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化敏 三十年来的“文革”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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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的“文革”史学研究
作 者：耿化敏   出版时间：2013-01字号:大 中 小
时间：2011年6月24日下午3：00～5：00

地点：首都师范大学本部主楼201会议室

梁景和（主持人）：

各位老师同学下午好！今天是我们“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交叉学科的第三十一次学术沙龙活动，欢迎各位参加！今天我们邀请到耿化敏老师为我们作《三十年来的“文革”史学研究》的演讲。耿老师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研究中共党史（1949～1978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思想文化运动（1950～1970年）、中国“文革”史、中共党群体制（党—工青妇）、中国人民大学史（1950～1977年）。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妇女运动史”以及多项教育部社科项目。发表论文数十篇。下面我们就请耿老师作报告！

耿化敏（主讲人）：

谢谢梁老师的邀请，我今天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三十年来的“文革”研究。

严格说来，国内“文革”史研究始于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之后。在“文革”结束向改革开放过渡的社会转型期，伴随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已有一些党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开始对这一段历史的思考和评论，如1977年3月胡耀邦到中共中央党校担任副校长，主持复校工作后曾部署研究党内“三条路线斗争”，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也都比较集中地涉及这一段历史，对“文革”史研究起到了拓荒和探索的作用。“历史决议”首先以中央文件的权威性，从执政党的角度，确定了“文革”的性质与分期，总结了其发生的原因及经验教训，特别对毛泽东作出了政治评价，从而回答了“文革”研究的首要问题，奠定了史学界关于“文革”历史叙事的基本规范。同时，“历史决议”顺应拨乱反正的历史需要，也构成了当时开展“文革”研究工作的合法依据和政治原则。当时，加强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是理论战线开展拨乱反正的一项重要任务。正是以1981年“历史决议”的通过为标志，“文革”史学开启了自身的学术研究历程。具体来说，拨乱反正对于“文革”研究的推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拨乱反正真正拉开了国内“文革”研究的序幕。遵循对“文化大革命”必须予以彻底否定的中央精神，关于“文革”的研究和对极“左”路线的批判受到鼓励和支持，各地编印了许多揭批材料和宣传册子，有关当事人也撰写了一些回忆文字。例如，1985年中共中央党校、解放军政治学院、北京日报社编印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十讲》《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讲话》《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专集）》等小册子，都是宣传“历史决议”精神的产物。

其次，在拨乱反正的工作中，理论战线形成了“文革”研究最初的队伍。当时活跃在理论战线上的金春明、于南、王年一、郑谦等一批中青年学者，主要来自中共中央党校、解放军政治学院（1985年12月组建为国防大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1980年7月成立）等单位。例如，1977年秋，中共中央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根据胡耀邦同志的指示，专门成立了“三次路线斗争”专题研究小组，组长金春明后来成为“文革”史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可以说，这一史学领域最早并且富有影响力的一些学者就是在拨乱反正中开始了自己的研究生涯。

最后，拨乱反正促进了有关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由于当时的特定环境，一些相关的档案文献陆续开放公布，新成立的党史、地方志工作部门着手搜集、整理和编撰地方资料，一些党政领导人和知识分子的文集、传记、年谱及有关的回忆录、日记等也得到一定的出版，从而为80年代研究的发端奠定了史料基础。其中，较大型的专题资料是1988年10月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内部编印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中下），逐年收录有关讲话、社论、文件等，对推动研究居功甚伟。

这样，在1986年，也就是“文革”结束十周年之际，国内出现了一个研究的小高潮，陆续推出一批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大部分是对“历史决议”有关“文革”叙述的具体阐释和理论分析，也有建立通史叙述和拓展专题研究的尝试。其中，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是填补大陆空白的第一本“文革”专史著述，不过因史料的随意性和偏重于政治叙事而评价不高。相比较而言，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则被公认为是代表当时乃至90年代国内学术水准的通史著作。

1987年，国内学者在展望未来研究的方向时，已经很有远见地指出：“为了进一步把‘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推向深入，需要更广泛地收集、整理各种口头的文字的史料，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从当代国际共运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等方面开拓研究视野，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心理等角度进行综合研究，并积极借鉴当代科学研究中的一些新方法。同时，也应注意到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坚持研究工作的严肃性、科学性和纪律性。捕风捉影，杜撰虚构，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以个人的作品和品质取代对社会的历史的分析，或者斤斤计较个人恩怨，纠缠历史旧账等，都会把研究工作引上歧路。”上述认识既是学者们的研究体会，也预示着未来“文革”史学主流的努力方向。

