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群芳 我大半辈子的手风琴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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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半辈子的手风琴情结
分类：忆当年 | 标签： 手风琴   招生   少年宫   伴奏   宣传队  
2008-04-01 09:46阅读(?)评论(0)
    人活到这把岁数，回过头一看，一辈子经历过的大小事情多如牛毛，哪些是必然发生的，那些是偶然的，谁也说不清。比如这手风琴，它不离不弃地伴随了我大半辈子；我一看到带键盘的乐器，甚至只看到“手风琴”这三个字，都感觉极为亲切，像是邂逅了老朋友。这起因是什么？是自己生长在音乐之家？是小时候家长刻意培养？是自己上过音乐学校？都不是。其实最开始接触手风琴是很偶然的。

    那是1961年，由于搬家我转学到了东城宽街小学，上小学四年级。有一天，音乐老师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少年宫合唱组正在招生，大家都去试试吧！学校离北京市少年宫（景山公园内）不远，于是我们一帮小孩，几乎是全班一个不落地纷纷响应号召，有一天前呼后拥一窝蜂地就去“应试”了。但结果令我们大失所望：一个都没考上！看来歌唱家的苗子在我们班是压根不存在了。打道回府吧。正当大家沮丧地往回走时，我拽住了几个同学：“都没考上多不好，可能还有别的组，咱们去试试。”于是我们几个找到了手风琴组，正好也在招生，又被考了一回。这回没有全被“烤糊”，至少我就蒙混过关了，一起考上的还有两人，其中一个叫小燕的女孩是外班的。考试内容是节奏感和音准程度。老师在桌子上敲不同的节奏，敲一段我们模仿一段，看是否准确；然后老师在钢琴上弹奏不同的音阶，我们随音高哼唱，这是试听力。就这么简单。以致后来有人问我怎么考上手风琴组的，我会脱口而出，就敲了几下桌子，“啊”了几声，没什么。那个年代小孩参加课外活动完全不用家长操心，家长工作忙孩子又多顾不了那些，再说参加任何兴趣小组都不收费，也从不要求家长接送。那时的孩子像一群无拘无束的小鸟自由飞翔，别说是课外活动了，就是上中学填志愿这样的大事我记得都是自己决定的，顶多填好了告诉家长一声。

    手风琴组坐落在一排平房，招收的是普及班，一年期（一年期就算短的了），两个星期上一次课，练习琴由少年宫提供。那时普通家庭谁买得起手风琴啊，二三百块钱就是天价了。幸亏国家拨款“雨露滋润”，让“祖国的花朵”们得以茁壮成长，而我又是这为数不多的享受“国家待遇”的幸运儿之一。教课老师叫姓吴，可能也就不到30岁，拉得一手好琴。上大课，每人背起一架60贝司的琴，听老师讲解并模仿弹奏。许多细节都忘记了，但我还记得在那我接受了最初的五线谱教育。老师伸出五个手指，讲解什么是“线”、“间”，都代表什么音，在键盘的什么位置。尽管我们用的是简谱，五线谱只是作为常识稍微普及一下，但我十分感谢老师为我们打下了音乐知识基础。两个星期一次课，每次顶多两个小时，“现场操作”的时间也就一个多小时，回家又没有琴，练琴时间实在太少了，怎么学得会呢！后来改成了一个星期一次，就好多了，但回家照旧没有琴练。不练琴怎么完成作业？怎么回课？没人替你着急，只有自己着急。于是我想了个办法：找了一张长条大纸，在纸上按照实物大小画上“键盘”，有黑键，有白键，右手就在纸上练。至于左手贝司，就凭脑子记住的位置在空气中练了！然后两个手配合起来。这个“模拟练习法”和真刀真枪地干虽然相去甚远，但多少还是管点用，从那以后，我的琴艺长进不少。在一年到期，大拨学生都“毕业”的时候，我和小燕作为少数几个学得不错的被保留下来继续“深造” 。又过了一年，因为六年级准备考中学了，怕太牵扯精力，就主动退了组。当时老师惋惜地表示，说你们好好在这儿，说不定可以保留到初中毕业呢，可我们执意退了。在少年宫我练过的曲子有：“小苹果”、“小酸霉果”、“友谊圆舞曲”、“猎人合唱”等，都是比较简单的。后来，小燕考上了音院附中吹黑管，而我上了女附中。

