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红标 “文革”后期的民间批判思潮（1968～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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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期的民间批判思潮（1968～1976）
作 者：印红标   出版时间：2013-01字号:大 中 小
时间：2011年4月24日下午3：00～5：30

地点：首都师范大学本部主楼201会议室

梁景和（主持人）：

各位老师下午好！今天是我们“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交叉学科的第二十九次学术沙龙活动，欢迎各位老师的参加！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印红标老师为我们作《“文革”后期的民间批判思潮（1968～1976）》的演讲。印红标老师现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法学博士，主讲课程包括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香港与世界事务、海外华侨与华人社会等，出版专著包括《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等，下面我们请印老师作演讲！

印红标（主讲人）：

首先要说明，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的后续阶段。“文革”可以分为主体阶段和后续阶段。文革的主体阶段从1966至1969年，其特点是：毛泽东自下而上发动大规模群众造反运动，以“大民主”的方式，冲击地方和基层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人，揪斗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刘少奇及所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文革后续阶段从1969年至1976年，其特点是：群众性造反运动退出政治舞台，“大民主”实际上不存在。党内高层斗争是主要形式。群众运动实际上从1968年夏秋就进入尾声，因此，我要讲的后续阶段的民间思潮是从1968年至1976年。这里所讲的“民间”的含义与“官方”相对应、相区别。首先，思想者的非官方身份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人、一般干部、知识分子、农民、军人等，以青年为主；其次，与官方主流思想相区别，对毛泽东继续革命思想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持自主或批评的立场。这里讲的思潮指社会政治思潮，主要指形成文本的论述，如大字报、文章、上书、通信、谈论提纲等。

本讲的主要问题：A.民间批判性思潮存在的环境和方式；B.有哪些主要的流派；C.各流派的思想源流。

1.社会政治环境：党内冲突不断激化，并公开化，社会持续动荡，经济混乱，民众生活长期贫困。普通群众的命运受政治左右，因而关注政治。这一阶段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1971年林彪事件造成难以挽回的信任危机，1973年“批林批孔”实际批周恩来，1975年邓小平整顿遭“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直到10月粉碎“四人帮”。这一阶段思想控制严酷，但是官方正统宣传越来越缺乏说服力，党内外不同政治见解逐渐蔓延。

2.民间思想存在的方式：“民间思想村落”或者个人。“民间思想村落”（朱学勤语）：青年自发学习和探讨的小群体，由志同道合者组成的思想探讨群体，分散，基本互相隔绝，却常常议论着类似的问题，提出相近的观点。朱学勤描述了他所在的一个“思想村落”：“中学毕业后，选择插队落户地点，我拒绝与同年龄的同学同行，一个人选择了没有国家分配名额的河南省兰考县，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九个上海重点中学的高中生自愿组成了一个集体户，在那里开辟了一个边劳动边读书的生活氛围。一九七二年进工厂，这群人和另外一个更富思想气息的集体户汇拢在一起，一锅端，被端到三百里外的另一个县城，于是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精神小气候，用我后来的体悟，是出现了一个从都市移植到山沟的‘精神飞地’，或可称‘民间思想村落’。一群中学生在下班之后，过着一种既贫困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与他们自己的社会身份极不相称，也与周围那种小县城氛围极不协调；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有时竟会争得面红耳赤，通宵达旦；被他们吵醒的工友邻舍，时常用奇怪的眼光打量这群白天还在一起干活的钳工、管工、搬运工，怎么一到晚上竟会争论起史学、哲学、政治学问题，争论那样大而无当的问题？”

这样的青年“思想村落”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区别于官办的“写作组”“学习班”，它们不拘形式、聚散自由，游离于官方组织体系之外，如果不遭官方干预，会随参与者的意愿而自生自灭。其思想倾向多样，从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继续革命思想，到对社会政治的批判性思考，其思想的深度也因人而异。“思想村落”涉及领域广泛，各个“村落”的偏好有别，据现有资料，除了社会政治之外，有热衷文学的，如孕育了朦胧诗派的著名的白洋淀文学青年群体，还有热衷哲学、美术，甚至数学的小群体。这些“思想村落”生存于社会和政治的边缘。当时的思想控制，偏重于知识分子和干部集中的城市里的学校、机关、研究部门，而农村一向是政治思想工作的薄弱地区。农村没有专职政治工作干部，基层干部的文化水平不高，见识有限，对城市知青的高谈阔论很茫然。工厂对青年工人八小时工作之外的活动，通常不多过问。

