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和：“徒步串联”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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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串联”到北京
来源：怀仁市融媒体中心作者：张和
2019-02-26

以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但直到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前这两个半月的时间里，从中央高层到首都各高校，对于究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都存在着严重分歧，观点尖锐对立：一方向各高校派出了工作组以指导运动，一方认为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学生。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是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一次重要会议。8月7日，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作为会议文件发到与会者手中，在会议上产生了“爆炸”效应，所有与会者再没有比见到这份文件更为震惊的了。人们纷纷议论、打听，迫切需要知道资产阶级司令部是指谁。12日，全会闭幕，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调整和增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组成人员，刘少奇从原来的第二位降至第六位，林彪由原来的第六位上升至第二位，朱德由原来的第四位降至第十位，陈云由原来的第五位降至第十一位（最后）；增补了陶铸（第四位）、陈伯达（第五位）、康生（第八位）、李富春（第九位）。人们似乎体会到了些什么。此后，“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急转直下。8月18日，毛主席首次接见首都各大、中学校和外地来京师生百万人。到8月底，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一窝蜂地来北京“取经”，然后从北京周游全国，到处造反。而北京的学生也纷纷走向全国，这样就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联。

当时，我在金沙滩中学读初二。对于这样一所座落在穷乡僻壤、相对封闭落后的普通中学，刚刚经历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的洗礼，人们还没从运动中缓过神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真有些茫然不知所措。而原来的“四清”工作组此时摇身一变，又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学校按照县里的安排，先后两次选派代表参加县里的代表团，分别于1966年9月15日和10月18日进京参加毛主席的接见。

9月份，北京电力学校的一批学生（他们是从金中毕业考入该校的）串联路过母校，来看运动进展。他们介绍了北京的运动形势，当看到这儿还有工作组时，大惑不解，说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学生，北京和其它地方早就将其撤走了。于是，帮我们学校驱赶了工作组，成立了红卫兵，揭开了斗争盖子，汇入了大串联洪流。金中的大串联算是比较晚的，进入10月份后，学生才开始陆续外出串联。当时我们一行五人由太原、石家庄到了郑州，并办好了去上海的车票。

那时的大串联乘车、吃饭、住宿全部免费。由于在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鼓舞支持下，各地分散的、零星的造反运动迅速统一到红卫兵这个风靡全国的组织形式下，且这种浪潮愈演愈烈，发展成为一股席卷数千万青年的狂潮。全国串联的人数数以亿计，造成全国停学、停产，交通拥堵，运输难以承受，社会秩序混乱，成为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奇观。因此，我们需要在郑州等一个星期才能乘上去上海的列车。就在此时，中央号召串联学生返回原地闹革命，全国一律停办外出串联乘车手续，开始遣返串联学生，轰轰烈烈的革命大串联暂告一段落，外出串联学生陆续返校。当我们登上返程列车时，时间正好是1966年11月26日，毛主席正在北京第八次接见红卫兵。

徒步进京

12月初，上面又倡导革命师生重走“长征”路，徒步大串联。于是，我们又组织了一个五人小分队，我任队长（当时14岁，家庭出身贫农），其他四位队员分别是武世周（现朔州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主任）、李天柱（现怀仁地税局干部）、朱玉良（现怀仁运管所干部）、王明珍（现干沟村医生），目的地确定为首都北京。当时对于串联的目的地，五个人观点并不相同，有的提出去延安，有的提出去井岗山，最后大家统一了思想。五人中，李天柱年龄最大（17岁），我最小。我们对“长征”路线作了初步规划，从金中出发，经怀仁、大同再向北京而去。从学校开上证明，领上全国粮票，打好绑腿，背上行李就出发了。当天傍晚到达县城怀仁，住进了县招待所。当时全国各地包括公社、大队都设有红卫兵接待站，串联的红卫兵只要按定量交够粮票，即可免费食宿、乘车。下一站到了口泉，被安排在红旗水泥厂学校食宿，办理了免费乘车证，每天穿梭于口泉到大同之间，去各学校、各单位看大字报，了解运动情况。当时的串联，学校是布置了具体任务的，那就是要详细了解各地运动的进展情况，收集传单，摘抄大字报，回校后要整理汇报。

