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德赓——从参观土改中我认识了地主阶级（19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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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德赓——从参观土改中我认识了地主阶级（1951.4.28）




我这次到中南区参观土改，从实践中得到很多教育。我出生地主家庭，虽然二十多年来和家庭没有经济关系，北京解放以来，经过不断地政治学习，我也要求站在农民这一边，可是，对于地主阶级本质的认识还是模糊的。就是说，在理性上，我反对地主阶级，在感情上我没有痛恨地主阶级。直到参观土改以后，我才真正认识了地主阶级，真正痛恨了地主阶级。




一、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


地主是一个压迫阶级，剥削阶级，这点我是知道的，究竟压迫到什么程度？剥削到什么程度？我以前是了解得不具体的。到了湖南衡山县，知道白沙乡土改完成后，全乡七四一户中地主占四十九户，半地主富农三户，富农八户，中农一四四户，贫农三二四户，贫民雇农一八二户，小地主出租者三十一户。全乡土地六六二七亩，地主占有百分之五十六，祠堂、公田占百分之二十二，总数为百分之七十八。听到这样高度集中土地的数目字，简直有些怕人。


进入松坳乡，区长程五云同志介绍这乡情况，说经济剥削有七种方式：⑴高租和押租，⑵高利贷，⑶抓丁勒索，⑷请工不给钱，⑸逼租夺佃，⑹管理公堂义谷，⑺仗势处罚农民。这些剥削是在地主的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下进行的，两千多年来，农民被压迫在最底层，为地主阶级做牛马，过着最悲惨的生活，连喘气都不能，何况翻身。在参观过程中，我们访贫问苦，有更深的了解。


地主以剥削农民起家，将田地租给农民，租额很高，那是可以想到的，居然高到十七担谷收入的土地，地主要收十四担租，农民只有三担生活，真是岂有此理，无怪农民说地主是吃血虫。租田要押金，湖南很普遍，也很复杂，总而言之，是一种额外剥削。衡山农民除交田租外，普遍租十亩地要先交现洋一百至一百五十元作押金，高的到二百五十元。像松坳乡刘长泽佃种地主谭庆元六担租，交不起押金，就得交九担租，他母亲每年交租时在家里哭，有一回少了四两谷子，地主还去要，说四两谷子要喂鸡吃。这样，逼得农民为要租得土地，必需先借一笔债付押金，地主累积押金，又买土地，地主越富，农民越穷。这种押金，应该退还农民，是天公地道的！因此，湖南土改期间退押金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也是斗争尖锐的问题。


高利贷是地主最方便的剥削方式，如松坳乡萧心云上半年借了地主谭承文银洋一〇七元，谭承文以谷子折成银洋，秋后谷贱，又以银洋折成谷子，一年以后，搞成五百元。四六年饥荒的时候，上半年谷子贵到银洋二十几元一担，秋收后只值三元。顾彦生借了地主聂岳魁两担谷，两个月后要还八担。也有人说：“地主放债这样利害，农民不会不借么？”不知地主控制了农村经济和生活资料，农民不借，就得饿死，我们只能对农民“剜肉补疮”、“饮鸩止渴”的悲惨生活，予以同情和支援。


地主是这样一个凶恶的阶级，良善的农民，多少年来，在地主阶层压迫之下，经常在饥饿线上挣扎，我们有一天和贫雇农积极分子唐文修谈话，他解开旧棉袄给我们看，里面没有小褂，又告诉我们早上出来开会，家里妻子儿女六口盼望他带来回去吃晚饭，因为开会时间长乐，得马上设法回家去，我们就立刻觉得这问题严重，这样办呢？有人提出马上替他解决困难，老干部却很冷静，让他先回去，说正月没有饭米的情形很普遍，他们已经挨了很多年，个别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要帮助农民翻身，就是为了这个。这又使我们深深体会土改工作的刻不容缓。事实上，农民有活到三十岁没穿过棉裤的，也有已经四十岁了，还和母亲盖着一条被子的，城市知识分子不深入农村，怎能相信天下有这等事！


