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子弟--北京知识青年赴云南四十周年纪念文集》201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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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子弟》--北京知识青年赴云南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书中惠民农场北京知青的文章）

       编者按：《八千子弟》是北京知青赴云南四十周年而编写的一个集子，其中共收入澜沧惠民农场北京知青的多篇文章，真实反映了澜沧惠民农场的北京知青工作、生话的经历、回忆、感悟。经惠民知青联络组讨论，决定将此集子的有关惠民农场知青的文章，向政协云南澜沧县委员会征文活动推荐。现将文章发表如下，供作者做进一步修改，并听取大家的意见。



《八千子弟》书中惠民农场北京知青的文章

砍柴迷路                                    王端珍 张红阁

荷包蛋                                        寿乐华

惠民农场的日子                          金建国

二连的房屋                                张晓红

惠民琐事                                     徐晓文

我的政治边防生活                        杨建华

老金                                              席晓岚

当年我没有照顾好大家                 王海疆

老职工魏石松                              李满

我与云南的动物                           王立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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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柴迷路   作者 王端珍 张红阁 一师五团七营／澜沧惠民农场

编者按：作者王端珍张红阁 原云南澜沧县惠民农场二连知青。原文发表在《八千子弟》--北京知识青年赴云南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上。

    记得在惠民农场每周的周六是我们上山砍柴的日子，砍柴是为伙房准备烧饭用的柴火。一天下午1点多钟我们两人搭伴，进了每次都去的森林。近处的柴都已经被砍得差不多了，我和王端珍就不约而同地往树林深处走去，但一心只顾找到理想的柴火却忘了记路。在分别砍到了一根树木以后，我俩开始往回走，这时候麻烦事出现了。

   砍树的附近有一棵横在地上的老枯树，我俩转了一圈不知不觉又回到了老枯树旁。一看不对，怎么又回来了？于是又开始走，结果转了半天又转回来了，又看到了老枯树。我们迷路了！开始后悔进来时没有记道，于是我们只好朝相反的方向再走，谁知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围着老枯树竟然足足转了四圈！

   这时天色已经渐晚，尽管很累，但我俩肩上扛的柴火谁也没舍得扔下，而且谁也没害怕。就这样在这一眼望不到天的森林里，我俩不懈地寻找着出去的路，慢慢地却离连队愈来愈远了。我记得正在我俩往前走时，突然看到天上一线亮光，是天空！再往下看是老百姓的一片菜地还有橡胶林，再细看那竟然是勐满，它离我们连队有11公里呢。

   我俩知道又走错了，这时我俩已经离开连队8公里。于是只好又开始朝相反的方向走，走呀走，突然就觉得脚上有虫咬，低下头一看，哇！一大片红蚂蚁正撅着屁股咬我们，往我们身上爬呢，吓得我俩撒腿就跑，边跑边跺脚，终于跑出了蚂蚁区。就这样，踩着雨季潮湿的路，绕着蚂蚁区我们不知疲倦地向前走着，走着……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王端珍听到有人叫我们，是连里的老工人包老六找我们来了，我们有救了！这时，扛着柴浑身衣服都湿透的我们，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

   跟着包老六爬上了公路，我们终于回到了连队，那时已是7点多，大家早己吃完饭洗干净了。后来我俩扛的树，我的一根劈了做了柴火，而王端珍扛的竟是一根花梨木，看着小实际上又沉又硬，当时她还有点不好意思，觉得砍的柴小了一点呢。最后那根花梨木好像是被老工人做了四根锄头把。

   不知现在那锄头把还有没有，但这段难忘的经历已深深地留在了我俩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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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包蛋   作者 寿乐华   一师五团七营／澜沧惠民农场

编者按：作者寿乐华 原云南澜沧县惠民农场五连知青。原文发表在《八千子弟》--北京知识青年赴云南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上。

   1971年以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中的主力之一已为四川知青占据。那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我刚刚被平反，调到一个新建连队里当班长。我回北京探亲，特意绕道重庆去探访所在连队里重庆知青的家庭。那些十六七岁的重庆娃，虽然离乡背井到边疆都快两年了，可因为要满两年才有一次探亲假，所以都还没有回过家。因此，家中亲人们的焦急和期盼就可想而知了。我们农场的重庆知青大多数都生长在工人家庭，连片的厂区宿舍中往往一家的来客就成了整栋房子的客。附近，凡是家里有知青的家长，闻讯都急切地赶来打听情况。

   家家简陋的小屋中挤满了头发斑白的知青家长，就连门外也站满了人。每当这时，我都会耐心、详细地介绍起我们倾注了血汗的金鸡钠树（注），介绍边疆的风土人情和连队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各家子女的具体情况，并不时回答着家长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讲到动情处，常会听到人群里传来父亲们的叹息或母亲们的抽泣。

   这天临近中午，我来到了连队通信员小温的家里，他家住在厂区一栋简易楼的二层。小温的妈妈正准备吃午饭，桌上摆着一碗清水煮菜和一碟看上去已经吃了好几天的发干的咸菜。那年月物质的匮乏和生活的清贫，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象得到的，就连大城市也毫不例外。

   温妈看看桌上的碗碟，又看了看我，尴尬地搓着双手。是啊，在那一切都要凭票证供应，每人又少得可怜的定量时代里，哪里拿得出什么东西招待远方来的客人呢。她急切地询问了儿子的近况后，就忙着一瘸一拐地走进了小灶房。不一会儿，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煮荷包蛋就端了上来。热情好客的山城人民是在倾其所有款待着客人，这碗荷包蛋里就汇聚了当时寻常百姓家中最金贵的几样食物：鸡蛋、猪油和白糖。

   说实话，煮荷包蛋放白糖，我这个南方人是非常爱吃的，再放上猪油就更经饱了。可眼下我却难以再吃下去，一来温妈脚受了伤正需要补养；二来这已是我半天中探访的第四家，我年轻的胃里面已经装满了整整十二个荷包蛋了。我尽力推辞着，抽空儿跑了出来。温妈发现后追到二楼楼道窗口，探出身子对着我大喊：“你快回来呀，我脚是跛（四川方言念bai）的，追不上你啊！”我犹豫着放慢了脚步，一回头，看见了她焦急的脸庞和闪烁着泪花的双眼。我终于又回去坐到了桌旁。

   温妈把那碗重又热过的荷包蛋端到我的面前，并且又加了一大勺白糖和一大勺猪油。放足了油水的碗里闪着亮光，和旁边那碗清水煮菜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触景生情，我一阵心酸，泪水差点滚落下来，我赶紧低下头，拼命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慈祥的老人家坐在我身旁．就像看着自己的儿女一样，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分别的日子来临了，我又挨家挨户去取父母们准备好要带给子女的家书和食物：一小罐猪油、半条腊肉、几根香肠，还有最好的油辣子——

这些都是全家人自己舍不得吃，从嘴里一点点省下来的啊，这分明是亲人们一颗颗沉甸甸的、滚烫的心。

   那些父母和亲人们依依不舍地拉着我的手，叮嘱了又叮嘱，摇了又摇，送了一程又一程，仿佛就是在送别着自己的亲骨肉。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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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农场的日      作者金建国 一师五团七营／澜沧惠民农场

编者按：作者金建国 原云南澜沧县惠民农场五连知青。原文发表在《八千子弟》--北京知识青年赴云南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上。

   1968年11月16日中午。北京火车站。

   离开车还有几分钟，各个学校的“军乐队”剐刚停歇下来，站台上空立即升腾起一片刚刚被掩盖的浓厚撩人的哭声。我透过不断涌流的泪水向下看去，到处是红肿的眼睛。我的身子扑在车窗上，双手始终在亲人的手里握着。妈妈和姐姐把几句嘱咐的话，叮咛了又叮咛。弟弟妹妹木然地流着泪。始终没有看见爸爸的影子。爸爸躲在站台上一根柱子的背后，哭得更是老泪纵横，不忍让我看见——这是后来姐姐来信说的。平时看似坚强的他，在我走后的几天里像得了一场大病，夜夜哭得枕头湿透。

公元1968年11月16日中午l2时04分。从这个时刻起，这趟列车上的所有知青和他们的家庭成员，永远铭记了这个历史瞬间，终身不忘。



初次受挫

   经过五天的火车，我们顺利抵达云南省的省会昆明。

   我们到达昆明后不久，11月24日晚上8点，收音机里传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历史的经验值的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要使广大群众都知道”。   大家兴奋极了，自动集合起来，像在北京一样，要连夜走向街头，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有的同学特意敲开商店的门买来鞭炮。大家排着整齐的队伍，又呼口号’又放鞭炮，热烈庆祝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上了街才发现昆明人没有这个习惯，他们从沿街楼房的窗口探出头来，用好奇的目光望着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更刺激了我们。大家的口号越喊越勤，越喊越响。

   同学们对昆明市的冷冷清清非常反感，决定把队伍拉到省委省政府去。在省委门前我们高呼口号。我们呼喊了近20分钟也没有一个人理睬我们，连门卫也只是看看，并不理睬我们。大家觉得很没面子．领头的同学和执勤的门卫交涉，强烈要求省政府领导对毛主席指示的宣传要不过夜。他们同意明天把意见转达给有关领导。我们就溜溜地回来了，也说不清是酸溜溜还是灰溜溜的感觉。回来的路上，依旧是口号声声。只是喊得比去时少了，声音也小了。

