人家来了哪怕一天，你也得给他报销车钱。我们忻州定的是，参加静坐的知青给报销往返车票。每天中午，用集资款给大家买个面包、买根肠、买点儿饮料。大家到这儿来，一是挺辛苦，二是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这风险来自各方面，不是单纯让警察逮捕抓走的问题，回去后还可能受到单位的压力，这都是风险。所以，我们用集资款给大家买这再简单不过的三两块钱的一顿中午饭，使大家心里感到有点儿温暖。当天，市委还抬出来个保温桶，让静坐的人有口水喝，挺有人情味儿的。

从第二天开始，还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外国记者开始进入现场，看老外那个架势，来了不下十拨，真够多的，人家互相之间配合默契，咱当时也看不懂，见他们手里举着一个“锅”，估计那是做现场直播呢。当时心里特紧张，因为咱们毕竟是受传统正规教育长大的，深知两个“无小事”，一个是“京城无小事”，一个是“外交无小事”，您这回可是两个“无小事”都占上了。马上就宣布了一条纪律：不回答外国人的任何提问。这点大家基本上都做到了。别到时候再弄上一个“里通外国”的罪名......那天，从市委大楼上面掉下一块大玻璃，正好掉在人群中。大家起初以为是挑衅，后来见大楼里跑出一干人，嘘寒问暖的，紧着问伤着人没有，态度挺真诚的，不像是在表演，也就没再追究。我们知青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嘛。第二天就这么过去了。

第三天是24日。在大红标语底下又挂了一个小标语，上面写着：“小平同志救救我们！”是我们忻州地区挂的。临汾地区知青在两个侧面也挂了一些标语，可惜具体内容记不太清楚了。这天，知青的情绪有些波动，一部分人决定要到天安门去。既然市委认为我们是“赶上'文化大革命' 了”，是活该倒霉，那“三百两纹银”也不要了，找该算账的人算账去。原话应是“找死人算账去”。市委里有领导出来喊话，厉声斥责到天安门去的行为。警告知青们，承担一切严重后果。

每天都坚持着坐下去，到了26日是最惨的一天。早起8点一看，几乎都快没人了，就剩下一百多人了。到下午，从运城和临汾直接下来一二百人增援。那场面现在想起来也挺激动的，知青从火车站出来后都风尘仆仆的，直奔静坐现场而来。有些人从山西来时，先得换汽车，然后才够得着铁路呢。这是那边组织好后，赶来增援的。我们忻州也派人回去组织，在26日、27日增加了一二百人的力量。

这期间，官方一直没采取什么强硬措施。只不过在第三天的时候，突然驰过来一队警用摩托，在现场外兜了个圈子，“嘎”的往那儿一停，好像要抓人似的，突然又调转头，“嘟嘟” 地开走了。

26日那天有这么个事儿：我们每天都是早上现挂标语，傍晚再收下来。这天几个人一嘀咕：“咱们总得出点儿新鲜的，今天就不收标语了。”然后派人专门留下，观察那标语到底让不让过夜。结果夜里12点，几个人出来把标语给收走了。当时，外国记者都没走，拍下收标语的镜头。这些记者比你来得早，比你走得晚，要说真够敬业的。

27日早晨我们向市委要标语，知道他们肯定不给，但也不能不吭声呀。这就是4月29日李锡明讲的：你们往我脸上贴了张纸条，我把纸条揭下来。你们说：还我纸条。

到了28日，我们考虑到要过“五一”节了，他们肯定不会让你“五一”节还坐在那的，“五一”节肯定要有纪念活动的。当天下午，我们在东单公园碰头，商量第二天怎么办。最后，决定派代表递一封信，信当时就写好了，大概内容是：为了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五一”劳动节，我们要回山西了，节后我们还来。

当时就是走一步说一步，你都在那儿待了一个礼拜了，也没人搭理你。你再坐下去，说实话，待一个礼拜和待两个礼拜是一个道理。借着“五一”节撤回。

这时有件事，可以说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每天都会有消息从大楼里传出来，一些不明身份的人，看着像工作人员。他有时在那转悠转悠，有时凑到你身边，几天下来，谁是核心人物他也摸清楚了，那天就说了：“你们别闹出什么事儿来，今天你们来，就老老实实地坐着，别攻击呀、打砸抢呀。里头正开着会呢，研究讨论解决你们的问题。口不是说封得那么死。”还有人透露：“里面有两派意见，起码有一派还答应要解决你们的问题。”“你要是采取什么过激行动，就给人家脸上抹黑了。”说实话，从第一天就得知里面的一些信息，不断有人把消息反馈出来。我们定了一条纪律，千万不要突然间脑子一热，干出什么莽撞的事情来。

29日，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原本计划散伙后派代表进去递信，没想到中午一上班，市里就通知我们首长接见，整队入场。当时我们太幼稚了，还幻想有什么好消息，兴奋、激动、感慨。但一进到会议室，首长、工作人员个个表情肃穆，满腔压抑不住的怒气。会前，首先宣布会场纪律，反正是好几个不准。李锡明、陈希同先后讲了近两个小时，全面彻底否定我们的行为，说这是“文化大革命”遗风、造谣、污蔑、蛊惑。几十年做法的老一套，无非是有少数人如何如何。[15]

30日的广播和报纸都报道了这件事。我听完广播，还是到市委大楼外观察了一番。只见几十名知青在大楼附近转悠，大家见面惟一的一句问话是：下一步怎么办?

我碰上的几个知青大部分都是前一天进去挨过骂的，他们说起当时挨完骂被轰出来的情景，有种走在大街上老想踢人那种宣泄不出的感觉。我在那儿转了一圈儿，大家交流了一下，就骑着自行车找我们忻州的几个人。找完这个找那个，大家一商量，都买当天的火车票往回返。

三“中国的事，哀兵必胜“

整个五六月份，组织静坐的核心分子都处于被监控之中，一举一动有人监视。我回到单位后，党委书记和党办主任找谈话，不断施加压力，让写检查。我们几个人碰了一下头儿，究竟写不写?要写咱就都写，统一口径怎么写；要不写咱就愣扛着都不写。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写，但是不认错，甭管他入不入档案，把真实想法写上去，至少作为一个纪念。

当时我是怎么写的?我记得第一句话是这样的：“1968年上山下乡，我确实不是被迫的，但我始终有一种被愚弄、被驱使的感觉。” 当年动员去山西插队，我在班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个报名的。为什么?一来是“底儿潮”(指出身不好)，不愿给倒霉到家的父母再增添麻烦。另外，那时17岁，那么多同学一块儿下去，觉得挺好玩的。

我在所谓“检查”中写了这次活动的真正目的。单位的书记和党办主任找我谈话，估摸着我8点上班，7点50分从家走，他们提前几分钟把我堵在家门了。一敲门，我爱人也正要上班，他们说：“你上班去吧，我们跟他谈谈。”我跟他们没什么好谈的。他们走了以后，过了好几天，我发现两个沙发中间有一卷纸，掏出来一看，那上头记的全是揭发我的材料，原来他们在找我谈话前，已经找了玻璃厂几乎所有知青，让他们检举我，是如何造谣蛊惑的。上头写着某某揭发：“庄伟亮说了，咱们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只要把这一关闯过去，天就亮了。”我一看，挺寒心的，伤感也是有的。他们无意中把这材料丢在我这儿了，后来我们心照不宣，谁也不提这事儿了。那些检举的人也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从来没提起过。

任何一个政府，在决策的时候，都应该同情所谓弱势群体，政权才能得以生存、得以发展。作为现在的政府，也应该拿出相当一部分精力，考虑紧迫的社会问题。现在下岗问题，作为政府应该有一个统筹安排，起码让这些人衣食不能太忧了。这都是后话。

话说回来，当我承受压力时，特别要感谢一个人，就是忻州地委秘书长杨友军，他是地委常委，在此后几年落实知青政策的过程中，顶着压力，为知青做了大量的好事、善事，并开创了当地政府与知青平等对话的先河。任何一名知青，有困难找到他，他从不推辞。在忻州十几个县，有口皆碑。我们之间就知青问题有过一次长谈。他很客观地分析了这件事，强调指出：知青是利益集团。他说：现在报纸上或者上头文件说什么“少数人操纵”，咱们先不说它。知青绝对是一个利益集团，而不是政治集团，所以应时刻把切身利益挂在嘴上，切忌卷入政治。利益集团和政治集团有什么区别?利益集团，利益到手，集团就瓦解了。但是只要利益不达到，有个风吹草动，遇到个机会，它又能积聚在一块儿，这是利益集团的一个特征。

