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关于李源潮的系列文章

Gowest

曾庆红曾经向李源潮检讨自己的重大失误（高新）


资料图片：曾庆红（右）与李源潮在第三次主席团会上交谈。（public domain）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介绍到了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后，海外曾有传闻说汪洋本来是被安排进十六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的，不过日后笔者所得到的十六届中委落选者的十人名单中并没有汪洋。而日后与汪洋一样在被“比选”的过程中虽然不能与习近平和李克强竞争，但好歹也还是进入了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的李源潮则百分之百是被从十六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中差额到候补委员序列的。

笔者从内地记者朋友处得到的消息说，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后，曾庆红曾经在私底下对李源潮、刘延东、李铁林等“太子党”圈子的政治体己们检讨说：十六大召开之前没有先把源潮放在正省部位置上是我的一个重大失误。

笔者上篇文章中开列的十六大中委落选者里，除了熊光楷、由喜贵及吴定富三人，其他七个人，包括李源潮在内，都是内定要在十六大之后晋升正省部级或者正大军区级的，其中李源潮内定晋升江苏省委书记，杨传堂内定晋升青海省委书记，李成玉内定接班河南省长，张文岳内定出任吉林省长，朱文泉内定接班南京军区司令员，王家瑞内定接任中联部长并事实上已经主持该部工作，张定发则是内定接替海军司令员职务。

而当时的曾庆红之所以没有赶在十六大之前即先把李源潮安排在正省部级岗位上的原因是：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已经被内定让他在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然后再等全国人大召开时让他“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所以，按步就班的安排自然应该是十六届一中全会闭幕之后即让回良玉进京，同时正式宣布李源潮接替江苏省委书记职务。

既然是安排回良玉进京必须还需要一个“党内民主程序”，所以不能在十六大选举中央委员的过程中就先向党代表们告之回良玉将要在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同时把江苏省委书记职务让給李源潮来坐，所以当时的十六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上就同时有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时任江苏省长季允时和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兼南京市委书记李源潮。

笔者前不久的节目中已经介绍过，中共历届党代会安排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所谓的“标配”就是每个省市自治区的占两个名额，当然是党政一把手，每个大军区也是两个名额，分别为军政一把手，国务院和中央各部原则上是每单位一个中央委员名额。少数例外中最典型的就是新疆自治区党委，因为该自治区内有一个正省部级的生产建设兵团，所以该自治区基本上每届党代会都会被分配三个中央委员候选人名额。

如此说来，当十六届中央委员候选人预选名单发到党代表们手中之后，一看江苏省委居然会有三个中央委员候选人名额，党代表们自然就会把其中那个当时还是江苏省委副职的李源潮当成“另类”。

据说曾庆红在向李源潮、刘延东和李铁林等人“检讨”自己的“考虑不周”时还分析说：如果在十六大召开之前先把李源潮安排为江苏省代省长，就不会出“事故”了。意思是李源潮如果事先已经被安排为省级行政一把手，让当时的江苏省委只有回良玉和李源潮进入十六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党代表们就没有理由把差额名单从江苏省的候选人中找。

当时中组部参与十六大会议服务的一位人士分析说，更要命的是李源潮在十六届中委候选人名单上被介绍的职务是江苏省委副书记兼南京市委书记，一些不明就里的党代表们，特别是来自地方的党代表们自然会非常不服气“凭什么你江苏省的省会一把手也占一个中委名额”？

当然，李源潮十六大上落选中委并没有影响到当时的中共高层对他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任命。

笔者对比之后发现，自邓小平时代提倡干部“四化”，并把干部“退休”当成制度执行之后，虽然也有中央候补委员被安排为省市自治党委一把手的情况发生，但都是发生在两届全国党代会之间而不是某届党代会刚刚开完之后。李源潮在十六大刚刚开完，刚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之后的第三天即被中组部要员在江苏省委干部大会上“代表中央”正式宣布升任江苏省委书记，这种情况前所未有。

而十六大召开之后曾庆红在内部检讨他本人在十六大召开之前“考虑不周”，以至李源潮在十六大上落选中委的“政治损失”，是因为曾庆红当时对李源潮寄以厚望，希望他李源潮在顺利当选十六届中委之后“理直气壮”地接替江苏省委书记职务，在此位置上积累经济大省一个满届省委一把手的政治资历之后，在十七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就不会召到党内反弹。

习近平接班之前外界在评论中共高层人事问题时，把胡锦涛那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简单划分成胡派和“江系”，实在是没有多少道理。因为无论是“胡派”也就是所谓“团系”还是所谓“江系”或者说“太子党”之间，好几个人都是“跨系”交叉的。

仅拿李源潮和刘延东为例，外界只知道此二人都是“横跨‘太子党’和‘共青团’”，中共官媒也曾报道过刘延东父亲刘瑞龙是江泽民亲叔叔兼义父江上青当年的入党介绍人，但很少有人注意过李源潮父亲与江泽民和“江系”最重要的成员之一曾庆红父亲的关系。事实止，从他们父辈的所谓“派系归属”看，李源潮和刘延东一样，与曾庆红、江泽民之间的关系都可以用血浓于水来形容。

在中共政权的历史上，内部派系壁垒分明的应该是毛泽东时代，因为当时中共用枪杆子打下江山之后，内部权力分配就是严格按照战争年代的几大野战军系统论功行赏的规则，曾庆红的父亲曾山是华东系统的代表人物之一，刘延东的父亲刘瑞龙和李源潮的父亲李干成都是曾山的下属。

一九四九年中共占领上海之后，曾山是接管上海政权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刘瑞龙则由曾山带进上海出任首届中共上海市委的秘书长。李源潮的父亲李干成先是被安排在江苏地方任职，一九五三年在曾山的推荐下进入上海，日后又高就上海市副市长。

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如的李源潮，当年的李源潮确实不象当年的习近平，年纪轻轻即已经把“浪迹官场”－－好听的说法是“当好革命事业接班人”－－当成自己的终身志向。

文革中李源潮也和当时的习近平、李克强等人一样，被安排离开城市下放劳动，李源潮比习近平和李克强稍微幸运的是没有被安排到农村“插队”，而是被安排到国营农场当了农场职务，这种安排在当时与“插队”相对应，是为“插场”。

“插场”的日子当然比“插队”好过，但当时的“农场职工”虽然不是所谓的“农村户口”，但农场职工户口也和城市户口不是一回事。

“插场”期间，李源潮有幸又成为文革中的首批“工农兵学员”，一九七二年被安排进入上海师范大学数学系。

当时的相关规定是，无论你之前是农村户口还是农场户口，只要进入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离开校后即会成为“国家干部”，分配到哪里就会得到哪里的“城市户口”，是谓“进城”或者“回城”。

