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马列主义与中共的命运---对90年历史的沉思

Gowest

马列主义与中共的命运
——对90年历史的沉思（修改稿）

奚兆永

2011年10月


作者说明

本文写好后曾在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网、东方红网上发表，得到广大网上读者的支持与鼓励，也有不少读者对文中误植的错别字太多提出了批评。对此，我十分感谢。根据读者的批评，我又对文字进行了校订，改正了一些错别字，同时又作了一些增补，添加了一些新的论述和评论性的文字，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对于这个修订本。我希望读者继续给以批评指正。


目录

前言 /5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是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7

⒈十月革命前中国志士仁人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介绍 /7

⒉十月革命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 /17

⒊“两结合”论的科学性和石川的“直接原因”、“日本中介”说 /28

二、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党还在幼年时期，对马列还知之不多 /3

⒈陈独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观 /36

⒉瞿秋白与毛泽东的不同观点 /38

⒊列宁的“两种策略”给出了大革命失败的答案 /40

⒋关于“重新评价陈独秀”问题/44

三、“新民主主义论”将马列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共产党走向成熟 /53

⒈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源头  /53

⒉对新民主主义的正解和错解 /58

⒊是刘少奇改变了看法，还是毛泽东“放弃了”新民主主义？/62

⒋评胡乔木对毛泽东“一句话”的否定 /73

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85

⒈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 /85

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 /94

⒊十月革命道路和苏联经验功不可没，不可否定 /112

五、关于文化大革命 /120

⒈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20

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伟大的成果是广大群众都发动起来了 /126

⒊文革期间在经济、科技、军事、外交方面的成就 /131

⒋对“粉碎‘四人帮’”的看法 /134

⒌评胡乔木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说法 /142

六、关于改革开放/152

⒈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未开始改革开放并停止 “以阶级斗争为纲” /152

⒉改革开放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166

⒊对“改革开放是一个新的伟大的革命”说的质疑 /178

七、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伟大目标不能丢 /187

⒈共产主义是一个科学的名称和奋斗目标 /187

⒉从共产主义“近在眼前”到共产主义“遥遥无期” /192

⒊“初级阶段一百年”说是导致“共产主义渺茫”论的根源 /197

⒋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口号的质疑 /199

八、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207

⒈学习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对经典作家的态度 /207

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不能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220

⒊对“与时俱进”、“创新”、“突破”和“发展”等说法的质疑 /226

结束语  /234



前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我不是共产党员，但从1949年解放起就接受共产党的教育，而且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因此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对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前途自然十分关注。在这篇文章里，我想谈谈我多年积累的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历史的一些思考，当然也包括对于中国当前现实和未来走向的一些问题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成立之时起，它就确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后来又确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90年的历史一再证明：只要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前进，党就会走向胜利；而如果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要遭遇挫折，党就会遭致失败。这已经成了一条屡试不爽、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里我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有人可能不以为然。现在主流媒体都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了，也不讲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表现——路线斗争了，但是，历史和现实却清楚地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路线斗争也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承认是不行的。一些人之所以不承认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欺骗人民；我们如果也不讲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那就会在斗争中吃败仗，给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一点是我们所万万不能掉以轻心的。

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和爱护，我写了这本小册子，作为对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一个献礼。希望它能够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同时也希望能唤起广大民众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上下一心，群策群力，使党和国家沿着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所指明的正确道路胜利前进。

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是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⒈十月革命前中国志士仁人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介绍

毛泽东在1949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时曾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现在有人提出异议，说什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还有人搬出历史说，在十月革命之前国民党元老朱执信等就宣传过马克思主义。经他们这样一说，好像毛泽东的说法是不对的。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在这里，我们要指出，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毫无疑问，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正如斯大林所说的，“不要忘记，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独占统治的整个时代，和机会主义作无情的斗争不能不是列宁主义的极重要的任务之一。”不是别人，正是列宁，领导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复活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所埋没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185页）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以把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呢？

至于说在十月革命之前中国就有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毛泽东对此当然也很清楚。他在1945年4月21日所作的七大预备会议报告里就说到，“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据说还有一个什么人，在一个杂志上译过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总之，那时我没有看到过，即使看过，也是一刹那溜过去了，没有注意。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比飞机飞得还快。……11月7日俄国发生革命，11月8日中国就知道了。”（《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在这里，毛泽东提到了梁启超、朱执信，还提到一个翻译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译者。这些人，实际上还有马君武和孙中山，他们虽然各不相同——梁启超曾与康有为一道发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成了保皇党，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甚至提倡学校读经；朱执信是同盟会的干才、国民党的元老，也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他主张革命，且能身先士卒，35岁就死于战场，孙中山称赞他是“革命的圣人”。那个翻译恩格斯著作的译者名叫施仁荣，他的译文在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机关刊物《新世界》上连载，估计是中国社会党的成员；马君武，同盟会成立时他是首任秘书长，曾与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等一道制定同盟会章程，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也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他还曾以其在日本留学所学的应用化学知识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研制无烟炸药，民国后曾任实业部次长，其后又任非常大总统府秘书长，后因反对国民党改组和实行三大政策，被国民党二大开除党籍。晚年转向翻译和教育，曾译达尔文的《物种原始》、黑格尔的《一元哲学》等著作以及拜伦等的诗作多种，1927年创办广西大学并任校长，还担任过大夏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中国公学等校的校长，于1940年病逝，周恩来的挽词称其为“一代宗师”。至于孙中山，他先后组织兴中会、同盟会，是国民党的创始人，他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帝制，后又主张“以俄为师”，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都缺乏深入的研究，往往是“浅尝辄止”，更没有树立起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因此所作介绍也就难免有失客观公允，有些说法甚至是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比如梁启超在1902年10月2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大抵中世史纯为干涉主义之时代；十六七世纪，为放任主义与干涉主义竞争时代；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之上半，为放任主义全胜时代；十九世纪下半，为干涉主义与放任主义竞争时代；二十世纪，又将为干涉主义全胜时代。”文章称，“帝国主义者，干涉主义之笔名也。”文章同时认为，“社会主义者，其外形纯主放任，其内质实主干涉者也，将合人群如一机器然，有总机以纽结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梁启超：《干涉与放任》，《新民丛报》第17号。）在这里，他虽然说了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二十世纪”这样称道社会主义的话，但把社会主义与“中世史”、“帝国主义”都归入所谓“干涉主义”显然是有违于科学社会主义主义的精神的。同月18日，他又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将麦喀士（即马克思）与与英国进化论者颉德相提并论，虽然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却说颉德所著之《人群进化论》比马克思还要高明。文章称颉德是“进化论之传钵钜子，而亦进化论之革命健儿也。自达尔文之种源论出世以来，全球思想界忽开一新天地，不徒有形科学为之一变而已，乃至史学、政治学、生计学、人群学、宗教学、道德学，一切无不受其影响。”（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新民丛报》第18号）他在文章里还将马克思与尼志埃（即尼采）相提并论，说二人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以此贬低马克思，拔高尼采，故意混淆是非。梁启超还大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他在《自说》一文里明白无误地写道，“我根本不相信中国有所谓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峙 。若勉强要找中国阶级的分野，或者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还成个名词。有业阶级，如真的农人、工人、商人和在官厅、学校、公司……里拿自己的脑筋或气力换饭吃的，这些人无论有产无产、产多产少 ，都谓之有业。无业阶级如阔军人阔官僚、阔少爷……乃至租界里的流氓，学堂里及其他演说场里高谈什么时髦主义的大小政客，这些阔人们人人有产不消说了，那些流氓及时髦政客们并不见得无产——也许自命代表无产阶级的人便有不少产，这些人通通叫做无业阶级。如其说中国必须有阶级战争，那么，只有有业阶级起而奋斗，打倒无业阶级，便天下太平；若无业阶级得以横行，便更加永沉地狱。至于从‘洋八股‘里贩来有产、无产阶级这个名词，在中国绝对不适用。”（梁启超：《饮冰室主人自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 138页）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说成是 “洋八股”，企图用有业无业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有产无产，这除了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和有意制造混乱以外，是什么也不能说明的。试问，商人特别是大商人是靠用脑筋和气力换饭吃的吗？失业工人是有业还是无业？难道我们可以用商人特别是大商人这样的有业阶级来打倒失业工人这样的无业阶级吗？可以说，梁启超充其量也不过是在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同时附带也介绍了一点被他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其实他对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根本谈不上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他只是“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是非常准确的。

孙中山是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所处的时代与太平天国相距不远，他的家乡在广东香山县翠亨村，离洪秀全的家乡花县及洪秀全首义之地广西桂平金田村相距也不远，幼时受太平天国的影响很大，被称为“小洪秀全”。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最初实际上来自洪秀全的平均主义思想。1903年12月17日，他在复某友人的信中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弟所主张在于平均地权，此为吾国今日可以切实施行之事。……盖天下万事万物无不为平均而设，如教育所以平均知识，宫室衣服所以平均身体之热度，推之万事，莫不皆然。”（《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8页）当然，孙中山曾侨居海外，游历欧美和日本，也受到国外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19世纪90年代，他曾与流亡于伦敦的俄国民粹主义革命家有所接触，也受到他们思想的影响。1905年5月中旬，孙中山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第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并与其主席王德威尔德、书记胡斯曼进行晤谈。孙在谈话中曾说，“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主张“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他还说，“当你们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的时候，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之中了。”（《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3页）这显然是一种民粹主义的观点。孙中山此访的目的原是想让他领导的党能够成为第二国际社会党的一员，但是由于他的思想和王德威尔得、胡斯曼的思想观点不一致 ，这个目的没有能够达到。后来，孙中山又想与江亢虎领导的中国社会党携手。1911年11月5日，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在上海成立，号称有52万党员，还有一些名人如顾颉刚、叶圣陶参加。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孙中山曾于1911年12月30日与江亢虎晤面，并稱自己有“欧美最新社会主义名著多种”，希望中国社会党内“精晓西文者代为译述，刊行为鼓吹之材料。”（同上，第580页）二日后，孙托人交江亢虎书籍四种，即《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之理论于实行》、《社会主义发达史》和《地税原论》，其中没有一本是马恩之原著。由此也可见孙中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都还是间接的，还缺乏直接的深入的了解。在这四本书中，《地税原论》当是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所作。孙对亨利•乔治的地价税说十分推崇，认为可以用此税实现他的“平均地权”的主张，他甚至把亨利•乔治放在马克思之前加以推崇，说“社会主义家莫不主张亨、麦二位之学说，而为多数工人谋其生存之幸福也。”（《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6页）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虽然想与江亢虎的社会党合作，但当时考虑更多的却是军事问题，所以与江并未深谈，而将合作之事留之于“来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二国际各党纷纷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第二国际实际上已经破产。而此时之中国社会党也为袁世凯、段祺瑞所不容。后来江亢虎的社会党想参加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但因其所持政治观点而为列宁所未允。之后江在政治上日渐堕落，最后甚至参加了汪伪政权，任考试院院长，成为一名汉奸。至于孙中山，他在晚年虽然仍旧推崇马克思，说 “现在研究社会问题的人，没有哪一个不是崇拜马克思做社会主义中的圣人”（《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0页）而同时又批评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和关于剩余价值的学说，说“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的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而马克思“说资本家的盈余价值从个人的劳动中剥夺来的”也是错的，“忽略了社会上其他各种有用分子的劳动。”（同上，第369页）实际上，阶级的存在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阶级斗争是社会的常态，而绝不是社会的病态，正是阶级斗争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至于劳动创造价值，纺织品的价值显然也不是包含纺织厂工人的纺织劳动，它还包括此前农民种棉花的劳动，机器厂生产纺纱机、织布机的劳动，但是，这些创造生产资料价值的劳动已经在此前实现了价值和剩余价值，都是它们只能将自身的价值转移到纺织品的价值中去，而不可能在纺织这个生产过程中再创造新的价值。这些道理，马克思都是说得很清楚的，只不过孙中山因为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而有所不知罢了。我们知道，孙中山有不少藏书，但是他的藏书里只有一本英译本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的著作，至于马恩的《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则皆付诸阙如。一个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人而想批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显然是很不郑重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毛泽东没有提到孙中山曾宣传过马克思主义也是非常正确的。

应该说，在国民党的元老中，马君武和朱执信是做过一些比较认真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的。1903年2月16日，马君武在留日学生创办的《译书汇编》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文章写道，“社会主义者，发源于法兰西人圣西门、佛礼儿（即傅里叶），中兴于法兰西人鲁意伯龙（即路易• 勃朗）布鲁东（即蒲鲁东），极盛于拉沙勒（即拉萨尔）、马克司（即马克思）。由圣西门以降，社会党人皆以为人群生计之发达，自古至今，经三级焉。三级者，谓由家奴变为农仆，由农仆变为雇工。由是观之，人群生计（日本谓之经济）之发达，必不止于今日之雇工而已。社会者，发达不息之有机体也。其必有一日焉，打破近日之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举社会皆变为共和资本、共和营业，以造于一切平等之域。此社会党人所共信也。”文中还谈到了他对唯物论的看法。文中说，“予著有《唯物论二巨子学说》（此‘二巨子’系指狄德罗和拉梅特里），登《大陆报》第二期。欲救黄种之厄，非大倡唯物论不可。”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文章说，“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译书汇编》第2年第11号；载《马君武集》，广西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第83、84页）文末还“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书记”共列圣西门、傅里叶、路易•勃朗、蒲鲁东、拉萨尔、马克思所著社会主义著作26种。不过马君武的这一说法并不正确，因为圣西门、傅里叶、路易•勃朗、蒲鲁东、拉萨尔都不是社会党成员，更说不上是“社会党巨子”。其所说马克思著作5种，是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实际上也不准确，因为《英国工人经济状况》的作者是恩格斯，而并非马克思；而《共产党宣言》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所作，并非马克思一人所著。不过，在当时能够列社会主义的26种文献，特别是能够列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五本主要著作来，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人们不能不承认，马君武对于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了解较之于梁启超和孙中山明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与此同时，他还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圣西门之生活及其学说（佛礼儿之学说附）》，介绍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里叶的学说。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于社会主义的了解还是比较全面的。当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还谈不上深入，这不仅从上面提到的两次将作者弄错可以看出来，而且从他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里大谈马尔萨斯的“民数”（即人口问题）也可以看出来。后一件事表明，他对于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马尔萨斯及其“人口原理”的批判实际上还处于浑然不知的状态。在这方面，朱执信也与马君武有类似之处。他在1906年1月在《民报》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一文，文章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部分内容，但是他把马克思与拉萨尔相提并论，还批评《资本论》里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则是完全错误的。他在文章中说，“马尔克之为学者所长也，以《资本论》，然世之短之亦以是。是亦马尔克立言不审时，或沿物过情之为之累也。约翰•穆勒论之，一味张皇夸大，盖亦有由也。夫资本固非一切为从掠夺得，蓄积之事，往往亦自劳动。此虽经济学者之一家言，然于事实恐无以易也。”（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民报》第二号；载《朱执信集》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18页）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资本原始积累的论述完全符合历史实际。民间有言，“不穷千家，不富一家”，不剥夺或剥削众人，那富人能够“发”得起来吗？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论述特别提到了“圈地运动”，它用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叙述了这一历史过程，可以说，那段历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成的。事情当然会有例外，但是，即使有个别资本家是所谓“劳动起家”者，而经过多次的再生产过程，其原始之资本也将会被置换：其原有资本已被资本家消费殆尽，而他之所以仍然能够保持其原有的资本额不过是剩余价值不断转化为资本的结果。这个道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得非常明白：“如果资本家把自己预付资本的等价物消费掉，那么这些资本的价值只代表他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总额，他的原有资本的任何一个价值原子都不复存在了。”（《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25页）而朱执信却看不到这点（或者他根本就没有系统地读过《资本论》），却去沿用以“调和那不能调和的东西”而著称的约翰•穆勒对马克思的“批评”，实属大谬不然。另外，钟家栋、王世根主编之《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称颂朱执信“全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和最后一段话”，其实，这十条措施还不足一页的篇幅，用“全译”来称颂显然已属过头，而问题还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就已指出，“不管最近25年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现在还是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在今天，这一段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1848年以来大工业已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组织也跟着有了改进和增长，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249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后来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里又重申了这一观点。看来，朱执信没有注意到马恩1872年写的这个序言，也不知道恩格斯在1888年的重申，他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原理的实际运用之间的区别，把原理的实际运用看得比原理本身更为重要，称那十条措施就是“《共产主义宣言》之大要”，这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重要意义在认识上是严重不足的，同时也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在掌握上也是很不完备的。当然我们也不要苛求于前人。如果说，朱执信当时还不能认识这一点是一个不足，还可以原谅，但是，今天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的人如果仍然不懂得这一点就很不应该了。

⒉十月革命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

当然，我们在考虑十月革命前在中国介绍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时，不仅要考虑介绍者的主观因素，更要考虑当时的客观条件。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现代工业很不发达，工人阶级人数很少，社会还没有产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需求。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发生了了很大变化。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世界大战，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中国的工人阶级也有了极大的增加，而作为工人阶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自然也就有了巨大的需求。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爆发的十月革命更给了全世界工人阶级也给了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震撼。过去，由于第二国际社会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人们已经很久不讲社会主义革命了，但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如同一声春雷唤醒了他们的觉悟。知识分子是很敏感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当然也不例外。他们过去总是面向着西方，从西方寻求救国的道理，但是先生总欺侮学生，他们失望了。在失望中，十月革命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使他们认识到到要“走俄国人的路”。“走俄国人的路”其实就是走马克思主义的路。于是乎，自十月革命以后，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于报刊之上，而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事也紧跟其后。五四运动的爆发，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更极大地推动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程。

在这个过程中，为首的、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是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他在1918年7月1日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声言：“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者也。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的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者。”（《李大钊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以后他又陆续写出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是在1919年5月和11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里，他摘译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部分论述，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还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资本论》里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原理。

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比李大钊要晚一些。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与李大钊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周刊。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曾在“名著介绍”栏内刊登《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最后几段译文，并加有按语，译者署名舍。标题是《共产党的宣言》。其实，朱执信在1906年即已翻译过这段译文，也许这就是译者署名为“舍”的原因。不过这件事也说明，虽然经过了十多年，中国人对于《共产党宣言》的认识水平仍然相当落后，当时的人似乎仍然不知道马恩1972年为（宣言）德文版写的序言，仍然不懂得一般原理和它的实际运用的区别。

陈独秀在 1919年4月20日《每周评论》上发表的《随感录》表明，继李大钊之后的是陈独秀。陈独秀此时对于十月革命已经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他在该文里写道：“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这是陈独秀第一次公开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肯定十月革命，也是他对社会上否定十月革命的一些论调的有力回击。

1919年2月，北京《晨报》副刊进行改组，增加了介绍新知识、新思想的“自由论坛”和“译丛”两栏。李大钊应邀作为副刊主编参加《晨报》副刊的工作。在“自由论坛”和“译丛”，李大钊 以“守常投稿”的名义发表了多篇文章。5月以后，李大钊还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更突出了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副刊的撰稿人除李大钊外，用笔名“渊泉”写作的陈溥贤也有几篇译作：4月1日起用5天时间连载了《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一文（据说是河上肇《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文 的译述）；5月5日起以三天时间连载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据说是河上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一文的译文），后来从6月到11月间，他还翻译了柯祖基（即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原名《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据说是根据高堺素之的日译本转译的）在《晨报》副刊连载。应该说，陈溥贤在五四时期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是有贡献的。但是现在有人却夸大陈溥贤的作用而贬低李大钊的作用，说什么“陈溥贤作为五四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路人值得充分重视”，“李大钊自1919年夏至同年秋写下了他那篇有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如部分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河上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福田德三《续经济学研究》（同文馆1913年出版）等写成的；而河上肇的这篇论文，如前所述，此前已经由陈溥贤翻译并用‘渊泉’的笔名在《晨报副刊》上进行过介绍。考虑到李大钊与陈溥贤关系之密切，李大钊不可能不知道《晨报副刊》上的那篇文章。既然如此，我们可以推断，李大钊之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陈溥现在资料方面的帮助，或者在对马克思主义解释方面的帮助。”（[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6-17页）其实这些话都是石川祯浩的主观臆断，并无事实根据。说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路人”，本文前已述及，马君武早在1903年2月即已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其人和社会主义的书目26种，其中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著作5种；朱执信则在1906年即已向国人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部分内容，并且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里的十条措施；而那个早在1912年就翻译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施仁荣，其所译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的著作，远非河上肇或考茨基所著的通俗读物所能相比。他们都没有被称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路人”，而陈溥贤又有什么理由被称为“开路人”呢？问题当然还不仅在于时间的早晚。关键在于，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他不是一个普通作者或译者，他是一个走在时代潮流前面的马克思主义的领路人。早在1916年8月15日发表的《晨钟之使命》一文，李大钊就向世人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旧稘之黄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将来。际此方死方生、方毁方成、方破坏方建设，方废落方开敷之会，吾侪振此‘晨钟’，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尽二十稘黎明中当尽之努力，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由是一一扣发一一声，一一声觉一一梦，裨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自我的民族的自觉，一一彻底，急起直追，勇往奋进，……。”（《李大钊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曾将这一警句登在《晨钟报》第6期上，后来还写成对联送给章士钊，其实这副对联也是他自己的一个写照。像上面提到的这样撼动整个中华民族心魄的文字自是陈溥贤那样的人所写不出来的。至于说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路”工作，李大钊也明显早于陈溥贤。早在1918年7月1日所写的《法俄革命之比较》一文里，李大钊就认定法国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非可同日而语”；而当世人欢呼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联军胜利”之时，李大钊则著文说，“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Lenin）的功业、陀罗慈基（Trosky）、郭冷苔（Collontay）的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夏蝶曼（Scheideman）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我们对于这桩世界大变局的庆祝，不该为哪一国或哪些国里一部分人庆祝，应该为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庆祝，不该为哪一边的武力把哪一边的武力打倒而庆祝，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同上，第172页）这样的认识陈溥贤有吗？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把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与陈溥贤发表于《晨报》副刊的河上肇的两篇译文加以对照，就会发现，李大钊的文章视野更为开阔，论述的范围更为广泛，其中许多内容是陈译河文所根本没有的，这样的文章怎么可能是依据经陈溥贤翻译的河上肇的那两篇文章写的呢？更不用说是“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河上肇”的文章写的了。具体来说，比如对于《资本论》的介绍，陈译河文只是介绍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过程和如何克服困难进行写作的精神，并没有涉及《资本论》的具体内容，而李大钊不仅介绍了《资本论》第1卷的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还介绍了第3卷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又如在介绍唯物史观时，陈译河文只涉及《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而李大钊的文章除了引述这两本书并且旨趣也与陈译河文颇不一样外，还引述了《哲学的贫困》的文字。而且我们看到，即使是引述同一段译文，其所引的译文也常有不同。应该说，由于当时这些著作的中译本还没有出版，通晓日语的李大钊引用日译本当然是可能的，但是，这和所谓受陈文影响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如果要说受影响，那也是受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影响，而不是受某个也曾引用同一译本者的影响。这个本末显然是不能颠倒的。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李大钊不仅通晓日语，还通晓英语，因此他参照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英译本本来也是很自然的。我在《李大钊文选》里看到，他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里曾提到“本篇所用之参考书报”，其中五种参考书报中只有一种是日文著作，三种是英文著作，还有一种是中文著作。可以看出，参考英文著作是当时李大钊获取有关资料的一个很重要来源。石川祯浩对此本来也是清楚的，但是他却在这种情况下认定李大钊的文章是从陈溥贤那里间接得到资料的，这显然是故意的，武断的，经不起推敲的。需要指出的是，李大钊的文章长达3万余字，而陈译河上肇的两篇文章加起来也不过几千字，陈文怎么能够成为李文内容的主要来源（所谓“在很大程度上”）呢？还要指出的是，陈溥贤的这两篇文章后来都被李大钊和自己的文章即《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以及其他几个人文章一道编入《新青年》第6卷第5号，辑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如果李大钊真的利用了陈文的资料，他还会这样做吗？再说，李大钊当时是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如果他有什么问题不清楚需要请教，这样的人在北大就有，如陈启修当时就在北大法学院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主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陈还是李大钊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里《资本论》的导师，二人也是老朋友，并经常一道进行演讲，李若有问题完全可以就近向陈启修请教，又何必舍近求远，远道去向陈溥贤求教呢？这说不通嘛。总之，李大钊在这件事情上是光明磊落、无懈可击的，而石川祯浩的说法则明显缺乏根据，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对李大钊的诽谤，完全是一种犯罪行为。

石川祯浩还认为，“五四时期中国各地大量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这件事本身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而其之所以成为可能，同时期日本出现的社会主义高潮是其外部条件。”（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石川此说也极偏颇。五四时期中国大量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不可思议吗？非也。中国在20世纪初就有人宣传社会主义，但影响甚小，何也？因为那时社会还没有这种需要。而五四时期就大不同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中国对于世界和历史有了新的认识，他们从俄国的巨大变化里找到了希望，认识到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而要走俄国人的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也就产生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极大需要。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虽然恩格斯的这句话是对自然科学说的，但是，它也同样适用于哲学和社会科学。石川之所以感到不可思议，正在于他不懂得十月革命所激发起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巨大需要。如果他看看五四时期出版的一些报刊，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就以我们一再提到的《晨报》副刊来说，上面的文章差不多都与宣传俄国十月革命有关，至于反映日本社会主义高涨的文章不能说绝对没有，即使有恐怕也是凤毛麟角，是很不起眼的。人们关注的焦点显然不是日本的社会主义高涨，而是俄罗斯这个革命的发源地。就以我手头复印下的几张1919年4月和5月的《晨报》复印件来说，4月1日的副刊，“自由论坛”栏登载了觉天写的《破坏与建设》（四），“名著新译”栏登载了志希译的《大战后之民主主义》（三十），名人小史登了渊泉译写的《马克思之奋斗生涯》（一），“革命宝话”登载了可叔译述的《地底的俄罗斯》（十三），剩下的就是“小说”栏了；5月5日的副刊版面略有变动，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栏，登了渊泉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妇女问题”栏登了徐彦之的《男女恋爱问题杂谈》（续），“名著新译”登了志希译的《俄国革命史》（十六），“革命宝话”栏登了可叔译述的《地底的俄罗斯》（六十四），再就是“小说”栏。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五四时期中国报刊所关注的依然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并且由此而引起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关注，石川硬说中国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是日本社会主义高涨引起的，这显然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

