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培建：我在浙江大学的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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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浙江大学的六年

叶培建


作者简介：196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无线电系（现信电学院），200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嫦娥系列各型号和火星探测器总指挥、总设计师顾问，空间科学与深空探测首席科学家。


2016年12月1日，我在浙江义乌参加科学院的一个会议。我在无线电系读书时的助教，后来担任过浙江大学副校长的顾伟康老师和信电学院钟蓉戎书记、王震同志来看我，希望我为院庆60周年做一个关于我国第一次火星探测任务的学术报告，并写一篇回忆文章，我欣然接受，回程路上加以思考，回京后就写，心到手落，一气呵成，写的尽是些凡事小事，可都是印象最深的往事。

1962年夏，我考取浙江大学无线电系，从湖州又回到了阔别四年的杭州。记得是乘汽车去的，在武林门长途汽车站一下车，见到红绿灯，顿时感到来到了大城市（湖州那时还无公共汽车，更无红绿灯）。到浙大二分部报到，当时浙大分三个地方：玉泉本部、文二街二分部、六和塔三分部。

全校一年级新生都在二分部学习，我们班共有26人，22个男生、4个女生，是无线电技术专业三班。第一年的学习是紧张而充实的。那年国民经济刚刚从困难时期中稍有好转，学生的生活仍比较艰苦，吃上一顿黄豆炖猪脚就是大餐了。当时年轻、菜又油水少，吃饭自然多，我们班吃干饭的记录就是我创造的，一顿吃了16两制的28两，一直无人打破此记录，恐怕今后也不会有人能破了，到现在同学聚会，仍是一个笑料。


记得放寒假时，我还把学校发的半斤肉票买了肉带回湖州去，舍不得废掉这份定量配给的美食。浙大的校训是“求是”，是一所教育质量非常好的学校，老师们讲课都非常认真，有水平，一年级印象最深的是教化学的李博达教授，课讲得有声有色。

那时的文娱活动主要是电影和学生自己的演出，二分部离杭州大学不太远，有一次杭大放电影《追鱼》，是著名越剧演员王文娟演的，我们不少同学走去杭大看，由于人多，只好在电影屏幕背面看，一切动作都是反的，倒也有趣。多年后，文革结束时，许多被禁放的电影重新拿出来放映，刚从几个“样板戏”中解放出来人们，感到这些电影好极了，像我们上大学时一样，看得人极多，也常常出现银幕两边都挤满观众的景象。

大学一年级学习的感受应是和高中不一样的，大学学习更多的是培养自己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培养每个人的思维能力和良好的学习方法。我当时由于对“空间”概念，有点不适应，所以感到《画法几何》这门课有点弱，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琢磨，有了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也就不难了。

我们这届学生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多数同学在中学学的是俄语，我们班好像只有陆大庆、陈康雯、吴根勇和我四个人学的是英语，所以入大学后顺着原语种学习，为我后来的出国学习打下了一个较好的英语基础。

那时的学校，很注重教学实习。我们从一年级升入二年级的接口期间，学校安排我们在校工厂进行了一个月的工厂实习。作为无线电系的学生，我们也经历了车、铣、铇、磨、翻砂等各工种的学习与实践，学机械的同学，这种实习就更多了。我记得自己车工干得还行，翻砂很糟糕，总翻不成型。

二年级，搬到了老和山下、玉泉旁的浙大本部，住九舍，7～8人一间，吃饭和电机系在一个食堂，食堂靠山根，邻近校俱乐部。当时浙江的粮食供应已好转，在全国是最好的省份。在校吃饭主食管饱，大饭桶放在食堂中间，菜是一餐一份，排队打取。二年级时，课程也十分紧张，但学了不少基础知识，教电工的甘明道老师、教数学的梁文海老师的课十分精彩，梁老师上两节数学课，从第一块黑板写起，不擦一字，课讲完，四块黑板正好写完，且非常工整，真是水平。