李源潮在进入上海师范大学两年后于一九七四年“回城”，成为上海市南昌中学教师，一年后又调任上海市卢湾区业余工业专科学校教师。

一九七七恢复高考时，习近平仍然在清华大学继续他的“工农兵学员”历程，而李源潮则凭自己的本事参加全国高考，顺利进入复旦大学数学系七七级数学专业学习。因为其过硬的红色背景和中共党员身份，进校不久李源潮即被安排为系团总支副书记、书记。

复旦毕业时，李源潮的志向还是数学家，被留校进入管理系当助教，但就是因为他的红色背景和党员身份，还是被要求同时兼任校团委副书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整团建团”工作过程中，李源潮的被“发现”比当时在甘肃的胡锦涛晚一年左右，胡锦涛一九八二年进入团中央，而李源潮被安排为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三级跳，居然是在一九八三年的同一年里发生。

一九八五年曾庆红出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江泽民出任上海市长时，李源潮已经在北京工作，但每次回上海，必须要去拜见曾庆红和江泽民。日后的故事，留待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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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源潮曾是党内各派共同看好的接班人培养对象(高新)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曾庆红曾向李源潮检讨自己的重大失误》中已经介绍了，因为李源潮在十六大中委预选过程中名落孙山，不得不委屈为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之后，曾庆红曾经在私底下对李源潮、刘延东、李铁林等“太子党”圈子的政治体己们检讨说：十六大召开之前没有先把源潮放在正省部位置上是我的一个重大失误。

曾庆红之所以如此后悔，是因为当时的江泽民和曾庆红和胡锦涛三人在栽培李源潮的问题上意见高度一致，

外界都知道李源潮和刘延东都是“横跨‘太子党’和‘共青团’”，中共官媒也曾报道过刘延东父亲刘瑞龙是江泽民亲叔叔兼义父江上青当年的入党介绍人，但较少有人注意过李源潮父亲与江泽民和“江系”最重要的成员之一曾庆红父亲的关系。事实止，从他们父辈的所谓“派系归属”看，李源潮和刘延东一样，与曾庆红、江泽民之间的关系都可以用血浓于水来形容。

一九八五年曾庆红出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时，江泽民出任上海市长时，李源潮已经在北京工作，但每次回上海，必须要去拜见曾庆红和江泽民。江泽民八十年代中期到上海工作时，李干成还是市政协副主席和上海市委顾问，因为李干成和江上青的早期经历一样，抗战前都在上海坐过国民党的监，抗战初期又同为苏皖地方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人，所以江泽民也是把李干成当成父辈尊重的。

至于胡锦涛对李源潮的器重，当然是因为所谓的“团系”。李源潮当年大学本科毕业不足一年即官至副厅、正厅、副部，和李克强的当时的经历几乎完全一样。只是李克强毕业后留校担任团干部的时间还比李源潮长一点。

记得二零一三年李源潮在人大会议上被正式宣布“当选”国家副主席之后，有外界媒体在报道他的政坛经历时用了“太子党打进团中央”的标题，殊不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与李源潮同时“打进”团中央书记处的“太子党”成员至少还有刘延东、陈昊苏和何光伟。后二人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依仗自己的“红二代”出身明里暗里不断给胡锦涛使絆儿，一九八五年胡锦涛未能按胡耀邦的安排进入中央组织部担任常务副部长而是被外放贵州，就是这两个“红二代”到薄一波处使坏的结果。而当时同是“红二代”的李源潮和刘延东则是在胡锦涛手下安份守己，努力配合工作。结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胡锦涛自一九九二年十四大之后便成了分管组织工作的政治局常委，陈昊苏和何光伟从此不得烟儿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陈昊苏退位之前总算捞到了一个正部级，但仅仅是一个所谓的“全国性群众团体”的一把手。到李源潮出任国家副主席的那次“两会”召开时也已经告老还乡的何光伟更不如意，担任过的最高职务不过是个副部级的国家旅游局党委书记。而在何光伟退休的同时，李源潮当上了国家副主席，比何光伟年青不足一岁的刘延东当选了国务院副总理。

李源潮以中央候补委员身份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的五年时间里，中共内部传出的消息一直都是总书记接班人选的培养对象事实上已经被各项先决条件局限在习近平李克强和李源潮三个人身上。而之所以能够局限在他们三人身上，取决于十六大召开之前即已经内定的对他们三人的省委一把手的预先安排。事后再分析起来，就可以看出中共高层当时为这三个人设计政治出路时的别具匠心。他们三个人在十六大召开之后立刻接替的三个省委书记的前任人选，李源潮接替的是回良玉，离开江苏后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习近平接替的张德江也是升任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接替的陈奎元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如此一来，令习近平、李源潮和李克强三人从当地党内副职升为正职的过程显得十分自然。

当时曾经有外界评论说胡锦涛为了加速培养李克强，把时任河南省委书记陈奎元安排到北京担任“虚职”。

事实恰恰不是这么回事。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后被胡锦涛安排李克强替换掉的前河南省委书记陈奎元是１９４１年１月生人，比胡锦涛年长将近两岁。此人本来长期在内蒙古自治区工作，但未在当地担任过团职，不象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来自内蒙古的刘云山一样，曾经在团的系统与胡锦涛共事。但是，正是这位陈奎元，一九九二年一月被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和党委常委的位置上调到西藏自治区担任区党委副书记，目的是代表当时在北京养病的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的工作，并因此在十四大上以自治区代理书记的身份进入中央委员序列。就因为是代胡锦涛在西藏自治区吃苦，所以胡锦涛对他的政治前途特别惦记。在他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八年整的时候，胡锦涛利用自己在中央政治局内分管组织的权力，提议调陈奎元回到内地，改任河南省河南省委书记。十五大和十六大上，陈奎元继续当选中央委员。

十六大之后，出生于一九四一年一月的陈奎元如果继续留在正省级工作岗位上，那么他的政治生命到二零零六年一月，也就是等不到十七大的召开即已经完结。但是，因为胡锦涛安排他以中科院院长和党组书记身份兼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进入副国级序列，政治生命就至少可以延续五年。之所以说至少，是因为副国级领导岗位不象省部级领导岗位，一到年龄就要中途下岗。副国级领导岗位则是要干满一届或两届才会退休。那么，陈奎元在二零零三年被胡锦涛安排了一届政协副主席后，在决定十六届中央委员在十七大上谁去谁留的时候，因为定下了国家级领导人以一九四零年划线，所以与贾庆林同龄的陈奎元得以在十七大上连任中央委员。待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一届全国政协召开时，他也才满六十七岁，不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退休年龄，自然可以连任一届。政协副主席可以连任，中科院院长的职务很可能也会继续保留。

