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潮 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黄埔造船厂

Gowest

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黄埔造船厂
　　　　李春潮

　　黄埔造船厂是“四清”试点单位。1964年10月，六机部和广州市委联合派出“四清”工作队进厂。

　　工作队队长是六机部政治部李主任，副队长是财务司龙司长，另一副队长是某某研究所副所长张某，北京共来七八个人；广州市委也派一位副队长，是广州某干校领导王某某。工作队下分五六个工作组，包括专案组，组长是广州市委从基层抽调的中层干部，每组有组员三至四人，是从基层抽调的一般干部。工作队总数近三十人。

　　工作队进厂后，将工厂的党组织及各级行政干部带“长”字的都撇在一边，直接找工人“扎根串连”，作为发动群众的主要方法，把选择积极分子工作神秘化。

　　10月15日晚上，在蝴蝶岗舞台召开“四清”运动动员大会。大会由张副队长主持，从工人劈公家床板被罚入手，批判工厂干部对工人管、卡、压。会上决定对支持罚款的办公室主任丁某某停职反省，并责令总务科，在第二天中午十二点以前，将罚款退还给工人。

　　次日，有二十多人到总务科领回退款。工作队还责成劳动工资科将偷了工厂十多副床板和工具材料、被开除的两名铸锻车间工人撤销处分，重招回厂。

　　这次运动历时8个月，于1965年6月结束。“清查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挪用公款47人”（《黄埔造船厂“四清”运动总结》）。虽无大案、要案，也处理了几个一般干部下车间当工人。但在运动初期，群众初步“发动”起来的时候，出现了大量大字报，“部分大字报出现了讽刺、挖苦、乱扣帽子、丑化漫骂等不正常现象。甚至个别人利用大字报的形式发泄私人成见。因此，混淆了某些人的视线，挫伤了部分人”（《黄埔造船厂“四清”运动总结》）。事实上，大字报也是工作队发动大家写的。不仅如此，各车间、科室还成立若干个“四清”委员会，要求各级干部要逐个检查，叫做“下水洗澡”，洗干净就上来。中层干部（包括支部书记、科长、主任）、车间工会主席、团支部书记、工段长和班组长，无一例外。开始说是解决干部作风问题、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但是对干部中一些政历、社交、特别是海外关系等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虽然，有些人的问题，是查清楚了。但是，有的人的问题，早已向组织交代清楚，工作队却说：“过去交代的不算，要重新交代。”

196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厂里作了传达，工作队组织7人“工人检查组”，叫厂领导检查。不久，运动算是结束。

　　1966年6月，厂党委书记吴润亭到北京参加六机部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党委扩大会，本来是总结上半年工作，布置下半年任务，开不了几天，风向转了。先学习《五·一六通知》，接着批“三家村”，批“二月提纲”，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经过毛主席修改了三遍的“江青座谈会纪要”发表了；林彪被突出了；经过林彪的手，又突出江青，把她捧上天，但没人敢说一个“不”字；江青成了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派进北大的工作组撤销了，大字报满天飞了。“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已经轰轰烈烈开始了。

　　吴润亭回到厂后，厂里的大字报多起来了。有的目标对准几个共产党员，说他们是“保皇派”；有的党员说“不干了”。吴润亭和厂党委委员讨论，召开党员大会，动员党员晚上去看大字报。到第二天，大字报却没有了。在“七·一”党的庆祝会上，吴润亭代表党委做了检查，号召全体党员、全体职工，掀起大字报高潮。他又向党支部布置，限期发动起来。

　　按照8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要进行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吴润亭这时根据省委布置，正在长洲上、下庄锻炼。后来，听说广州市召开了炮打司令部的大会，矛头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同志。他在农村学习不下去了，回厂迎接“新局面”的到来，要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在当月，北京红卫兵进厂来了，广州的红卫兵也进来了。他们要“造反”，要和工厂里想造反的人联合。