那一年，逢浙大65周年校庆，每人发了一件短袖翻领衫，就是现在的T恤衫，我们系的图案是波浪上面有一个正在发射电波的天线架，记得是方金炉同学的杰作。还记得有一次团支部活动，我去请了正在杭州疗养的父亲的老战友、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毛张苗来给我们班讲战斗经历，还拍了照片，毛叔叔在抗美援朝的一次战斗中，曾带领一个连冒着千难万险，穿过重重封锁，穿插到美军后方，直捣敌指挥部，立了大功。

三年级，我们搬到了三分部。三分部由无线电系和物理系两个系组成。三分部在钱塘江畔，依山而建，所有的房子都掩映在绿树丛中，主建筑为一幢钟楼和几幢西式的楼房作为教学用处。前后校门出去过一条公路，就是钱塘江，东邻六和塔、钱塘江大桥——一座由茅以升先生设计、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座跨江双层铁路公路两路桥；西接九溪，景色十分美丽。


我们常去江边散步，下水游泳。摸江里的蚬回来煮着吃。我们班女生和其它班女生一起住在医务室所在楼房的上面，我们22个男生住平三舍，占三个房间。我们房间有：黄光成、李显银、毛克法、胡金荣、方金炉、陈立龙和我共7人，我们7人从大三一直住到1968年分配，共四年。宿舍离食堂较近，每到夏天，天很热，就打了饭回宿舍赤膊吃饭，好凉快些。水房、厕所都是设在别处，因此洗漱、冲凉等都要克服冬天冷、下雨难的处境。开水房在校园的另一端，我们班有一个保温桶，每天两人一组负责打水，抬回来放在宿舍门口的架子上，大家可就近有开水喝。

入大学时，伙食费是每月11元5角，后来在毛主席的倡议下，大学生伙食费增加到14元5角，这对拿助学金的同学来说提高了“收入”，但我没有助学金，家里给我的生活费从每月的15元增加到20元。当时同学家庭普遍经济不是太好，我们班好像只有四个人没有申请助学金。像我们支书施成水等人，自己还从助学金中节省点钱支援家里的生活，有的同学冬天只有一床凉席铺在床上，衣服也是缝缝补补，从三分部进城来回20多里地，也是步行，在饭馆吃一份九分钱的“沃面”（杭州人称阳春面为沃面）就算很破费了。

放假时，尽管回家也就是几元钱的路费，也有一些同学因路费困难而回不了家，哪像现在的大学生放假还能有机会出远门旅游一番。三年级开始学专业基础课，一些教我们的年轻老师也与我们同住平房宿舍（老师二人一间），因而与老师的关系较一、二年级更亲近些。

那时的系主任是何志均老师、专业教研室主任是姚庆栋老师，除他们亲自授课外，教过我们的还有著名天线专家张毓昆先生、青年教师叶秀清、顾伟康、陈桂馥、袁长奎等等。2005年，我因工作需要，去了一次浙大，和杭州的几个同学一起有机会向各位老师献上一束鲜花，以表谢师之情，之后不久，浙大为何老师举办了八十寿辰庆祝会，我也去了贺电。


从三年级到四年级第一学期上半段，整个教学秩序都是正常的，这一阶段的课程有无线电技术基础、电子线路、微波等等。学校的文体活动也很活跃，我那时先后参加过两次演出，一是话剧《第二个春天》，讲述的是我国自行研制导弹快艇的事，提倡自力更生、反对崇洋媚外为主题，这个思想在现在也有现实意义；二是歌剧《江姐》，当时，“江姐”这个歌剧在全国都很受欢迎，学校决定自己排演，这是一次很大的活动，有许多同学参与。

当然，依我的文艺才能，只能是跑个小龙套，主要的工作是帮助做一些剧组的组织工作，应该说，当时大家的积极性很高，参与程度广泛，排练水平和演出效果也都不错。我清楚记得，演江姐的是比我们高两级的戴文华和高一级的徐赛秋同学，我们班的李一鸣演游击队长蓝洪顺，徐宝珍、董凤英演女游击队员，陈康雯、方金炉都是乐队队员，拉二胡和弹琵琶。演出所需军服是我从部队借来的。