在口泉待了约一周，对大同的情况了解的差不多了（非常好笑，这是基于当时的认识水平），于是便向首都进发。当时所走的路线是这样的：阳高、天镇、河北阳原、涿鹿、官厅水库、北京。为了走最短的距离，每到一地，便向接待站打听道路，前面多远处有什么村庄集镇，好安排下一个落脚点。当时已进入隆冬，天寒地冻，北风怒吼，时有大雪飘飞。我们一行五人（实际上是五个小孩）背着沉重的行李，翻山越岭，顶风冒雪，日均徒步30多公里，历时半个多月，长途跋涉300多公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在途中，有趣闻，有轶事，有惊险，有生死考验。

出了大同，一路向阳高进发，途经周士庄、聚乐堡、王官屯，半路遇到一个串联小分队，也是一行五人，打着一面小旗，每人跨一个黄挎包，未背行李，轻装前进。我们坐下来休息聊天，他们是清华附中的，要去革命圣地延安。见我们每人背一卷行李，走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便说，我们从北京一路走来，沿途各地都有接待站，备有食堂宿舍，用不着背行李。建议我们把行李打包寄回家去，只带日常用品，轻装上路。中午到了阳高县，被安排住在招待所。我们一合计，县城有邮局，于是把行李打包寄回了老家。说来好笑，当时两人合寄一卷行李仅用邮费八角，但这在当时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丢掉包袱，轻便多了，每日行程也有所增加。在阳高时，正赶上电影院放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影片，大家看了一场电影（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继续上路，过天镇县的谷大屯，走出山西，进入河北阳原县。

在河北这一段路程，基本上沿桑干河行走。一次，需要渡过桑干河，如果走大路，有渡口，可以安全通过，只是绕远；要走近路，就得涉水过河。当地老乡说，河已封冻，能过去。于是我们抄近路走来，到了河边一看，百十米宽的河面都已结冰，由于是长流水，河心并未完全封冻，有宽有窄，宽处几米，最窄处也有半米多，由于受两岸冰的挤压，河心水流湍急，汹涌咆哮。回头一看，已日暮西山，即将天黑，怎么办？是原路返回还是踏冰过河？这时，年龄稍长的李天柱探索着踩上冰面，到了河心，经过仔细观察，冰层有一定的厚度，于是招呼大家过去说，不能走着过，要爬着过，以分散压力。他把鞋脱下来套在手上（当时穷得连双手套都没有）带头先过，我们四人学着他的样子，一个个小心翼翼的爬过河心，到达对岸。五个人在长舒一口气的同时，却都吓得颜面苍白，头上冷汗直冒，事后想来都觉得后怕。

