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高峥是留美历史学会的奠基者与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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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峥是留美历史学会的奠基者与思想者

文/王希

感谢志国和CHUS理事会组织这个会议，为我们提供一个缅怀和追思高峥的机会。志国在通知里用“庆祝”（celebrate）一词来形容今天的活动，我觉得很贴切。是的，我们为高峥的过早去世感到震惊和难过。历史学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学者，马里兰大学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教授，历史学会失去一位功德无量的创始人，而我们很多人也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个性鲜明、睿智而充满生活激情的挚友，我们为此感到悲伤。与此同时，我们更为高峥的学术成就和贡献感到骄傲。我们需要这个机会来庆祝他的人生成就，感谢他对我们的帮助，分享他带给我们的那些温暖而美好的记忆。

对于高峥学术成就的评价，我相信，中国史的同行比我更有资格。我想利用我的几分钟与大家分享我与高峥三十多年交往和友谊中的一些片断。陈兼在给我的微信中说，听到高峥去世的消息，“多少往事涌上心头”。我何尝不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回忆与高峥的交往，就是回忆历史学会的整个历史，10分钟的时间远远不够。许多事情在发生的时候大家都take it for granted，事后也不会刻意去反思，直到高峥离开我们之后，我才意识到它们所具有的长远意义。

简单说，我认为，在历史学会的历史上，高峥扮演了两个极为关键的、不可替代的角色，一个是奠基者，一个是思想者。

一、奠基者

我与高峥的第一次认识大概是在1986年底或1987年初。我们因为筹备历史学会在高王凌教授的召集下走到一起。当时高峥在耶鲁，我在哥大，都是历史系一年级的博士生。高王凌在哥大做鲁斯学者，为创办历史学会筹到了一笔款子。筹备组的其他成员——李岩、唐晓峰、程洪和陈勇——离得较远，高峥就在New Haven，来纽约比较方便。高王凌和高峥都姓高，身高也都在一米八以上，讨论问题时经常各执己见，嗓门也高。但在不讨论严肃问题的时候，高峥则是绅士模样，讲话幽默而风趣，看法不落俗套，这是我的第一印象。

我们的筹备工作很有成效。历史学会于1987年在哥大成立，高峥当选为第一任会长。上任之后，他和第一届理事会（1987-1988）立即面临了一个要命的任务——为第二届年会筹款。当时没有电子邮件，更没有互联网，开年会和办杂志是学会的主要学术活动，但没有经费不行。理事会成员都是刚来美国不久的研究生，各自有自己的学习，连筹款的门路都摸不到。筹不到款，便开不成年会，也出不了通讯，学会很可能就会名存实亡，压力可想而知，我们都替高峥捏一把汗。

1988年晚春时分，高峥如同像变戏法一样，从鲁斯基金会筹到了2万美元的资助，又与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协商成功，将第二届年会一分为二，一半在哥大举行，另外一半随华美协进会的项目到纽约上州的风景胜地Lake George举行。这次会议非常的成功，吸引了许多会员参加，还留下了历史学会历史上的第一张“全家福”照片。（Lake George CHUS年会照片）。学会的很多老会员，包括后来的多任会长和理事会成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凝聚了人心、鼓舞了士气，积累了干部力量，对于学会后来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次会议是学会历史上的“遵义会议”。

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第二届年会合影（Lake George, New York, 1988年9月5日）

然而，高峥筹款成功的更关键意义在于为后几届理事会的筹款做了铺垫。1988年8月，我、张信、程洪、翟强、李晨阳组成第二届理事会（1988-1989），上任之后，照葫芦画瓢，写出新的活动规划，从鲁斯基金会一次性获得了连续三年（1989-1991）的资助。三年之后，学会通过China Teaching Project再次从鲁斯基金会获得了一次性多年资助。这些早期的筹款和资助对于历史学会的起步和成长至关重要，保证了学会能够每年召开年会、出版期刊和论文集等。第一届理事会的奠基作用远不止于筹款，它还创办和出版了学会的期刊《Historian》。学会期刊现在已经改名为《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由著名的Routledge公司出版，通过ProQuest数据库传播到全球各地，成为一份标准的专业学术期刊。第一届理事会还开创了出书、出论文集的先例，建立了会长和理事会报告制度等。所有这一切都为学会的长期发展奠定了体制基础。