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到陈奎元，就是要说明在十六大进入中央委员序列的正省部级领导人中，一九四零年至一九四三年出生，也就是继续留在省部级领导岗位上必然不会将其政治生命坚持到十七大的人物有一大堆，但单单有一个陈奎元在没有被安排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也没有被预定为国务委员人选的前提下，被以政协副主席和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党组书记的特殊职务将其政治生命预先延长了五年以上的，只有陈奎元，可见胡锦涛这个人的组织路线与过去的江泽民一样，仍然存在着任人为亲的因素。

而仅仅从这个角度分析，假如十七大召开之前的中共政权里仍然还是象当年的毛泽东当权时一样，党的一把手可以一言堂，那么习近平虽然仍然可能会获得重用，但总书记接班人，甚至总理接班人选都可能不是他习近平。共青团内人士在十七大之前早有对外放风，最合适的党政接班人培养对象就是李源潮和李克强。

而如果仅仅把李源潮和李克强两人作比的话，或者说中共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的接班人选必然要由这两个人分担的话，那么李源潮更似乎被培养成总书记，李克强更适合被培养成总理。之所以说李克强更适合被培养成总理，除了他经济学理论较强，有经济学专业的博士头衔，还有分别在农业大省大省的主政经历。

那么，如果说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之间的几年里，中共高层在讨论未来总书记接班人培养对象时最后确实被限定在习近平、李源潮和李克强之间“三选一”，那么胡锦涛个人可能会更倾向于李源潮。

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后，有海外“中立”媒体刊文分析说：习近平在中共内部被比来比去，被认为会被广泛接受。至于李源潮，除了基层工作经历没有习近平那样长久和扎实，十六大上落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经历也自然会令参与党内民主推荐的那批人考虑到资历不足。

毫无疑问，李源潮最终在所谓的“比选”过程中败給习近平，十六大上的中委落选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曾庆红在十六大之后当着李源潮的面“悔不当初”。

也许十六大召开之后，无论是曾庆红还是胡锦涛都还在李源潮和习近平之间“犹豫”再三，但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入狱，向党内党外昭示胡锦涛的接班人非习近平莫属的机会终于来了。后续内容，留待下篇文章再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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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和的认罪服法和李源潮的“认错服输”(高新)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现如今的五十年代出生的中共高官中，具备“工农兵大学生”“和“黑四类”学历，也就是“五大郎”和“五大娘”们所占的比例，远高过象李克强那样凭高考成绩进大学，毕业后具备正规大学学历，即使未再深造，也已经获取了学士学位者。而王珉因为自己虽然也是“工农兵学员”出身，但因为自己的硕士和博士学历都是货真价实，所以才笑话那些越没有底气的干部，越是要弄上个“在职硕士”，“在职博士”头衔为自己充门面。

与王珉一样看不起挂上个“在职硕士”，“在职博士”头衔掩盖自己底气不足的“清高型”党内高官也还是能够数得出几个，比如昨天刚刚被宣布开庭审判的前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当年就坚决拒绝自己的本科母校南京农学院主动送上的“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盛情邀请。

或许有读者和听众还能记得，习近平上台之初，曾要求中央部委及各省、市、区一把手都组织观看《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将苏联放弃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改行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导致亡党亡国定性为“世纪大悲剧”。习近平本人则针对此片内容在深圳招见当地和整个广东省及广州军区的文武百官时发表感叹说：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有人出来抗争。

“竟无一人是男儿”，出自五代后蜀花蕊夫人《口占答宋太祖述亡国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宮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据统计，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共政权以贪污腐败之罪名清除出党的各级党员干部也已达十四万之众，而他们中间则只有一人为“真男儿”，这个人就是薄熙来。

习近平上台之后的2013年8月间，薄熙来在一审法庭上义正严辞地抗辩说：起诉书对我贪腐的指控，是严重失实的。这是黑白颠倒，主次不分！有辱中国司法！是中国法治的倒退！”

在二审也就是终审法庭上，薄熙来无惧御使法官的狐假虎威，令法警不得不连番对他动粗，在被狼狈不堪的法官草草宣布“终审结果”后，薄熙来仍高声大喊：“我无罪！办案人员想充当打虎英雄，实际上是在办冤案，假案，错案！”“这是中国法治的倒退！”

薄熙来有罪还是无罪，不是本文讨论的主题，笔者要在这里强调的是，与薄熙来的法庭表现截然相反的是，其他所有够得上被外界关注之级别的中共贪官，无论是周永康还是令计划，无论是李东生还是蒋洁敏........,也包括我们本文正在讨论的仇和，被中共官方媒体所描述的法庭表现都是百分之百的一样“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其法庭陈述词更是千篇一律：今天，在审判长依法公正的主持下，庭审过程庄重、严谨、理性、文明，体现了依法庭审和人文关怀。我完全接受检察机关对我的指控，绝对服从审判机关的最终判决。做到真心知罪，真情认罪，真诚悔罪，真切赎罪，负罪服法。

外界都知道无论是仇和还是我们前面几篇文章接连介绍的王珉，都从所谓“组织路线”上与李源潮紧密相联。笔者对照了一下，发现去年仇和被开除党籍的通报内容与王珉的十分相象：经查，仇和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收受礼金、礼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其中，受贿问题涉嫌犯罪。仇和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无视党的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严重违纪违法，且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

有所不同的是，仇和的通报内容中使用了“巨额”两个字，而王珉的没有。

仇和被宣布“正在接受调查”是去年三月份的事情，海外一家中文媒体以《

仇和倒下 仕途恩公李源潮遭殃 谣言滚滚来》为题，借李源潮“昔日同窗”之口为李源潮开脱。文中说：政坛从来不缺谣言。随着昔日的政坛明星、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中纪委调查，对仇和有知遇之恩的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再次躺枪，谣言滚滚而来。有中国境外的中文媒体称，“仇和被调查涉及周永康、令计划和李源潮，尤其是李源潮更是仇和的仕途恩公……”。然而，多维新闻获得的信息证实，不仅仇和落马根本与李源潮无关，很多中国境外媒体发出的关于李源潮的传言都缺乏事实支持，甚至直接被证伪。