除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宣传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也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还有陈望道、瞿秋白等人。尽人皆知，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是陈望道翻译的。不过陈望道最初并没有想到要翻译此书，最初想译此书的倒是后来成为国民党右派的戴季陶。戴在日本留学时，适逢《宣言》日译本于1906年在《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上发表。他买到了一本，并于回国时带到了国内。五四时他在上海办《星期评论》杂志，想将《宣言》译成中文在《星期评论》上连载。但是在他真地要翻译时才知道此事之不易，终于不得不放弃此念。当时担任《民国日报》主编的邵力子知道后，决心物色人选从事此事。他想到了他的同乡，当时正在杭州浙江一师任国文教师并且为一篇学生作文（《非孝》）而卷入风潮之中的陈望道。陈不仅中文造诣深厚，而且为了去欧美留学而曾在上海补习英语一年，后又曾赴日留学，英语和日语水平俱佳，还在日本结识河上肇等进步人士，对马克思主义也有相当了解，是翻译《宣言》的最佳人选。于是邵力子写信给陈邀他翻译《宣言》，陈接信后欣然同意。邵力子向他提供的是戴季陶的《宣言》日译本及一些简单的资料。陈感到仅凭这些材料显然是不够的，他要求邵力子通过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关系，让李向北大图书馆借阅《宣言》的英译本，作为翻译的底本。陈、李当然给予了大力支持。这样，陈就回到家乡义乌农村进行翻译。译稿于1920年4月完成，经陈独秀、李汉俊校订，于1920年8月正式出版。这个译本虽然只出了1000册，但其影响十分巨大，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许多老一辈的革命家都曾受到它的影响。解放后，陈望道到北京开会，周恩来看到他时曾说，“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就此而言，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确实功莫大焉。除了翻译《宣言》，他还翻译了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虽说此文在1919年5月5日至7日的《晨报》副刊已经连载过（由渊泉即陈溥贤翻译），大概是因为陈望道觉得渊泉的译文尚不够准确理想，于是他在一年后又在1920年6月17-20日的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连载了他的新译文。（见《陈望道译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至于瞿秋白，1920年末，他以《晨报》赴俄罗斯特派记者的身份与上海《时事新报》的俞颂华、李宗武一道访问苏俄。当时的苏俄正处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实行的是战时共产主义，到处都是战痕累累，百孔千疮，人民食不果腹，衣不保暖，俄罗斯被称为“饿乡”。瞿秋白却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它的未来，用极大的热情正面地报道他所看到的一切。他曾以记者身份参加了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写了长篇通讯介绍这次全俄共产党大会，从1921年6月22日到9月23日，在《晨报》副刊上连载。他还见到了列宁，听到过列宁的报告，列宁的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匆忙中他还与列宁有简短的对话，列宁在指给他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材料后就道歉分别了。由于瞿秋白非常景仰列宁，这件事令他异常激动。在苏俄期间，他写了两本散文集——《俄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可以说，他是向中国读者系统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的一位先行者。瞿秋白于1923年1月回国，李大钊原想让他到北大俄文系教授《俄国文学史》，但受到一些当权者的反对而未果。瞿秋白后来到上海，受中央委托筹办《新青年》季刊，并主编《前锋》杂志，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国际歌》也是他最早翻译并配歌的。以后还在上海大学任教授和社会学系主任，向学生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当然，他在1935年被捕后在狱中写下了《多余的话》，虽未出卖同志，但有悔过求饶之嫌，是不足为训的。

⒊“两结合”论的科学性和石川祯浩的“直接原因”、“日本中介”说

一方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的增加，一方面是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而广泛的传播，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物质的的和精神的条件。这两个条件本来就具有本质的一致性，它们必然会互相结合，而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创造条件。五四远动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特别是在六月三日以后，中国的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走上了政治的舞台，更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成为现实。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

但是，有人却却要标新立异，写文章说，“中国共产党不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对“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的再认识》，《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这种论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批评，也没有什么人去理会它。可是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又重新捡起这种错误论调，说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见解，中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个见解由大处观之的确如此。……可是在追觅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具体过程，特别是与日本、朝鲜共产党成立比较时，我们不禁会产生一个单纯的疑问，即共产党在东亚成立，为什么是循着朝鲜、中国、日本这样一个顺序？日本一大是在1922年，即中共一大一年之后召开，至于高丽共产党，尽管由于存在分别成立于伊尔库茨克和上海的两个派别，情况要稍微复杂一些，但也都成立于1921年5月，即中共一大之前的两个月。”（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他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经过‘社会主义的严冬时期’之后的再次高涨的形势是分不开的，必须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置于整个东亚的社会主义思潮范畴之内来把握。进一步地讲，日本和中国在共产主义思想方面结成的链条应该视为以日本为中介接受近代思想的历史的一环，甚至应该将其置于世界规模的思想交流这样的背景中来理解。”（同上，第6页）他还说，“引发共产党成立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如果说何种程度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充分条件，无产阶级的人数和工人运动的规模也不是直接左右共产党成立的实践的要素，那么苏俄和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活动就显得重要起来。”（同上，第7页）

在我看来，各国成立共产党的时间迟一点或早一点，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它和共产党成立的内在原因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石川企图以成立共产党的迟早的外在因素来取代成立共产党的内在原因是完全错误的。

应该指出，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并不是一个什么“见解”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一个根本原理。我们知道，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提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6页）不过在当时，无论是物质武器还是精神武器都还没有锻造完成。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还是上层阶级的运动，与工人运动不仅没有关系，而且在二者之间还存在很深的鸿沟。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马克思研究了哲学，发现了唯物史观，还研究了经济学，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他的这两大发现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也为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提供了可能。《共产党宣言》在1847年底问世了，第一国际在1864年成立了，第二国际在1889年成立了，这些都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重大事件。但是，有关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这两者结合的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在理论上加以论述，直到1891年10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才由当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对这个“结合”问题进行了论述。考茨基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的第五章（“阶级斗争”）的第十节（“工人党”）、第十一节（“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和第十二节（“社会民主主义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里论述了这个问题，并且强调：“为了使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彼此协调，把两者结合起来，而形成一个统一的运动，社会主义就必须超出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界限。这一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应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奠定了新的、现代的社会主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科学基础。他们由此把社会主义奠立在坚固的基础上面，使它由好心的幻想家的美丽梦想变成了严肃斗争的目标，进而证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自然而必然的结果。他们使战斗的无产阶级明确地认识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并指出它能够以最小的牺牲直接走向预定的目标。”（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86页）考茨基曾将爱尔福特大会的情况向恩格斯作了报告，恩格斯回信说，“不管怎样，纲领的理论部分现在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要知道，主要的是要使纲领在理论上没有任何引起争论之处，这一点基本上做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4页）

继考茨基之后，列宁在《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怎么办》等著作里也对“结合”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它的任务不是消极地为每一阶段的工人运动服务，而设要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给这个运动指出最终目的，之处政治任务，维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工人运动脱离了共产党，就会变得无足轻重，并且必然会堕入资产阶级的泥潭，也为之从事经济斗争，工人阶级就会失去自己的政治独立性，成为其他的牌的尾巴，背叛‘工人的解放应该说工人自己的事情’这一伟大遗训。”（《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之后，斯大林在1905年写的《略论党的意见分歧》一文里有再次对“结合”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在这篇文章里，斯大林多次引用考茨基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里的论述，强调：“没有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永远是些随便说说的空谈”；而“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是一种工联主义的摸索，固然它有一天也会导致社会革命可是要付出磨难和痛苦的代价。”（《斯大林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

就是这样一个受到马、恩、列、斯肯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根本原理，石川却把它说成只是一种“见解”而要加以否定，这是不是太轻率了呢？

石川强调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直接原因”是所谓“苏俄和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活动”，在我看来，这个“直接原因”也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而绝不应该是是所谓“苏俄和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活动”。因为前者是内因，而后者充其量只是外因。按照“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的道理，显然不能以外因来取代内因。

至于石川所说的“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再次高涨的形势是分不开的”和所谓“应该视为东亚各国以日本为中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的历史的一环”等等，更属于主观臆测。须知，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潮再次高涨，其实与中国一样，是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事情的源头在俄国，而不在日本。事实上，五四时期的中国人非常痛恨要强占青岛的日本，而对于爆发了十月革命的俄国则怀有极大兴趣。尽管俄国横跨欧亚，地域辽阔，去俄国路途遥远，但是人们对赤都的向往之心却很高，好多人都想到那里去“取经”。就在这时，俄共和共产国际为培养东方各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在苏俄筹办了东方大学，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柯庆施、肖劲光、彭述之、俞秀松、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曹靖华等都在这所大学的中国班学习过，瞿秋白还在那里讲授过俄语，担任过政治理论课的翻译。甚至蒋介石也很想去苏俄，还为此动过学俄语的念头，而后来他也确实去了一趟苏联；这之后，他还把他儿子蒋经国送到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去学习。由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为纪念孙中山而开办的，在这个学校学习过的人也很不少。像张闻天、伍修权、刘伯承、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王稼祥、邓小平、杨尚昆、陈昌浩、刘英、章汉夫、孙冶方等都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著名翻译家曹靖华、吴亮平、焦敏之等也都在这里学习过。应该说，他们的马克思主义都直接来自于苏俄，根本谈不上“以日本为中介”。对于这样的一些事实，恐怕是石川所不能否定的吧。

至于石川把马克思主义视为近代西方学说的一环，这就混淆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学说，贬低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意义，这更是不应该有的错误。当然，一些中国人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以日译本为底本，那是因为中国过去留日的知识分子较多，而日文本里有很多汉字，一些译名来自中国古籍，可以借鉴。但这些与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高涨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还要看到，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学英语的更多，一些人在留日之前已经有较好的英语基础，像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的英语都很好。有的还通晓法语（如瞿秋白、陈启修）。他们在利用日译本翻译时往往也同时会利用英译本和其它译本。就以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来说，事实并不如石川所说只是以日译本为底本进行翻译的。这一点，只要读过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的，就可以看得很明白。在陈望道的译文里，我们看到，他认为一些译名读者可能不清楚时，他都会用英文（他称之为“原文”）加以标注，如在“有产者”之后注上“原文Bourgeois”,在“无产者”之后注上“Proletarian”,在“自由民”后注上“Freeman”，在“奴隶”后注上“Slave”，等等。（见《陈望道译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这些都表明，陈望道不仅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曾经参考了英译本，而且在他看来，由于英译本曾经过恩格斯校订，他甚至把英译本看成就是“原文”，是比日译本权威得多的版本。当然，把1888年的英译本看作是“原文”是不准确的，《宣言》的原文应该是德文本，而穆尔翻译、恩格斯校订的1888年英译本，由于考虑到美国读者的理解水平不高，在文字上做了某些修改，与德文德文版是有出入的。以最后一句话来说，德文原文是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1888年的英译本将其译为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 （“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陈望道在翻译最后一句时所标出的“原文”就是1888年英译本改动过的，并不是马恩的原文。似乎可以这样说，陈望道的译文在某些地方曾经参考了日译文，如将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译为“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啊！”（见《陈望道译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把Working men不是译为“工人”而是译为“劳动者”就是受了日译本的影响，但是他翻译的主要底本应该说还是英译本。石川强调“以日本为中介”，现在中国也有人说日本是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渠道”，这些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这里还要指出，有些日本人写的通俗读物，包括河上肇和高堺素之的一些著作在正确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包括一些错误，甚至有人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还引用河上肇《经济学入门》中的一些错误的东西。当然，这个错误应由引用者来负，但也不能说原作者就没有任何责任。

二、大革命的失败：党还在幼年时期，对马列尚知之不多

⒈陈独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观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共产党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开办上海大学，建立黄埔军官学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内部以戴季陶、胡汉民为代表的一帮国民党右派组成了西山会议派。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公开暴露，但是后来，蒋介石执掌了总司令的大权，他自认为羽翼已经丰满，反革命的野心也越发膨胀，先后发动了中山舰事件，提出了党务整理案。有人指出了蒋介石的野心，但是，共产国际和作为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却生怕得罪蒋介石，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这当然是错误的，也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与反对。但是，陈是总书记，又以老师自居，他把自己当做家长，根本听不进青年人的意见。只是到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之后，他才认识到自己对蒋介石态度的错误。他在1927年6月15日写的《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一文里说，“蒋介石之反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上是一大损失，因为他个人性格之有决断肯负责任，和袁世凯一样是中国有为人物，可惜走到反革命而不走到革命，这也就是我们所以自去年三月二十到今年四月十二始终牵就他向他让步拉他向革命路上之一个原因。我们一年余忍耐牵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变成了他屠杀民众屠杀共产党的代价！”他还说，“那时就有一位同志批评蒋介石是一位危险人物，未必始终忠于革命。我曾问他何以见得，他说，蒋氏此时言论固然很革命，即行动也向着革命路上走；唯隐微中时时表露其个人英雄主义，表露其个人之权与力超于党之上，离开党的个人英雄主义，没有党的制裁，便会走到反革命，中国历史上这种英雄很多，恐怕蒋介石也是一个。现在看起来，这些话可算是对于蒋介石终身的刻骨批评！”（《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可惜陈独秀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只是在事后即所谓“现在看起来”才有了这种认识。

毫无疑问，大革命的失败，首先是由于蒋介石的背叛，同时也是由于陈独秀的错误领导造成的。但是，如果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认识又是远远不够的。应该看到，大革命的失败的原因，不只是哪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从党的主要领导人到一般党员对马列主义还缺乏深入了解。这一点，我们从当时陈独秀所发表的一些言论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比如他说：

“中国国民党目前的革命使命及其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1923年4月25日，《向导》周报第22期，《陈独秀文选》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212页）

“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工人阶级和学生农民不同，有他自己的阶级的特殊利害，所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何态度，乃是一个极重大而极复杂的问题。

“工人阶级是社会上有力的阶级，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产阶级雄厚，而在心理上因为实际生活之压迫，往往易于促进他的决战态度，即在纯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工人阶级一旦感觉得这种革命于自身亦有利益时，往往成为急进的先锋，况在国民革命，工人阶级更是重要的分子了。

“但同时我们要知道，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联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中国革命革命和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1日《前锋》第2期；《陈独秀文选》第236页》

“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之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而决定。1917年俄罗斯的革命就是一个好例。……但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同上，第239-240页）
总之，在陈独秀看来，当时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阶级当然应该是资产阶级，而工人阶级不仅在数量上幼稚，在质量上也幼稚，还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革命如果取得胜利，也只能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工人阶级还必须在若干年后进行“二次革命”。

⒉瞿秋白、毛泽东与陈独秀的不同观点

当然，对于陈独秀的这些观点，当时也有不同的看法。比较突出的是瞿秋白和毛泽东。瞿秋白早在1923年6月为中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里就明确认识到：“国民革命这种革命自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但是在这个革命中间，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因为其余阶级多为列强的经济力所束缚，一时不易免除妥协的倾向，有些还困在宗法社会的陷阱里。至于农民，当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117页）后来他还说，“尤其重要的，是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之职任；五卅以前无产阶级应当参加国民革命，准备取得其领导权，认定革命的目的，是在于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独裁制，而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合流直达社会主义；五卅以后，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问题，更加成了实际斗争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页）

毛泽东也力主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应该是一个领导的阶级。他在1925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说，中国“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对于农民，他也十分重视，先后在广州和武汉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还亲自领导了湖南农民运动，并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书。瞿秋白对此书亦非常重视，为之写了序言，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澎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瞿秋白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4页）

但是，他们的思想在当时都还不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陈独秀的右倾就机会主义思想。从客观上来说，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当时还没有译成中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无缘接触列宁此书所阐发的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的思想。虽然瞿秋白精通俄语，当时已经开始运用列宁此书的一些思想，但是就整个中国共产党而言，对这一思想还很不了解，更谈不上就此形成共识了。

⒊列宁的《两种策略》给出了大革命失败原因的答案

我们知道，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是1905年6、7月间写的，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没有中译本。直到1929年才有一个名叫陈文瑞的人将其译成中文。由于当时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书名就叫《两个策略》，作者被称为V.I.Ulianoff即弗•伊•乌里扬诺夫，作为中外研究学会丛书出版，由上海华兴书局印行。但是，由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处于被敌人封锁的状态，人们并不知道此书的出版，更无从获得此书。1932年4月，红军打下漳州，毛泽东才在漳州中学图书馆获得此书。他大喜过望，如获至宝，于是带着大革命的失败教训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关于所谓“两个策略”，列宁说：

“一些人说，你们要把革命推向前进，进行到底，而不要去考虑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会起来反抗或采取消极态度。

“另一些人说，你们不要去考虑独立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否则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会退出革命。

“这难道不是两条根本相反的道路吗？这是两种水火不相容的策略，前一种策略是唯一正确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而后一种策略实质上是解放派的的策略，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7页）

“两个策略”的不同，关键是对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的态度，对此，列宁非常尖锐地指出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的助手，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9页）列宁教导无产阶级说，“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彻底的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这个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为无产阶级当前的需要、为争取条件积蓄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将来取得完全胜利而奋斗。“（同上，第558页）

列宁用非常严厉的言辞批评马尔丁诺夫的右倾机会主义说，“请看，不要加入临时政府，以为加入临时政府就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从而缩小革命的规模！这完全是纯粹而彻底的新火星派的哲学，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我们应当崇敬资产阶级的庸俗思想，给这种思想让路。如果我们按照——哪怕部分地，哪怕一分钟——我们参加临时政府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这样一种想法行事，那我们就会因此把革命领导权完全交给资产阶级。我们会因此把无产阶级完全交给资产阶级去支配（虽然还保留了充分的‘批评自由’！！），为了使资产阶级不致退出而迫使无产阶级采取温和柔顺的态度。我们会阉割掉无产阶级最迫切的需要，即经济派及其仿效者们从来没有很好地了解的政治需要。我们会完全离开在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范围内为实现民主制而进行革命斗争的立场，而转到和资产阶级搞交易的立场，以背叛原则、背叛革命来换取资产阶级的欣然同意（‘不致退出’）。”（同上，第600页）

《两个策略》里有一段用黑体标出的话，讲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其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这段话说：“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一边用强力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任务，而新火星派在他们关于革命规模的一起议论和决议中，却把这些任务看得非常狭隘。”（同上，第606页）

列宁在该书的“补充说明”中还强调说，“革命已经是大家都承认的了。现在的任务是确定究竟应该由哪些阶级建造新的上层建筑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造。……要不确定这一点，那就根本谈不到先进阶级的先进的民主主义的任务，而用来确定这一点的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1页）

我相信，当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大革命来读列宁的这些论述时一定会感到十分震撼。列宁的论述其实已经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给出了答案，而这个论述同时也是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无情批判。一年后，毛泽东把《两个策略》这本书寄给彭德怀，并用铅笔写道（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在这以后不久，毛又给彭寄去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时得到的），幼稚书上写道：“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险性。”（同上）这里说到了“左”的危险性，显然是针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说的。王明的第三次酌情冒险主义的错误统治的时间最长，造成的损失最大，曾使红军损失90%，白区工作损失100%，毛泽东对此当然是刻骨铭心的。这个“左”的错误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才得到了清算，会议撤换了错误的领导，被打击的毛泽东重新走上了领导的岗位，从而，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实践证明，像陈独秀那样对马列主义不缺乏足够的了解不行，像王明那样用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列主义也不行，我们一方面要重视马列主义的学习，改变对马列主义知之甚少的情况，另一方面还要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中国革命才有成功希望。

⒋关于所谓“重新评价陈独秀”问题

讲到大革命和陈独秀，就有一个如何评价陈独秀的问题。近几年来，不断有人提出要“重新评价陈独秀”。上个月，《炎黄春秋》在第七期上，发表了徐学江写的《应正式重新评价陈独秀》译文，据说这是他写的要求“重新评价陈独秀”的第五篇文章。在此，也想谈谈我的看法。

毫无疑问，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有其巨大的历史功绩的。这一点，现在似乎并没有人加以否定。毛泽东在七大时就曾经这样说过陈独秀：“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这个运动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等，是起了大作用的。”他还说，“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但是，他在大革命期间，在政治上所犯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也不必讳言。毛泽东说，“我们曾经犯过错误，忘记过领导权，忘记过农民群众。所谓领导权，你总要有一个东西去领导，有被领导才发生领导的问题。你不要农民，小资产阶级跑了，自由资产阶级也跑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中力量来打我们，无产阶级就从台上滚下来了，鼻子也跌烂了。”（同上，第308页）这里所说的其实就是陈独秀。当然，我们也不能过于苛求于陈独秀个人，本文在前面已经指出，大革命时期的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对于马列主义还知之不多，不独陈独秀个人如此，整个党除极个别人以外，马列主义的水平都还不高，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党，大规模的失败是不能由陈独秀一个人来负责的。

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把陈独秀人为地拔高，完全脱离了历史的真实。如徐学江最近写的那篇文章说：“综观陈独秀的一生，他始终保持了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铮铮铁骨和真正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他是个对封建制度和反动派充满恨、对劳苦大众充满爱的人；是个忧国忧民，有强烈使命感的人；是个勇于冲破黑暗、追求光明的人；是个性格鲜明、意志坚强、宁折不弯的人；是个能站在革命前列，振臂高呼，冲锋陷阵的人；是个正直的人，有骨气的人。他一生五次被捕入狱，从清朝政府到北洋军阀、到法租界、到国民党政府，面对反动派的软硬兼施，他视死如归，从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屈服妥协。”

事情显然不是这样的。陈独秀在1940年9月写给西流的信中曾有这样的话：“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页）如果我们从1940年9月向前倒推“六七年”，应该是1933年或1934年，那时陈独秀在哪里？那时国民党政府的高等法院已对其进行终审判决，判处有期徒刑8年，他正在南京监狱服刑。看来，陈独秀的“沉思熟虑六七年”是从一进国民党监狱就开始了的。至于他的所谓“沉思熟虑”前后思想的转变，这里不妨略举数端于后：

其一，对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仅仅在两年多前的1932年11月，陈独秀还肯定地说，“在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之下，有充分的保证，能够实现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的三个根本条件：推翻帝国主义的控制，解放农民和肃清官僚制度，所以只有她能担负得起复兴中国的大责任；所以苏联五年计划的初步成功，已在事实上表示社会主义的经济方法之优点与伟大力量非资本主义所可企及。”而对国民党政权则批评说：“现时代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国民党政权，它不但不能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的大责，它还正在极力为帝国主义服务，为帝国主义剿灭能够复兴中国的共产党。”（《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345页）但是，陈独秀入狱后不久就在1935年1月写了一篇《学史大林不可学得这样快》的文章，调子就大不一样了。由于现在出版的陈独秀《文选》、《选集》、包括新近出版的六卷本《著作选编》都未收录这篇文章，我们还难以深入研究此文的思想，不过就是从标题上我们也能够看出此文决不是肯定斯大林而是否定斯大林的。如果把斯大林作为正面的形象，那么要做的应该是“见贤思齐”，积极向他学习，当然是愈快愈好，不存在“太快”的问题；如果把他作为反面形象，那学习本身就不好，“学得太快”就更不好了。显然，他这样说，无论是对斯大林还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是一种恶意的攻击。

其二，对民主主义的态度。陈独秀原来是这样说的：“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它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在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们打倒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未倒底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绝对的反对他。但是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符合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和劳动两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俩阶级的感情利害完全不同，从哪里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国民都化为劳动者才真有全民意这件东西存在，不然，不论在任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民主主义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底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阶级底意，一方面更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所以不行，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313页）应该说，这些观点都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的观点。但是，陈独秀入狱后，完全改变了过去对民主主义的批判态度，他1936年3月在狱中写的一篇题为《无产阶级和民主主义》的文章里，竟然大批斯大林“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主义。”而在1940年7月写给连根的信里更批评包括列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自列托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0页）其在1940年9月写给西流的信中还说，资产阶级民主制“不仅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不幸十月以来轻率底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同上，第354页)在这里，不仅论述的内容已经完全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且从语言和感情色彩来说，也已经完全站到了敌对阶级的立场上去了。

其三，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陈独秀原来对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完全肯定的。他曾在一封信里说，“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说很容易，做起来着实是一件艰难的大事业，千头万绪，不是容易可以实现的，尤其在中国更不容易实现；因为我们的天性生来不喜欢什么首领，什么指导者，然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页）但是，“沉思熟虑”后的陈独秀再不说“无产阶级专政”了，他张口闭口就是“独裁”或“独裁制”，而且把苏联和德国、意大利并列，把斯大林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相提并论，大加反对。说什么“一般无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更加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创独裁制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从此崇拜独裁的徒子徒孙普遍了全世界，特别是欧洲，五大强国就有三个是独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5页）大家看，陈独秀对于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列宁和斯大林，已经仇恨到这样的程度，简直是破口大骂了。

陈独秀进入国民党监狱后，经过“沉思熟虑”所发表的这些言论不是对他先前信仰的背叛又是什么？怎么可以把这样一个叛徒说成是“始终保持了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铮铮铁骨和真正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呢？

这样一个毫无信仰可言的人，后来跟张国焘一样堕落为国民党中统局的特务，领取其津贴，也就毫不奇怪了。

前年，我在一篇批驳《炎黄春秋》发表的《重新启蒙：五四运动90周年的反思》的文章里曾讲到陈独秀接受国民党中统局津贴的事。当时是因为写文章需要，翻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新出版的《陈独秀著作选编》，结果在第5卷发现其中有一封陈独秀于1942年1月29日致国民党中统局局长朱家骅的信，感到此信很重要，很能说明陈独秀的政治态度，就在那篇文章里谈了这件事。该信的原文是这样的：

“骝先先生台鉴：

国焘兄来津，奉读手教，并承赐国币八千元，远道将来，不敢辞却，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惭愧也。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简单，去年赐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诚属过分，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接受，特此预陈，敬希原谅，并谢高谊，余不尽焉。

                    弟独秀启 [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朱家骅档案》（《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379页）

陈独秀这封写给朱家骅的信可以说明很多问题。

第一，国民党中统局局长朱家骅是通过投奔国民党的叛徒并且后来进入军统、中统特务机关的张国焘把钱送给陈独秀的。我们知道，张国焘原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后曾任红四方面军的政委，由于有个人野心，在长征途中曾加害中央，犯过另立中央的严重的政治错误。由于王明曾与他谈过四方面军某些干部的托派问题，更使他寝食难安，于是决心叛逃。1938年4月4日国共两党准备共同祭扫黄陵，张国焘由于担任陕甘宁边区代主席，于是借口参加祭扫黄陵逃到西安，以后又跑到武汉。虽然经过周恩来等的多次劝说，张最后还是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成为一个叛徒。张国焘叛变后先在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手下建立了一个所谓“特种问题研究室”，专做共产党的策反工作。他曾提出策反八路军129师，但结果失败。军统因他是叛徒而看不起他，此次失败更加对他不屑。他在那里呆不下去了，就利用过去在北大与朱家骅相识的关系又到了中统，在所谓“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担任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实际上，朱家骅就是通过张国焘去做陈独秀的工作的。所以每次发放津贴也都是通过“张国焘同志”进行的。而陈独秀在信里也亲切地称张国焘为“国焘兄”，说他“远道将来，不敢辞却”，表明他们两人的关系显然很不一般。实际上，陈独秀与张国焘已经是一路货色，他从张国焘拿到的这个钱自然是很不干净的，说白了，拿的就是特务津贴。陈已经堕落至此，还有什么“清白”可言？！

第二，国民党中统局局长朱家骅给陈独秀送钱不是一次，而是多次。不仅1942年送了8000元，而且在1942年的“去年”即1941年也送过一次，从“今又增益之”看，1941年所赠数目稍小于8000元，当就是台湾学者郑学稼所说之“予以拒绝”的5000元。另外还有材料说，此前他还收到过1000元。这三笔钱加起来就是14000元。这当然不是一个小数字。按照当时的购买力，当时100元的购买力可以买一头猪，那14000元就可以买140头猪，那是很能够派一些用场的。时常给他接济的杨鹏升，每月之薪金也只有300元，陈独秀获如此数额之巨款，有人还说他晚年过着“清贫”的生活，者符合事实吗？

第三，朱家骅给陈独秀的钱，陈独秀都悉数收下用了，并没有“拒绝”。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从郑学稼说“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也可以看得出来：“却之不能”，本身就说明没有“却”，因为这是“不能”的；“受之有愧”本身就说明事实上已经“受”了，只是“有愧”而已。而从1942年1月29日的回信中说的“去年赐款尚未用罄”一语里，人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该款不仅已经“受”了，而且还“用”了，只是还没有“用罄”而已。实际上，1月29日信中也有“远道将来，不敢辞却”之语，同样是照收不误，只不过是为自己收下此钱找一个好下的台阶罢了。

值得一提的是，朱家骅给陈独秀送去巨额津贴还与蒋介石有关。我们知道，1932年陈独秀被捕，蒋介石当然认为是件大好事。陈入狱后，蒋曾派何应钦、宋美龄、顾孟余等去监狱劝降，陈在监狱的待遇也大有改变，远非其它政治犯所能相比。陈表面上似乎很还很硬气，但实际上思想已开始变化，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开始进行“沉思熟虑”的反思。他经过“沉思熟虑”发表的文章，蒋介石当然也是看到的。可以说，要给陈独秀“厚赐”的，正是蒋介石。这样说也不是我的猜测，而是有事实作根据的：1942年1月17日，时任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有蒋介石的“文胆”之称的陈布雷给朱家骅写了一封信，要他以私人名义“一次补助”陈独秀8000元。陈布雷只是蒋介石的幕僚，自己并无实权，这样的事更不会自作主张，这显然是在执行蒋介石的旨意。朱家骅对此也是心领神会，知道是蒋介石的意思，接信后不敢怠慢，随即于20日复信陈布雷，报告“当即派张国焘同志送去”。（同上，第380页）此项津贴，如果陈独秀不是在1942年5月27日病逝，一定还会继续不断地“补助”下去，数目还会加大，因为这次已经是第三次了，而且三次的数目都是一次比一次“增益之”，对陈独秀的这种不断递增的“补贴”早已成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惯例”。

