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动乱”时期的辽宁大学（1966．5--19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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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十年动乱”时期的辽宁大学
（1966．5--1976．10）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动乱。它给辽宁大学造成的损失、给广大师生员工带来的灾难也是极其严重的。长期不上课，六年不招生，使人才培养工作中断：有350多人被批斗，有12人被迫害致死；物资损失严重，精神创伤所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

第一节 传达《5.16 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下旬，校党委在党内传达了中共中央《5．16通知》，并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成立了以党委书记邵凯同志为首的辽宁大学“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开始搞“文化大革命”。《5．16通知》号召全党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过去认为阶级敌人只是”一小撮”。《5．16通知》提出的却是“一大批”。对我国阶级形势和政治状况的这种估计，使大家感到震惊，感到惶惑不解。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6月2比《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6月3日，辽大出现了把矛头指向学校领导，要赶走一位副校长的大字报。同时，也出现了持不同意见的大字报。

　　6月5日，一些学生在学生一食堂围绕这两张大字报的不同意见展开了第一次群众性大辩论。党委发现后，立即指示各系党总支做学生工作，力图把这场群众运动引向有组织有领导的健康发展轨道。但党委的这种做法，被“造反派”指责为镇压群众运动。这件事被称作“6．5事件”。

　　6月8日，马列主义教研室部分教师，针对有些人把矛头指向校党委的形势，写出长篇大字报，列举成绩，证明辽宁大学党委领导正确。这张所谓“万言大字报”，被造反派指责为给党委歌功颂德，为运动划框子、定调子。

　　6月11日，省、市委派出工作组，进驻辽宁大学，协助党委搞“文化大革命”。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南京大学发生了所谓“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并给南大校长戴上了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这使党委的处境十分艰难。邵凯同志虽然向全校师生员工表示，要“坚决放手发动群众，揭发辽大问题”，并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做了检查，但仍然不能扭转已经恶化了的局势。

　　6月23日，工作组升格为工作队，并公开表态：由工作队领导运动。

　　6月25日，在校园内出现了“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邵凯”的大字报。许多师生特别是党员干部，针锋相对，贴出了“邵凯是好干部”的大字块，并纷纷写大字报，为党委评功摆好，说明辽大党委大方向正确。一些师生敲锣打鼓，拥护党委；一些学生，游行集会，反对党委。但由于有报纸舆论的支持，北大、南大的先例，以及工作队撇开党委直接领导运动的暗示，使揭发批判党委的大字报,越来越多，调子越来越凶，形势急转直下，党委失去控制力，这就是所谓“6．25事件”。

　　6月27日，工作队把全校中层以上干部，集中到图书馆学习。党委瘫痪，干部靠边站，学生停课闹“革命”，学校秩序大乱。工作队出面维持秩序。6月29日，辽宁省委给邵凯、杨俊超戴上了所谓“三反分子”的帽子，撤职罢官。

　　在党委已经瘫痪的情况下。汪迟同志于7月12日又勉强地召开了一次党委会议，着重讨论“党委还应该、还能够做些什么工作？”并根据中层干部都已靠边站的情况，确定了各单位的临时负责人，试图坚持日常工作。但这个良好愿望并未能实现。从此，学校各级党组织停止了一切活动，党员停止了组织生活，共青团、工会和各民主党派也都停止了活动。

　　7月30日，工作队撤出学校。8月6日经选举产生的“辽宁大学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负责领导全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对“筹委会”有拥护和反对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拥护的以红纸签名，后称“红纸派”；反对的以白纸签名，后称”自纸派”。以后，以这两派为基干，几经分化和组合，形成了“辽宁大学8?31”和“辽宁大学红卫兵”两派群众组织，在社会上也分属于“8?31”和”辽革站”互相对立的两大派。8月8日，中央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十六条》更加明确地把主要斗争锋芒指向了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这时，大字报越来越多，调子越来越高，矛头不仅指向校党委，而且指向东北局、省、市委。

　　8月17日，学校一些造反派强行将邵凯同志拉到操场批斗。并从台上推下，造成大腿骨忻。以后，他们还让人拖着、抬着邵凯同志继续游斗。残酷的迫害，不断的折磨，使这位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曾因公致残的老党员、老干部，身心遭到严重摧残，终于在1967年1月23日含冤逝世。