当时，中央认为“静坐事件”有上头的黑手操纵，所以，从“五一”开始，调动一切职能，只为“把来龙去脉搞清楚"。最终确认根本没有“黑手”，纯粹是知青太想回家了。

在监控最严的二十来天里，很多知青为我们牵挂，有的人每天临睡前总要到我们楼下转一圈，看看是否还有灯亮。看到灯亮着，就放心了。

在接受审查的同时，我们觉着越在危难时刻，越要建立信心，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经过几次彻夜长谈，理清了以下几点，作为今后知青活动的理论依据：(1)首先确认自己做的事是对的，不是闹事。(2)坚持“不否定知青“再教育运动，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不彻底的”。(3)中国的事，“哀兵必胜”。争取全社会最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要收敛“气势”。(4)切记急功近利。要有十年、八年的心理准备。知青问题牵扯到几千万人的利益，要允许政府多几年考虑时间。但我们必须“动”，才可能尽快考虑，否则没人会想起你这个已经被扔掉的“盲肠”。(5)认定现政府必须解决知青问题，这届不行下届接着找。当官就必须把百姓的疾苦放在首位，而不是光忙着盖高楼、建大桥。

接着，山西省出台了解决知青困难的六条措施[16]，几乎囊括了知青在山西所有的问题，从工资、住房，到农转非、两地分居。可见，中央的意思，还是要把知青稳定在地方。经过“六条”恩泽的三晋大地，一派喜气洋洋。很多人不光长了工资、分了房子、调了工作，更有甚者，入党提干。我们的压力明显减轻了。

原平县离我们有80里地，那边要说压力也不大。很快到了八月十五，原平县委书记吕日周邀请几个知青骨干到县里，像一家人那样过个团圆节，他说：“我的家不在这儿，也是外乡人，今天咱们一块儿过节。”这个人也挺不错的，给知青木材配额，自行车票。后来担任了山西省体改委主任。

在新华社通讯里曾提到：晋北地区就是所谓雁北地区十几个县，无一人参加静坐。确实是那么回事，山西省六个地区都有人参加，惟独雁北地区是个例外。当地某领导对知青讲：“你们分析这是什么原因?”几个知青还没来得及答话，他自己说出了答案：“实际上就是一句话，整个雁北地区没有一个领袖式人物。”人家给的就是这个结论。

到了6月份，忻州地区知青内部风传中央领导万里、胡耀邦等人在5月19日的讲话。到今天为止，我只见过我们自己印的那个讲话，红头文件谁也没见过，但是咱确信讲话是真的。万里的讲话态度最好，他说：发生点事儿，不要老以为是什么少数坏人操纵、有人造谣。问题发生了，先想想我们有哪些事情处理得不够，有不妥的地方，如果我们做工作都这么去想，问题就好解决多了。这是大概意思。[17]

然后，就是劳动部正式下文，知青插队期间计算工龄。[18]在这之前，有的单位已将知青插队年限算入工龄，但这还是“土政策”，没有得到国家的认可。计算插队工龄涉及到上千万人，究竟有没有用?对长级、分房子可能有点用，还牵扯到长工资问题，文件下来以前，这些人的工资肯定偏低，所以可能要长一级工资。[19]

高压政策解除的同时，山西省出台了“六条”，我们又都还阳了。此时，仅就忻州而言，知青对返城活动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原先热衷于此的党员、干部、机关工作人员，迫于压力，淡出知青活动，大家都能体谅他们的难处。在现实生活中，能有几个人把用很大精力到手的功名当小曲唱了，当小酒喝了?从此，山西知青的返城活动带上了鲜明的平民色彩，生力军也从忻州转移到了临汾——这个产业工人集中的地区。

自“四二九”以来，山西省知青运动属于低潮阶段，大家也没精力去跟北京市接触，但是封明为那次接见留了一句话：“你们以后只要来上访，只要是点到我的名，要见封明为，我肯定见。”我提议，不妨再找一趟封明为，于是组织了一个规模很小的上访团，只限于我们地区忻、定、原三县知青，每县出两人。那是1985年8月15日的事儿，一共六个人去了北京。

我们在信访办登记，说找封明为，里面很快就答复说见。进了院子，有一个小楼，楼里有一个挺大的会议室，还是接见九名代表时的规格，在场的除封副市长外，还有劳动局长龚树基，信访办主任赵祜。赵是信访办的一把手，二把手叫秦正安，他们每次都出来。

那次接见安排得级别很高，我们带了一份《人民日报》发表的沈阳军区刘政委的一篇文章，其中一段提到：“文化大革命”当中干部下放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对干部和知识青年的迫害。我们用这篇文章跟他们继续探讨知青“再教育”是不是“文化大革命” 的组成部分。“再教育”问题，始终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牌，一张什么时候都好使的牌，一张没人接招的牌。知青问题要最终解决，必须在理论上百分之百站住脚。

你想回北京，想回北京的人多了，你得找出一个理由来。你找任何别的理由都不能成立。只有往政治迫害这条靠。但是你一说这个，他就给你弄到50年代的上山下乡去，你只能提“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上山下乡，也就是我们跟他们讲的道理：“文化大革命”好比一列疯狂的火车，当时下乡的知青就是被它强拉着走的，而在这以前下乡或在这以后下乡的知青都不属于这种情况。

这次接见出现了一个新面孔，以前从来没接触过的。封明为挨个儿介绍了一下，说这位就是袁立本，新来的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当我们提到《人民日报》的那篇文章时，袁立本站起来出去了，一会儿回来，把那张报纸找到了，拿在手里看。看完后，他们互相传看了一下，谁也没吭声。惟独有位某处长站起来说了一句：这篇文章是他个人写的，文责自负。我们争辩说：发表这篇文章肯定是一种政治导向，任何一个人如果说说自家的破事，他给你发表吗?那可是党报！再说文责自负，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人民日报》上把我们的观点写上?那责任肯定是我们自己负。他没词了，只好说：“那你找《人民日报》去吧！”与他们谈，无非就是交上一封信，重申一下我们的主张：必须否定“再教育”理论。从请愿开始的第一封信，直到最，对这个问题始终没有撒过手。他们不是老说你是上山下乡吗?我就强调是接受“再教育”。但无论你怎么强调是“再教育”，他还是你说成上山下乡，反正舆论工具掌握在他们手里。

最后，袁立本站起来讲了一段话，他当然不会离开官方的那个主题，但是从他的谈话里我们还是听出了一些新意，包括对知青的认同。他还说，应该考虑政府处理这个问题的困难。我们是这么想的，只要承认有困难，这事就好办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嘛。

当时我就提出来了：“袁秘书长，您是新来的，我们以前也没见过，通过今天谈话，咱们就算认识了。我想这次上访结束了，明、后天咱们约个时间再聊聊?”我还真是打算第二天、第三天再找他，在信访办登记一下找袁立本，他出来不就完了吗?他当时没答，但也没说不行。

那天晚上，下了当年最大的一场雨，是倾盆大雨。我正在屋里做饭，“噔噔”有人敲门。我一看，是市委信访办的两个负责人，他说开着车在三里屯楼区转了半天了，我们楼区的楼号不挨着，不是9楼过去就是30楼，29楼过去没准是13楼了，他们找不到我家，后没辙找到派出所，是警察把他们带过来的。实际上，他们冒雨来是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回去以后还准备干什么?第二，找袁本想谈什么?我说：回去以后干什么?你问我，我还不知道呢。忻地区知青提出了一个口号：知青问题不解决，知青运动不停止。事没有完，这是可以肯定的，至于以后怎么着，还得回去以后跟大伙商量商量。另外，想找袁立本谈，是看他人挺通情达理的，想作为个人再跟他交流一下怎么解决知青问题。在解决知青问题上，不是说路可走，只要政府想解决，该走的路还是很多的。他们在我家里待了一个多钟头。他们一走，我就赶紧去找刘旭东，想把情况通报一，结果没有找到，顺便把车票买了，第二天就返回山西了。

可以说，8月15日上访，是我们山西知青所谓“二次革命”的开端。在遭受“四二九”重创后，各地区知青活动都处于一种停滞状态，这种事总得有人再挑起来。


知青们办的简报

从北京上访回来后，我和旭东进行了一次省内大串联，这次行动特别保密。当时还在编简报，简报实际就是通讯，比如北京那边有什么信儿了，或者本地有什么动态，举行什么集会，都及时登在上面。通过简报凝聚知青，坚定返城的信念。这简报旭东留得可全着呢！都是不定期的，各地搞各地的。这样，我们俩背着两大包忻州的简报，就上路了。

先从忻州到太原，跟太原的知青谈完后，到的晋中榆次，从晋中到临汾，从临汾到长治，基本上在山西省转了一个圈。我们每到一地，都跟他们说：“我们就是到你们这儿来的，不去别的地方，然后就返回忻州。”