案例之一：北京徐浩渊沙龙

徐浩渊在“文革”初是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中学生，出身于领导干部家庭，曾经因为写嘲讽江青的诗而被关押，是老红卫兵中有影响的思想型人物。从1967年起，在北京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徐浩渊的家里，经常聚集起一些青年人，他们阅读政治理论、文学和艺术书籍，评论政治，研讨理论，品评文学，交流诗作，欣赏音乐和美术，俨然一个思想和文化沙龙。

案例之二：北京赵一凡沙龙

赵一凡联系了一群有才华的青年，形成了北京城另一个有影响的青年思想文化群体或曰沙龙。赵一凡出生于1935年，父母是共产党员。他在幼年因伤病导致下肢瘫痪，长期卧病。他只上过3个月小学，却通过顽强的自学修完大学文科课程。他没有正式工作，从1959年起为出版社做文字校对，算是临时工。“文革”开始以后，不得不闲居在家。特殊的人生经历使赵一凡与年轻他10～20岁、生活漂泊的上山下乡知青、待业青年、青年工人有了更多的理解和交往，诚恳地给这些青年朋友的自学和思想文化探讨以无私的支持，从而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喜爱文学和勤于思考的青年。

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当政者加紧查禁民间传抄的各类文学手抄本。北京的一些青年诗人被公安局、派出所和工厂保卫科询问、审查。徐浩渊的家被搜查。粉碎“四人帮”以后，赵一凡于1976年12月出狱。1978年12月北京市公安局正式作出平反决定。

案例之三：河南驻马店的农村探索

1969年开始，在河南驻马店农村，活跃着以大学毕业生陈一谘为中心的几位知识青年。他们在长期的农村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反思“左”的政策和体制对农村的损害，探索农村发展的出路。他们联络了其他一些地方的有志青年，并多次向胡耀邦、邓力群等领导人反映意见。他们没有采取公开挑战当权者的做法，而是在体制内积累经验，与体制内外的有识之士建立广泛联系。农村的思考和实践，为他们日后投身农村体制改革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案例之四：喋血的村落——宁夏“共产主义自修大学”

青年思想村落是红卫兵运动结束以后青年思潮存在的基本方式，是孕育批判性思想的温床。当时，独立思想探索的社会环境非常险恶，一些思想村落被公安部门查抄，一些青年为思想探索献出年轻的生命。宁夏青年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被打成“反动组织”，3名青年惨遭杀害，就是这样的一个悲剧案例。“文革”结束后，1978年宁夏“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案得到彻底平反。

3.读书活动：1968年红卫兵运动退潮以后，那些淡出政治运动的肯于思考的青年就开始了持续的读书活动。这一读书活动与中央号召的学习马列主义运动有联系，又有区别。青年们阅读的内容不限于中央倡导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包括尽可能广泛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著作，包括很多不准青年接触的“内部读物”。这个读书活动为青年的思想探索准备了知识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在青年中流传并产生过重要思想影响的书籍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作（包括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讲话），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包括中外文学作品、历史学、哲学及经济学著作。内部读物“灰皮书”（以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代表作为主）和“黄皮书”（以外国文学理论为主）也在一部分青年人中产生影响。

“文革”后续阶段的青年思潮形形色色，有三个独立的批判性思想脉络引人注目：第一个是关于时事政治和政策得失的批判性思考，第二个是关于社会矛盾和制度变革的批判性思考，第三个是萌芽状态的关于言论和思想的自由主义思考。

青年思潮中的时政和政策批判派，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思想内容：一个侧重于时政批判，一个侧重于政策批判。

1.时政批判主要集中于政治层面：党内斗争的是非、领导人的评价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功过等问题。