　　8月26日，“筹委会”仿效首都高校的一些做法，成立了所谓”黑帮劳改队”，给60多名干部和教师，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等帽子，集中到一起劳动，写“反省材料”。9月5日，一派群众组织大规模地游斗了干部以后，接管了所谓“黑帮劳改队”，人数又不断扩大，迫害干部、教师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每日三次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斗；低头、弯腰、“坐喷气式”折磨；还剃”鬼头”，进行人格侮辱。有的还集中住宿，不让回家。在此期间，遭到游斗和隔离审查的先后有152人。”筹委会”被指责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后，自消自灭。

　　林彪在接见红卫兵大会上讲话时极力煽动破“四旧”，并赞扬首都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旧’”的所谓“革命行动好得很！”辽大的红卫兵也在八、九月份，搞起了“横扫‘四旧’”的活动。他们抄一些干部和教师的家，把一些书籍字画、金银制品、高级衣物等等，都作为“四旧”进行查抄。全校共查抄了154家。查抄来的物品大部分散失，经济上造成严重损失，政治上造成极坏影响。

　　10月，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辽大造反派也开展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动。他们批干部、批工作队，到一些干部和辅导员家查抄“黑材料”，并以查“黑材料”为名，冲砸了省委档案馆。一些干部和党员由于反对“文化大革命”批斗干部的一些错误做法，就被诬为“保皇派”，加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进行批判，开除党籍。全校被开除党籍的党员有25人，被烧毁入党志愿书的预备党员152人。

　　1966年，学校建成理化楼（四层，9，337平方米）、后书库（三层，1，902平方米）、药品库和游泳池（长50米、宽25米）。暑假二部四个系的学生全部迁到校部。二部教学区移交给辽宁中医学院等三个单位，共交出教学楼三栋、图书馆楼一栋，学生宿舍四栋，还有学生食堂、锅炉房、车库等附属建筑，共50，336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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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到处夺权，武斗升级

　　1967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和导演下，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夺了《文汇报》、《解放日报》和上海市委的大权。这个所谓“一月寺权”的风暴，很快刮到沈阳。辽大“造反派”也“杀向社会”，参加夺权斗争。他们进驻省委、东北局，“揭阶级斗争盖子”，揪斗领导干部，冲击军区机关、公安局和报社，大搞“查封”和“夺权”斗争。一时间，夺权之风甚嚣尘上。

　　1967年1月，哲经系学生张祥久煽动一些人，以要“黑材料”为名，冲占和查封了沈阳市公安局，短期夺了公安局的权。2月1 日，他们又夺了《辽宁日报》的出版权，并出版了新字号《辽宁日报》。7月26日，冲砸了沈阳军区文革接待站，并发表了查封”沈阳军区文革办”的声明。

　　由于夺权斗争的日趋激烈，派性斗争也愈演愈烈。校内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日益加深，由利用广播打嘴仗，发展到互相冲砸广播站：结果“辽大8．31”全部占据了学校，“辽大红卫兵”于6月3日，撤到校外。7月22日，江青别有用心地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火上加油，使武斗迅速升级。由原来的拳脚相加，棍棒相见，发展到步枪、机枪、真枪实弹）从单位内的两派相争，发展到社会上对立组织之间的大型武斗。张祥久因参加并指挥大型武斗，死伤40多名群众而被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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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联合建革，工军宣队领导学校“斗批改”

1967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毛主席发出了“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的号召。沈阳军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再次进驻辽宁大学（3月曾进驻一次，不久即撤出了），做两派的思想工作，促进两派大联合。在军宣队的帮助 和推动下，两派群众组织，经过协商，于1968年2月3日，达成了实现大联合的协议。撤到校外的“辽大红卫兵”于2月7日，从沈阳重型机器厂返回学校。但协议归协议，两派仍是各树各的派旗，各抓各的“大方向”，实际上是联而未合。3月15日，一派群众组织发出了所谓“彻底摧毁旧辽大黑司令部进军令”，并陆续向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右派分子”等发出几十道通令，非法抓人、关人，刑讯逼供。另一派也以打倒“右倾翻案风”黑后台、急先锋为名，残酷地批斗、毒打、关押干部。当时，这种非法抓人、关人，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就是“造反派”要抓的“大方向”。数学系学生齐贵臣由于反对他“三忠于”、“跳忠字舞”，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残酷斗争和非法专政。历史系副主任苑士兴、中文系副教授阎简弼等，也是在这个时侯，被迫害含冤逝世的。

