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新年：我在清华的20年就像一场噩梦

Gowest

从1999年来清华工作到2004年底身体垮下来之前，我像一台超负荷运转的机器，分配给我的工作超过了规定工作量的三倍，还有家务压在身上。我的妻子不惜我的身体垮掉，也不让我请小时工。当时，小时工每小时才四块钱。我和她说，身体是最重要的。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可是，王中忱、解志熙却一再用家庭问题刁难与折磨我。我告诉他们，我的身体不行了。他们无动于衷，毫无人性。压迫者怎么可能知道被压迫者的痛苦呢？《左传》上说：“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他们想怎么弄你就怎么弄你。这样你就没法摆脱恐惧与控制。

　　蓝棣之老师告诉我，清华引进人才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国外著名学者，第二等，在国外留学的，第三等，国内著名教授，第四等，教授。我是当时清华中文系从全国各地引进的教师中唯一只有副高职称的人。我懵懵懂懂进了清华，不知道自己连最低的标准也达不到，难怪不被当人看。刘娟对我说：你能像解志熙那样拿出钱钟书写的信向学校证明你是钱钟书研究的权威吗？在清华，有的人活出了帝王的感觉，有的人根本活不下去。像解志熙这样的知识的奴隶主和学术的王爷养尊处优，颐指气使，为所欲为，而我这样低级的学术劳工没有最基本的自由与尊严。在北京与我交往最深的韩毓海说我无论什么都能忍受。可惜我不是铁打的，是血肉之躯。在清华非人的环境中，我仅仅只用心带了一届研究生身体就垮了下来，刚过四十就不得不做了颈椎手术。复旦大学陈思和老师说，怎么这么年轻就做了这样的手术？我从全身麻醉苏醒过来，就像从另一个世界回来。2005年颈椎手术以后，又挺了这么多年，已经是奇迹。

　　二、最可恨这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以为自已是一个没有敌人的人。进了清华，突然成了众矢之敌，被打成了蜂窝，还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不介入过任何权力之争或人事纠纷，从来不和任何人争任何东西，更没有得罪和为难过他们任何人，只求干干净净地活着——甚至根本没有自我。他们一个个如临大敌、满腔仇恨，就连刘娟也恶狠狠地对我说：要搞得你一无所有。我无法理解他们的仇恨。

　　三、黑暗丑陋的所谓学界

　　北大一位同学觉得文革中顾准的子女与顾准划清界线不可理解。这是顾准的妻子为了保护孩子的无奈之举，最终，顾准的妻子仍然被迫自杀。今天，顾准的孩子仍然像他们的父亲一样追求真理，也仍然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孤立无援，而文革中那些批斗顾准的打手则摇身一变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旗手。

　　顾准的遭遇并非不可思议，这样的事情今天就发生在我身上——即使与我没有血缘关系的学生也需要与我划清界线。我的研究生张莉在送给我的她2010年出版的博士论文《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的后记里写道：“感谢我在清华大学读硕士时的两位老师：旷新年先生和解志熙先生。是旷老师的指导使我对‘女学生’这一群体产生了兴趣。我硕士毕业后的2006年1月，旷老师抱病前往北大图书馆，为我复印了厚达两册的台湾版《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帮助我最大可能地了解了当时女学生出现的历史背景。至今难以忘怀解志熙老师和我一起修改硕士论文的情景。我从清华毕业之后，解志熙老师多年来一如既往地对我的研究和写作给予指导和帮助，他阅读这部论文后写下的中肯评语令我深受鼓舞。内心充满感激。”就像我北大的同学不能理解顾准子女的行为一样，清华也有一些同学诟病张莉的做法。我对他们说，这不怪张莉，只怪我没有能力保护张莉。他们哪里能够想到，为了打击我，那些人可以要张莉的命。他们想让张莉活就可以让张莉活，想让张莉死就可以让张莉死，对张莉这样没有见过世面的研究生公开耍流氓。张莉因我而遭受无妄之灾。趋利避害是人之本能。张莉认贼作父，完全是被逼无奈，是为了自保。曾经我和张莉说，这世界上有起码的公平。今天回想起这句话简直是梦话。

　　四、清华大学荒唐的研究生答辩

　　我参加过不少毕业答辩，没有哪场答辩像张莉的答辩这样荒唐和草菅人命，既是一场闹剧，又是一场杀人游戏。我是地位最低的研究生导师，张莉是出身最差的学生，张莉的毕业论文得分最高，因此成为了我们的滔天大罪，整个答辩变成了一场对于我们身份的审判与凌迟。这场答辩成了张莉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清华大学的“毕业教育”：最关键的是潜规则。张莉通过答辩完全是解志熙的恩德。

