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雷 姚妈妈请我们吃烤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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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妈妈请我们吃烤鸭


1967年的夏天，我与刘惠成、沈松泉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离开了地狱不如的南京，打内心里抒了一口闷气。不在于南京的太阳像火炉般地烧烤，而在于我们在学院里受到“全面专政”。“老保”战友们给我们的使命是到总参某部请愿，要求给予我们这些“老保”组织平等参加运动的权利，要求上级机关过问我院的运动、甚至恢复院党委对学院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在拳头、巴掌、刀枪之下，当时的真实感觉就是，离开了上级党委就像儿子离开了娘一样。


文革已搞了一年了，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已从极“左”跳到极“右”，从不甘心当“老保”，到心甘情愿当“老保”。如：保总参某部，保军区，保院党委，抛出“白毛女”署名的大字报，与造反派划清界线，企图把张英院长“偷”出去，彻底保起来（知道此事的人不多，陈琨是始作俑者），见啥保啥，来了个反方向的歇斯底里。


在石油部宿舍，北京标准的大板楼里的一个单元，我们找到了我们组织的“驻京联络处”，小渝的家。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小渝的妈妈姚园阿姨。当然给姚妈妈行的军礼是绝对标准的，因为夏琦政委已给我们作了表率。


姚妈妈给我的感觉是有知识、有文化，举止大方娴静，感情不外露，话不多，有内涵。肯定出身大家闺秀。就象小渝是“冷面小生”一样，姚妈妈给我最初的感觉也是高贵中带点冷冷的气息。小渝的弟弟小坛那时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什么都喜欢玩。那时的助动车是个新鲜玩意儿，就是自行车上挂个马达，小坛跳上助动车一下子就跑得没了个影。以后我亲眼见过小坛溜冰，居然玩了个“醉冰”，前三后四地在冰上趔趄，吓我一大跳。真想不到小猴子一样的孩子，现在成了高级知识分子。时间可是一个奇妙的魔术师！


晚上姚妈妈把我们安排在一间干净的房间里。那时我们都光脚穿部队发的塑料凉鞋，加上脚汗其臭无比，凉水冲了后气味不散。姚妈妈来查房时，我悄悄把脚卷到屁股下，尽量掩饰。姚妈妈肯定闻到了那股味，但她不动声色只说了一句：“路上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在某部“文办”，我们见到了闻名遐迩的宋武官和稳重的有大哥风范的苗干事。我们本想运用小渝的父亲是刘少文部长老部下的关系，找部长痛述衷肠的，但我们不知道刘部长已被康生锁定，前途不妙。能见到宋武官也好，早听延震与建英说过，宋武官曾在东德痛骂过乌布里希，是一个坚定的反修战士。宋武官仪表堂堂，下巴上有一条沟，说话简洁，恰到好处，但总带点北方口音。在听我们汇报到全院“真正的革命派”盼望恢复党委领导，就像盼望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时，我原以为老宋也会动起情来，但老宋掏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三五”烟，拿出一个金光闪闪的打火机，“铮”地一声点上了火，然后喷出一股浓浓的烟，在烟雾缭绕中，老宋勉励我们回院就地闹革命。对我们恢复党委领导的请愿根本不作正面答复。此时我们都堕入了五里云雾之中。


就在当天，某部外面的围墙上贴上了“打倒大叛徒刘少文”的标语，刘少文的名字被倒过来写，还打上红叉叉，围城已久的外院造反派一举攻克某部。这次保与反的对撞，以我们的惨败而告终。此时，我们真有累累如丧家之犬的感觉。娘没找到，外婆家也给端了！


我们一伙在北京前门大街上流浪，走到“全聚德烤鸭店”门口，一种要“修正主义”享受一番的强烈愿望驱使我们趴在玻璃橱窗外面，望着红油油，肥嘟嘟的烤鸭哈大气。我们穷啊，几个人口袋里的钱加起来不到三元人民币，四分之一的烤鸭也买不到啊。