   这次游行，是我们浅薄的个人经历与不熟悉的社会的一次碰撞，是北京知青被引以为荣的政治优越感和敏感性整得有些飘飘然的产物，是总想改造世界的一种“狂妄’’思想的流露。用老百姓的话说是那时的我们“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



缺菜少肉

   我们一起到惠民农场的有300多北 京知青，加上当地招工，全场有400多人。惠民农场是新建场，职工又大多数来自北京，澜沧县革委会很热情，主动派人和农场领导联系，愿意为全场职工提供后勤供应，每人每月半斤油，每天半斤菜。农场领导很高兴，可知识青年知道了，立即怀着改天换地的决心，在场部刷上大标语“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强烈要求农场领导发扬当年南泥湾的优良革命传统，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道路。农 场领导觉得北京知青的水平高、干劲大，自叹不如。县革委会的同志看北京知青的决心如此之大，也就不再坚持，喊着“向北京知识青年学习”的口号走了。   

   我们五队的队长文运华是个湖南人，个子不高，人很能干。他带领我们披荆斩棘开菜地，翻山越岭找水源。半个月的时间从一人多高的杂草和满是碎石头的荒原中，硬是开出来一亩多的菜地，还引来渠水绕山转，一直转进菜畦之间。为了吃油，菜地旁边原来一亩多的菠萝地改造成了花生地。菠萝全部移栽到坡度大于45度的陡坡上。后来，花生没长成，菠萝也全死了。

北方人习惯吃面。我们的主食上顿米’下顿米，永远是米。烧一大锅开水撒一勺盐就是我们的菜。偶尔也会发两个辣椒，或者一块生姜。辣椒蘸盐，生姜蘸盐还是挺下饭的，总比盐水泡饭强。

   炊事员很难当，12月份正是旱季，蔬菜很少。当地老乡很少有菜拿到赶街（街读该音）”的时候卖。一次，我们的炊事员步行10公里到勐满，只买来十几棵小白菜。不够炒菜的就煮汤吧。还不敢一顿都吃了，分成了两次。好在既没豆油、菜油、花生油．更没有酱油。不用炝锅，将一大锅水烧开，倒上洗净切碎莱叶，撒上一勺盐，便大功告成。成本太低，也不用收钱，随便盛随便舀。先来的能捞点儿干的，后来的汤里能见点儿绿，再后面的就只能是盐水泡饭了。从此以后，大家吃饭便常常早来。大家排着队，谁也不好意思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劲儿地紧捞。不过，捞也有窍门，那叫“溜边、沉底、轻捞、慢起”。

几个月不吃肉，真想啊！当地人有吃老鼠干巴的传统，我们却感觉太恐怖瘳人，难以接受。但饥不择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队有几个知青抵御不住诱惑，已经尝了“禁果”，并且还学习射弩，准备亲自去射杀老鼠吃。

形势严峻，太需要杀一次猪了。全队百十双眼睛盯着一头猪还不能全吃了，肥肉全部炼成油，食堂留着细水长流。除了猪毛、猪屎，剩下的就真没多少了。惠民全场5个队，不管哪个队杀猪，知青们都相互通知，把和自己能沾上点儿关系的人都请来。有时一百人的连队，吃饭的将近二百。当然都是奔着肉来的。司务长面对犹如暴动般蜂拥而至的人群，运用经济杠杆原理上调客饭价钱，尽量保证本队职工的供应。面对几个月难得见上一面的炖肉，此时钱又算的了什么，不是有的知青已经在唱“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了嘛。

   一年以后，每逢春节和国庆节队里能杀两次猪了。虽然次数少点儿，大家总算有了盼头。蔬菜基本能保证每天两顿。全是炒菜当然不行，投那么多油，多数是煮一大锅蔬菜放一勺明油。明油是看得见，吃不着。一百来人一勺油，分到名下的几朵油花，全浮在水面上，你一喝汤，油星儿又全挂在碗边上了，让你急不得，恼不得。知青编了个谜语，“你说有，我说有，肚子说投有：眼睛说有，鼻子说有，嘴巴说没有”，谜底就是“明油”。

   1971年，我第一次探亲回家，正赶上表姐去大连在北京倒车。她把家里给她煮的一书包鸡蛋全到在桌子上，说不好带，让大家吃。

我坐在桌子旁边，慢条斯里地剥。剥一个吃一个。妈妈在一旁坐着，当我要剥第11个的时候，母亲拦住了。

   “别吃了。妈不心疼这点东西，可是鸡蛋不好消化，大晚上的，别再吃出毛病来。

   “你们那里不常吃鸡蛋吗？”表姐问。

   “两年了，一个没吃过。”我低声回答。

    谁也不说话，只听见泪水掉到桌子和衣服上的声音。

  我抬起头，一屋子的人都在抹泪。



  惠民山的雨季

   第二年，我们惠民农场组建成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五团七营，还是种植金鸡纳树，设有苗圃连、石灰连、生活连，我在的五连是种植连。雨季，别的连基本不出工，我们却坚持冒雨“种好金鸡纳，气死帝修反”。

风雨中，赤足在层层梯田间穿行。技术员不断重复喊叫着种植的要领——直根直，侧根侧，分层压土，层层压实。

   我们个个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荷锄而归，一副孤舟蓑笠翁的样子，很古老、很原始、也很有情趣。远古的披挂毕竟挡不住现代的风雨，大家常常浑身湿透，沾满泥土。我们男生（虽然当了兵团战士，大家还是习惯于男生女生的称呼）洗澡很方便，脱得剩个小裤衩，在雨中冲一下，回到屋檐下擦肥皂-搓洗得差不多了，再到雨中去淋浴。几十个男生同时在风雨中沐浴、嬉戏打闹，带着童趣和天真，那琅琅笑声常吸引得女生从窗口和门缝向外窥望。

   雨季的日子很难熬，主要是无所事事。一年的定植任务通常两周三周就完成了。下小雨的时候，可以去林地或饲料地涮草，下大雨就不能出工了。开始，连队组织大家开会、学习、读报。那点事、那几张报禁不住三说两读就完了，再读就不新鲜了。雨季交通不便，报纸十天半个月上不来。那个年月，象棋和扑克是资产阶级的玩意，麻将牌根本就没见过，可看的书又很少，领导已经在大会上宣布：“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书，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都是黄色的”。知青们闲极无聊，或是到伙房帮厨，或是聊天、睡觉。虽然也有不下雨的日子，那不过是老天爷歇晌，晴上三两天罢了。要是碰上当地老乡称之为“黄烟十八天”的时候，一场雨至少要下上个数月。

   我曾有幸从惠民山顶目睹了那种雨的可怕和壮观。

   那是雨季中一个普通的无雨的日子。我们在林地里砍草。忽听连长大吼一声：“下雨了，快跑！”百十来人从林地中探出头来。头顶是朗朗晴空，既看不见浮云，也没听到雷声。疑惑的目光相互探问。回眸一望，不得了！远处，那雨如同天幕一般，从天垂到地，左右不见边，齐刷刷地迅速逼过来，落地后溅起的烟尘和水雾在地面以上形成数米高的黄烟。黄烟和雨幕急速地向我们推进，剐刚还看到的，远在10公里外的勐满坝，眼看着就被吞进雨幕里。

   大家突然醒悟，立刻如同逃命一般向连队方向狂奔。百八十人不可能都挤在一条小路上。只要是朝着连队的方向，能下脚的地方部是路。大家慌乱地跳下层层梯田、飞快地穿过芭蕉林，连滑带滚地冲到山脚，有的甚至被惯性驱使滚进了稻田。

   雨声越来越响。大家慌不择路地冲进对面的菠萝地，这是逃向连队的最短路线。雨点砸着脚后跟，身上已经明显地感到了凉意，有些甚至已经恶狠狠地砸到了我们的背上。刚冲进宿舍，大雨就泼到了房顶上。登时，世界一片黑暗，只有暴雨的轰鸣。随后，就是一场连续一个多月不间断的马拉松雨。绵绵不断的雨、时大时小的雨、时疏时密的雨，或是伴着雷声的雨、伴着冰雹的雨，或是寂寞无声的雨，反正是没完没了的雨。

   经过了一场漫长的雨，晴朗的日子就显得异常珍贵。放晴第一天的傍晚是连队最热闹、最开心的时刻。连队所有的空场，到处聚着三三两两的人。大家围在一起，中央放一盏煤油灯，两个脸盆。脸盆一个是空的，另一个装上多半盆水。大家坐在板凳上或蹲在地上等候。一会儿，地面出现很多很多的小洞，成群结队的飞蚂蚁争先恐后、不间断地涌出来，抖抖翅膀，飞向四面八方。灯亮了，吸引着飞蚂蚁，这时大家就忙不迭地将在灯周围盘旋的飞

蚂蚁拍进水盆，再将浑身湿漉漉的“落汤蚁”捞出来放进另一个脸盆。

   这种飞蚂蚁头很小，身子很大，背部有浅褐色的横向条纹，肚皮白亮亮的。胖胖的身子，很像煮熟的大米粒，只是略粗略长些。它们全是雌性，趁天放晴出来产卵，因此有一肚子的高蛋白，营养极其丰富，正对我们这群油脂匮乏的知青胃口。