比如，2014年底令计划落马时，有传言称李源潮家人在东京有豪华别墅，一时震惊海内外，结果经中纪委派人实地核查后，发现纯属子虚乌有的谣言，十八大前夕，因为李源潮是常委的热门人选，也曾受到各方关注乃至负面消息满天飞。而十八大之前，无论是大陆媒体，还是坊间，抑或中国境外媒体，都很少有关于李源潮的贪腐说辞，可是临到十八大的时候各种谣言突然竞相冒出，其中含义熟知中国政情的媒体和观察人士都不言自明。

该文中引述李源潮昔日的大学同学的话说：“源潮从不谋私循私，恰恰相反，他骨子里充溢的对党的无比忠诚和驯服听话”，而了解李源潮的人认为这是他能够从中共庞大的官僚队伍中脱颖而出，并赢得胡锦涛和当时中共其他领导人信任，能先后出任江苏省委书记和中组部部长的重要原因，毕竟根据江泽民时期定下的政治规矩，组织部长只对总书记一人负责。换言之，身为中组部部长的李源潮必须对胡锦涛负责，并贯彻胡锦涛在人事方面的安排。

该文此段的意思似乎是要说明李源潮在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并不对自己的中央书记处的顶头上司，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负责，而是越过习近平对总书记胡锦涛“单线联系”。

依笔者之见，如果说如今的习近平在组织路线上迁怒于李源潮的话，那应该是因为在李源潮担任中组部长的五年时间，也就是习近平以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分管　党务工作以及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五年时间里，他习近平被李源潮“蒙蔽”了，轻易相信了他李源潮举荐的从江苏政坛上培养出来的，包括王珉，仇和等一批干部真的是“又红又专”。

前述文章中还评论说：不管是刚刚落马的仇和，还是之前落马的南京市长季建业，都引来外界对李源潮用人不察的批评，甚至将他们的落马视为反腐指向李源潮的信号，真相果真如此吗？

正如大陆媒体普遍报道的那样，仇和落马主要在于他在云南的大拆大建过程中与浙江商人刘卫高相勾结。在江苏省任职期间，仇和是当时中国政坛的明星，以他的铁腕、雷厉风行的个性为世人熟知，政绩突出，因此获得当时主政江苏的李源潮的赏识和重用，实属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至于后来他去了云南犯事以至于沦为阶下囚，已与李源潮无关。

文章中说：熟悉中共政治的人都知道，李源潮（担任中组部长期间）虽然掌握着中共的人事大权，但有些事情不是他个人能够决定的。令计划落马后，爆出他曾通过“西山会”卖官，足见中共内部官员升迁是存在很多暗箱操作。问题是，由于胡锦涛不喜言不善言、性格内敛以及体质平平无法连夜工作，使得他关于党和国家的指示、想法多由有工作狂之称的原中办主任令计划负责传达和执行。而令计划很有可能假传胡锦涛对于人事问题的指示，而在复杂的官场中，负责人事的李源潮又可不能直接向胡本人核实，只能执行令的说法。胡锦涛时期，坊间有“胡家天下令家党”的说法，令计划在胡锦涛一人之下的同时，党羽众多，李源潮在人事任免问题上难免受制于令计划。

也许从结果导向来看，曾任中组部部长的李源潮确实有“用人不察”的地方，但是客观而言，我们也得承认李源潮身处其中有诸多无奈。就如今日中共官场屡禁不止的腐败现象，归根结底在于制度不健全，想要作为体制内的中组部超越体制独善其身显然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读过上述文章内容的北京记者朋友透露：国内政界已有传闻说随着所谓“江苏帮”中一大票贪官污吏们纷纷在法庭上“真诚认罪服法”，李源潮也已经向习近平“认错服输”。详细的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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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源潮“罪”在“里通外国”？ (高新)

两年来一直被外界媒体齐声唱衰的李源潮近些日子似有“时来运转”之势，媒体们七月份还曾“内幕”习近平不日即会安排李源潮去和薄熙来，令计划等人秦城作伴，九月份以来又“传闻”说习近平将赐給李源潮常委宝座。

外界多数华文媒体都先后转载了中共研究杂志社特约研究员吴仁杰的分析：中共“十九大”7常委排名依序应为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汪洋，胡春华、栗战书、孙政才。

这是吴仁杰在台湾“发展与挑战：面对中共十九大”研讨会上发表文章中的预测。

相关报道中说：今年年初，台湾媒体曾预测下届6名入常的热门人选：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及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

笔者在中国大陆内地的公开网站上也查阅到几篇与李源潮“入常”有关的预测、分析文章，最有代表性的一篇是《汪洋、李源潮受重用19大接班伏笔？组中南海新四驾马车》。文中说：若无意外，五年后汪洋将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李源潮将出任全国政协主席。届时，继续留任总书记的习近平、留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与汪洋、李源潮合力，组成中南海最高领导层新四驾马车，齐驱奔驰改革征途。

新当选的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虽在四个月前的中共十八大没有步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但这两位政治局委员，却为五年后的中共十九大和稍后的十叁届全国人大，选举党和国家领导人埋下伏笔。

这本来是一篇三年多前刊出的文章，但最近被好事者从网络上翻出，重新包装。

海外澳洲日报三年前刊登的相关评论文章，最近也被中国大陆的热情网友重新贴出。该文章当时分析说：李源潮入常十有八九.进行资历、政绩的比对,已经担任过两届政治局委员的李源潮，在十八大之时就已经是入常大热人选。虽最终名落孙山，但其国家副主席身份依然为其在十九大上入常提供了可能性。而且李源潮在民间名声不错，其主政江苏之时的政绩直至今天依然被坊间津津乐道......