　　1966年8月29日，有人说：“厂武装部部长狄****说：学习毛主席著作，‘学的好，死的早’。”这本来是狄传达军区会议精神时，上级列举各种不正确的思想认识时讲的，却被扣在狄****身上。

　　8月30日，有些人找副厂长张解华“辩论”。张把情况实事求是地讲了，这些人说张包庇狄。于是，在二号车间开大会批判张解华，而且广播要求党委委员都要到。吴润亭正在干部部，该部几位干事不让他去，把他关在办公室里。造反派到处找，找不到又反复广播。吴润亭听了，耐心说服几位干事：“我要去，党委委员都去了，我一个人躲起来怎么行。”吴润亭走下大楼，到了车间一看，党委委员都低头弯腰，中午还不让委员们回家。

下午，在蝴蝶岗开大会，目标主要是厂党委正副书记。

　　到了晚上工人三个一伙，两个一堆地议论起来。有人说：这是真闹革命了。多数人认为：把老干部这样污辱，看不惯。这就开始分化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也有一些人不介入，自做“逍遥派”。

　　1966年9月11日，电工车间工人某某某为首的“造反派”起来了，贴出“海报”，要在厂内灯光球场与吴润亭进行辩论，并且声明：“不准厂部（包括厂部办公室、财务科、人事工资科和技术检查科——笔者注）和政治部（包括组织部、宣传部、武装部、保卫部、团委、工会、政治部办公室——笔者注）的干部参加。”两部干部随即贴出大字报回应：“参加文化大革命是我们的自由，我们一定参加。”

　　吴润亭召开党委会，征得大家同意，整队去参加。

　　“海报”还提出对复员转业军人也不欢迎。这可把复转军人惹火了，他们组织起来，排着整齐队伍，高喊“一、二、三、四”，雄赳赳的开进会场。

　　会场气氛非常紧张。

　　“造反派”要吴润亭坐到他们准备好的椅子上。吴谢绝了，坐在自己带的小凳子上，等着辩论。

　　辩论开始了。“造反派”要和吴润亭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辩论。吴润亭说：“你们把问题都提出来，咱们再辩论。”“造反派”不干。这时，另一派工人质问他们：“你们为什么非要一个一个辩论？都提出来不好吗？”讲得激动时，一边有几个人站起来，复转军人也都站起来，会场吵吵嚷嚷，乱成一片。这时，有人故意把电灯熄灭。会场更是混乱。保卫科某干事看情况不对头，忙拉了吴润亭一把，叫他快离开回家。吴润亭怕两派打起来，就先交代要设法让大家冷静下来，千万别激动。之后，两派工人各派几人护送吴回家。由于双方绝大多数人都不愿出事，人群慢慢散开。

　　9月12日上午，沿老厂区到坪岗大饭堂的路旁，贴满了大字报，什么观点都有。其中，“造反派”的大字报说：“吴润亭、张解华（总工程师，第一副厂长）破环文化大革命，是现行反革命！”有的丑化吴润亭。这样，两派的矛盾加深了。

9月13日，工厂接到六机部部长方强的电报：“要抓革命，促生产。”下午，厂召开职工大会，吴润亭要宣读电报，“造反派”不让宣读，指责吴润亭是“用生产压革命”。另一派要吴宣读，要求宣读的人数多。吴润亭读完电报的时候，会场响起从来未有过的热烈掌声。“造反派”的人气冲冲地离开会场，到市委告状去了。

　　1967年1月，上海市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而且毛主席有批示。大家认为这是毛主席又一个战略部署。这风传的很快，广州市这里夺权，那里夺权。广东省省委的权也被夺了。