实际上是准备下一站或往南或往西，但是不能跟他们说，怕走漏风声。人家那边知青特热情，说：“怎么也得给你们送到车站哪。”我们就说：“你们就别送了。“有时，他们执意给你送上车，这车也开了，到下一站还得下来，再往回走，找长途站、火车站接着往下走。

在一个地方一般待两到三天，先找到核心的人、认识的人，给他们一天的时间召集人，在哪儿都要开一个几十人的会。一是散发资料，鼓起大家继续把知青活动搞下去的信心；二是要求大家陆续组织一些集会，在县城里头找个街心花园或十字路口，贴海报，制造点儿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地方上有个风吹草动，肯定要往上报，如果全省几十个县市都报上去，肯定要当做一个动向引起注意。这是为了让上头知道，知青的事还没完。

这次走了十几天，路上的艰辛可想而知，常常一天只吃一顿饭，一顿吃六碗面。从9月份到年底，忻州、太原、晋中、临汾、运城、长治各地知青纷纷举行集会、讲演、上访、对话活动，说死灰复燃也好，如火如荼也罢，离胜利的日子总归是一步步地接近了吧。这里有个笑谈。临汾有个胡其贵，在广场一次几百人的集会上演讲说：“知青返城不解决，历史的车轮就嘎巴一声，不转了。”因措辞不当，引得大伙哄堂大笑。

这里必须着重提一提临汾知青。这一阶段，知青活动的重点在临汾，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中坚力量，二秋、万昕、胡其贵、杨长生、田野等等。每召集一次集会、游行，都会有几百人参加，无论其规模还是深入人心的程度，都是其他地区望尘莫及的。临汾知青活动的崛起，鼓舞着全省知青。任何一个人，只要到临汾去走一走，看一看，无不被知青的激情所打动。纵观这种现象的发生，有三个原因：其一，临汾知青大部分属于产业工人，产业规模大，人员集中，以临钢、临纺、冶建三大企业为核心，容易造声势，一呼百应。其二，有一个具有牺牲精神的基本核心。成就任何大事，没有牺牲精神不行，成天计较个人恩怨，追求名利，即便在今天搞市场经济，做老板，也顶多做个小老板，更何况搞知青返城活动?大家都明白，事情成功了，人人获益，后来的“好儿女志在四方汇报团”成员，不也是臊眉搭眼地调回北京了嘛。其三，“四二九”讲话激怒了广大知青。很多知青原本对返城活动淡漠、观望，是“四二九”讲话的“激励”，促使他们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场旷日持久的活动中。直到今天，我们仍视临汾的知青哥们儿为一生中最亲近的朋友。

四 春节团拜会

1985年底到1986年初，我们连续组织了两次全省统一的上访，一去就是二三十个人，是袁立本、赵祜、秦正安出面接待的。在谈到单独解决子女问题时，袁立本问：“你们提出的这个建议能不能代表广大知青?”我们说：“能代表。”他说：“这事作为一个问题汇报上去，但是你们别说北京市已经同意了。”我们的建议很通情达理：就是回去一个孩子，可以把我们父母的户口与孩子的户口对调。这建议以前跟封明为就提出过。

春节前，山西各地知青代表在忻州开了个会，会上定了一下：今年大家必须利用春节探亲机会，给北京市委团拜，日期定在腊月二十九。当时有个什么背景?北京市政府通过街道，发给仍留在外地的知青每人一本挂历，表示慰问，还有相册什么的，反正每年给点儿东西。副食本上的节日补助如瓜子、花生、芝麻酱也有知青的了，个别知青家庭生活困难的，补助个一二百、二三百的，送到家里去。在这些事儿上，政府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

腊月二十九，知青再次来到正义路一号集合，可能有一千多人。总指挥是临汾的杨长生。人们排好队后，他走在最前头，通过长安街到了市委门口。袁立本等人闻讯，立刻从大门迎出来，显得特别着急，当时就让队伍解散。大家说：“那不行啊，我们给你拜年来了。还带了点儿年礼：17个土豆、5斤红枣、2瓶老陈醋以及小米。据说，红枣是寓意“颗颗红心向着党"；陈醋和小米暗喻知青不忘第二故乡。年礼是忻州知青预先准备的，只有土豆是从定襄拿来的。说来好笑：带土豆的人是我送上火车的，一看弄了一大袋子，我就说：“背着太沉。”随便找了一个小袋儿，用手挖了几把，放在里头，谁知道正好是17个。传说北京市常委是17个人，知青无意中送了17个土豆，这不是影射吗?谁能想到，事情就有这么巧！

袁立本接受礼物后，希望知青尽快散去。知青却表示，还有给市委的慰问信需要宣读。信是杨存写的，文字挺优美，还引用了古人表示思乡的一句古诗。念罢慰问信，又在大门口燃放了不少鞭炮。这次活动，名义上是给市委拜年，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接着，代表们打出“六八年北京赴山西知青给中央及北京市各位首长拜年”的横幅，当场就被没收了。某领导那天的态度不太好，情绪比较对立，引起知青的不满，临走时又嚷嚷了一嗓子：“咱们初五再来。”一听说初五再来，市政府着了急，当天晚上开始抓人，有腊月二十九抓的，有大年三十抓的，被抓的人基本在初五以前都放了。究竟抓了几个人?总数不太清楚，因为别的地区没做过统计。我们忻州被抓了三个，有杨存、刘旭东和田德才，临汾杨长生也被抓进去了。

杨长生是被丰台分局抓的。在“号子”里，他和警察针锋相对，把盛饭菜的碗往自己头上扣。他爱人也是不要命地抗争。

田德才是因为不听入室警察的劝阻被朝阳分局抓的。那年春节，北京市对知青做工作算是做“到家”了 (重点是山西)，一心把知青堵在家里。如果政府工作人员平时能到知青家里走访走访，那知青的老父老母、兄弟姐妹们，当然还包括知青本人，还不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现在登门拜访，好像不那么受欢迎了，大过年的不让人出门，任谁也接受不了啊。田德才太实在，非明告诉“官人”要去市委参加活动，人家就提前下手了。

杨存是当晚在家里被东城分局弄走的。他在知青中很有威信，是知青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最大特点是善辩，有人称他为诡辩奇才。每次集体上访，都是“首席代表”。他进了分局，首先是例行检查，检查得那叫仔细。然后提审，据说是从市局来的预审员亲自审，无非是“谁谁组织策划的”之类。你猜杨存怎么交代?他说：“天亮了，鸡一块儿叫，谁知道是哪只鸡先叫的?”真绝了！

刘旭东被抓时，在大街上与警察大喊大叫，惹得行人驻足观看，愣给塞进车里带走的。其实他们家离东城分局顶多200米，坐哪门子车啊。进了局子，他在头里走，手叉在裤兜里，天冷啊，号子里更冷。后面押解的警察让他把手拿出来，当然是呵斥的态度，旭东没搭理他，结果招致一顿暴打。嘴里流了血，往地上吐吧，是人都会这样。警察却不让吐，非让往肚子里咽，否则还打。说到这里，心情很不好受，我们每一个知青，受益的千千万万知青，有几个知道旭东所遭遇的污辱、伤害?！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才赢得后来的皆大欢喜。事后，分局的头儿知道惹了祸，稀里糊涂又把人放了。旭东一出来，先到市局信访，紧接着就回原平了。山西知青一听旭东挨了打，从北到南如旋风般齐集原平，大家认为，如不给予反击，是知青群体的奇耻大辱，是对法律尊严的肆意践踏，一场暴风骤雨即将倾泻在肇事者头上。

正月十五刚过，北京东城分局政委就带着人来了，公开向旭东赔礼道歉，拿出一个对打人警察的处分决定，好像是拘留几天，记个过之类，还有一封道歉信。原平知青给来人照了相，还座谈了一次。大家见来人态度着实诚恳，也就谅解了他们。态度决定一切嘛，当即表示，打人之事就此了结，不找后账，并对其他知青进行说服劝阻。多么深明大义啊，不知道北京市公安局领情不领情?想必在后来解决知青返城的类似“听证会”上，公安部门是提出有利于知青的动议的。2月份，我们去了信访办，点名让市委负责人出来，还真出来了。我们在信访办的一间小屋里谈了一天。我向市委抗议了春节期间的抓捕、打人行为，并真诚希望今后不要发生类似的事件，敬告他们：“毛泽东别的话是对是错先不用说，有一句话我坚信不疑：'凡是镇压群众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他一听脸儿都白了，一时又说不出什么来。你说这句话有没有道理?绝对有道理！什么时候镇压群众运动，都是一笔历史账，尤其是别死人，一死人就结死疙瘩了，要形成几代人的深仇大恨。最后他大概是气糊涂了，来了一句：“那也未必。”

