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王海光教授主讲“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路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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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教授主讲“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路径问题”
发布时间: 2014-12-26     浏览次数: 273
2014年12月8日下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4年度主题演讲第30期（总第101期）在文科楼615室举行。来自中共中央党校的王海光教授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路径问题”为题做了主题演讲，国关学院陈明明教授主持讲座。

首先，王海光教授指出：中共党史是一门特殊的历史学科，它之所以特殊，原因在于政治性很强、敏感度很高、现实意义很大。在党史研究中，始终存在着政治与学术、历史与现实的互动。政治着眼当下，学术着眼长远；政治要求资政育人，学术要求质疑求知；政治关注历史功用，学术关注事实本身；政治强调对错，讨论的是应然的问题，学术强调有无，讨论的是本然的问题。这种政治与学术的张力伴随着党史研究的整个发展历程，直至今天，要想让党史研究走上学术化路径，仍然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性。

然而，当前时代发展的要求，形成了“倒逼”党史学术化的形势。一方面，随着网络传媒的发展和民主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进展，国内思潮也不断活跃，党的历史越来越受到各方的关注。另一方面，解决现实问题，需要不断叩问历史。党史是没有过去的昨天，是放射到今天的昨天，与当代中国的现实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比如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文革的评价，都是当代中国政治绕不开的话题。而历史的发展又往往是一个“歪打正着”的结果，我们想象的逻辑和历史实际的逻辑在很多时候都是有所差异的。这就需要通过学术化的路径去全面、客观地反映党的历史。

接着，王海光教授分不同时期，介绍了中共党史叙述的主要著作及其特点。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陈公博的《共产主义在中国》（1924年）是第一个按照学术规范完成的党史叙述；此外，在大革命时期和苏维埃时期的其他党史叙述，如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1926年)）往往是按照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要求来解释中共的实际，体现了党内各派之间的争论，因而他们往往为了论证政治路线而叙述党史。

抗战时期，党史研究进入一个相对成熟期，随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的形成，毛泽东也确立了他在党史叙述中的话语权。事实上，这也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谁掌握了党史叙述的话语权，谁就能评判党内各派路线的正确与否。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组织编写了《六大以来》，承认苏维埃时期的政策是错误的，以此来掌握党史叙述的话语权，打破苏联的话语权，证明王明路线是错误的。可见，延安整风是用历史来做政治的范例，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越能实事求是地反映现实，越能掌握党史叙述的话语权。通过党史叙述中话语体系的转变，党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延安整风的成果是形成了党史叙述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即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王海光教授指出，之所以要强调“原则上”通过，体现了当时党对待自身历史的审慎态度，采取了求同存异的精神。因此，《决议》的原则可以概括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也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化的话语体系正式形成。

在中共对党史的官方叙述中，最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两个决议两本书”，“两个决议”指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和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两本书指胡乔木在1951年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和胡绳在1991年主编的、经胡乔木审定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在执政党取得国家政权的背景下写作的，是对革命胜利的总结。它参照的模板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由于《简明教程》更多地是一部政治教科书而非严谨的历史叙述，不少历史事实失真甚至带有明显的个人崇拜色彩，因此《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也表现出以论带史，重议论、轻史料的特点，甚至成为党的“革命《圣经》”和政治教条。

接着，王海光教授介绍了中共执政后的修史过程。党史编修工作最初由高岗负责，但因“高饶事件”而中断；此后，修史工作由董必武负责，但由于党内存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奉行武装斗争路线的“红区党”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奉行地下斗争的“白区党”的矛盾，党史编修工作依然难有进展；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由于斯大林和联共（布）党史遭到批判，中共的党史叙述也遭遇了尴尬。于是，中共对党史研究进行了分工，中央党校负责编修党史，其他高校和科研院所负责编修革命史，于是便出版了由李新主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60年代中苏论战爆发后，为应对论战需要，修史任务再度提起。为此还成立了以陈伯达、胡绳为领导的马列研究院，但因“文革”的发动而再度中断。

王海光教授把“文革”时期的党史称作“毁史”，可以概括为“两条路线斗争史”，即毛主席革命路线与党内其他机会主义路线，尤其是刘少奇等“资产阶级”司令部作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历史。同时，党史叙述也过度强调了毛泽东个人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最终走向个人崇拜，从而党史叙述也成为为毛泽东、林彪树碑立传的工具，表现出“历史为政治服务，史料为观点服务”的特点。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随着“毛林体制”的瓦解，“文革”党史也最终破产。林彪也从“神”变成了“鬼”，其革命历史也被全盘否定。于是，“文革”党史本身也遭遇了语境尴尬，即原本打着“伟大胜利”旗号的“文革”最终却揪出了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这三个反党集团。这种语境尴尬导致了两种历史虚无主义，一是教条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即从本本出发，把丰富的人类活动塞进一个理论框架中去；二是功利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即从现实利益出发，把历史研究变成服务现实的政治工具。

“文革”结束后，中共十一大在肯定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革”的前提下，再次提出修史任务，要求总结“文革”中三次路线斗争的经验。但另一方面，现实政治又需要纠正“文革”的错误，落实政策，为打倒“四人帮”树立合法性。于是，拨乱反正的工作就从***主持的中央党校开始。通过开展“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确立了以实践的标准否定“文革”的主张；最终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为标志，吹响了全党思想解放的号角。

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党史研究学术化提供了初始条件，会后不仅实现了对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和拨乱反正，还专门成立了中共中央党史委员会、党史研究室和文献研究室等机构。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也深入开展了党史材料的征集工作，为党史研究积累了大量史料。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确立了反“左”的基调，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政治基础。《决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一些历史问题采取了“宜粗不宜细”的方针，尽管《决议》中的某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是有待研究的，但《决议》所体现的对待历史的智慧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比如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个人晚年的错误分离开来，再比如将毛泽东思想看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等等。

中共官方党史叙述的最后一项重大成果就是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该书在八九风波和苏东剧变的历史背景下，以第二个历史决议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理论依据编撰而成。王海光教授将其特点概括为“陈言大去，新见迭出”，首先，胡乔木作为最终审定人，是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因而了解内情，熟悉人事，能判断是非，甚至是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者；其次，该书不回避问题，对党的历史有深思熟虑的反思；最后，该书文字精炼，文气贯通，使该书成为官方党史叙述的经典之作。

最后，王海光教授概括了新世纪以来党史研究的趋势，首先，官方史学与民间研究分途，以历史学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不断呈现，令人刮目；其次，学术研究者不再拘泥于官方有关政治结论，开始具有了学术上的自觉和自信；最后，学术研究者从史料的整理，史实的考证进行客观性研究，突破了一些传统禁区。王海光教授总结道，我们对历史反思得越深刻，就能往前走得越远；而要使党史研究真正走上学术化路径，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

演讲结束后，王海光教授与在座师生就党史材料的搜集、当今党史研究的进展、地方党政机关的党史研究状况等问题开展了讨论。



（CCPDS 沈大伟供稿；国务审校）

http://www.ccpds.fudan.edu.cn/27/a1/c4581a75681/page.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