　　1968年4月18日，沈阳警备区奉命以所谓“大特务”、“三反分子”的罪名，逮捕了唐铎、李光灿两位副校长，使他们无辜被长期监护或关押。

　　5月，中央要求全国各地区、各单位要“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学校两派群众组织成立了联合专案组，在军宣队的指导下，开始搞所谓“清队”工作。

　　8月23日，两派群众组织实现了“倒旗联合”，发表了《关于撤销辽宁大学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声明》。所有人员都回到本系、本班、本部门参加活动。存在两年之久的两大派群众组织解散了。

　　8月27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根据中央8月25日发出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决定由沈阳冶炼厂派出的工人宣传队进驻辽宁大学，领导学校的“斗批改”运动。

　　10月8日，经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批准，辽宁大学革命委员会正式建立。校革委会由27名委员组成。主任薛玉珊（军）、副主任有赵英才（工）、迟文浚（教）等11人。革委会下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斗批改组和生活组。在革委会以及各组中。军、工宣队占有领导一切的地位，由他们领导“清队”、“斗批改”和学校一切工作。

　　革委会建立后的所谓主要任务就是“抓阶级斗争”，“搞清队”、“斗批改”，把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第一次全委会纪要，就以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的罪名，点了邵凯、李光灿、张萃中、唐铎等学校主要领导同志的名，并强调：“清理阶级队伍是‘斗批改’的重要环节，是整建党的基础”。鼓吹要“放手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发动更猛烈地进攻”。

　　校革委会建立后不久，就决定走出去搞“斗批改”。把系和机关改成连队建制，全校1，349名师生员工组成八个连队。全校组成一个“辽宁大学政治野营长征队”，并带104名“批斗对象”，于1968年10月28日，由学校出发，沿着当年“辽沈战役”的路线，向锦县石山镇方向行进。走一路、批一路、斗一路，最后折返厉家，住在农村搞“斗批改”。办各种形式的“清从”学习班，开各种形式的批斗会，还开了两次坦白交代、政策兑现大会。当场揪人，当场宣布把所谓“地主分子”遣送还乡，把所谓“反革命分子”扭送公安局。据校革委会1968年12月11日《关于清理阶级队伍情况的报告》称：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1月中旬，共清理出所谓“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249人。还搞出所谓“5．16反革命集团”、“反共救国先遣队”等集团性假案五起。并把21名干部、教师遣送下乡，进行劳动改造。在这个期间，又有五名干部、教师被迫害致死。

　　1968年下半年，有三届本科毕业生分配出校；10月13日，66届毕业生604人，分配到各市、地县工作；67届毕业生370人，根据中央指示，分配到黑龙江省北安、二龙山等地解放军农场进行为期一年的劳动锻炼。12月，68届毕业生493人。分配出校，先到农村劳动锻炼，然后到中学任教或到机关、企业等部门工作。

　　工宣队进驻学校后，辽宁大学附中、附小，改为“沈冶五七一校”，归沈阳冶炼厂直接领导，从此与辽宁大学脱钩。

　　1969年1月，《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强调：“必须注意政策”，“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侯，及时解放他们”。辽宁大学也开始抓落实政策和“解放”干部的工作。但每个被“解放”的干部，都要经过反复检查，接受反复批判，只有承认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才算有了“觉悟”，才能得到“解放”。

　　3月，成立了由薛玉珊、赵英才、迟文浚等9人组成的辽宁大学整建党领导小组。从6月起，陆续恢复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组织生活。6月至8月，各系和机关恢复了8个党支部，支部书记都由军、工宣队成员担任。