笔者虽然还是认为李源潮在十九大上成为“李铁映”第二的可能性挺大，但也不能不承认多维网的一位作者仍然看好李源潮的分析文章很有见地。该文中说：我个人倾向习李不设王储，因为习比胡锦涛强势，更倾向大权独揽，也希望提高效率，习可能会让他个人青睐信任的干部作为接班人而不会接受隔代指定。我个人非常不看好胡春华和孙政才入常委，而是习会让更多的60后与胡孙竞争，比如习信任的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陈敏尔很可能入政治局委员。

首先只有7位常委的名额限制下，最多一名王储进入常委会。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习近平可能根本不设王储，即意味着春华和政才都不会入常，而且国家副主席的职位也不会让王储担任，同时陈敏尔将进入政治局并将与前两位共同争夺总书记和总理职位。

个人来看，担任了两届政治局委员的李源潮、汪洋几乎是注定要入常。虽然有关他们的不利消息经常在外媒传播，但是这些因素不足以让这两位失去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什么共青团被大大改革、什么乌坎事变，什么江苏帮落马，这些离直接影响二位的政治前途还很遥远。这两位都是两届的最资深的政治局委员，目前来看没有出犯什么明显的错误，进入政治局常委的肯定的。两届政治局的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都毫无意外的入常了。

该文中还分析道：由于李源潮政治上较为开明，身为国家副主席的他目前从事外交、港澳事务，所以进入常委，也将从事类似这方面的工作。不会让他从事那些保守派做的事务。所以李源潮极有可能接替俞正声当选全国政协主席，工作将与统战相关，分管港澳、对台事务。

汪洋，现为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将在十九大后更进一步，接替张高丽，担任常务副总理的职务。这个是觉得是必然的，基本没有其他人更适合这一职位了。

同时，栗战书入常也是板上钉钉的事。深得习近平信任的栗战书，将入常从事最核心的事务，很可能接替刘云山的位置，书记处第一书记兼任文明委主任。

张春贤有着多部门多地方的执政经验，且被当做救火队长接手新疆，个人对其仕途看好。目前全球包括中国恐怖主义问题突出，有着一线反恐经验的张春贤很可能因此被重用。个人认为他会接替张德江，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分管新疆事务，兼任新疆协调领导小组组长。

下届中纪委书记，这个其实很难预测。当年王岐山自己也没想到会去当中纪委书记。我个人看，中组部部长赵乐际有这个可能。但是与习短暂搭过班的韩正也有可能。

综上，十九大常委的预测名单：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汪洋、栗战书、张春贤、韩正。

如上这篇文章所分析内容的大前提是习近平将“不按牌理出牌”，在十九大不立“王储”。

与“看好”李源潮十九大“入常”之可能性文章出台的同时，也还有为李源潮十八大上未能“入常”抱屈的文章出现，比如《路透揭秘：李源潮汪洋失去常委资格内幕》一文。

文中说：路透社发自北京的报导，独家披露李、汪两人失去常委的详细经过。

要中共举办全国性的普选恐怕是遥不可及之事，但领导高层脑中的“党内民主”却一直有在缓步进行，而李源潮与汪洋就是被所谓的党内民主击溃。路透社引用两个党内不愿具名的来源指出，退休的国家领导人大显身手，在最后一刻祭出“内部调查”的绝杀手段，阻挡改革派候选人担任政治常委，被捨弃的人选包含李源潮、汪洋和刘延东。

秘密的来源告诉路透社，李源潮中箭落马的原因可能跟得罪大老有关。消息人士称，5月时所进行的第一次内部调查，李是拥有常委宝座的，不过就在10月份，大老强制进行新一轮的内部调查以拉下李源潮，原因在于他与党内长老疏远。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李过度拔擢胡锦涛的盟友，却对退休领导人的人事建议刻意忽视，以至于他们的党羽无法获得晋升。

“李源潮在10月下旬的内部调查被除名，由于他不够尊重党内长老”，第二个消息来源如此指出。在此之前，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已同意一份“优先名单”，李源潮是名单中一员，可是党内大老对此感到不满，他们采用第二次的内部调查，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取代李源潮。

其实如上露透社报道的内容都已经是四年前的“旧闻”。当时笔者也曾经得到过一则“内幕消息”，内容也是说李源潮“失常”是因为受到党内保守派“元老”强烈质疑，罪名竟然是阶级斗争年代曾频繁使用的“里通外国”。

当时的“消息人士”告诉笔者说，中组部的厅局和副部级官员海外培训计划，特别是由“学界”出面，但事实上是中组部直接领导的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培训中共官员的项目虽然是始自李源潮进中央之前，但因为李源潮本身就肯尼迪学院“校友”，所以在李源潮主持中组部的五年时间里哈佛的中共官员培训项目进入了鼎盛阶段。曾经担任过政治局委员兼中组部长的中共著名“正统”派元老宋平对李源潮的这一行为反感至极，说这是在“主动迎合”美国和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敌对势力促进中国党“和平演变”的企图。详细的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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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源潮秘密访问美国为自己种下祸根（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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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李源潮“罪”在“里通外国”？》中刚说完“两年来一起被外界媒体齐声唱衰的李源潮近些日子似有“时来运转”之势”，海外媒体即又纷纷转载一篇内容中连李源潮政治死期都明确无误的揭批李源潮的文章，标题为《这一回真的要动李源潮了》。

该文中说：最近有两则消息引人瞩目。一是《胡锦涛选集》发行，习近平专门为此召开会议，并发表讲话，其声势虽不及当年《江泽民选集》发行之时，但在今时今日，已颇为难得；二是坊间盛传，胡锦涛之子胡海峰将出任宁波市市长，副省级。这两件事折射的，是同一信息：习近平要对李源潮动真格了。

上面两件事，不仅是习近平对胡锦涛的安抚、补偿，更是把胡锦涛及胡家与团派切割开来。不同于江泽民的主动支持、配合习近平对江派“动刀”，以帮助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定于一尊”，习近平的上台非胡所愿，且与其目标、利益多有抵触，虽然双方都“顾全大局”，但习、胡之真实关系可想而知，这也是习近平反腐先以江派而非团派作为突破口的原因——先易后难，事理之常也。同样因为这个原因，习近平动江派，动的多是政治上的“死老虎”（已退休）；动团派，动的则是“活老虎”（仍在位，甚至有更进一步的潜力），盖内外、亲疏有别也。

在江派阵营屡遭重创，反腐已成磅礴之势后，以拿下令计划为标志，习近平才开始对团派“动刀”。对此，作为团派盟主的胡锦涛未有公开表态，但没有表态就是一种表态。如果习近平进一步下重手，比如拿下李源潮，胡锦涛的反应殊难预料......

