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德生 研究生的“文化大革命”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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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的“文化大革命”经历（作者：金德生）         
                2010-06-18    【关闭】         
       
作者：金德生*

研究生学习刚开始遭遇刚遭遇乙肝病魔，接受就进入“文化大革命”，又经受了四清、文革串联、部队农场劳动、三面向及接受中小学生再教育等一系列活动，还有机会去北京市教育局参与中小学生地理革命教材的编写工作。这些经历大概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拥有”。写下来，也许也能“温故而知新”。

众所周知的原因

1966年春节一过，所里决定参加“四清”的人员，通过政策学习，必要的生活准备，便赶赴甘肃省，地貌室与水文室的“四清”工作队员进驻武威县新鲜公社。到那里后，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到半年，“5.16”通知下达，一场带来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四清”队员也就统统回北京参加“革命”。我们几个研究生对造反派、保守派都不感兴趣，不支持那样造反，又不愿意保守，搞了个“红色游击队”。对单位的革命不感兴趣，便乘车外出串连，因为研究生有学生证可以免费乘车。

第一次串联是在9月，前往成都经贵阳，终点广州，返回北京。在成都住在西南分院，成都热闹非凡。几天后前往贵阳，经历过贵阳医学院造反派的驱赶。一踏进医学院的大门，天已漆黑，两侧墙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标语张贴着：“黑七类快滚蛋、红五类的留下来”。因为黑七类的人及子女都是专政对象，红五类的人及子女都是革命力量，“老子英雄儿好汉”，“老鼠生来爱打洞”的反动血统论笼罩着贵阳城。当时队里有三个出身不好的人，一个家庭出身地主，一个家庭出身富农，另一个出身资本家。尽管外出串联时，单位里准备了介绍信，申明某某是团员、党员，或是革命群众，队长为了怕遭受麻烦，便毅然作出决定，转往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可是那里无事可做，大家毫不犹豫，连夜乘车往广州，直奔中科院中南分院。经过桂林，有人建议玩一玩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大家认为“出来是干革命的，怎么能游山玩水呢！”因此，也没有如愿。当然，去革命圣地转转是提倡的，到了广州，我们去过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广州农民运动见讲习所等处。这次串联为时不长不过半个来月，便返回了北京。

第二次是10月份。国庆期间，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中央鼓励徒步串联，以便让革命群众，特别是红小兵更多地接触社会，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其实，在科学院两派群众也是你斗我斗，红海洋、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揪斗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封资修的帽子满天飞，眼花缭乱，正是无所适从。所谓“红色游击队”的我们几个人，加入了徒步串联的行列。

我们从北京出发，经沈阳到达大连，而后抵达上海，从上海徒步串联到杭州，再乘火车返回北京。途中经历不少趣闻，黄海中遇到7级风浪的袭击是最为有惊无险的。我们一行五人，牛文元、符淙斌、王长耀、我及电子所的一位研究生，离开住地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后，在大连码头乘坐“东方红”号万吨轮前往上海，东方红号万吨轮是我国第一艘万吨级海轮，原来驶往南海执行运输任务，由于文革中运送红卫兵串联的需要，便从南海调回黄海海域执行“政治任务”。在正常行驶时，十分平稳，即使大风大浪，也如行驶在内陆大江河一般。从大连出发后，将近傍晚，黄海上风浪大作，突然轮船抛锚，停了下来，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乘坐的是货舱，足足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人不是很多，轮船行进时很平稳。可是在7级风浪里一停下来，那浪有两三层楼房那么高，轮船尾掀上掀下，我们在怒涛中忽然升到三楼，忽而跌到底层，一般人也受不了，更何况晕船晕车者。我和老王的平衡器官还能适应，照样吃晚饭，吃完了到甲板上，透透空气，身边带了一只收音机，偶尔收听到日本的短波音响，当然只能自已享用。其他几位学友可就惨了，吃了一点儿饭，争先恐后去废物桶那里，一遍一遍的呕吐，吐得连胃里的苦液都吐出来了。幸好，快到天亮时分，万吨轮继续启航，得知是主轴上一只螺母松了，为防不测，才不得已停船检修的。大家这才平静了下来。第二天到达上海。在上海参观了上海造床厂自力更生制造的万吨水压机、还参观了中科院生化所研制的人工合成胰岛素，还看了看南京路上的高楼大厦……。给人一种抓革命不怎么样，促生产倒很不错的印象。

