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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良翮两次代父坐牢的说法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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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14 17:44: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风凰网2017年4月13日在要闻中登载一篇文章《董必武次子去世,“文革”中曾代父坐牢》,作者是法制晚报记者 陈品 ,编辑 岳三猛。


    文章引用董良翮说:“在“文革”期间两次无故被囚禁,时长达一年多。董必武说“你这是代我坐牢啊”。“林彪、‘四人帮’把我抓起来,为的是逼着父亲‘跳出来’。只要父亲‘跳’,就打倒他。”并说”在上世纪70年代,董良翮是全国家喻户晓的知青先进典型——他在河北农村插队落户长达10年,直到父亲去世4年后才回城。”

    如果是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一定信以为真,其实不然。

   董必武是中共一大代表,与谢觉哉、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一起被称为“延安五老”。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以及代主席等职。1975年4月2日逝世,享年90岁。

https://www.wxwenku.com/d/100026771
    董必武与毛泽东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相互支持,相互帮助,携手走过50多个春秋,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 80高龄的董必武虽然不能主管具体工作,却照样出席重要的政治局会议和各种公开活动,代表国家接受外国驻华使节递交国书等。

    文革期间曾有一个毛泽东的指示:像朱德、董必武、刘伯承等老同志要保护好,不过他们年纪大了,一些不很重要的会议就可以不参加了。正因为此,这三个人在文革期间几乎未受到冲击。

    1966年8月4日晚,周恩来率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100多名到清华大学开大会,为蒯大富平反。周恩来先讲话,尔后是邓小平。第三个讲话者是董必武,他说:“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我们也想不清楚。但主席说要搞,那我们就搞。历史的经验证明,主席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遇到新事物,我们猛然想到的、脱口而出的,常常是错误的。按照主席说的去做,后来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虽然不理解,后来就理解了。”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准备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时,据说也是董必武提出这样做是改变国体,被毛泽东采纳,说了句“还是革命委员会好”。

    提出董必武在文革中受委屈指的是小儿子董良翮的遭遇。

  董必武和妻子何连芝一共有三个孩子。长子董良羽,长女董良翚,次子董良翮。

    小儿子董良翮出生时,董必武已59岁,可谓老年得子,特别溺爱。文革时是北京六中应届高中毕业生。

    提起北京中学红卫兵,大名鼎鼎的有卜大华,牛皖平,洛小海,彭小蒙,张承志,陶正、孔丹、陈小鲁、董良翮、徐小岩、杨东明等,而北四中的孔丹、北六中的董良翮、北八中的陈小鲁不仅是红卫兵头头,而且是校革委负责人。

    1966年8月19日晚上,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红卫兵、文化革命委员会与北京新团市委及市教育局共同发起并组织了一个批斗“黑帮分子”的大会。大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其声势之大、批斗人员之多、影响之广,在文革的初始阶段极为少见。

    大会由三所学校以及团市委、市教育局等有关单位分别指派人参加筹备。四中的代表是张小刚和刘东,八中的代表是陈晓鲁,六中文革委员会的负责人是董良翮。批斗的是市教育部部长张文松、市教育局长李晨、原团市委书记汪家璆、市教育局原局长孙国梁、副局长韩作黎、西城区委教育部负责人侯维成、杨荣梅、原八中校长温寒江、四中校长杨滨、六中校长朱吟宜等。这些人被押上舞台,面对观众低头弯腰,做“喷气式”,并出现了武斗。

    1966年8月25日,由北京三中、红大附中(女一中)、北京四中、女三中、六中、八中等31所中学红卫兵组织,后来又19所中学加入的“西城纠察队”,正是由四,六,八三个中学联合其它学校起来成立的。司令是孔丹(北京四中革委会主任),副司令为陈小鲁(北京八中校革委会主任和董良翮(北京六中革委会主任),以及牛皖平(北大附中)、于增寿(京工附中)、彭小蒙(清华附中)、卜大华(清华附中)、宫小吉(北大附中)、李三友(北四中)、朱支前(六中)等。1966年12 月3 日,被周恩来建议取消。

    1966年12月6日公开活动的“联动”,是西城、东城和海淀红卫兵纠察队等组成。主要成员包括于增寿(总联络员)、牛皖平、项东平、彭小蒙、宫小吉、卜大华、马晓军、张路宁(人大附中)、赵战平、董良翮、薄熙来、孔丹、陈小鲁、贺鹏飞、贺邯生等,几乎清一色的高干子弟。由于联动的发起是首都红卫兵纠察队海淀分队(“海纠”),发起人牛皖平(北大附中)、于增寿(京工附中)、卜大华(清华附中)、宫小吉(北大附中)等,正因为此,“联动”并不由孔丹、陈小鲁、董良翮这几位 “西纠”风云人物控制。1966年12月16日被解散。