    初中三年，在我印象中没有太多的有关手风琴的活动，自己又没琴，练的很少了。但为数不多的几次文艺活动需要伴奏时，还是发挥了作用。有一次，不知从哪儿借来了一架“巴扬”，即纽扣式的手风琴，就凭着小学打下的那点基础，自己居然摸索着练会了需要用的曲子。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接触“巴扬”。

    文革中，迎来了我练琴生涯的第一个高潮。停课闹革命了，开始集中在学校轰轰烈烈地搞，后来有参加各种“组织”的，有在家当“逍遥派”的，自己的时间多了，干什么呢？有一天，在马路边墙上密密麻麻的大小字报中，我意外地发现了一则“招聘广告”，“首都兵团”组织乌兰牧骑演出队，需要手风琴手，这简直是天大喜讯！“首都兵团”是北京市中学生的红卫兵组织，名气不小，开始我还担心到那别卷入某个派系，后来一想，只要有琴拉，管他是什么派！这回，我又如愿以偿地“考上了”，而且几乎天天可以练琴！我兴奋异常，立即全身心投入战斗。宣传队一行十来人到印染厂参加劳动，接受教育，融入厂里的运动，同时编写节目为他们演出。但好景不长，也就两三个月宣传队就解散了，大家各奔东西。我又没琴拉了！再找。以后我陆续接触了几个宣传队，其中之一活动地点在是朝阳区少年之家，1967年五一节晚上我和宣传队就是在天安门广场过的，那天午夜演出后，我背着琴只身一人骑着自行车回到家，已经快一点了。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许多事情已经记不清了。但我只记得一点：从66年底到68年上半年，我时断时续地总有琴拉。没有宣传队时，我就到处“钻营”，哪儿有琴就到哪儿去。我到某红卫兵组织的演出会后台找过拉手风琴的同学，是一个高高大大十分帅气又朴实的小伙儿，为了练琴，我经常到他家去，既不聊天，也不吃饭喝水，一屁股坐下就是练琴。经常是他不在家我也去，他的家人极友好地接待我，好像我就应该在那练。后来他插队去了，临走前还到我家去告别。以后就没有任何联系了。我还认识了一个七机部宣传队拉手风琴的，大约二十多岁。那是从广播里听到他的手风琴独奏，尽管演奏的无非是语录歌或“大海航行靠舵手”，可我还是感觉配器十分好听，就给“七机部宣传队拉手风琴的同志”写了封信，人家居然回应了我，同意我到那去“取经”。于是，我经常不辞辛苦地骑车从南城到德胜门他们宣传队驻地，就是为了那短暂的“摸琴”（已经谈不上“拉琴”了，时间太短）。另一大收获是从那可以借来一些配好的手风琴曲，回家工工整整地抄下来。我太喜欢这来之不易的曲子了，尤其是其中还有外国曲子！看着曲谱，就仿佛听到了那里面散发出的美妙和声和旋律。在那个除了语录歌就是样板戏的年代，无疑是久旱逢甘露。另外，我从中也学到了很多东西，看人家是怎么左右手配和的，唱歌时拖长音时怎样加些“花儿”，等等。没有任何和声或其它音乐理论方面的书籍，也没有任何人告诉你左手的每一个对位低音都是由哪些音组成。为了弄清这些，我把耳朵趴在琴上，按住一个“小黑豆”，先用耳朵筛出一个单音，然后在键盘上找；再如法炮制筛出其它音，终于弄清了这些神秘贝司的和声组成。以后，当我有机会再为别人伴奏时，就会不知不觉地用上这些知识，效果当然好多了。时间不长，他们宣传队随部委的迁徙去了贵州三线，临走时同样到我家去告别，以后渺无音讯。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代的人是多么单纯、友好而又热情，不掺杂任何利益因素，只凭共同的爱好就可无条件地付出或索取，而且，这一切都是发生在素不相识的两个人之间，真是不可思议！

