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楷鉴 原公镇两次收缴焚毁民间藏书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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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公镇两次收缴焚毁民间藏书的回忆

　　唐楷鉴



　　    我是土生土长的城固县原公人，青少年时期，因家庭出身不好，长期精神苦闷而抑郁，因而在主要事情之余，养成默默看书的习惯，风晨雨夕更是手不释卷。所以对于书我特别动情，也特别敏感。现在我手头还放着47年前于劫后余灰中得到的几本书。这些书常勾引起文革前原公地方两次收缴民间存书的回忆。

　　    大概是1957年春末，我当时正在原公寺完小上学。一个晴朗的中午，我放学回家路过天公庙集场（这是原公当时最中心的集市)，看见集场里人站得满满的，像是正月十五在庙前戏楼上看大戏。古老的戏楼上站着10多个人，垂着手，低着头，有老头、老婆和年轻人。旁边站着手持矛头的民兵和腰里别枪的军人。有的老头老婆子们，坐在椅子上双膝抖动，作请神状态，口里嗡嗡说着什么。台下看的人脸上是惊惧紧张的表情。在戏楼一旁的污水沟边支着一口锅，里面煮着狗头狗腿，连毛带血。这一前所未见的场面，在古老的原公镇是破天荒的奇闻，连日来引起了老百姓的啧啧惊叹。事后才知道，当时各地正在进行“七缴十四破”的政治运动。现在手头没有资料，查不清“七缴”是缴什么，“十四破”是破什么，只听大人们说，这是其中破除迷信的场面。台上被民兵押着的是本地各处的巫婆、神汉、端公、阴阳、一贯道头目。为了彻底破除迷信，区、乡政府的人和民兵押着他们，让他们当众表演出神、扶乩、跳端公、打雷碗的过程，再由他们自己解说，这是骗人的把戏，让群众今后再不能信。接着让他们走到狗肉锅前，每人喝一碗狗肉汤，让污秽腥臊的东西破除他们的邪术。

　　    在这次“破”的运动同时，已经推行了“七缴”的运动。收缴封建迷信和反动书籍，就是其中之一“缴”。大约在头一年冬天，全区(乡)就推动了交古旧书运动。

　　    原公地方是个旧文化传统很浓的大镇，大多数人家是“耕读传家”，前清的科举功名遗风很浓厚。王家巷、韩家巷许多人家大门都嵌着祖辈功名的匾额。加上王汉珉、赵培桂、史午堂、李学道、韩履宠、寇仲维等仕宦功名之家，后辈即使成了耕读人家，不再攻读仕进，但家中仍有遗留的大量书籍。

　　    缴旧书就是针对这些人家(这些人家基本上都是地主、旧政府职员)。村民兵们担上箩筐到这些人家，命令他们把家中的书缴出。于是，用稻草绳把大量木刻版、石印版、手抄本的线装书打成捆塞进箩筐，由民兵担着。主家更是不遗余力担着、背着、扛着，送到乡政府的院内。

　　    乡政府驻地是当时土改时没收地主的一所老宅院，四合五间天井，在现在原公镇原公村第四组孙家巷内。经过数日的收缴，这些书捆子都堆放在这个天井院内，据参与者说，这些书把院内檐阶下基本堆平了，高有二尺左右。收缴结束后，这些书没法处理，乡政府就叫民兵担到当时的收购站卖废纸。收购站是原公供销社设的，在现在天公庙内。庙堂内没有这么大的地方堆放，只收了一部分。其余陆续被人偷走(卖废纸)。这期间，民兵和出入乡政府的干部群众，都可任意在书堆里挑选自己能看的书，一摞摞拿回家。据我知道，当时被选拿走的书主要是“洋版书”，即是白纸铅印的书，如《三国演义》《西游记》《七侠五义》《济公传》《绿野仙踪》和民间迷信书如《奇门遁甲》《透天机》《玉匣记》之类。最后剩了一些木版印刷的线装书，由于没有人能看懂，就一直堆在那里。过了几个月，为了清扫院子，又让人把好的扔到老宅的两间木楼上，其余烂了的用火煨掉。

　　    乡政府这所老宅院，原是我家的。1952年土改，我家定为地主，这所老宅就没收充公了。但我家没处住，就给我家在院子里的一角留了两间半。后来乡政府要占用，又让我家搬出。1964年社教后，经多次请求，政府允许，我家住回原来留下的房子。这时，乡政府早已迁出，院内住了两个乡级单位：水利联合委员会（简称“水联委”）和兽医站。这两个单位人少，合用一间厨房开伙。兽医站学徒多是年轻人，我也常和他搭讪。