   蚂蚁们还在不断拼命地飞过来，直到脸盆已经满得不能再满了，大家才放手。来到厨房，点上火，无须放油。等锅烧热了，倒上飞蚂蚁，焙干水份，再用力一吹，那又轻有薄的翅膀便飞到了锅外，锅里只剩下蚂蚁白白胖胖的身子。那身子极易熟的，当褐色变成了黑色，白色变成了灰褐色，绵软变得脆挺，美餐就可以享受了。每人盛上一碗，撒上一小点盐-开始品尝劳动的果实。抓上一小撮，趁着热乎劲放到嘴里-你能听到“刺拉”的声音，那叫一个美。要是有块锅巴，在上面撒上一层这种美味，放进嘴上一咬，啊，挨个大嘴巴你都不会撒嘴。

   如果星期日也赶上放睛，大家更多的是串连队，找同学朋友聊天、聚餐。说叫“聚餐”，其实很简单。爬上山坡，在林地里拣些鸡棕菌、谷堆菌；走到沟底，在潮湿的树干上摘些木耳，干巴菌。如果你幸运，还能摘到琵琶果、鸡脖子果、野芭蕉。再跑到营部的小卖部，买上一瓶红烧猪肉罐头。木耳和谷堆菌吃油，只有和肉放在一起炖，才好吃。那鸡枞菌则不需油荤，放点水放点盐，白煮就极其鲜嫩可口。惠民山早有“鸡枞故乡”的美称。当年，上

级首长来检查工作，我们连长曾派连队两个拣鸡枞能手，专门出去半天，拣得两背篓上等的鸡枞菌，送给了首长。后来，就不断有上级首长在雨季乘吉普车来惠民五连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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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的房屋

                                 张晓虹

编者按：

张晓虹：原云南澜沧县惠民农场二连知青。

原文发表在《八千子弟》--北京知识青年赴云南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上，这次作者进行了认真的修改，重新发表。

   中学生活刚结束时，我们住的是茅草房。

   那是1968年的12月初，我们一行约300名北京知青历经半个月旅程，来到云南澜沧县惠民农场，分到二队的有62名。中国那时在发政治高烧，也正在“援越抗美”，为治疗疟疾，惠民农场试种可提炼奎宁的金鸡纳树。

从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经勐海县往澜沧县走，出了勐遮坝，公路刚上坡，第一个小山包上就立着惠民农场二队，边那方刻着“65”公里的里程碑是最好的路标。



就地取材的茅草房

   二队是惠民农场新建的苗圃队，我们加入时只有30来位老工人和几排黄中透绿的茅草房。知青来了，队里增加了三分之二的人手。先治坡后治窝，老工人和知青混合编组，分头开台地、修苗床、砍木料、搭荫棚。之后，队里开始盖食堂。为了防火，也为了粮食安全，食堂的墙壁是用稻草和红泥糊在木架上建造的。这种泥木结构的房屋当时在二队仅有两座，一是仓库，二是食堂，这是队里最为坚固的建筑。1969年元旦刚过，大家就在新食堂排队打饭了。3月底，队里又盖了一排主要用于办公、会议等的草房。这排草房盖好后，二队的格局就基本成形了。进入队门，依次是猪圈、食堂、仓库等后勤用房；再往里走，是靠近食堂的一排宿舍，随即就到了全队的中心区：舒缓的山包平整后成为连队的操场，约有两个篮球场大。东南西北，四排草房齐整地围着操场，每排有一至两座不等，基本对称。除西边的一排基本用于办公、开会外，其余三排是宿舍。

   1970年5月前，二队所有的宿舍都是竹木结构的茅草房。这种草房盖起来非常快当，无需打地基，只要将就山势开出平台，夯实生土，地面就完成了。地面上栽木柱，搭出酷似简笔画的“房屋”的框架，梁和柱全用剥了皮的树干，绝无榫卯，交叉部位一律用铸铁的“蚂蟥钉”咬合连接。后续步骤是加密墙架和顶架，立稳竹片墙；铺牢茅草顶，最后绑上竹笆门、竹片窗，即告竣工。要说这盖房的材料有什么不是全队的人从周围山上砍伐来的，大概除了蚂蟥钉就是细铁丝了。

   草房刚盖好时是漂亮的青绿色，逐渐变黄。每座草房大约有五六米的跨度，十三四米的长度。一座草房可住20来人，内部一般要分隔成四个小房间。草房的墙有两种，一种是把粗大厚实的大毛竹筒纵向砍出许多细密的裂缝，再由顶到底劈一刀，展开成一个竹片，当地叫竹篾笆，篾笆并立成墙。这种巧妙地运用微分原理，变圆筒为平面的本领，是当地的少数民族老工人教会我们的。另一种是用又细又薄的泡竹皮纵横相编成席，再以席围墙。竹墙的高度止于房梁。外墙正好与“人”字形房顶相接，基本合缝。因为屋内没有顶棚，内墙压在横梁下方，所以同一排草房的各房间在横梁之上是完全通透的。拖着长尾巴的灰色“梁上君子"自然畅行无阻。曾有过这厢男生的袜子遍寻无着，正嚷嚷着问同屋的知青时，却有女生隔壁答话：“怪不得呢，这儿有一只。接着!”一团东西飞墙而落。再一看， “拖运工”早已大饱口福，袜子成了筛子。

茅草房知道我们的苦与乐

   滇西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下关市，因四季刮风，昼夜不停，享“风城’’之称。而滇南的西双版纳大多是风和日丽的，版纳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层峦叠嶂、植被茂盛，一年仅分旱、雨两季，多的是骄阳、暴雨、浓雾。我们所在的澜沧县惠民山正与版纳交界，极少狂风，安居草房，无需顾虑“卷我屋上三重茅"。

   我们到农场时正值旱季。版纳的旱季是l 2月到4月，是浓雾肆虐的时节．黎明之前，茫茫雾霭升腾涌动，天地似乎都浸泡在米汤中，能见度不足200米，空气湿得似乎能拧出水来。清晨去趟厕所回来，头发表面会浮着一层小水珠。知青们常常疑惑这是雾还是雨?我们的草房。白天可以透过围墙的缝隙隐约看到外面的人影，氤氲的潮气自会流入屋内，渗进每个人的被褥，有时可见床下长出蘑菇来。浓雾在山间茂密的草丛和树叶上凝结成厚厚的露水，上午出工时，羊肠山道边伸展的杂草会把我们的裤子蹭得湿到腰部，好在挨到九十点钟，即会艳阳高照，乾坤朗朗．衣裤上的水分会被收干。逢到休息日。全连到处扯满了绳子，即使最能凑合的男生，也会把被褥抱出来享受阳光。

   草房四季阴凉，遮阳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因门窗狭小，通风采光都较差，屋里不容易晾干衣服。尤其是每年5 月到11月的雨季，湿衣服只能挂在屋檐下。这里虽无江南“霪雨霏霏，连月不开”的纠缠，但有“六月天，娃娃脸”的多变，晴雨交替，每日数场。我们出工时仅戴顶斗笠，衣裳不知要被淋湿多少次。开始时，大家本能地穿着干衣服出工，后来因换下的衣服晾晒不干，衣服换不过来，出工时就照旧穿上湿衣服。劳动时被雨水和汗水浸透的衣服紧贴在身上，烈日下可见弯曲的脊背上冒着阵阵白汽。衣服就这样干了又湿，湿了又干。

   雨下得久了，房顶的茅草会积水，在屋内滴滴答答地溅落。我们都尝过“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滋味，每人的蚊帐顶上全是一圈圈的黄色水印。

   刚下乡时老工人告诫我们的：“身体好不好，过了雨季才知道"。果然，经过旱季的露水浸，雨季的雨水浇，再加上成群的“小咬儿”和蚊虫的袭击，使大部分知青在第一年雨季时出现烂腿、流黄水、起红疱等症状，严重的甚至发烧，可忙坏了队里的卫生员。那时候，好多人的腿上满是绷带，活像打着纱布的绑腿。这种普遍的水土不服的伤病，一直到第二年旱季到来时才逐渐消失。草房知道，除非连日高烧不退或是严重外伤，知青们很少有请病假在家休息的。

  草房虽说不能完全遮雨挡雾，但只要及时修补，还是可以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庇护着我们这群年轻的农垦工人安稳入睡，恢复透支的体力。


草房竞让蹉跎岁月更添荒唐

   草房天然的缺陷是不隔音。单薄的竹墙，就算再添加一块三角形，封住横梁到脊檩的空缺，想阻挡声波也是枉然。屋内说话，不仅隔壁明了，过路人也能听个八九不离十。

   那时全队百把人，北京知青的年纪多在1 7——2 1岁，最小的才1 5岁。所谓的“老工人”工龄只比我们长两个月，年龄与我们相仿，估计没有超过25岁的。连里全是小青年，住在不隔音的宿舍中，开始也没觉得有太多不便。那是推行“斗私批修"的年代，更不可能有尊重个人隐私的概念，知青们除了自己的箱子，再没有什么私人空间。

   连里最先成家的是老工人杨召益和李菊芳，新房夹在南边那排宿舍中间。新婚第二天，连队外山坡上的垦荒工地上，响起一波又一波的笑声，住在新人隔壁的老工人神气活现地模仿着：新郎新娘如何在临睡前夫领妇随地认真进行着“……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的晚汇报。没过多久，这个小家庭就搬到连部办公用房的最北头的一小间，偏于一隅，行人也很少。