那时，我还参加了三分部广播电台工作，电台工作人员都由同学担任，我担任播音员，每周轮值一次，和我搭档的是比我高两班的物理系女生谈恒英，一位文静、写得一手好字的女生，也是我们湖州来的，后来在浙大光仪系任教，我曾去看望过她两次。

1965年11月，全国各地的“四清”运动大范围开展，运动的核心是把认为已被阶级敌人夺去的权再夺回来，运动的重点在农村。我们大学生按照中央的安排，也要参加“四清”，到了浙江海宁县，著名的钱塘江潮景观就在该县的盐官镇。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都在斜桥公社（斜桥榨菜很有点名气），该公社的辖区沿沪杭线展开，有十几个大队，几万人口。斜桥镇也是一个典型的江南镇子，全镇沿河而建，比较富庶。

我们班十来个同学与浙江长兴县的地方干部、解放军空军某部、浙江昆剧团的同志混编为一个工作组，驻新农大队，姚庆栋老师也在这个大队。我和方金炉及一位解放军、一个地方干部在一个片上负责三个小队，每个队人很少，仅十来户人家。后因工作需要我与同班的莫飞雄同学对调，到了相邻的一个片上，与陈康雯一起，领队的是一个纺织工厂的女厂长。

“四清”时要求我们吃住在贫下中农家中，按规定交房东钱和粮票，按我们当时的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劳动很辛苦，因此吃饭就多，一斤定量肯定吃不饱，每顿在房东家饭桌上就吃两碗饭，也就半饱，不敢多吃，平时也没无什么油水。有时有事去公社办事（工作团团部在那儿），就乘机在那儿的食堂吃一顿，饭仍然是交粮票，可是能吃上猪血烧豆腐，真香啊！一吃就两碗（每碗1角钱）。

我们每天都要参加劳动，组织生产队员学习，按“四清”的要求，进行各项运动。工作队队员自身也常常集中学习政策方针，互相批评，以利提高。我在那时，虽然自身也很努力，总的说来，表现一般，不过和社员们相处的倒是挺好的。第一个房东是桥北队的张姓人家，第二个房东记不清姓什么了，只记得一所颇大的房子孤立地处在村边的路旁，我和陈康雯睡在一个小房间里。

整个“四清”工作进行到1966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于6月份回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四清”期间除了“四清”的各项工作外，印象最深的就是学习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同志，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书记的事迹真是感人至深。当然，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工作队的各项工作也是未能忘怀的。

回到杭州，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各个阶段，风风雨雨。到1967年10月，按照中央的部署，才陆续地“复课闹革命”，复课时上了天线等课程。从那时起到1968年6月，我们上了一些课，还做了毕业设计之类的事，我是在袁长奎老师指导下设计了一个锯齿波发生器。那段时间，还去杭州郊区转塘劳动了一阵子，姚庆栋老师也和我们一起去的，帮助农民种地、收稻。

杭州后来军管了，军管期间，有军代表，有民兵组织，莫飞雄好像是民兵营长。也搞了军训和拉练，从三分部出发，翻山越岭到灵隐。还在学校后山及小操场周围挖了很深的防空洞，挖洞时男生个个赤膊上阵，挥汗如雨，不知这些洞洞现在倒塌了还是派其它用场了。

1968年7月开始分配，我们专业有十几位同学分到了刚成立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钱老是第一任院长。同小班的王南光、徐宝珍、董凤英和我分到了卫星制造厂，其实按当时的思想，我最想分到西北基地去工作，但未能如愿；方金炉分到了航天医学研究所；陈康雯分到了当时的应用地球物理所；余金财分到了西安无线电技术研究所；同专业同年级的还有到卫星总装厂的吕隆德、谢松泉，西安的华根土、胡志荣；航医所的陈心海、聂登康；谢成柯也来了，农场劳动后去了北京军区。这些同学除有几个后来调回浙江外，几十年来一直工作在一起，其中康雯与宝珍，隆德与凤英还结成了夫妻，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奋斗，互相关心、照顾。