    1968年10月，我跟弟弟的同学去了内蒙东苏旗插队，我的任务是打头阵先适应环境，然后等弟弟治好关节炎再去，也好有个伴儿。但到那才知道名额已满，不接收了。劳动了一段后，决心不再当“黑户”，就和另外几个同样境遇的外校男同学天天去旗招生办“磨”：收下我们吧。旗粮食局的办公室几乎全空了，都在“闹革命”，没人上班了。没有床，我在一个很宽的柜子顶上把自己的铺盖安顿下来，晚上就在那上睡觉，白天还要捡劈柴生火。数九寒天，一个18岁女孩只身一人背井离乡地在外面“办事”，不但没有孤独凄凉感，还每天都兴致勃勃地。什么原因呢？想起来了，粮食局每天白天驻扎着一个“乌兰牧旗”宣传队，又遇到“同行”了。但有没有手风琴实在是记不清了，即使有，能让我摸琴的时间也很短暂，人家毕竟有正事。尽管如此，我心中那抹不掉的手风琴情结在这里还是得到了一点抚慰。

    1969年4月，我随学校六七届六八届的同学到内蒙兵团插队，迎来了“手风琴生涯”的第二个高潮。在连队只呆了3个月，就被新组建的团宣传队招去了，推荐人是女附中老初二的一个同学，她比我先到宣传队。她曾经是少年宫友谊合唱团的领唱，更早些时是家喻户晓的“童星”，在电台里录过一些儿歌，她了解我的底细。天助我也！我成了“职业手风琴手”，每天可以名正言顺地练琴！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那心情好得不得了。兵团别的方面很简陋，但置办乐器还是很大方的，鹦鹉牌，120贝司，是最大的了，键盘上方还有几个亮晶晶的圆盖，平时关着，用时打开。从1969年夏天到1973年7月，这架心爱的手风琴伴随了我整整四年。我们自己编写节目，下连队巡回演出，到师部汇演，杭锦后旗、呼和浩特都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甚至代表内蒙兵团到北京军区参加过颇具规模的汇演，那是相当正规的舞台了。白天排练，晚上演出，经常是大半夜才回去。没有休息日，更没有节假日，隔一段领导就宣布“现在放两个小时假洗衣服”，于是大家抓紧时间处理自己的事。物质生活是艰苦的（睡大通铺，每年只有春节一顿大米饭），但充满青春活力的知青在一起，每天蹦蹦跳跳、嘻嘻哈哈，没有什么不快乐的事。对我来讲，不想家最主要的原因是从此有了一架自己专用的手风琴，不但质量好，而且天天可以练，在家哪有这么好的条件呢！我用自己过去“悟”的一点乐理知识作曲，写合唱曲，写器乐合奏曲，甚至还编写过“歌剧”，可惜，演出时我已经回京上大学了，没有听到自己那土得掉渣的“歌剧作品”是啥样，后来他们写信说效果还挺好。在舞台上，除了伴奏，我和扬琴一起演奏过重奏，是样板戏中的一段，当然也是自己配器，也挺受欢迎。此外，我和小提琴手一起还把一本厚厚的“智取威虎山”总谱翻成了简谱，圆满地完成了领导交给的任务，而这要归功于在少年宫手风琴组打下的那点五线谱基础。在兵团这个大熔炉里，我先后入团入党。除了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提高了琴艺，干了几年自己喜欢的事。用当前的时尚用语形容：当职业和兴趣紧密结合之时，就是幸福感指数日益提升之日。