这里应该着重提一下：从1986年3月份开始，山西各地知青形成了一个例会制度，就是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各地代表必须在每个月的第三个周日，到临汾开例会。从这年3月到1987年春节，始终没有间断过。参加例会，我们忻州地区一般派一个人，最多不超过三个人。因为路程特别远，去一天，来一天，还得在那儿待两天。

五“四方团”的尴尬收场

由于上访风不断，有关方面于1986年春节前夕精心组织了山西省“好儿女志在四方”汇报团(简称“四方团”)，到山西、北京、天津等地巡回报告。汇报团成员都是60年代末从京、津两市赴山西插队，“文化大革命” 后继续留在当地的知识青年。他们按照统一的调子宣讲自己坚持留在山西，建设“第二故乡”的事迹。

1月8日，汇报团在北京音乐厅举行专场报告会，受到中央书记处胡启立、郝建秀等人的接见。郝建秀的讲话明确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少数人借否定“文化大革命” 否定上山下乡是错误的。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前就实行的做法，不但过去我们这样做了，今后仍然要坚持这个方向。内容虽然没有什么新东西，一时间的调门却很高。[20]

依我们分析，成立“四方团”，始作俑者是山西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只不过山西又一次恰到好处地迎合了中央。“左”倾遗风在山西是盛行的，迟早会受到教训，这就为后来“十·二六”太原大游行埋下了伏笔。

“四方团”的人选，山西省委颇费一番周折，他们太低估了北京知青的觉悟。按照内定好的名单，地方官们一一找选定的对象谈了话，晓以利害。始料未及的是，遭到了绝大部分入围者的抵制。说到抵制，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是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坚决抵制下，才流产而寿终正寝的，绝不是中央主动放弃这一政策。据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有人在高呼“上山下乡万岁”！为什么说农民也抵制呢?因为农村并没有因为知青的到来而增产，反而增加了额外负担，农民耷拉着脸说：“往本来就很稀的大锅饭里又加了一瓢水。”我们估计，内定名单中同意加入“四方团”到全国游说的人，不会超过10%。正应了那句话：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明摆着，进这个团对自己有好处，经济上、政治上的好处都会有，但是知青正在进行一场命运攸关的运动，组织汇报团就是冲这帮人来的。人最怕的是出卖同类，这是最可气的，何况自己生活、工作的地方都有不少知青，你日后出门还怎么见人哪?！

我们在第一次例会上，商定了对付汇报团的办法。当时他们还没回到山西，正在北京等地宣讲，中央领导接见他们时的讲话也已经发表了。我们决定，一旦他们到达本地，就针锋相对地组织一些活动。没有什么统一的办法，各想各的高招。

汇报团来到山西，分为南、北两路。南边一路到临汾，知青送上了两盆昙花，意思是说他们“昙花一现”北边一路，按计划，忻州是第一站，然后是原平，再往大同那边去。但是，汇报团在忻州就搞不下去了，宣讲那天，知青去得特别多。他们在上面，知青就在底下鼓倒掌，喝倒彩，后来就有人往台上冲。那天是武警维持秩序。

活动的高潮在散会以后。知青们提前出来，把汇报团的小车、中巴围住了，不让车走。一辆车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几百人，拼命往车窗上啐唾沫、敲玻璃、敲车顶子。我想，这些汇报团的人，触景生情，应该会从内心里感到一种羞愧。如果到了今天，他们还认为自己当年做得对的话，那真是一星半点的良知都没有！要知道，这些人从政府那儿得到的好处，是纳税人孝敬的。

汇报团有一个女的来自雁北地区，在报告中介绍，自己是老高三的，在农村找了一个放羊娃，比她小了好多岁，讲着讲着，还摆了一个挺“酸”的姿势：“啊，我们终于相爱了。”知青们哄堂大笑。其中一名汇报团成员在现场就休克了。据说她以前没什么病，纯粹是因为精神压力太大。晕了以后，先送地区医院抢救，又连夜送往太原。知青们闻讯，派代表到医院探视，送了水果、罐头，“亲不亲，故乡人”嘛，人道主义应该是第一位的。

忻州地委组织的这个会，闹出了这么个结局，觉得对上面不好交代。咱也管不了这许多，由他们对付去吧，这叫自作自受。正是在知青的有力抵制下，汇报团没再接着往下走，提前打道回府了。这是建立例会制度后，发生的一段小小插曲。

1986年影响较大的一次活动是4月份以运城地区京、津知青名义发起的《致中共中央及各级政府的公开信》征集万人签名活动，因此这封公开信也称“万民折”。


知青们编写的各种宣传品

临汾、运城和长治地区，原有天津知青插队，尤其是运城和长治比较多。北京知青搞活动，比如集资、集会、上访，他们也参加，这样一提就是“京、津知青”了。发起签名的初衷，一是为了向社会表明，“四方团”并不像官方封的那样，是什么“山西知青的真正代表”，请愿活动也不是什么“少数人闹事"；一是为了向中央及有关省市、部门表达最广大知青的真正愿望。

这个动议是刘宏利提出来的，大伙儿都觉得好，于是由他执笔，起草了“万民折”。写“万民折”，是效仿古代为民请命的做法，对朝廷极具震撼力。今天，没有人为我们请命，中国的脊梁既然不肯出面，我们就自己给自己请命吧。刘宏利，运城拖拉机厂职工，很有个性，古道热肠，很多知青誉他为“运城知青的骄傲”他首创了“例会制度”，二创“万民折”的形式，另外还有三、四、五创，反正是个人物。

说句实话，这篇文章写得不太好，虽然面面俱到，但力度不够，还是在重复以前的一些东西。在一个新的阶段，文章应该要有新意，思想上要有一种提升。但是，时间挺紧，也就没工夫修改了。[21]

文章复印后，都用白纸装订好，开始一个一个地找人签名，很快在全省范围内发动起来，当时也想把雁北的人拉上，但联系几次都没成功。前后一个月，共有六千多人签名。每个县都有人专职组织签名活动。一来完成了“万民折”，一来最广泛地发动了群众。像我们县，有计划地一天找上50个人，15天就完成了这项浩繁的工程。

公开信一共复制了四十多份，前面是文章，后面附全部签名。19日，派三十多名代表进京，向中央和北京市共42个单位递送，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中央顾问委员会、国务院信访局、北京市委、劳动部、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同时，天津知青还向天津市委等六单位递交了同样内容的文件。[22]

知青运动的发展，需要理论上的阐述，没有理论的依托，就站不稳脚跟，难以坚持下来。知青例会时，授权太原两名知青黄某某、顾某撰写《历史的回顾，深沉的反思——上山下乡如是说》。全文撰写历时三个月，两万多字，是迄今为止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再教育”理论进行剖析的最全面、彻底、激昂的文字。在送达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部门时，专家、学者们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当官的不一定说好，有的直皱眉头。文章搜集了翔实的资料，揭示了“再教育”理论的荒谬和对历史的反动，为山西知青再添“文采”。这篇文章对知青影响巨大，犹如一股春风，将许多消极的因素一扫而光。

六 太原大游行

在5月的例会上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5月18日那天，在全省二三十个县市同时举行游行集会，第二天派代表进京，递交“万民折”，继续请愿上访。这两个活动要遥相呼应。还有一件事，忻州地委成立知青工作指导组。指导组组长是杨友军，成员有劳动局、工会、卫生局的干部，还吸收了四名知青代表。开始，他们提出让“四方团” 一个姓马的女知青进指导组，她是忻州化工厂的，遭到我们一致反对。最后定了四个人，地区指导组有周云安和王二水，李世和在原平，每天上班就到县信访办，隶属地区指导组。还有一个叫李志平的，负责联系定襄知青。成立指导组的目的，是为了贯彻、落实山西省的“六条”安抚知青政策，虽然“六条”下达快一年了，基层企业普遍执行不力。另外，也想通过指导组，加强与北京市在解决知青问题上的沟通。

“指导组”成立以后，的确为知青做了不少实事。指导组成员在崎岖的西八县山路上终日颠簸，调查了滞留在河(曲)、保(德)、偏远地区的北京知青现状，写成报告，向地委汇报，然后再跟当地政府沟通，解决知青的实际困难。山西全省，只有忻州地区成立了指导组，说明阎广洪书记、杨友军秘书长对北京知青的同情与关怀，对此，忻州知青永志不忘。