进入90年代，“文革”史学失去了昔日的热闹，有段时间似乎就是一片寂寞冷淡的光景。在80年代，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邵燕祥提出建立“文革”学，不少报纸杂志和专家学者也都在呼吁加强“文革”研究。史学界之心境，诚如中共党史学家廖盖隆所言，“决不应当对这个研究设立禁区”，“应当很好地向‘文化大革命’这个反面教员学习”，“愿‘文化大革命’研究繁荣”。然而，步入90年代后，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文革”历史的社会关注度在下降，研究队伍出现危机，有关图书出版困难。在前5年，国内仅有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杜蒲的《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江沛的《红卫兵狂飙》这两部值得称赞的学术著作。学者们普遍感到日渐突出的研究停顿和后继乏力的问题，一些研究者望而却步，退出研究行列。

今天回顾起来，其实在这种表象的背后，“文革”史学正在经历着一场回归史学本位的深刻转型：从服务现实的政治化研究，转入依据学术逻辑的当代史学本身，亦即“文革”史学从“鉴戒史学”向“求真史学”转变。在90年代，对“文革”的政治批判和对“历史决议”的宣传已经不再具有以往的那种重大意义，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入改革开放，“文革”史学已经失去了来自政治方面的推力。

但是，史学界对当代历史的内省却构成了“文革”研究的一个新动力。伴随共和国历史的不断沉淀，史学界越来越重视当代历史，即所谓“当代人要治当代史”。“文革”时期在当代历史链条中，恰恰具有一种“史无前例”的特质——“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从毛泽东时代走向改革开放的关键一环。史学界公认：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在抗拒历史遗忘症和重建社会记忆的语境中，“文革”研究重焕活力，继续前行。

改变海内外研究不对称格局的强烈愿望，构成了这种史学转型的另外一个动力。伴随学术交流的深入，海外研究成果陆续被翻译介绍到大陆，这为“文革”史学的转型提供了新的学术资源和思考向度。从1989年求实出版社推出麦克法夸尔的“文革”前史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2卷）的中译本，中经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译介的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再到2009年麦克法夸尔、沈迈克的最新著作《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台湾左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中文译本的问世，以西方“文革”研究权威麦氏的新旧著作的轮回为标志，海外研究的主要成果基本上已为大陆史学界所了解。不仅如此，从金春明主编的《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到新近一段时间国内史学界对《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的热烈讨论，足可展现90年代国内学者借鉴、吸收乃至对话海外研究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

1996年，当“文革”结束二十周年之时，“文革”史学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这一年，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几家学术单位曾经召开座谈会或研讨会，对西方学者提出的“两个文革说”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而对西方这一新分析范式进行的学理性和实证性的批判尤具学术史的转折意义，它表明“文革在中国，文革研究在海外”的权威话语已经受到大陆学界的有力挑战。在推动中外研究交流中，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二十一世纪》杂志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仅从杂志主持人主编的论文集《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的目录来看，在39篇论文中，大陆学者有19篇，已经占据“半壁江山”，这表明“文革”研究中外不平衡的格局开始被打破了。

90年代后期，国内“文革”史学的实质性进展主要表现为专题史著的出版。一方面，以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和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为代表的新通史著作得以出版，对“文革”的历史背景与起因、来龙去脉及经验教训的分析相当深刻。一方面，以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郑谦的《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周全华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丁龙嘉的《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张志明的《走出迷谷——1967—1979年中国政体变革的历程与思考》（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等为代表的专题史研究也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中，张化、苏采青主编的论文集《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文革”的原因、进程、事件、运动、思潮、人物、组织等，涉及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诸领域，既有史实考辩，又有理论分析，集中展示了专题史领域所达到的整体水平。

在告别宏大叙事，转向实证研究的史学潮流的推动下，一批学者转换治史理念，调整工作思路，长期沉潜，累积史料，更新方法，吸收海外研究之成果，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文革”研究做了铺垫。

