讣告 香港中大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落幕，196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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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大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落幕，1963-2020。】
新聞：https://theinitium.com/.../20201229-hongkong-usc-shut-down/
2007年，香港回歸十週年，當時大陸媒體做專題，agenda setting都是「香港帶給中國怎樣的進步力量？」《冰點週刊》約在香港做記者的我寫文，我問他們想做什麼，他們說：寫我們能向香港學習的地方！寫香港保護著中國的地方。從那裡開始，我陸續給他們寫了天星皇后保育運動、廉政公署、永利街和中西區的社區行動、開放的電影工業、無審查的出版、NGO，最後一篇，就是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這個當時被稱為「中國研究界黃埔軍校」的所在，高華教授寫出了《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地方。
回頭看，都很難想像那些文章、那些主題就是在中國青年報這樣白紙黑字幾千字幾千字地印出來。往前看，也真的沒想到，香港有一天陷落至此。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是什麼？為什麼重要？摘錄2007年7月發表在《冰點週刊》的文章在這裡。紀念USC，紀念一個時代的風陵渡口，和它的終結。
//1963 年，西方研究中國大陸的學者在香港設立了「大學服務中心」，專為海外到香港來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服務。直到中國對外開放以前，中心一直成為西方中國研究學者的大本營。截至上世紀 80 年代初，大約有 200 多本有關中國大陸研究的學術著作在該中心完成。
2003 年，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成立 40 週年，哈佛大學教授、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為中心發表演講，開篇便嘆：
「沒有這個中心的話，當代中國研究當何以進行？整個 60 年代及 70 年代，如果不是來到香港， 得到中心的支持，我們何以瞭解當時中國人每天的生活？」
傅高義說，「我們在此學到的東西，成為在大學課堂上講授當代中國最核心的內容。這些教授教出來的一代代學者、記者、政府官員、律師、商人，其後均成為中國向世界開放的橋 梁。」
曾經在「大學服務中心」做過研究的 Steve Fitzgerald、Dick Solomon 分別成了澳大利亞第一任中國大使，以及中美早期接觸時基辛格的助手。中心的另一位常客，漢學家衛奕信爵士，後來成了香港總督。
1988 年，香港中文大學從西方學者手中接管中心。中心主任關信基和主任助理熊景明一致決定， 要把中心的服務對象轉移，從西方學者轉變到來自大陸的學者。
於是，從 1996 年開始，中心開始了持續至今的內地訪問學者計劃，邀請內地有研究資歷、且重實證研究的學者來中心訪問一個月，提供免費的交通、住宿等一切費用，訪問者則在自己長期實證 研究基礎上，利用中心館藏撰寫研究報告，與本港學者交流，並作一次演講。
這個研究計劃進行了 11 年，從 1996 年的 4 個訪問學者名額，增加到今年的 50 個，幾乎網羅了內 地社會科學領域實證研究最尖端的學者，如秦暉、曹錦清、趙樹楷、康曉光、高華、徐曉、于建嶸等等。
曾經在中心做訪問的教授李連江認為，香港的開放性、自由性、包容性、多樣性給了中心存在的可能。而這種可能，恰恰在某種程度上，用中心保留的完整歷史文化，給 97 之後的中國大陸，帶去潛移默化、但極重要的影響。
中心最引以為傲的是，迄今收集了 840 種中央、省、市、乃至縣級的年鑑、統計年鑑及各行業年 鑑，大部分都始於創刊號。中國 2882 個縣中， 中心已經收到將近 2800 個縣的縣誌，並收集到大量鮮為人知的專業志、數千種由省到村一級的地方誌和大量其他統計資料。這些基礎的研究資料， 包括中心的報紙、雜誌收藏的豐富和完整，超過國內外的任何同類收藏。如今，中心成為擁有 1949 年以後中國國情研究最齊全的圖書館，其使用之方便為海內外學者稱道。
2002 年 9 月，曾在中心做訪問學者的于建嶸在這裏完成了他的《中國工人階級狀況》。讓他留戀的，不僅僅是中心豐富至極的收藏，更是中心提供的國際交流平臺。「2002 年的時候，沒有人知道我在研究什麼，中心提供了一個國際學術界的平臺，世界一流的學者聚集在這裏， 給我充分的交流機會。我能去到哈佛與費正清中心的主任合作，就是從中心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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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學教授高華在離開中心的時候留下一段話：「一撥學者回去了，另一撥學者又來了，把他們連結在一起是對學術的追求，也是對自己國家的愛和責任。正是在這裏，我感受到一種新的學術和生活的方式。」高教授把這種氛圍稱作「古希臘柏拉圖學園的聲音在現實世界的迴響」。
海外農村問題研究的著名學者李連江把中心稱作「中國社會科學界的黃埔軍校」。他也說，正是香港的開放性、自由性、包容性、多樣性給了中心存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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