随后，从上海出发经淞江徒步去杭州，一路上南来北往，熙熙攘攘，都是红卫兵、革命小将们步行着。他们手擎红旗，上面印着某某造反队，唱着语录歌曲，有时还听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我们年龄要比他们大不少，自然显得稳重和沉闷些。我身上前面挎着收音机，收听歌曲和新闻，当时关心的是哪一位领导不出来了，被揪斗了，又是什么反党集团，什么走资派，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有时也聊聊天，唱唱革命歌曲，到了吃饭时间，就上老乡或机关学校食堂吃饭，反正免费供应，不用花钱。到了晚上找个地方免费住宿。这样到了杭州，参观了岳王坟，顺便玩了玩西湖胜景。

在返回北京途中，虽然已是十月上旬，南方天气还是相当炎热，上火车不能走门，只能从窗口里钻进去。座位是“四层式”的，那是立体交叉，行李架上第一层躺着。座位靠背上第二层。正式座位上是第三层以及火车座位底下第四层，在底下一层铺一张塑料布睡觉。气味可想而知，不过太累了睡一觉倒是蛮不错的，我是亲身体会过了的。

革命大串联虽然没有多大收获，也算是受到社会、自然、人文的洗礼吧，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深刻印象。

部队农场洗礼

1968年8月，陈伯达力图解散科学院，在他所谓“砸烂院墙走出去”的大棒下，科学院的研究生一律下放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当时连户口全部迁出北京，有人想向单位借蚊帐也不同意，说什么“你们是迁出北京的人了，还借什么蚊帐” ？我们何等沮丧，难道要把我们扫地出门不成！在农场劳动期间，虽然时隔40余年，一幕幕场景、一桩桩事情历历在目。

1968年8月中旬，奔赴天津中国人民解放军4704部队农场。我们乘火车到天津，然后乘坐柴油发动机火轮牵引的大驳船，驳船没有顶棚.夏末初秋之交，天气还相当炎热。这批“老九”们，各自拿着行李铺盖卷儿，集中在船舱里，船在水中走，汗在脸上流，汗流浃背，浑身衣襟都湿透了。我们来到十闸，上了岸。背着行李沿着土路，缓缓步行，沿途一片广阔的农田，完全失去了北京高楼深院的景象，行走数里才到达驻地。我们是一连，主要来自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地球物理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地理研究所、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南京地理研究所等中科院地球科学几个研究所的研究生和66届毕业新分配来科学院的大学毕业生组成。分三个排，每排四个班，外加一个炊事班，共有100多人。连长、指导员及各排排长由4704部队现役解放军担任。副排长及正副班长由知识分子担任。部队准备好了土坯墙、草铺顶的营房，呈“彐”字去掉中间一横的形式排开。北南两排较短，分别坐北朝南和坐南朝北，北面一排的西边一半是连部，东边一半是二班；南面一排的西边一半是仓库，东边一半是炊事班及厨房。东边坐东朝西的营房呈长条状，住了十一个班，在营房东北角是一排土建简易厕所及牲口棚。营房内没有床，一色土炕，左右分开，中间为过道。这批老九们从未见过这种架势，有点儿新奇，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先住下再说。

在文革中，他们中有激进的造反派、稳健的保守派及所谓不偏不移的中间派，各持各种的观点。家庭出身各不相同，入学年限不尽一样；有结了婚已有孩子的、也有沉浸热恋爱河的、光棍一大条的也为数不少，等等。他们在政治、思想、家庭、知识、婚姻状况各自不同。但是有一条，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热爱祖国，热爱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拥护走社会主义道路是相同的。到部队去锻炼的目的，无非是在艰苦环境中，要将“老九”们从劳心、劳力等方面训练成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接班人。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是附在工农兵身上的附属品，但不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历来只有作为接受教育对象的资格。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总得有个适应过程，过生活关、思想关、劳动关和文化关，至于今后怎么办，谁也不知道！

生活上严格按照部队纪律进行。按时起床、出操、吃饭、睡觉、训练和执行一切行动，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早上起床号一响，立刻起床、洗刷、上厕所，在规定时间里，列队跑步出操，随后以班为单位，从伙房领取早餐，盛好了一起开吃，吃稀饭连同吃馒头等主食干粮，要求5分钟吃完，中、晚饭米饭等要求3分钟吃完，啊！简直是狼吞虎咽，对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尚可适应，对我们这些三十岁左右的人来说，就不太习惯了。可在部队训练，这是军事上的要求，得完全服从野战部队战备的需要。晚上，值班放哨，每两小时对口令换岗。