到了官厅，那是一个公社所在地，接待站把我们五人分别安排在两户农家食宿。我和李天柱、朱玉良被安排在一位老大爷家里，武世周和王明珍被安排在另一户农家。这里需简单介绍一下官厅当地的生活习俗。那里地处山区边缘，系丘陵地带，当地老百姓家里后灶上安有一口大锅，从前边小灶上烧火做饭，大锅里既可熬粥煮饭烧水，锅邦上亦能蒸馒头窝头饼子，类似于锅贴。冬季取暖有别于我们当地，不用铁炉，而是在炕沿前面砌个一尺见方的泥炉，也不与炕洞相通，当中留一个拳头粗的炉膛，下面也有出灰口，当地用的是无烟煤，和成煤泥，晚上入睡时铲一铲煤泥将炉子封住，早晨起床后，用火柱从中捅一小孔，不一会儿，一股蓝色火苗从孔中冒出，既可热饭烧水，亦供取暖。那天晚上，睡前就没有封火炉，一晚上火苗高照，暖意融融。然而，就是这火苗险些导致重大悲剧发生。当天睡到半夜，我被一阵剧烈的头疼疼醒，脑胀欲裂，心跳得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一样，当时正好尿急，便起身下地，顿感天旋地转，连忙扶着炕沿摸到门边去拉灯，半天也没找到灯绳，于是便摸索着走到当地找便桶……事后知道，未走到当地便摔倒并不省人事，响声惊动了大爷，连忙起身叫起我的同伴把我扶起掺到炕上。假如我当时叙述一下自己的症状，采取有效措施，也不至于造成严重后果。可是由于年纪幼小，阅历浅薄，出现如此严重症状，竟然一声未吭，上炕继续睡去。天亮后，大爷先起来，叫我们起床洗漱吃饭，我们三人一个个浑身疼痛，脑胀欲裂，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大爷一看，也慌了神，说可能是闷烟闷着了。我见你们一路辛苦，天气又冷，就没有封火炉。他赶紧开门通风，随后拿出一个小药盒，抠出些药粉，给每人鼻子里抹了点，让用劲吸气，将药粉吸入，又帮我们穿上衣服，扶到院子里坐下，我们根本无法坐立，就躺在院子里，三人剧烈呕吐，吐出的是绿色液体，后来才知道那是胆汁。同睡在一盘炕上，共呼吸一间房的空气，而大爷却没有任何症状，只是说头有点发沉。这可能与他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身体产生了抗一氧化碳毒素的能力有关。用一句医学术语，就叫做血红蛋白携带氧气的能力大大高于常人。由此我想到了有关“曹操吃砒信”的传说。相传曹操在遭遇了华佗和吉平风波之后，寝食难安，老怀疑有人在害他，于是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每日服食砒信，由微量逐渐增加，以锻炼自身的抗毒能力。据说到他死前已可日食砒信三两。

好不容易等到八点上班，大爷找人把我们背到卫生院进行救治，医生经诊断确诊为ＣＯ中毒，让住院治疗。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所限，没有高压氧舱之类设备，只能进行常规治疗，打针、输液、服药，好在都是免费。住院期间，其余两个同伴见我们症状严重，身体虚弱，已无法继续“长征”，于是决定等我们身体恢复后乘火车进京，他们两个继续“长征”，好在出发时带了两份介绍信，才能使小分队一分为二。写到这里，我深深地为当时人们那种纯洁、正直、朴素、善良、革命的情怀所感动，联想到当今社会上存在着的某些腐败丑恶现象，真是恍如隔世，感触良多。其实当时随便找个什么理由，比如护送我们三位中毒者等等，都可一块儿乘火车进京，何必让他们两人再去徒步呢？这个事情我们五人甚至是我就能决定，但是我们并没有做出那样的决定。

在医院待了两天，身体基本恢复后，向当地接待站借了4.5元，买了三张进京的车票。就在即将登车之际，接待站一位工作人员急匆匆赶到车站，又详细登记了我们的学生证号码后我们才登上了列车。后来串联结束返校后，官厅接待站催要借款的公函已先于我们而到，几经说明、交涉，学校才给报销了4.5元路费给人家寄去，这是后话。直到现在，只要乘火车路过官厅，我都要专门走到车厢门口，伫立凝望，感慨系之。

晚上车到永定门站，下车后被统一接到外地进京串联红卫兵接待总站——全国农业展览馆，在那里排队等候安排。接待大厅人山人海，整整排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我们才得到安排，由专车将我们送到住地——东四一个居委会。

京都见闻

到底是少年心性，好奇贪玩，安顿了住处，放下背包，用过午餐，三人直奔北京动物园。游览完毕，天色已黑，马上往回赶，由于住地是居民区，街巷复杂，回去找不到住处了，我们急的满头大汗，一直寻问打听到半夜，方才找到。我们虽然也去过太原、石家庄、郑州等省会城市，自认为对于一个农村孩子已经是大开眼界、见过世面，可是到了北京才感到天外有天。尽管北京当时正遭受着“文革”的“洗礼”，传单满天飞，大字报满街贴，各种宣传车的高音喇叭里充斥着语录歌和歇斯底里的嚎叫，外地进京串联学生填街塞巷，但仍掩盖不了它作为首都应有的豪华气派，岂是几个省会城市可比？当时的北京，除动物园和中山公园等少数几个公园还对游人开放外，各大名胜古迹和旅游景点全部关闭，就连赫赫有名的故宫博物院在内，从天安门进去，过端门，也只能到午门而止，意在免遭红卫兵破“四旧”造成毁坏。只有一处例外，那就是泥塑《收租院》展览，在故宫的一个院子里（记不清是哪个院子了）对外开放，进行阶级教育。