   如果说这只是没有恶意的玩笑，可悲的是，在那个扭曲的年代，草房的缺陷被人利用，使蹉跎岁月更添了荒唐与伤害。

   1970年3月成立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我们惠民农场二队的建制也改为一师五团七营二连。4月就开始进行“一打三反”运动。十年浩劫之中，运动不断，凡运动各单位必得揪出几个批斗对象，否则绝不罢休。让人不理解的是，斗争的矛头逐渐指向了部分知青。不隔音的草房为收集“罪证”提供了便利。当事人浑然不觉中，少不更事的玩笑、特立独行的见解、血气方刚的抱负……都己成为挨整挨批、无限上纲的把柄和导火索。

   收听半导体的知青，被揭发为“偷听敌台”。1970年8月上中旬，连里开会批斗景山学校的知青龚其龙。有人厉声喝问：“昨晚上你还收听敌台，坦白交代，听的哪个台，哪样反动内容?”“澳洲广播电台，介绍鸭嘴兽。”龚其龙抬起眼睛实话实说。唉，够了，这就足够继续批斗的罪证了。

   1970年4月底，一点星火转眼成势，凶猛地吞噬了连部的那排草房。为减轻火灾隐患，重盖的房子用红泥稻草糊墙，它是二连第一座住人的泥墙草房。

   1971年12月15日，二连和全营同步，开工建造砖柱瓦顶土坯房。在日光雨雾和白蚁蛀蚀中支撑了3年多的草房逐渐消失。但它早已成为不可磨灭的记忆，镌刻在我们二连知青的心灵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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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政治边防生活       作者 杨建华   一师五团七营／澜沧惠民农场

编者按：作者杨建华 原云南澜沧县惠民农场五连知青。原文发表在《八千子弟》--北京知识青年赴云南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上。

我的政治边防（简称：政边）(注1)生涯从1970年9月或1O月开始，到1972年3月或4月回到连队，先后在云盘寨、米谷寨、工作队办公室、澜沧县政边办公室参加政边工作，后约有1年左右的光景。惠民农场不少北知青先后参加了这项工作，我是其中之一。

1970年3月8日，我所在的惠民农场正式组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五团七营。1970年3月8日，云南日报发表了《放手发动群众，大搞政治边防》的社论，边运动在云南全面铺开。

我们七营的政边工作队以副教导贝王富为首，办公室设在与营部仅一条公路之隔的旱谷坪大队部（那时旱谷坪大队归酒井公社）。从各连队抽调的工作队队员们分散在各个寨子开展工作。我们同在工作队的北京知青有同连队的余晓映、二连的宋鲁燕、三连的马力、六连的徐昌年、四连的屈子英、王复兴等。

文革结束后，“政边”运动被全面否定。然而对于亲历了那场运动的知青们来说，正是政边，使我们有机会深入边疆的少数民族村察。在寨子工作和生活，了解了社会，锻炼了能力，阔了眼界，丰富了阅历。政边的经历如一段独特的插曲，令人难以忘怀。



初到山寨

澜沧县是拉祜族自治县，属于民族“直过区”（注2）。这里的少数民族阶级分化不明显，生产力水平低下，相对比较落后。澜沧县闻名全国大概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电影——《芦笙恋歌》不无关系。早谷坪大队所辖的寨子以爱伲族居多，拉祜族少。爱伲族是哈尼族的支系，当时的旱谷坪大队现已更名为惠民哈尼族乡。

接到派我去政边命令的那天，偏偏干活时被锄头铲了右脚的中趾。趾甲盖掀了起来，却又掉不了，疼得穿不上鞋。但任务很急，来不及多想，第二天一早，我到卫生员那里换了药，“空前绝后”的塑料凉鞋（前露脚趾，后露脚跟，当时很流行）正好让出受伤的脚趾。试了试，走起来还行，就背上书包，跟着带路人出发了。

蜿蜒曲折的山路，不断变换的景致分散了注意力，倒也不觉得脚疼了。

翻山过河，走了大约两个多+JII头。抬头看到对面山上一丛丛高大的竹林随风摇曳，竹丛中茅草房时隐时现。天将午，寨子里炊烟袅袅，鸡犬之声可闻。带路人说，那就是云盘寨。啊，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终于要到了！

后来老乡告诉我，他们的生活与竹子密不可分，吃、住、用都离不开。在山里走，只要看到有竹林的地方，附近肯定就有人家。

云盘老寨位于半山腰，茅草房顺山势而建，居住着二三十户爱伲人。与之一个山坳相隔的是云盘新寨，据说是从老寨分出去的，一条小路将两个寨子串起来。站在老寨可以和新寨的人说话，走起来约要七八分钟。那里的政边队员是五连的一位老工人。

生人进寨子，全寨的狗一起狂吠起来，叫声中充满敌意和警惕。我自认为在女孩子里还算胆大，上小学时，曾独自对付过男生放出来吓唬女生的狗。但现在这么多狗，我脚上还带着伤，万一有情况，行动也不方便，心里不免有些嘀咕。好在老乡们及时出来喝住了自家的狗，热情地招呼我们。

白天男女青壮年都出去干活路了，家中多是老人和孩子，整个寨子比较安静。我被带到一位老奶奶家休息。她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忙着倒水给我喝，又翻出家里仅有的几个芭蕉招待我。看我脚趾上缠着纱布，比划着要给我看看。经过长途跋涉．一歇下来觉得伤脚更疼了。尽管老人轻手轻脚的，我还是疼出了一身汗。看我受伤的脚趾红肿起来，老人脸上露出很心痛的样子，马上摸索着拿出个小包，打开，里面是一些粉末，大概是草药。她将粉末撒在我的伤处，很快我就感觉疼得轻多了。谢了老人，跟着人去吃饭。

第一顿饭在小学老师家吃的。寨子里有个小学校，两位女老师。一位佤族姑娘，粗黑的大辫子，人也黑黑的，很健壮，约20岁，与我年龄相仿。另一位汉族妇女，听说是大队文书的妻子，30岁左右，那天不在。寨子里专门给她们盖了房子，还有个小院。

我吃完饭，洗了脸。起身倒水时发现门外挤了很多人。小孩子居多，唧唧喳喳，探头探脑的，也有带孩子的妇女。我招呼他们进来，孩子们笑着你推我搡地谁也不肯第一个进来。最后呼啦一下子一起挤了进来，围着我，摸摸我的衣服，拉拉我的手，看看我的半导体收音机……，很新鲜，很亲热。这些孩子虽然穿的破旧，肤色黑黑的，脸上也不甚干净，却一个个都眼睛大大的，眼珠黑白分明，睫毛长长的，眉目清秀。我拉他们到寨子里的水管（用竹子一节节将泉水引进寨子）前，给他们洗头、洗脸。洗干净的孩子们很高兴。

天黑了，外出做活路的人陆续回来，寨子里热闹起来，有了生气。孩子们被家里大人叫回去吃饭。

置身少数民族寨子，是我下乡前从没想过的事儿！心里不免有些兴奋。吃过晚饭，我就出门了，想尽快和寨子里的人们熟悉起来。一出门，狗又此起彼伏地叫了起来。

银色的月光透过清澈的空气无遮无挡地倾泻下来。月光下，被高大竹林环抱寨子很美，也有些神秘。

寨子里新来了个汉族姑娘，几乎全寨子的人都出来看新鲜。孩子们因为先前和我有了接触，熟悉一些，都簇拥在我身边姑娘们也围着我，男人们则远远地看着。我和老乡们都急于互相了解。我问什么，老乡们听不懂，只是笑；他们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显得很傻。总听见身边有人说“拉伯玛”“拉伯玛”。后来我学了爱伲语才知道，“拉伯，，是汉族的意思，“玛”是姑娘，“拉伯玛”就是汉族姑娘。老乡们在议论我。

从那天起，我在寨子里的生活开始了。爱伲人的善良淳朴，热情好客，给初到山寨的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天到寨子的美丽月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时常出现在梦境。

随后的两天我统计了全寨的基本情况，按户、阶级成分、男女、年龄等做了表。那时候很讲究依靠贫下中农，作为政边工作队员，到了寨子，而且是少数民族寨子’及时弄清自己今后依靠的对象显得更重要。

几天后，拔掉坏死的趾甲盖，我和姑娘、媳妇们一起到远处的地里干活路去了。

后来我在寨子里待的时间长了，狗不再跟着我叫。偶尔去营部开会返回寨子时，狗的叫声中已没有敌意，似乎在欢迎我回来。在老乡们的关照下，我很快在寨子里安顿下来。爱伲人真的很纯朴，很善良。他们热情好客，将年轻的“拉伯玛”视为自己的姐妹，真心相待，在他们中间生活很安全。



学说爱伲话和传达文件

爱伲人自称“阿卡”’没有文字。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们知青管他们叫。阿biang。在寨子里见到年纪大的老者，问他们多大岁数了？哪年出生？因为没有文字记载，他们说不清具体年份，只能告诉你：就是梁子（山）阿帮（那边）的大树被雷劈倒那年生的。结果到底你还足不知道他的岁数。

为了和老乡沟通，也是工作需要，在早谷坪我就开始向遇到的～群爱伲姑娘学说爱伲话了。到了寨子’更是随时向每位老乡学，看见什么学什么，他们也都热心教我。我拿个小本一句一句记，像在学校学外语似的。爱伲话发音奇特，我想尽一切办法记录、标注，有的用汉字’有的用拼音，有的用英语字母，还有的用国际音标，升调、降调，三声、四声，挺复杂。本子上记得五花八门，除了我自己，谁都看不明白。很快，我就能和老乡用爱伲话交谈了。工作队的王复兴也说得一口流利的爱伲话。那时老乡们都晓得'工作队的北京女知青爱伲话说得好。