在天津郊区，十闸、小站一带，水的碱性很大，吃喝用水都由炊事班套牛车去几里外的机打深井汲取，深井水质较好，洗头洗衣服不会起肥皂泡沫。有一天，那是腊月的一天，地质所“老牛官”袁宝印套车前往机井拉水，他与牛车不料一起滑进水沟里，那冰凉的水正是钻心的冷，吃尽艰苦把车赶回营地，已是天黑夜深了，在学毛选积极分子大会上，讲述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当时提倡的是活学活用，他受到了连队的表扬和获得三等功嘉奖。

政治是文革中最敏感的问题，持有不同观点的老九们，本来心中不快，激进一点的人，往往思想偏左，甚至极左，自然会引起保守观点的不满。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发生了，一天清晨，有人发现某某收的信封纸，用作手纸投入便池内，信封上有毛主席的头像和毛主席语录，这还了得！按极左思潮，这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必然冠于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这位同志将此“证据”提交到连部首长处，要求严肃处理如此重大的“反革命”事件。首长也很为难，要处理吧，会伤害那位思想比较激进的革命同志；不处理吧，又会得罪那位提交证据的同志。事实上，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上纲上线的问题，充其量对毛主席有点儿不尊敬罢了！而问题的实质在于受极左思潮影响。再说，提交所谓证据的同志心中有怨气，因为他受到激进思想影响同志的批评，给他上过纲上过线，趁机给他点颜色看，报复一下罢了！其实都是受极左思潮的危害，加上文革中派性遗毒的影响，连队里一时剑拔弩张。幸好，部队首长对双方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下来。

说到作战行军训练，往往在冷不防的情况下，进行紧急集合，全副武装。我们没有枪支弹药，只是打好行李背包，带上洗刷、鞋袜及替换衣服，在五分钟以内到广场集合整齐，出发急行军。行军途中，神不知鬼不觉，只是低声传达口令，有时还要小跑步等等。这里可有不少趣事，在听到紧急集合哨一响，习惯于熟睡梦乡的知识分子老九门，很是不习惯，加上不能开灯，全在漆黑状态下摸取衣服、穿衣穿袜，急急忙忙捆绑行李，少不了会出现窘态，牙缸牙刷的撞击声，嘁嘁喳喳的呼唤声，什么都有；据说，在女生连，在急忙之中，还有因拿错裤子，两人混穿一条裤子的两个裤腿的，正是笑死人了；在急行军后，学生连队的断后人员，往往是连排长，在路上发现不少牙膏、牙刷、鞋袜等，拉练结束后，连长指导员，风趣的说，我们一路急行军，一路在告诉敌军我们的行军路线呀！

在部队锻炼，少不了出操、投手榴弹，也进行过实弹射击训练，更多的是农副业生产和土房基建。即使是来自农村的学生，许多活儿也没有干过，更何况来自城里的学生，不少农活连见多没有见过，如托坯盖房、做秧田等。清明节一过，早春布谷育秧时，连队首长讲了一则故事。说有一年，4704部队来了新入伍的战士，有来自上海的，也有来自四川的。在做秧田准备育秧时，早春二月十分寒冷，秧田里的水夹着冰茬。来自上海的新兵，在学习时，个个能说会道，一见秧田那个样子，没有一个人敢光脚下田；而四川新兵，个儿矮小，学习时腼腆，可是一到秧田现场，不由分说立即跳进秧田干了起来。其实是，在巧妙的告诉我们，要理论联系实际，应该像四川新战士那样，不仅要说得好，更要做的好。我们这些“老九”，也都是聪明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当布置每项任务，首长进行战前动员时，也要求写决心书之类的！大家表态都很好，干活也能吃苦耐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人民服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都是我们的座右铭。人人都有自尊，谁也不甘落后。本人亦不例外，我和卢金发搭档，运东西总是跑在前面，托坯、抬土都比别人多，在整修土地时，我们两人一次装框枱土总要抬300多斤。因此，也曾得到过表扬！

在部队农场期间，连队组织文化宣传队，主要目的是参加团部举办的文艺比赛，也是活跃连队的文艺生活，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歌颂知识分子在部队农场劳动锻炼的思想收获等等。宣传队的主要成员是地球物理所、地质所和地理所的学友。宋永争任队长，符淙斌是短剧的编导，当时还有天津快板、山东快书、二胡演凑等等。在短剧中，有忆苦思甜及歌颂劳动锻炼的内容，其中的女主角由女生连派人联合演排。为了荣誉，连队批准利用劳动及训练时间，当作政治任务进行排练。平时，连队经常集合去团部开会或看电影，正如大家见到的部队生活那样，相互间总要拉歌，各个连队展开竞争，唱的不一定优美，歌声倒是整齐嘹亮。