我们参加几次斗争大会，听到农民诉苦，哭成一团，增加我们队地主的仇恨。尤其谭庆元这个地主，可以说集封建剥削之大成，农民斗争他的时候，全场不断喊出怒吼般的口号：


恶霸地主谭庆元呀！剥削农民多少年呀！


算出来的血汗谷呀！滴滴斑斑要归原呀！


地主是个吃血虫呀！欺压我等贫雇农呀！


不还我们血汗谷呀！坚决斗争不留情呀！


这种用七言四句叫口号的方法，我们觉得很特别，这个“呀“字，大概就是屈原《离骚》那个“兮”字。当地农民的斗争形式中，这样的口号，是很自然的，是有雄厚的力量的。农民们在控诉中怒吼，我们的血管也在紧张，我们完全融化在农民的队伍里了。


农民从前在地主压迫之下，连正眼都不敢看地主，现在，面对地主，在几千个拳头高举，全场一致支持的正义斗争之下，向地主要债，对地主说理，有时愤怒到了极点，打地主一两个嘴巴，这是一场非同小可的斗争。在衡山石山乡，划阶级的时候，地主刘大成说自己参加劳动，只肯承认富农，农民和他激烈辩论，他承认是半地主式富农。农民又和他说理斗争，指出他放水种菜等不算主要劳动，最后刘大成才承认自己只有附带劳动，是地主。这一场划阶级的斗争以后，我们跟随农民到刘家去查封，我看到刘大成所住的房屋和室内用具，比起谭庆元来，差得很远，可是比起没吃没穿的贫雇农，是强得多。农民们在划阶级中，分清敌友，根据政策坚持有主要劳动力才算农民这一点，是正确的。这是农民和地主的分界线，这是最公平合理的标准，这是坚决不能让步的斗争。


在这些场合中，我也时常联系到我的老家，想起我的老兄 ，他有一肚子封建思想，他希望我做官，希望我发财，我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很不满意。虽然我和他思想距离很远，但我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到了一九四九年秋天，他被管制，失去自由，写信、打电报要我设法，我抱定宗旨不能因革命革到我家而动摇，只写信回去，相信人民政府不会冤枉好人。不过，我对他也还有些宽恕的想法，觉得他土地不多，并没有出租，也没钱放高利贷，只是雇工种田，剥削大概不算重，可能不算地主。现在经过了参观反霸斗争，划阶级，征收没收之后，我纠正从前那些错误的想法，清楚地认识专靠雇工，自己不劳动，就是剥削寄生，应该打到，何况我家从前在农村是有些政治统治地位，怎样不压迫农民，怎样不算是地主？最可笑的，我以前填表遇到家庭出身时，总要考虑一下，究竟自己算不算地主成分？有时看见别人填个小资产阶级，我也填个小资产阶级，这种糊里糊涂不了了之的办法，迹近隐瞒成分。今后再遇到这样情形，我可以毫不犹疑地填上地主成分。我反对地主，痛恨地主阶级，我愿意和农民一起斗争地主，和自己出身地主家庭有什么关系！


二、地主阶级的顽抗和消灭


土改的目的，基本上是反封建的，农民的主要敌人是地主阶级，主要的工作，要消灭地主阶级。但是，要从地主手里取出有封建剥削而来的土地，交还农民，要地主阶级放弃剥削，好好劳动，马上向农民低头，不是一件容易事。只要有一条可能的希望，有一些可能存在的幻想，地主阶级是不会甘心的，他们一定要抵抗，要破坏，不论他用什么方式。


