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孚逸 “文革”前夕文化风云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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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夕文化风云一角

    1965年1月，我奉调离开复旦大学（此前我为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长），由上海抵达北京，向文化部报到。10个月后，即同年11月，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发表。这件事，后来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一种舆论准备。

    这以后，1966年2月，由彭真主持拟定、并经党中央同意的关于开展学术讨论的一个汇报提纲——《“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达。1966年4月，中共中央的另一个文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座谈会纪要》），即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正式发表，实际上，它的主要内容在此之前就已陆续传开了。到了5月份，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和内容以及中共中央5月16日发出的关于撤销并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已经普遍向下传达。这些文件以及与它们相关的一些事件接连出现，在别的战线和领域可能还没有马上引起直接反响，而在文化部就不同了，部领导不仅在思想上极大关注，而且在工作中也忙着向下传达和贯彻执行；在人们的内心中，都预感着有什么大的事情要发生。

    事实上，在接踵而至的那场为期十年的文化大风暴中，文化部不仅首当其冲，而且一直被视为“砸烂”单位，并和中宣部、北京市委一起，称作“三旧”。而在大风暴来临之前的一个较短时间，已有风起云涌之势，使文化部这个仅居文化风云一角的单位，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文革”期间的状况，无非是揪斗走资派、夺权、打派仗，再加上全国大串联。文化部所有办公室和走廊都睡满了人，一片混乱景象，倒也没有什么可写的。而开始涌起的那股文化风云，以及在文化部这一角所激起的思想和心理动荡，则似乎令人难以忘却。

    事情应该从文化部整风谈起。这次整风，是根据毛泽东的两次关于文化工作的批示、由中宣部组织和领导的。文化部的整风工作组，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任组长，主要成员都由中宣部的人担任。整风的重点对象，是齐燕铭、夏衍、陈荒煤等。1965年三四月份整风结束，文化部领导班子进行改组，齐、夏、陈调离文化部，从部队和地方调进四人，即当时所说的两个将军和两个书记：南京军区副政委肖望东、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辛初、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颜金生。

    改组后的文化部由陆定一兼任部长，原文化部党组改为文化部党委，肖望东任党委书记、第一副部长，石西民任副书记和副部长，副部长除赵辛初、颜金生外，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和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长的刘白羽，也兼任文化部副部长，其余还有几位副部长。石西民先期到达文化部，开始时任整风工作组副组长，处理文化部整风的后期工作。新建立的文化部党委和新的部领导班子，是在肖望东等到部视事之后开始工作的。

    当时，中央有一个负责整个宣传文化战线工作的领导小组，名字叫“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任组长，成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肖望东、石西民等就经常向彭、陆等请示汇报工作。从1965年三四月到1966年初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文化部抓了不少工作，和过去相比颇有一些新的气象，如建立政治部和政策研究室；举办大规模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有文艺界知名人士孙家馨、杜近芳等谈体会；召开文化部政治工作会议，在全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构，如故宫博物院、北京电影制片厂等都建立了政治部或政治处。

    1965年9月，召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请彭真、陆定一讲话，提出着力解决文化工作者“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要求，即要求认真解决学习贯彻中央精神和密切联系群众的问题。在文化业务工作方面，大力推动现代戏的创作和演出，在新华社发表党的好干部焦裕禄事迹的通讯之后，文化部系统不仅积极组织学习，不少艺术单位也都广泛展开宣传；与此同时，送戏、送电影、送图书下乡下厂的活动，也从多方面展开，同时积极扶植和推广来自人民群众中间的文艺活动，如宣传和支持内蒙古的乌兰牧骑。然而“文革”一开始，文化部就成了旧文化部，文化部的整风也成了假整风，中宣部领导文化部整风是黄世仁整穆仁智。这样一来。

    如何看待改组后的文化部，它属于旧文化部还是新文化部，就成了大家心中盘算同时又不免存有疑虑的一个问题。到了1966年下半年，江青在一次会上点了文化部的名，还说肖望东不是好东西，后来人们在批斗所谓文艺黑线代表人物时，就时常拉肖望东去陪斗，或者直接对其进行批斗。至于石西民，在更早的一些时候就被打倒了。于是真相大白：改组后的文化部，不过是同属彭真、陆定一一条线上的改组前文化部的继续。其实，改组后的文化部是不是新文化部，以及和所谓的旧文化部有什么区别，似乎很难说得清楚，而且命运也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当时文化部的人之所以想着这个问题，不过是想经过自己的努力而取得的工作进展得到一种认可。“文革”前夕文化风云之所以在文化部不少人心目中显得变幻莫测，除了认识上的原因，不能不说同上述思想和心理上的状态有关。