像这样一个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并且投靠于国民党中统局而接受其巨额津贴的人，理应如实地将其看作是叛徒和特务，哪里还能看作是共产党的“英雄”？还有什么“正式重新评价”的问题？！当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由于有了新的史料发现，对其作新的评价，也还是有其必要的，它可以让人们知道他的真面貌，避免上一些政治骗子的当。

在我看来，根据上述材料，完全可以明确陈独秀的叛徒和特务的身份。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陈独秀早年虽然有功劳，而且名声很大，但他晚节不终，应是一个不足为训的历史人物。在这方面，有人引用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作为重新评价陈独秀的依据。我们当然不否认，毛泽东确是讲过“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但是那也只是说他在五四时期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对于他后来的言行并没有任何的肯定。相反，我们倒是看到，当毛泽东在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里再次提到陈独秀时，就对他作了极其严厉的评判，认为“像托洛茨基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页）如果毛泽东知道陈独秀居然还领取蒋介石和中统局给他的巨额津贴，那对他的评价还不知会是怎样呢！

三、“新民主主义论”将马列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共产党走向成熟

⒈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源头

毛泽东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这固然与他用《两个策略》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有关，同时也表明他是在学习列宁的《两个策略》以及其它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后将其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所进行的伟大探索。

关于“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是这样概括的：“现时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实际上，“新民主主义”之所以“新”，关键就在于它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用列宁在《两个策略》中的话说，就是“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就进行到底而奋斗”；就是“现在的任务是确定究竟应该由哪些阶级建造新的上层建筑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造。……要不确定这一点那就根本谈不到先进阶级的先进的民主主义的任务，而用来确定这一点的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在这里，列宁用了“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一词，用了“先进阶级的先进的民主主义”一词，还用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一语，以区别于旧时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列宁的这些提法和观点对于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无疑是有极大启发和深刻影响的。

应该说，也不只是列宁在《两个策略》讲到了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就已经明确指出，“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这实际上也就是人们后来常说的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原理。对于这个原理，后来列宁在《四月提纲》、《十月革命四周年》等著述里又多次加以阐明。如他在《四月提纲》里说：“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而在《十月革命四周年》里，列宁更说了这样的名言：“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我们知道只有斗争才能决定我们（最终）能够前进多远，能够完成无限崇高的任务中的哪一部分，巩固我们胜利中的那一部分。”（《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563-564页）

和获得《两个策略》一书时的困难情况不同，毛泽东探索和写作“新民主主义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进行的。此时国共正在实行第二次合作，尽管还有摩擦，还有“封锁线”，但是它已不能阻止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不少国统区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者也正是此时来到延安的。此时的延安，能够翻译经典著作的人手多了，印刷出版马列著作的条件也日益具备。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要获得以上所举的那些论著当然也就不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了。我们看到，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里，为了说明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就引用了斯大林1818年写的《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和1925年写的《再论民族问题》，而在引用后一篇文章时实际上间接引用了列宁在1916年 10月发表的《民族自决权讨论的总结》一文中关于“民族问题中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点，已不是一般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它已经变成一般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了”的论述。（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9页）

在这方面，20年代井冈山时期红军医院的负责人、30年代初任厦门中心市委秘书长和闽南党委组织部长、并曾和毛泽东一道到漳州龙溪中学图书馆找到《两个策略》等书的已故革命老人曾志在《谈谈我知道的毛泽东》一文中说，毛泽东在1939年时曾对她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401页）毛泽东对马恩的《共产党宣言》是如此，对与“新民主主义论”研究关系密切的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也同样如此，不知反复读了多少遍。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毛泽东对于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重视、勤奋和执着，知道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的源头其实就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人们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当然，也不仅是毛泽东一人，联系前面曾提及的瞿秋白在上世纪20年代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农民的作用的观点，应该说，瞿秋白对于“新民主主义论”的形成也是作出了贡献的。

“新民主主义论”的提出对于中国革命意义十分重大，它不仅纠正了陈独秀不相信工人阶级，不相信农民，而只重视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的错误，也根本改变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农民革命、资产阶级改良和资产阶级革命只是把眼光向着西方，一心模仿资本主义的做法，开辟了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途径，使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领导、强大的动力、明确的目标和和光明的前途，因而使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不仅如此，“新民主主义论”的提出，对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对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也提供了新的范例，大大推进了世界革命的进程。

⒉对“新民主主义”的正解和错解

人们对于“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解并不一致。在中国，有人把“新民主主义论”理解为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在提出“新民主主义”之初就明确指出，“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是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的阶段。”（《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当然，毛泽东在七大所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里曾说，“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并说，“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而且报告里也说明了有三种经济成分。”（《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页）这其实也就是说，除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这些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实际上，毛泽东说“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他说，“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页）这一点，在《论联合政府》里讲得非常清楚。在那里，也和在《新民主主义论》里一样，引用了孙中山的话。他说，“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也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孙先生在上述宣言里这样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7页）这说明，“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并没有否定“节制资本”这个原则。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七大之所以提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从1927年到1945年，国共两党经历了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战，十八年的战争使生产力遭到很大的破坏，人民需要休养生息，他们要求有一个和平的环境而不希望再有内战。蒋介石也装出爱好和平的样子，在1944年9月的国民参政会上表示要继续用政治方式解决问题，毛泽东于9月27日代林伯渠起草了一封复王世杰、张治中的信，对蒋介石的表态“表示欣慰”，并且提出了“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举行了七大。作为七大的政治报告，以《论联合政府》为题进行论述是很自然的；而在这个政治报告要对蒋介石作出一些让步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毛泽东关于“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提法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但是，由于蒋介石讲和平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他要消灭共产党的决心早已下定，后来虽然三邀毛泽东赴渝谈判，双方达成了“双十协定”，还在1946年1月召集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并在1月10发布了停战令，但是，内战还是爆发了。蒋介石多次向我解放区进攻，尤其是在东北，规模更大，形成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946年7月20日发出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解放战争由此开始。由于“和平民主新阶段”没有实现，联合政府没有形成，这样曾经设想的“资本主义广大的发展”自然也没有付诸实行的可能。应该说，这其实是一件大好事。它避免了许多婆婆妈妈的事，大大加快了革命的进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把国民党反动派打得落花流水，赢得了解放战争的基本胜利。

为了准备新中国的成立，1948年9月8日到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研究革命胜利后的一些重大问题。刘少奇在13日的会议上，着重就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作了发言，指出：“整个国民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着上述各种成分，并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刘少奇年谱》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页）对于刘少奇的这一发言，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给予了高度评价：“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可以宣传。……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146页）而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谈到建国后对资本主义的态度问题时说，“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1432页）这个提法和《新民主主义论》里“节制资本”的提法是完全一致的，而与《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所说的“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则有所不同，那是因为历史条件变化了，因为与国民党的联合政府没有能够形成，已不需要通过让步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共产党当然也就可以更快地发展社会主义了。关于国家的前途，他说，“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上，第1437页）在这里，毛泽东说得非常清楚，目标是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建设什么新民主主义国家。

⒊是刘少奇改变了观点，还是毛泽东“放弃了”新民主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要做的，当然是恢复国民经济和继续完成尚未最后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这主要是新区的土改，镇压反革命和对付美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抗美援朝运动。这以后，又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到了1952年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提上了日程。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适时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他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1页）但是，一些人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转变论，不懂得不断革命论与就没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道理，就像毛泽东所批评的，“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同上）最典型的是刘少奇，他提出了个“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口号。本来，从他在1948年9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看，他对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刘在1951年3月的一个讲话里却提出，“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同年7月，他又不经过毛泽东，在山西省委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报告上批示，把山西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说成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题注）显然，这些说法与他自己在1948年9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及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是相矛盾的，甚至与第一届全国政协通过党的《共同纲领》也是矛盾的；当然，也是与毛泽东1939年提出“新民主主义”之初就主张的新民主主义“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的阶段”的观点相矛盾的。因此毛泽东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时，对刘少奇这些观点进行了批评。毛泽东说：“‘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得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时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2页）

关于这个总路线，毛泽东还写了这样一段话：“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1949年3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做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结论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53年8月。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60页）

这里的事实很清楚，明明是刘少奇在解放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却硬要说是毛泽东自己改变了看法，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持这种看法的人很不少，我先后曾写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和过渡时期的关系问题》（载《长白学刊》2003年第4期）、再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过渡时期的关系》（载《长白学刊》2005年第1期）、《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转辩论与中国革命的转变问题》（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弟6期）三篇文章加以批评，在网上也发表过几篇评论。在这方面，甚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与金冲及的《毛泽东传1949-1976》也持类似的看法。看来，这一看法是“有来头”的。但是，我们研究历史，探讨理论问题，只能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只能以历史和事实为依据，而不能跟着风跑，否则就成了“跟风派”，而谈不上是真正的党史研究了。这当然不是一个小问题。因此，在这里，我想特别谈一谈上述两本书里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说，“新中国建立之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没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去。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对此作了说明：‘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 ’。他同时指出，‘无疑问，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在这次会议期间，曾有党外人士向毛泽东询问，要多少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毛泽东说，大概二三十年吧。而在党内的场合，包括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七届二中全会和建国后几年的多次党内干部会议，估计至少要十年、躲到十五年到二十年。那时的设想大致是，经过这样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就可以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步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经济的的集体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我认为，这里存在有明显的歪曲事实之处。我们知道，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确定了由周恩来负责起草《共同纲领》，起草好的《共同纲领》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又经毛泽东的审阅和修改，然后作为草案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对这个《共同纲领》，周恩来于1949年9月21日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那天，作了一个题为《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周恩来说到了“新民主主义的总纲问题”，他说，“总纲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以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个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因此总纲中就应该明确地把这个前途规定出来。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周恩来：《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起草的经过和纲领的特点》，《新华月报》1949年第１卷第１期，第２５页）周恩来的说明合情合理，而且与过去毛泽东有关“新民主主义”的论述，和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保持了一致；特别是，周恩来说到了“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更用事实清楚地说明了《共同纲领》所具有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性质。周恩来的这个报告是一个代表政协筹备会说明《共同纲领》起草情况的“官方”报告，和《共同纲领》一样，是一个正式的文件，后来被编进《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不知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没有采用周恩来在这个报告里对《共同纲领》草案所作的正式说明，却去引用了刘少奇早一天在政协会上的讲话？本来，刘的讲话是“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以极端愉快和和热烈的心情庆祝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庆祝即将由这个会议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的，具有“致辞”的性质，但是他讲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问题，并说了这样一段话：“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认为这还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做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写上这一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5页）很明显，刘少奇的这些话与周恩来后来在报告里对同一个问题所作的说明是大相径庭的。周恩来的说明肯定了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 “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肯定了提出这些意见的委员们是正确的，只是认为“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刘少奇的话则是对此种意见完全持批评的态度，说什么“这还是不妥当的”，“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等等。这样批评提出这一意见的人显然是不正确的，而且在一个致辞性质的讲话里作这样的批评也是很不适当的。问题还在于，所谓“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这一提法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里都是没有的，这种把个人意见作为全党共识（因为他是“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致辞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由于刘少奇的致辞在前，而周恩来来对《共同纲领》所作的正式说明在后，人们可以认为后者具有纠正前者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却故意回避周恩来的正式说明而执意采取刘少奇的说法，显然不是光明正大的做法，是很不应该的。


应该说，刘少奇的这一提法，也是直接违背马列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思想的，前已指出，《共产党宣言》在讲到革命转变时用的提法是“立刻”，列宁的提法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而按照前引毛泽东的说法，新民主主义本身就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的阶段。”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所谓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等若干年后再搞社会主义的思想不仅不符合马列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思想，也不符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本身关于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的提法。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所作的引述和概括不能认为是正确的，而某些人据此做出的毛泽东放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更是完全错误的。

同样，《毛泽东传1949-1976》一书也说，“毛泽东，还有中国共产党其它领导人，原来这样设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里，首要任务不是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始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使新民主主义的的组织、经济、文化形态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为中国稳步地有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奠定基础。这就是说，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待条件成熟后，再视情况，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举进入社会主义。直到1950年，毛泽东还是这样设想的。他认为，中国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将来’。他说，‘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写过一篇《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开门见山就说，“毫无意义，任何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还说，“政权问题既不能回避，也不能撇开不管，因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它决定着革命发展中和革命对内对外政策中的一切问题。”（《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58页）显然，讲革命转变问题而不和政权问题联系起来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共产党经过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战，又经过了三农解放战争，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全国政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毛泽东早就指出，“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5页）这段话，《毛泽东传》虽然也引用了，不过该书紧接着说，“但是，何时转变，怎样转变，转变的具体步骤和方法是什么，这需要根据情况的的发展在实践中解决。”（《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应该说，这些问题早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就已经在原则上解决了，而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和1949年9月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更得到了具体的解决。比如在《共同纲领》第四章《经济政策》里就明确规定:“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还规定，“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对私营经济,则增加了限制词，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同时规定，“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开国文献》．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２８１-２８２页）所有这些，都是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作出的具体规定，体现了没收官僚资本，发展国营经济，通过合作社经济改造农民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平地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表明《共同纲领》具有明显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性质。《毛泽东传1949-1976》所谓的“原来设想”的论述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至于说毛泽东在1950年6月的讲话，那时由于新区土地改革还刚刚开始，台湾和西藏还有待解放，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仍在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还有待肃清，社会上还有许多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需要救济，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基本好转，国家还有许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讲话，要求大家“不要四面出击”，“要把人民中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21、22页）接着，他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号召大家“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毛泽东传1949-1976》引用的那段话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讲的。在那个具体形势下，毛泽东讲那段话虽然比较低调，说“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将来”，但是其精神还是积极的。在同一个讲话里，他讲到“只要战争关、土改关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同上，第27页）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在土改完成后下一关就是社会主义改造一关了，显然并没有把这一关推到“很远的将来”的意思，只不过在当时具体条件下讲话比较低调罢了。实际上，从他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里，人们看到，毛泽东对于未来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很乐观的。他说，“中国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很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1434页）1950年6月开七届三中全会时，虽然困难很多，毛泽东认为要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需要相当时间”，他估计“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页）后来又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但是，我国还是在1952年底就很好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毛泽东是一个“只争朝夕”的人，他说“将来”和“很远的将来”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长，许多事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必须指出的是，刘少奇先是提出“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这个说法，后来又提出“为巩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不仅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是矛盾的，而且与他自己过去的观点也是矛盾的。我们知道，1948年12月25日，刘少奇曾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上作了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的报告，他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力求发展的方向是过渡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过渡性质不能长久，但有一个时期，中国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在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阶段中，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最好采取不流血的、逐渐削弱它的手段，按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及世界社会主义的包围，争取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和平地消灭资产阶级是可能的。”（《刘少奇年谱》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页）还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传》引用的毛泽东的话，讲的是“走进社会主义新时期”，这和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并不是一个概念，因为过渡时期本身就是一个转变的历史过程，只有在过渡时期结束才能叫做“走进社会主义新时期”，把过渡的开始和过渡的完成混为一谈显然是不正确的。

⒋评胡乔木对毛泽东“一句话”的否定

应该说，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还是《毛泽东传1949-1976》，上述观点都与一个“大人物”有关，他就是被称为“中共一支笔”的胡乔木。胡在一个关键时刻（1981年5月19日举行的是一届六中全会）和关键场合（利用作《关于〈历史决议〉的几点说明》的机会）讲了一段批评毛泽东的话：“中央并未在中央正式文件中讲过1949年建国就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只是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在修改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时加过这样一句话。但是在1949-1952年中，中央从来就讲新民主主义，否则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了，新民主主义秩序能否巩固问题也就不会发生了。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就会损害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到1949年《共同纲领》通过并加以贯彻实行的党的威信，使党陷于在根本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位。”（《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年版，第158页）对于胡乔木的这些话，许多人（也包括于光远、胡绳、逄先知、金冲及、龚育之、石仲泉等著名的理论界和党史界人士）都接受了他的这一观点。胡乔木有“中共一支笔”的美誉，曾经赢得过人们对他的尊重，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他这“一支笔”所写的东西在任何情况都是正确的。对于毛泽东，人们尚且反对对他搞“凡是”，对于胡乔木搞“凡是”就更没有道理了。如果我们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衡量，他的这段“名言”其实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中央并未在中央正式文件中讲过1949年建国就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吗？我们要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难道说不上是“中央的正式文件”？毛泽东后来在回顾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时说，“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二中全会也讲得很清楚。决议上说，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限制和反限制 ，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他还说，“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二中全会决议分明说：‘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走上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能巩固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这里所说，不是社会主义改造又是什么呢？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这些内容都写进了开国大法《共同纲领》之中，在《共同纲领》的“经济政策”部分都有明确的表述，怎么能说“只是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在修改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时加过这样一句话”呢？问题在于，毛泽东的“这样一句话”既然已经“加到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广泛地、大规模地宣传，这个提纲是不是党的“正式文件”？还有，毛泽东的“这样一句话”所表达的“1949年建国就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的是过渡时期总路线，而这个由毛泽东亲自提出并且亲自加以改订的总路线不仅在1954年2月举行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得到批准，为全党所接受，而且还被庄严地写进了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部分，为1954年9月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所通过，试问，七届四中全会批准的总路线和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不是“正式文件”？如果这些都不能称为“正式文件”，还有什么能够称为“正式文件”？

“1949-1952年中，中央从来就讲新民主主义，否则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了，新民主主义秩序能否巩固问题也就不会发生了”吗？这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毛泽东在提出《新民主主义论》之初就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是“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的阶段”。实际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一篇文章的上篇和下篇的关系，抓住上篇文章不放，拒绝作下篇文章，这绝不是坚持“新民主主义论”的正确观点。在这方面，我们看到，当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即将结束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就理所当然地把他们的目光转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实际上， 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其重点都已经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而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本来就是错误的。本来就不应该提出，因此他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也就毫不奇怪了。事实也远不像胡乔木所说的那样，“1949-1952年中，中央从来就讲新民主主义”，其言外之意，就是中央在1949-1952年从来也不讲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样说符合事实吗？前面已经说过，周恩来在1949年9月举行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对《共同纲领》草案所作的说明就明确地讲了社会主义前途问题，而毛泽东在1950年6月举行的政协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也讲了“过社会主义关”的问题。1951年的“三反”“五反”是因为资产阶级搞“三害”和“五毒”，首先发动了对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而无产阶级则通过“三反”和“五反”运动打退了他们的猖狂进攻。这个运动也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上了日程。毛泽东在1952年3月23日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说，“此次‘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我们必须达到以下目的：

“㈠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

“㈡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肃清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

“㈢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

“㈣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

“㈤消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到有力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

“㈥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 经营的制度。

“㈦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

“㈧这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7-58页）

我们要问：这些事实是不是只“讲新民主主义”而与社会主义革命无关？实际上，这里说的许多东西已经不是“讲”社会主义了，而是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步骤了。对于这样一些事实，胡乔木又怎么能够否定呢？

至于胡乔木说“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就会损害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到1949年《共同纲领》通过并加以贯彻实行的党的威信，使党陷于在根本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位”，其实，这只能说明他对新民主主义理解的偏差，而丝毫无碍于党的理论的威信。《新民主主义论》是公开出版的，那上面已经清楚地写明了新民主主义是一个“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的阶段”，社会主义前途写得清清楚楚，这完全是光明正大的，怎么会损害党的威信呢？同样，在《共同纲领》的经济政策部分也把各种经济成分的地位和发展方向写得清清楚楚：“国营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是引导个体经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引导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型的经济。在这里，共产党也是光明磊落的，并没有欺骗任何人，又怎么会损害党的威信呢？从1940年到1949年，就全国来说，还没有推翻三座大山，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未在全国取得胜利，当然谈不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但是，共产党一旦取得政权，哪怕仅仅取得一部分地方的政权——建立了根据地，其经济也就具有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性质。根据地政府掌握的公有经济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试问，发展这些经济怎么会损坏“党的威信”？至于说“使党陷于在根本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位”，我要说，马恩早在《共产党宣言》里就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也公开宣称，新民主主义是“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的阶段。”因此，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后，把私有经济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应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怎么会有胡乔木所说的“使党陷于在根本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位”呢？这说不通嘛！

值得一提的是，胡乔木提出的这套“高论”，其目的是要否定毛泽东“1953年底在修改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时”加的“一句话”的，但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竟然没有引述毛泽东的这“一句话”，这是很不严肃的。列宁说，“要批评一个有名的作者，要答复他，就不能不完整地引用他的文章的观点”。（《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7页）实际上，即使是对一个无名作者，你要批评他的观点，也应该完整地引用他的原话，这不仅是对论战对象的尊重，也是保证批评有的放矢和准确无误所必需的。更何况毛泽东对我们来说是一位伟大的导师呢！文革期间，林彪搞“四个伟大”，后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说，“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导师）’这个词，就是教员。毛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甚至在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他就是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其它一概辞去。”（《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页）对于胡乔木来说，毛泽东更是他的名副其实的老师。因为胡在上世纪40年代就是毛泽东的秘书，长期直接受到毛的教导，更应该执弟子之礼。当然这决不是说学生不能批评老师，但是，批评的态度应该郑重，而不应该轻率。像他那样连原话都不引的批评显然不能认为是郑重的。

话说到这里，当然有必要把胡所说的“只是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在修改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时加过这样一句话”全文摘引出来了。毛泽东的话是这么说的：

“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们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在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316页）

我们知道，毛泽东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将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是非常明确的，但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还有一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还有待完成，因此在一段时间并没有大力宣传革命转变的问题，致使在革命队伍内部人民群众中对于过渡时期总路线还有不少模糊的认识，特别是对于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人们还有不少疑问，因此，进行这方面的宣传工作是一个很重要也很迫切的问题。毛泽东亲自抓这件事，并且在宣传提纲里加写和改订了三段文字：第一段文字就是上面摘引的，阐述了革命转变论的基本原理；第二段文字是改订了的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表述；第三段文字则是阐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这对于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正确认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来说，无疑都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第一段，也就是胡乔木说的“这样一句话”，由于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原理，为了把问题说透，毛泽东更用了较大的篇幅进行了阐释。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懈可击的，前面我们曾经引证列宁关于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论述，胡乔木作为一个理论家，不会不知道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是决定一切的道理。实际上，历史上的一切革命都是以取得政权为其标志的。不同的是，过去的阶级一旦取得了政权，其目的即已达到，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仅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前引《共产党宣言》说，“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列宁解释说，“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已经存在资本主义关系的现成形式，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样现成的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只包括一小部分高度集中的工业而很少触及农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4页）《宣言》还说，“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作为国家的及组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当然，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而且必然会遇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遗留下的问题。这是因为，资产阶级虽然有进行民主革命的积极性，但是由于他们本身也是私有者，也是剥削者，他们怕如果革命过于彻底反而可能对自己不利。因此差不多一切资产阶级革命都具有不彻底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当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往往还有一个附带的任务，就是要完成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的革命任务，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打扫奥吉亚斯牛圈”的任务。奥吉亚斯牛圈是一个神话故事，说的是古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奥吉亚斯在牛圈里养了3000头牛，但是他30年从未打扫过牛圈，以至牛粪堆积如山。列宁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时说，“到1917年，俄国农奴制究竟还有那些主要表现、残余或遗迹呢？还有君主制、等级制、土地占有制、土地使用权、妇女地位、宗教和民族压迫、试从这些‘奥吉亚斯牛圈’——顺便说一下，一切先进国家在125年和250年前以至更早以前（英国在1649年）完成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都在很大程度上留下了没有打扫干净的奥吉亚斯牛圈——试从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拿出任何一间来，你们都会看到，我们已经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从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到解散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这十来个星期里，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比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立宪民主党）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执政的八个月里所做要多千百倍。”（《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4页）难道我们可以因为十月革命以后在“十来个星期里”做了“打扫奥吉亚斯牛圈”这些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内容的工作就可以否定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吗？事情当然不能这样。我们看到，列宁的文章是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他绝不会纪念1918年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这个象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日子。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工作无产阶级革命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同上，第566页）对于中国革命来说，也应该这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当然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有一些遗留问题，但它也是作为副产品是在新的革命阶段“顺便地解决了”的。实际上，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本身就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因素，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也明显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有说明。他说，“中国的现代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家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页）这些对于胡乔木来说应该都是很清楚的。

从胡乔木的后面的讲话看，当时就有人对他的观点提出过不同的意见。他在讲话中说，“1949-1952年所进行的民主改革，特别是占全国人口大多数地区的土地改革这样块钱的民主改革，也不能解释为附带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其实，土地改革早在十年内战时期就已在各个苏区根据地普遍地进行了，只是在抗战时期才改为减租减息，而在解放战争时期，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解放战争能够取得迅速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和支前的积极性。陈毅说，淮海战役是翻身的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这正是土地改革的功劳。土地改革显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而是早就开始、一再实行并且是行之有效的反封建的革命内容，为什么不可以把解放后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说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呢？

胡乔木还说，“至于列宁宣布十月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必照猫画虎。但这个问题只在决议稿中说了一句，今后也没有多加讨论的必要。”胡这样对待革命导师列宁和十月革命，也是很轻率的。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等是那样热烈地欢呼和赞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后来毛泽东又是那样肯定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而胡乔木竟然置这些于不顾，说什么“我们不必照猫画虎”，这样对待革命导师列宁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显然是不郑重的。至于说什么 “今后也没有多加讨论的必要”，在这里，胡乔木只有断语而没有论据，只有命令式的语言而没有讲任何道理。这种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的态度，哪里还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说他像一个高高在上喜欢发号施令的官僚不是更准确吗？

实际上，胡乔木真正要反对的并不是毛泽东的“一句话”，而是毛泽东亲自提出和改订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因为那“一句话”就是阐释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本来，胡乔木自己就参加过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的起草工作，还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为什么当时不提出不同意见，而是到1981年即28年后把它拿出来说事呢？这也是很值得人们深思和回味的。

应该看到，关于新民主主义问题的争论，绝不只是一个理论之争，而是一个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问题的政治之争。一些人对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总是心有不甘，而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却总是念念不忘，于是就利用新民主主义的旗号做他们的幌子，实际上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恐怕才是问题的实质之所在。前不久，在网上读到胡绩伟的一篇文章，大讲新民主主义就是新的资本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并说这是毛泽东的观点。在他看来，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就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种把新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完全等同起来的观点根本就不是毛泽东的观点。毛泽东一再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新”字，就是为了分清它和一般的民主主义或旧的民主主义的区别。对于所谓“新资本主义”，毛泽东在1944年3月22日的《关于陕甘宁编曲的文化教育问题》一文里的确也曾使用过，但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里就已明确地指出了这一提法是“不妥当的”。他说，“我们的政权的性质前面已经讲过，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社会经济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 、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的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其决定作用的。”（《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页）在这方面，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抗战胜利后政策的变化。抗战时，由于民族矛盾地位上升，阶级矛盾地位下降，党的政策也有所调整，前面已经提到，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改革的政策抗战时期就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也相对地较过去采取了比较和缓的政策。但是到解放战争期间，情况自然又有所变化，解放区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同时又开始了对官僚买办资本实行没收政策。这些变化应该是是不难理解的。

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⒈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