在党内斗争方面，这一派的观点包括：怀疑或者反对“文化大革命”确立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抨击以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认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领导人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打倒大批老干部是完全错误的等。

案例：

1969年，江西青年李九莲怀疑林彪的政治动机和中共中央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结论，被关押多年，1977年遭杀害。

1970年，河北青年工人张坤豪质疑打倒刘少奇和大批老干部，遭杀害。

1974年，长春青年史云峰散发传单，为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遭受迫害鸣不平，被逮捕，1977年被杀害。

1976年，四五运动时期怀念周恩来、批判“四人帮”的言论，也重在党内斗争，不赞同“文化大革命”的党内斗争是非观。

这些批评常常涉及政策的得失利弊，但是重点在于对党内斗争和领导人的评价，反对打倒大批领导干部。

时政批判的思想有的直接来源于“文革”之前政治教育所树立的是非观念，有的则进一步反思“左”的错误政策，乃至质疑毛泽东晚年的理论观点。对江青等党内“文革”派的谴责，一般都涉及“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和政策得失，有的对毛泽东及其决策抱有失望或者批评。

2.政策批判与时政批判紧密联系又侧重不同。时政批判多关注领导人的评价问题，比较直观、质朴，而政策批判则具有较强的思想性、理论水平或比较开阔的国际视野。政策批判的焦点集中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各项政策，一些人的批评还追溯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政策和体制。

政策批判案例之一：

1968年，湖南回乡知识青年萧瑞怡上诉毛泽东，提出现行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状况，建议实行以“包产到户”为蓝本的“借土借田的土地制度”，提出“消除人为的阶级斗争”“废除个人崇拜活动，解放人民思想”。

政策批判案例之二：

1968年，知识青年张木生写《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指出现行农村体制存在问题，人民公社体制不适合生产力发展，实际上肯定包产到户政策以及彭德怀、刘少奇某些被批判的农村政策主张。

政策批判案例之三：

张志新（辽宁省委党员干部）在1968～1969年指出：毛泽东从1958年以后，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问题上有错误，反映在三年经济困难问题上；林彪是促进毛泽东“左”倾路线的主要人物，是纠正“左”倾的主要阻力；“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尤其是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政策批判案例之四：

1973年，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党员教师屠德雍撰写并投寄《文化大革命十大罪行》：（一）使90%以上的干部、60%以上的群众受到打击、迫害；（二）使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三）使工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人民生活下降；（四）使科学、文化、教育、艺术遭到空前的灾难；（五）使党和国家一度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六）使社会道德出现解放以来空前的堕落；（七）人为地造成人民群众之间的分裂和冤仇，甚至互相杀戮；（八）使党的威信一落千丈，民主集中制遭到彻底破坏；（九）使军队内部分裂，优良传统大半丧失；（十）使无产阶级专政遭到严重破坏，阶级阵线混乱。

政策批判案例之五：

1976年，王申酉（上海师范大学在校待分配的毕业生）书写长文，认为毛泽东的主张实际上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而被毛泽东批判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彭德怀的建国主张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的社会主义。

王申酉对“文革”后期的工农业、科技文化教育、外交等诸多政策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主张在经济建设中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反对闭关自守，期待向世界开放。

政策批判派的基本思想倾向：在经济建设方面，认为以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的一些讲话为代表的政策主张，有利于经济发展，能给人民生活带来实惠，是正确的，是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而“文革”中被称作“革命路线”的方针政策及农村体制，造成粮食产量低、农民收入低和经济破坏，是“空想的社会主义”。

有些思想者的批判上溯到1958年的“大跃进”及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甚至联系苏联斯大林时代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弊病，颠覆了“文化大革命”所构建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是非观，否定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政策批判派的基本出发点是经济的效益和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及文化艺术的发展，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反对政治、社会、文化政策方面的“左”倾错误政策。

政策批判派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的基本主张是：回到1956年中共八大的政治路线，特别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

他们的批判以坚持基本社会制度为前提，在经济体制方面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预设前提，通常不触及政治和社会基本制度的变革。

他们的目标可以归结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而不特别强调民主和法制的意义，与“文革”结束以后的改革开放政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多有吻合，可以视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早期探索。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批判性思潮是中国和世界社会政治思潮的组成部分。