我们忻州原平知青，在享受山西省“六条”的同时加紧了与北京市政府的对话、沟通。这里需要补充一句，我们几个所谓的“少数坏人”，没沾上“六条”一点儿光，充其量就是档案里多了几年工龄。1986年夏天，我们拟定了一个致北京市政府的“十一条”，全是关于返城方案的，同时交给北京市和忻州政府。忻州知青工作指导组可能觉着知青成天在家门口游行、集会，到哪儿算一站啊，终于上了一趟北京。具体他们与北京市政府怎么谈的、结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此行对知青问题的解决应该是有所推动的。

指导组在西八县地区的调查，使北京知青的现状明晰了，李锡铭在“四二九”讲话中曾用挖苦的口气说：“好像你们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起码讲，有一部分知青确确实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城里人喝着可口可乐，坐在沙发上举着遥控器的时候，他们却家徒四壁，除了当年插队时配额购买的印着语录的木箱、柳条箱，就只剩“四揭盖”的纸箱子。当然，当地的百姓并不比他们好多少。但是，造成北京知青现状的根源，是那场万劫不复的“文化大革命”产物——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知青工作指导组成立不久，省里来了说不清名堂的一些人，是调查组?是慰问团?只知道是省委副秘书长武正国带队。到了忻州后，下到各基层单位，找知青谈话。他们把我叫到厂办公室谈话，内容无非是了解知青现状和要求。倒没给灌输什么大道理，态度不卑不亢的。几天后，通知我们到地委会议室开座谈会，武正国主持。知青们推举杨存主谈，在回答武正国几个问题后，杨存情绪激动了，灵感来了，批完“文化大革命”批上山下乡，接着批“四方团”，最后诉说知青的现状。谈着谈着，武正国哭了，抑制不住地抽泣。随行官员们面面相觑，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知青们更是满头雾水，不知泪水为哪般?最后武正国的结束语是：“大家抢着买肉，结果谁也买不上。排好队，一个一个地买，很快就买上了......" 让知青们好好排队，别瞎挤。这倒也是大实话，有点儿人情味儿。

在这之后，发生了一件震动全省知青的不愉快的事。山西知青的一次集体上访，是由赵祜接待的。万昕回到临汾后，模仿赵祜讲话声音，录了一盘带子，在临汾广场的集会上，向几百名知青播放。内容大意是：北京考虑到知青的困难，正着手研究知青返城问题。万昕的初衷，是想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坚定返城信心。当时，会场上群情激昂，可算熬到头了！每次公开集会，都有官方的人监视，他们听了，心里不能不犯嘀咕，这和历来的精神不符嘛。这么大的事，怎么能通过上访人员传达呢?刻不容缓，马上和北京方面联系，结果可想而知。万昕是个歪才，模仿人讲话是一绝，学毛泽东、学林彪都像极了，平常也给我们表演一段，娱乐娱乐嘛。可是，这次模仿赵祜讲话是要惹大祸的。不说你搞假冒伪劣，就是人家赵祜起诉你侵犯人权，就能把你万昕送上法庭。万昕也后悔了，全省各地知青马上聚合到临汾，一方面对万昕提出严厉批评，另一方面安排好善后，坚决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具体定了几条措施，还派两人专程到北京向赵主任赔礼道歉。北京方面也没纠缠，很大度地了结了此事。

1986年“十一” 适逢粉碎“四人帮”十周年。在10月6日这一天，全省十几个市县同时举行“庆祝粉碎四人帮十周年”的游行，同时重申“知青问题不解决的决心。10月19日例会上，我们，知青运动决不停止”策划了太原大游行。


1986年10月6日，山西省忻州市原北京知青自发组织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十周年

这次游行是怎么引起的?说起来有个背景：9月12日，山西省委办公厅信访局发了一个晋办信字(86)第8号文件，大意是说：现将北京市信访办公室(86)京信办7号来文印发给你们，来文表明，北京市是一如既往坚决按照中央精神，要求在山西工作的原知青安心做贡献，根本不存在原知青返京问题上再开什么口子的问题，请将此精神向有关干部传达，并向原京、津知青认真宣传，引导广大原京、津知青，不要受谣言的干扰，安心在本地区、本部门做好本职工作。这就是山西省信访局的8号文件。这个文件还附了一个北京市信访办致山西省信访局的信函，内容是说：在知青中流传着各种信息，皆属于极少数人弄虚作假，造谣中伤。

这个文件一下达，山西省特起劲儿，他这一起劲儿，就连地方上那些知青所在单位的头儿也跟着来了劲儿，他们心说了：“这下可该收拾你们了。”对我们这些所谓骨干分子的高压手段真是立竿见影，见你的面儿也绷着个脸儿，说话也倒背着手了，当时的压力确实特大。每个人都不妨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这文件传达的肯定是中央精神，不会只是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意图。他们现在把口子封得那么死，咱们这种闹法，说实话还真有点儿黔驴技穷的样子。

这个文件对知青情绪肯定是一个打击，他知道闹也是瞎闹，上头给你封了口了，明告诉你了，回北京一点儿戏没有。你还闹什么劲?但是我们要设身处地地想一下：万一回不去，李立功以后肯定要找你，他不用公安局整你，就用单位领导整你，你就吃不了兜着走。这个事对于我们来说，实际上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秋后算账这把斧子就架在脖子上。

后面的结局明摆着，已经没有了退路，用我们的话讲，就是决一死战了，大家讲，只有“臭鸡子儿磕了”也叫“瞎子害眼”，就是要教训教训山西省的某些人，这些人是我们通往北京最大的绊脚石、拦路虎。在10月19日的例会上，大伙儿基本上都有这么一种想法。再说，从“六条”的实施结果看，我们这些人工资没涨上，省内调动也不需要，“农转非”问题[23]根本不存在，所有好处都是别人的，惟独我们什么好处都没得到。这当然不是说，我们是为了个人得点儿好处。

这样，大伙儿就决定10月26日在太原市好好组织一次游行，就堵到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大门口，在太原最主要的街道上，类似于北京长安街那样的街道上，来回走一圈。

例会上分配名额，我们地区摊派到150人，忻、定、原三县各出50人，但是定襄人数比较少，忻州可以给定襄多背上10个人，让他出40个人就行了。回来后赶紧布置，把忻、定、原的知青叫到一块儿，我说这事没什么可商量的，全省已经定了，就凑人凑钱吧。那钱都来不及凑了，回来以后再说。参加游行的人要落实到人头，只要是答应去的，就必须去，不能中途变卦。一分钟内谁都能找出上百个理由为自己变卦辩解，这不成。你要说去，下刀子也得去。拿忻州来说，60个名额很快就落实到人头并且打出十来个人的富余，人多了肯定没坏处。这里还有个保密问题，这种事一走漏风声就流产加上知青内奸的告密，防不胜防。


集结在太原火车站前的知青

10月26日清晨，大家都是各走各的，规定上午9点在太原车站广场集合。到时候，肯定有大旗拉出来，你往旗子底下一站就行了。我是坐长途汽车过去的，有160里地。长治和晋南知青参加游行，可能事先就让官方知道了。我们这儿确实没什么阻力，据说我刚出家门，书记就堵我去了，但是我已经走了。


太原街头的请愿游行(1986年10月26日)

9点钟整，站在车站广场上一看，只见一共竖起八面横幅，横幅上写的标语都是例会上早就定了的。这次游行由临汾的田野当总指挥，他往车站广场的果皮箱上一站，用高音喇叭一喊“集会”，哗—"第一面横幅底下立刻聚集了好多人。那次游行的秩序特别好，作为前导的第一面横幅打起以后，人们就开始往太原的迎泽大街走。太原火车站正对着迎泽大街，这条街相当于北京的长安街，是太原市的标志性街道。我们下了车站台阶奔迎泽大街走去，知青很自觉地四人一排、四人一排地跟着走。一面横幅下面的人走完了，第二面横幅举起来接着走，后面的人跟上来，这样一共八个方阵，浩浩荡荡。



太原请愿游行中知青向民警散发宣传品

那天游行队伍号称一千多人，从太原火车站出发时，我大概数了一下，可能不到900人，但是，随时有插进队伍里的，其中有各地区来晚的人，也有太原市的知青，他们中有组织来的，也有大礼拜天逛街偶然遇到的。

队伍这么一拉，就拉出去二里地。沿途高呼“还我户口”、“知青问题不解决，知青活动不停止”、“四方团代表不了知青”等口号。太原市民那天也特兴奋，明显能感觉到老百姓对我们的同情。马路两边的居民楼上，老百姓在阳台上照相的，大声喊好的，竖大拇哥鼓励的，特别热闹。这时，民警来了，马上对游行队伍实行“保护"，一是保证游行队伍的行进，还不知道你要往哪儿去呀，二是防止太原市民搀杂进队伍里。他们一看这人不像北京知青，就把他拦住，但始终没有阻止游行队伍。