新世纪以来，“文革”史研究进入一个拓展时期，在2006年——“文革”结束三十周年之际，集中展示了业已积淀起来的深度和广度。从国内召开的几次会议来看，既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渤海大学等单位召开的研讨会，又有一些民间学者发起的研讨会，讨论的议题也更加广泛，同时一些大陆学者获邀参加海外学术会议。

其一，“文革”史学呈现出来的新气象，与史料的日益丰富密切相关，以往制约研究的资料瓶颈问题已经不再突出。尽管中央一级的有关档案开放没有实质性突破，但北京等少数省市已在酝酿有限度地开放“文革”时期的地方档案。国内学者还可以公开利用新公布出版的党和国家有关档案文献，以及有关人士的文集、传记、年谱、回忆录、日记、口述史等一般史料，也有机会到港台或者海外学术单位接触一些珍稀文献。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自1999年至2010年，已有20余位大陆学者获邀访问。学者利用其馆藏的地方史志、年鉴、港台图书以及美国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美国华盛顿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编的《新编红卫兵资料》（共3辑112册），完成有关“文革”课题的研究。同时，国内也开展了有关资料的整理工作。1996年，国家图书馆在于光远的推动下，清查馆藏“文革”资料，结果是共有2611种、66797期。辽宁锦州的渤海大学历史系，近年成立了国内首家“文革”研究机构——“文化大革命”史研究所，设有“文化大革命”史展馆和“文化大革命”史资料室，还曾于2006年5月召开“全国文化大革命史料搜集与整理研讨会”。此外，民间还涌现出一些“文革”文物收藏家，建有一些实体的“文革”博物馆，有的地方甚至形成了较有特色的“文革”文物市场或商店，从而搜集保存了形态多样化的“文革”史料。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伴随网络社会的崛起，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民间“文革”史料更是大量涌现。近年来，以重建社会记忆为宗旨的一些民间网络刊物常常涉及“文革”题材。2004年9月创刊的民间网络刊物《往事》，就以保存历史、追求真实为宗旨，主要发表从延安整风以来至“文革”时期的回忆文字和历史评论，至今已办了100多期。在其创刊的第1期，“漫谈文革座谈会”就研讨了有关资料的收集、抢救和管理及口述历史的规划等议题。2008年9月创刊的另一个民间电子刊物《记忆》，更以改变“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研究的成果在海外”的现状为职志，力图“汇聚研究成果，提供学术资讯，建立交流平台，推动文革研究”，至今已办有80多期。

其二，“文革”史学新气象还体现在研究群体的多元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内最早介入“文革”历史的是一批创作知青小说、政治人物传记的作家群体。这类以“文革”为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尽管在坊间长盛不衰，“畸形繁荣”，但在学术界很快就被严谨的历史研究所取代。目前，国内史学界已大致形成四类研究群体：一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当代中国研究所等国家研究机构，因有条件接触到上层档案，故研究侧重于中共高层政治和政策演变；二是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注重学术视野和方法论，以研究社会文化领域的群众运动和思潮为重点；三是有关历史当事人及其亲属，以回忆录与口述历史的形式加入研究者行列，主要通过亲历见闻或私人史料披露新的史实，富有个人感情色彩；四是以网络为载体的民间研究者，崇尚“眼光向下”，着力发掘民间史料，关注社会底层民众的境遇。

其三，“文革”研究层面的立体化。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文革”似乎仅仅是中国内部孤立发生的以上层权力斗争为内容的历史话剧，在这个舞台上看不到群众与社会的空间。近些年来，“文革”研究已经扩展至包括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基层、高层政治人物、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在内的多层面，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并尝试在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历史空间中加以比较，从而初步呈现了一个多重面相的历史图景。