　　黄船的“造反派”要夺权，但自己力量单薄，便找了海、陆、空三军驻厂区部队（驻厂警卫连是陆军，高炮连是空军，支“左”的是海军），他们都说不介入。

　　“造反派”考虑要夺政治部宣传部的权作为试探。于是，“造反派”开大会，批判宣传部长王某某，要夺他的权。要吴润亭表态，吴说：“有错可以批，权不可以夺。”但“造反派”下决心了，把宣传部的公章夺了。宣传部公章是党委部门公章。谁去掌权？谁去掌印？不是党员不行。于是把公章推给宣传部一个参加“造反派”的党员。他拿回家中，一夜睡不着，第二天要交回，没有人接，这把“造反派”难住了。从此，他们也就死了心了。所以，黄埔造船厂成了全国少有的没有夺权的单位之一。

　　1967年2月中旬，在中央政治局和军委领导人的会议上，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和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被诬为“二月逆流”，硬把谭震林“揪出来了”。接着，到处抓“广谭”、批“武谭”，差不多所有大军区都被“造反派”包围，要“打到军队的刘、邓路线”。上海、江西、四川有的群众组织被打成了反革命。

　　广州军区原是支持“东风派”的。后来，有传单说，周总理在广州讲：“三面红旗（指中大红旗等三个群众组织）是造反派，东风派是‘偏保’。”许多人都知道周总理的处境是不容易的，违心的事有时不干不行。他在广州，有些事指定要“旗派”负责管起来，“旗派”高兴了，“老保们”也不会去冲击。反过来，如果交“东风派”负责，“旗派”能让吗？“地总”“偏保”了，军队不能支持，但还是革命群众组织，不是反革命组织。军队内部军属集资买了一面大大的红旗，送给了“地总”（属东风派）。

　这时，黄船的“东风派”为了表示“不保”，在厂内开起了“批判大会”。这样，两派就轮着批判，好像有计划一样。这一周是这一派召开，另一周是另一派召开，两派职工都可以参加。

　　在批判会上和大字报中，出现对各级领导和工作积极分子进行丑化和攻击；历年建立的规章制度被当作“管、卡、压”进行批判，正常的生产秩序开始遭到破坏。

　　这时，工厂有位借到天津物资站的原党委副书记调回厂来。他对吴润亭说：“我在天津，干部享受过的（刑罚），我都享受到了。”看来，黄埔厂的领导情况还好，没有戴高帽游街，没有挨打，没有吊、跪，没有住“牛棚”。一般说，职工是反对这一套的。

　　1967年7月下旬，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造成全国内战。

　　传单里讲：这里武斗了，那里抢枪了。8月8日下午，黄船不少人在车间制作武器，有匕首、刀和用水管锯开一头磨尖的“枪”。吴润亭劝也劝不住，晚上找几个党委委员研究如何应付这个局面。

　　8月9日凌晨3时，“旗派”抢了驻厂警卫连的枪支。中午11时，“东风派”到海军黄埔战勤处抢了部队的枪。从修理部到倒吊葫芦（地名）沿山顶人山人海。原来，“东风派”占据了山头制高点。“旗派”在山的南面，以10幢职工宿舍为阵地。在这非常紧张的时刻，吴润亭决定午饭后广播通知召开中层以上干部会，除“旗派”的两个头头在10幢楼组织指挥所谓“文攻武卫”未到会外，其他人都到了。吴润亭说：“如果夺了权那就好了，打死多少人也不关我的事，但现在我还是要管。为了保证黄埔厂不进行武斗，特约法三章：　

　　第一，任何一方，不得联络厂外人进厂，谁联络外人进厂谁负责。

　　第二，任何一方都要限制在自己的阵地内，不得向对方阵地进攻，谁要向对方进攻由谁负责。

　　第三，要保护对方的家属人身和财产的安全，谁违犯谁负责。

　　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决定厂领导干部分工去做说服工作。谁去做“旗派”工作是个问题了。谁都知道“旗派”难对付，支持“旗派”的避嫌，反对的避险。吴润亭考虑只好自己去了。他家的楼下，是“旗派”力量最大的电工车间的仪表组。10日上午，吴润亭告诉他们，要找他们的头头，他们说：“没有问题，我们同你一起去。”吴向老伴说：“我今天有可能回不来，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全体职工安全，非我去不可。”吴嫂子怎么也不同意，他知道去是很危险的。吴润亭说服了她。他走出“东风派”的大门口，到了“旗派”阵地，厂技工学校的学生在屋顶喊“打倒吴润亭！”吴润亭向“旗派”头头讲了党委的决定。旗派头头说：“这是东风派的意见吧！我可不管那么多。”吴说：“我已经明确告诉你们了，执行不执行在你们了。”总算不错，没出什么大事，吴润亭讲完平安回家了。