在毛主席最新指示一发表，不论白天还是黑夜，连队及各个班组立即行动，敲锣打鼓游行欢呼，有时集会，班组派代表上台发言，表态积极拥护。说实在的，无非是“东风吹、战鼓擂，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西起珠峰之巅、东到黄海之滨”一类的套话，并无实质性内容，文革中新八股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好在林、陈反党事件败露。1970年1月，科学院将我们全部接回北京，回到久别的家。然而，等待我们的命运还是不佳。

三面向接受再教育

林、陈反党事件虽然败露，但是遗毒很深。中关村小学有个小学生，叫黄帅的，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天才”和“神童”，中央文革江青一伙，要求老九们向他学习，接受中小学生们的再教育。说真的，我们屁股还没有坐热，丈二和尚还摸不着头脑。一个接受中小学生再教育的指令下来，我又成了牺牲品，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因为郭敬辉先生当过师范学院的老师，有教育经验，在他的带领下，一行人马来到朝阳区教育局听从分配任务，我被分配到呼家楼白家庄中学，配合地理老师，一面听课，一面接受再教育。这是6月上旬，学校组织学生下乡参加夏收夏种的三夏劳动，普通话我讲的不好，又没有教育经验，学校安排我组织编写和刻印“三夏劳动战报”，负责征集稿件、编写和印发快报。劳动参加的不多，可天天忙到深夜。因为快报天天出，还要求及时、内容要丰富。一个多星期，吃住都在大山子一带的农村，利用大山子中学的教室办事。现在大山子一带热闹非凡，机场高速的必经之地，那时还不过是落后的近郊农村。

三夏劳动期间，区教育局看我表现不错，适逢新编中学地理及乡土地理教材，将我和老郑威调去杨闸中学编写教材，差不多有一年光景。从杨闸到917大楼住地，骑自行车差不多要2个小时，只得住在学校，学校在京通大道边上，昼夜大客货车不停，严重影响睡眠休息。

1971年初，接受再教育的风波渐渐萎缩，大批人马陆续回所，区县编写教材的工作也逐渐由教育局统一进行。于是，我和中国地理学会瞿宁淑秘书长一起，受所革委会的委派，到北京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参加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教材编写工作。这是一段别有风味的经历。地理组分两个小组，我和老瞿分别分在两个组，中国地理组及世界地理组。在中国地理组，我承担编写河流与湖泊。编写教材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特别是将毛主席语录直接编入教材，如“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高峡出平湖”，“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一定要根治海河”，“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等等。有些当然是不错的，有的则不成。事实上，当时受文革八卦影响，也是极左思潮的反映。知识就是力量，为什么非得戴上毛泽东思想的桂冠，使毛泽东语录庸俗化呢！编教材的第二点，一定要将乡土地理知识和战天斗地的新成果编入新教材，体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其实也是要体现“人定胜天”的精神，现在看来人与自然要和谐、适应才是。

教材编写组设在西城区二里沟文昌街北京教师进修学院，文革期间，该学院早已停办，已经没有老师进修了。该院老师除了参加编写教材，也无所事事。在那里一直呆到1972年中，天天奔走于917大楼豹房南里与教材编写组之间。经常到各区县的重点中学地理老师那里座谈、讨论、征求意见，并汲取老师们的教育经验。几乎区县的每个重点中学都去过，有的中学还去过多次，非重点中学凡是地理老师有经验的也经常交往。我们去过西城区的四中，东城区的和平里中学、八十中，宣武区的菜市口中学，崇文区的崇文一中，朝阳区的朝阳中学、海淀区的八一中学，丰台区的丰台中学，门头沟区的雁翅中学，房山县的房山中学，大兴县的黄村中学，怀柔县的怀柔中学，密云县的密云二中，顺义县的牛栏山中学，昌平县的昌平一中，延庆县的延庆二中等等。从老师那里，学到了忠诚教育的敬业精神，文革中受到那么大的冲击，一提到编写新教材，进行教育改革，他们是那样兴趣盎然、精神抖擞！在一起工作，是那样和谐融洽！1972年回所后，尽管身在917大楼，可时常怀念北京市教材编写组的老师们。下面以一首打油诗回忆这段时间的感想。

波折起伏有感

（2010年2月14日于北京）

跌荡起伏人生路，风霜雨雪波折过；

浪涛洗礼立黄海，劳动锻炼渤海涂。

中小学生再教育，鬼怪蠢事何其多；

文革八卦极左派，革保中立谁评说。　


*金德生（1940—），1963年至退休在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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