再就是，从专题与个案实证研究，走向建构“文革”历史叙事新框架的尝试。在实证研究的引领下，国内现今涌现出一些颇有特色、术有专攻的学者。主要有郑谦、陈东林、韩钢、王海光等人的政治史研究，徐友渔、印红标、李辉等人的红卫兵研究，刘小萌、史卫民、定宜庄等人的知青和“上山下乡”运动研究，李逊、金大陆、何蜀、唐少杰等人的地方或单位“文革”研究，王毅、谢泳、刘晓、杨凤城等人的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研究，戴嘉枋、王明贤、洪子诚、杨健、王尧、王家平、祝克懿等人的文学艺术史研究，等等。在此基础上，从2000年起，国内几家学术单位不约而同地都想谋划出版一套反映新时期研究水平的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力图突破传统的宏大叙事，建构一种新的历史叙述。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由大陆学者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系列丛书，其中有两部属于“文革”时期：一是卜伟华的《“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一是史云、李丹慧合著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两书都秉承开放理性的史观，依据翔实丰富的档案文献，以通史与专题相结合的写法，注重国际形势与国内事件的关联及中央决策与地方、基层的互动，力图勾勒“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图像与过程。史学界就此评论说，包含这两部著作在内的这套多卷本国史著作，既整体上超越了以《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代表的海外研究，又自觉地告别了以宏大叙事为特征的正统史学。

在过去的十年中，这种研究的新气象还体现在国内推出了以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郭德宏等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十年风雨》（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郑谦的《中国：从“文革”走向改革》（人民出版社，2008）以及阎长贵、王广宇的《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等为代表的一些学术著作。如果考虑到“国内研究，海外出版”的特点，研究的进展还应包括徐友渔的《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刘晓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大革命》（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唐少杰的《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和印红标的《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等成果。

检视近三十年的“文革”史学，从通史转向专题构成了研究的主流，其始终不变的核心问题主要有“文革”的定性、起源、历史叙事和评价。

“文革”的定性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课题。1981年的“历史决议”抛弃了把这场运动视为“路线斗争”的习惯说法，而是将其定性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内乱”一词无疑是比较科学、准确的，构成了研究这一问题的前提，但学术界也一直不满足于这种政治判断，力图从学理角度作出更加深刻的解释。金春明首先从领导者、指导思想、对象、方法、目的等方面提出新的定义：“文化大革命”是由党的最高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以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为对象的，采取所谓“四大”方法动员亿万群众参加的，以反修防修巩固红色江山为神圣目的的，一场错综复杂的大规模长时间的特殊政治运动。其后，陈东林尝试提出另外一种表述：毛泽东从新“阶级斗争”理论出发，以党的名义发动，把主要斗争矛头指向执政党，有亿万群众投身其中的政治运动。这些都反映出对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的新概括。

与定性密切相关的另一问题是“文革”时期历史阶段的划分。基于对运动本质与研究视角的认知差异，西方学者坚持“文革”是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的“三年说”，国内学者大多认同“历史决议”的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十年说”。有的学者为了避免淡化这场运动的特点，更进一步主张区分广义的“文革”（10年）和狭义的“文革”（3年），以辨明二者的区别与联系，强调以党政机构的瘫痪为特征、以毛泽东号召造反的群众运动为社会运行基本形态的前三年，方为真正意义上的“文革”时期。就目前国内的主流认识来看，将“文革”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当无大的异议：第一个阶段是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至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主要内容是解决刘少奇问题；第二个阶段是从中共九大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围绕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的矛盾发生的斗争；第三个阶段是从“九一三事件”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主要内容是否定“文革”与坚持“文革”的冲突。这种三分法，来源于“历史决议”的相关表述，一般被国内“文革”著作和国史教科书所采纳。

“文革”的起源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历史决议”对“文革”发生原因的分析，主要从执政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出发，从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所犯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党内民主制度被破坏和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影响三个角度立论。史学界普遍认识到毛泽东是发动“文革”的关键，但又不满足于既有的政治定论，于是逐渐把研究目光从探讨“成因”转移到考察“起源”，从而表明从更为广阔的历史时空把握这场运动的努力，而领袖、经济、政治、文化、国际环境、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则构成了这种探讨的多元视角。

相比80年代提出的一些五花八门的观点，90年代后国内一些学者为深化对“文革”之“史无前例”特点的解释，陆续提出了几种较有系统、富有弹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席宣、金春明提出的“三个恶性循环说”（即“三个交互作用说”），认为“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三者的交互作用，最终导致了运动不可避免地发生。第二种观点是韩钢提出的“两个层次说”，即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何以能够发动起来两个层次去探寻运动的根源，主张兼顾领袖个性与社会体制、历史文化传统等其他因素。第三种观点是王海光提出的“三个时段说”。受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及麦克法夸尔以1956年作为毛泽东酝酿“文革”起点的启发，近年来一些学者倡导放宽视野加强比较研究。王海光提出：“文革”的起源，从长时段来看，应考察20世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意识形态的构建及其对民族心理的影响；从中时段来看，应考察新中国制度问题，分析苏联体制的移植和变异；从短时段来看，应考察“大跃进”失败后的责任追究问题及其直接引发的毛刘分歧。