这里首先要说的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大背景。这个大背景就是世界历史的走势。在世界历史上，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先后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曾给予极高的评价，那里说，“资产阶级在她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有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但是，好景不长，“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来创造了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同上，第277-278页）用《资本论》的话说，那就是：“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 831-832页）虽然资本主义的危机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的灭亡，资本主义的灭亡需要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而革命还需要具备诸多主客观条件，但是危机至少可以说明，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不是很远了。马克思是一位“千年思想巨人”，我们显然不能把马克思当做常人一样局限在他直接生活的年代这样一个极其狭小的时空范围内评判他的思想，而应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内进行这种评价。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这句话时是1867年，而他1883年就逝世了，恩格斯去世稍晚，到1895年也逝世了。但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因此过时。在《资本论》第一卷发表的1867年过后仅仅50年，俄国就爆发了十月革命。紧接着，还爆发了德国革命和匈牙利革命。这些难道不是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

在这方面，人们当然不会忘记列宁的伟大功绩。列宁在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的一个巨大贡献就是提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理论，分析了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提出了社会主义有可能在帝国主义链条的某个薄弱环节首先取得胜利的结论。他用这个理论指导俄国的十月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还强调，“西方切莫忘记了东方”，对东方的民族殖民地给予了巨大的关注。由于在帝国主义阶段，殖民地作为帝国主义的生命线，其作用更加重要了。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所面临的实际上是同一个敌人，这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革命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汇合为同一个历史洪流，而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部分。列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在西方革命的帮助下，俄国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论断，提出了“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的理论。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又一巨大贡献。不仅如此，列宁及其亲手建立的共产国际，还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革命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都是与列宁在理论上的贡献和在实践上的指导与帮助分不开的，也是与后来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和西方无产阶级的援助分不开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社会上说，“不能设想，没有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的胜利而由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帝国主义制度存在的时代，没有国际援助，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页）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一百多年来志士仁人和广大民众反复进行选择的结果。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就深感洋人的“船坚炮利”，而自己不能与之相比。于是就有魏源出来说，“师夷长技以制夷”，“仿铸西洋之银钱”，“防番饼以抑番饼”，主张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学习西方，是中国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一人。

其后有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主张土地收归国有，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实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理想社会。这实际上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由于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种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空想，没有实现的可能。后来洪秀全又接受了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洪仁玕在香港生活多年，后又出使美国两年，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他的《资政新篇》主张学习西方科技和各种产业，主张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经营，是一个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方案。但是，由于西方支持满清政府，二者相互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这不仅遭致了太平天国的失败。同时也说明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

在太平天国之后走上政治舞台的孙中山，受太平天国影响很大，最初也主张平均主义。后来去欧美游历，思想渐趋西化。他在1897年初对《伦敦被难记》俄译者说，“我希望有一个负责任的、有代表性的政体。此外，还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进来。我们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为无法进行比较选择而得不到发展，它也就停滞不前了。时至今日，这种文明已经和人民群众完全格格不入了。”（《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诗句1981年版，第86页）但是，随着他对欧美了解的深入，开始感到资本主义的弊端，加以在欧洲与一些俄国流亡的民粹主义革命家的接触，又产生了民粹主义的思想。他在1905年写的《民报》发刊词中说，“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避免二次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终无成耶！夫欧美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9页）在这里，孙中山把资本主义不发达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利条件，可以说，这是典型的民粹主义的观点。民粹主义是一种主观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后来的孙中山，由于没有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所以他始终没有真正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精髓，孙中山依然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而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1911年的辛亥革命成功了，但是孙中山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并没有得到列强的支持，相反，列强把他们的支持给予了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府。这说明，帝国主义并不支持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所需要的是中国成为他们的半殖民地。孙中山在政治上是相当敏感的。十月革命的成功，苏俄对中国的友好态度，加上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与他的接触，都使他认识到，“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5页）他晚年提出了三大政策，通过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使得国民党焕发了生气。这说明，孙中山是一位能够跟着时代前进的政治家，他的实践也证明，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是行不通的。至于走社会主义道路，那要看是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是走不通的。

应该说，对于中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不少人很有兴趣，至少资产阶级是很感兴趣的。资产阶级从它的阶级本性来说，当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打压，具有革命性的一面，但是他们又害怕无产阶级的强大，对革命又持怀疑态度，他们的革命性又是不彻底的。他们的这种两面性使他们没有能力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极有可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附庸，从而遭致革命的失败。

毛泽东说，“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说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3页）在这方面，甚至连一些“老革命”也有模糊的认识。比如刘少奇在1848年12月25日的报告里曾说，“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而在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他还说过这样的话：“因为中国工业化的结果，如果不使中国走到社会主义去，就要使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的国家，这是中国人民以至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能允许的。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对于这些事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很可以在将来加以讨论。“（《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5页）。在他看来，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甚至会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实际上，如果中国不走社会主义也不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不可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而只能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在这方面，邓小平的看法比之于刘少奇就显得很不一样。他说，“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来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有人会说台湾。看看今天的台湾，它从蒋介石起就选择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尽管台湾原有的工业基础较好，又从大陆运走了大量黄金白银，还可以得到美国的援助，其社会生产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的一个附庸。台湾四年搞一次领导人选举，每次选举，参加竞选的候选人都要跑到美国去表白一番，做出一番承诺，力图得到美国的支持。台湾就好像是美国的一个殖民地，甚至连殖民地都不如。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让台湾与大陆对抗，台湾成了美国的看门狗，但是，正如台湾学者李敖所说的，看门狗吃骨头还要自己花钱买，哪里有这个道理呢？这就是蒋介石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依附于美国给今天台湾带来的恶果。难道大陆今天还要再上这个当吗？。

9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共产党初成立时只有几十个党员，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而且，共产党这个名称是一个让不明就里的人听了害怕的名称，但是，由于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代表了人类的未来，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更重要的是，他们用自己的实践给人民做出了榜样，这样，它就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乃至一些外国人吸引到自己的周围，特别是吸引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衷心拥护。革命队伍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已经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广大青年学生，对于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胡作非为和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也非常不满，形成了强大的反美、反蒋的群众斗争。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评论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 第二条战线的形成，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军事战场的斗争，对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两条战线的斗争，实际上就是人民群众的选择：人们选择了共产党，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摒弃了国民党，也就是摒弃了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选择不是用选票而是用行动作出的。

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

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说了一句带有总结性的话，他说，“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则。”（《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事实也正是这样。指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基础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在他们的著作里提出来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将其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具体说来，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运用了马列主义的以下论述：

①  关于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

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

列宁对“过渡时期的特点和趋势进行了解释，他说，“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经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他还对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经济的基本形式、基本力量做了说明：“由于俄国十分落后而且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有一些不同于先进国家的特点。但是俄国的基本力量以及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却是同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所以这些特点能涉及的只是非最主要的方面。这些经济的基本形式就是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共产主义，这些基本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和无产阶级。”（同上，第60页）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和列宁过渡时期的论述，结合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情况，提出新民主主义是“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的阶段”，后来把这一过渡时期明确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还指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对于马克思和列宁所论述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也极为重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这个问题作了透彻的阐述。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毛泽东使用了“人民民主专政”一词而没有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他强调，“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裕革命的彻底想。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9页）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后来被写进《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过渡时期人民共和国国体的科学表述。

②  关于对资产阶级实行没收政策和赎买政策的论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宣布，“共产党人可以吧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宣言》还明确地说，“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而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同上，第293页）不过，马克思恩格斯也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的政策。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书里写道：“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能赎买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3页）

当然，马克思提出赎买问题是有条件的。列宁对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曾经有过“深入思考”，说马克思“指的是上一世纪70年代的英国，是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极盛时代，是当时军阀机构和官僚机构最少的国家，是当时最有可能‘和平地’即工人向资产阶级‘赎买’的办法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6页）他还具体分析说，“当时英国有下列种种情况保证资本家屈服于工人：⑴工人即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因为已经没有农民（在70年代的英国已经有一些征象，可以指望社会主义在农业工人中非常迅速地得到成功）；⑵加入工会的无产阶级具有很高的组织程度（当时英国在这方面居世界第一位 ）；⑶在长期的政治自由发展之受到严格训练的无产阶级具有比较高的文明程度；⑷组织得极好的英国资本家——当时他们是世界各国中最有组织的资本家（现在这个领先地位已经转到德国——长时期惯于用妥协的方法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好因为这些情况，当时才会产生有可能使英国资本家和平地”屈服于英国工人的想法。（同上，第497页）在当时俄国，也“已有某些具体前提（10月的胜利和从10月到今年2月对资本家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的镇压）使这种屈服得到保证。”但是，列宁说，“在我国，工人即无产者没有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没有很高的组织程度，胜利的因素是最贫苦的、迅速破产的农民对无产者的支持。最后，在我国，既没有高度的文明，也没有妥协的习惯。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些具体条件，那就很清楚，我们现在就能够而且就应该把两种办法结合起来。”（同上）列宁讲的“两种办法结合起来”，是指对反动资本家的惩治和对文明资本家的赎买，但是，由于俄国资本家采取了完全敌对的态度，他们用怠工的方法来对抗苏维埃政权，而苏维埃政权只好没收他们的财产，赎买的办法在俄国并没有得到推行。

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与俄国有很大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是这个中国资产阶级的大头，站中国资本主义的80%。他们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勾结，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因此对于他们的资本采取了没收的政策。中国资产阶级的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小头，占中国资本主义的20%。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身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也是革命的动力。他们和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一道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由于他们曾经和无产阶级合作过，是无产阶级的盟友，因此当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有可能对他们采取赎买这种比较和平的方式。事实证明，赎买的办法在中国是可行的。

③  关于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对资本主义进行监督改造的论述。

资本主义社会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对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曾经有所论述.，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论述过。列宁说，“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党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染上了知识分子习气，堕入了自由主义，自作聪明地来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去翻看旧本本。可是那些书里写的是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没有一本书写到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联马克思页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0页）列宁给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同上）

列宁非常重视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曾经广泛运用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形式对外国实行租让制，对本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进行调节和监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早在建国前1948年9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1949年3月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接受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在中国共产党内，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张闻天于1948年9月15日中午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一份文件里提出来的，该文件说，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种经济形式，在东北已经开始出现，而且以后还会发展”，“我们应该有意识地承认‘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经济范畴，有意识地加以提倡和组织”。（《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6、407页）张闻天起草的这个文件曾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修改和肯定，可以认为，它同时也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观点。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就是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法《共同纲领》里，更明确提出，“在必要与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恢复时期，国家资本主义即已获得了很大发展。毛泽东在1953年9月7日与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再次肯定说，“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他还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全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要“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8页）可以认为，这些都是毛泽东对于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论述的具体运用。

④关于用合作社的形式对农业和手工业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论述。

关于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合作工厂和合作社，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有论述。1871年 巴黎公社起义，这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第一次预演。当时，一些资本家关停了自己的工厂，跑到凡尔赛去了。于是巴黎公社要求工人们按照合作的方式经营这些工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曾经给予极高的评价。恩格斯在1886年1月写给倍倍尔的信里说，“正像巴黎公社要求工人按合作方式经营被工厂主关闭的工厂那样，应该将土地交给合作社，否则土地会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去经营。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别。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会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事情必须这样来处理，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惠州市的特殊的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5页）后来，他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里还说：

“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绝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向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待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向小农许诺，他们将得到现在就必须让他们明了的好处，

“差不多20年以前，丹麦的社会党人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计划，因为他们的国家实际上只有一座城市，即哥本哈根，所以出这座城市以外，他们就几乎完全要靠在你们中间进行宣传。一个村庄或教区的农民——在丹麦有许多大的个体农户——应当把自己的土地结合为一个大田庄，共同处理耕种，并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除劳力的比例分配收入。在丹麦，小土地所有制只起次要作用。可是，如果我们将这一思想运用于小块土地经营方面，我们就会发现，把 各小块土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全部结合起来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的经营的话，一部分过去使用的劳动力就会变为多余的；劳动的这种节省页就是大规模经营的主要优点之一。……

“这里主要的是使农民理解到，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产和田产，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正是以个人占有为条件的个体经济，使农民走向灭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8-500页）

在这里，恩格斯把通过合作社改造小农个体经济的必要性讲得够清楚了。

根据上述马恩和列宁的论述和苏联的经验，毛泽东早在1943年 11月29日就在一篇名为《组织起来》的讲话里说过，“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 ，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是你们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在边区，我们 现在一家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页）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在1951年12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通知，要求“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这是他1943年 那个讲话的继续。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很好地马恩列斯斯和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他们反对在农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刘少奇在1951年7月为山西省委一份关于开展农业互助合作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把它说成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而加以反对。（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9页）在刘少奇以及跟随他的薄一波、刘澜涛等看来，“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和使用机器耕种以及土地国有为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便无法改变小农的分散性、落后性，而达到农业也集体化。”（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页）毛泽东知道此事后，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三人谈话，明确表示不能指出他们，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他引用《资本论》里有关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部分的论述，指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照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夜是可行的。”薄一波 说，“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这场争论就这样结束了。”（同上，第191页）

但是，连刘少奇、薄一波等当事人自己都承认已被毛泽东“说服”，对这样一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半个世纪以后，又有人将其重新翻了出来，并且对毛泽东的观点大加批评和指责。我指的是于光远先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一书，当然反对的也并不只是于光远一人一书。该书批评前引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这一段话说得不准确。”应该承认，以“采用蒸汽动力机械“来区分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确实并不准确。机器的核心部分是工作机或工具机而不是动力机，产业革命的起点是工作机或工具机的发明而并非蒸汽机的发明。这在《资本论》里说得很清楚，我曾经在1983年1月7日出版的《经济学周报》上发表过一篇小文，专门讨论了这件事。问题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等的批评并未见于毛泽东的著述，而是薄一波后来在他的著述里根据自己当时的笔记整理出来的，薄甚至连引号都没有用，只能说是“大意”或“大概的意思”，这样，所谓“不准确“的责任就很难归咎于毛泽东，也很有可能是薄在整理时为了使文字丰满些而出现的差错。值得一提的是，于先生自己也认为，“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它与赞成和反对毛泽东对观点其实并不相关。他之所以要提出这一点，是为了顺便把陈伯达拖出来，并且联系陈过去在地租问题上对《资本论》理解上的一个错误再次证明陈“对这本书中的一些重要论述并不懂得”，这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于光远先生还指责毛泽东讲话的逻辑问题。他说，“他们的（于光远把毛泽东和陈伯达拉在一起，认为毛泽东说的《资本论》里的道理是陈伯达跟他讲的，这样的猜测其实就是认为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这是没有根据的）逻辑很简单，那就是‘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如何如何‘则’中国又如何如何。其中实在看不出什么有科学的逻辑关系。”在我看了这样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毛泽东讲“既然”西方如何如何，就是讲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可以在没有机器的条件下利用工场手工业的社会化了的而使生产力发生革命，“则”中国农业的互助合作就不可以通过劳动的社会化使生产力发生革命呢？这是在运用形式逻辑进行辩论。这里的大前提是结合劳动或社会化劳动优越于分散的个体劳动，只要这个大前提能够成立，那就不论是西方资本主义通过协作产生的结合劳动或社会化劳动，还是中国农业互助合作通过协作形成的结合劳动或社会化劳动，都是优越于分散的个体劳动的，是生产力的一种革命。在这里，只要大前提能够成立，结论自然就是正确的，丝毫也不存在什么不合逻辑关系的问题。

应该指出，毛泽东对刘少奇等的这一批评和否定同时也是对他“先机械化后合作化”观点的批评和否定。后来，毛泽东在1955年发表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里对刘少奇等的这一观点又给予了进一步的批评。指出：“有些同志不赞成我党中央关于我国农业 合作化的步骤亚当和我国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而这种方针，曾经在苏联被证明是正确的。”他强调，“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第181、182页）事实也是这样，分散的个体农业是不可能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只有组织起来，将个体的小农改造为合作社的集体农业，才有可能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到1959底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更把这一问题提高到一般的理论高度，指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要说薄一波所整理的毛泽东的批评有“不准确”的地方，其实还有一处并不是“并不重要”的地方，这就是强调了“工场分工”“形成的新生产力”，而我国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其初期阶段的主要特点也并不是分工，而是没有分工的协作即简单协作。实际上，就是没有分工的协作或简单协作也是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也能引起生产力的革命。马克思说，“即使劳动方式不变，同时使用较多的工人，也会在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上引起革命。容纳许多人做工的厂房、储藏原料的仓库、供许多人同时使用的容器、工具、器具等等，总之，一部分生产资料，现在是在劳动过程中共同消费的。”（《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2页），这些都能大大节约生产资料的耗费。马克思还用形象的语言阐述了简单协作的优越性，他说，“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楚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个人劳动根本不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德夺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2页）马克思还特别谈到了农业中简单协作的意义。他举了剪羊毛和收获谷物的例子，说“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这种操作是否在一定的时间开始搬在一定的实践结束。……短促的劳动期限可以由在紧要关头投入生产场所的巨大的劳动来补偿。“（同上，第364-365页）

在这里，马克思对于简单协作（不是分工基础上的协作）所作的说明虽然并不是针对农业社会化、集体化问题说的，但是对于我们认识农业必须走社会化、集体化道路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依据。因此在我国当时条件下，与其强调分工基础上的协作，倒不如强调简单协作更有意义。在这方面，我们从毛泽东后来在1959年12月-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看到，他在引证《资本论》时就是引的马克思关于简单协作的论述，他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而文集编者在注释里所引用的《资本论》原文就是本文在前面所引的“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从这里似乎也可以推知，毛泽东对于马克思在《资本论》关于协作的论述是很熟悉的，这个“不准确”问题看来不是由于毛泽东的失误，而很可能是由于薄一波不熟悉《资本论》，不懂得协作 或简单协作与分工的区别，在记录和整理毛泽东谈话过程中产生的失误。

应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给了毛泽东以巨大的思想武装，使他坚信，用农业互助合作取代农民单干，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社会化的道路是发展农业生产力的一条光明大道。

因为于光远先生说到“不准确”的问题，这里我想要顺便指出于先生自己在行文中的一个“不准确”之处。他说，“普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资本主义早期气发展分做了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个阶段”，（于光远著：《“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133页）这个说法也是“不准确”的。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4篇的第11、12、13章讲“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并不是讲“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更不是“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是讲“相对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的生产方法”，（《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7页）这只要看一看第4篇的篇名（“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第10章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在下面考察相对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的生产方法时，就可以看到”）就会清楚马克思设立11、12、13章的意图所在。看来，于先生这里出现的“不准确”与苏联50年代出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关。该教科书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讲了“商品生产。商品和货币”一章后紧接着就用三章讲所谓“资本主义在工业中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该书说，“资本主义生产在工业的发展有下列三个主要阶段: ㈠资本主义的简单协作，㈡工场手工业时期，㈢机器时期。”（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6页）这样的表述似乎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史，把马克思说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特殊方法变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三个时期，把马克思说的“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变成了“工场手工业时期”，把马克思说的“机器和大工业”说成是“机器时期”，好像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是完全无关的。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的论述。马克思曾明确地说，“初期的工场手工业，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较多而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8页）问题还在于，苏联教科书的次序安排完全打乱了马克思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科学顺序，显然是不可取的。不知于先生为什么不根据马克思《资本论》里科学的表述，而去照搬苏联教科书里的错误表述？

至于个体手工业，在本质上和个体农业一样，也必须通过合作社的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于这个问题的道理和改造个体农业是一样的，而且所涉及的范围较窄，重要性不如农业，为节省篇幅，这里就不多说了。

⑤关于商品生产的论述

关于未来社会的商品生产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都持否定的态度。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篇第1章即“商品”一章的最后一节论述了商品生产的历史性质。他说，“一旦我们逃到其它的生产形式中去，上篇世界 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老的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5页）他考察了孤岛上的鲁滨逊，考察了欧洲昏暗的中世纪，考察了农村家长制生产，最后，还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那里都没有商品生产。我们知道，商品生产曾经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但是，它的无政府状态也造成了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它在历史的一定阶段产生，也将在历史的一定阶段消亡。它只能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绝不可能是一个永恒的范畴。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更明确地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经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

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也还不能很快消亡。最早看到这一点的是列宁。他曾写过一篇《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的文章，其中说道：“我们将来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我想，我们会在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黄金修建一些公共厕所。这样使用黄金，对于当今几代人来说是最‘公正’而富有教益的，因为他们没有忘记，这样由于黄金的缘故，在1914-1918‘伟大的解放的’战争中，即在解决是布列斯特和约坏还说凡尔赛和约坏这个重大问题的战争中，曾使1000万人死于非命，3000万人变成残废；怎样又使……。”但是，“目前俄罗斯联邦仍然应当爱惜黄金，麦黄金时要卖得贵些，用黄金买商品时要买得便宜些。和狼在一起，就要学浪叫。至于要从灭所有的狼（在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里理应如此），那我们就要照俄国依据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4-615页）在这里，列宁一方面明确指出了商品货币 关系将会消灭，否则他就不会说用黄金修厕所了，另一方面，他有明确商品货币关系的消灭要在“世界范围的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而不是在目前，这就从外部指出了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条件，而在“目前”，不仅不能消灭，还要十分重视商品货币关系。

事隔30年，斯大林又从国内的角度论证了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写道，“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做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交换以外，与测试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来年以前列宁宣布必须全力扩展商品流转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50页）

以上是马恩列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问题的论述，表面上虽然有所不同，但实质上却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商品生产是一个历史范畴，商品生产最终要消亡，但是由于条件尚不具备，现在还不能消灭。显然，马恩列斯的这些论述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有指导意义的。当然，毛泽东在运用马恩列斯的这些论述时，也不近是被动的接受，而是结合实践有所深化，有所发展的。比如，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只具有商品的外壳不是商品，毛泽东就批评了这种“外壳论”认为生产资料也是商品。

毫无疑问，马恩列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述当然绝不仅限于上面五个方面的内容，只不过这五个方面与社会主义革命关系比较直接罢了。他们在这些方面的论述十分丰富，这里所列页只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这些论述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说，乃是最可宝贵的思想指导和智力支持。当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我们显然不应忘记它们所作出宝贵贡献。

⒊十月革命道路和苏联经验功不可没，不容否定

列宁在论及十月革命的意义时说，“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局部地区的、一国特有的、仅限于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我这里说的国际意义不是按广义来说的，不是说：不仅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而且所有基本特点和许多次要特点都具有国际意义，都对所有国家发生影响。不是的，我是从最狭义来说的，就是说 ，所谓国际意义是指我国所发生过的事情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性，或者说，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必须承认，具有国际意义的是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列宁选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页）

斯大林在1927年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时候写了一篇《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文章说，“十月革命不能认为只是‘一国范围内的’革命。它首先是国际性的，世界性的革命，因为他是全世界人类历史中从资本主义世界到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根本转变。”斯大林强调，十月革命“根本不同于”过去的那些革命，他说，“十月革命的目的不是由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不是由一个剥削者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者集团，而是消灭人对人的任何剥削，消灭所有一切剥削者集团，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至今所有存在过的被压迫阶级中最革命的阶级的政权，组织新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17页）

毛泽东在苏联参加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时说，“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地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这个革命证明：没有了地主资产阶级，人民完全能够有计划地建设自由幸福的新生活。同时又证明：没有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世界各民族完全能够和睦相处。”他还特别强调：

“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世界各国的广大人民热烈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因为这四十年的历史使他们确信，无产阶级必然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能够战胜资本主义。当然，在人民面前还有可以呢喃和曲折。但是，列宁在36年前说得好：‘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页）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计到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论是在革命事业中海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都充分地利用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丰富经验，使自己 可以减少或者避免许多错误，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自己的事业，虽然中国人们面前的困难还很多。”（《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页）

上面我们摘引了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关于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的论述，说明十月革命不是一个局部地区的革命，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革命，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是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也正因为十月革命有如此巨大的国际意义，所以无产阶级的敌人总是要否定十月革命，否定它的国际意义。在俄罗斯，有人把十月革命说成是政变，甚至把列宁说成是德国间谍，在我国也有人步其后尘，捡起这些破烂进行公开的宣传。但是，不会有多少人会听信这些反动宣传。十月革命后整个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告诉人们，十月革命对于人类历史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讲“东风压倒西风”，一共举了十件事来说明现在又到了“转折点”：打希特勒，中国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苏伊士运河事件，叙利亚，苏联抛上了两个卫星，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荷兰退出印尼，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突尼斯，在阿尔及利亚没有办法。（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327页）可以说，如果没有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这十件事都是不会发生的。

在我国，一些人为了否定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巨大影响，他们在讲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成绩时，往往只讲中国的民族特点，中国的特殊做法，数字提出“中国模式”，并且以此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和苏联经验。其实，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国际的，而不是民族的。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说，“欧洲三个文明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集体所有制（马恩著作中所说的‘集体所有制’与后来斯大林以及我国所说的‘集体所有制’不同，指的是全社会共同所有而非部分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引者）的基础上来改变社会结构的那种急剧的革命，现在已经是急不可待个不可避免的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论是由上述每个国家各自单独的出来的。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共产主义并不是英国或其他什么国家的特殊情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5页）他还强调说，“社会主义在这三个国家产生的情况既然这样，那么在次要的问题上就不可能没有分歧。可是我想证明，这些分歧都是无关紧要，绝不妨碍各国社会改革派的亲密团结。”(同上，第576页)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实践相结合时，当然要注意民族特点，但是，夸大民族特点，否定普遍真理却是错误的。与民族特点相比，共同的东西才是根本的，有普遍意义的，更值得人们重视的。

1956年，苏联共产党举行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作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在世界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帝国主义认为有机可乘，掀起了一股反苏、反共、反斯大林的恶狼。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这一年先后两次经过集体讨论，写成并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给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以沉重的打击，给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在《再论》里曾经谈到十月革命的道路和苏联建设的基本经验问题。文章说，

“什么是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呢？据我们看来，至少以下这一些经验具有基本的性质：

“(1) 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地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并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

“（2）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

“(3) 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

“（4）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5）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我们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撇开它在当时当地所表现的具体形式来说，就是指的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载《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十月革命的道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这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都是非常具体的，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但是，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似乎已经变得十分遥远、十分陌生了。在这方面，多读一点毛泽东当时的论述和当事人写的回忆应该是很有益处的。

比如，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许多内容在《毛泽东选集》第5卷里都已讲到，但是有一些话似乎没有公开。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革命，当时担任东北局副书记的张明远，由于列席参加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因此在其所著《我的回忆》里就有更多的披露。根据他的记录和整理，毛泽东在会上还讲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学理论，我党的路线，基本上就是联共党史第九章的路线。农村要贫农脱离贫困是增产、合作化、集体化。”（《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78页）我相信，毛泽东讲我们的路线就是联共党史里讲的路线是符合当时的情况的。因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世界上只有苏联的经验，没有别的经验，向苏联学习是很自然的。不过张明远的回忆似乎并不不准确。问题是他把它限制在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第九章”。张明远在上世纪30年代 做过新闻工作，本来所记应是准确的，但是，如果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略有了解的话，就会发现此说是有问题的。因为该书第九章（“布尔什维克在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涉及到的时间只是1921年到1925年，显然不能概括全部过渡时期。要完整地了解苏联过渡时期的情况，还必须包括第十章（“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而斗争”），第十一章（“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和第十二章（“布尔什维克党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和新宪法之施行”）。我们知道，1936年底制订的苏联新宪法宣告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建成，它也标志着过渡时期的结束。显然，要学习苏联过渡时期的理论和实践，绝不能只是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第九章，而是应该学习该书的第九章至第十二章。张明远的说法有误是很明显的。据我了解，在50年代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指定的学习文件并不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章，而是第九章至第十二章。这一点，从当时出版的一些辅助读物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人民日报》图书资料组编的《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章至第十二章参考文件》，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吴恩裕等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章至十二章名词解释》，学习杂志出版社出版了《从统计数字看1921年到1937年苏联的国民经济》，此外还有学习心得、问题解答之类的辅助读物多种，都是配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章至第十二章的学习的。如果不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号召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章至第十二章，上述辅助读物的大量出版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从张明远的记录里说了“联共党史第九章的路线”之后接着就讲了“合作化、集体化”来看，也应该包括第九章以后几章的内容，因为第九章并没有讲这些问题，集体化是十一章讲的。记录或整理有误是很清楚的。从该书的“后记”看，由于张明远年事已高，整理成书的工作实际上是其女儿完成的，这样，出现失误也就更加难以完全避免了。看来，人们在运用回忆录一类材料时应该特别谨慎，因为所记之事毕竟年代久远，记忆难免有误，据以整理出来的东西并不能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即使是当时的原始记录，也可能由于受记录者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一定就那么准确无误。遗憾的是，于光远先生在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一书里引用张明远《我的记忆》书中的这一记录时也没有发现这个失误，以致又将“不准确”的东西以讹传讹地传下去了。