　　2007年，我手术不久，身体极为虚弱，北大同学告诉我，丁帆组织了十多篇文章批斗我。丁帆主编的《扬子江评论》甫一创刊，就组织火力，仅仅《扬子江评论》创刊号上就有4篇文章围攻我。《扬子江评论》北大中文系老师几乎人手一册，而我却蒙在鼓里。随手在知网上一查，就能查到南京大学同时至少有九篇大批判文章：

　　《扬子江评论》2006年第1期：

　　（3） 赵建常《不应遮蔽的史实》

　　（4） 刘晓飞《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6）刘勇《“历史”的建构和崩溃》

　　（9）史建国《低徊的幽灵》

　　只有20世纪50年代胡适和胡风才享受过这种规格的待遇。这还仅仅是公开的批斗，我们都知道，在中国，致命的是潜规则，能杀人于无形，杀人不见血。

　　丁帆你比南霸天还牛，全中国所有的中文系谁敢不向你低头，你朝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耍什么威风？你控制着教育部文科基地和南京大学文学院的资源，谁不争先恐后做你的喽罗和打手？

　　1998年，北大100周年校庆的时候，萧夏林编辑了纪念蔡元培校长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书，谢冕老师和钱理群老师写了序言《遥远的怀念》和《校园风景中的永恒》，我写了跋。恰逢谢冕老师和孟繁华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出版，校庆那天晚上，萧夏林带来刚出版的《永远的怀念》，包括孟繁华在内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年轻作者以及其他一些朋友聚集在一起聊天、听李书磊朗诵我写的跋《蔡元培与大学之道》，先是李书磊一个人朗诵，最后大家都加入进来：“政治的腐败只能是一时的，只要教育没有腐败，只要大学没有腐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不会腐败灭亡。”——不知道李书磊知不知道今天中国的大学腐败成了什么样子？

　　六、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温儒敏

　　直到2007年，我才从王中忱那里得知，2001年元旦前后，我父亲去世，我回湖南老家奔丧的时候，温儒敏利用这个时机到他的老相好和老搭档徐宝耕老师那里去诋毁我。而这成为了清华中文系一帮人打击我的唯一根据。温儒敏用对付他师弟的手段来对付我这个当时在工作和家务的重压下快要崩溃了的学生——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

　　在我因家庭陷入困境的时候，严老师与温儒敏的所作所为正好构成了两个极端。温儒敏2001年到清华大学去攻击我，严家炎老师1998年让我到他家里住了很长时间。

　　北大不少老师和同学误以为我是温儒敏偏爱的学生。他们不知道，一个人当了官、掌了权以后，会发生化学变化，当上了北大中文系主任以后的温儒敏，已经不再是我硕士导师时候的温儒敏。因为我对人没有丝毫势利，对权力没有任何奴颜婢膝，1989年，我进入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温儒敏正受到权力的铁锤的锤打，那时，他对我没有一丝恶感；1999年，他突然登上了权力的巅峰——在温儒敏心中，北大中文系主任就是权力的顶峰，他成了铁锤，对人的感觉于是发生了逆转，我成了他最看不顺眼的学生。

　　七、“五不主义”恶霸解志熙

　　即使像我这样从来不与闻单位的事情、孤陋寡闻的人，也经常听到系里老师对他无所不为的不满：

　　在张莉答辩的时候，他居心叵测，将答辩变成权力运作，将张莉通过答辩变成一己私恩，自居为学生的恩人。他恬不知耻地鼓励和推广张莉的做法，将逼良为娼的行为当做权力的荣耀，欺世盗名，利令智昏，洋洋得意，不知羞耻。你让一个女学生被迫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违背自已的良心，出卖自已的人格，你一定享受到了一种强奸的快感。俗话说：“树若无皮颠倒死，人不要脸最无敌。”今天在各种圈子里要混得开，首先得像你解志熙一样先把自已的良心给狗吃了。难道你就不怕遭报应吗？

　　温儒敏由北大出版社总编辑而北大中文系主任而教育研究所所长，由北大教授而山大教授，由出版人而山大文科一级教授而中小学教育专家，赢家通吃，吃遍了所有的领域。

　　钱理群老师说现在北大培养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老师把板子打向学生没有任何道理。今天学生必须羞辱自已的老师才有活路，我们有什么理由指责学生精致的利己主义？温儒敏根本容不下有独立人格的学生，丁帆将学生驯养成倚附权势、恃强凌弱的狗腿，解志熙有着奇怪的“学术趣味”，喜欢将别人的学生搞成自已的学生，只要有权力，他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他们都是现代文学加官晋爵、不可一世的成功人士。我看不出温儒敏、解志熙这样的利己主义精致在哪里。他们是不要脸的利己主义。他们做事既没有规矩，也没有边界。他们自居为成功人士，精通成功学，不知道世上有羞耻二字。在解志熙的心目中，钱钟书是块伟大的遮羞布，无论什么都能遮住。然而，你们可以利己，但请不要害人，这是做人的底线。