梁景和：印老师刚才提到“文革”后续阶段民间批判思潮涉及三个方面，即时政与政策批判、社会与制度批判、自由主义。这些思想活动存在于一部分有思想的青年学者和一部分有背景的干部子弟即青年精英当中。这里就涉及精英与民众的区别，很多精英有思想、有批判意识，但盲从的民众可能占大多数。我们研究社会文化史，特别要关注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方面的问题，这些领域能给我们很多启发，对我们研究社会文化史有帮助。另外，印老师发给我们的提纲内容非常丰富，希望同学们回去之后认真阅读加以消化。

王宇英（中国传媒大学讲师）：印老师，您好！您刚才所讲是对民间思潮质上的判断，我很受启发。我想问您在量上有没有做过具体的数字统计？

印红标：还没有量化，因为很多资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但总体上来讲，政治批判的人不多，其次是制度批判。民主法治思潮在互不相识的人当中，不具有师承关系，但同样的社会现实，同样框架下，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因为存在决定意识，类似的存在决定类似的意识。因为没有总量，所以无法统计，但这方面的案例比较多。

梁景和：印老师，您所讲到的“文革”青年思潮，其中的“青年”是指什么样的群体？

印红标：一般指红卫兵这一代人。大学老五届，即大学四年加上实习一年。这些人应当是1961年入学的。个别也有六年，比如医科大学。另外还有中学老三届，就是即将在1966年、1967年、1968年毕业的这批人。当然其中也有研究生，以及与其相关的其他人。

这里我再说一下精英与草根倒置的现象。“文革”里主要打击的是政治精英或文化精英。社会本来是把人作为精英来培养的。但是在那个时代，一些特别有思考能力的人，被放到下面去了。打破了原来培养精英的模式。比如按常规，普通老百姓主要考虑的是生活，农民孩子可能作为农民来培养，这样的话，社会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底层也不会出现思潮。但是这些被放到下面去的精英与普通工农思想不一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以卑微的身份考虑本来应由知识分子或社会精英来考虑的问题。其实他们本身就是知识分子或精英。朱学勤在《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中也讲到这些。要把这些人变为真正的农民很不容易，这些人和后来回到城市的人也不一样。普通人的愿望只是回城，而他们要上大学或者当干部。1976年四五运动时，活动分子大部分是工人身份，但这些人所考虑的却不是一般工人所考虑的问题。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黄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印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红卫兵运动的时间是如何界定的？

印红标：开始是以天为标志。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的一群中学生在圆明园聚会，决定成立秘密的学生组织——红卫兵。他们声称自己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毛主席是他们的“红司令”。一般以这一天作为红卫兵的诞生日。结束是以1968年几件大事为标志。如红卫兵组织分裂为不同的派别，以致发展到大规模武斗，毛泽东说“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工宣队、军宣队相继进入学校等单位。接着就是上山下乡，整个全国造反运动到那时为止，红卫兵作为一支政治组织到那时也解散了。顺便提一下，造反派也是泛指，开始是以攻击当权派为特征的，后来造反派又具有妖魔化特征。其中有造反派自己的问题，也有不是造反派的问题。另外，后来的红小兵与那些红卫兵是有区别的，红小兵是一些模范学生，听老师话，经老师批准加入的，这些人不是因运动而存在的。

张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印老师，您好！您对“文革”持完全批判的态度还是认为这里面也有正面的因素？

印红标：可以分两部分来讲。红卫兵前期，主方向是毛泽东掌握的。后来是民间的，完全脱离中央，与毛泽东思路是不一致的。先说前一部分，老红卫兵思想批判的是知识分子，这里面积极的东西不多，反映革命家集团对知识精英集团的不信任。比如“地富反坏右”不容易上大学。后来，打破血统论，认为出身不可选择，这对于改变受压制的不公正待遇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文革”没有真正达到目的。没有找到一个公正的方法。很多受压抑的人，也没有找出正确的方向。反抗专制可能造成新的专制，反抗压迫可能造成新的压迫。所以社会需要民主和法律。