11日，黄船技校“旗派”学生，带枪举着“115师”大旗，从蝴蝶岗要从上庄经过，上庄民兵不让过。带头的学生向天开了一枪。民兵急忙鸣金“报警”，全体民兵进入“阵地”。结果，打死打伤学生各一名。死了的开追悼会，有人提出要抬尸游行，“旗派”头头不同意。当时，如果他们稍不冷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后来，谣传“旗派”到广州搬红卫兵到深井。“东风派”到仓库拉出舰炮，向深井试开一炮，落在省第二工人疗养院后面爆炸，幸未伤人。又在高炮连原山顶阵地架起假大炮（用炮衣套在杉木上，装作大炮，吓唬对方）。为防止红卫兵进厂抢船，他们又安排两艘交通船在附近江面巡逻，船上架上12.7毫米机枪，并动用军用无线电对讲机与岸上联系。

　　9月13日晚上，“旗派”、“东风派”阵地都打了很多枪，幸均无伤亡。14日晨，双方都叫“不要打了”。大家停止射击后，山顶“东风派”有几个人走出阵地，坐在山边望着岗咀宿舍人员活动。这时，“旗派”有人用轻机枪向山顶扫射，打伤“东风派”工人3名。军宣队周队长、吴润亭把两派头头找去。周队长含泪说：“现在把伤员送往太平海军医院，你们不要再打枪了！”这时“旗派”头头正在市区与同派联系，接到电话说：出问题了，到新洲、鱼珠的路都不通，只好到石榴岗找海军派船送回厂。他们不想事态扩大。“东风派”方面，有人要冲下山去，被头头制止。吴润亭的“约法三章”，还是起一定作用。

　　1967年9月19日，工厂两派遵照中共中央有关通知，迅速交枪停止武斗。

　　9月20日，北京六机部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代表到厂，介绍大联合的经验，并强调革命大联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其影响下，22日，黄埔造船厂两派在海军俱乐部开大会，成立“黄埔造船厂革命工人联会委员会”。26日，成千职工乘船到广州海军码头，列起队伍，由厂铜管乐队开道，浩浩荡荡到广州东山，向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会报喜，在广州市区，引起各方瞩目。这比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还要早些。

　　至10月4日，大部分职工返厂复工。计自8月9日抢枪，各占地盘，武装对峙，到复工，全厂停产56天。这期间，由于职工坚持护厂，工厂机器设备、材料保存完好；对吴润亭等厂领导，每天晚上都有人在其住家周围秘密保护，防止坏人伤害。至于动用仓库武备及军用对讲机人员，均被公安部门拘留审查，弄清没有问题才释放。

10月上旬，根据广州警备司令部的指令，黄埔造船厂成立了临时生产指挥部，由厂武装部部长狄****任主任，副厂长陶曾佑任副主任，组织突击抢修舰艇。

　　1968年1月，因社会上派性斗争，广州停止供电，工厂又停工一个月。2月份恢复供电，多数职工仍坚持生产工作，并冲破各种阻挠为海军抢修舰艇。

　　这段时间，两派都派人外出，对厂级主要领导的政历进行调查。结果，双方结论一致，未发现有问题。4月22日，经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黄埔造船厂革命委员会，由两派协商推荐的吴润亭为主任，傅华亭、张解华为副主任，两派头头也任副主任。