太原市民声援请愿知青

从迎泽大街东头往西，快到迎泽桥时北拐，就上了太原市的主要商业街解放路。解放路相当于北京王府井，两边都是林立的商号。我们从南到北把解放路走了一遍，再往东一折，来到府右街，也就是山西省委、省政府的所在地。


上午10时至12时，近千名知青在山西省政府门前请愿

大家一到省府门前，队伍变成弧形，把省委大院来了个扇面包围。知青代表裴肖华当场宣读《剖析再教育》文章，递交致省委书记李立功、省长王森浩的公开信。在省府门前停留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撒传单、呼口号、念文章，把一年多来对省委省政府的愤懑狂泄出来。散会后，南来北往的知青都认识，十个八个地凑在一起下馆子。找地儿吃饭去了。

我们事先还有一种思想准备，如果警察强行阻拦的话，就按以往规定的办：停止前进，任由处置，他把你带到哪儿，就跟他去哪儿。不过另外还有一条：如果他抓人，那么剩下的人全部上北京。甭管哪次车，只要是往北京方向开的就行。上车也不买票，出了站就直奔天安门。到了那儿，就说山西省抓人了。咱们是这么计划的，幸好没出现这种情况。


10月26日的游行，参加的人数多，影响的面儿广很多人都是刚刚加入知青活动，起到很大的振奋作用。整个山西省，上上下下，再也没人跟北京知青叫板了。

事后，山西某领导气急败坏，严令彻查，大话、狂话说了一大堆，结果呢?文件下到市、县一级，压根就没人去查，连问一句都没有，只是扔下一句“没法查清楚”了事。

七 北京游行计划的夭折

很快，12月例会到了。因为准备头春节去北京游行，所以，将12月例会提前到该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即12月4日举行，例会的地点转移到榆次。榆次离太原50里地，在全省位置居中，离谁都不算太远。我们还计划12月底在临汾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给全国的新闻单位发了邀请函，结果准备了半天，一个记者也没到。据说也有准备参加的，但是被当地公安给阻拦了。

12月4日的例会，定的还是要接着上访，并制定了在北京组织大型游行的计划，会上我也拿出了一些意见。说句实话，通过以往几次活动，对组织游行、静坐，比较有经验了。我印象里头有一套方案、二套方案。

第一套方案是：提前通知下去，能保密就保密，不保密的让官方知道也没关系。还是在腊月二十九那天，就在中山公园西侧红墙根儿集中，也是跟太原游行一样，10点，第一面横幅拉出来，知青就往上靠。如果没人不管，就跟原先安排的一样，八面横幅一溜拉开奔西，到西单打一个折返，再从新华门对面游回来。当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第二套方案是：假如一部分人在中山公园附近受阻，另一部分人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横幅，完全模仿“十·二六” 太原游行，沿长安街行进。

当时的考虑是：今年这个春节是非游行不可了。这都是让那个7号文件、8号文件弄的。这次游行，要确保3000人参加，要充分展示知青否定“文化大革命”返回北京的信心。这时候就用上了那句话：“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看来，没有一部分知青做出牺牲，知青问题确实不容易解决。一切就在12月4日计划好了。

整个12月中旬到1月中旬，我们都在做组织春节游行的工作，力争不忽略任何一个细节，包括制定第二梯队营救被捕知青的计划。临汾、运城等地知青分成若干个小分队，从同蒲路到黄河边，二十多个县，一个县一个县地动员、组织、落实，形势比预期的要好。你别看那些与世隔绝住在深山里的知青，一听说这次行动都特激动，一拍胸脯子：“没问题！这时间、这位置我们肯定能到达。被抓也不怕。”都说得特好。整整一个月，心思全用在这上头了。

其间，有个别知青表示了赴死的决心，我们在敬仰的同时，通之以情，晓之以理，知青高举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的大旗，与不公正、不公平的命运抗争，为的是明天生活得更美好。

恰在这时，发生了一个特殊情况，政府出台了一个《游行法》，好像是12月出来的。虽然游行的时间、地点都定了，在知青当中也进行了宣传鼓动，《游行法》出来后，我们觉得还是应该递个游行申请。毕竟面对的是法律，批准不批准是政府的事，游行不游行还是在我们。

当时，各地知青都在焦灼地等待那个特殊日子的临近，我们这边是等临汾的通知，临汾那边是等我们的通知，互相之间没有电话联系，信件又太慢，就这么等呀等的，一直等到1987年1月7日(或8日)，我有点儿沉不住气了，又跑了一趟太原、榆次、临汾、长治，通知他们1月14日上忻州开会，这就是那个所谓的“五比四”会议。

1月14日，临汾的人深夜两点到了我家，那趟车是临汾到北京的车，到忻县正好是夜里两点。其他地区代表都是上午来的。各个地区都有人参加，先商量递游行申请这个事，申请文件当时就起草了。申请人要签名，我代表忻州地区第一个签的名，长治是关雨铭签的，临汾是胡其贵签的，那天参加会的六个地区代表中，有一个地区的代表没签，为什么?来的那人他不主事，只带了主事者的意见。我们说你最好别代签。完事后，估计在四点左右，有人要赶车回去，而临汾这几个哥们儿，还得等到夜里两点返回去。

人全走了，就剩下临汾的两个人，他们也是同意游行的。吃晚饭时，陈君远、王莹、李世和几个人从原平坐火车来了，他们知道有这个会，但是白天没能来参加。他们来了以后，杨存跟君远的意见一致，都认为形势起了变化，不应该再组织游行。在此之前，北京市教育局在报纸上公布了知青子女可在北京借读而不收赞助费的文件。杨存始终对游行充满疑虑，一看来了救星，就开始做深入细致的说服工作。他嘴好，跟这个说，跟那个说，说得一些人都动摇了。实际在场的人，除了两个临汾的，就都是我们忻州地区的了。一直吵到深夜。我说不能再吵了，我个人意见不变，在场的人举手表决，少数要服从多数。

每年春节的大好机会不能错过，反正咱们这些人也豁出去了，只要今后知青利益能得到一些保障，做出点儿牺牲也无所谓。不管结局如何，相信广大知青也不会骂咱们。所以我是主张游行的，刘旭东只能是在我的意见上再加个“更”字。

不主张游行的主要有杨存几个人，他们的理由：一是出了《游行法》，计划游行的事儿，北京市已经完全掌握，并做好严密的防范措施，你去了就是送死。再说，北京看了10月26日太原游行的录像后，也会有所顾忌，谁也不愿意吃饱了撑的，没事抓几个人。二是北京在政策上已经有所松动，如允许知青利用三角对调回京，这时候咱们缓一下，给他们一个好感，或许能促成知青问题的解决。

我们争论时，临汾的两人也不言语，杨存一再做他们的工作。我想即使君远支持杨存，他们也是少数。但表决结果一出来，我特失望，临汾两人全转向杨存了。表决主张游行的有：我、刘旭东、王莹，还有一个忘了是谁了。不主张游行的有：临汾的俩人，杨存、君远，再加上世和。这样弄出来个五比四。这个事儿后来上了《内参》，说明我们有人告密。

会上还决定了两件事：一是要求各地区给胡耀邦拍明码电报，就写“北京中共中央委员会胡耀邦总书记收”。电报内容是统一的：“知青要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今年回家过个安乐祥和的春节。”不游行了，你们放心吧，就这么个意思。另外一个就是赶紧通知各地区，春节期间停止一切活动。

表决后，扫尾的事没人管了。为了通知全省知青，我写了一封信，又担心寄丢了，你想，万一信收不着，这些哥们儿到时候去了天安门，该怎么办?只好一个人又在全省转了一大圈，亲自把信送到各地知青手里。这封信，我是这么写的：“14日走后，晚上又有人来，经过激烈争辩，形势发生戏剧性变化。现将不可更改的最终决定转告如下，必须无条件服从、贯彻：春节停止一切活动(包括递申请、散材料)，火速告知同学们，平平安安度过春节，尤其是腊月二十九，不要上街。” 五比四的结果，按理说有失公允，凭什么在其他四个地区都走了以后，你们再表决?！数十日的艰难困苦，付之东流，大家心痛啊！消息传到临汾，知青们眼都红了急火攻心啊！在无可奈何之下，只有“痛打”到忻州开会的代表，两人当了好长一段时间的“落水狗”。

回首往事，萦绕脑际的惟一疑问就是，假如1987年春节真的游行了，结局会如何?是有利于知青问题的解决，还是阻滞了知青问题的解决?好在历史没有假如，真理与谬误只一步之差。大团圆的结局足以令我们欣慰一辈子。