今天，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用网络来建构学术共同体，但在当时，绝大多数会员还是读研究生，学会还没有机会利用AHA和AAS的年会来组织学术讨论，作为外国留学生，我们当时真的没有什么资源，一切靠自己的想象力和闯劲儿。在这方面，高峥领导的第一届理事会是开路先锋，而高峥也是学会名副其实的的奠基者。

II.思想者

我想与大家分享的第二个片断或观察是作为思想者的高峥。很多朋友都熟悉高峥在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的著述，包括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2004)、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Modern China(2009)以及他在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其实，高峥的学术经历非常丰富，学术能力超强。据我所知，他的学术训练起源于北大，后来在伯克利做访问学者，然后到耶鲁读博士，跨越国际关系史、非洲史、殖民主义史。他在耶鲁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殖民主义时代南部非洲的铁路建设。换言之，他真正进入当代中国史研究是在完成博士学位之后。其间需要多么坚强的决心和多少聪明才智才能做到，可想而知。所以，高峥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但我想说的作为思想者的高峥，指的是他对我们这一代史学留学生的命运、处境、身份认同和学术出路等问题的思考，而且是一种长期、持续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先行者，也是一位很独到的思想者。

1994年，在历史学会召开的一次教学讨论会上，高峥提交了一篇论文，题目是“Chinese Soup and American Taste: Teaching Chinese History in American Colleges”，表现了高峥写作的一贯风格——学术性与艺术性的兼具。高峥在论文和发言中毫无保留地分享了他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从课程设计、教学大纲写作、教材选择到授课技巧不等。这个会对我和许多新入职的会员来说非常重要，虽然我不教中国史，但从他的教学设计和教学法中获益不少。他在“中国史教学大纲”的设计中提到，他“既不会夸大、也不会贬低西方文明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但会强调中国人是如何根据中国的实情采纳西方文明的”做法。我当时觉得这一角度很新鲜，也很有个性。

但令我印象更深的是他对时髦史学理论和教学法的质疑。当时他的批评还是很节制的——毕竟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但他对历史教学“关键问题”的立场却很鲜明。第一，他强调讲历史一定要讲历史中的人，要用充满人性的细节，将学生眼中的“死”历史讲“活”。第二，他反对将“新”“旧”史学对立起来，反对脱离历史语境的历史比较，强调通史叙事的重要和必要。这些问题后来成为历史学界经常辩论的问题，但当时我们很多人都为稻粱谋，根本想不到这么多。高峥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在教学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人云亦云，追赶时髦。高峥的这次发言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让我看到了他作为学术思想者的一面，也开始更关注他的学术发表。

要到2008年，我才有机会再次读到高峥对我们这一代人治学方向的深入讨论。当时，我和卢汉超、包安廉任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的编辑，我们与陈兼商量，在康奈尔举行了一个庆祝CHUS成立20周年的讨论会，高峥提交了一篇非常有质量的论文，题目是“From Margin to Cutting Edge: The Search for a Paradigm in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在这篇文章中，高峥提出了“CHUS Historians”这个概念，用来指留美历史学会的成员，说他们是与美国本土和中国本土出生的历史学家不同的一种历史学家，是一种“a new type of scholars”。这些人来自中国，但在美国接受训练，成为美国大学的历史学教授，经历了从研究生到助理教授，再到资深学者的三个阶段。因为这个特殊的背景，他们是生活在中美两种文明的边缘，在两个世界之间来回移动，看上去是处于劣势地位，实际上却拥有了“一种特殊的历史感知、眼光和技能”（a special historical sense, vision, and prowess），并因此具有做出独特学术贡献的能力。他认为，在全球化时代，CHUS Historians不应只是满足于做中美之间的学术桥梁，或跟在自己导师或某种学术主流后面邯郸学步，而是应该敢于从学术的“边缘”（margins）进入到“前沿”（cutting-edge）地带，利用自己的多元化的经历、知识与能力，做原创性的研究，创造自己的史学风格，提出自己独到的史学解释框架。他呼吁说，“历史学家的使命绝不是追赶时髦”（Historians’ mission is not to follow academic fashions）。接着，他对长期主导近代中国史研究的现代化叙事和解释模式提出了挑战，指出其漏洞与缺陷——包括其不能解释革命者的复杂成分，过分夸大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非暴力性，错误地将孤立与个别事件解释成为主流等。