    1973年，团里下达了几十个上大学名额，我荣幸地进入被推荐之列。我最大的愿望是学习音乐理论作曲，可惜没有一个这方面的学校。那就文科吧，还是一个没有，唯一一个与文科接近的是北大考古专业，当我打听是否能报这个专业时，招生老师看到我瘦弱的样子，断然否决了，好像还开玩笑地说，是你考古呀还是人家考你呀。无奈，找一个北京的学校报，管它什么专业！经过四门紧张考试，我如愿上了大学，成为当时很荣耀的“工农兵学员”，尽管专业不是自己喜欢的。但是有一点又遂我愿了：我在新环境下又遇到了老朋友！在开新生欢迎大会时，广播里就传出呼叫我的声音，说现在有一个男生独唱还没有伴奏，请你马上与他合练，准备演出。我们在外面小树林旁和了两遍，就匆匆上台了。有兵团四年和以前的宣传队基础，这不是小菜一碟吗，效果当然不错。从此以后，上大学的几年间，又和手风琴“沾上了”。学校没有组织乐队，省事了，一个手风琴就可充当乐队。但各种文艺活动还是不少的，排节目演出成了家常便饭。几年的五一十一我都没在家，全是在颐和园的谐趣园演出度过的。甚至为排练演出还耽误过课，当然是学校为我请好假了。那时，每天早自习时间别人都去读英语，而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练琴，尽管时间很短，但雷打不动，那是我的挚爱啊！我不能因为念书而扔掉它，再说学校还指着我充当乐队呢。由于经常上台，上至校长下至食堂大师傅都认识我。那时，还有一帮我的“粉丝”呢，说听琴听得陶醉了。现在回想起来，并不是我的琴艺有多高，而是那时的文艺生活太贫乏了，电视几乎还没有，收音机里的音乐节目也就那几个样板戏，偶尔听几段从手风琴键盘流淌出的“多瑙河之波”类的外国名曲，就像是聆听到天籁之音。几年的大学生活又没有白过，我不但能够应付伴奏这样的“技术熟练工种”，还练习了一些手风琴独奏曲，同时尝试着改编了少量手风琴曲作为保留节目。三年半的大学生活要结束了，像离开兵团时一样，我又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好朋友”，开始毕业后的新生活，同时结束了我“手风琴生涯”的第三个高潮

    我被分配到了武钢，又要只身一人“离家出走”，而且有可能回不来了。这一次父母动了恻隐之心，决定为我买一架琴，知道我只要有了手风琴这个“贴身小棉袄”，纵使走到天涯海角也不会孤寂。那个年代手风琴是紧俏商品，市场上基本无货，十年动乱刚刚过去，百废待兴，乐器厂的生产也要逐渐恢复。正好我转弯认识了一个华侨，因为离开中国要处理掉一些物品，其中还真的包括一架意大利手风琴。虽然很旧了，但保护得不错。当时还有一个高干子女想买，比我出价高出100元。但琴主听完我的试琴演奏后，决定卖给我，尽管他明明知道这样做自己的经济损失。他说琴找到了更能懂得它，爱护它的新主人，更能使它实现应有的价值，少卖几个钱也值了。我一面感谢华侨琴主的好意，一面通知父母准备资金。但倾全家所有还是不够，要知道70年代的五百元比现在五万元的概念还要多。借债！父母狠了狠心凑齐了钱，我终于捧回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属于自己的琴。它承载着自己的理想，承载着父母对子女无条件的爱，伴着滚滚车轮随我来到了武汉钢铁公司。再不用为拉琴找宣传队了，每晚下了班就能练琴，随心所欲。但这时的我已经过了“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年龄，许多事情需要分心，有了琴倒不一定比过去练的多。厂里很少有这方面的活动，也没有琴，但知道我的这点“手艺”后，领导决定购置一架手风琴，派我到江西九江市去买，算一次出差呢。这下可好了，被公私两架琴左右包围着，简直幸福死了！可惜又是“好景不长”，1979年初，在那里尚未来得及大显身手的我调回北京了。

    我被分配到了北京特殊钢厂，从钢铁公司到钢厂，人事部门可能认为这样很对口吧。但我实在是不想去，第一离家太远，第二感觉不适合我。早在印染厂劳动时，我就很不适应大厂房里轰隆隆的机器声，这回我没有“服从分配”，我要自己找工作，尽管当年还不时兴这种方法，都是组织分配。我想找一个离家近的单位。漫无边际地在大街上走，看到“崇文区少年宫”的牌子，感到很亲切，心想这个地方可能适合我。我推门进去找到负责人，开始“自我推销”：我会电子技术和手风琴，可以教授中学生。没有任何凭证，也不用熟人介绍，更不需要花一分钱，这位负责人居然同意调档案看看。结果，我顺利地调入少年宫，成为科技组正式教师。我和另外两个老师以及我们的学生合作搞了一个项目，参加了“1979年全国青少年科技作品展览”并获奖，我写的小论文上了“汇编集”。除了科技组活动，我还为临时生病的手风琴老师代过课，体会到“艺多不压身”的真谛。手风琴啊手风琴，你不但给我带来了快乐，还在不经意间成为我求职的一块敲门砖并真的派上了用场，这可是以前没想到的。