    由于“联动”以‘唯成份论’为宗旨,以保护父辈和自身利益为目标。依仗权势,有恃无恐地采取抄家、批斗、毒打、戴高帽子游街示众等手段。1966年12月16日到1967年1月11日,六次冲击公安部,无法无天达到了极点。1967年1月17日,在公安部长谢富治公开点名“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的情况下,其它红卫兵组织配合公安部门,将“联动”139名主要骨干抓捕,关进了监狱。这就是董良翮所讲的被捕入狱。

    1967年4月22日,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带着毛泽东的指示来到监狱,把他们放了出来。江青一句“你们受委屈了”,让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红色贵族们热泪盈眶。5月29日,以联动为核心,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红卫兵万岁”的红卫兵一周年纪念会后,作为组织的联动从此结束了活动。

    1968年3月下旬,董良翮南下广州准备参军入伍,再度被捕入狱,一关就是半年多。

    1969年5月,董必武决定把已经高中毕业两年多的董良翮,作为知识青年到河北省晋县周头公社贺家寨大队插队落户。

    根据董良翮的回忆,在离开北京的前夕,父母给他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父亲送他一套《毛泽东选集》、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红蓝铅笔,勉励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还特别送给他一块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使用多年、已经破了又缝补起来的旧毛巾,叮嘱他说:“革命的后代更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决不能高人一等。”母亲对他进行了忆苦教育:在旧社会,外祖父给地主扛活,家里穷得没有一个完整的碗,有五年没有吃过盐。有一次,外祖父给地主盖房摔伤了腿,没钱医治。为了一家人糊口,还得带着伤,忍着痛,挣扎着继续给地主做活。后来,劳累过度,昏倒在地上。一家人把他抬回来,腿上的伤口已生了蛆了。母亲含着眼泪,用树枝把蛆一个个挑出来。买不起药,就到山上找些中草药,慢慢治好了,外祖父还得去讨饭养活一家人。有一年中秋节,孩子们围着外祖父要月饼。糊口的饭都没有,那儿有钱买月饼啊!一家人哭成了一团。外祖父实在养不活全家人,后来被迫把良翮的二舅卖给了人家。外祖父讨饭时活活饿死在深山里……。董良翮怀着激动的心情离开了北京。行前表示,一定要牢记阶级苦,永远不忘本,到农村去就是回到了“娘家”,要在那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农民。

    来到农村的董良翮在农村一年1970年入了党, 1971年被选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1972年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1973年8月又担任了公社党委书记。(以上见人民日报 1973年12月《记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董良翮》《河北日报》记者、新华社通讯员、新华社记者联合通讯)

    1974年4月15日,董必武在北京接见晋县周头公社两位干部时,亲笔题词“群言堂”,周头公社党委将董老的题词放大镌刻在木匾上,挂在公社党委办公室,作为座右铭。此时的公社党委书记是董良翮。

    作为知识青年,董良翮是优秀的。能在下乡一年入党,四年时间升任公社党委书记确实不容易。他实际在农村劳动只有四年,后六年担任公社书记是国家干部。
    董良翮1979年回到北京,先是在农机部农业机械化服务总公司工作,后又从农机部调到康华公司,接着又到了海南,后来在广州任广州中联置业公司董事长、天津天信鼎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根据董良翮姐姐董良翚曾接受观海解局(微信ID:guanhaijieju)记者的专访表示,父亲曾说起次子在“文革”中两次无故被囚禁,“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

   请注意,这里说的是两次坐牢都是代董必武坐牢。

    然而第一次不能说是无故,也不是代董必武坐牢是清楚的。原因是参加“西纠”和“联动”被抓。跟董必武压根就没有关系 。

    第二次发生于1968年的3月下旬,此时红卫兵已经消亡。全国进入以产业工人为中心的造反和夺权阶段, 1967年12月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董良翮1968年准备参军期间被捕,而且一关就是半年。究竟为了什么?1968年征兵是春季,新兵入伍是三月份。而1969年则春季和冬季征了两次兵。从董良翮被捕时间看,此时23周岁,接近征兵最高年龄限制。

    关于这次被捕的原因,报道讲是不知原委。董良翮的说法是“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篡党夺权,整人的手段因人而异。对我父亲,因为无权可夺,便对他老人家进行精神折磨。他们把我抓起来,为的是逼着父亲‘跳出来’。只要父亲‘跳’,就打倒他。但父亲就是不理他们那一套。”

    这种解释政治上貌似说得过去,然而无论是林彪还是四人帮(此时没有四人帮),闲着没事儿干了,去逼受毛泽东信任,又八十多岁的董必武跳出来再打倒。而董必武正是从1968年起以国家副主席代行主席的职权。

    董良翮1968年3月的被捕一定有不为人知的原因。


    董良翮作为“老三届”高中毕业生,能在文革初期率先起事并担任校文革委员会领导者必有过人之处。下乡后从农民做起,五年升任公社书记在全国知青中也是少有的。但是,实事求是的讲,他““文革”中曾两次代父坐牢”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情况。2017.4.14

来源:博客中国-的专栏

https://www.wxwenku.com/d/10002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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