　　4月27日，新成立的厂革命委员会向广州市革命委员会报喜。二千多职工再次金鼓齐鸣，浩浩荡荡通过市区。这样热闹的队伍，当时广州还是少见。

　　厂革委会成立后，撤销工厂属下的职能机构，在革委会下设立四大组（即政工组、办事组、生产组和行政组）的革命领导小组。四大组既是革委会的办事机构，也是厂党委的工作机构；基层两个大队七个车间则改设大队或车间革命领导小组，也是党组织和行政组织。

　　5月25日，中共中央发文要求全国各地区、各单位“清理阶级队伍”。工厂先将盗窃大饭堂保险柜的案犯张××、刘××处理，遣送回乡（该案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发生，经保卫部门侦查破案，因怕引起派性纠纷，故延至清队时处理）。接着，部分领导和一些职工受“监护”隔离审查。

　　8月15日，为了巩固革命大联合的成果，中央召开了国防工业会议（即八·一五会议），厂革委会主任吴润亭和驻厂军代表室一名军代表，每派还有两个头头，还有工人代表2人共8人参加。会议断断续续开了将近半年，一直到1969年1月25日，毛主席接见才结束。这段时间，参加会议的代表，少不了“早请示”、“晚汇报”读毛主席语录；还开展了表忠活动，跳忠字舞，献忠字画，真是弄的哭笑不得。

　　吴润亭等人在北京期间，工厂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8月25日发出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和省、市革委会、工代会的安排，派出工宣队进驻珠江电影制片厂、广州艺术专业学校、广东省党校和广州船舶技工学校。

　　按照《人民日报》在10月5日一篇文章的编者按中传达的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黄船革委会于11月22日决定：科室干部留36人，其余全部下放到车间劳动。

在这动荡的形势下，黄船1967年、1968年职工平均人数，比1966年分别增加86人、359人，而工业总产值，仅分别为1966年的61.09％和40.41％。

　　1969年4月，南海舰队另派军宣队到厂支“左”。

　　7月，厂成立集训队和学习队，对干部和职工进行所谓“审查”。原副厂长张解华等一批干部到市103队隔离审查。

　　10月，经广州市革命委员会核心组批准，成立了黄埔造船厂革命委员会党核心组，由军宣队领导任组长。

　　从12月份起，按军宣队的意见，将两个大队七个车间改编为六个大队，大队下设连队，类似军队建制。革委会四大组及其属下业务组，各大队（包括连党支部）的主要责任人和二三把手，几乎全部换为军宣队员担任。

　　1970年年初，广州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来厂视察，听了工厂清队情况汇报后，对陪同视察的军宣队说：“要在黄埔船厂抓出100个特务。而且有三条线，潜伏线（原来国民党留下的）、派遣线（从香港派进来的）、资反线（旧党委）。”后来，以纯洁军工队伍为名，“清理”调出一大批干部和工人，包括有技术专长的工程师、技师、技术员和高级技工。

　　1972年12月，军宣队全部撤回部队。

　　黄船在文革期间，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受审查的有853人，占当时职工总数25％，其中，重点审查215人（干部64人，工人151人），内部审查638人。工厂7名厂级干部，就有5人受审查；中层干部有18人受审查；受三大处分的有17人；所谓备战疏散遣送农村的有24人；还有65人被非法监护、游斗和抄家；被逼跳楼自杀2人（死1伤1），精神失常4人。

　　1978年，王文赞任厂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时，在上级派工作组帮助下，重新审查历史案件，落实政策，纠正冤假错案。11月18日，厂召开落实政策大会，厂党委领导向全厂职工澄清了厂在“文革”期间的一些路线是非，郑重宣布：“我厂“文革”期间对一些同志进行监护、抄家游斗，办审查学习班和集训队等做法，都是错误的；所谓‘三条黑线’纯属是强加在广大职工身上的诬陷不实之词。”会上，为16名受害人员公开平反。对于被错误调离厂以及遣散到农村的职工，也欢迎他们回厂工作，或作了妥善安置。这些措施，受到广大职工的热烈拥护，重新调动各方面人员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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