我的上述订正如果能够成立，那么当时毛泽东说的就应该是：“我党的路线，基本上就是联共党史第九章至第十二章的路线。”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的经验对于当时的中国是处于多么重要的地位。事实也是这样。我们搞工业化是按照斯大林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进行的，取得了明显的成功；我们搞农业集体化，也学习了苏联的经验，苏联不是大搞国营农场，而是从建立共耕社到建立农业劳动组合即集体农庄，我们也是从建立互助组到建立从初级到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苏联搞宅旁园地，我国则是搞自留地。这些做法都是向苏联学的。直到1957年，毛泽东还说，“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1页）应该说，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取得伟大胜利，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苏联经验也是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的。虽然在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也出现不顾国情生搬硬套的问题，但是，其责任也不在别人，而在自己。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难道你搞教条主义，也要别人替你负责吗？

现在人们总结经验，往往只注重某些特殊的东西，只注意某些自己特有的东西，而对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带有根本性的东西则往往有所忽视，甚至公然否定苏联经验的积极意义，把一切成绩都归于自己独特的的创造，殊不知马列主义的指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才更具有根本的性质和普遍的意义，而正是这些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如果丢掉了这些共同的根本的东西，恐怕也就谈不上是社会主义了。

我们强调十月革命的道路和苏联的经验，但是，学习这些经验必须要有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精神，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过于依赖。在这方面，毛泽东1963年9月3日与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的谈话《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很值得我们注意。他说，“正是在1960年的这个时候，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从1921年党成立到1934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1934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简单的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提出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 338-339页）事实也是这样。1960年下半年，苏共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来，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曾经使中国的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中国人自己学，自己想，在工业方面取得了许多经验。鞍钢宪法就是那个时期搞出来的，大庆油田也是那个时期拿下来的，许多奇迹都是那个时期创造出来的。现在有人喜欢否定大跃进，其实，中国许多重大的和尖端的东西都是在那个时候搞出来的。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个火红的年代，更不应该否定那个火红的年代。

五、关于文化大革命

⒈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现在党的领导人都不愿意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8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创立60周年，胡耀邦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里没有讲；199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200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创立80周年，江泽民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里都没有讲；今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胡锦涛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里也没有讲。好像他们都在有意回避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

邓小平在1978年12月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分析，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段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今天说得更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可是，后来他的看法又有改变，他在1981年5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同上，第306页）

由于当时在台上的人大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的干部，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仍然耿耿于怀，不能正确认识，因此，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基本上是否定的结论。但是，人们后来对于这个问题还是逐渐改变了看法。

1986年 薄一波瞻仰毛泽东故居，在滴水洞，秘书问薄一波如何评价毛泽东？他沉思片刻道：“小平说得对，没有毛主席，我们党还在黑暗中摸索；无论少奇还是彭总，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薄一波预言今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比现在还要高。薄一波的“先生学生论”当然不是论资排辈，而是表明毛泽东的水平和见识确实比邓小平、刘少奇、彭德怀以及他自己要高得多。我们知道，薄一波曾长期在刘少奇连地下工作，思想也与其比较一致，不少错误与刘也是共同的。但是我们看到，他在《若干重大决策与实践的回顾》一书里，虽然非常注意与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口径一致，在谈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及自己之间的意见分歧时也采取了这种调和的态度，但仍然有许多地方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而对于刘及自己的错误意见则采取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有人说毛刘之争是个人权力之争，薄一波的这本书却让我们看到，情况并非如此，他们的争论乃是理论是非之争，是政治路线之争。薄一波预言今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比现在还要高，实际上是表明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是低了，否定得太多了，而在我看来，这种否定主要就表现在对毛泽东晚年和文化大革命问题上。这应该说是不说自明的。

王震于1993年3月12日逝世，他在去世前曾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这里说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是一般人不可企及，当然也包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在内。

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今年六月在对复旦大学学生讲话中说：“我认为他（指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我相信，有这样看法的人一定还很多。当然，他家的亲人在文革中遭了难，他认为文革是一场灾难，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评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不能从自己的家庭的遭遇出发，而应该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考虑才是，至于他只是肯定文革的动机而并不赞成文革的方法，这些问题我们将留待下面再来进行讨论。

最近，读老革命张明远的《我的回忆》，其中讲到毛泽东在1950年2月自苏联归来曾在沈阳对市委书记和市长以上干部做过一次报告，报告除要求“把东北建成一个全国的工业基地，出机器，出人才；要好好学习苏联经验；照顾好苏联专家”等等外，还谈到，东北的条件很好，我们掌握政权以后，特别要注意干部子弟的教育问题，“千万千万不能把我们的子女培养成‘八旗子弟’那样的贵族……”对此，张明远很有感慨地说，“他的话使我深受教育，今天回想起来仍感到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多么及时和有远见。遗憾的是，不知为什么，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毛主席这次关于干部子弟问题的谈话都没有再被人们提起。”（《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2004年版，第 312页）应该说，毛泽东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还身体力行，带头这样做了。就在1950年10月，他把自己心爱的长子毛岸英送到了朝鲜战场，并在那里牺牲。对于其他子女也都严格要求，竭力防止他们特殊化。1967年3月，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战国策》里《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看来也是毛泽东为了教育部队高干正确对待子女而授意她讲的。毛泽东是党和国家的缔造者，他深知人民的江山来之不易，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而巩固这个胜利并将其继续推向前进更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他也深知如果不能保住社会主义的江山人民又将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比一般人更深刻地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也比一般人更深切地爱着他的国家和人民，不忍眼看革命前辈打下的江山在第二代第三代手中改变颜色，人民再受苦难。在我看来，这正是毛泽东不同于一般人能够“早看”若干年的原因所在。

当然也不能说别人都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过在时间上要晚一些，而在态度上也没有像他那样坚决和执着。1956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讨论整风问题时，刘少奇也提出过类似的问题。他说，“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得党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工农劳动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东欧这些国家就有这个问题，就是脱离了工农劳动群众。”他还说，列宁曾谈过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中有一部分成为“工人贵族阶层”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在我们国家和党内“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毛泽东表示同意刘少奇的观点。他说，“少奇同志讲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贵族阶层的，人数几百万，主要的就是那么几十万到百把万，我看无非十八级以上的（周恩来同志插话：县委以上），县委以上有几十万，命运就掌握在县委以上的手里头，如果我们不搞好，不是像今天好多同志所讲的艰苦奋斗”，“我们一定会被革掉”。（转引自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04-605页）1962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刘少奇则主张不向下传达。不过，毛泽东有关“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工厂主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实践）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实践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段话还是写进了全会公报。根据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从1963年春开始，湖南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河北保定地区也开展了“小四清”（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查出了一些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的问题，中央先后制订了两个文件，即“前十条”和“后十条”。至1964年底-1965年初，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规定所谓“四清”是指清政治，清阶级，清组织和清思想，同时指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刘少奇不赞成毛泽东的观点，王顾左右而言他，提出运动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可谓言不及义，即言不及社会主义之义。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对刘完全失望了。1970年，毛泽东会见斯诺，斯诺问他：“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回答说:“那就早啰。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书黑《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页）显然，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是什么个人恩怨，也不是个人的权力之争，而是政治路线上的根本分歧。这个分歧是如此之大，以致没有别的方法能够解决，只能诉之于革命的群众运动，诉之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解决。

毛泽东在1968年曾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93页）对于毛泽东的这句话，当时许多人“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我相信，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人们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一定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今后还会有更多的人会有更加清楚的认识。

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伟大的成果是广大群众都发动起来了

有人把无产阶级文化的革命说成是一场“动乱”或“内乱”，甚至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但是，基本的事实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的。1966年8月1日 至12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8月8日的会上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说：“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决定说，“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决定申明：“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的无能的状态。”决定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决定说，“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这都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和党中央党领导下有目的、有组织地进行的，否定它是一场革命，而把它说成是“动乱”、“内乱”和“浩劫”显然是很不恰当的。如果这些说法能够成立，那岂不是说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并领导了一场“动乱”、“内乱”和“浩劫”吗？这说不通嘛。

也有人认为，毛泽东和党中央有很高的威信，要解决党内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应该是易如反掌的一件事，何必要兴师动众地诉诸红卫兵，诉诸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呢？还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好的，无可厚非，但是做法不好，是错误的。提出这些看法的人显然不大了解文革前十七年的情况。进城之前，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虽然谆谆告诫人们要做到两个“务必”，但是，“资产阶级的捧场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还是应验了。“三反”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曾经起了极大的震慑作用。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又使一些人以为阶级斗争从此结束了，完全想不到国际帝国主义的存在，想不到现代修正主义的存在。杜勒斯的和平演变论，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波兰的波兹兰事件以及后来的匈牙利事件，都给人们敲起了警钟，而国内的右派分子的进攻也提醒人们，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而有时还是十分尖锐的。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认识。这样，在共产党内部，就逐渐形成了两条对立的路线，而且相对来说，反对阶级斗争的观点和路线的人在数量上还占了多数，他们盘根错节，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势力。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不发动群众是不能战胜这些人的。而从历史上看，任何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都必然是群众性的革命，都必然有广大群众的参加。列宁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制度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做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6页）他还说，“只有当千百万人万众一心、一致奋起的时候，革命才成其为革命。”（《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462页）

前不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力群同志曾经写了一篇题为《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进行革命的理论错了》 的文章，说“从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中，毛泽东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对某些人和事的处理上，有多次变化。但是，始终没变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采取的方法是实行大民主。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发动、领导‘文革’始终不改变、一直坚持的两个基本点。……尽管对‘文革’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对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整‘走资派’，搞大民主，他是始终不悔的。”

实践已经证明，为了保卫社会主义江山，使其永不变色，整“走资派”这个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至于采用“大民主”的形式，大搞群众运动一些人由于在运动中曾经受到冲击，至今仍然耿耿于怀，很不理解。实际上，所谓“大民主”，就是充分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就是把革命的真理直接交给群众，使他们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更加积极自觉地投入到运动中去。年龄稍大的人，可能都还记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两段毛泽东语录非常流行：一段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 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12月21日）还有一段话是：“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1966年8月5日对《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文加的批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此外，毛泽东在8月10日下午在中央接待站会见前来庆贺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首都群众，向他们发出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上，第99页）毛泽东的这些教导很快为群众特别是红卫兵所接受，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曾经八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更给他们以莫大的鼓舞和无穷的力量。就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波澜壮阔地开展了起来。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发动的程度，毛泽东在1967年7-9月份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谈话里曾有一段非常形象而生动的话：“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同上，第385页）可以这么说，那时的中国成了一所大学校，全国人民都在学习，都在讨论，都在争辩，如果要说民主，那是任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民主”都不能与之相比的真正的民主，人民的民主。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把这种真正的人民民主写进了宪法。宪法。1975年四届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而早在1956年11月举行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意见，1975年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1978年的宪法继续保留了“四大”和“罢工的自由”。 1980年的宪法取消了“四大”，但保留了“罢工的自由”。而1982年的宪法，这“罢工的自由”也被取消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中广泛使用的“四大”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极好的形式，它使一切阶级敌人闻之丧胆，使一切官僚主义者闻之害怕，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进行民主监督的一个极为有效的形式，也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非常有效的形式，人为地将其取消，这绝不是进步，而是一种退步。至于罢工自由，这是工人阶级维护自己权益的一个重要手段，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合法的，而1982年以后的宪法居然取消这一自由，这更是一个大倒退。不仅如此，为了防止群众集会、示威、游行和罢工，许多城市的广场都被进行了改造。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某些人害怕群众，害怕群众运动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共产党是依靠群众和群众运动起家的，哪有共产党害怕群众和群众运动的道理呢？现在，帝国主义如此欺侮我们，我们本来可以通过群众集会、示威、游行来表达全国人民的意志，但是，由于领导人害怕群众，自己既不能代表人民讲话，也不让人民群众表达自己的意志，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这种任人宰割的状况哪个不感到窝囊、气愤？！人民需要民主，需要真正的人民民主，需要表达人民意志的“大民主”的回归，而不需要西方形式主义的所谓“普世价值”的伪民主的说教。要说民意，这才是是真正的民意。

⒊文革期间在经济、科技、军事、外交方面的巨大成就

前面提到到老革命家、理论家邓力群同志写的《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进行革命的理论错了》一文，文章认为：“这10年中，从党和国家的工作来讲，有三件大事：一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本身；二是经济建设的进展；三是对外关系的发展。不能认为10年中，只有‘文革’运动一件事。”文革中当然有缺点有错误，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是这些问题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都已得到克服和纠正，我们显然不应只看到这些曾经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而更应该看到文革期间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在农业上，十年文革期间，全国农业在毛泽东“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下大兴农田水利建设，给农业生产的持续增长打下了基础，农业机械化也取得了了很大的成绩，农业连年丰收，粮食逐年增长。

在工业交通方面，完成了一大批重大的基建项目，如成昆、川黔、滇黔等9条铁路干线的建设，全长达四千余公里；进行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包括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以重庆-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陕西的航空工业兵器工业基地、甘肃的航空工业基地、攀枝花钢铁基地、酒泉钢铁公司、贵州水城铁厂的建设；此外，还有四川德阳的东方电机厂，湖北十堰二汽的建设，甘肃金昌的有色金属工业的建设，等等。这些重大项目的完成，极大地改变了我国生产力的布局，使中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和沿海地区经济的差距有所减少，使全国的经济有了一个比较均衡的发展。大大改变了我国的生产力集中于沿海地区的状况。

在科技方面，文革的十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科技成果最多的十年。两氢弹，中远程导弹，人造地球卫星，大型飞机，核潜艇，等等等等，差不多都是在这一段时期研制成功或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文化大革命不是靠金钱，不是靠名利，而是靠人们的思想觉悟，靠人们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而文化大革命所形成的民主讨论的风气，对于攻克难关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著名科学家周光召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曾把当时的民主风气和后来出现的等级森严的不良作风进行了对比，肯定了那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有利于科技发展的。

上面列举的文革期间的这些成果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邓小平曾说，“我们三十二年（指1949-1981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对于建国后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工农业生产的成就，他肯定地说：“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伟大成绩的，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指到1978年——引者）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同上，第163页）他特别提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交工作的巨大成就。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国际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同上，第305页）后来他在1992年深圳等地视察时还说过这样的话：“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 ，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他说的“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显然是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因为“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的成果正是在文化的革命期间搞出来的。前不久播放的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歌颂我国研制两弹一星的伟大成就，如果因为其中许多重大成就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取得的而采取回避态度的话，那还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吗？那样还能能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吗？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把经济、科技与政治割裂开来，把外交与内政割裂开来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因而也是没有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而不是互相孤立、彼此隔绝的，不可能想象，在政治上是“灾难”、“浩劫”之时在经济上、科技上会有很大的发展，也不可能想象在内政出现“内乱”、“动乱”或“浩劫”的情况下军事和外交上会取得很大的胜利，中国的国际地位会有很大的提高。而反过来说，经济上和科技上的巨大进步，正说明在政治上是安定的；而在军事上和外交上所取得的的胜利又是与内政取得的的成绩分不开的。

⒋对“粉碎‘四人帮’”的一些看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与领导的，毛泽东生前没有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个文化大革命所通过“粉碎四人帮”而结束的。


“四人帮”一词是毛泽东生前首先使用的。“粉碎四人帮”也正是以此为合法根据的。但是，这并不足以服人。毛泽东生前确曾批评过“四人帮”，特别是批评过江青，但并不是把他们作为反革命的小宗派集团来批的，更没有要“粉碎四人帮”的意思。应该说，从文革开始，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就是倚重的，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和政治局本身也说明对他们的倚重。至于王洪文，他是上海造反派的头头，毛泽东是看他农民出身，曾当过兵，又是工人，年纪又轻，是把他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在林彪和陈伯达垮台后，毛泽东对王、张、江、姚四人就更为倚重了。当然，毛泽东对于这四人也有不满意的地方。特别是对江青，更是恨铁不成钢。应该说，让她出来参加政治活动当然是毛泽东的意见，但是，毛泽东深知，江青好出风头，人缘不好，树敌过多，许多人对她都有意见，而且“积怨甚多”，所以毛泽东又不愿意她过多地抛头露面，对她多有限制。这样当然就有矛盾。有两件事，一件是尼克松1971年访华期间，本来未安排她的会见，她却自说自话地去会见尼克松夫妇；另一件是1972年她不顾周恩来的阻挠坚持让纽约州宾翰顿大学中国现代史副教授维克特在广州对她进行采访，写她的传记《江青同志》（不是《红都女皇》）。这两事都引起毛泽东的极大不满，两人关系几近破裂。这以后江青到毛泽东的住处，都要得到毛的同意，否则就要受到警卫的拦阻。即使如此，毛对她的批评也还属于帮助和教育，还是为她的将来着想。这从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信上所作的批示可以看出来。批示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页）对于张春桥，毛泽东也是信任的，认为他有思想，有能力，1974年曾经考虑他担任总理，只是听毛远新说他“不大能团结人，有点阴”后才考虑由华国锋当，而让张担任第一副总理理。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 不和二百多位中央委员高台阶，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还说，“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同上，第396-397页）不过，毛泽东并不是只批评“四人帮”，也批评了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且用了很大气力来“帮助”邓小平。邓曾做了两次检讨，毛都不满意，于是又发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将邓小平打倒。显然，毛泽东批评“四人帮”并不是把它们当作反革命来反的，引用毛泽东的话作为粉碎四人帮的依据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期里，华国锋总是小心翼翼地把“四人帮”跟毛泽东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加以区别，一方面揭批四人帮，另一方面继续维护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对某些在文革中受过冲击的人来说，他们心中想的却是要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晚年。事实上，要在“四人帮”和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间划一个界线也是很难的。这样一来，某些人把揭批“四人帮”进一步发展为否定毛泽东的晚年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势所必然了。这个转变是通过批判两个“凡是”实现的。所谓两个“凡是”，是指“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党史细节》一书认为，“这个经典表述并非出自华国锋，而是源于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是汪东兴提议而由郑必坚、龚育之两人写的，也是经政治局同意的。‘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目的是‘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绝非针对邓小平复出。”实际上，我们不能就事论事来进行讨论，而必须联系当时的大背景。大背景是毛泽东与1976年9月9日逝世和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毛泽东逝世后发出的讣告和华国锋在追悼大会上致的悼词，都强调了要继承毛泽东的遗志。讣告说，“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要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按照培养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坚决执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华国锋的悼词也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在国内，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大团结，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 在国际，我们一定要继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不称霸。我们要加强同国际无产阶级、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团结，加强同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为在地球上消灭剥削人的制度，实现共产主义，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奋斗。”

毛泽东的逝世在全中国和全世界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无产阶级和革命的人民陷入了无比的悲痛之中，他们像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一样放声痛哭，泪流不止。此时此刻，他们最想要说的，就是要化悲痛为力量，要继承毛泽东的遗志，要把他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应该说，中央的讣告和华国锋的悼词是代表了人民的心声的。

实际上，在伟大的领袖人物逝世后，人们发表继承其遗志的言论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马克思于1883年3月14日逝世，3月17日在伦敦海格特公墓举行葬礼，恩格斯发表了演说。他高度评价马克思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成就，称“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同时称他是“科学巨匠”，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他还说，“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将来就会被人感觉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4、375页）威廉•李卜克内西代表德国工人阶级也在马克思墓前致辞说：

“我们不会耽于悲痛，而会照着已故的伟大战士那样去行动！我们要尽全力来早日实现他的教导和他的志向，这就是我们对他的最好的纪念。

“敬爱的永生的朋友！我们一定沿着你所指出的道路前进，不大的目的决不罢休。这就是我们在你的灵前的誓言！”（同上，第379页）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1月26日，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列宁追悼会，斯大林在会上作了题为《悼列宁》的演讲。丧胆落胆岩浆从六个方面论述了列宁的遗嘱：“要珍重共产党员这个伟大称号，并保持这个伟大称号的纯洁性”；“要保护我们党的统一，如同保护眼珠一样”；“要保护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竭力巩固工农联盟”;“要巩固并扩大共和国联盟”；“要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原则”。他在每论述一个问题之后都说，“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只是在论述最后一个问题后的宣誓略有不同，他说，“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奋不顾身地来巩固并且扩大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斯大林选集》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1-173页）

像这种用宣誓的形式向自己的伟大导师表达继承其遗愿，继续走他生前所走的道路的决心，应该说是很正常的。为什么中国这样做就出了那么大的问题呢？这不正好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内一些有影响的人已不愿意再走毛泽东带领大家所走过的道路吗？但是，这并不体现中国大多数人的意志。这一点，从《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有许多地方领导迟迟不表态就可以看出来。而那些表示拥护的地方领导是真的拥护还是迫于压力也是大可怀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在一次接受访谈时也说，“在我看来，当时一个总的特征是‘左’的思想还在阻碍改革开放，传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许多人脑子里还根深蒂固，它被作为标准来衡量我们改革开放的新事物。”这也说明，当时许多人都不赞成用这个问题来否定毛泽东。

在这里，要说一说当时的领导人华国锋。华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领导人。但是，他辜负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就此而言，华国锋对毛泽东是犯了罪的。他后来每年都要到毛主席纪念堂去瞻仰，在我看来，与其说是瞻仰毛泽东，不如说是到那里去忏悔。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华国锋和其他参加者对毛泽东的态度还是有所不同的。他在“粉碎四人帮”后，还是想利用他的权力和地位来坚持和维护毛泽东的遗产的。这一点从他在1976年10月26日（即在粉碎“四人帮”的第20天）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作的四点指示里可以看出来：

“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

“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一方面参加了用不正当手段“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一方面又要坚持没找到生前制订的一些方针和政策，这就不能不使他陷入一种两难的尴尬境地。这一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最后的命运和那两个在两报一刊上正儿八经地讲“两个凡是”的人的命运完全不同：华国锋最终被人从党中央主席的岗位上拉了下来；而郑必坚和龚育之却从此平步青云，成了中央领导人的智囊和理论宣传部门的高官，郑做过胡耀邦的秘书，也做过中国社科院的副院长、中央宣传部的常务部长和中央党校的常务副校长。现在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专家。龚育之的命运也与郑很相像，他在参与写了“两个凡是”的文章之后，不仅未作检讨，也未被贬，还从毛著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提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以后又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并兼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华国锋提出“凡是”，使一些人很害怕，因为他真心实意地想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和毛泽东晚年的评价，而郑、龚提出两个“凡是”只不过是做文章说说而已，而且他们讲两个“凡是”正好可以用来作为进行批判的口实，对某些人来说不仅无害，反而有益。这就是华国锋和郑、龚两位之有不同命运和遭遇的原因所在。

⒌评胡乔木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说法

由胡乔木主持起草并由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彻底否定的结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三中全会以来》，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811页）

这是根据主持起草者胡乔木的意见写进决议的。早在1980年9月21日，他就在省、市、自治区委第一书记一词座谈会上对这个问题作了“论证”：“按照科学意义上的革命，‘文化大革命’不能在任何意义上称为一个革命。它不是用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去代替一种落后的生产关系，也不是用一种先进的政治力量取代一种反动的政治力量。至于文化上，严格地说起来，不能叫革命。没有什么文化上的革命，这个名称本身就是错误的。列宁讲过文化革命，是指扫除文盲。……总之，这个文化革命与后来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毫无一点关系。”（《胡文化上，严格地说起来，不能叫革命。没有什么文化上的革命，这个名称本身就是错误的。列宁讲过文化革命，是指扫除文盲。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141页）

“按照科学意义上的革命，‘文化大革命’不能在任何意义上称为一个革命”吗？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无论从什么意义上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我们知道，革命一词，在中国古代的典籍里就有，《周易·革》有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事大矣哉。”意思是说，商汤和周武这两个开国之君进行的改朝换代的革命是上顺天意、下应民心的伟大事变。当然，那是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改朝换代，与我们今天所说的革命不尽相同。但是，从抽象的意义上说，如果一个大的事变是合乎历史的发展和人民的要求的，就是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对一小部分人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进行的一个大事变，它完全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为什么不能称它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呢？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政治大革命，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当时的中国，虽然还是共产党的领导，但是，由于进城以后环境的变化，有一些人忘记了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滋长了脱离群众、贪图享受、不愿过艰苦生活的思想，他们已经不代表全国大多数人的利益了。毛泽东认为，许多地方和部门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不是没有根据的。就是刘少奇，也有这种看法，而且其估计甚至比毛泽东还腰严重。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当然也就掌握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其危害极大。毛泽东50年代中期提出党内要搞整风，60年代提出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后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为了整这样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该说，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一开始就写进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非常明确的。

胡乔木还说，“既然要搞一个革命，那就要把革命对象弄清楚，不能一个个搞清楚，至少要搞清楚几个，可是‘文化大革命’直到最后，一个都没有搞清楚，一个都没有找出来。没有一个叛徒，没有一个特务，没有一个走资派。走资派稍微复杂一点，也许有人写过承认犯了什么错误，这是有的，但是那个东西不能算数，反正是没有找出来。”（同上，第141页）

胡的这一说法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中国在文革时是一个有八亿人口的国家，按照胡的说法，竟然没有一个叛徒，没有一个特务，没有一个走资派！这样绝对化的说法符合事实吗？这是一种典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应该说，由于存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形左实右的思想，在文革中揪出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不是一个没有，而是揪出得过多，存在某种扩大化的倾向，但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些人大搞“一风吹”，把所有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全部加以否定，这更是非常错误的。比如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案，是经过1968年10月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审查通过的，当时还向党内外公布了厚厚一本的审查报告和证据。我印象很深的，是证据里有一封刘少奇写给张学良的信（影印件），刘少奇在信中卑躬屈膝地写道：“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戴德之年。”但是，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却没有对此作出任何说明。可以认为，这一罪证是确凿无误的。按照十一届五中全会决议的说法，刘少奇是因为“证据不足，取保释放”的，既然如此，刘少奇又有什么必要对张学良写这个“感恩戴德”的信呢？而且措词如此低俗肉麻，说什么“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的有生之日，就是戴德之年”。按，张学良生于1901年，而刘少奇生于1898年，刘少奇长张学良三岁，居然说张是他的“再生父母”， 在反动军阀面前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尊严和气节，真是无耻之尤，莫此为甚。这本身就是一个叛变的行为。那么多先烈被敌人枪杀，为什么敌人偏偏就优待刘少奇，让他可以交保释放，这当中如果没有交换的条件是很难让人相信的。 又比如61人叛徒集团案，仅仅因为是经过刘少奇和张闻天同意，就允许他们在报上刊登 “反共启事”来换取出狱，这也是十分明显的叛卖行为。而同是在一个监狱里的刘格平，就宁可把牢底坐穿，也绝不履行这种叛党的手续，那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叶挺在《囚歌》里写得好：“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尔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这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这又是何等的英雄气概！那些称反动军阀为“再生父母”的人，那些写“反共启事”以换取出狱的人，你不称他们是叛徒又能称他们是什么呢？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搞的那么多的“一风吹”的“平反”，人们又怎么会相信它们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呢？说到特务，蒋介石不仅在逃离大陆时曾经留下了许多特务，后来又向大陆派遣和发展特务，当然绝大部分都被抓获处理了，但是，他们是不是交代的会彻底？特务里是不是还有漏网之鱼？当然还需要清理。文化大革命布下了天罗地网，怎么可能就没有抓到一个特务？这种说法显然是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不符合辩证法的。至于走资派，全国都进行了批斗，怎么可能一个都没有？当然，毛泽东向来主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主张“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主张“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实行“给出路”的政策，最后作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处理的不会很多，但是“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应该还是不少的。邓小平不是也作了检讨了么？怎么能说一个也没有呢？当然，这些都被后来“一风吹”的“平反”通通吹掉了。这究竟是文化大革命没有找到一个革命对象，还是文革后某些人蓄意否定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这本来都神清楚的，胡乔木的说法显然是在故意混淆是非。