湖南地主阶级中，有很多伪军官和帮会中人，是一种带枪的人。又因为有了一九二七年五月廿一日的“马日事变”，无数农民被屠杀，农民有斗争经验，地主也有斗争经验。因此，在湖南这两个阶级的斗争就格外激烈，换句话说，地主的顽抗，也格外厉害。地主阶级熟读政策书，知道要退押，要没收，早作准备，能远走高飞的就捆载所有而走了，中间也有被农民发现，抓了回来，最远的有从上海抓回来的。不走的大都卖家具，砍伐树木，拆卖房屋，分散财产。我们在衡山、在长沙，参观地主住宅，都是破坏一空，有的连灶上的铁锅和汤罐也取走。衡山第五区地主赵高明把炸药搁在抽屉内，炸伤两个农民。十二区地主唐闢衡组织一百多人暴动，经破获步枪十来支，机关枪三挺。松坳乡地主也组织三百多人的暴动，在天桥乡岩荣庵开会，龙义方、聂岳魁做队长，谭庆元、谭辑珪以酒坛抬现洋去发饷，每人三元，那是我们下乡以前不久的事。


地主阶级究竟依仗了什么，敢于抵抗、破坏？难道那个躲在台湾的棺材里的殭尸蒋介石还能有所作为？是的，我们看那个殭尸是复活不了的。但是，地主们对这个僵尸是寄以幻想的。尤其抱着僵尸跳舞的美帝国主义，是支持和利用蒋匪来侵略中国的，而地主阶级则当作垂死的救星。美帝登陆仁川以后，地主阶级宣传国民党快回来了，美国原子弹快下来了，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打起来了，地主阶级有些摇摇摆摆，得意忘形。南昌、长沙地主有把文契照相后才交出来，宁都县干部登记地主财产，地主登记干部名字。常德县贫雇农开会，地主请神打锣放鞭炮。有的地主看家见了五架人民机，以为是美帝的飞机，叩头欢迎。有的地主对土地告别，说：“地呀！我们暂时分别吧！明年再见。”有的地主威赫农民：“留心马日事变！”到平壤失守以后，地主一时疯狂，到处活动，有些地方竟在调查贸易公司货物，准备接受。真是昏天黑地，邪气冲天。直到十一月我志愿军部队和朝鲜人民军把美帝打得落花流水，地主才泄了气，老实一些，却改变办法，暗中阻挠土改，破坏、分散。地主阶级和美帝是这样血肉相连，造谣生事，妄想变天，以美帝胜败消息当寒暑表，坚决和人民为敌，我们只有坚决镇压反革命，才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才能保证农民翻身斗争的迅速完成。


从这里我又认识到，地主阶级的顽抗是到处一样的。去年十月，我的老兄从浙江原籍来北京看我，我问他土改怎样了？他说：“听他去好了，反正分了也不算。”我问他为什么这样想，他说：“我从诸暨到杭州，经过上海，大家都这样说。”这真使我惊讶，觉得自己有责任纠正他的错误想法，曾给他详细分析形势，说明土改的意义，指出他所遇见的，都是地主阶级，有反动思想，对人民不怀好意，不要相信这些谣言。我又请了一位曾在老区参加土改工作的同志来和他谈谈土改的问题，我还陪他看《中国人民的胜利》的电影片，和《王贵和李香香》的歌剧，他比较认识清楚一些，很高兴，要回乡下去，我再三劝告他不要听信谣言，不要随声附和，不要与群众作对。以后亲戚来信说他思想有了转变，我正在高兴，到我出发参观前，他又被管制了，我也不再过问。[1]在参观土改中结合到实际情况，我又开始纠正我自己的错误思想。当我的老兄和我讲一些反革命的言论时，我总以为是他听信谣言，没有想到他本身是地主阶级，这些是他自己的话也好，是谣言也好，反正是和他自己的思想相结合，是和他主观愿望相结合的。阶级利益对于地主思想是有一定限制的，地主对于土改从心里不会不反对的，这一点我以前认识得很不够，在参观土改中才明确的认识了。


我在参观土改中，还没有听说和见到真正开明的地主，相反的只听到许多顽固抵抗的地主。因此对于刘少奇副主席报告中说土改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斗争，更有深刻的体会。