汤诗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印老师，您好！我想听听您对“个人崇拜”的看法？

印红标：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人如毛泽东、斯大林、铁托等第一代领导人，第一代领袖，他们有着超凡的能力，力排众议，与革命取得胜利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也是一个规律，在其内部也愿意推出自己的领袖人物，使之具有威望与吸引力。这种领袖往往既是理论领袖又是政治领袖。民主集中制要求领袖服从党，但在战争年代，由于特殊的环境，领袖超越政治局之上，最后成为一党之上。后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出于宣传个人崇拜的需要，毛泽东的地位越高，社会不发生动荡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在当时没有一个更强的组织的情况下，借用领袖的威望可以来压制一些不正常的事情。

徐晨光（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印老师，您好！“文革”十年，这么大的运动，毛泽东是精神领袖，周恩来是务实派，因为有这两个人的存在，所以国家才基本维持稳定，您认为我的看法对吗？

印红标：“文革”前三年是大乱，“文革”实际上就是三年，没有这三年就没有“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有一个总体的设计，后来是要走向大治的，1969年重建制度，但是由于前三年的矛盾，加上毛泽东的改革不适合当时中国国情，这个制度不能稳定运作，所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文革”后期基本处于半正常状态。周恩来在党内属于行政管理人才。他在保护老干部以及维持秩序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使“文革”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社会制度批判主要抨击社会关系的不平等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制度。他们反对“特权阶层”“干部阶级”“官僚特权阶级”；要求“民主”，把民主（及法制）视为反对官僚特权的武器；社会制度批判派的出发点是社会的平等、公正、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的学说。

社会制度批判案例之一：

1972年，《内蒙古知青通讯》提出：在苏联、中国存在一个“（领导）干部阶级”，这个阶级是现实社会的主人而非公仆；这个阶级存在的根源是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而非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或国内旧社会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这样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预想的、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新的阶级压迫的社会。

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在人民与干部阶级的社会矛盾发展不成熟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次不成熟的革命，即人们感觉到了新阶级的压迫的存在，但是以为是旧的阶级（资产阶级）的复辟，所谓反对资产阶级实际是反抗新阶级的压迫。

社会制度批判案例之二：

1973年至1975年，南京青年技术人员徐水良撰文，张贴大字报，提出特权现象来源于“特权制”，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得不“把管理国家，管理生产的任务继续委托给少数人”的制度。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特权制，所以产生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无产阶级内容和它的特权制形式的矛盾”。实行这种制度的原因是经济和文化的落后。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特权制”只具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暂时合理性。特权制必然引发社会矛盾，在条件成熟时必将进行消除特权制的社会变革。

社会制度批判案例之三：

1976年春，云南青年陈尔晋的《特权论》提出：苏联修正主义是一种与以往社会制度不同的新型剥削制度；中国现行的制度是政治经济一体化、高度组织化的公有制社会，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政治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公有制的社会生产与少数人固定化的对权力的垄断”；中国正处于过渡性的“岔路口社会主义”阶段，既有可能通过社会主义的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发展，也有可能向苏联式修正主义演变。他认为：中国需要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在政治上要借鉴西方民主制度，采取社会主义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共产党的）两党制，保障人权，实行法制，逐步真正实现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

社会制度批判派的主张是：反对官僚特权，同时必须反对特权赖以生存的现行制度；呼吁社会主义的民主，以及社会主义的法制；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以监督政府和执政者，防止党的领导干部退化为高居于人民之上的社会主宰、官僚特权阶级。

社会制度批判派的探讨具有比较强的理论色彩，其案例数量及在民众中的影响远不如时政和政策批判派。这一思想流派要求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上实行政治的民主（及法制），具有民主社会主义的倾向。

1973～1974年广州李一哲大字报和1975年四川“马列主义研究会”的观点汇合了政策批判和制度批判。

案例之一：

广州青年李正天、王希哲、陈一阳和中年人郭泓志以“李一哲”的笔名给毛泽东上书，继而张贴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提出：A.林彪集团的政治特征及其社会基础是“新贵”和“特权阶层”。B.林彪路线的表现是“左”，批判林彪必须纠正“左”的错误。C.呼吁社会主义的民主。应当允许政治上的反对意见和反对派在法律和纪律的约束下公开存在。D.呼吁法制。法律应当表现人民的意志，保障人民的权利。反对当权者凌驾于法律之上，谋求特权。主要针对林彪集团等“新贵”势力。