所以，胡锦涛出招的时机选择很妙，所谓《选集》，早不出晚不出，筹码偏偏在这个时候祭出，正卡在十九大前的节点上。习近平起先似还不以为意，后来才予以重视，乃至以重招相安抚。

该文最后说：习近平的这两招也玩得很漂亮。一曰“安其心”，通过对《胡锦涛选集》发行的隆重其事，表明你胡家是安全的，反腐再怎么反，也不会到你头上；不但安全有保障，且历史定位也有保障，在“虚”的一方面，可说已经做到极致。二曰“予其利”，对胡锦涛及胡家来说，发财是其次，最大的利，就是儿子的前途，现在习近平主动在这方面作出安排，于“实”的方面，胡锦涛还能有什么不满意？两招一出，虽无法从公开途径了解胡锦涛的反应，但从其个性、处境看，妥协、“顾全大局”将是势所必然——团派的小兄弟、袍泽固然重要，但哪里比得上自己家的安全、自己的历史地位以及子女的前途？况且，即使强行出头，结局也难如愿，最多两败俱伤而已。两招搞定胡锦涛，将其与团派势力切割开来之后，习近平就可以安心对团派动大手术、从容布局十九大了。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现在已成半个“死老虎”的李源潮。从时间节奏看，对李源潮的处理很可能就在六中全会前后，也就是此一个月之内。

反正中共的六中全会即将召开，届时的李源潮是否真会 遭到“处理”，外界都等着看好就是了。不过无论李源潮的政治未来如何，笔者始终倾向于相信李源潮在十八大上未能“入常”，最终只被安排成为一个有职无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常”副主席（不是由政治局常委出任的副主席），并非因为被抓到了贪污腐败的把柄或者“在海外养有情妇”什么的，而是“路线上出了问题。

笔者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与“看好”李源潮十九大“入常”之可能性文章出台的同时，也还有为李源潮十八大上未能“入常”抱屈的文章出现，比如《路透揭秘：李源潮汪洋失去常委资格内幕》一文。

另外一篇与上一篇内容有所重复的文章《李源潮曾因推动党内民主失去常委候选人资格》，内容中更是充满了对李源潮未能“入常”的惋惜之情。

文中说，李源潮的改革派风采早为世人赞赏。早在2001年10月，时任南京市市政公用局局长的朱自强在浙江宁波酒后非礼餐厅女服务员。此时，刚出任南京市委书记一个月的李源潮，马上宣布撤除朱自强等五人的职务，并随即在南京推出“万人评议机关”活动，力求藉此加强公众监督、遏止权力滥用和腐败蔓延；并且在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期间，李源潮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在中国国内选派的两人之一，参加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举办的“发展中的领导者”培训班学习。该培训强化了李源潮的国际视野。

该文引述刘方远的《李源潮传》一书中的话说，主政江苏时，李源潮的一些政治主张和尝试，尤其是推动党内民主建设，曾在2006年至2007年期间，向中央请缨要把江苏当成党内民主试验点等等，当时在北京精英阶层赢得很好的口碑，这也是他担任中组部长后被外界寄予厚望的原因之一。

一位熟知李源潮的消息人士曾对刘方远说，李源潮在江苏任职期间积极尝试和推动党内民主，至少在当时给外界留下有政治诉求的印象，从而也被视为党内改革派，但李源潮的主张并未得到时任总书记胡锦涛的支持。换句话说，胡锦涛在政治上的不作为，让李源潮的政治主张不了了之。

《中国的党内民主：我们应该拿它当真吗？》一文的作者李成介绍说，“当李源潮从2001年至2007年在南京和江苏任党委书记的时候，曾按部就班地实施高层地方领导人的党内选举。这一实验远远早於其他城市和省份。”

李成写道：“按照李源潮的说法，中国的领导人不乏智慧或意见，但需要更多的勇气和胆量，以寻求更大胆的民主改革。”

2009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在二版刊登李源潮的长篇文章《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 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十七大刚一闭幕，也就是李源潮升任中央组织部长两周后，2007年11月1日便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论述“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增强党的团结统一”。在这篇长文中，李源潮从四个方面论述的推动党内民主建设，“党内民主建设历来是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主要原则”、“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举措”、“坚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需要指出的是，在十八大前“失常”后，路透社曾引述中南海消息称，李源潮失去进入常委候选人资格的主要原因，是他推动党内民主的主张，遭到政治元老们的反对，并要求对其展开内部调查，等等。

而笔者当时得到的消息是，以宋平为首的几个党内保守派元老对李源潮最为痛恨的就是在他担任中组部长期间令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成为中共“中共第二党校”。

中共党内人士谁都知道，中共中央直属的干部培训机构除了中央党校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还有三所干部学院，分别是浦东干部学院，井冈山干部学院和延安干部学院，这三所学院都是李源潮出任中组部长之后才正式启动，李源潮分别是这三个学院的首任理事长和院长。

而在李源潮兼任这三所学院院长的同时，也还兼任着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同学会名誉会长，所以在当时的中组部内部连副部长、部务委员们都敢当着李源潮的面戏称中组部有直属四大干部学院，分别是上海浦东学院、陕西延安学院、江西井冈山学院和哈佛肯尼迪学院。

李源潮是2007年10月在十七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并兼任中组部长的。期间，他于2009年10月秘密访问美国，主要目的地之一就是他的“母校”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母校”为他举行了欢迎会，他在会上动情地回忆说他自己是在担任南京市委书记期间到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结束学习回到南京的几周后就遇到一次严重的食物中毒危机事件，他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并阻止了危机的扩大。

他说：“在处理这次紧急事件的过程中，哈佛所受的培训对我帮助很大。两百多人获救，36个小时内投毒的嫌疑犯就被捕，我们地方政府的做法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肯定。所以，今天在这里我想说谢谢哈佛！”

当时无论是中共官方媒体还是美国媒体，都对李源潮的美国之行未报道一个字，但他李源潮在哈佛的一言一行都不可能不被“家里”知道。于是，老资格的前任中组部长宋长气愤难忍，指责“中组部居然也里通外国，把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美国资本主义学院接受和平演变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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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最反感李源潮最热心的“哈佛共干训练营”（高新）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李源潮秘密访问美国为自己种下祸根》中介绍到了以宋平为首的几个党内保守派元老对李源潮最为痛恨的就是在他担任中组部长期间令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成为中共“中共第二党校”。当时的中组部内部连副部长、部务委员们都敢当着李源潮的面戏称中组部有直属四大干部学院，分别是上海浦东学院、陕西延安学院、江西井冈山学院和哈佛肯尼迪学院。