    我到文化部后，开始在整风工作组工作、后来又到了政策研究室。政策研究室主任刘宗卓，原是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他离开文化部后还担任过《解放军报》总编辑和《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是个责任感很强、作风谦虚谨慎的好同志。政策研究室人数不多，只设研究和编刊两个组，任务是编发内部刊物、研究问题和撰写文章。内部刊物有两种：一个是《文化动态》，是下发文化部各直属单位和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厅(局)的；一个是《文化简报》，是绝密级，主送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党员副委员长和党员副主席，此外还加上江青。

    1966年二三月份，为了集中力量写一批文章，由我们牵头，从各直属单位，包括中国戏曲研究院、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抽调二十余人，成立了一个临时写作组。我们的办刊工作和写作任务，也就在当时那种风云滚动的情势下行动起来了。

    我们首先面临的任务是学习和贯彻《二月提纲》这个文件，这是由批判《海瑞罢官》而引起的。文件强调这是一场学术讨论，讲了学术讨论应当遵循的方针和方法，特别指出要防止学阀作风，以及要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等等。而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所摆出的架势，完全不是学术讨论，而是政治大批判。它把剧中所表现的海瑞支持向大官僚地主徐阶退田一事，说成是鼓吹退田单干；把吴晗这位国人尊敬的、并且是一生追求进步的学者，指为刮单干风和复辟资本主义的代言人。

    大家对《二月提纲》的精神是接受和拥护的，但因为对姚文元那篇充满武断和横蛮文章的来头多少有点猜想和传闻，所以在如何对待姚文元的问题上又不敢简单从事。记得那次在传达和学习《二月提纲》的安排上，和对待其他文件时就有点不一样，显得非常慎重。那次传达地点是在文化部的一楼大厅，听传达的是部机关司局级干部和直属单位领导。进场时，文化部政治部的保卫部长亲自在门口检验入场通知。宣读文件后，肖望东在讲话中强调了这个文件的重要意义，当时没有说是传达谁的意见，后来知道是刘少奇的话。分组讨论时，由我们政策研究室和政治部的几个处长担任记录。最后将大家的体会和意见整理后，分两期在《文化简报》上登载，内容主要是以正面领会精神为主，而对姚文元文章的批评意见则没有写进去。

    在此期间，大概也就是1965年2月下旬，江青召开的那个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内容就慢慢地传开了。文化部知道这件事，最早是从刘宗卓那儿得来的。那是在一次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电影招待会上，刘宗卓同《解放军报》的一位同志坐在一起，那人问他知不知道江青有一个关于文化工作的10条指示，刘说不知道，那人就说明天从自己的笔记本上抄给他。这个所谓10条指示，就是后来《座谈会纪要》中10个部分的头一两句话，主要的有国防文学是一个资产阶级口号，解放后17年来有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是由30年代文艺和国外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组成等等。刘宗卓当天向肖望东、石西民作了汇报，事后石西民曾对我们说，看来这次又要倒一批人了。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肖望东打电话问刘志坚，刘当时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又是那个座谈会的直接参加者，当场便答应到文化部来吹吹。刘志坚来的那天，文化部党委全体成员，包括林默涵、刘白羽在内都参加听了。这个时候，从电影系统又传来一份材料，是江青对一批影片的批评意见。材料上涉及的影片，包括30年代的、建国后的和当时尚未公开放映的，共有70多部，每部片子都有江青的评语，或关于影片主题，或针对影片的某一个情节甚至细节，或对演员的某一个表演动作。三言两语，便成定论，这部片子也就被判了死刑。后来知道，这个材料的出现，也是那个座谈会的组成部分，是江青在所谓座谈会期间看电影时信口说的。

    4月初，文化部党委接到彭真转来的一份急件，是《座谈会纪要》，不是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而是政治局的讨论文件。文件的红头字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文件”，并有“用后收回”的字样。文件的第一页上，有彭真用粗铅笔写的一行字：速转文化部党委阅。在此之前我们还看到一份由毛泽东亲自修改了的《座谈会纪要》的原稿，修改的地方大概有七八处。现在还记得的有这么两处：一是在原来的“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稿子上，在江青的名字前面，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二是对原稿在列举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几部著作之后说的一句话作了修改，原话是“这几部著作，够无产阶级用一辈子的了”，修改后为“够无产阶级用一个很长时期了”。4月10日，中共中央以文件形式正式下达了《座谈会纪要》。

    就在这风起云涌之际，林默涵做了下面两件事，这构成了他“文革”期间的两大罪状。

    一件事，是调查红色娘子军的历史背景，特别是主要人物吴琼花的生活原型，这个调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以及为什么要作这个调查，确切的情况不太了解，只是偶尔听到过一些传闻，好像娘子军里出过叛徒。事情的经过是：在3月份，林默涵派人送来一份关于红色娘子军的调查报告，开头说是由广东省文化局和公安局组织这次调查的。接着说在当年海南岛的红色娘子军中，名叫琼花的不少，其中有一个也叫琼花的，当过红色娘子军的连长，这个琼花后来被敌人俘虏，还当了敌军官的小老婆。林默涵转来这份材料时，提出在《文化简报》上刊登。