对于我们来讲，中止游行计划、给胡耀邦拍电报，两件事办完以后，持续了数年之久的活动就算结束了。当然，南部的一些知青，在1987年还组织过上访，递过游行申请，所以，从全局来看，这场运动还在延续。

八 敞开返城的大门

1987年春节以后，知青返城的政策进一步放宽了。在这之前，就不断有知青通过对调或三角对调回北京。那时，城建系统外地人特别多，你找一个要调出去的职工(一般是回原籍)，他调往江苏、四川都无所谓，只要劳资科减少了一个名额，就可以由知青来抵补，这空出的名额其他人是不能用的。当然，你必须跟调走的人说妥，给他大概5000块钱。他调走，你把这指标留下来了，通过劳动局办，然后再千八百地给承办人点儿辛苦费。当时这可是个大数。但是，你只能先一个人回来，夫妻就成了两地分居，剩下的人利用“三种人”政策返城只是时间早晚问题。所以，等于回来一大家子。[24]

另外，“三种人”中有“未婚者”一条。本来，政策规定：离婚者不包括在内。但后来办事的人都睁只眼闭只眼，口子越开越大，许多知青就通过假离婚回到北京。那会儿地方上开一个离婚证还不容易?稀里呼噜就开出来了，开出来就往北京办。1986年底，北京劳动局恢复了知青处，各区、街道设了知青科[25]，对这种事也是基本开绿灯放行。那一阵子，假离婚在我们地方上成风。先回来一个，剩下的那个心里不就塌实了吗?一复婚，不就属于两地分居了吗?这就是通过假离婚来制造“三种人”。政策是政府定的，总不能下一个文件说：哎，你们统统回来吧！因为还有其他城市牵制着呢。但是他可以给你制造一个借口，就像我们比喻的：他把门开了一条缝，你侧着身挤挤就能进去。拿我们县来说，900人中，就有300到400人是借假离婚办回来的。


北京各街道劳动科为知青子女返京开绿灯

接着，北京市又陆续推出允许留居外地的老知青将一名子女户口迁回北京[26]；两个兄弟姐妹知青中，可以调一个回京；放宽老知青困退回京条件等政策。后来，在远郊十个区县或特殊行业如环卫、纺织等系统找到接收单位的，也都可以回来。[27]这样，返城的口子越开越大。年底，留在山西的一万余名知青大部分返回了北京。留在当地的已所剩无几。

我是1987年开始办返城手续的。但是北京市在这年5月下了一份“名单”，上了名单的人不能调回北京。估计这名单是分两批下的，第一批可能是15个人，后来增加了几个。忻州地区有我、杨存、刘旭东几个人。我调动的事就让北京市劳动局拖下来了。我给市委负责人写过信，对不让我回京之事却一字未提。神侃了一气，“有容为大，无欲则刚”。

关于“名单"， 我挺理解北京市的做法，这里报复的色彩很淡，但不能说一点儿没有，占10%吧。堂堂一级政府，犯不上和你一个小小草民置气。为什么这么认为呢?那90%是让山西知青、主要是忻州知青招来的。他们一看我们要办手续回北京了，本来办这事很难，想进门缝，只能提口气侧着身硬着头皮挤进去，现在一看事情有了转机，一些人就到信访办、劳动局四处告你，说是受“招安”了。告的人多了，就形成一股气候，市政府也不愿落个“招安”的名，干脆来个一举两得的办法，“黑名单”就出笼了。

知青活动将近三年时间，除了回到北京，还有一个附加值，就是认识了什么叫“人心”。有的时候，越是熟人越危险。拿集资来说吧，两口子商量一晚上，第二天哆哆嗦嗦各交了两块钱，还要你保证他们能办回北京。这不是痴人说梦吗?等运动跌入低潮，就缠着你想要回集资款。有的人主动找到你，声明一不怕坐牢，二不怕死，胸脯拍得山响；换个场合，压力下面，他却第一个出卖你。“人心不古”，其实人心从来就没“古”过。我是1988年11月接劳动局通知领回的调令，整整冻结了一年半。

回顾知青请愿上访的曲折历程，有几点经验是值得记取的。

第一是要掌握好“度”。在争取自己利益的时候，必须清醒认识对手是谁?政府和单位头头绝不是一回事。如果政府给你定性是无理取闹，是少数人操纵，你还想继续走下去，十有八九是条不归路。从知青问题的提出到最后的皆大欢喜，有几个特殊的因素在里边起了作用，但你必须有所作为，你不作为，因素也就不起作用。

在各级党政班子中，有对“文化大革命”深恶痛绝的，也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事实证明，同情知青命运的领导干部占有相当的比例，但是他们只能在适当的时机才能有所作为。“四二九”静坐后，很明显，对知青实行的是“就地安抚”政策，企图使知青返城要求从此烟飞灰灭。这期间，山西知青从未放弃过返城的主张，种种迹象表明，北京也从未放弃过“两手准备”即“返城”和“就地安抚”。山西知青难就难在掌握好“度”，“度”过了就是“蠢蠢欲动”，“度”不及则错失良机。因为我们与“同情者”从未谋过面，根本没有信息渠道，所做的一切只能是展示“知青问题不好解决，知青运动决不停止”的决心，让领导们去平衡得失。知青回京问题，牵涉到公安局、粮食局、财政局、劳动局、教育局等六七个职能部门，没有这些部门的鼎力相助，知青问题的解决还要费许多周折。

第二是要求必须在政府可能承受的范围内。如果你的要求超出承受范围，结果只有一个：狠狠地被踢上一脚。现在有知青提出，当年政府中断我们学业，强迫我们插队，要求政府经济赔偿。你说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剥夺受教育的权利，是侵犯人的基本权利，两千多年前就有“有教无类”。但赔偿多少?10万元多不多?一点儿不多。谁要嫌多，嫌没道理，就把他们家上中学的孩子扔“老少边穷”地区去自食其力，10年后再允许参加高考，你看他跟你急不?但“文化大革命”中一千四百多万知青，一人十万，就是一亿四千万，政府多少年的财政收入才凑出这笔钱啊！这就叫超出政府承受范围，有理也别讲。

第三是要想奴隶不起来，就别让他们饥寒交迫。《国际歌》头一句话是什么?“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现在有一句时髦的话，叫逆向思维。什么意思?你要想奴隶不起来，就别让他们饥寒交迫。当然，知青比起奴隶肯定要强点儿，比喻嘛，也就是今天的新名词：弱势群体。当年，从“三种人”到插队算工龄，到山西省落实“六条”，直到最后的大返城，都是针对弱势群体的安抚。今天，原知青依旧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如果今天的改革，在制造出富翁的同时，又制造出弱势群体，能说改革是成功的吗?

第四是要有知青返城运动的兴奋点。从1985年4月16日起，我们不厌其烦地向北京市委强调，只要同意知青一个子女的户口落到北京，知青问题就解决了，就对政府千恩万谢了。他们总认为这是儿戏，执行起来难度大。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返城不抱多大兴趣。所谓兴奋点全在子女身上，这是我们几年来甘冒极大的风险，承受巨大的压力的力量源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知青大部分是自孩子一出世，就由奶奶、姥姥托管了，有的子女曾经回过几次山西，有的压根没回去过。1984年提出返城口号时，正是大部分知青子女面临入学的时机。这一关不好过啊。好不容易上了学，“借读生”的帽子使孩子的心灵遭受的创伤，歧视、排挤随之而来。而且，将来考大学，外地的录取线比北京要高近100分，录取的概率太低。再说，毕业一分配，又给你分回外地了。别忘了，那是80年代中，北京没什么“打工族”，户籍管理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另外，奶奶、姥姥已经离不开孙子、外孙子了，孩子也离不开她们。你说，仅就这一点，还不够让我们“兴奋”得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吗?

今天的知青，面临市场经济日益深化的大变革，它的衍生物就是社会的贫富日益不均。知青们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去，确实很难，但这是社会的转型期，所有人都面临着困惑。要知道，改革蓝图的设计，更着眼于我们的下一代。顽强地忍耐吧，愿我们的下一代前程似锦，跟花儿似的灿烂，这不也正是我们当年的初衷吗?