胡乔木还说什么“至于文化上，严格地说起来，不能叫革命。没有什么文化上的革命，这个名称本身就是错误的。列宁讲过文化革命，是指扫除文盲。”他这样说也是信口开河，毫无根据的。

什么是文化？究竟有没有文化上的革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页）《现代汉语词典》的“文化”词条给出了三条释义：一是说，“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二是说，“考古学用语，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易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三是说，“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外语教研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6页）通常人所说的“文化”其实也就是毛泽东和《现代汉语词典》第一释义里所讲的“特指”的内涵。按照毛泽东和词典所作的解释，文化既然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那么，有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也就必然有反映和适应于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文化革命。胡乔木既然承认有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怎么能够否认文化革命的存在呢？这在逻辑上显然所说不通的。

实际上，对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里就已经讲得很清楚，那里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就清楚地告诉人们，共产主义革命不仅包含所有制领域的革命，而且包含观念形态上的革命，不仅包含经济领域的革命，而且包含文化领域的革命。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论述革命时也谈到了这两个方面，他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页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知名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这里不是讲共产主义革命，而是讲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也讲到了两种形式的革命或变革。应该说，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是，胡乔木这位大理论家竟然把这些属于常识范围的东西“忘记”得一干二净，这实在是很不应该的。

至于胡乔木否定任何意义上的文化革命，说什么“这个名称本身就是错误的。列宁讲过文化革命，是指扫除文盲”，这些说法都是很武断、很霸道的。实际上，文化革命这个说法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客观存在，有什么错误？就中国来说，我国曾有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新文化运动”也就是“新文化革命”。1917年，胡适就提出了“文学革命”或“白话文革命”。他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白话文是中国文学的正宗，应该取代文言文。实际上，这个革命已经轻易地很大的成功，你能够说它是错误的吗？又比如，那时还提出了文字革命。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汉字的繁难和落后，拖了中国教育和科学文化的后腿，主张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方向。钱玄同、鲁迅、吴玉章、黎锦熙、毛泽东都是主张汉字要革命的。就是胡乔木本人，解放后不是也在吴玉章之后做过“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主张过汉字改革吗？现在一些人不仅反对汉字改革，连简化汉字都要反对，这完全是出于政治上与台湾靠拢的考虑，从文化上来说是倒退的，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就国外来说，欧洲的“文艺复兴”其实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资产阶级要反对封建文化，但不敢公开反，打出了“文艺复兴”的旗号，表面上是要复兴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和艺术，实际上是要确立资产阶级的文化和艺术，以适应于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革命的需要。在苏联，列宁当然是非常重视扫除文盲的。他曾说，“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但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内涵是十分广泛的，它绝不仅限于扫盲这一项。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的合乎规律的发展，条条大路小路一向通往，而且还会通往无产阶级文化，……。”（同上，第285页）至于苏联“文化革命”一词的内涵和外延，《苏联百科辞典》是这样说的：“一个国家文化发展上的根本变革，社会主义改造的组成你分。文化革命包括：经理社会主义的国民教育体系；改造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成新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克服旧思想意识的影响，确立马列主义对思想体系；移风易俗。”（《苏联百科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6页）应该说，这里所作的解释还是比较全面和客观的。在这个问题上，胡乔木对于“文化革命”一词所作的根本否定显然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而他在承认列宁讲过“文化革命”的前提下还坚持说“这个名称本身就是错误的”，作为一个理论家，更表现出了他的极端自负、极端轻率和极端的不郑重，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主观武断不讲道理的“理论家”！。

文化大革命自1966年发动算起，迄今已有45年，人们通过几十年来历是的对比，现在许多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都已趋于理智和客观了。除了一些极右派至今还开口闭口大讲“十年内乱”外，大多数人对文化大革命都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而像胡乔木那样说“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内乱”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将会越来越客观，越来越公正，越来越接近于它本来的面貌。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

六、    改革开放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⒈十一届三中全会有未开始改革开放并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

现在有一种“公认”的说法，就是说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还有一种“公认”的说法，就是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但是，细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和有关文件，似乎并不支持这这些说法。

实际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里，只有一处讲到了“改革”二字。相反，“公报”强调的是，“为了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会议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会议认为，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六年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人们还说，我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也不支持这一说法。“公报”根本没有提出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反，“公报”说，经过深入讨论，全会“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而在“决定”（草案）——也不仅是“草案”里，甚至在1979年9月下旬举行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正式“决定”里都强调，“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决定”还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页）

实际上，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华国锋、李先念以及负责农委工作的王任重等都坚决主张要搞集体经济，反对搞包产到户，邓小平当时没有表态。华国锋多次讲湖南洞庭湖“双抢”的经验，证明组织起来搞互助合作可以形成新的生产力 ；李先念也多次讲，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而王任重则从理论和实践冻结核上论证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这使得当时担任农委副主任、主张包产到户的杜润生也没有办法，虽然支持包产到户的有胡耀邦和赵紫阳，还有万里等。胡耀邦虽然支持包产到户，但是四中全会刚作出的决定，他也不好进行修改。杜在1980年1月举行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后就会议纪要问题找赵紫阳商量，赵说，国外发达国家都搞家庭农场，解决农业问题很成功，包产到户这类问题可以试，不要堵死。他还“出招”说，先念、任重他们有意见，文件还要发，可不用国务院名义，以国家农委名义下发。于是就把问题淡化了。赵紫阳的这一做法显然是违背中央决定的。紧接着，在1980年2月下旬举行了十一届五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上，胡耀邦、赵紫阳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被免去领导职务。随后，胡耀邦取代华国锋担任中央领导人，赵紫阳取代华国锋担任国务院总理，万里则取代王任重担任农委主任，这一系列人事变动，都为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创造了条件，但是，无论是五中全会，还是后来的六中全会、七中全会，都没有就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制度做出过决定。就正式的中央文件来说，还是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肯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坚持集体经济、反对包产到户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所有这些都表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已经遭到了某些人的破坏，所谓的农村改革并不是按照党的决定正大光明地进行的。

读杜润生先生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回忆文章可知，农村推行所谓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某些人（主要是赵紫阳、万里、胡耀邦等）违背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用“人事变动”等不正当的手段强行贯彻自己意图的结果。这以后，违背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有关决定大搞包产到户的小岗村被捧上了天，成为“天下第一村”，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当时，许多地方的领导人对这样的改革是地址的，许多农村基层干部也是抵制的。在强大的压力下，有的公社和生产队坚持了下来，有的则被迫违心地进行了“改革”。实际上，这样的“改革”，只是某些人的“偏好”，它们既与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草案）无关，也与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无关，是根本违背这些决定精神的。

至于所谓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曾经提到一句话：“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口号，……”（《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1页）但是，事实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里根本就找不到所谓的“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这样的说法。人们在“公报“里看到的是：“现在，全国范围内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虽然少数地区和部门的运动比较落后，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抓紧进行，不能一刀切，但是就整体来说，实行全党工作中心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因此，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决策，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显然，“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和“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 ”并不是一回事：一个是结束已经进行了两年时间的揭批林彪和 “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一个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怎么可以将两者混为一谈呢？

我说“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仅因为它是毛泽东说的，而且是因为它也是所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坚持的共识。《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第一章第一句话就是，“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恩格斯注：“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当被称为“苏黎世三人团”的卡·赫希伯格和爱·伯恩斯坦、卡·施拉姆在1879年发表右倾机会主义的文章《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即在9月16-18日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写了一封措辞极为强硬的“通告信”，其中写道：“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符合这些先生们的观点和立场，即采取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那么很遗憾，我们就没有别的路可走，而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同国外的关系方面一向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但愿事情不至于弄到这种地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686页）马恩的这个不惜以党的分裂为代价的声明，最清楚不过地说明，对阶级斗争的态度是一个多么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里说，“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理论。”（《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页）列宁的话清楚地说明，阶级斗争是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认识事物一个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复杂的社会现象的一条指导性线索。而“规律”也好，“指导性线索”也好，不仅是毛泽东所说的“纲”吗？在我看来，列宁的话乃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作的最好的解释。

对于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否定阶级斗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对《共产党宣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背离，是完全错误的。

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也没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公报”说，“我们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公报”没有提到境外敌人对于我国的颠覆和破坏活动，应该是者一个很大的失误。早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将在第一届全国政协的开幕词里，毛泽东就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意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页）1966年2月，当中共中央办公厅把把毛泽东有关机要保密工作的论述辑印在一起以供相关人员学习，毛在这段话后面加了一个批注：“这一段话讲得准确，请同志们经常地讨论这个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可见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坚定不移。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讲阶级斗争时却只讲“我们国内”而不讲国际和境外，竟然把帝国主义这个最大的危险和头号敌人给忘了。这些年来，国际反动势力，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他们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我们，对我威迫利诱、软硬兼施，对我国大搞颠覆和破坏活动，干尽了坏事。它们支持魏京生，支持民运分子，支持台独、藏独、疆独，支持法轮功，还炸我使馆、毁我战机，支持国内极右势力，妄图在中国实现和平演变，我们怎么可以放松自己的的警惕呢？尤有甚者，近年来我们跟帝国主义大讲共同利益、互利共赢，建立所谓“战略伙伴“关系，甚至提出要“同舟共济”、“共赴时艰”，共同对付经济危机。结果怎样呢？吃亏的当然是中国，不仅经济上大受损失，而且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也大受损害。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它的本质绝不会改变，它是绝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现在是到了认识并改正这一错误的时候了。阶级斗争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在阶级仍然存在的社会里，在阶级斗争还严重存在的情况下，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是绝对不行的。

最近读《胡乔木文集》，其文章也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也没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

我们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举行的。半个月后，即1979年1月7日，胡乔木在中宣部的一次碰头会上做了一个讲话，他说：“对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式和作用的认识，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说，‘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个提法后来被林彪、‘四人帮’疑惑歪曲和篡改了。康生主持修改的‘九大’党章总纲也采用了这个说法，说，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毛主席没有说过‘始终’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康生加的。加上这两个字，就把毛主席的讲话搞得面目全非，在逻辑上也讲不通。”胡的这一说法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根据周恩来在“十大”报告中说，“九大”报告先是林彪让陈伯达起草，毛泽东觉得不行，后来的报告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就算是康生加了“始终”二字，毛泽东怎么会不知道呢？而且，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当然由它的“始终”，就是不加这两个字，也不能说整个历史阶段的开始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在它的终了就不存在了。这里一个重要问题是，由于存在着帝国主义的颠覆和破坏，国内也必然会存在敌对的阶级和集团。这恐怕才是加“始终”二字的原因。后来叶剑英在1978年3月举行的五届一次人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是还再一次引用了毛泽东这个加了“始终”二字的话。如果此话是康生的篡改过的，叶剑英还会引用吗？显然，胡乔木在“始终”二字上做文章是没有意义的。关于所谓“逻辑上说不通”，其实是胡自己的理解有问题。胡说，“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姐姐斗争始终存在，那怎么消灭阶级，怎么进入共产主义？那岂不等于说，社会主义永远不是社会主义，或永远不能实现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这种始终存在的错误提法，迫切需要纠正，也很容易就纠正，但是也要经过中央决定，采取一定的手续才好把它正式纠正过来。”（《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435页）实际上，列宁讲“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已经不存在阶级了，而是说，社会主义要吧消灭阶级作为自己的目的。对这个问题，列宁曾在《伟大的创举》一文里讲过一段话：“‘消灭阶级’是什么意思呢？凡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个最终目的，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深入地思索过它的含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在这里，列宁说得很清楚，“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只是说它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而要实现这个目的，仅仅推翻地主资本家还是不够的，还包括消灭城乡差别和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领导的差别这样的内容，这样，社会主义就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毛泽东说“始终”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又有什么”逻辑上说不通”的呢？更不要说当帝国主义还包围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从世界的范围来说，是根本谈不上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消灭这样的问题的。

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胡乔木虽然在“始终“二字上大做了一番并不成功的文章，但是他并没有否定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基本观点。在这个讲话里，胡乔木后来还说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他说，“又比如，‘以阶级斗争为纲’，应当怎样理解？这个提法要看在什么意义上，在什么范围内讲才有意义。不讲清楚就会引起思想上合实际工作中的混乱。人们会认为，只要还有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就还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这样就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的扩大化。而且，照这样推论，社会一旦消灭了阶级，失掉了以阶级的在问题是一个纲的根据社会发展似乎就没有纲、没有动力，或者忽然有别的矛盾起而代之，成为纲和动力了。这是牵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一定要给予科学的解释。”（《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5页）

胡乔木的这些话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有许多限制，说了不少微词。他把推翻剥削阶级以后的阶级斗争称为“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把对这种阶级斗争是否仍然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表示怀疑。他显然忘记了列宁的一个伟大教导：“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多年内对被剥削者还保持着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的剥削者，照例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反抗。”“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验证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2页）这一斗争的惨烈是空前的，怎么把它说成是“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呢？至于这种阶级斗争是不是社会前进的动力，那也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剥削阶级取得了胜利，就地社会制度就会复辟，整个社会就会倒退，百姓就要遭殃；而如果被剥削者取得胜利，新的社会制度就会得到巩固和发展，劳动者这个社会最大的生产力就得到保护，社会就能继续向前发展。阶级斗争显然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虽然，胡乔木并没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相反，他承认“这是牵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并且主张“一定要给予科学的解释”，实际上，这就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果断地停止使用”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没有说它“不适用于社会主义”。

还要指出的是，就在1979年1月7日在中宣部发表讲话的前一天，也就是1月6日，他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一个题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的演讲，一共讲了三个问题，既没有讲改革开放，也没有讲“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两个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并没有将其作为重大问题来讨论，也没有通过相应的决定。


后来的一些说法，包括领导人的说法和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的说法，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这种事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是却发生了。这应该引为重大的教训。讲话也好，起草文件也好，不能根据印象，更不能凭空捏造，而应该以确凿的事实为根据，否则就会给人造成弄虚作假的印象，有欺骗全党、欺骗群众之嫌，其后果就是失去人们对党的领导机关信任。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才是。

⒉改革开放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本文前面已经指出，改革开放并不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它应该是从1984年10月举行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因为正是这次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了包括农村和城市改革在内的全面的改革；也正是在全会通过的这个《决定》里给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权威解释。如果按照一般的说法，改革开放距今已有33年；如果按照后一种说法，改革开放也已有了27年。总之一句话，时间都相当长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要问：改革开放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些人可能还不大能接受。其实，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 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页）

——“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同时，第139页）

——“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

——“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同上，第172页）

应该说，邓小平的态度是很鲜明的。他认为，如果出现了两阶级分化，如果出现了新资产阶级，如果出现社会风气变坏，形成贪污、盗窃和贿赂横行的世界，那改革就失败了，中国就走上邪路了。

现在的问题是，改革开放的领导人似乎没有人敢于用邓小平提出的标准来衡量改革开放的成功和失败。但是，这个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是回避不了的。人们有理由根据邓小平关于改革成败的论述要求中央领导人回答：中国有没有出现两极分化？有没有出现新资产阶级？中国的社会风气有没有变坏，形成贪污、盗窃和贿赂横行的世界？

如果真正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正以实践为作为检验改革开国成败的标准，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首先说新资产阶级的形成。本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说基本上，是因为改造资产阶级不仅是要改变他们的生产关系，还要包括人的改造，而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是改革开放后，由于实行了一系列鼓励和扶持私营经济的政策，新的资产阶级迅速地成长了起来。其增长速度之快，甚至令一些西方的资本家也无法想象，感到吃惊。这些年来，各地发展私营经济好像在开展竞赛。前几年， 浙江的民营经济发很快，走在全国前头，于是全国许多地方的省委书记或省长都前去取经。后来，江苏的民营经济加快了发展速度，赶了上来，一位记者甚至做了这样的报道：“连续3年，江苏民营企业的数量超过浙江、广东，雄居全国第一！这是江苏民营经济向全省7400万人交出的喜人答卷，也是为全省GDP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成绩单。”好像全省人民都在关注着私营企业的发展。如此制造舆论，其实，哪是这种情况。前不久，《财富》杂志公布世界500强名单，中国有69家企业榜上有名，其中有两家私营企业，一个是华为公司，一个是江苏沙钢集团。这说明，中国不仅有资本家，还有世界级的大资本家。网上有人将其与美、日的私营企业为主的情况比较，认为中国的上榜企业不值得人们关注，在他们看来，中国要有一大批世界级的大资本家才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这表明，占有了财富的阶级，同时也是掌握了舆论的阶级。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上层建筑也在随之发生变化。

如果说，过去要论述新资产阶级形成这个问题需要拿出数据，那么现在，当私营企业已经占据半壁江山的时候，再拘泥于数字恐怕就显得有些迂腐了。应该说，在今天新资产阶级形成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在，中国有八成的工人私人资本家的企业里出卖了动力，受资本家的剥削，你还能说，没有形成新资产阶级吗 ？实际上，早在前几年，中国1%的家庭就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这几年，不仅资本家的数量在增加，其资本的规模也在扩大。今天已经有两个大资本家进入了世界500强，如果再出一批大资本家，那财富就会更加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里，而国家的命运也会集中在这极少数人的手里，中国的老百姓还有什么希望？

不仅资本家人数在增长，资本的规模在扩大，而且为资本家服务的官员、知识分子也在迅速地向他们靠拢。他们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共同的意志和共同的语言，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我们只能如实地将他们称为新资产阶级。

随着新资产阶级形成，他们在政治上页提出了自己的诉求。他们要加入共产党，要参加人大、政协，要进共产党的领导班子，不仅要当中央委员，还要当政治局委员，当然，他们更需要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找到他们的代理人，替他们讲话，为他们做事。

实际上，社会在各方面也都为这个新资产阶级准备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新资产阶级要住豪宅，于是富人区、别墅区就应运而生；新资产阶级要坐高速列车出行，于是高速铁路就迅速修建，适应其需要的商务席和一等席车厢也随之配套齐全；新资产阶级是社会的新贵，他们要有贵族化的活动场所，尽管中国国土资源有限，城市水资源也严重不足，但是，“钱能通神”，一个个高尔夫球场还是如雨后春笋般地建设起来；新资产阶级是暴发户，往往要附庸风雅，他们要讲究美观，于是不惜重金请老外来中国设计各种建筑，并且要周围的建筑与之协调，如不协调，又不惜劳民伤财要对周围地区的屋顶进行“改造”；新资产阶级还有他们特殊的需要，于是，色情场所，赌博场所虽然在新中国早已禁绝，但也可以为之重新开放。这一切，无疑极大地加深了社会的鸿沟，激化了社会的矛盾，这也是新资产阶级出现后所不可避免的现象。

其次说农村改革。关于农村改革，前面已经多次提及，现在是专门讲它的失败。本来，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果实的的生产方式，马尔列斯有很多论述，毛泽东也有很多论述，而有的人就是不听，最后失败是很自然的。小农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它不能发挥协作的优越性，它也不能大规模地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更不能使用农业机械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它所能靠的只是过度劳动和消费不足。最初搞家庭承包时，它可以靠起早贪黑、省吃俭用来发展生产节约开支，但是，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没有后劲，不能持久。开始，过去集体经济时留下的水利设施还能继续利用，但是，时间一长，这些水利设施因为年久失修，效益就大大下降。靠吃集体经济时的老本显然是不行的。这些年自然灾害频发，不是涝就是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不如前，显然与此有关。

农业区情况如此，牧业区情况更糟。家庭承包后，一家一户为单位，为了增加收入，家家都多养牲畜，造成了草原因过度放牧而退化的现象。过去的草原，牧草可长到半人多高，而草原退化后的牧草稀稀拉拉。这不是一个地方的现象，新疆、青海、内蒙古，差不多所有牧区都有这种现象。最近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播放了青海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和手段。说穿了，这个方法和手段就是成立合作社，减少放牧的牲畜数量，让草原休养生息，逐渐使草原复壮；同时让合作市社开展多种经营，把劳动力转移到工副业生产上去。实践证明，这个在小农经济下不能解决的难题，一旦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就迎刃而解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孰优孰劣不是很清楚了吗？但是，我们是付了那么多年的代价才将其弄清楚的，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现在的农村实际上是靠政府的反哺政策来维持的。给农民免除农业税，提供一定的社会保障，或者通过土地流转让他们得到一部分土地收入，但是，这种从外部输血打气的办法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是不能持久的。农业生产本身应该有自己内在的动力，才能做到持续的发展。这是一个如何建设新农村的大问题，要解决好，只能走社会化、集体化的道路，舍此别无他途。

再次说两极分化。城乡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必然引起社会的两极分化。中国的基尼系数本来是很低的，也就是说，是相当公平的。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迅速攀升，并有加速的趋势，已从改革开放前的0.16跃升到2007年 的0.47，以后又进一步高升，去年达到0.5以上。收入水平差距之大不仅和改革开放前不能相比，就是比之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大大超过，可见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之严重。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分配不公，有人认为是国家垄断造成的。问题是，过去一些行业也是国家垄断，但是并没有如此大的收入差距，可见根本的问题并不在这里。根本的问题是所有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实行的公有制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大搞私有化，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私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已达到50%，而其所雇用的劳动者则高达全部雇佣劳动者人数的80%。这两个数字是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日前在视察黑龙江时所提供的，应该是可靠的官方数字。显然，对于私营企业主来说，他付给工人的工资不过是劳动力的价值，只要劳动者能够生存，能够在劳动一天以后第二天能够继续做工就行了，因此他们总是把工资压得很低，这样资本家才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随着私营经济的超速发展，必定是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这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事实也是这样。我国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收入已从过去占GDP的55.4%降到39.74%,，而企业的盈余则从占GDP的21.25%上升到31.29%。这种趋势随着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仍在继续之中。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存在行业的问题。据统计，全国证券、航空、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烟草等八个行业的员工人数只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8%,，而他们的收入却占到全国职工总收入的55%。这些企业基本上都是国营企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也是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关键在于，这些带有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按照国家的现行政策，可以把他们所获得的利润的绝大部分留在本企业而不上缴国家，这就使得这些企业把本应上缴给国家的利润变成企业职工的工资和福利，而为了“激励”，落在高管手里的部分尤为可观。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也是极其错误的。列宁早就指出，“无论直接或间接地把个别工厂或个别行业的工人对他们各自的生产部门的所有权合法化，都是对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原则的极大歪曲，都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彻底背弃……。””《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448页）。我们怎么可以公开违背列宁的这一教导，长期实行这种公开背弃社会主义原则的政策呢？

此外，国家公务员利用职权，“近水楼台先得月”，率先给自己加工资，而且幅度很大，也是造成分配不公的一个重大问题。还有所谓三公消费，数字大得惊人，这样做完全违背了巴黎公社的原则，公务员不再是社会的公仆，而成了社会的主人。人民群众对此当然非常不满。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它使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严重地脱离群众，使国家机关变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

复次说开放。毛泽东并不反对开放，文化大革命也并没有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说“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3页）事实也是这样，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对我们实行封锁禁运，搞所谓制裁，才是无法做生意的原因。但是，冲破他们的封锁和制裁，我们还是做了生意。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还从西方国家进口了一些大型的成套设备，如轧钢设备、石油化工设备核装置，装备了武钢、北京石化、上海石化、四川尼纶厂等大型企业。但是，这种开放是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的，完全不同于旧中国的那种所谓开放。改革开放以后，开放的规模当然更大了，但在指导思想上却出现了盲目引进的问题。许多地方为了引进外资展开恶性竞争，给外商以种种优惠条件，也不管这些项目是否先进，对环境是否造成不良影响，统统引了进来。甚至提出发展“两头在外”的所谓“外向型经济”的口号，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中国被绑上了以美国为首的所谓“经济全球化”的战车。其实中国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相反，所受到的伤害却很大。由于对外商的“优惠”，中国工人的工资被压得很低，饱受外商的剥削，大量的利润被装进外商的腰包；一些大量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的项目造成中国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也被压得很低，使西方国家可以用低廉的价格购买中国的商品，缓和他们国内的矛盾；中国用血汗换来的外汇却不能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先进技术，只能用来购买美国的的国债和债券，而美国是一个债台高筑的国家，只能用发行钞票的方法来清偿债务，中国却要吞下由于美元贬值所造成的苦果。现在都喜欢说“互利共赢”，这里哪里有什么“互利”，又怎么谈得上“共赢”？

应该说，我们的损失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政治上的。本来，美帝国主义一贯敌视我国，是我们凶恶的敌人，但是，由于在经济上绑在一起，我们却要和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强调双方具有“共同利益”。本来，当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时，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国家都会感到高兴，因为这表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丧钟就要响了”。这里不妨举马克思和恩格斯例子来说明。我们知道，马克思曾准确地预言了1857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他在1856年9月2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不认为，一场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会迟于1857年冬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2-73页）果然不出马克思所料，1857年11月这个危机爆发了。对此次危机的爆发，马恩都感到由衷的高兴。马克思在1857年11月13日给恩格斯写信说，“虽然我自己正遭到经济上的困难，但是从1849年以来，我还没有像在这次危机爆发时这样感到惬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8页）此时的恩格斯虽然为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还在干“畜生干的生意经”，自己的财产在危机中也受到了损失，但是，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危机的爆发也从内心感到高兴。他在1857年11月15日写给马克思的回信中说，“我的情况正同你一样。自从纽约的投机崩溃以来，我在这里再也不能安静，而在这普遍崩溃的情况下，我感到非常愉快。最近七年来，资产阶级的污秽毕竟多少沾了一些在我身上；现在，这些污秽被冲洗掉了，我又变成另一个人了。危机将像海水浴一样对我的身体有好处，我现在已经感觉到这一点了。1848年我们说过，我们的时代来了，并且从一定意义上讲确实是来了，而这一次它完全地来了，现在是生死的问题了。我对军事的研究因此就具有更加实际的意义；我将立即研究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和法国军队现有组织和基本战术，除此之外就是骑马，即猎狐，这是一种真正的训练。”（同上，第203-204页）。1994年12月18日，恩格斯已经74岁，距离他逝世（1895年8月5日）只有7个月零18天时间，他还是与过去一样，为欧洲发生的危机而感到兴奋不已。他在给俄国民粹主义革命家拉甫罗夫的复信中写道：“至于我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我开始觉察到，74岁毕竟不是47岁。然而事变应当帮助我们保持生命力；整个欧洲都沸腾了，危机到处趋于成熟，特别是俄国，那里不会再这样持续很久了。那就更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32页，黑体为引者所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态度表明，他们和资本主义的利益是完全相反的，命运是不共戴天的，他们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可是我们现在领导人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在危机时向帝国主义国家表态说，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同舟共济”、“共度时艰”，而且还以行动向这些国家伸出了援助之手。不客气地说，这哪里还像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哪里还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这正是把我国经济捆绑在世界帝国主义主义经济战车上，搞“全球一体化”所带来的一个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