后来在传达913彪事件的中央文件时，我学的爱伲话还派上了点用场。

1971年“9.13”林彪事件后，中央发了77号文件，要及时传达到老百姓中。第二天我和晓映就开始在寨子里传达中央文件。   。

云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只知道毛主席、共产党，再就是大队干部了。对林彪事件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也不知道林彪是谁’是什么人。因此传达文件时不能照本宣科读文件，先得让老乡知道林彪是谁，是什么人。我们只能跟老乡这么讲：每天早请示时，除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还要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这个林副主席就是林彪，他心肠不好，和毛主席不是一条心，林彪是“草拍”（爱伲语：坏人），是坏人，等等。听了我们的解释，老乡们满脸迷茫，似懂非懂。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传达中央文件不能影响抓革命促生产，白天生产劳动的时问不能占用，我们就利用老乡下工后的时间召集开会、传达文件。我们把传达的时间错开，先在一个寨子传达，之后再赶到另一个寨子去。那段时间一个晚上跑两个寨子是常事，免不了走夜路。我和余晓映两个20 出头的汉族姑娘，身揣中央文件，每人书包里放把澜沧刀，在大山里奔走。有月亮时还好，山路被照亮，走起来快些。碰上没月亮的时候，打着手电筒，走得就慢多了。



代课

这里的小学校仅一问教室，在云盘老寨和新寨之问，两个寨子的孩子都在这里上学。学校分了几个年级，但同时上课，就像是我们现在的复式班。

一次，老师们要集中到公社学习，那个佤族姑娘让我代她上两天课。老师没给我书，要我带孩子们读课文就行了。

第二天一早我到了学校，孩子们叫我“拉伯玛”。我观察了一下，二三十个大大小小的孩子里男孩居多。我按老师交代的，让大家读课文。孩子们大声地、摇头晃脑地读起来，却没有一个人打开课本，实际是在背课文。

我听见他们念的课文中有一句“一定要向张思德叔叔学习，为革命烧出好煤来。”感到很奇怪，拿过一个孩子的书看，课文是关于张恩德烧炭的，正确的应该是“为革命烧出好炭来”。孩子们把“炭”念成了“煤”。我让大家停下来，在黑板上写上“炭”和“煤”字，告诉他们这两个字的区别，课文里的这个字应该读“炭”。孩子们忽闪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莫名其妙地望着我，弄不明白。重新朗读时依然将“炭”读作“煤”。我告诉他们：张思德叔叔烧的是炭，炭是要烧的，煤一烧就没了。他们没有“煤”的概念，或许他们以为“炭”就是“煤”，无法理解我的话，只好作罢。我想让他们像我们小时候学写字似的，用手比划着，嘴里将字的笔划“横，撇、竖、弯勾”的念出来。可孩子们弄不懂我的意思：想听写一下，又都没本子。我黔驴技穷了，和孩子们大眼瞪小眼了好一阵，只好让他们接着读。看来他们并不懂课文的意思，也不会写字。听着他们一遍遍地念着“要烧出好煤来”，真是哭笑不得。

两天的代课时间简直是熬过去的，面对孩子们渴望求知的眼睛，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为自己的无能而懊恼，为孩子们没有称职的老师而焦虑。



当兵的“阿力”

寨子里一个叫阿差的阿力（爱伲语小伙子）应征入伍了。他父亲去世早，母亲与他相依为命。临走前，他到大队部找到了我（后来我调到了工作队办公室）。见到原来寨子里的老乡，我很高兴，请他到宿舍坐下，问他有什么事。

他说“小杨同志，请你代我写封信。”我一口答应下来，拿出笔，铺开纸，问： “你写给哪个？”平时有些莽撞的阿差竟有些羞涩地说： 。你只管写好了，抬头的地方空起。”看他的神情，我猜他是要给姑娘写信，就不再问了。

据我了解，爱伲族婚姻自由。每到农闲的时候，寨子里未婚的阿力们就穿上新衣服，打上新包头，打扮得精精神神，背上行李，带上干粮，由一位年纪稍长、结过婚的男子带领，到别的寨子去找姑娘。他们叫串寨子，或串姑娘。一去十几、二十天，也很辛苦。碰上合适的，两个人谈好，你情我愿，情投意合，第二年去娶回来。碰不上合适的，第二年再接着去串，直到找到意中人。没有父母包办，两相情愿即可。一般二十多岁的男青年都结婚了，很少有人找不到姑娘。

我问他到底看上了哪个寨子的阿布（爱伲语：未婚的姑娘）。他说了云盘老寨一个姑娘的名字。那是一个很俊俏的小阿布，长圆脸，黑黑的脸上两只眼睛不太大，黑亮黑亮的，十分有神，身材苗条，将近一米六的个子，在爱伲族姑娘中算是高挑了，干起活路来非常泼辣，是个好姑娘。但我还是吃了一惊，因为她是云盘老寨一个地主家的姑娘，阿差家可是贫农啊！我提醒阿差：她家是地主。阿差毫不犹豫：“我晓得，我就是要她等我！”我语塞。毕竟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政策怎么规定的我不了解，不便多说。

我们当时满脑子阶级、阶级斗争观念，老乡们却根本没当回事。我一边和他聊天，一边帮他写信。我问他走后他的阿妈谁来照顾；家里的活路谁来帮着干；到部队后，他染过紫胶的牙齿怎么办？…．，

信的内容非常简单，大意告诉姑娘：他要去当兵了，让小姑娘等着他，等他回来嫁给他。信写好了，阿差满意地接过信走了。至于后来他如何把信交到姑娘的手上，姑娘怎么读他的信（爱伲族女孩子一般不识字），就都不得而知了。

现在回想起来，说那个姑娘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其实她家也和其他人一样，住着破旧的茅草房，自己做活路。她阿爸待人非常和气，不知道为什么定了一个地主成份。也许文革中将原先执行的民族“直过区”政策全部推翻，那个姑娘的阿爸才被定成地主成分的吧！幸亏阿差没有当时内地人的诸多顾忌，否则一段好姻缘被拆散，我心里也会不安呢。



交公粮

那时农民每年不仅必须交公粮，还得卖余粮。不管收成如何，交不齐公粮，不卖余粮是不行的。大队、公社都过不了关。

具体交公粮、卖余粮的数目我已记不清了。只知道当时老乡们生活得挺难，粮食不够，经常吃掺饭（在大米中掺入其他可食用的东西）。用白薯、南瓜掺饭是最好的，待这些都没有的时候，就得用其他能吃的东西代替。老乡们到山里去挖山药、毛薯等野生块茎植物，切成小块和大米一起煮饭；或者把砍来的野橄榄树干刮去外皮，把绿色的嫩皮刮下来，和米

饭一起煮来吃。总之，得想方设法填饱肚子。

工作队在寨子里搞政边，每天早上带着群众读毛主席语录，宣传“抓革命，促生产”，晚上组织群众学习、开会，各级政府都是大力支持的，没人敢说三道四。

旱谷坪大队的文书是个有头脑的人，他妻子就是云盘寨的小学老师。文书年纪约30多岁，白白净净的，有文化，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对政治边防很有些不以为然。他曾经说，有时间多干点活，比老开会学习管用。还说，如果光念毛主席语录就能长粮食，就用不着种地了，老百姓也不用吃返销粮了。听说文书出身不好，所以我们对他的态度也不大友好。但听他这么说，觉得也有些道理，无法反驳。只是那时我们满脑子阶级斗争观念，加上年轻，有些盲从，觉得他这么说就是不支持我们工作。但当时没抓他的典型批判他倒是挺奇怪的。

云南少数民族那时还是刀耕火种，粮食产量很低。我们工作队的徐昌年就将自己知道的内地农耕技术，比如积肥，将肥料发酵好，和种子混在一起播撒，手把手地传授给老百姓。另外，尽管他那时还不是党员，却帮助他所在寨子成立了党支部，并将思想进步，表现好，接受能力强的老乡推荐给大队，发展其入党，使基层村寨有了党组织。这件事现在听着虽然有些荒唐，但在那个年代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从这些方面讲，工作队还是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的。

老百姓粮食本来就不够吃，交公粮的时候自然有些不情愿。加之每到交粮正逢雨季，粮食晒不干，且从寨子到大队路途遥远，道路崎岖，泥泞难行，无法用牛运粮，全靠人背肩扛。这时需要大队、公社派人层层做工作。我们既然是工作队，动员交公粮便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的任务之一。

老百姓每年按时交了公粮，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还得吃返销粮。不如少交点，少吃些救济更直接些。但就是不行，交公粮是交公粮，任务必须完成！吃救济是吃救济，两码事儿。据徐昌年回忆，返销粮每人每天二两。我们工作队员都吃住在老乡家，一样吃各种掺饭，老乡的困难我们很清楚，工作很难做。

除了走家串户地做动员工作，我还利用晚上开会，或者在早请示后分派活路时做大家的工作。那时我也就20出头，实在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只能拿老百姓朴素的阶级感情说事，反反复复地讲我们贫下中农是干什么的？就是种地的。种地就得交公粮，这是我们贫下中农的任务。我们是毛主席的贫下中农，有困难我们自己克服，不能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操心……云云。