　　1969年4月20日，“辽大政治野营长征队”由厉家启程返校。从走出去到走回来，历时整整半年。在驻厉家期间，学校还派出600多名师生，参加了厉家公社的“斗批改”运动。

　　10月17日，林彪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名，擅自发出“紧急指示”。黄永胜等人根据林彪的旨意，下达了所谓“第一个号令”，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辽宁省革委会据此做出《关于大专院校办在农村的决定》，并安排辽宁大学到北镇县高山子劳改农场办学。全校师生员工于1969年12月和1970年1月，分两批搬迁到高山子劳改农场。校内只设一个留守处，一些校舍移交给工厂搞生产，教室变成了车间，操场种上了庄稼，学校迁到农场后，把各系编为五个营，分散住在原劳改农场的五个大队，接受了原农场三万亩地的耕种任务。农场根本没有办学条件，只好在“三万亩地炼红心”的口号下，只种地，不上课，只办农场，不办教育。师生对这种实际上是取消教育的大搬迁，十分不满，气愤他说：“综合大学办在劳改农场，真是活见鬼！”1970年8月，省革委会又决定辽宁大学迁回沈阳。这一下一上，除师生丧失时间，荒疏业务外，家具设备损失达三分之一，仅物资损失上项就达100多万元。对这样一个劳民伤财、实际上是取消学校教育的搬迁，当时的校革委会领导却说：“下去正确，回来也正确”。

　　在高山子期间，根据中央（70）20号文件精神，开展了清查所谓“5.16反革命集团”的活动。

　　在高山子期间，为了办农场的需要，学校于1970年3月，将分散在全省各地青年点的校内职工子女138人，转到高山子，成立了辽宁大学农场青年点。除升学、招工、参军走了一批外，剩下80多人，在1973年辽大农场最后撤销前，又分别送向原来的青年点。

　　1970年8月，69、70两届毕业生658人，在高山子毕业出校、其中有92名留校）充实教师队伍。

　　1971年11月18日，举行了中共辽宁大学第四次党员大会。薛王珊代表校整建党领导小组；作了《高举“两个决议”的旗帜，坚决走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建校的道路，为把辽宁大学办成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而奋斗》的工作报告。工作报告强调三个“摆在首位”：一、在一切工作中要突出政治，把路线斗争摆在首位；二、走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建校的道路，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开展教育革命，把改观换魂摆在首位；三、要建设一个“三忠于”的领导班子，把思想革命化摆在首位。这是一次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继续推行极“左”路线的大会。三个“摆在首位”，就是学校工作的中心----教学，没有位置。

　　这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辽宁大学第四届委员会。委员会有25名委员。常委由薛玉珊等8人组成，薛玉珊为书记。赵英才、李干卿、迟文浚为副书记。

　　1971年3月6日，辽宁大学成立了专门研究日本问题的学术机构，定名为辽宁大学哲学研究所。主要任务是系统地了解和研究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中日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其中以研究现状为主，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日本经济问题上。它的前身是1964年创建的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第二所。复建后，由辽宁大学党委和省委宣传部双重领导。当时有研究人员8人，后来发展成为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1971年3月29日，举行共青团辽宁大学第四次团员大会。经过思想和组织整顿，在299名团员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恢复了团员的组织生活；建立健全了团的基层组织，全校组建了37个团支部，7个团总支。会上选举产生了共青团辽宁大学第四届委员会。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辽宁大学革委会主任薛玉珊、副主任迟文浚参加了会议，在张春桥、迟群控制下，在会议纪要中抛出了，“两个基本估计”。即：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学校广大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对十六年教育战线的全盘否定，是强加在广大教师和学校干部人上的两个精神枷锁。8月16日，校党委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传达宣讲《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要求教师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从领导权、办学道路、师资队伍、培养目标四个方面，摆所谓“十六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行，批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八大精神支柱”（《纪要》把所谓“全民教育”、“天才教育”、“智育第一”、“洋奴哲学”、“知识私有”、“个人奋斗”、“读书做官”、“读书无用”，说成是所谓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八大精神支柱”。要求广大教师承认十七年是“黑线专政”。并说，“承认不承认十七年是‘黑线专政’，不是一般认识问题，而是重大原则问题。只有承认了，才能下决心同‘黑线’决裂，才能砸烂教育战线上的资产阶级专政”。这些理所当然地引起广大教职工的不满和抵制。