　　    在一个秋雨连绵的季节，我偶然发现他们厨房做饭烧火用的竟是一本本的书。做饭的人把书打开一半，蹬在脚下一扯分开，然后扔在土灶内引火助柴。我问他们，他们说因为缺少柴禾，烧书做饭已一年多了，火力虽不大，却省柴方便。我急忙在灶门前一翻，竟是四卷本的《胡适文存》和一本《独秀文存》。还有半本连史纸石印的《廿四诗品图》《三字经》《五字经》之类。我转身回家，把上学时用过的旧课本抱了一摞来顶替。他们看我太老实了，就笑着说：“那边楼上多着呢，够烧好几年。”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我这才明白了一切。

　　    终于到了春节，单位都放假了。我征得炊事员的同意，从窗台上蹬着窗格爬上了木楼，借着蓝水瓶煤油灯的光照，看见这一间楼上堆满了书。从楼口处看，大约堆了近一米高，上面全是灰尘、蛛网，雀鼠粪尿的臊气扑鼻，这些书的封面书名很模糊，因为书本沓得很紧密。

　　    经过一个多小时翻爬，我只带了一部木刻版《昭明文选》，一部不全的《纲鉴易知录》和一部袁枚的《小仓山房诗集》。那时我也不知道这些书有什么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视野的扩大和文史知识的积累，回忆当时木楼上最多的是《四书集注》《五经》《春秋三传》《国语》《国策》《文选》，有绫册绸面的《大清一统志》和零册的《佩文韵府》《瀛奎律髓》，还有数不清的手抄卷本和字帖。现在我想，这些书绝对出自仕宦读书人家，它们的主人是举人以上的高层次文化人。这些线装本中，绝对有原公道光时举人赵培桂的《强项杂记》，这些手抄本中绝对有清末“关门秀才”韩焜在张叔亮指导下编撰的《原公志稿》。

　　    时移世易，四十多年后当年这座老宅院已几易其主，现在这里已是一座瓷砖楼房，记忆中的两楼古书，已成永远的谜。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原公村四队大场放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电影《东方红》。几天后，“破四旧”运动开始了。先是“革命造反派”批“走资派”，抓“反革命”，接着揪斗、游街；又是一伙人拆庙、砸神像，毁古迹、文物，接着就是收缴旧书，清除“封资修”的东西。

　　    这次收缴旧书列在“破四旧”中，首先从“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身上开刀，凡是这两种“反革命”，红卫兵就要抄家，查出的旧书也算“反革命”罪证。各村红卫兵不断增加“反革命”名单，不断扩大查抄范围，有书的人家认为书是“祸根”，纷纷把家中藏书部分烧掉。后来风声愈紧，相互观望，竟相把剩下的全部交到大队，或暗自烧掉。

　　    1968年春，“武斗”开始，原公一带主要是群众组织“矿临统”和“联新”两派争夺阵地。记得1968年3月8日前，“联新”派袭击了原公，气氛十分紧张。3月8日，又风传“战斗”，“矿临统”严阵以待，但终于没有发生。这一天，红卫兵指令各大队，把收缴来的古书，用拉拉车(架子车)统统拉到天公庙集场西侧，原公供销社门前，堆成一堆，点火烧掉。这些书是成捆的，点火只能烧表面一部分。红卫兵就用铁锨木棒翻搅，但还是烧不到里边。到下午2点左右，红卫兵在供销社端了一盆煤油倒在书堆上，用木棒不断翻搅，才算烧到了底。这期间各地各家有不断把书运来投入火堆中的。我路过杨楼时，傅家的一位妇女正拉着架子车，车上散乱码着近百本书，准备送烧的。车过水沟时，我顺手帮忙推车，车子一弹，掉下了一沓书。因为珍爱古书，我就对女主人说：送给我吧!女主人表示默许，我把这沓书连忙藏在我带的背篓里。这些书竟是解放前开明书店出版的《人间词话》《古文辞类纂》和五十年代新版《唐宋诗举要》。傅家也是原公名门名人，家中有这些书是十分正常的。到现在这几本书都一直在我案头经常查翻，成为诱发我进一步酷爱古典文的重要典籍之一。

　　    这一次收缴烧毁旧书的程度和1957年“七缴”不同，那一次收缴主要是地主、旧职人员家中的古书，对于一般平民百姓并未涉及。而这一次收缴是全民性的，任何读书家庭的旧书旧画一律在“封、资、修”以内，全部要毁掉。多数人是把旧书自行销毁以免惹祸。我当时也先后把我家“七缴”后剩下的线装《纲鉴易知录》、金圣叹批过的《才子书》多种，一横心都塞进了灶膛内，把后得的几部洋版书藏在灰堆里才保存至今。

　　    原公镇之大，读书人家之多，清代文风之盛，可算全县之最，可是到“文革”之后的这么多年里，能看到的古书少之又少，几乎是凤毛麟角。现在看来，传统文化突然断代，文脉断层，与当年把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统统销毁不无联系。农村尚且如此，那么城市乃至于全国，其量其烈，肯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真可谓中华民族及其传统文化的巨大悲剧。

　　作者系城固县政协委员，书法家、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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