当时云盘老寨的队长黄老二是个能干的汉子，三十多岁，家里孩子较多，生活的担子不轻。我如此这般地讲了好多天，没人响应。我干着急，没办法。不知道是可怜我年纪轻轻的天天和大家讲得辛苦，完不成任务，不好交差，还是听烦了我的大道理，抑或是真的想通了。终于有一天我讲完后，他带头说：小杨同志说得对。我们云盘寨一定完成交公粮卖余粮的任务！让毛主席放心！下雨粮食不得干，我们在火塘上烘干！牛驮不得粮食，我们背到大队去！他的话让我松了口气。他就像个领头羊，一呼百应。

那年交公粮的时候，在云盘寨到早谷坪泥泞的山路上，乡亲们冒雨往返身背肩扛，突击运了几天，云盘寨按时完成了交公粮的任务。任务足完成了，但我知道，那年云盘寨的老乡们肯定得吃救济粮。

至今深山里那个小小的、美丽的寨子，依然牵动着我的心。多年来我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在惠民的时候，逃也似的拼命想离开：而一旦真的离开了，却又时常想着，念着，梦绕魂牵到如今，甚至永远？在生活中，有时一缕烧柴的烟味，有时一股树林里清新潮湿的空气，有时一摊新鲜牛粪的气味，有时办公室窗外雨雾笼罩的山影，甚至只是在报纸或电视里看到“云南”这两个字，都会使我怦然心动，蓦然想起惠民山——我们曾经度过最美好青春的地方。我想凡是在那里生活过的人大约都有同感吧。



注释：

注1：政治边防：1966年，8月，时任军委副主席的林彪提出：“我们的边防是搞政治边防”。自此，这个提法被作为边防建设方针在边疆地区推行。

注2：“直过区”——特指20世纪5 0年代初国家对云南边疆处在原始社会末

期或已进入阶级社会，但阶级分化不明显，土地占有不集中，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部

分少数民族和地区不进行土改，以“团结、生产、进步”为长期工作方针，使其直

接地但却是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以解决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共同

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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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我没能照顾好大家  作者 王海疆 一师五团七营二连／澜沧县惠民农场二队

编者按：作者王海疆 原云南澜沧县惠民农场五连知青。原文发表在《八千子弟》--北京知识青年赴云南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上。

   2008年10月4日，六十多位当年在云南惠民山种过金鸡纳树的知青们集结昆明，踏上回家的路，去看望惠民那片久违了的红土地。

   站在二连的操场上，我又记起那段挥之不去的往事。

   那是1970年的2月，全国掀起了“一打三反”运动（注）。当时，知青们没人知道为什么又要运动了，但有一点很明白，又有人要倒霉了。

   那时，惠民农场二连共有四五十个北京和昆明知青，以北京知青为主，加上二十几个当地少数民族工人和复员军人。二连的多数知青由两部分组成，老三届的初二学生和高二学生。也就是说，在1970年初，我们不过是些二十岁左右、涉世不深的大孩子。

   二连连长金有祥是云南农垦改制建设兵团后连里调来的唯一现役军人，原任解放军驻守景洪澜沧江大桥的警卫连连长。他面色黑红，腰板挺直，说话中气十足，像模子里铸出的标准军人。听说他是部队大比武时的尖子。二连的指导员是一位退伍军人，平日总穿一身洗得褪了色的旧军装。印象中，他更像连里的二把手。

   一打三反初，我和同队知青叶研企图去缅甸参加人民军的事给揭发了出来。自1969年开始，不少在云南的知青越境到缅甸，参加了缅共的游击队与缅甸政府军作战，这其中不少是北京知青，因此这一消息在北京知青中广为流传。我和叶研得知后，也准备去支援世界革命，只是还没有任何具体计划和行动。企图越境小则算是无组织、无纪律，大则可上纲至叛党、叛国。

   当年就在这个操场上，连里开会，有人发言点名让我们说清楚、做检查。平生第一次，在惠民、在二连有了一种要被批斗的感觉。也许因为只是企图，够不上现行’正当我在忐忑不安中等待厄运来临时，新的、更大的、比我们更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在二连被揭发出来了。阶级斗争的大网放过了我们这两条小鱼。二连一打三反的矛头指向了另外两位北京知青：龚其龙和董纪平。

   龚其龙，北京景山学校高中学生，为人大大咧咧、不拘小节，能说、爱侃。从他嘴里总能听到一些当时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闻。他无害人之心，干活也卖力。只是有时的高谈阔论在男生中显得有点不合拍。董纪平和龚其龙的“罪行”很相似，都是收听境外电台广播，加上一些不满和牢骚。龚其龙的牢骚和不满是他不避旁人的公开言论，甚至他收听敌台也不偷偷摸摸，更不避讳与人谈起。董纪平的言论则是被人隔墙（泥巴抹的竹片墙什么声音也挡不住）听去，被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汇报上去了。

   二连的一打三反大会是在金连长的主持下召开的，地点仍是在二连茅草房围成的这块操场上。尽管没喊“打倒”，但还是有人声色俱厉地说了“老实交代”之类的话。会议的气氛对所有知青来说都不轻松。会上，我没有置身事外的感觉，我想到了自文革初就被批斗的母亲和自己刚刚躲过的厄运。

   年轻的龚其龙和董纪平为他（她）们的年轻付出了代价，受到处分，此后他（她）们身心所承受的压力并不为人所知。二连的一打三反运动胜利结束，金连长对上边有了交代。凭心而论，老金也是在完成任务，他并没有像那个年代不少人做的那样过左、过激。

   10月8日，在景洪，我们一行十几人来到金连长家。一进门，每个人轮流握着老金的手让他辩认。时隔四十年，老金只叫出了两个人的名字，董纪平和卫生员席晓岚。能认出董纪平，并一字不差叫出名字，这恐怕与她在二连的那段经历不无关系。想必老金对那次运动也还留有记忆。我又想起龚其龙。假如当年知青们能出面帮他一把，为他说些好话，可能会多少改善他当时的不利处境。但没有人这样做，包括我自己。这种遗憾始终伴着我。多少年过去了，龚其龙再也没有参加过惠民知青组织的任何一次活动，失去了联系。也许惠民的往事让他不堪回首。

金连长和夫人热情地招待了我们。老金今年整七十。前不久有过轻度中风，腿脚并不太灵便。就这样，从他身上你还是能感到那种铿锵的军人气质。我们像是到了一个老朋友、老同事家，毫无拘束。磕瓜子、吃柚子，抱着老金的几个大竹筒烟具，吸得咕嘟嘟作响。

第二天，老金托人带话，说：“有句话我没能当面对大家讲，请代为转告。当年我没能照顾好大家，请大家原谅”。

这句富有人情味的话让我听了心中一热，泪水在眼眶中涌动。。照顾，，？是的，老金说了“照顾”而不是“领导”。今天的老金认为当年他手下的知青们是应该得到呵护和照顾的。我相信他说这话是真诚的。这句表示歉疚的话足以使我们释怀和宽慰，毕竟我们曾相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龚其龙如能听到，他会忘掉四十年前发生的不愉快吗？   

四十年过去，斗转星移。再次面对这片红土地，说不清是沧桑多于敬意，还是敬意多余沧桑。这片土地里深埋着我们的欢乐、磨难和青春化成的汗水。在这块土地上，我们收获了成熟、自信和刚强。我们从这里走出，谁能说我们此后的人生没有惠民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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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职工魏石松   作者 李满 一师五团七营二连／澜沧县惠民农场二队

编者按：作者李满 原云南澜沧县惠民农场二连知青。原文发表在《八千子弟》--北京知识青年赴云南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上。

     在云南唯一能给我留下记忆的老职工好像只有魏石松，当年我们连队的种菜小组除了几个知青就只有魏石松了。他是一个快乐的佤族青年，他的故事那样与众不同，讲几个给你们听听：

      魏石松告诉我们，当年政府通知他们到公路旁迎接第一次开来的汽车时，他们扛来了许多饲料放在路旁，以款待那据说是威力无穷的汽车。而当他们听到汽车的喇叭声后，都吓得逃到了山里。

     他说，在来惠民之前，他曾在密林中开辟了一块不小的“自留地”，种植罂粟。

     和他一起种菜的日子真是快乐。他告诉我们哪些果子可以吃。他还在山里设置了几处弩，每天早上去菜地时，如能找到射中的小鸟，他便把它剥光洗净，用竹签插上，放在炭火里烤，然后撒点盐给我们品尝。他自己还吃些蠕动着的白色肥胖的肉虫。他先把那些虫子放在鼻子和嘴前玩耍一会儿，去掉头尾再吃。

他是那么不可思议，他能在一下午给自己盖一间茅草小屋。

有一年过年，他吃过知青包的饺子，兴奋得与其他佤族兄弟在操场上又唱又跳。最终他把盛饺子的大铁碗用多次冲刺跑着砸向大树。大铁碗终于瘪了，他是那样的满足，并用那瘪碗向我们展示他的快乐。

    相隔那么长时间，2008年和知青一起结伴返回云南回到连队，我真想和他好好聊聊，他远在山上的家中坐坐，但见面的时间太短了。当与那么多当年的老职工共进晚餐时，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几乎到了失声痛哭的地步，我用双手紧紧捂住脸，尽量不让别人看到自己失态的样子。