　　恶棍和流氓有两副面孔，面对权势，奴性谄媚，面对无权无势者，威风霸道。今天流氓恶棍骑在人头上，正直善良的人被踩在泥里。当我不堪重负与折磨要离婚的时候，王中忱、解志熙们来整我，我的妻子被单位下岗的时候怎么不见他们主持正义？当丁帆滥用公共权力对我进行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时候，怎么不见了他们正义的踪影？

　　八、人文学术的冬天

　　清华一位博士后和我说起北大中文系一位老师年过半百，孤身一人，胃出血住院，自已叫救护车去医院，还要打电话向母亲撒谎去了外地出差。这位同学不知道中文系的沦落。恢复高考之初，最优秀的文科学生报考的是中文系，据说北大中文系臧棣他们这一届招收的70名本科生中有29名状元。也就是说，除了台湾省，当时中国其他29个省市所有的文科状元都进了北大中文系。然而，当他们毕业的时候，开始遭到社会的白眼。随着金钱社会的到来，除了钱，其他东西一文不值。

　　九、愿天堂没有压迫

　　伍尔芙有一本著名的女权主义著作《一间自已的房子》。我五十多岁了，到北京已经整整三十年了，当牛做马，连一间自已的房子也没有——没有一个地方哪怕片刻可以躲避压迫、欺凌与污辱。1999年，我路遇一位离了婚的偶像级朋友，她赚了可以买几套房子的钱，我劝她赶快买房子。她说想要一个孩子。我说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吗？她说：我和谁去要孩子？她肯定没有听进去我要她买房子的话，但是，她的话却给了我致命的影响。1999年我一到清华就到华清嘉园去看房子，当时华清嘉园的房子才6000一平米，可是只剩下160平米以上的大户型，我付不起首付。只要我不是在清华工作，不受到王八蛋的破坏折腾，我的身体就不会垮下来，早就买下了房子。我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要那么蛮横霸道？为什么对生命不能有一点敬畏？为什么不能对人有最起码的尊重？为什么要将人逼得没有活路？谢冕老师年轻的时候连自已孩子上几年级了都不知道，现在八十多岁了，陈素琰老师连眼睛都看不见了，他们却记罣和关心我。我五十多岁了还让老师们担心，这多么可耻。这既是我无能，更是王中忱、解志熙们的功劳。

　　在我博士刚毕业的时候，我还能够借给朋友一万多块钱——我从高远东那里借了钱帮助别人。可是，我到清华工作以后我的妹妹向我借五千块钱也被我的妻子拒绝。我妹妹接到电话二话没说就离开湖南到北京来帮我带孩子，当时她家里正在建房子急需钱用。我从农村考上大学以后，对父母弟妹不能有丝毫帮助。

　　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时候，后来成了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说，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几乎从北大毕业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有过一张属于我的书桌。而王中忱、解志熙这些王八蛋还要欺压到家里来。

　　从来没有哪个时代知识界像今天这样暗无天日。有的人被任意蹂躏，有的人能够将规则玩弄于股掌之间。从来没有哪个时代知识界的流氓像今天这样无耻与猖狂。今天所加于我的污辱，终有一天会成为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耻辱。

　　说到底，这些都是为我儿子而写。他跟我一样老实善良，因此我的同学都替他担心。我要告诉他生活的真相，以免重蹈我的覆辙。回顾我的人生，真正致命的弱点是善良，但善良决不致于这样的结局。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连一个对他们完全无害的人也不放过。逼得我根本没有活路的是他们过分的邪恶，我怎么躲都躲不掉。今天做一个善良的人，就等于该死。我要我的孩子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从来没有害怕过任何东西，从来没有向任何邪恶的力量低过头，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从来没有吝惜过力气，仅仅因为老实善良，就没有了活路。我要给人纯粹的善，他们给了我彻底的恶。

　　我这一辈子可以用闻一多在《红烛》中引述过的曾国藩的一句话来概括：“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他们太卑鄙，太不要脸，欺人太甚。我不能像他们那样猪狗一般争食。让我用闻一多《死水》中的诗句来结束吧：“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旷新年 2018年6月25日

　　原标题：清华大学中文系请转呈人文学院、邱校长

　　转自：圆明园南公众号

　　作者： 旷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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