　　1971年10月，全校师生员工开始参加批林（即林彪）整风运动，学习文件，提高认识，揭露林彪的丑恶嘴脸，批判其路线实质。

　　从1966年到1971年，学校没有招生，使人才培养工作出现了长达6年之久的空白。广大干部和教师，欲教不能，欲罢不忍。于是，根据当时的可能条件，从1970年到1971年，办起了师资、会计、新闻、干训等学习时间长短不等的各种训练班、学习班40多个，设有五个专业的流动大学一所，共培养训练了5，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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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恢复招生，工农兵学员上大学

　　1972年，辽宁大学恢复招生。到1976年为止，共招五届工农兵学员3，112名；与此同时，还招五期进修班学员，共1，591人。

　　1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任命解放军干部程搏久接替薛玉珊，任辽宁大学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原省委党校校长苗宝泰任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2月，为了迎接招生，学校进行了体制调整，取消了营的建制，恢复了系和教研室的建制。全校恢复了中文、历史、哲学、经济、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9个系，51个系属教研室；同时，恢复组建了直属校党委领导的马列主义教研室。系设革命领导小组，由原正、副营长、教导员组成。为了迎接招生，备系都按专业制订了教学计划，确定了培养目标、学制和课程安排。当时确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学生成为坚持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的革命者；培养学生具有为全中国和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的思想。具有所学专业的一定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成为能够从事所学专业的各种实际工作的普通劳动者。学制三年，总学时1860学时左右，这些教学计划的突出特点是：在课程设置上，文科突出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在办学道路上，强调开门办学。文科以社会为工厂，以任务组织教学；理科实行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体制，以典型产品组织教学。

　　1972年3月1日，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入学。全校中文、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俄语；英语、日语、计算数学、半导体物理、稀有元素、微生物等11个专业，共招收学员550名。同时，还招收中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农业基础等个专业的进修班学员641名。进修班学制一年，任务是培养中学教师。

　　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是高校停止招生6年之后入学的第一批大学生。学校针对他们程度参差不齐（据中文系一个班统计，高中生只占25%；理科的统计只占40%）的状况，给他们延长半年学习期限，用以补中学课程，打下一定基础，然后再用三年时间上大学课程。教师为了保证学员的学习质量，认真编写教材（1972年，全校共编写教材109种。参考资料63种），认真备课，认真讲课，一心想教好。绝大多数学生也都珍惜上大学的机会，认真读书，认真听课，一心想学好。特别是在周总理提出要加强基础理论教育以后，在教与学上，确实出现了一个好势头。但这种转机刚刚开始，就被江青、张春桥等人掀起的所谓“反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运动给扼杀。

　　1972年6月，重新组建了辽宁大学民兵师，设10个营，一个武装基干连，7个专业分队。

　　8月17日，中共辽宁省委任命陈北辰、汪迟为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免去苗宝泰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

　　1972年9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同志，应邀为《辽宁大学学报》刊名题字，1973年5月，《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恢复出版。1974年2月，国务院科教组批准《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从1974年第一期起，在国内外公开发行，从创刊号起到粉碎“四人帮”上，学报共发表文章335篇。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考生张铁生在考卷背面写给省委领导的一封信，并加了编者按语。江青、张春桥抓住这件事大作文章，攻击搞入学考试“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复辟”，是“反攻倒算”。并把张铁生吹棒为“反潮流的英雄”。毛远新也来辽大大讲张铁生的信，“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我要拿起这块石头打人了”，把矛头指向周总理，也指向教育战线上的广大干部和教师。他还以考张铁生的理科试题，搞突然袭击，对辽大100名教师进行考试，引起广大教师的强烈不满。有33人断然拒绝答卷，收上来的卷子，也有些人一字不写，以示抵制和抗议。在讨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中，又掀起了批判“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的浪潮，使得教师无法认真教课，不敢严格要求；学校也把考试制度一律改为“开卷考试”、“开门考试”。