更要命的是，2007年10月在十七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并兼任中组部长之后，李源潮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信心满满，对在中共党内“引进资本主义先进的东西”也自认为是“水到渠成”。于是，他于2009年10月秘密访问美国，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亲自接洽和考察在美国的“共干训练营”，其中最重要的一所当然就是他的“母校”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因为当时的李源潮虽然比如今的李源潮权大气粗，但那仅仅限于中共党内。因为当时的李源潮没有兼任任何一项政府职务，所以公开访问美国的话，不可能受到“国宾”之礼遇，因为美国人是不会认同中共政权的所谓“等同于国务院副总理”的说法的。笔者当时从麻州和哈佛所在地剑桥市得到的消息是，当时的哈佛大学要求地方警察为李源潮到访提供“国宾”级护卫，地方警察部门一开始一口回绝，声称这个李先生只是你们哈佛大学的“VIP”，让哈佛自己的警察部门出警就可以了。

后来李源潮终于还是得到了警察摩托车开道的待遇，是因为中共驻美大使馆打通了麻州政府的关节，由州长和剑桥市长分别下令州警和市警“特事特办”。

现如今，李源潮到是有了政府职务，对外可以堂而皇之地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统”，如果访问美国的话，应该是由拜登出面“对等”才是。但是他却一直都没有能来。

每个生活在中共政权治下的中国大陆人都知道，无论有点什么事儿都是得把“感激政府感谢党”挂在口头上，每个单位，每一个体无论取得了什么成绩，“那都党和人民政府关怀和培养的结果”，“是在党的领英明领导下取得的”。而李源潮在担任南京市委一把手期间，因为处理一次危机及时果断而受到党中央表扬，他不说感谢党，反而亲自到美国哈佛去感谢哈佛，这一类的表现传到宋平等僵化保守派元老耳朵里，不在背地里給李源潮使坏那才是怪事。

当时的宋平气愤难忍，指责“中组部居然也里通外国，把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美国资本主义学院接受和平演变的训练”，确实也没有说屈了他李源潮。

一篇据说被推荐給习近平阅读的文章《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培养了多少中国官员？》中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是美国重要的公职人员培训基地和政府问题研究机构，为美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公职领导人员，并承担了大量的政府研究课题，对美国社会发展和政府决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该学院对外开放的主要目的就是美国价值的文化输出，事实是文化殖民。通过培养他国政府官员精英从而影响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版图。哈佛商学院的培养模式自改革开放30年来一直风靡中国，而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国百姓并不知晓，该学院通过案例教学、活动会议、毕业走向......,对中国官员的培训等目的明确，就是培养有利于美国战略利益而已，对中国培养回国的所谓精英分子实施政治洗脑从而为美国利益服务，当然不要指望这些人回来为人民服务，因为他们已经笃信耶稣了，这些人有的已经在中央党校，青年政治学院等培养中国地方官员的学府拿起教鞭，大讲美国价值观和基督信仰，共产主义信仰和烈士的鲜血重托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致使现在的结果是贪腐前赴后继，风气污浊百姓不满。

该文中还说：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界涌动起人员培训的春潮，不少地方政府纷纷将自己辖区内的官员派到海外接受有关机构的中短期培训。实践证明，在接受了海外熏陶后，这些陆续“学成归来”的官员尽管可能由于培训时间过于短暂而无从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但“新观念、新思想、新方法”却在这些人脑子里生根发芽。

如上观点事实上得到了宋平和习近平的高度认同。习近平上台之后至少两次在内部会议上转达宋平在指责李源潮领导的中组部“主动迎合西方对我和平演变”的时候说过的话：小平同志生多次警告，帝国主义把和平演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这话现在也没有过时。

更为危言耸听的是小有名气的老左网虫张宏良对习近平等人的上书，苦谏“美国为中国培训官员——中国正在走上伊拉克道路”。

张某人的上书中言道：美国侵略伊拉克，全世界都从电视上看到了一个画面，就是美国军队没有遇到一个伊拉克士兵的反抗，因为伊拉克军队在美国进攻时全都突然蒸发了。为什么伊拉克军队会瞬间蒸发？因为伊拉克军队排以上干部都是美国培训的，美国大兵在踏上伊拉克土地之前，已经通过各种方式瓦解了伊拉克军队。后来利比亚又遭遇到类似情况，国家防空系统全都由美国廉价或免费更新，结果在遭到北约空袭时，一个防空导弹也发不出来。

而当今中国走上了比伊拉克和利比亚更可怕的道路。自上个世纪以来，中国就委托美国免费为中国培训干部，培训对象都是地市级以上干部，并且各地把是否经过美国培训，变成了干部提拔的一个潜规则。目前美国培养的干部在中国干部队伍中占多大比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最近公开的干部履历表中，看到越来越多的高级干部，都经过“美国党校”的培训。拥有“美国党校”的培训学历，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地市级以上干部的金字招牌，成为了拥有远大政治前途的现代“黄埔系”。

这些干部经过美国洗脑后，与伊拉克那些排以上军官一样，与美国的关系，基本上变成了抗战时期汪伪官员与日本人的关系。和平时期，这些官员可以成为美国瓦解中国的软实力，成为美国掠夺中国财富的工具；一旦爆发中美冲突，这些官员立刻会成为“东南互保”的汉奸官员，从下面架空敢于反抗美国的中央政府，如同当初地方官员架空敢于对西方宣战的慈禧太后一样。这些人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拥有比在中组部更加详细的档案，在价值观上已经完全美国化了，成为贯彻美国价值观的自觉力量，十分自觉地排斥和敌视中国的爱国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学者，自觉地支持和保护汉奸右翼学者。再加上中央又给他们留下了“反极左”的政治借口，因而可以堂而皇之地公开贯彻美国普世价值，打击社会主义爱国力量。

这就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对中国态度越来越强硬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在美国面前越来越软弱退缩的一个主要原因。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当初延安共产党军队的师以上干部，主要委托蒋介石的“政训班”来培训，共产党还有能力反对国民党吗？更别说打倒国民党、解放全中国了。

希望中央在清理网络汉奸和外国在中国设立的非政府组织之后，务必要着手清理“美国党校”培训的干部。否则，晚清东南互保的悲剧，民国汪伪政权的悲剧，现代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悲剧，将不可避免。

另外也还有政协系统的“花瓶”副主席质疑说：中国人和中国官员如何海外学习、培训，海外学什么？官员海外培训的人员和支出规模有多大？私人企业资助官员出国，是否有公关之嫌？据国家外国专家局培训司资料，2009年全国党政干部和企事业单位人员出国（境）培训76467人，其中执行审批类646项，涉及10505人，2010年约7万人。

官员海外培训，形式多样，耗费不菲，效果也多种多样。比如，开阔眼界，认识自己，学习知识，提高能力？比如，有人镀了金，有人入了狱。再比如，许多培训班的学员也会有自己联络的小圈子，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国市长班的QQ群，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的官方联络组织，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中国同学会的定期联谊活动。