最后说社会风气的变化。我们知道，旧中国的社会风气是很坏的。但是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很快就彻底荡涤了旧社会所遗留下的那些污泥浊水。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接见吉布尼和林达光时说，“你们如果50年代、60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直觉地同国家一道度过困难。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这样度过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事实也是这样。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解放后迅速解决了各大中城市都普遍存在的妓院、烟舘、赌场、舞厅的问题，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在新中国绝迹了；解放前曾经横行乡里的黑恶势力，在解放后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也早已不复存在。贪污腐化的现象经过“三反”、“五反”的巨大冲击也有了根本的改观。文革中，人们学习毛泽东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进行“斗私批修”，社会风气也是很好的。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新中国，社会风气一直都是很好的。在这期间，还曾出现了像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徐学惠、向秀丽、雷锋、王杰、焦裕禄、麦贤德、刘英俊、欧阳海等一大批英雄人物。可以说，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社会的两极分化和以追求金钱为目标，已经绝迹的那些黄、赌、毒的东西又死灰复燃，以新的形态重新冒了出来；而黑恶势力也重又出现，与黑社会有关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而且手段更残忍，规模也更大。改革开放前，中国的老百姓都感到很有安全感，许多人家大门经常都是敞开着的，现在却怕这怕那，家家户户都装上了防盗门，有的还装上了防盗窗。过去人们讲诚实，把说谎看作是可耻的行为。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战士连拾到一分钱都要交公。现在说谎成了普遍现象，甚至单位领导也教其属下说谎。各种假成绩、假文凭、假成果几乎无处不在，甚至制造假证件也已经发展为一种行业，各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他们铺天盖地的广告。人们为了赚钱，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卖的猪肉、牛肉是注水的，卖的奶粉是有毒的三聚氰胺严重超标，饮料是加了塑化剂的，喂养生猪和菜牛的饲料是加了瘦肉精的，连吃的粮食和食油也多是转基因的粮油作物生产的。人们生活在一个被欺骗的、时时感到不安全的环境里。至于人人痛恨的贪污腐败更是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群众中的宗教迷信活动在解放后已大大减少，可是改革开放后，为了赚钱的目的，又大兴土木，大建寺庙，大造佛像；由于不作无神论的宣传，而整个社会又失去了精神支柱，迷信宗教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包括一些党员干部，还包括有相当数量的青年人。须知，即使在解放前，青年人中烧香拜佛也被社会视为愚昧落后，其人数也是极为稀少的。社会风气的这种变化和倒退，难道不是改革开放走资本主义道路带来的恶果吗？！

总之，根据邓小平所确定的改革成败的标准，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实践所产生的上述结果，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更加完善和发展了，而是大大地削弱和变异了，许多地方变得和资本主义差不多了，有的地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西方国家的舆论界公开地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称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并不是攻击的语言，而是根据事实得出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央领导人应该有勇气说，改革没有获得成功，改革是失败的。

承认改革开放的失败无疑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是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有这样的勇气。在这方面，列宁和毛泽东都给我们做出了榜样。1918年夏，列宁领导的苏俄遭到14国的武装干涉，而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等也发动了国内战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此引来了对列宁和苏维埃政权的种种攻击和非难。对此，列宁当然也作出了回应。甚至到1921年春改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还回击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考茨基关于“‘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过错”的说法，他说，“他们实际上起了资产阶级走狗的作用。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当然他也讲了“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2页）但是，半年之后，当列宁在1921年10月17日作《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这一报告时，列宁就专门设立了一个“我们的错误”这样个小标题，专门谈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错误。他说，“当时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军事任务突然压来，由于共和国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时似乎已经陷于绝境，由于这一些和其它一些情况，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征集制交出我们所需要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而“经过一段不很长的试验我们终于确信，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论述相抵触的，以前我们认为，不经过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的时期，即使要走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是不可能党”（同上，帝74页）毛泽东在八大选举中央委员时也公开承认自己曾犯过许多错误。他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不仅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是这样，就是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也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今年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100周年。辛亥革命成功了吗？它虽然推翻了满清的专制统治，但是，革命的果实却落到了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手里，国家不仅没有进步，反而不如以前。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坦承：“革命虽号成功，而革命政治所能实际表现者，仅仅为民族解放主义。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4页）他还说，“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同上，第115页）孙中山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尚能如此襟怀坦白，公开承认革命失败，难道素称具有三大作风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不能公开承认改革开放的失败吗？问题在于，关于改革成功和失败的标准，邓小平早就在刚刚开放的初期就已经向人们讲得很清楚，后来有引着《邓小平文选》里，人们至今仍记忆犹新，而现实的状况也是如此一目了然，如果采取不承认主义，那共产党还能够取信于民吗？还能保持自己的威信吗？还能继续领导人民千金吗？

毛泽东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人民群众；一词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当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使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毛泽东的这些教导不仅不可忘却，而且一定要加以践行，这样才能真正取信于人民。

⒊对“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的革命”说的质疑

邓小平在1984年10月10日会见德国总理科尔时说，“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虽然城市改革比农村复杂，但是在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我们对城市改革很有信心。农村改革三年见效，城市改革时间要长一些，三年五载也会见效。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公布后，人们就会看到我们全面改革的雄心壮志。我们把改革当做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

邓小平对勃兰特的这个讲话似乎太过自信了。农村改革并没有“三年见效”。就以那个被称为“天下第一村”的小岗村来说，它不过是回到集体化前个体经营的状态，实际上一个倒退，哪里谈得上 “革命”二字？至于说“见效”，不仅三年没有见效，现在已经过去32年了，又见到了什么真正的效果？人们见到的是，它像一个乞讨者，不断向国家伸手，向社会伸手，如果不是国家给它不断派干部，给它送钱、送物，社会给它送去各种各样的支持和帮助，使它的面貌有一些改观，它本身有什么生机和活力可言？拿得出什么可供人们学习的东西？实际上，人们到那里参观，既学不到什么革命精神，也学不到什么正面的经验。人们看电视剧《永远的忠诚》，看到的是一个为小岗村奉献了一切的悲剧性人物沈浩，但却根本看不到一个值得人们学习和仿效的小岗村。说到底，小岗村人头脑里只有一个千百年旧社会留下的一个“私”字，他们所做的唯一的惊天动地的“伟业”就是“按手印”，就是下决心与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对着干。当时某些人支持小岗村就是违背中央决定的，而后来的领导人居然继续把小岗村树为改革的典型就更加不可思议了。至于城市改革，显然也不像邓所想象的那样：“三年五载也可见效”。这里，显然是把人的私心看成了改革的动力。当时曾经在一些企业推行承包制，一些人认为“一包就灵”。其实，问题并不如此简单。一旦把“私”字作为解放思想的动力，也许可以奏效于一时，但是，很可能就会造成预想不到的后果。1984年底一些企业利用生产基金滥发奖金，国家财政赤字大大超出原来的估计。这一次国家多发了100亿元的钞票，引起了通货膨胀，还造成了其他方面的不良后果。（《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7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

后来，邓小平讲话就谨慎了许多。虽然他还是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但他同时又谨慎地说，“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了我们已经遇到的一些风险。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农村的改革三年见效，包括城市、农村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更复杂了，我们设想要五年见效。这中间一定还会犯错误，还会出问题。关键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的不妥当，就赶快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应该指出，这里说的“风险”和“问题”，不仅是指经济上的，也是指政治上的。1985年5、6月间，他在与台湾进步学者陈鼓应谈话时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现代化，决不能搞自由化，决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同上，第123页）

再后来，他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同上，第142页）邓小平在这里的说法与上面的说法显然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他不再说“把改革当做一种革命”和“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了，而是回到了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提法：“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不过邓还是留了一个“革命”提法的尾巴：“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只是他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一定的范围”和“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究竟是指什么。不过后来当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对他说“看来中国在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至少是试图进行一场新的革命”时，他回答说，“这个话是对的，我们也讲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实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那就难免要犯错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从把革命理解为一种试验这个意义上说，说改革是一种革命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把它与历史上的伟大革命相提并论，那就不适合了。

实际上，人们看到，邓小平以后没有再讲“把改革当做一种革命”和“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一类话，甚至连“一定的范围”和“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样的话也没有再讲。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样一个问题上。他更多强调的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使讲改革开放，也把它与四项原则联系起来。比如1987年6月12日在会见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说，“我们党改革是达到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同上，第241页)

而到90年代以后，他不仅没有再讲改革是革命之类的话，还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反思。他首先反思的就是农村改革。1990年3月，他在与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社会化生产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乡镇企业很重要，要发展，要提高农业问题始终要抓得很紧。农村富起来容易，贫穷下去也容易，地一耕不好农业就完了。”（同上，第355页）1991年1、2月间，他又同上海市的负责人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当然，太着急也不行，要用事实来证明。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同上，第367页）这些话实际上反映了他当时是在反思。

邓小平对改革的反思还在继续。1992年7月23、24日，邓小平在审阅十四大报告时说：“我以前提出过，在一定的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强，不要一股风。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要着急。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碍。北京郊区搞适度规模经营，就是集体化集约化。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技术发展了，管理能力增强了，又会产生一个飞跃。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不仅国有制那样的全民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属于公有制范畴。现在公有制在农村第一产业方面也占优势（此说恐有误，应是第二产业，这从下一句话讲“乡镇企业就是集体所有制”可以证明。——引者），乡镇企业就是集体所有制。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有的地区农民已经提出集约化问题了。这个问题这次不提也可以，还是巩固承包制，但是以后总是会提出来的。现在土地是公有的。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甚至要超过区的界线。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和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我最早提出两个飞跃思想的时候，李先念说他都赞成，说这是一个大思想。这个思想一直没有阐发。”（《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9-1350页）如果说，他在1990年讲“两个飞跃”的“第二个飞跃”时还是把它作为“长期发展过程”来论述的，而这一次，虽然也不过只隔了两年，他已经把它当作现实的问题来谈论了。这表明，他对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持怀疑的态度了。遗憾的是，邓小平的这个意见不仅在江泽民的十四大报告里没有得到反映，后来在他作十五大、十六大报告时也没有得到反映。邓小平关于“两个飞跃”的思想，即农业还是要走集体化道路的思想，在江泽民任上一直没有得到阐发、宣传和落实。当然，后来在胡锦涛任上也没有得到阐发、宣传和落实，相反，还在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搞什么“土地流转”，使农村进一步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看来，一直颂扬“邓小平理论”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并没有像他们口头上所宣称的那样去按照邓小平的意见去办事，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愈走愈远了。

除了对农村改革的反思，邓小平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也有反思。1992年12月18日，他在《参考消息》上读到《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国》和《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两篇文章，他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附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他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说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6-1357页）1993年9月16日，在与其弟邓垦谈话时更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他说，第1364页）对于改革中出现的这些问题，邓小平显然已经感到不安了。但是，人们却看不到后来的领导人有什么有力的措施来加以纠正，以致问题越来越大，至今也没有能够得到解决。这是一个很大的隐忧，应该真正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关键在于，不是就事论事，就分配谈分配，而是要抓住根本，敢于碰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原理，从所有制入手来解决问题。若能如此，这个问题肯定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近年来，关于改革开放又有新的提法，说“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的革命”。改革开放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用这样的高调门唱颂歌，群众能接受吗？用它能够解决问题吗？

从理论上来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改革解释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一个最具权威性的解释，也是大家所能够接受的解释，现在将其解释为“革命”显然是与之相矛盾的。因为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只是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进行部分的调整和改革，而革命就不同了，革命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根本改造或彻底改造。列宁在讲到新经济政策时曾说，“与原先的革命办法相比，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办法（革命这种改造是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不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1页）按照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法，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 “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怎么能够是一种“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的革命呢？中国是一个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果改革开放前的一切当做“旧事物”来加以“摧毁”的话，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行为？究竟是一个进步，还是一个倒退，就大可怀疑了。

从语言上来说，把改革说成是一个“伟大的革命”也很成问题。伟大一词往往是后人对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的颂扬，而改革开放还在进行之中，其功过是非应该由历史来评价，现在领导改革开放的人怎么可以自己说自己“伟大”呢？这岂不是有自吹自擂，“王婆卖瓜，自卖自夸i”之嫌吗？

七、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伟大目标不能丢

⒈共产主义是一个科学的名称和奋斗目标

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共产主义”这一科学概念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马克思在其早期著述中还把“社会主义”看作是比“共产主义”更高的概念。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但在讲到“社会主义”时则说，“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何等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力量的新的充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132页）但是到了1845年底，当恩格斯撰写《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此文载于1846年底出版的《莱茵年鉴》第二卷）时，情况就不同了。恩格斯在文中写道：“这个会一致热烈欢迎共产主义原则和共产主义一词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76页）恩格斯还在《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一文里说，“如果你同人们谈起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那么往往会发现：他们认为就事情本身是完全正确的，并且表示共产主义是某种十分美好的东西；他们接着又说：‘但是，任何时候要使这类事情见诸实现是不可能的。’这种反对意见经常出现，本文作者认为，……。共产主义，即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活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美国的许多公社中以及在英国的一个地方已经真正实现，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它们还颇有成效。”（同上，第221页）

后来，在1846年5月发表的《反克利盖的通告》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明确地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对于在纽约出版的德文报纸《人民论坛报》主编克利盖以决议的形式提出了公开的批评，认为他“所宣传的倾向不是共产主义的”，“大大地损害了共产主义政党在欧洲及美洲的声誉”，指出他“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所鼓吹的那些荒谬的伤感主义的梦呓，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的意志颓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页）

恩格斯在1847年写的《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里对“共产主义”概念做了一个清楚的解释：“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行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被共产主义者做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和大工业相伴而生的一些现象：……。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11-312页）而在《共产主义原理》的第24个问题里，他更对“共产主义者”和“和社会主义者”的区别做了一个科学的说明：

“所谓社会主义者可分三类：

“第一类是那些封建的和宗法社会的拥护者，……

“第二类是现代社会的拥护者，……

“最后，第三类是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和共产主义者同道，他们希望实现XXX个问题（手稿上为空白，指的是第18个问题。——〈马恩全集〉编者注。第18个问题是关于“革命进程”的。——引者）中所提出的部分措施，但是他们不是把这些措施当做引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而是当做足以消除现代社会中的贫困和苦难的措施。这些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者是不够了解本阶级解放条件的无产者，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直到争得民主制度产生的社会主义措施为止，这个阶级在许多方面都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共产主义者在需要行动的时候，只要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不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效劳和不攻击共产主义者，就应当和这些社会主义者达成协议，并且尽可能和他们采取共同的政策。当然，共同行动并不排除那些存在于他们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意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1-462页）
  
接着，就是1847年底《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在《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用 “共产主义”这一名称，而未用“社会主义”这一名称。

在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里，马克思第一次把共产主义社会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他写道：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哪个旧社会的痕迹。……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

“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只有在哪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506页）

现在许多论著都认为，把共产主义的社会的第一阶段称作社会主义是从列宁开始的。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这并不符合事实。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说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既然是“通常称为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这已经是流行的说法，说明在列宁写《国家与革命》之前已经这样说了，并不是“列宁第一次明确指出的”。实际上，恩格斯早在〈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年）序》里就已经指出，“我们的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490）在这里，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两个不同阶段而加以区分了。

1894年1月3日，恩格斯在为《“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年）》写的序言里还进一步阐明了适应共产主义作为党的名称的道理。他说，“读者将会看到，在所有这些文章里，尤其是在最后这篇文章里，我处处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指对工人阶级怀有或多或少持久但总是捉摸不定的同情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在德国，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是拉萨尔派，……。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带有伸缩性的名称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过得去，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然而，对真正的政党来说，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同上）

根据恩格斯的这一论述，为了区别于第二国际已经变修的社会民主党，列宁在酝酿和筹建第三国际的过程中，决定更改党名，将社会民主党改名为共产党，并且将改名作为参加第三国际的一个条件，同时将第三国际定名为共产国际。

抗战胜利前夕，由于考虑要建立联合政府，曾有不少人要共产党改名，而毛泽东却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9页）

⒉从共产主义“近在眼前”到共产主义“遥遥无期”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人类的最高理想而奋斗。当然，共产主义不是一蹴可就的，它需要经过不同的阶段一步一步地努力奋斗才能实现。于是就有了“两步走”思想的提出，就有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提出。这是1922年举行的“二大”的一个功绩。不过尽管是两步走，尽管是要 先完成民主革命这个最低纲领，但是，最高纲领仍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构成了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我们看到，无论是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的环境里，还说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共产主义的战士们心里都怀着共产主义的大目标，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在与敌人进行这殊死的斗争。他们高唱的最悲壮的歌曲不是别的歌曲，正是“英特纳雄奈尔”的“国际歌”；他们高呼的最壮烈的口号不是别的口号，正是“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多少先烈怀着对共产主义的憧憬银弹身亡而毫无悔恨。而活着的人，正如毛泽东所说，“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页）正是这种为共产主义而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崇高思想鼓舞着一代一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前赴后继英勇斗争，才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因此，当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人们希望尽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当然，在生产力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在人民还缺乏共产主义觉悟的情况下，认为共产主义就已经“近在眼前”是过于乐观了。应该说，这种思想不仅在当时不能引导人们进入共产主义，还降低了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起了某种破坏的作用。这个教训显然是应该记取的。

但是，人们在汲取这一教训的同时，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把共产主义看得高不可攀，遥不可及。就以共产主义必须达到“产品极大丰富”这一条来说，有人就以为这一条是很难达到的。其根据是：人们的欲望是无限的，怎么也难以满足人们“按需分配”对于产品的需要。其实，任何一个健康人对于各种产品的需要都是有限的。比如吃多少粮食、肉类、牛奶、鸡蛋、蔬菜、水果，穿多少衣服，用多少耐用消费品，都是有限的，多了不仅吃不下、穿不了、用不上，而且还会造成许多麻烦。上世纪美国有一个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曾写过一本很著名的畅销书，书名就叫做《丰裕社会》。他一反过去经济学家只研究贫困，他正好相反，研究富裕带来的问题。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存在阶级对立、贫富两级分化的情况下研究富裕带来的问题，实际上掩盖了社会的矛盾，是不可取的。但是，他指出社会上有些问题是富裕带来的却是有积极意义的。事实上，社会产品也不是越多越好。前些年搞了那么多的高速公路，没多久又大搞高速铁路，花了多少人力物力，却只是为了少数人，广大群众还很不满。 现在车辆特别是私人轿车增加得那么快，弄得到处都堵车，到处都成了停车场，给人们的出行和生活不仅没有带来方便，还增加了许多麻烦。如果提倡公共交通，改变一种生活方式，这么多的道路和和车辆特别是私人轿车其实都是多余的废物。所以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并不是要多少多少产品，关键是满足人们的合理的有益于健康的需要。应该说，在现有生产力下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如一些人想象的那么难。在这方面，毛泽东曾说，“人民的需要是逐步满足的。”“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了，也不能一下子完全满足需要，因为需要是不断被创造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列宁说，“所谓共产主义，是指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习惯于履行社会义务而不需要特殊的强制机构，不拿报酬地为公共利益工作成为普遍现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页）列宁还说，“从资产阶级观点看来，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说成是‘纯粹的乌托邦’，并冷嘲热讽地说社会主义者许诺每个人都有权利领取任何数量的巧克力糖、汽车、钢琴等等，而对每个公民的劳动不加任何监督。就是今天，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也还在用这样的嘲讽来搪塞，他们这样做只是暴露他们愚昧无知和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说他们愚昧无知，是因为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想到要‘许诺’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的到来，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见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这种庸人正如米亚洛夫斯基作品（指《神学校特写》——引者）中的神学校学生一样，很会‘无缘无故地’糟蹋社会财富的储存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列宁选集》第3卷，第198页）

需要指出的是，共产主义的新人并不是天生的，它需要通过外部的灌输和自己的学习，还需要经过实践的锻炼，但是，它也绝不是高不可攀，也不是遥不可及的。那么多革命先烈的事迹，那么多英雄模范的事迹，已经用事实证明，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而他们的事迹本身就是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极好教材。

毛泽东一贯重视共产主义的宣传。早在《新民主主义论》里，他就讲过这样一段话：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在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这也就是资产阶级顽固派为什么要那样叫嚣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其实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救起；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

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提出“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 可达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同上，第706页）

但是，毛泽东如此重视的“对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和“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学习与应用，现在是大大地削弱了。

记得是1979年（或者是1980年），中宣部还曾要求批判过“共产主义渺茫”论。据说，当时镇江农机学院有一位教政治经济学的教师，曾跟学生说，“共产主义离我们还很遥远，最后一章（关于共产主义的一章）就不讲了”，因而引来了对“共产主义渺茫”论的批判。这说明那时对于共产主义的宣传还是很重视的。但是后来就大大地不同了。甚至在中央党校这样一个本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殿堂，居然有也教员大讲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经济人假说”，宣扬什么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乃至宣扬什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一些腐朽没落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怎么能够培养得出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来呢？

实际上，也不只是一些中央党校的教师，就是党的领导人，也不见他们宣传共产主义。就以中央领导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八十周年和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来说，他们也都不曾宣传过为共产主义奋斗这个大目标。我们看到，在庆祝九十周年的讲话中倒是说了这样一句话：“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如果不讲生产关系，不讲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而只讲发展生产力，只讲改善人民生活，那是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也会这样说的。这个说法怎么能够取代“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目标呢？如果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这样一个任何资产阶级政党都能接受的目标，那它还能叫共产党吗？

⒊“初级阶段一百年”说是导致“共产主义渺茫”论的根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是十三大正式提出来的。本来，由于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发达国家，称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人们可以接受的。事实上，列宁就曾说过“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且不止一次：一次是在1918年（《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29页）一次是在1920年（《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13页）毛泽东在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也曾说过，“社会主义这个阶段，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产品都极为丰富和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应该说，提出“初级阶段”是有它的理论根据的。问题是，在初级阶段提出十年后，又在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了初级阶段“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100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检出不屑地努力奋斗。”（《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我们知道，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1987年，此时距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有30年以上时间，而提出初级阶段“至少100年”又在其后10年，就是说，初级阶段至少要140年，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又要更长时间，需要“十几代”到“几十代人”的时间，那么到共产主义肯定也就遥遥无期、十分渺茫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什么要那么长的时间？据说是了发展生产力，为了赶上资本主义国家。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多种经济共同发展。说到底，是要在中国再发展100年以上的资本主义！这是什么理论？这不是资本主义补课论又是什么？这样热心地发展资本主义，当然共产主义就越发渺茫了。共产主义渺茫论的根子就在这里。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时曾说过这样的话：“纲领不是要放弃，只是实现要延缓，——无限期地延缓。人们接受这个纲领，其实不是为了自己有生之年，而是为了死后遗留给儿孙们。眼前应将‘全部力量和精力’用于各种琐琐碎碎的事情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补补缀缀，为的是让人看起来毕竟还在做一点什么事请，而同时又不致吓跑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8页）

对照一下今天的现实，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得真是一针见血啊！

纲领是行动的指南，它是为当代人写的，而不是为后世的子孙们写的，更不是为一百年乃至几百年后的人们写的。连今天的共产党人都不能为共产主义奋斗，还能指望几百年后的人们会继承他们的遗志，为实现共产主义二奋斗吗？在今天的中国，老子是共产党员或党的领导干部，而儿孙却入了外国籍、成了外国人的现象大量存在，这些人真的相信几百年后会实现共产主义吗？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⒋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口号的质疑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十五大报告里讲的，以后好像是每会必讲。最近的“七一”讲话也讲得十分突出。讲话说了九十年来的“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第二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三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话说，“ 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５０００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把90年的“三件大事”最后落脚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目标上，而和实现共产主义没有任何的联系，好像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以后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为了实现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是为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样说究竟有什么根据呢？。

有人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初可能是孙中山讲的。我查了《孙中山全集》，但没有查到。在《孙中山全集》中，人们只知道孙中山在1905年7月30日成立同盟会的《盟书》里是这样写的；

“联盟人    省    府    县人○○○  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天运乙巳年七月  日

中国同盟会”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诗句1986年版，第276-277页）

这里没有说“复兴中华”，而是用的“恢复中华”；而从“驱除鞑虏”一句看，这里讲的“中华”指的应该是汉人，而不是现在包含 56个民准的大“中华”；当时所说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实就是推翻满清，恢复汉人统治。

这一点，孙中山在1911年12月30日主持制定的《中国同盟会意见书》里也有十分明确的阐述：

“本会以异族僭乱，天地黪黩，民不聊生，负澄清天下之任，使曩者朱明之绪无绝，太平之师不熠，则犹是汉家天下，政由己出，张弛自易。”（《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77页）

这里所说的“异族僭乱”和“汉家天下”也都表明孙中山的“中华”指的只是汉族，而并不包括所谓“异族”在内。显然，他所说的“恢复中华”与今天所说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不是一回事。

稍微接近一点的，可能与毛泽东的一句话有关。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决定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会后，毛泽东于12月27日向党的活动分子做了一个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其中讲了一句非常鼓舞人心并且至今仍脍炙人口的话：“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但是，这句话是和抗日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这里讲“光复旧物”“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显然是指通过血战收复被日本侵占的大好河山，强调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和能力。看来与今天一些人所说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似乎也并不是一回事。

毛泽东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还说过，“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是苏联的 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的观点没有任何的根据。”（《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5-1436页）毛泽东这里也讲到了中国经济的“兴盛”和“复兴”，但这里所指只是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指经济从战争破坏的情况下的恢复和发展，和现在所说的整个中华民族复兴的概念显然也不是一回事。而且，当时所涉及的只是新中国建立之初的问题，与新中国建立将近半个世纪后还作为长期奋斗的任务，显然也是根本不同的。

从文字上看，这句口号的关键词是“中华民族复兴”， 倒与蒋介石在上世纪30年代授意组织的 “中华民族复兴社”相当接近。我们知道，在上世纪30年代初，即在1931年“9.18”事件后，蒋介石为了贯彻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加强镇压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抗日民族运动，同时也是为了加强控制其政府内部，授意贺衷寒、桂永清、肖赞青、滕杰、康泽、戴笠、郑介民等于1932年3月1日成立了一个带有情报性质的军事性团体，即“中华民族复兴社”，并且由自己亲任社长。由于复兴社的干部均穿蓝衣蓝裤，故复兴社又称“蓝衣社”。其后又在4月建立了一个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即所谓“力行社”。抗战开始后，“力行社”的特务处又发展为“军统“，由戴笠领导。由于“中华民族复兴社”等组织不过是蒋介石进行法西斯反动统治的工具，其所作所为无不为人们所痛恨，我们怎么可以用这样一个与之非常接近的名称来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呢？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领导人好像有一种倾向，就是提一些口号都要力求与国民党过去的口号靠拢。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我们的领导人就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里也用了三个“民”字。又比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里有“民生”一条，我们现在也大讲“民生”。其实，民生就是经济。中国人最早翻译英语里的Economic就将其译为“计学”。严复当年译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就将Economic译为“计学”。而梁启超在《新民丛刊》的文章里则将其译为“生计学”。 本文第一部分曾提到马君武在1903年写的一篇文章，那里也将Economic译为生计。他写道，“人群生计（日本谓之经济）”。后来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其中的民生主义实际上说的就是他的经济主张。再后来，孙中山也认为，Economic以译为经济或经济学为好。估计是因为顾及“三民主义”的需要吧，才继续使用民生这一说法的。在今天，像这种事即使不是有意为之，也应竭力回避才是。不管怎么说，马克思主义较之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本来应该是更胜一筹的，结果却反而故意贬低自己，竭力与国民党靠拢。这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

问题在于，共产主义者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全世界的无产者从来都是互相支持的，他们的斗争从来都是国际性的，他们的奋斗目标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他们的奋斗目标应该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应该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上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口号显然是与其格格不入的。

还应该看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口号还包含着对于自己民族历史的不正确的评价。我们当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我们并不否认过去的历史，也不赞成割断历史的做法。应该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中国的继续和发展，对于历史上的中国，我们固然负有继承和发扬光大其优良历史传统的责任，我们更负有对历史进行革故鼎新的伟大使命。应该说，今天的中国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比拟的。人们很熟悉的毛泽东的著名词作《沁园春•雪》云：“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8-69页）1945年10月，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诗人柳亚子“索句渝州”，毛泽东以此词相赠，后经传抄在《新民报晚刊》发表，在重庆引起轰动。此事让蒋介石很不痛快，蒋介石自己当然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想找人捉刀代笔也不能如愿，只好说什么毛泽东有帝王思想。其实他是没有读懂，这里毛泽东说“还看今朝”不是说他个人，而是说无产阶级。该词的“作者自注”说，“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还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0-71页）至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更应该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所不能比拟的。我们的奋斗目标应该是朝前看，而绝不应该是往后看，过去的封建社会也好，奴隶社会也好，有人把它说成是“盛世”，那也只是剥削阶级的“盛世”，这些统统都已“俱往矣”，难道我们还要回到那样的状态去吗？