　　1973年9月，根据国务院科教组批孔座谈会的要求，辽宁大学在批林整风中，开展了批孔（即孔子）运动。为了批孔的需要，文科各系调整了教学计划，哲学系提前开了哲学史；中文、历史系增开了《封建论》、《孔子世家》、《论语》、《先秦思想史》等课程和专题，全校普遍把批林批孔列为专题课。在“批林批孔”、“批儒评法”运动中，“四人帮”利用高等学校作他们的舆论工具。在此期间，在“四人帮”的淫威之下，辽宁大学印发了大量儒法斗争史辅导材料；派教师到许多单位讲儒法斗争史，作批林批孔辅导报告，散布了错误观点；还成立了十几个大批判组，在报刊上发表批判文章。文科各系还把批林批孔和所谓“改造旧学科”结合起来，以儒法斗争为纲，改造中国古代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经济史等课程的学科体系，重新编写教材。

　　从1973年12月起，江青一伙又把“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同批林批孔联系起来，掀起了“批林批孔反回潮”的运动。在辽大把加强基础理论教育、提高教学质量、补中学课程等等，都打成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扣上“克己复礼”的帽子，说这就是“悠悠万事，唯此为人--提高教学质量”。教师认真教课，被诬为要把学生领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老路上去；领导干部抓教学质量，被指责为“打顺风旗，敲和平鼓，为回潮鸣锣开道”。驻校工宣队发出《为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而斗争》的文件，批判“智育第一”、“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地方”、“提高教学质量”等等，并给学校主要领导干部“吹氧”。即所谓帮助学校主要领导干部提高“路线斗争觉悟”。结果，教师不敢认真教了，学生不敢认真学了，延长半年学习期限补中学课的措施也被砍掉了。另一方面，开门办学和劳动的时间却增多了。当时的开门办学，突出阶级斗争主课，忽视科学文化课；强调实践，忽视理论；强调群众作用，否定教师的主导作用。实际上是以干代学，开门而不办学。

　　在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中，1974年5月，校党委决定从各系选出49名工农兵学员，参加学校各级领导班子，实行所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工宣队加派了14名队员，参加校、系（大组）两级领导班子，实行所谓“掺砂子”、“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1973年8月，根据省委的指示，辽宁大学经济系成立了苏联经济研究组，对苏联经济进行研究，并编写出刊《苏联经济资料》，内部交流，供领导部门参考。

　　1973年9月，根据中共辽宁省委的决定，由陈北辰同志任辽宁大学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程搏久同志任党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1974年2月10日至3月12日，根据省委的决定，辽宁大学组织全校2，100多名师生，分别到本溪、朝阳两个地区的117个公社（农场），宣传中央（74）1号文件，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

　　1974年在筹备朝农现场会时，国务院科教组薛玉珊来到辽宁大学，要求“综合大学要好好学朝农”。于是，学校主要领导人率领机关各大组长、各系党总支书记等24人，于1974年11月25日至30日，到朝阳农学院学习所谓“朝农经验”。回校后，提出了《关于学朝农、迈大步，深入开展教育革命的几点意见》。《意见》将学校培养目标改成：“培养会做工、会种田、会打仗的普通劳动者”，并提出了“来自工农，回到工农”，“在校是工农兵，毕业还当工农兵”的口号。在办学道路上，实行几上几下，开门办学。文科以社会为工厂，以战斗任务组织教学；理科实行厂校挂钩，以典型产品组织教学。并规定文科要有三分之二、理科和外语要有二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到实践中去，“边战斗、边劳动、边教学、边服务。”学朝农之后，政治运动和劳动更多了，当时人们把这种做法概括成一个公式：“运动+劳动=教育革命”。师生不满地说：“政治运动和劳动的时间没有限制，要多少有多少。文化课教学的时间可冲可占，可有可无，剩多少算多少”。