高峥的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深度，提出的问题很尖锐，对CHUS Historians的历史与现状的讨论也很中肯，表现了一种极大的勇气和极深入的思考。他在这篇文章中表现的思路与他在1994年的思路不仅是一致的，而且更加成熟和深沉。他再次告诫历史学会的同仁，如果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只是亦步亦趋地跟着主流学界走，拾人牙慧，终究是没有意义的，纯粹是在浪费自己的跨文化背景与积累。他提出应该敢于突破，不做边缘人，敢于做全球化时代新学术的开拓者。

这个思想在高峥2021年6月对《在美国教历史》一书前言写作的讨论中再次提出。他对CHUS Historians在美国大学的功能有一种新的认识：“我们在美国大学的教学不是简单地重复我们在美国所学的知识，而是结合了中美教育同时赋予我们的文化底蕴和学术修养之后的新探索，这是我们的特点，也是我们的优势。” 可以看出，从90年代初开始，高峥就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他并不满足于获得一个博士学位，找到一个教职，出一两本著作，而是一直在思考我们这代人的identity的问题，思考我们如何突破外部、历史和我们自己给自身套上的种种限制，如何做出一种原创性的学术贡献。他不满足于做一个professional，而要做一个intellectual，他的确也是一个intellectual。

III、结语

我与高峥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18年初夏。他应高艳丽教授的邀请到北大做一个关于软实力的讲座，我和熊存瑞教授去给他做点评。聚餐的时候，从他的老朋友、北大外语学院一位教授那里得知，高峥在北大读研究生时也曾是一位风云人物。2020年疫情期间，姚平和我发起编《在美国教历史》一书，高峥是我们的作者之一。他的写作非常认真，稿子来回改了数遍。交稿之后不久，他的病情便被确诊。

我是8月中旬从小兵那里得知高峥生病。随即给他去邮件，我刻意写一些过去的往事，希望鼓励他，转移他的注意力。他也很快回复。化疗开始后，他的邮件减少，最后一封是在8月29日写的。他在邮件中谈到化疗的副作用——头晕、呕吐等，但仍然充满一如既往的乐观精神，还引用《Those Were the Days》中的一段歌词来回应我对往事的记忆："We'd live the life we choose. We'd fight and never lose." "Remember how we laughed away the hours. And think of all the great things we would do"。完了他说过一阵子再多写，我也一直期待，但奇迹没有发生，我再也没有收到他的邮件。

熟悉和了解高峥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兴趣广泛，喜欢摄影，歌也唱得很好。为了悼念高峥，也是为了庆祝他的人生，我从Youtube 上找出《Those Were the Days》的原唱版本[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lYPGjXy_LA (with lyrics on screen)]。这首歌最初是一首俄罗斯民歌，20世纪60年代被Gene Raskin 改写成英语歌曲，1968年由Mary Hopkins首唱，一举成名，风靡欧洲，现在也传到了中国，有人将它译成《往昔时光》。高峥在给我的最后一封邮件中引用它，我想他一定很喜欢这首歌。如果大家愿意听，我们可以在会议结束之前听一下，作为对高峥的送别。

写于2021年11月1日

发布时间：2021年11月02日

来源：中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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