下篇文章里，我们将会继续介绍习近平为什么反感李源潮最为热心的对中共官员的海外培训计划，特别美国哈佛大学的培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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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曾痛批李源潮“主动迎合西方对我思想文化渗透” （高新)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最反感李源潮最热心的“哈佛共干训练营”》中介绍到了一篇据说被推荐給习近平阅读的文章《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培养了多少中国官员？》中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是美国重要的公职人员培训基地和政府问题研究机构，为美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公职领导人员，并承担了大量的政府研究课题，对美国社会发展和政府决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该学院对外开放的主要目的就是美国价值的文化输出，事实是文化殖民。通过培养他国政府官员精英从而影响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版图。哈佛商学院的培养模式自改革开放30年来一直风靡中国，而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国百姓并不知晓，该学院通过案例教学、活动会议、毕业走向......,对中国官员的培训等目的明确，就是培养有利于美国战略利益，对中国培养回国的所谓精英分子实施政治洗脑从而为美国利益服务。

如上观点事实上得到了宋平和习近平的高度认同。习近平上台之后至少两次在内部会议上转达宋平在指责李源潮领导的中组部“主动迎合西方对我和平演变”的时候说过的话：小平同志生多次警告，帝国主义把和平演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这话现在也没有过时。

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后，习近平以新任政治局常委身份分管书记处和中央常务工作之后，另外一篇曾经被新华社转载的“记者述评”也被摆上习近平的案头，文章的标题是《“既费钱又不讨好”：审视中国官员出国培训热》。

该一开篇即以挖苦的笔调回顾说：100年前，五位清政府大臣到14个欧美国家考察宪政；100年后,五位四川官员赴美“顶岗培训”。历史以形式的相似重演，官员出国也走过了100年的历史......

质疑的声音不是从现在开始的。自改革开放起始，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出国考察、出境学习就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一种途径，官员出国深造“蔚然成风”，质疑和诟病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出国考察就是出国旅游，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去哈佛不如去延安！”

最不能让公众平息心中疑虑的是一组数字。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公费出国有增无减。后来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辟谣说该数据不实，根据《2004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决算》，2004年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出国费用约为29亿元（其中出国用汇19亿元），其中中央11亿元，地方18亿元。但这并没有扭转公众心目中对官员出国浪费钱财的印象。

“官员出国成本过高，造成巨大浪费，是个严重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教授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说，“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缺乏内在的硬约束，目前还是一种软约束，使领导干部可以在财政上做很多临时性的调整，使得某些开支远远超过了所需要的水平，同时也损害了其他部门的利益。”

这位教授直言：“这是一个巨大的财政漏洞。据我个人的了解，我国很多出国都是和腐败联系在一起的。出国就是游玩，或者用大笔现金买东西。许多留学生回来告诉我，我国官员在国外的国际形象非常糟糕，花钱非常厉害，我们有的留学生甚至开了旅游公司，专门做出国培训官员的生意，挣他们的钱。所以，对出国行程的控制，就非常关键。”

有报道说，出境经费年年控制，但年年超标。1998年指标为50～52亿美元，实际开支达280亿美元；2000年指标为65～70亿美元，实际达320亿美元；2002年则达350亿美元；2003年干部出境达427万多人次，耗资仍在300亿美元以上。各地超规限外汇的来源，主要为挪用税收、土地开发收入、动用留存外汇、动用人民币买入外汇作经费、侵吞行政和其他公共项目经费等。

该文的小标题之一是“美国成了中国官员培训基地？”

文中说：事实上，近几年，国内党政干部出国考察、培训，无论是在考察团的规模上、还是出国的频次上，确实有上升的趋势。

这是因为2003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作出了大规模开展干部培训的决定，要求5年内全国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普遍培训一遍。

于是，党政干部大规模赴境外学习培训就似乎成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的最好选择；各地党政部门的官员们一时间仿佛口承了天宪，终于能够大张旗鼓、积极地把自己往境外送。

“赴美”两个字格外显眼，当然去英国、瑞士、德国等欧洲国家，新加坡、韩国、日本亚洲国家的也有，还有去澳大利亚的。但从公开报道的事实看，以美国为目的地的官员培训团最多。美国俨然成了“中国的官员培训基地”。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中国官员培训“哈佛计划”。根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签订的三方协议，在从2002年起的5年内，政府学院将为中国培训300名厅局级以上中高级官员。有报道称，这是历来最大规模的中国官员海外培训计划，将对中国公务员队伍素质的提高产生积极作用。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先生在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每人学费20万元人民币”，引发了广泛的质疑：花20万哈佛学三周值吗？

后经调查，这项计划的资金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设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支付国内培训费用150万元人民币，而在哈佛的学习费则由美国安利公司赞助，金额为100万美元。但学员们培训所需的车旅费等仍由其原单位支付。

成说就因为收到如上信息之后，习近平以分管中共党务和干部工作的政治局常委的名义为干部出国培训的管理原则“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更有实效”这排笔　之后添加了四个字：“趋利避害”，遂成此项工作最高指示。

内部人士透露，“趋利避害”四字对内指的是压控越来越多的打着培训幌子公款出国旅游，对外指的是防止国外思潮的渗透引发中共干部思想混乱。

据传习近平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及官员出国培训潮有必要遏制的问题，与会者之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坏笑着又讲了一遍他过去已经讲过N次的故事。他说：以前，听说南斯拉夫的奶牛养得好，中国人就经常去学习参观。当地的官员就对我们讲，“中国人就是爱学习，连我们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

有心人也许会记得习近平的“8.19讲话”，其中一段内容是：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斗争深刻复杂，西方国家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二是，国内一些错误观点时有出现，有的宣扬西方价值观，有的专拿党史国史说事，有的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有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三是，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思想道德领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现象，一些人理想信念不坚定，一些腐朽落后思想文化沉渣泛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等等。

有消息说，习近平在对全党宣传部长讲这段内容之前，在中组部和中央党校的内部工作会议上也讲过相关内容，大意就是人家要对我们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我们迎头反击还怕来不及，怎么可以把我们的干部主动送上门去接受他们的思想文化渗透？

习近平讲过这段话之后，已经接替李源潮中组部长职务的赵乐际“奉旨”行动，对李源潮经营的官员国外培训计划逐个进行审查，之后便是找出各种理由通知合作对方中止合作。自此，中组部官员对美国相关人士新的说法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你们美国哈佛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已经不再是我们的“第二党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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