在北京串联，收获最大也最感震惊的是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毛主席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红纸黑字，书写工整。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怎么也想象不出中央还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相隔不远处，是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谢飞给刘少奇写的大字报。谢曾是刘的第二任妻子，后离异。大字报的内容大体是说，刘少奇先后娶过五个女人，只有第五个王光美——天津大资本家王槐青的千金小姐使他如愿以偿，因此他甘当资本家的孝子贤孙。刘的第一任妻子何宝珍为革命牺牲；第二任即谢飞；第三任叫王前；第四任叫王健，结婚时间很短，均离异。谢飞对刘少奇的结论是：刘在男女关系上虽不能说很乱，但是很不严肃。

在后来的日子里，通过看传单、到各高校看大字报和听街头演讲，渐有所悟，看来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是对准刘、邓的。接着过新年，居委会阿姨们为串联学生举办了联欢会，会场上，又一个情景震撼着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央领导毛主席等人的画像依次排列，唯独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画像是头朝下放在最后的，说明此时刘、邓的问题已经公开化了。

据资料显示，毛主席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是于8月5日写在6月2日出版的《北京日报》上的，那上面刊登的是聂元梓等七人写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8月7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附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作为会议材料发到了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每个与会者手中。此后直到10月16日之前，即8月24日陈伯达在北大讲话，周恩来9月10日在首都红卫兵座谈会上讲话，都说要禁止传抄这张大字报。而在10月16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对十一中全会后两个多月的运动作总结报告时，突然宣读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10月18日，毛主席第五次接见红卫兵，北京街头的游行队伍里，有人高呼“打倒刘少奇！誓死保卫毛主席”等口号，使参加接见的近二百万红卫兵震惊万分。这时，大多数平民百姓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国家主席刘少奇也犯了错误。

再说那两个同伴。后来得知，他们从官厅出发，又走了两天，进入崇山峻岭中，翻山越岭，攀藤附葛，不得已时只能钻火车隧道，实在无法再“长征”了，于是就近找了一个火车站，也乘车到了北京，被安排住在天桥邮局。后来，他们去接待总站查询到我们的住址，前去寻找，我们一起搬到了天桥邮局。在京期间，生活是很不错的，主食有大米、馒头、花卷、糖三角、枣荷叶；副食主要是猪肉炒白菜，猪肉炖粉条，真好像天天过大年。当时只需交纳全国粮票，伙食费全免。临近春节，大家都很想家，做返校的准备。也有的同学提出咱们好不容易遇上了，在北京过个大年，但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最后一致决定回家过年，于是办好了返程车票，回到学校。

后来据别的同学讲，大年前，北京开始清理外地串联学生，并规定了一个期限，过了期限，取消免费乘车证，加收食宿费，于是外地学生纷纷返回故乡。其实，大串联的真正结束是1967年的事情了。1967年3月19日，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决定取消原定春暖后继续大串联的计划。但部分人仍在外联络、串联，直到8月后，串联活动基本结束。

结  语

42年过去，弹指一挥间。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那是一场特殊的“革命”，那是一次特殊的“长征”。共和国建立之后，虽历经风雨沧桑，但那场特殊的“革命”历时十年之久，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它对我们党、国家、民族乃至世界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不可磨灭的。尽管那场“革命”后来被说成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遭到彻底否定，但当时的一些经历和见闻对后来的人生道路和价值取向具有借鉴作用。或许，这不仅仅是属于我一个人的，那段历史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人或更多人的共同记忆，把它写下来，不仅在于留住记忆，也希望让历史明鉴未来。

在这里，我深深地怀念我所有的同学们，并祝福他们幸福、快乐、安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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