    当时，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已经问世，并且还被江青当作芭蕾舞中的样板戏。因此，不少人担心：在这个时候登出这样的调查报告，会不会引出什么事来。这个报告在不在《文化简报》上发，石西民最后决定向陶铸请示。陶铸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宣部长。他的批示只有一个字：“发”。于是《文化简报》就专门出了一期。后来所指控的林默涵的“罪行”，其中一条就是说他恶毒攻击和破坏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说这个调查报告是针对芭蕾舞剧的，并非事实，因为调查需费时日，开始调查的时间当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排练之前。大家知道，红色娘子军的事迹搬上舞台，最早是1962年上海青年京昆剧团上演的昆剧《琼花》，由祝希娟主演的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女主角名字就叫吴琼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女主角最早好像也是用的“吴琼花”的名字，后来改名为“吴清华”，可能就同这个调查报告有关。

    另一件事，也是在3月份，林默涵在一次关于文艺创作座谈会上讲话，在讲话中引用了江青在《座谈会纪要》中的几句话。当时因为这个《座谈会纪要》还没有公开，文件也未下达，所以他在引用时没有说明出处，更未提到江青和那个座谈会本身。然而由此却引来一条重要“罪行”：盗窃并且篡改《座谈会纪要》。这个罪名还牵涉到刘宗卓，因为文化部最早获悉这个《座谈会纪要》内容的就是刘宗卓。如果说引用其中的内容就是盗窃，那么刘便是“始作俑者”了。在批斗林默涵这个问题时，文化部里也有人想揪刘宗卓，但终因形不成什么气候而不了了之。

    关于我们写批判文章的事，也颇费周折。其中还带着不少困惑和迷茫。开始成立写作组时，我们根据《二月提纲》的精神和要求，围绕《海瑞罢官》以及对它的批判，拟定了一批开展学术讨论的文章题目，其中包括对海瑞的历史评价、论清官、历史剧的创作等等。江青召开座谈会的内容传来以后，虽感到同《二月提纲》是不合拍的，但一开始也没有认识到两者的根本对立。可能是因为出现了江青批评几十部电影的事件，中宣部、文化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等组成了一个“电影批评领导小组”。石西民也是这个小组的领导成员之一。经这个小组决定，《舞台姐妹》、《桃花扇》、《兵临城下》、《逆风千里》等六部影片作为第一批批判的对象。于是，我们的写作计划重点又转向电影批判。

    文化部分工负责《舞台姐妹》和《桃花扇》，并经部领导、主要是石西民决定，由我执笔写批判《舞台姐妹》的文章。写初稿前，政策研究室的几位同志集体讨论，考虑按照《二月提纲》和《座谈会纪要》的精神，一方面高举批判的旗帜，另一方面着重从文艺思想上进行探讨，提出该影片未能创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初稿在石西民那儿压了一段时间，到3月份又拿出来修改，总的意思是调子要升高一点，并把刘白羽请来一起商量。刘白羽同我又反复看了影片，最后定的基调是批判“人性论”。

    稿子出来后，大家仍觉得没有把握，又等了一段时间，直到《座谈会纪要》以中央文件形式正式下达，文化部党委在《座谈会纪要》出来后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把对《舞台姐妹》的批判同批判30年代的电影结合起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所谓“文艺黑线”，并还公开点了夏衍的名。这篇批判电影《舞台姐妹》文章的题目最后定为《三十年代电影的借尸还魂》。文章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外，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和全国报纸转载。文章发表后，我们还收到一些读者来信，说我们是假批真保，后来发表的批判《桃花扇》的文章，就更加直线上纲了。

    回顾这个期间的文化风云，尽管出现了《座谈会纪要》这样的事，但《二月提纲》的精神仍一直被我们当作指导思想，虽然有时感到有些问题不好处理，但对《二月提纲》却始终没有产生任何怀疑。在5月份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肖望东作为列席人员参加，有时带回一点重要情况。有一天，刘宗卓很紧张地告诉我们，说《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要我们不要再以这个文件为指导了，并还要我们看看《二月提纲》中哪些地方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可我们几个人逐字逐句地把文件研究了几遍，也没看出什么地方是修正主义，直到《五一六通知》下达、宣布撤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后，才知道所谓“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是指包括“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一些提法。

    当时，同《五一六通知》一起下发的，还有一个附件即《文化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在这个大事记中对于刘少奇只字未提，对彭真、陆定一和周扬、林默涵等人的言行则归属于“黑线”方面，林默涵的所谓“盗窃和篡改纪要”的罪名，也列入其中。作为《五一六通知》的附件，这个大事记好像没有跟《五一六通知》一起广泛传达，因为后来我在同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同志谈起此事时，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大事记。总之，当时有的情况若明若暗，有的甚至是扑朔迷离，我现在写的这些，也不一定说得很清楚，希望当时了解情况的同志批评指正。（《世纪行》200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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