在长沙九田乡，我们参观了没收地主黄其瑞家的斗争，一路上少年团、民兵队，排队放哨，农民整个动员起来，组织起来，除了留给地主食用的一部分外，一起没收，男男女女，抬的抬，挑的挑，编号的编号，登记的登记，集中到一个祠堂里，手续清清楚楚。一方面许多妇女在责问地主，为什么从前那样压迫我们？为什么现在还不退押？地主兄弟俩个和妻妾都哭丧着脸，一语不发。这个时候，如果不能认真了解地主阶级的罪恶，很可能要同情地主。我想起来宋朝范仲淹的话：“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这句话应用到土改上来，就是为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的欢喜，不能顾惜百分之五的地主的苦恼，也就是不能为了百分之五的地主阶级的幸福，忘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的痛苦。今天，地主阶级被打倒了，农民都站起来了，这还不是一件可高兴的事吗？


我是出生在地主家庭的人，在参观土改中时时警惕着，今后更要警惕着，地主的思想意识时时可以阻碍自己的进步，到一定的时候，可以动摇革命的意志，甚至做出违反人民利益的事情。这些事情在土改中是最好的考验，连个别土改干部也有经不起考验的，最基本的原因是家庭利益和国家利益相矛盾，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相矛盾，口头革命和实际行动相矛盾，理智认识和感情认识作用相矛盾。要克服这些困难，解除这些矛盾，最好踏踏实实的去参加土改工作，亲自去访贫问苦，亲自看看百分之九十的农民是如何受压迫剥削，是如何消灭地主阶级，他们是如何庆祝彻底翻身，是如何准备提高生产，土改干部是如何为农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为中国人民长期利益打算，明白了这些道理，就会斩断与地主阶级的一切联系，坚决拥护土改，拥护毛主席、共产党。


还有一些自以为是公正无私的土改批评家，实际上是受一些地主思想影响的人，有意无意之间，攻击土改干部，为地主喊冤枉，对农民泼凉水，也应该亲自去农村看看，参加斗争会、诉苦会，及农民翻身胜利庆祝大会。究竟是地主对不起农民？还是农民对不起地主？究竟土改干部是农民自己坚决要求的群众运动呢？还是干部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事情？这些，只要一与实际相结合，是会得到正确的认识的，是会受到很大的教育的。


我参观土改，深入农村，一方面觉得农民的可爱，一方面更感觉到祖国的伟大。衡山县有一八四个乡，我们只去了两个乡；长沙县有一八二个乡，我们只去了六个乡。照湖南省今春进行土改的三十五个县，有六四三〇个乡；照中南区这期进行土改的地区，共有二万四千个乡，我们所去的地方只有沧海一粟。在长沙锦绣乡、和平乡，我们亲自看到农民分田、分房以后那种兴奋，和感谢毛主席那种心情。在黄花区，我们看见农民自动要求参军的热烈场面。在樊塘、百祥、金坨三乡农民翻身胜利庆祝大会上，看见四面八方来的翻身农民，耍着龙灯，打着腰鼓，全场扭起秧歌，从内心里透露着喜欢，当场把多年剥削的文契一起烧了，群众欢呼雷动，我觉得这不止是三个乡，两万多农民的欢呼声，也代表着全中国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欢呼声，真的地主阶级消灭了，农民彻底翻身了。在土改完成的地区，人民民主的政权巩固起来，反革命分子根本不能存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普遍开展。农村中呈现一片新气象，这种新气象，标识着新中国前途的光辉灿烂。


我从北京出发时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看着两旁山河大地，还不十分觉得怎样。及至参观土改以后，对广大农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就对农民有了深刻的感情，尤其松坳乡的老乡们一路放鞭炮欢送我们那种依依不舍之清，每一念及，令人感奋。回来是在隆隆的火车声中，对祖国无边的原野，时时注目凝视，对两旁劳动的人民，对土地上每一颗树都觉得可爱，更觉得我们祖国的前途是无比的光明，我们生在毛泽东时代是无比的光荣。我们应以全力支持和完成全国土改工作，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尤其是出身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应该坚决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斩断与地主阶级在思想上、感情上的一切联系，参加到热火朝天的土改工作中去，锻炼自己，提高自己，和广大农民一道，把封建剥削制度送进坟墓里去。
五一年四月廿八日




[1] 柴德赓于五月十七日被镇压（就在写完此篇之后不足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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