　　197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马克思、思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33条。全校师生立即进行学习，并从3月1日起组织1，100名师生，到新城子区12个公社70个大队，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宣传活动，同社员一起学习，并帮助农村办学习班。在校内也举办了部分理论教师和学员的学习班，并将学习班上大家的体会，整理编写成六期学习简报；还应一些单位的邀请，由经济系张永谌、刘波等13名。师生到60多个单位汇报自己的学习体会，听众达五万多人次。但师生们坚持正确阐述马列主义关于按劳分配原则和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却触犯了所谓“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权威”的“张春桥思想”、“姚文元精神”，因而遭到“四人帮”在辽宁的势力的打击。他们借工人理论组的名义出简报、发内参、放录音、搞批判，硬说“辽大教师搞修正主义”，“搞拉萨尔主义”，指名批判张永谌、刘波同志。毛远新在几次会上大骂辽大教师，说“世界上石油缺，石油涨价：粮食缺，粮食涨价；现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书虫子’爬出来要高价”。但毛远新等人抡“大棒子”、扣“大帽子”、搞批判，并没有吓倒坚持真理的辽大师生。张永谌、刘波等同志顶着“四人帮’的高压，不仅拒不检查，而且在校内外继续宣传自己的正确观点。校内一些干部和政治理论课教师，以及系党总支和校党委。第一书记陈北辰同志，也旗帜鲜明地支持他们的正确观点。为了澄清理论是非，有的同志还到省委宣传部，和他们当面讨论，以澄清他们所发简报中的错误观点。由于辽大广大教师和干部坚持斗争，毛远新等人拟在《辽宁日报》上搞公开批判的计划未能得逞。

　　1975年2月，海城地震，使辽、浑、太三河大堤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4月，辽宁大学全体师生到台安县，参加修堤劳动，为确保大堤安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根据教育部的通知，于1975年4月，学校重新组建了留学生办公室。9月1日，有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12名留学生来校学习。这是辽大第一次接受第二世界国家的留学生。

　　1975年6月16日，共青团辽宁大学第五次代表大会开会，选举产生了共青团辽宁大学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会由25名委员组成。

　　8月25日，根据省委的指示，免去程搏久、李干卿、李平忠、袁舜仁在辽宁大学的职务，回部队工作。

　　1975年，周思来总理病重，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义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教育部长周荣鑫也在邓小平同志支持下，抓了教育工作的整顿。但从11月份开始，在全国推广迟群炮制的所谓清华大学经验，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所谓周荣鑫同志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随后又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辽大也从12月22日起连续召开党委扩大会、中层干部会，开展所谓“批邓”活动；组织各系师生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技工作《汇报提纲》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但广大师生，广大共产党员，对“批邓”始终是不积极的、抵制的。他们不仅不批。有的同志还主张：“对《论总纲》应该好好组织学习！”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思来总理逝世。全国人民无限哀痛。“四人帮”却禁止人们开展悼念活动，连戴白花也被禁止。但广大群众热爱周总理的感情是谁也压制不住的，要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也是谁也阻止不了的。当时辽大图书馆，就在一楼大厅摆设了周总理的灵堂。在大幅横额上写着“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许多盆鲜花簇拥着周总理的遗像，供全校师生瞻仰。校革委会曾派人干涉，但悼念者们坚信悼念人民的总理没有错，坚持不肯撤。

　　1976年5月，按照全国的统一部署，学校开展了“追谣打反”活动。天安门事件以后，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义愤越来越大，到处都在议论“四人帮”的问题，使他们极大恐慌，急急忙忙搞起所谓“追谣打反”来，企图把群众的不满情绪压下去。辽大在“追谣打反”中，曾有1，240人，摆出议论“四人帮”的问题2，000多条。这说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已经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

　　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全校师生员工万分悲痛。在悼念朱德委员长时，群众对“文化大革命”中换掉朱德委员长题写的校牌子，十分愤慨，当时就有人要求重新挂上。粉碎“四人帮”后，在纪念朱德委员长逝世一周年时，校党委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做出决定，重新挂上了朱德委员长题写的校牌子。

　　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全校广大师生员工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师生们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进行到底。

　　10月16日，传来了党中央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喜讯，全校一片欢腾。连日举行声讨王、张、江、姚罪行大会。上街游行，“鸣放鞭炮”，热烈庆祝。大家相信在粉碎“四人帮”这伙祸国殃民的害人虫以后，中国历史必将出现一个崭新的时期，辽宁大学也必将开创历史的新局面。

http://www.lnu.edu.cn/info/12814/4104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