从九十年代初的第一次同学聚会以来，同班同学曾举行了多次聚会，得益于留在杭州的几位同学的努力，每次活动都搞得很好，令人高兴，也使我们这些在北京的人常有机会去杭州，他们是陈覃英、汤宏恩、莫飞雄、李显银、毛克法、吴根勇、李一鸣等人。

除杭州外，我们班也在嘉兴、烟台等地举行过聚会，烟台聚会之后，陈覃英等同学又专程渡海去大连看望了从未参加过聚会的胡金荣同学。浙江及附近的同学每次参加活动都很积极，上海的黄光成、郎桂飞夫妇，嘉兴的吕妙青，宁波的屠守定、应文信，江山的陆大庆，丽水的黄回程，乐清的施成水，苏州的王美云几乎每次必到，金华的余金财，温州的何必完也都来过。

2005年“五一”节的活动是在雁荡山举行的，全靠在那儿工作的施成水同学的张罗，我因型号任务忙，未能参加，很是遗憾。如果算上胡金荣和参加过一次聚会的同学，我们班26人都相聚过了。我们班班风甚好，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派性对立时，班里同学也没有伤和气，所以现在每次活动大家都心情愉快，这大概和我们班原来的几个头头能善于团结大家有关，老支书施成水、王南光，老班长黄光成、陈覃英都是十分优秀的人。遗憾的是陈立龙同学毕业后去了新疆某基地工作，因积劳成疾，于前几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2007年，我们信电学院（前身无线电系）成立50周年之际，5月18日、19日两天，我们无线电专业62级同学聚会，全年级三个班80人来了62人，我们是三班，26人来了21人，是最齐的。见到了不少毕业后从未见过的同学，特别是见到了两个从香港回来的华侨同学，纪友勤和吴仙喜，我后来去香港出差也见了他们。两天的时光，我们三班，主要在杭州绿树丛中、溪水侧畔的茶舍中度过，品茶、聊天、就餐，十分惬意。因同班同学聚会较多、相隔较短，因而相见都不感到变化甚大，都显得很健康！


校50周年回访母系

19日晚是系里大聚餐，见到了许多同专业不同年级的校友，我专门去61级聚会处，看了当年演江姐的徐赛秋，当年英姿飒爽的姑娘如今已头生白发了，令人唏嘘不已。也见到了很多其他同学，聚会虽短，但感到同学们现在生活都很好，看得出来都很幸福。真是弹指一挥间，几十年如烟云，一逝而过。

19日应学校邀请在紫金港新校区为在校的同学们做了一场“中国的航天及其发展”的报告，参加者十分踊跃，现场气氛热烈，效果不错。20日上午我们都参加了院庆大会，大会热烈而活跃，在会上见到了我们系的前辈们：创始人何志均教授及后来任过系主任也教过我们课的张毓昆、姚庆栋等老师。遗憾的是明年院庆60周年再聚时，他们已经先后仙去，令人怀念！


叶培建院士参观学院实验室

小学四年、中学一年、大学六年，在杭州生活学习了这么多年，经历了不少事，从一个小孩成长为大学毕业生，总的来说是愉快的，无论是景、是物、是人、是事，杭州留给我的印象总是美丽的，割舍不下的。有些城市有一块像样的地方就圈起来，称之为公园，且门票不菲，而杭州这样的景色比比皆是，也不售门票，山清水秀，是人们生活的好地方，不愧为“天堂”，确实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近些年，因工作常去杭州，发现今天的杭州，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比当年更加漂亮：曾经就读的西湖小学所在的长桥一带已建成新的连片湖滨公园；读过初中的杭四中附近也建成了古色古香的仿宋城；浙大更是大步前进，玉泉校区日新月异，紫金港新校区足以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校园相媲美；环湖的景色，尤其是湖西岸更是如人间天堂；……。

我怀念杭州，那是我成长的地方、人生的出发之地，只要有机会，我会常去杭州，常回浙大，常回信电学院。


2016年12月6日于北京

http://zuaa.zju.edu.cn/aa_home/newsDetail?id=155&nid=6482

亦可见http://www.isee.zju.edu.cn/iseex ... 200a829108/page.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