     人的～生都有一些对美的记忆。

     对我而言，最美的歌声不是我最喜爱的那些名家歌唱，而是偶然一次在惠民连队听到的从下面山涧里向上传来的几个儿童的歌唱。歌声是那样的清澈、悦耳，真正是纯净的天籁之声。那是寨子里的孩童，他们在模仿收音机里的歌声。也许他们不完全懂得歌中汉语的歌词，那歌声是那样的美，我这一生中再也没有听过其他歌声可以与之PKo “红太阳照边疆，青山绿水在歌唱……”这歌声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我人己六十，走过一些山山水水。但唯有惠民的山、惠民的林、惠民的小溪、惠民山上走动的雨、惠民的彩虹、惠民爱伲姑娘的黑色粗布超短百褶裙……给我留下了终生不忘的美好回忆。细想起来，美也许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的。因为美一定是一种心灵深处的感动。

     我有一个愿望——赞助老职工来京旅游一次。我希望大家都能出点钱，或多或少。我们在经济上帮不了他们什么，但在这件事上也许能做点功课。北京本来就是属于全国人民的。没想到在大家都努力下，这个愿望在2009年实现了，知青们的心愿是相同的。

      离别时，我的眼泪再次涌出，再见了魏石松，再见了全体惠民的老职工。在我心灵深处，我总感觉，我还会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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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云南的动物

                                                  王立泽



编者按：作者王立泽 原云南澜沧县惠民农场五连知青。原文发表在《八千子弟》--北京知识青年赴云南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上

转眼之间上山下乡已经四十年了，每当我回忆起往事的时候，总有几种云南的动物浮现在我的眼前，它们在艰苦的岁月中或与我擦肩而过、或始终陪伴着我下乡的生活，至今使我不能忘怀。

一、第一次吃狗肉

距离北京万里之外的彩云之南是美丽的，它像一块绿色的宝石镶嵌在祖国的南疆，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有无数珍稀的动物和植物，号称动植物的王国。然而，我们刚刚到达时的新奇很快就被艰苦的劳作和一日三餐没有一点儿油星的生活淹没了。大约是到达惠民农场半年左右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个五队的知青到一队去玩，有人突然提议，我们去找老乡买只狗吃解解馋，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响应。我自告奋勇地承担起买狗的任务。于是我和徐生锁二人立即出发前往一个寨子。说是买狗，其实是用老乡喜爱的线毯换狗（当时没有毛毯，即使有也买不起）。我们先到小商店用五块钱买了一个线毯，抱着线毯就进山了。走了很远的路才到了一个拉牯族的寨子里。经过和老乡交谈，有个老乡同意换给我们一只狗（如果他知道我们是买回去吃狗肉，肯定不会卖给我们）。返回的路上，这只狗非常不听话，它好像知道自己的命运，使劲地挣脱绳索，急得我们二人满身大汗。没有办法，只好弯下身来安抚这只狗，用手抚摸着狗的皮毛，对它说着好话，这一招还真灵，狗果然安静了许多。就这样走一段路安抚一阵，回家的路上比来时用了多一倍的时间。当我们把狗赶回一队的时候，一些早已等候多时的知青欢呼起来。我和徐生锁的任务大功告成，其它事就都不用管了。别的人垒起炉灶、架起柴锅、劈柴烧水、杀狗切肉，一通忙活。过了一个多小时，香喷喷的狗肉做好了，我急不可待地盛上一碗，大口地吃起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狗肉，觉得比什么肉都好吃，真是回味无穷。几十年以后，我还吃过吉林朝鲜族的狗肉、贵州的花乡狗肉，但是感觉都没有我第一次吃的狗肉香。

二、飞蚂蚁也是肉

在惠民的几年中，艰苦的劳动和缺油少菜的生活始终伴随着我们。有一年夏天，下过雨之后，天上飞来很多带翅膀的小东西，问了老工人之后才知道他们叫飞蚂蚁。在北京我们只见过地上爬的小蚂蚁，却从来没有见过会飞的蚂蚁。这种蚂蚁长着两个大翅膀，有点儿像蜻蜓，但比蜻蜓的身子小很多。老工人说飞蚂蚁可以吃，于是大家兴高采烈地捕捉起飞蚂蚁来。有的人拿来洗脸盆，有的人拿着扫帚漫天挥舞，有的用衣服去扇打，经过几十人的狂捕乱打，收获了好几脸盆飞蚂蚁。大家把飞蚂蚁拿到厨房的大锅里，用大铁锹不停地翻炒，不一会儿香喷喷的爆炒蚂蚁就出锅了，我们品尝着胜利的果实，飞蚂蚁翅膀的糊味伴随着炸蚂蚱般的香味儿，久久不能飘散。虽说飞蚂蚁个儿小，但是蚂蚁也是肉。在几个月见不到肉的地方，能吃上飞蚂蚁，也算是解了一次馋。

三、三个蚊子一盘菜

蚊子是令人讨厌的东西，在北方只有夏天才能见到它。到了云南，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变成了两季（雨季和旱季），蚊子的出没时间比北方长多了。尤其是在雨季，蚊子多得不得了，甚至白天在地里干活时都会被蚊子叮咬。晚上没有蚊帐就休想睡觉。只要蚊帐露出一个小缝，蚊子马上就会钻到里面，几个小蚊子搅得你无法入睡，只好起来打开手电捉蚊子。同宿舍的人经常会在半夜惊醒，看到别人捉蚊子。云南十八怪其中之一是：三个蚊子炒盘菜，可见云南的蚊子个儿大无比。被蚊子咬到的地方，很快就会肿起个大包，又痒又痛。那会儿也没有蚊香、花露水之类的东西，只有蚊帐是抵御蚊子进攻的最好武器。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知青们在院子里学唱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长征》。当时正值雨季，蚊子非常多。为了驱赶蚊子，烧起了几堆火，然而蚊子并没有被赶走，仍然一群一群的飞来袭击我们，有的蚊子嘴很长很尖，隔着衣服咬人。我坐在小板凳上，由于裤子短，脚脖子露在外面，尽管使劲地拍打，没有多一会就被咬得像个老玉米，又红由肿。知青们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唱着“红军不怕远征难……”，大家边唱歌边用双手或报纸扇打着蚊子，蚊子的嗡嗡声很快就被五队知青嘹亮的歌声淹没了。

四、令人生畏的蚂蟥

在我接触到的云南动物中，我最害怕的就是蚂蟥。蚂蟥有旱蚂蟥和水蚂蟥之分。在山上干活时，偶尔会遇到旱蚂蟥从树上掉下来，但从没有落到身上，因此并不害怕。真正让我对蚂蟥产生畏惧是在团部水塘捕鱼时的经历。

我调到团部以后，曾在炊事班工作。1972年春节前，为了给大家改善生活，管理员决定让我们到鱼塘捕鱼。团部大楼前有两个鱼塘，大约有齐腰深。虽说是在南方，2月份的天气下到水塘以后感觉水很凉。我们几个人拿了一个渔网，从不同的角度往中间合拢，第一网就捕到了十几条鱼。正当我高兴地收网时，觉得腿上有点麻，等我走到岸上察看时，只见腿上有两个黑色的蚂蟥，蚂蟥两头的吸盘死死地吸在大腿上，吓得我连忙拍打，我越拍蚂蟥叮得越死。我从蚂蟥中间的缝隙伸进手指，揪住蚂蟥的身子，使劲地从腿上把蚂蟥揪下来，两个吸盘处立刻冒出许多鲜血。老工人大老胡说：赶快拿烟熏。于是找来抽烟的人，把香烟放在蚂蟥旁边熏，这一招果然很灵，一会儿另一只蚂蟥就从腿上脱落下来缩成一团。我们用刀把蚂蟥砍成几节，它像蚯蚓一样还在动。再下水时我就小心翼翼了。但是第二网鱼捞上来时，腿上和前胸有了四个蚂蟥。第三网鱼捞上来时身上竟然有了七个蚂蟥。蚂蟥好像专门叮我，对老工人却很少叮，可能是他们抽烟较多，身上有烟味，蚂蟥不愿靠近吧。我对蚂蟥越来越怕，但是为了给大家捕鱼，也就豁出去了。看到大老胡等人像没事儿一样地捕鱼，我也不管那么多了。为了大家能在春节吃上鱼，冰冷的鱼塘水和吓人的蚂蟥都不能让我们退却。等到我们完成捕鱼任务回到岸上，把腿上、身上的蚂蟥清理干净时，我的两腿已经是鲜血淋淋了。至今回想起来，我对蚂蟥还是非常的恐惧。

在云南五年多的生活中，我还经常见到北方少见的蛇和穿山甲。当时的穿山甲还不是国家保护动物，能经常见到老工人在山上捉到穿山甲。还有五队的陈惠芬养了一只小猴子，给我们枯燥的生活中增添了些许乐趣。还见过少数民族背着刚捕捉到的麂子。听说云南大象和豹子很多，但很遗憾的是，在五年多的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在山里见到过。

                                                             原云南惠民农场五队王立泽

                                                                          2009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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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拼命十日



2009年12月 28日

如歌（Z）带着原北京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老知情（Y）来找我，任务是为《八千子弟——北京知识青年赴云南四十周年纪念文集》设计排版。并说明此书要于2010年1月19日前必须印制完成。时间很紧了。