注 释
[1]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原山西知青朱吉余《我所参与的知青上访》(载《远方》2001年)叙述了当年上访的一些情况，可以参考。

[3]白描：《苍凉青春》，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页。

[4]北京劳动大事记》，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301页。

[5]1937年10月中旬至11月初，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为保卫山西省会太原，调集八万兵力，在忻县以北忻口一线与日军展开会战。

[6]元好问(1190—1257)，金朝文学家，字裕之，号遗山，祖系出自北魏拓跋氏，曾任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亡不仕，工诗文，在金、元之际颇负众望。著有《遗山集》。

[7]关于1973年停止招工的前因后果，可参考《中国知青史——大潮》，第486页。

[8]“文化大革命”前的1964—1965年，北京市有1505中名知青到山西插队；“文化大革命”的1968—1969年，有38506名知青到山西插队。合计40038名。《北京志·劳动志》，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而国务院知青办编印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62―1979)，1981年铅印本第17页记为4.13万名。

[9]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考麦天枢《山西忻州地区千余北京“知青”要求返京》，载中国青年报社编《青运情况》第779期，1985年4月5日。

[10]中国青年报社编《青年来信摘编》第520期(1984年12月7日)摘要转载了这封公开信，题称：《上山下乡知青要求借否定“文革”返京工作》，末尾署名：“山西省原平县化肥厂、专钢、专机、铁路、财贸系统、教育系统等单位北京插队知识青年李世和等二百六十余人。” 这是第一个版本。后来，忻州各市县知青都在公开信上签了名，所以第二个版本改为以“忻州市北京知青”的名义。

[11]据王莹、陈君远等人回忆，青年们还把信寄给当时在儿童艺术剧院工作的著名知青作家梁晓声，希望他把公开信转给中央有关领导，要求中央将该信和表示解决知青问题的编者按公开在报刊上发表。随即，中共中央办公厅反馈消息，称公开信不宜发表。不久，陈君远等人到北京看望梁晓声，向他表示感谢。梁第一句却说：我还能为你们做什么?笔者曾于2002年2月3日对陈君远、李世和、庄伟亮、王莹、杨存先生和周云安女士做了一次集体采访。本文注释部分所引用的口述材料，均根据此次录音。笔者有幸与诸位朋友结识，最初得益于好友曲守国先生的介绍。守国已于2001年10月不幸病逝，谨在此寄托永久的哀思。

[12]据陈君远、李世和等人回忆，这次秘密会议有各地知青代表十余人(其中忻州代表三人)参加。会议开了整整一宿，一个是统一了口径，提出“原北京知青强烈要求回北京”口号。当时官方不承认还存在知青问题，而请愿一方认为，知青身份是历史事实，不承认不行，所以强调了知青身份，考虑到大部分人已在当地就业，前面加了一个“原”字。一个是决定代表又在“知青”回去后积极做准备，4月份到北京集体上访。此次会议直接为“四一五”大规模上访做了准备，并且形成了以忻州、临汾知青为核心的力量。

[13]马北北：《部分在山西、陕西、内蒙古插队的北京“知青”聚集北京市政府西门要求解决回京问题》，载中国青年报社编《青运情况》第788期，1985年4月20日。

[14]参见《北京市劳动大事记》，第321页。

[15]市委书记李锡明的讲话要点：(1)知青上山下乡是在“文化大革命” 前就实行的做法，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中的下乡知青，大部分已经返城，剩下的也在当地安排就业，所以已经不存在插队知青，也不存在继续落实政策问题。(2)关于“回北京”的要求，从全局看，既做不到，也不合理。(3)这次静坐，“还是按照'文化大革命'这套搞无政府主义，并且是严重的。长期的搞串联、闹事、集体上访、包围市委机关”。李锡明、陈希同还讲了许多严厉训斥的话，如李说：“你们贴的那些标语，你们自己也想一想，有没有道理?离开北京就得回故乡，可能不可能?对不对?合理不合理?'小平救救我'，救你什么?好像你在水深火热活不下去了，是这种情况吗?！”“这都是些煽动性的口号。我想更应该指出来的，就是制造了好多谣言，歪曲事实，制造谣言，进行污蔑中伤，制造混乱，好多事做得大大地出了圈！” (引自李锡明、陈希同讲话录音)

[16]山西的六条措施是：为知青的农村配偶转户口，省内两地生活的知青往一起调，集体企业职工转为全民，乡镇企业的职工转入国营，调换危险、有毒害工种，改善住房条件。

[17]静坐事件出来后，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多次开会研究。5月3日，胡耀邦批示：要把山西知青到北京静坐的文章做到底，即山西是怎么安排知青的?山西知青确实表现好的要给予表扬；要揭露他们当中极少数人的煽动性言论；要找上当的人出来讲话，说明上当情况；头面人物要写出检查。以上五条做到了，就算文章做到底了，就是大获全胜。胡耀邦的批示，事出有因。据说，4月间，胡耀邦出国访问，最后一站是澳大利亚，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贸然拿着附有山西知青在北京市府前静坐照片的报纸询问胡：“你们中国又要搞'文化大革命'吗?”这件事很让胡耀邦恼火，当即吩咐赶紧对此事进行调查。5月22日，国务院召开五省一市会议，会议研究了北京市“五一九”球迷闹事，山西知青在市府前静坐以及三门峡移民遗留问题。会上，万里就静坐事件发表了意见，大意是：据我知道，在半年前，娃娃们已经向有关部门反映了。哪个地方乱了，不要总以为有坏人操纵，如果总是按照这种思维去处理问题，永远处理不好。胡耀邦也表了态：不要事后擦屁股，把工作做到前头。三天后，万里等的讲话就传递到山西，知青压力有所减轻(按，此处据李世和、陈君远等人回忆)。

[18]劳动部于1985年6月18日发出有关插队知青算工龄的文件(劳人培23号文件)，内容有五条，主要是：插队算工龄；前面的不找老账，今后调资与同工龄职工一视同仁。此件发到县、团级。随即，北京市劳动局发出相应文件。参见《北京市劳动大事记》，第324页。

[19]近年来，有人四处宣传，说中央出台插队知青算工龄的政策是因为xxx给胡耀邦写了信。此说不确。在当时，通过各种渠道向上反映该问题的知青不少。早在1982年，就有92名原北京插队知青给国务院知青办写信，要求解决插队工龄问题。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209页。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在1985年4月29日接见山西知青讲话中也说：“工龄问题、工资和分配房子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听到你们的反映，就反映到中央去。因为这个问题太复杂，中央得做认真的考虑和研究才能定” (根据讲话录音整理)。插队知青工龄问题的最终解决，不应归功于某个人，而是知青、有关部门和领导共同推动的结果。详见《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209—212页。

[20]配合汇报团的活动，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做了积极的宣传。1月29日，《人民日报》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能否定》为题，报道了会议的盛况。春节前后，是报告团最风光的一段日子。领导的垂青、报章的颂扬、宏大的欢迎，以及各种慰问活动，一时应接不暇。1月29日，《北京日报》为汇报团发了《坚定地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道路》的通讯。2月2日和9日，又连续报道了汇报团与解放军英模报告团亲切会见和参加首都青年向解放军英模赠画仪式的消息。汇报团成员享受到与战斗英雄一样的殊荣。一篇叫做《好儿女为首都亲人上了一堂生动教育课》的通讯声称：汇报团的汇报在北京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原来参加过上访的青年人表示，汇报团进京汇报，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使自己也感到光荣；看到中央领导再次充分肯定上山下乡的道路，看到汇报团受到热烈欢迎，自己也受到了鼓舞(载《北京日报》1986年2月20日)。参见《好儿女志在四方》，北京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

[21]这封公开信指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运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完全错误的，它实际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极“左”路线的产物。基于这种认识，公开信认为，原北京知青向党和政府提出的“落实政策，返回故乡” 的要求，是顺理成章，合情合理的。

[22]公开信还被摘要转载在1986年7月10日《中国青年报》群工部《青年来信摘编》第601期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专门就此信做了批示。接着，经有关部门研究，由北京市邀请有关十省、区秘书长，共同研究做好北京知青的工作(参见《北京劳动大事记》，第336—337页)。

[23]指把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即城镇户口的问题。

[24]按照“三种人”可以单调回北京政策自1985年5月开始办理，到1987年末，共批准近万人调回北京。参见《北京市劳动大事记》，第358页。

[25]参见《北京市劳动大事记》，第328、345页。

[26]1988年10月，北京市决定，允许在外地的原北京知青子女可有一名迁回北京入户上学。截至1994年，全市办理知青子女48500余人回京入户手续。同期，批准在外地的原北京知青31860余人回北京落户。参见《北京志·劳动志》，第50、52页。

[27]1989年4月决定，将一些在外地生活有困难的老知青安排到在北京招工困难的单位工作。见《北京市劳动大事记》，第379页。

[28]所谓“六二压”，指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被企业精简压缩回农村的城市职工。


https://mp.weixin.qq.com/s/xHCOzxk_MazdcCap9pA5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