李一哲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在被批判的过程中影响进一步扩大，是在“文革”后续阶段影响最广泛、最深刻的思想文献。此后，民主与法制的理念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民间思潮当中，成为制度批判派的思想诉求。

案例之二：

1974年底至1975年初，四川省万县张闯、牟其中、刘忠智等人酝酿成立“马列主义研究会”，他们的思想探索受到李一哲大字报的影响，与李一哲的观点有不少相近之处。

“文革”期间，可以视为自由主义的思潮十分弱小。其特点是：强调自由特别是言论和出版自由，明确地或者实际上否定阶级斗争。目前仅看到两个案例：

1972年，一位知青以“不平”的笔名在上海张贴大字报《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他还在笔记本里撰写多篇文章，探讨言论自由等问题，表现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倾向。

1975年，成都回城知青胡平撰写文章，并以《言者无罪》为题张贴于公共场合，呼吁言论自由，具有清晰的自由主义的特点。

就思想来源而言，时政批判的观点基本是以“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共党内的主流是非观念去批判“文化大革命”关于党内斗争的解说，把被“文革”颠倒的观念颠倒过来，其主要思想方向是回到“文革”前十七年的政治和思想主流，反对“四人帮”、林彪等人推进“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实际上是批评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这一思想流派的依归，基本是中共八大的政治和思想路线。

政策批判派的思想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为依据，肯定党内务实的方针政策，他们的很多观点受到“文革”中被批判的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务实主张的启发，例如对农村“包产到户”政策的重新认识和肯定，其中思想深刻者往往不仅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政策，而且批评“文革”前“左”的政策，其未来趋向大体是走向“文革”后中共中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时政和政策批判派继承了“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保守派和老红卫兵的一些观点，例如维护共产党的领导秩序、反对打击老干部、反对江青等党内极“左”派等。1967年成都青年王正志和1968年江西青年吴晓飞的言论，反映了从保守派思想到时政和政策批判的过渡。同时，一些曾经有造反派经历的青年也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酷现实面前进行反思，对“文化大革命”的政策进行了批判，例如广州李一哲、四川“马列主义研究会”的青年。

时政与政策批判思潮与党内务实派的主张相呼应，类似的观点不仅存在于青年之中，而且存在于党内外不少干部和群众之中。张闻天的肇庆文稿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遭受迫害的领导人的思考，张志新、屠德雍等人的批判则是党员和群众反思的典型。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角度观察，“文革”后续阶段的政策批判思潮与苏联斯大林时代苏共党内外对政策的批评和改革要求，以及赫鲁晓夫的不少改革思想和实践一脉相承，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及其影响下的群众自我反思、自我调整、改革的有规律的现象。

制度批判思潮的直接思想来源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中揭示社会矛盾的部分，继而以马克思的学说作为分析的理论依据：以马克思的学说评判中国、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

社会制度批判思潮直接继承红卫兵运动时期极左“新思潮”对特权的批判思想，其成员多有造反派的经历，以及对“文革”后果的失望。

这一思潮在某些方面继承了1957年“鸣放”期间一些青年批判特权、追求民主和法制的观点。同时，开启了“文革”结束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间类似论说的先河。

社会制度批判思潮的基本诉求指向民主的社会主义。

中国“文革”后续阶段出现的这一民间思潮，与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历史上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或者社会主义者对苏联制度的预测性担忧和批判相似，例如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德国的罗莎·卢森堡，以及中国的晚年陈独秀、苏联的托洛茨基派和南斯拉夫的吉拉斯（旧译：德热拉斯）对苏联模式社会“官僚阶层”“新阶级”统治的批判，还有1960～1970年苏联不同政见者当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派的批判。可以说“文革”后续阶段的制度批判派，是以马克思学说反省和批判苏联模式的国际思潮中的中国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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