我提出——

1．确定书的规格（尺寸大小）

2．迅速交稿



如歌（Z）交给我老照片一组。

Y老师提出明确的版式设计要求和封面设计的具体要求。



即时通过网络让助手做出“版式小样”并发邮件至他们的组织机构。



……



2010年1月4日

上午：Y老师来我家。我提出封面设计的不同想法，未被采纳。

原提供的“版式小样”未得确认。但Y老师提供一本书，定规格照其制定。

通电话与其组织机构负责人通话，说明“正文马上交稿”为第一关键任务，而其中确定文章顺序又为第一要素。

下午：助手来我处，按要求设计封面，共计米黄色、黑色、白色三个同图案不同底色的方案。

如歌（Z）也来参与，并要我有思想准备，由于时间问题，恐印制工作也有可能交给我办理。



2010年1月5日

电话助手，要求她自己交一封面设想小样。

下午三时叫来，可惜她看了我的设想，没有颠覆性的想法。于是再做一设想。

① 米黄色

② 黑色

③ 白色

④ 我的第一方案

⑤ 我助手的方案

⑥ 我的第二方案

六个方案均传输至快印厂打样。



2010年1月6日

下午2：00与如歌（Z）一同前往组织机构负责人办公处。第一次见到知青老W。

交封面样。并再次详谈交稿时间。

老W答应1月8日交稿，最迟不超过1月8日。并询问我时间的底线。

出门我和如歌（Z）说，恐怕1月8日交稿不能实现，而且印刷厂可能也不接受此任务了。



之后，联系若干印刷厂，均已担心无法按时完成婉拒。



2010年1月8日

上午，老W来电，交稿是否可以顺延至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我当即否定，询问还有什么问题后，我们相约接他到我处，由他指挥我来动手把文稿顺序整理好。后记等非正文的部分随后补交。

下午4时，文稿顺序基本完成，随网络传输给助手，要求其先改一些明显的标点错误和有害的Word文件格式。并提出版式的想法和具体要求，要求其做出初样。

老W要求我负责印制，并提出最后的交货时间不得晚于1月19日中午。我告知其如果按其设想“索线精装”的工艺的话恐无力完成，我将于排好版的清样出来后给他答复。

有关封面没有给出定论。



2010年1月9日 星期六 倒计时10 Day

我到助手的办公室指导排版。

晚间在家里调整版面并安排图片位。



2010年1月10日 星期日倒计时9 Day

在家进行调版，并安排图片位，设计内扉。本计划此日中午完成初稿，并交速印厂打样，未能实现，直至晚9时才调整完毕。通话老W，告知他次日交第一次清样，准备组织人力审校。



2010年1月11日 星期一倒计时8 Day



上午亲自去速印厂打样，图中通话老W，要求他组织人力于下午三时开始审校。

中午1时左右清样出，共出两份，页码达488页。

下午3时前赶到了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办公楼内一会议室，老W组织的人力正陆续到达。

其中一份清样交如歌（Z），由他组织人力给书配图及图的说明文字。

参加知青们的审校工作



其间讨论了封面，多数意见是要求在我的⑥号方案上修改。但修改的意见差异较大，甚至不少意见完全相左。没有人给我最终的决定，但我知道这就是最终的决定——以⑥号为基础，尽量满足所有人的审美观，尽管做不到，努力吧。



晚饭后转战至中国农业科学院内一会议室继续鏖战。

晚10时——11时陆续离开，但稿件仍有三分之一强未审，交由老W和该书主编回老W家挑灯夜战。

第一行中图是方案④，是我极力推荐的方案，但没有获得通过。

第一行右图是方案⑥，多数人的意见是在这个上面修改。
第三行这个图是我助手做的，这个小懒蛋没有出颠覆性想法，和我的有些雷同。我将这个也报上去了，算作方案⑤。



其他图是设计时想的一些小样，没有呈报。方案① ② ③的图没有列在这里。

2010年1月12日 星期二倒计时7 Day

晨8时30分到老W家，估计他们彻夜未眠。

老W交待改稿注意事项——要改正的错误和不当之处比比皆是，这没什么。但最让我担心的事发生了：要有三处倒版，其中两处为奇数版。工作量陡增数倍。另外，“后记”成稿并已发送至我的邮箱，新增题词交与我手，至此，内文稿件终于交齐。

10时，赶到助手办公室。如歌（Z）也赶到那里。他凌晨3时才睡，在那里眼睛红红地继续他的配图工作。

助手介绍的一个印刷厂来电，询问了任务后，以无法保证时间放下了电话。

我给助手写下修改的工作流程，后赶赴河北廊坊，在那里有朋友介绍给的两家厂子。

赴廊坊路上，一家厂子以时间太紧直接谢绝了。希望就在最后一家。

最后一家厂子见到的人非常重要，不是业务经理，是大股东。我知道作为一单“活”多数厂子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如何协调好他们已有订单的生产不被耽误，特别是后期（装订部分）不能发生大的冲突。大股东在和他的厂子、车间主任们商量过后，给我答复：如要求索线精装，按交货要求时间不接受订单。按胶装原则上接受了，给我提出的条件是：

2010年1月14日 晨交付印刷PDF文件， 并确定纸样。他们紧急安排出片制版。

2010年1月15日工厂按我确定的纸样给我书籍厚度。下午1时我必须到厂，看一下墨色，确定开印。同时交封面设计印刷文件。

2010年1月18日，我需在下午到场，确定一下装订顺序工艺无误。

2010年1月19日下午1时许在北京保利剧院交货。

所有这一切的大前提就是第一条：我必须在1月14日晨交付印刷文件。

电告老W，请于第二日安排人员审校，我将于上午10：00前交付清样，要求下午3时前返回校样。



下午近5时，赶回助手的办公室：改错、倒版、插入图片及说明。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指导。幸亏有个新挂上的网友“西部王者”和我聊天，相当于陪了我们大半宿。

（次日凌晨5时20分，一稿修改完成。6时20分，转曲、转PDF完成。）



2010年1月13日 星期三倒计时6 Day

凌晨5时20分，一稿修改完成。6时20分，转曲、转PDF完成。携文件奔赴速印厂，7时30分拿到清样，并电告老W，我将于8时30分左右交付清样。

回家后既困又睡不着，直到下午约2时才入睡，距离上次离开床已有29个小时。

才睡1个小时，大约3时工厂又来电，要求我确认是否第二天一早能交稿，他们现在就要调整生产安排了。我嚼着槽牙拍着胸脯跺着脚说没问题。睡意全无。

直到晚上8时到老W家拿到终校稿、及封面题字。如歌（Z）也在那里，他要调整图片。

如歌（Z）跟我到我家，调整图片至凌晨1时多，还有几处由于出现倒版需要我仔细琢磨，便请他先走。我又是一夜未眠。

（干至次日晨近7时完成修改，开始转曲、转PDF版工作。此时心已放宽，便给工厂打电话，问工厂来取文件的人是否起床了，结果人家离我这里只有几公里了，于是只好告诉人家我还需要2个小时）



2010年1月14日星期四 倒计时 5 Day

9时，工厂把文件和预付金拿走了。

10时我放了一池子热水，泡在里面看几天的报纸，结果睡了。

醒来后胡乱吃了点东西接着睡。下午3时多，Y老师来电话，提出一些版式方面的修改意见，时已晚矣。Y老师嘱咐我一定要把封面做好看了。真挺难的。电告助手于次日一早赶到我这里。



2010年1月15日星期五 倒计时 4 Day

凌晨约2时30分，老W的电话把我叫醒，他说他惊出一身冷汗——编委会名单中落下一个重要的人，必须补上，让我通知工厂。我一早给工厂电话，得知此版已经制出，便告诉他们版权页（编委会的页面）改为空版，编委会我将改印在封面勒口上。后来知道了，实际上本没有错，只是老W也太累了，压力太大，导致虚惊一场。

北京堵车，助手来晚了一个小时。我们开始设计制作方面。此时老W来电话，告知必须马上设计联谊晚会的节目单。

完成封面后，开始做节目单小样，此时已经过了和工厂约定的时间……

下午近3时才携文件和助手一起驱车赶往工厂。路上工厂来电话，由于我没有按时到厂，他们几经将上好的版卸下来了，先安排别人的活。路上又遇到严重车祸导致高速封路，只好绕道行驶。透过车窗看着西边如同月牙的太阳（正赶上日食），一路忐忑不安。

到厂后我和助手分别行动，我负责确认内文墨色，她负责封面调整……晚约10时30分到家。路上老W来电，告知“节目单”定稿内容已发至我的邮箱，要我次日下午3时前交印刷文件。


正式封面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2010年1月16日 星期六 倒计时 3 Day

下午2时30分，“节目单”印刷稿交毕。


2010年1月17日 星期日倒计时 2 Day

轻松的一天，回家看望父母。



2010年1月18日 星期一倒计时 1 Day

上午赶去工厂，检查印装的情况。工厂忘了给书芯加后衬。工厂说你不是只要求前面加衬吗？我说请拿出我给你的要求单看一下……。一起顺利。

下午赶到保利剧院去拍摄那些知青排演节目。



2010年1月19日 星期二就是今天了！

一早就赶到了工厂，当确信没有问题后，赶回保利剧院一边继续拍摄知青排演节目的纪实，一边焦急地等待着。

12时30分，送书的车到了保利剧院门口。石头落地。

……

又坚持拍了一段时间，坚持不住了，疲惫袭来……

8点多钟，一看装订完成了大半工序，只是光边了，便离开了工厂。

     我知道这10天的仗就要以胜利告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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