    1981年初，我又调工作了，单位是北航一分院（现不存在了，早已合并到联合大学），离家很近。我身体比较瘦弱，在少年宫时就适应不了总站着讲课，再说咱们“工农兵”也没有资格讲课，就主动要求到实验室。到了新单位，我白天踏踏实实上班，晚上勤勤恳恳做家务带孩子，基本没有时间拉琴了。日子周而复始地过了五六年，没人知道我有什么特长。可“没有不透风的墙”，1986年，团委组织学生合唱要去参加北京高校系统的比赛，不知从哪个渠道得知我会拉琴，得，从此又“上了贼船”下不来了。我们在比赛中获了奖，伴奏当然功不可没。大家都奇怪，如此瘦弱的女老师背上那样一个大沉家伙，还能使它发出那样有力度的声音，哪来那么大劲儿。其实，这是和声和风箱共同运用的结果。从此以后，凡是学校有类似的合唱活动或学生演出，我都成了忙人（有求必应，从不拿架子），在一次全校大规模的歌咏比赛中甚至坐在台上不下来了，因为每个班都由我伴奏，几十个歌下来，我的左胳膊累得几乎抬不起来了。过节时，我收到了许多班学生的感谢信、贺年卡。

    过了歌咏比赛的一阵风，伴奏任务少多了，偶尔开个小联欢会，上台独奏一小段充数。有好些年，我的琴静静地立在书架上层，甚至盖布上落满了灰尘，可见主人是多么地冷落它。不是我主观上扔掉了爱好，而实在是太忙了，要上班，又要顾自己和父母两个家，还经历过三次搬家，自己身体又很不好，每天疲惫不堪地应付度日，哪有精力和心情摆弄那个！直到98年底，我调到北四环校本部上班，因一次评估要求必须出一台节目，还占分，要我为一个女声小合唱伴奏，我又开始“为人民服务”了。 99年，我的女儿上了大学，我也有了稳定居所，才开始感到可以重拾爱好了，利用每天班车早到上班前的十几分钟练一会儿，僵硬了多少年的手指开始慢慢复苏。这些年，电声乐，“OK”带子比比皆是，手风琴伴奏已经不是唯一途径，但哪个单位有活动邀请我还是参加，毕竟方便，又可随时变调，效果往往比伴奏带还好。现在，我已经办了退休手续近三年了，但一直还在原单位上班。每年年底的联欢活动，无论是在职职工还是离退职工的，哪里需要伴奏都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小车不倒只管推。今年春节的离退联欢会上，各支部都要出节目，我们的书记犯懒说不好组织，又向我下达了代表支部去台上唱独角戏的指令（去年就让我独自上台吹口琴充数），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为适应五六十岁以上老年人的怀旧情结，我专门从网上听了几遍好听又容易的前苏联歌曲“红莓花儿开”，自己又配了一下和声等，准备好了一个曲子。另一个是以前练过的技巧性较高的“春天里的献花怒放”，也是苏联歌曲。又交差了！明年还不知道怎样，下回，我可是“黔驴技穷”了，非把大家揪上台共同表演不可，管他唱得怎么样，重在参与嘛，还有小奖品呢。最近，我从同事那拷贝了一个录音软件，电脑的话筒上插好麦克上的录音插头，为自己的几首手风琴曲简单录了音。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自己琴的声音，和拉的时候听到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听起来毛病多了，可同事说那是你要求太高，我们听不出来，挺好。我想，这把年纪了，肌体的各个功能都在退化，手指的灵活程度远不如二十多岁时的鼎盛时期，过去练过的许多曲子都忘了，大概是捡不回来了。但有这点爱好，第一丰富退休生活，第二预防老年痴呆症，两大功能足矣！

    越写越有点走题了。本想写写小时候怎样学起手风琴的这一件事，结果越写越成了自传。因为都是自己经历过的，又是大白话式的平铺直叙，写得很快。打字嘛，我用的是“自然码”（十多年前我还为老师们办过班呢），一个字符可代表三四个韵母，加上我已经习惯按指法敲键盘，就不怵打字了，但眼睛和颈椎还是挺累的。工具栏上的“字数统计”显示已七千多字，打住吧。如果有谁能耐着性子把这篇回忆录看完，也该歇歇了，同时我也谢谢大家。

1966届初中4班 贾群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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