毛泽东在第一届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曾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他说：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所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当时中国还没有电视，但是，人们通过广播听到了通过报纸看到了毛泽东的这一讲话。他每讲一句，都在会场上引起巨大的反响，赢得人们热烈的掌声。而当后来人们在观看电影新闻记录片时差不多也怀有同样激动的心情，受到极大的鼓舞。毛泽东在这里说的“事业”就是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而这个事业是“我们的前人所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表明我们已大大地超过了我们的前人，做的是“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事实也是如此。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中国共产党吗？有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吗？有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吗？有过那么大的建设成就吗？人民群众有过社会主义时代才焕发出来的那种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状态吗？没有，从来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实现“民族复兴”，那岂不是说，我们还不如我们的前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还不如历史上那些些剥削阶级的事业？我们所做的还不如历代帝王将相所做过的事情？那我们是不是还要回到封建社会甚至奴隶社会去？显然，提出这样的口号是一种倒退，它根本不能起到鼓舞人民的作用，应该停止使用这个口号，用响亮的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口号取而代之。

八、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⒈学习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对经典作家的态度

恩格斯、刘宁、斯大林、毛泽东对经典作家的态度有，包括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态度，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态度，斯大林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态度和毛泽东对马恩列斯的态度，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态度的典范，很值得人们学习和借鉴。

首先说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态度。我们知道，恩格斯与马克思是同时代人，在四十年的时间里，恩格斯和马克思一道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建工作。因此，当马克思逝世后，有人提出“第一提琴手”和“第二提琴手”的问题。1984年10月5日恩格斯在回复约••菲•贝克尔的信中说，“不幸的倒是，自从我们失掉了马克思之后，我应该代替他。我一生所作的是我被指定作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我高兴我有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并且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在时局变得动荡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做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切中要害。诚然，在风平浪静的时期，有时事件证实正确的是我，而不是马克思，但是在革命的时期，他的判断几乎是没有错误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667-668页》

1985年，恩格斯在为《反杜林论》第二版写的序言里，再一次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本书所阐明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很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由马克思写的，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遗憾地把它稍加缩短。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1988年，即马克思逝世五年之后，又有人不止一次向恩格斯提到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恩格斯应该和马克思齐名，马克思主义应该叫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对此，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一个注里作了这样的回答：

“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

但是，西方一些学者却不顾恩格斯的一再声明，仍然热衷于讲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对立，国内也有学者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认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里讲的一些话是不可信的。前两年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克思学学者特雷尔·卡弗写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一书，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鲁克俭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风险的伙伴？》一文里曾对此书观点有所介绍，他说，“卡弗强调指出：在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所宣称的内容比马克思仅仅认可了的手稿要多得多。目前保存下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不能支持恩格斯在第二版序言中所描绘的场景。”（鲁克俭：《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风险的伙伴？》，《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8期）我认为，不加批判地宣传卡弗的这样一些观点是不应该的。对于恩格斯所说“在付印之前”他“曾把全部手稿念给他（马克思）听”，卡弗在他的书里说，“没有任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也没有任何著作，甚至其他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件事。也没有任何解释，阐明为何马克思要听别人大声朗读这部著作。”（[美]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那版，第115页）卡弗的这个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他显然没有注意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之所以要通过通信来交流思想，其前提是因为他们二人不住一地，不能直接进行面对面的讨论。我们知道，1948年欧洲爆发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回到德国，他们曾经一道编辑《新莱茵报》，后来反动势力获胜，《新莱茵报》被封，马克思由于侨居国外时丢掉了普鲁士国籍而被驱逐出境，后来他又被逐出巴黎，而于1849年8月到达伦敦，一个月后，其家人也抵达伦敦。恩格斯则在参加了巴登的武装起义经法国、瑞士和意大利乘船前往英国，并于1849年11月来到伦敦。1850年7月，马克思感到，英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最适合的观察点，决定在那里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及其历史。为了在经济上支持马克思的事业，同年11月，恩格斯决定到曼彻斯特他父亲与别人合开的欧门-恩格斯工厂的办事处当办事员和股东，实际上成了一个商人。这样，恩格斯和马克思就只好分处两地，他们之间的学术思想交流也就只能通过信件进行了。由于分处伦敦和曼彻斯特两地，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量是很大的，据说有一千三百封之多。不过，这些信主要是50年代和60年代写的。1869年7月1日，恩格斯不再做商人了，他成了一个自由人。尽管还有一些遗留的事务需要继续办理——这又让他耗费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样，他终于在1870年9月又回到伦敦与马克思重逢。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非常热心地为恩格斯夫妇在伦敦物色房子，最后在瑞琴特公园路122号找到了一处理想的住处，房租很便宜，周围还有旷野，而离马克思的住处只有15分钟的路程。两位思想巨人又可以朝夕相处、不需要经过通信而直接通过谈话来讨论革命和学术的问题了。在他们的谈话中怎么可能不谈到写作《反杜林论》这样的大事呢？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中回忆说，“从各方面来说，《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所实行的改革》是恩格斯最重要的著作。这本书于1878年出版。现在，要说明这一著作的意义和影响，就像要说明《资本论》的意义和影响一样，完全是多余的。最后十年中，恩格斯每天来找我的父亲。他们常常一道出去散步。但他们也常常留在家中，在我父亲的屋里走来走去——两个人各沿屋子的一边，走到屋角就转过身来，他们的鞋跟在地板上磨出了一些坑洼。他们在这里讨论了许多大多数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64页）显然，这些讨论的问题都不会在他们的通信中出现。怎么能以他们之间通信的内容来判断马克思是不是赞成恩格斯《反杜林论》的观点呢？应该说，马恩之间的通信，即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处两地时也不能作为他们之间思想交流的全部内容，因为尽管伦敦与曼彻斯特之间距离不近，在当时坐火车也要八个小时，但是它并没有阻止恩格斯去伦敦会见马克思，也没有能阻止马克思到曼彻斯特去会见恩格斯，为了交流思想，他们在对方的家里可以住上几天，甚至住上个把月。这些直接通过语言进行的交流，在信上当然是看不到的。怎么能够以他们通信的内容作为支持或不支持某一观点的根据呢？当然，即使他们同住一地之后，由于恩格斯在国际的事务，同时他又喜欢旅行，而马克思由于身体不好，有时也需要出去治疗或疗养，在两人中有一人外出的情况下还是要借助于通信进行交流的。因此他们之间的通信一直进行到1983年1月，即马克思逝世前两个月。他们之间的通信无疑是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但是决不能过分夸大它的作用，甚至以其作为判别他们只讲点的唯一依据，这也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倒是告诉我们，恩格斯写《反杜林论》正是马克思提出来的意见。本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愿理睬杜林的那一套东西，而将其看作是“次要的工作”。但是，杜林对马克思的攻击，有人竟以为马克思对他无可奈何。因为如果讥笑他在理论上的无稽之谈，就会被认为是对他的人身攻击的报复。结果是，杜林变得愈益蛮横无理。而莫斯特竟想到只是在私下对杜林的错误进行一些批评，以便让他自己在下一版里纠正。此事让恩格斯非常生气。他于1876年 5月24日从兰兹格特给马克思写信说，“难道不是认真考虑我们对这些先生的态度的时候了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页）马克思于接到信的当天即1876年5月 25日立即给恩格斯回信说，“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只能通过对杜林的彻底批判表现出来。他显然在崇拜他的那些舞文弄墨的不学无术的钻营之徒之间进行了煽动，以便阻挠这种批判；他们那一方面把希望寄托在他们所熟知的、李卜克内西的软弱性上。李卜克内西就应该（这一点必须告诉他）向这些喽罗们说清楚：他不止一次地要求这种批判；多年来（因为事情是从我第一次自卡尔斯巴德回来时开始的）我们把这看做是次要的工作，没有接受下来。……只是在他多次寄来各种无知之徒的信件，使我们注意到那些平庸思想在党内传播的危险性的时候，我们才感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同上，第 15页）当然，当时的恩格斯正在研究各种自然科学材料，准备写《自然辩证法》，而现在“突然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去啃这个“很酸很大”的“酸果”，恩格斯还有一些心有不甘，因此在5月28日的回信里向马克思说了一些俏皮的“牢骚”话。但是，由于马克思提明确提出了“‘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只能通过对杜林的彻底批判表现出来”的意见，恩格斯还是毫无保留地按照马克思的意见立即行动了起来。实际上，恩格斯对杜林的危害也已有了深刻的了解，他已经做好了批判的计划，准备狠狠地来收拾杜林。他在信中说，“莫斯特对杜林的 《哲学教程》的吹捧已明确地给我指出，应当从哪里进攻。这本书一定要仔细地读一读，因为 它在许多关键问题上更明显地暴露了《经济学》中所提出的论据的弱点和基础。我将立即订购这本书。……这本书暴露的庸俗性比他的经济著作更直截了当，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看，就能同时从这一方面来暴露这个家伙。”他还说，“无论如何，他现在已经落到了我手里。我已经订好了计划——j’ai men plan。开始时我将纯客观地、似乎很认真地对待这些胡说，随着对他的荒谬和庸俗的揭露越来越深入，批判就变得越来越尖锐，最后给他一顿密如冰雹的打击。这样一来，莫斯特及其同伙就失去了说什么‘冷酷’等等的借口，而杜林则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应当让这些先生们看到，我们是善于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对付这种人的”（同上，第18-19页）

应该说，恩格斯写《反杜林论》实际上是接受马克思的意见，根据马克思的主张进行的。批判杜林一方面是反击杜林对马克思的攻击，捍卫马克思的理论，同时也是批判莫斯特对杜林的吹捧，清除杜林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在思想上是如此默契，怎么能把他们的思想说成是互相对立的呢？

还应该强调指出的是，恩格斯深知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事业的重要，他对马克思无比热爱、无限忠诚，不仅在经济上支持马克思写《资本论》，而心甘情愿去做商人，而且当马克思接受《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约稿，自己因要集中精力写作《资本论》而无暇顾及此事时，或是因感到自己在英语写作政论文方面不如恩格斯，而请恩格斯代写文章或进行翻译时，恩格斯都一口答应，做了许多为马克思作嫁衣的工作。人们称赞恩格斯与马克思的伟大友谊，把它称作是“无双联盟”。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时曾这样说：“古老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这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恩格斯总是把自己放在马克思之后，总的说来这是十分公正的。……他对在世的马克思无限热爱，对死后的马克思无限敬仰，这位严峻的战士和严正的思想家，有一颗深情挚爱的心。”（《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我们怎么能设想，如果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会产生出这样人类最伟大的友谊来？常言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如果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思想是对立的话，他们怎么还会每天见面，一起去散步，或一起在屋里讨论问题呢？显然，所谓马恩思想对立的观点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

其次说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态度。 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之间隔了一个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统治的时期。和恩格斯对马克思一样，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充满了深情挚爱之心。这种深情挚爱之心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的信仰。在列宁看来，“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他认为，“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如何摆脱一切被压迫阶级至今深受其害的精神奴役的出路。只有马克思的就将理论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同上，第314页）列宁非常执着刻苦地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根据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在十九世纪90年代，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马恩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虽然已经早就译成俄文，但在沙皇的统治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是严格禁止的，要找一本《资本论》是相当不易的，但是还能找到，要找一本《共产党宣言》就非常困难了，以致许多人都没有读过。但是，列宁总是千方百计地搜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没有俄文版的就找法文版和德文版的。安娜•伊里尼奇娜（列宁的姐姐——引者）讲过他和他妹妹奥里珈曾共同阅读法文版《哲学的贫困》的情形。他所读的书大部分是德文的。当他在1893年来到彼得堡时，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已经有了渊博的知识，使当时包括克鲁普斯斯卡娅在内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成员都感到非常惊讶。这一点，在列宁1894年秘密出版的著作《什么是人们只有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里也可以得到证明。这一著作不仅引证了《资本论》，还引证了《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1843年给卢格的信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苏]娜·康·克鲁普斯卡亚：《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6页）须知，列宁当时还只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青年啊！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后来回忆说，“我们面前的这位年轻的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在值得纪念的1893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通晓我国文学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第一流专家，而且是一个有独立见解的思想家。”（见《列宁年谱》第1卷，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0页） 为了宣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时，列宁发表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介绍了恩格斯的生平和事业。后来，1914年他又写了《卡尔•马克思》一文，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事业。这两篇传记性作品表明了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事业的熟悉和对于他们著作的精通。为了更多地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介绍给俄国的工人阶级，他还在1907年热心地为《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和《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的俄译本写了长篇序言，指导人们学习和应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信里所阐发的观点。

当然，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深情挚爱，更表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捍卫上。他说，“现在，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遍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同路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受到了来自截然相反的各方面的曲解，因此团结一切意识到危机的深重和克服危机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共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是再重要不过的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页）由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借口时代的变化，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磨掉它的革命锋芒，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资产阶级也能接受的东西。列宁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一些著作里大量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揭穿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篡改，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阔步向前发展。在这方面，凡是读过《国家与革命》一书的人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个极其伟大的贡献。

当然，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也有重要发展，如帝国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但是，列宁对此十分低调，看不到诸如“突破”“创新”之类的说法。比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篇幅虽然不大，意义却很深远，列宁也不张扬。列宁在这本书的序言里一再谦称该书是一本“小册子”，在书名下面还用括弧标出“通俗的论述”字样。这种不突出个人的谦虚态度，显然也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再次说斯大林对马恩和列宁的态度。斯大林对马恩和列宁的著作都很熟悉，在其著作中也多有引证。特别是对列宁著作，更是非常熟悉，在其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有大量的引证。斯大林比列宁小9岁，虽然他和列宁属于同一时代的人，但是，斯大林总是把自己当作是列宁的晚辈、学生。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谈话，路德维希把斯大林与彼得大帝相比，但却没有提到列宁。斯大林说，“绝对不行。历史的比拟是冒险的。这种比拟是毫无意义的。”他在讲到自己时说，“至于我，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是列宁的学生。”“至于列宁和彼得大帝，那么，彼得大帝是沧海一粟，而列宁是整个大海。”（《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8-299页）前几年，张捷同志在《“历史的风”刮走斯大林坟上的垃圾》一文里曾讲到：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中没有明确指出他是列宁的学生这一点表示不满。他还生气地说，“我现在居然有了各种学说，甚至包括关于战争的经常性因素的学说，有共产主义学说、工业化学说、集体化学说等等。这样的学说在我这里‘发现’了整整六种……实际上一种也没有。”他强调：“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因此，在苏联只有列宁主义，而没有斯大林主义。后来的“斯大林主义”不过是西方媒体和反对斯大林的人这么说罢了。

最后说毛泽东对马恩列斯的态度。在这方面，王明在其所著《中共五十年》中曾说，“从1941年9月起，毛泽东在同一些政治局委员个别谈话时常常提到他想建立‘毛泽东主义’的问题。”他还说什么，“毛泽东曾对他说，‘在建立毛泽东主义时，我保留马克思主义，我抛弃的只是列宁主义’”，他还说“毛泽东还和任弼时谈过这个问题，同样也受到了批评。”（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6、18页）王明的这些说法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其实，当时王明在党内的地位已急剧下降，如果毛泽东真的想搞“毛泽东主义”也决不会去求王明。而且毛泽东对于列宁著作非常欣赏，肯定列宁的话说得很多，他讲话往往将马列并提，连中央党校都叫“马列学院”，怎么会“抛弃列宁主义”呢？至于说“同一些政治局委员个别谈话时常常提到”这个问题，而举例时只说到任弼时一人，这也很能说明问题：因为任弼时早在1950年10月27日就英年早逝，提别人会有对质问题，而提任弼时就死无对证了。当然，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毛泽东不仅不主张提“毛泽东主义”，而且是反对这个提法的。谓予不信，请看下列事实

——毛泽东在1943年4月22日回复时任中宣部长的何凯丰的信中说：“生日决定不做。做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国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作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2页）

——毛泽东在1948年8月15日回复时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的信中说，“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同上，第303页）

——1948年底，毛泽东在审阅筹建青年团的文件时，致信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真，提出将文件中的“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将“在青年团员与团外青年群众中，广泛进行毛泽东思想的系统教育”，改为“在青年团员与团外青年群众中，广泛有系统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教育工作”，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毛泽东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说，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页）。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写到：“我历来不相信，我那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自由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不能取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现在的领导人讲话和一些报刊文章在讲到指导思想时，往往只讲“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有关指导思想的规定却与此大不一样。我们知道，在1982年、1988年、1993年、1999年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指导思想的说法，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2004年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指导思想表述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2008年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又将指导思想表述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总之，在2004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加上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内容，但并没有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在领导人讲话和报刊文章里怎么可以删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呢？《宪法》是全国各族人民都要遵守的，领导人和报刊更应该带头遵守《宪法》，怎么可以不遵守《宪法》所规定的指导思想呢？

而且，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写进宪法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流血牺牲艰苦奋斗的结果，是人民意志的反映，并不是一旦成了领导人就一定要在《宪法》里留下自己的痕迹，就一定要载入史册而名垂青史的，如果这样想、这样做，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只能是负面的，而不会是正面地。

再说，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并不是任何领导人都必然是伟大的思想家。毛泽东有许多理论著述，而邓小平呢？他虽然也有三卷《邓小平文选》，但由于他并不像毛泽东那样博览群书，对理论问题有着巨大的兴趣，因此他也没有像毛泽东那样的哲学、经济学、军事学等方面的理论著述。至于后来的领导人，我看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问题还在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究竟能不能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呢？

在上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曾经谈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我觉得他当时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很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参考。现在把它摘要抄录如下：

“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问题，我曾经在山东、天津谈过，后来在中央也议了。昨天在毛主席那里还谈了这个问题，他赞成这个意见。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城市毛泽东思想。例如，……。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这种情况，不少报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按照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一个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回事。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当然，也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

“最近，有些同志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当然，毛泽东同志在政治经济学上是有发展的，但是，讲初期的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资本论》；讲帝国主义，总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讲社会主义，列宁和斯大林都有，毛泽东同志也有重要的发展。所以，不能讲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否则人家问你研究帝国主义以那本著作为纲，你怎么答复？扯不清楚。当然，对于帝国主义的论述，毛泽东同志有发展，例如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但是，《资本论》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把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解决了。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284页）

邓小平的这番话如果用到今天来也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我们不能“光讲毛泽东思想”，更不要“光讲”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而让“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

不要忘记，马克思是“千年思想巨人”，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也都是伟大的思想家，怎么可以把自己与他们并列呢？又怎么可以用自己的那点东西（现在被一些人说成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创新理论”）去取代这些人类思想巨匠的博大精深的伟大理论呢？实际上，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说，并不存在什么发展不发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是成熟的科学的理论，你都要去发展，不仅没有这个必要，而且也没有这个可能。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错，毛泽东在1938年举行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确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过去在解放区出版的《论新阶段》里就有这个说法，但是，建国以后正式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已经对这一提法进行了修正，将其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有必须有的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这说明，毛泽东后来已经感觉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是不妥当的，已经放弃了这个提法。为什么一些主张“与时俱进”的人却不许毛泽东“与时俱进”而一定要让他恢复倒过去那个已经被他放弃了的旧的提法去呢？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不管怎么说，引用毛泽东的话，当然应该尊重毛泽东本人的看法，抓住过去毛泽东的说法不放而抛弃他后来的修正了的看法，这绝不是尊重毛泽东对表现。应该看到，毛泽东后来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指的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里说的明明是马克思主义的应用问题，而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中国化，更不是什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毛泽东也只说过一次，后来就连“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也没有再提过，因为他找到了更为科学的提法，这就是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页）从此以后，毛泽东就一直使用这一提法，说明这是一个更科学的说法。1963年9月3日，他在与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谈话时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口号是在延安整风时提出的。这个口号写进了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那里面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页）也就是说，这个新的说法已经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所公认的权威的说法。既然如此，还有什么理由又另搞一套呢？至于“党的创新理论”，我没有见过对它的权威解释，但是它的不科学却是显而易见的。任何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有其理论来源，都要吸收前人的已有成果，不可能百分之百都是“创新”的，怎么能把一种理论称为“创新理论”呢？这个提法显然是说过了头了，是不科学的。而且，如果把这个理论说成是“创新理论”，那就表明，它和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那又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置于何种地位呢？

总之，话不要说过了头，不要自吹自擂。在这方面，本文第一部分“学习恩格斯、斯大林、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的态度”已经有所论列；革命导师为后世的人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现在的领导人理应向他们学习才是。


至于宣传方面，《毛泽东文集》第8卷里有一篇《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辑录了他从1967年到1970年有关这方面的语录13条。他在1968年3月17日说，“此事我已说了多次。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有步骤地予以改革。”十二天天之后，即1968年3月29日，他又说，“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1968年9月，他还说，“把一些离开主题的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1、432页）实际上，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讲话远远不止这十三条。他在1970年4月3日，还在两报一刊《帝国主义，还说社会帝国主义》送审稿上 写了这样的一段话：

“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一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毛泽东的这些话，说明他是很清醒的，也是有自知之明的，这很值得今天的人们学习，也很值得今天的文件起草者、文章作者和宣传、新闻、出版部门的重视。

⒊对“与时俱进”、“创新”、“突破”和“发展”等说法的质疑

在过去，毛泽东讲到马列都是号召人们要学习马列、应用马列。早在1938年10月举行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就提出，“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他还说，“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两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同上）1942年整风时，他又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

毛泽东之所以一再号召人们学习马列，当然是因为马列主义的理论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也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不高，不能适应斗争的需要。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同上，第533页）在延安整风时，他又说，“近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翻译的多了，读的人也多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否就可以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已经是提得很高了呢？确实，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比过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丰富多彩的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这样的话，他在1949年3月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里又再次讲过。全国解放后他又多次提到这个问题。1971年3月15日，他在审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文时批示说：“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直到1975年，即他逝世的前一年，他还在一个批示中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同上，第426页）

但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学习马列的事就很少被提起。相反，所谓“与时俱进“、“创新”、“突破”、“发展”一类的说法却充斥于新闻媒体和学术书刊。人们不是学习马列，而是被赋予了 “创新”、“突破”和“发展”马列主义的任务。问题是，如果不首先学习马列，又怎么可能去“创新”、“突破”和“发展”马列呢？

有人提出“与时俱进”这个提法，我们要问：为什么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提出所谓“与时俱进”，而惟独某个曾经是中共领导人的人会那么热衷地提出这个口号呢？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继承了马克思的遗志，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编辑出版工作，并且和已经露头的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倾向进行了斗争。但是他连想也没有想过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生于19世纪70年代，他活动的年代正是第二国际背叛马克思主义十分猖獗的年代。列宁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虽然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发展，但是他自己从不说什么“与时俱进”，从不说什么“创造性发展”，而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斯大林提出了列宁主义是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间横隔着一个“和平发展”的第二国际时期；由于第二国际也假借马克思主义之名搞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为了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划清界限，突出列宁主义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斯大林作为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成功地领导了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领导了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赢得了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伟大胜利，为一系列欧亚人民民主国家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斯大林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把自己仅仅看作是列宁的学生，不承认自己有什么“学说”，更反对说他有什么“主义”。在他看来，“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至于毛泽东，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实践，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国民党理论进行了探索。但是，他并不同意林彪所说的什么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并为此而感到不安，他认为那不过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罢了。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不讲什么“与时俱进”，而有人却大讲特讲“与时俱进”，关键在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坚信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真理，坚信它并没有过时，我们仍然应该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而提出“与时俱进”的人实际上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所以需要“创新”、“突破”和“发展”它了。这里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根本不同的。

说到这里，需要讨论一个理论问题，这就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问题。有人认为，世界上只有相对真理，而没有绝对真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们说，真理既是相对的，也是绝对的。马克思主义者既承认相对真理，也承认绝对真理。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他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7页）关于绝对真理，他还举例说：“不正是存在着如此确凿的、以致在我们看来表示任何怀疑都等于发疯的那种真理吗？二乘二等于四，三角形三内角的和等于两个直角，巴黎在法国，人不吃饭就会饿死，等等，这些不都是这种真理吗？这不就是说，还是存在着永恒真理、最后的终极真理吗？”（同上，第427-428页）

而俄国哲学家兼经济学家波格达诺夫却不以为然，他在其所著《经验一元论》一书中宣称，“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包括对任何真理绝对客观性的否定，对任何永恒真理的否定”，他甚至批评恩格斯的观点是折中主义。

对波格达诺夫的观点，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进行了批驳，他明确地说：“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绝对真理的。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在给绝对真理这一总和增添新的一粟，可是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界限都是相对的。它随着知识的增加时而扩张，时而缩小。”（《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他还说，“在辩证唯物主义者看来，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同上，第95-96页）应该说，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穷尽真理，但是，确实已经大大地逼近了客观真理，它既是相对真理，又在相当程度上是绝对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仅为19世纪和20世纪以来的历史所证明，还必将为21世纪的历史所证明，不然的话，为什么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人们会选他为“千年思想巨人”呢？

但是，有的人却不是这样看问题。在这里，我想举一个“与时俱进”例子。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人突然提出要“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为什么要“深化”？无非是认为过去对于“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已经过时，应该“与时俱进”了。此议一出，许多“精英”积极响应。其实，这些精英过去很少接触马克思的《资本论》，对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无深入了解，然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各种论文专著纷纷炮制出来。但是，这些所谓论著所“著述”的并不是什么“劳动价值论”，它们所贩卖的恰恰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货色。这里有庸俗经济学鼻祖萨伊的“要素价值论”，有马歇尔的“供求价格论”，还有什么“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生产力价值论”，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特点只有一个，就是什么东西都有，就是没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样的“深化”，自然没有什么结果，最后只好不了了之，草草收场，这件事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仍然是我们时代的真理，想人为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不像有的人所想像的那么容易。

为了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效性，还有必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具体的革命策略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恩格斯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种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们版，第669页）这其实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它的具体运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人类文明在当时所取得的最高成果。实践证明，这一成果是如此巨大，到现在也还没有任何一种思想能够超过它。这正是它至今仍然具有很高时效性的一个根本原因。2007年出现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仍然具有极高的解释力。一些人把马列主义看成是过时的，这正好说明，他们对于马列主义还缺乏应有的、起码的了解，他们提出要“创新”、“突破”和“发展”，并不表明他们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高明，恰恰反映了他们与这些经典作家之间的巨大差距，而这也正是他们需要反思和自省的地方。

当然，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革命策略方面的具体应用，需要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但是，其根本，还是对于基本原理本身的掌握，恩格斯把这称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着重号为原有，非引者所加）在这方面不下功夫学习是不行的。

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毛泽东说得好：“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他还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7页）诚哉斯言，不听不行啊！

结束语

毛泽东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5页）对于一个人来说是这样，对于共产党这样一个党来说也是这样。这个正确的政治观点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就失去了灵魂，就会成为一个徒有其表而没有灵魂的假共产党。这是一个多么可怕、多么令人担优的情形啊！在这里，作为一个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信徒，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信徒，我要振臂高呼：

只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才能救党救国！

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逝世35周年，90年前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斗争中又产生了自己久经考验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由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的胜利，使一个贫穷落后备受列强欺凌的旧中国变为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不幸的是，35年前伟大领袖毛泽东离开了人世。但是，斯人已逝，而风范犹存，尽管有人反毛，对他进行妖魔化，而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他的伟大人格，依然活在人们的心中，并且还会进一步发扬光大。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毛泽东的逝世，这两件事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永远纪念。我们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衷心祝愿它能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祝愿它能永葆青春，永不变色；我们纪念毛泽东的逝世35周年，衷心祝愿他老人家永垂不朽，祝愿他的光辉思想和革命路线讲永驻人间，永放光芒。

我坚决地相信，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有了正确的路线，克服了自身的缺点和错误，中国共产党将仍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真共产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一定会不仅在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93年前，李大钊曾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当今的环球已不是当时的环球，今日的世界也不是昔日的世界。历史在向前发展，世界在发生变化。全中国和全世界的无产者们，让我们放声高唱：“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欧仁•鲍狄埃词、皮埃尔•狄盖特曲：《国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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