值得警惕的是，合理地抛弃对历史事件“起因”的“短视”表述，并不意味着向那种脱离具体语境的“无限度回溯”看齐，历史学家还应避免陷入对“历史起源主义”的崇拜。只有把握事件的“起源”因素与事件本身之间的事实关系，才能全面深入地认识“文革”的发生。

关于“文革”的历史叙事，史学界发生了从过去的宏大叙事到强调地方叙事，再到力图建构“总体史”的变化。“文革”史研究长期以政治史为主题，不仅符合它作为一场政治斗争的本质，而且也迎合了海外研究的主流，更是国内拨乱反正的现实需要。随着研究的深入，摆脱政治叙事的单一刻板状态，显现群众的角色与作用，自然成为研究的要求。在批评传统“文革”研究偏重于上层权力斗争时，国内一些学者从90年代起致力于地方“文革”史的探索。

有别于传统的国家视角，地方史研究通过挖掘利用地方史料，从中央与地方、领袖与群众的互动角度，展现“文革”在地方的运作及其复杂性。在地方史研究中，成果突出的首推上海。李逊的《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6）开辟了对工人造反派的实证研究的先河。金大陆从城市史的角度，致力于“文革”时期上海社会生活研究，其著作《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堪称开创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典范。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汪征鲁教授，指导研究生开展福建“文革”史研究，较有规模和方法论的自觉，其研究内容涉及福建革委会、教育革命、革命老区问题、“三支两军”等课题，如叶青的《“文革”时期福建群众组织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何蜀多年来致力于重庆地区“文革”的研究，通过广泛搜集地方史料，调查访问众多当事人，完成了《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10）的著作。此外，内蒙古、武汉等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院校，及外交部、解放军报社等单位的“文革”研究也有一些成果问世。这些地方实证研究具有的共同特征，是从发掘新材料的基础工作入手，以区域、单位、群众为研究视角，在事实的叙述中展现“文革”的个性与差异，注重地方、单位、群众的能动角色，从而挑战了过去这一领域存在的宏大叙事。

在地方史研究不断累积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文革”研究出现“原子化”的倾向，史学界开始倡导“总体史”的观念。有的学者提出了要在中央、省市、地县、基层单位“四个层面”与政治运动、社会生活“两个向度”的观照下，提升研究的层级与品质，进而建构一部完整意义上的“文革”史。但是，新的“文革”叙事的建构仍然任重道远。原因在于：一是国家档案暂不开放，中央层面的研究难有实质性突破；二是地方史终究是区域性的历史空间，无法普遍反映整体的历史；三是社会领域的历史具有“碎片化”的特征，整合的难度很大。目前，虽然以“路线斗争”书写历史的权力话语已经被剔除，但“历史决议”奠定的叙事框架仍是主流教科书的说法，总体史的叙事框架尚未构建起来。

因为研究者的视角、立场和背景的不同，“文革”评价至今仍然富有争议。国内主流的看法仍是遵循“历史决议”的论断，核心是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同时在政治上彻底否定“文革”。不过，为了更加科学地认识历史，史学界试图寻找新的评价尺度，民间也有一些不同看法，既有从反思体制角度立论者，也有站在道德主义立场上的探讨，还有的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加以分析。当前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在民间，在青年当中，肯定“文革”的思潮有抬头的迹象，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有人从毛泽东寻求不同于西方的思想和实验的角度，肯定“文革”，社会上一些青年对现实的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的现象不满，也希望重演反官僚反特权的“文革”。这种诉求在学理上的主要代表者就是“新左派”。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文革”的理论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能超越这场运动在现实方面的影响，即给党和国家、人民造成的严重灾难。有鉴于此，史学界既要坚持“历史决议”关于彻底否定“文革”的结论，反对从决议立场上向后退的不正常现象，又要发展“历史决议”的精神，站在新的时代高度研究历史，不断得出更加科学的新认识。