刘惠成，河北“老坦儿”，素有燕赵慷慨悲歌之风，虽然脚臭，但感情丰富，日后俺爹俺姑去世，他都潸然泪下，而且哭出声来。沈松泉，浙江才子，天生的理想主义者，词汇极多。他们提议“精神吃鸭”。于是，我们一路胡说八道，这个说“入口即化”，那个说“齿颊生香”，到了小渝家里，我们还在嘀嘀咕咕：“有此一餐，足慰平生！”


姚妈妈静静地听着，终于听出来我们在发什么疯。她不声不响地走进里屋，拿出一张十元大钞，递给小渝。“冷面小生”继续冷着面卖乖：“如果您一定要给我们的话…”姚妈妈爱怜地轻轻在小渝的后脑勺上拍了一下。一会儿，小渝双手插袋，若无其事地踱出家门。我们心领神会地紧随其后。饭店的告示上明明白白写着营业时间至下午五点，而现在是北京时间四点十分！我们对视了一下，也只有二十岁不到的大孩子才会有的调皮眼神，一句话没有，不约而同地向着“全聚德”方向狂奔起来。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等着我们去解放、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保某部、保许、保院长…全忘记了，我们只要保住吃烤鸭的时间！


幸而，还剩下最后的半只烤鸭，饭店收了小渝八元五毛。


原以为烤鸭上来，我们一人撕一块啃就是了，却不知烤鸭还有“三吃”的说法。第一道是烤得焦黄的鸭皮、甜面酱、照得出影儿的薄薄的面饼，还有一碟细细的葱花儿。我们照着小渝的动作卷起一块小心地放到嘴里，轻轻一咬，绵软中带脆嫩，奇鲜奇美的汁水从舌尖到舌根到喉咙，快感通过食管在整个肚腹化开来，原来“入口即化”真有其事。吃完一块，体味一下，香气从喉咙、口齿间回上来，“齿颊生香”原也是真的。“冷面小生”在笑，“燕赵侠士”、“江东剑客”已在品尝第二块、第三块了，我赶紧伸出筷子。


第二道是鸭肉炒洋葱，第三道是鸭骨汤，人家还不忘给我们每人上了半斤饭。


我们吃完了最后一粒米，啃光了附在鸭骨上的最后一丝肉，舔完了碗里最后一滴汤，这样才对得起八块五毛钱巨款，才对得起姚妈妈对我们的关爱。


天安门广场已华灯初上，我们心满意足在广场上散步，回想烤鸭的滋味。刘惠成“坏蛋”，学着宋武官的派头，掏出一包皱巴巴的“光荣”烟和一包火柴，“嚓”地点燃了，吐出一个味道怪怪的烟圈，笑嘻嘻地说：“怎么样，来一支‘家万里’？”在学院里，河北兵最先学坏，每当他们挨了干部学员的暴打，就躲在我们的避难所里抽烟想家，据说可以取得在晕乎乎中回到家乡的效果。现在，他们大部分人都戒烟了，成了好人，而我们成了“坏蛋”。盛情难却，我们既然第一次吃了烤鸭，也不妨第一次抽一颗烟。我忒傻，吸了一大口，呛得五脏六肺都翻转过来，更可怕的是还要呕吐。头回吃烤鸭可不能吐掉。刘惠成经验十足，他说这叫“醉烟”，冰冰肚子就好。于是我就地卧倒，解开纽扣，将肚皮放在神圣的天安门广场的石板地上，果然好了点。那时我们觉得刘惠成点子特多，叫他“点子”吧不妥，结果“麻子”让我们叫了一辈子。


在三十多年的风雨中，我有幸见到过许多朋友的妈妈，都受到过她们不同风格的关爱。我感到每个妈妈都是一本大书、一部史诗、一个贡献无穷无尽的爱的源泉，她们最美的杰作就是生育、培养了我的一群可以生死与共的优秀朋友。从此我们的天地里就充满了欢笑、理性、智慧和价值。


谨以这篇短文献给姚妈妈，以博您一笑。





照片：没钱吃烤鸭，只能“精神会餐”(1967)

2003年6月8日


（江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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