从现状来看，当下的“文革”史研究既不是“内禁外冷”，也不是“官冷民热”，而是一种“不温不火”的理性姿态。长远来看，未来研究必须正视的问题依然很多。首先，研究队伍的严重断层。随着老一代史学工作者退出学术舞台，当前“文革”史学研究的主力军多是50～60岁的中年学者，他们大多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出生，拥有对“文革”的少年记忆，同时改革开放后大都接受了大学教育，既具备从事研究的素养，又有身怀历史的责任感，有些甚至是在退休后才投入研究者的行列。在青年学者中，虽然怀有兴趣的人也不少，但极少有人从事相关研究。这对于“文革”史学的成长危害很大。其次，如何提升方法论意识的问题。如果说没有史实，历史将变成各种观念或理论的图解，同样，如果没有思想，史学也将丧失自己的灵魂。在实证研究兴起后，国内研究者普遍感到需要加强研究工具或者手段的改造，如何提升史学方法论的意识将决定未来“文革”研究的品质。再者，课程建设的滞后。目前，在中学直至大学的历史教育中，“文革”是一笔带过的语焉不详的共和国历史上十年动乱的代名词。如何在历史教科书中适当加强对这一段民族苦难史的叙述，在大学教育中开展相关的选修课程，将直接关系到新一代青年的历史价值观。因此，“文革”课程的建设将是整个社会加强历史记忆工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梁景和：“文化大革命”发生在中国，以往研究却形成了“外热内冷”的现象。但我想“文革”史研究终究会成为显学之一。耿老师刚才的讲演，给我们诸多启示，我们研究社会文化史，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研究“文革”史。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研究，目的是对“文革”时代有一个全面、整体和深刻的认识。国外学者谈到有“两个文革”，其实不同的“文革”研究，归根到底还是个大“文革”。学术研究有争议是正常的，也是有意义的。研究同一问题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观点和结论，这没有关系。但要知己知彼，要从别人的研究中看出合理性和逻辑性，了解该研究是如何分析问题的，其研究的优势是什么，不足之处在哪里。学术研究一般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小处着手就是要研究具体的问题，但要有大视野，所以大处与小处是相通的，不是矛盾的。

王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耿老师，您好！我的研究是“文革”时期的性伦，您能不能帮我提供一些有关这方面研究的史料？

耿化敏：主流里有关这方面的史料非常薄弱。一般研究饮食、服装等时尚文化，但涉及性方面的很少，婚姻方面的研究却比较多。这个问题关键是如何处理，看看能不能借鉴一下历史上研究婚姻关系变迁和现在性别研究的理论方法，后者相对好一点，研究的时候当然要照顾到“文革”时期。另外，从纵的方面结合每一阶段的性伦理文化。重点是近代以后的性和婚姻文化。另外还可以看看《中国妇女》《妇女工作》和地方性女性刊物等杂志。另外在香港中文大学也有一些相关的资料。

郑丽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耿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仅仅是个口号吗？

耿化敏：主要是1967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开始提出的，当时在红卫兵难以驾驭的时候，毛主席提出让工宣队进入大学，制止红卫兵武斗。从那时起，工宣队和军宣队开始取代红卫兵。

姜虹（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耿老师您好，我是研究新中国十七年的家庭文化的，您能在这方面给我一些建议吗？

耿化敏：无论是研究家庭还是研究婚姻，理论方法很重要，但如何避免零碎化，不要脱离历史大语境非常重要。总体上说，是多了解主流史学的大结论。因为在本质上是政治史，婚姻、家庭的变化主要是由政治变迁引发的。如果有条件可选择个案作为研究，把十七年的情况反映出来。第一让对方对你打消顾虑，第二你要有条件和能力跟踪小人物在大时代的变化。国外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和目前社会史研究差不多。

谭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耿老师，您好！我是研究“文革”时期娱乐文化的，我想请教您从哪些方面找资料？

耿化敏：研究这方面的资料很碎化，除了大字报外，还有两报一刊、地方报纸、当时的出版物，包括“文革”时期的连环画、文艺作品、广播电影，从这些载体中来找，不过这里面有好多共同的东西，但局限于文字方面的材料较少。另外再找一下关于1966年以后的新版光碟，小人物的回忆录，以及“民间历史”网站中的相关材料。香港中文大学的地方志年鉴和特色文库，都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资料。

耿化敏.三十年来的“文革” 史学研究[J].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术沙龙辑录,2013,(第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