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洪业 中国科学家的195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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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因为此次会议对新中国科学家来说，这一年是难得的宽松之年，科学事业也得到很大推动。只可惜到了次年，异变陡生，形势急转，因为“反右”，科学家们在享受短暂的春天之后，就遭遇了难以忍受的酷暑。今年是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六十周年，值此跨年之际，我们特分上下两期推送樊洪业先生的系列文章，供大家忆往事、思来者。本系列文章共有六篇，合并起来分两期刊出。
撰稿 | 樊洪业
责编 | 伊默、杨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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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春风拂面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党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国家机关各部门的党员负责人，全国性群众团体和全国重要高校、科研机关、工厂、矿山、设计院、医院、文艺团体、军事机关的党员负责人等，共1279人。在中共历史上，这等主题、这等规模之会议，堪称“史无前例”。
图1 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与会者合影（源自：《炎黄春秋》2007年第3期）
“问题”之缘起与内涵
检索毛泽东的著述，在《五四运动》（1939）、《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9）、《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等文章中，虽然都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文艺工作者）为教育对象，所述“问题”都是关于知识分子的，但还没有形成专有概念的“知识分子问题”。
就笔者所见，作为这一命题的早期文献线索如下：
1955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由周恩来作专题汇报（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03页）。毛泽东认为应该先在党内很好讨论，然后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会议决定1956年1月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的大型会议，并为此成立了由周恩来负责，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参加的“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21页）
11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周恩来发表了会议主题之外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在年底之内召开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并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这样可以上下通气，收集材料，研究问题，便于党领导这项工作”。（《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19－520页）
11月30日，周恩来起草《知识分子问题》提纲，并审定《关于收集知识分子问题材料的题目单》，责成十人领导小组从“马克思主义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基本观点”“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基本观点”“对目前知识分子的政治估计和业务估计”等十二个方面，更系统、全面地整理和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材料。（《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23页）
1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彭真主持起草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全文近8千字，包括五个部分：⑴知识分子问题的提出，⑵对当时知识分子总的情况的分析，⑶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⑷有关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的问题，⑸党的领导问题。前述周恩来《报告》的主要内容被写进《指示》中，在党内征求意见后，于1956年2月24日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25、552页；于光远：《我的故事》，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72－73页）
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内涵，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引言部分是这样表述的：
“什么是当前的知识分子问题呢？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无论在数量方面，业务水平方面，政治觉悟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而我们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我们必须加强领导，克服缺点，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的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来扩大他们的队伍，并且尽可能迅速地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以适应国家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党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根本任务。（《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1页）
简言之，“知识分子问题”就是：⑴从知识分子方面说，有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建设需要的“问题”；⑵从党的方面说，工作中存在影响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作用的各种错误的“问题”；⑶党应该如何解决上述问题的“问题”。
此后，“知识分子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的基本构成。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当前”不同，在“问题”的判定和解决对策上呈现出周期振荡的变化，只是构成“问题”的三个角度不会改变。
中国科学院党组认识到了什么问题？
在党组织与科学家的关系中，党处在主动方面。因此，关键是要解决党组织对科学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中国科学院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当然也是了解和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聚焦点。有一份大约形成于1955年12月中旬的《中国科学院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综合材料》，是按前述党中央有关通知的精神编写的，这里将其中所列问题的部分摘录如下：
一、关于对科学家的估计和信任问题
过去我们对全院各门学科的科学家的估计，往往从“中国科学家学术水平不高”和“政治思想情况相当复杂”的概念出发，缺乏具体研究具体分析。因而，一般讲，对科学家的业务能力以及他们在业务上和政治上进步情况的估计是有些不足的。
二、关于对科学家的安排和使用问题
由于我们对科学家的学术水平缺乏了解，对其政治情况缺乏正确的分析，因而，在安排上就产生了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不少研究所的所长（多为著名科学家），因缺少政治上、行政上的助手，长期停止了或很少做研究工作，他们曾多次要求领导上为他们配备党员政治副所长，迄未实现，因而整天陷于行政事务中，而行政工作和政治工作，又恰恰是他们所不擅长的，有些人经常慨叹“荒废了业务，又纠缠于事务中，苦不堪言。”
三、关于科学家的工作条件问题
目前科学家在工作中存在的较普遍而严重的问题是：一时间问题。由于高级科学家中社会活动较多，机关中行政会议也多，过多地侵占了研究工作时间。二助手问题。根据科学家普遍反映，历年派来科学院的大学生，以1952年较好，以后一年不如一年。三图书仪器问题。
四、关于科学家的待遇问题
目前一般对生活待遇基本上是满意的，但生活并不宽裕。1954年以前，科学家中生活有困难的人达百分之三十以上，主要是人口太多、家庭有人长期患病或临时发生困难三种情况。对科学家的薪资应予适当调整。
五、关于对科学家的帮助和改造问题
我们感到在对高级知识分子进行帮助和改造工作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我们对科学家经常的直接的接触不够，对他们的思想状况缺乏全面的研究和了解，除去一般的政治学习外，很少日常的思想工作，在组织学习中也尚无积极的办法和成熟的经验。一般讲来，科学院内部对科学家的帮助和改造工作仍很薄弱。
上述五大问题中，按顺序说，第一条很关键。如果正确解决了这一条，第二至第四条中所说的安排、使用、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之类，就会迎刃而解。不过，第五条又更为根本，把科学家们单纯放在被“帮助和改造”的地位上，与工人、农民和领导干部相比，他们在政治上低人一等，不那么“主人翁”。这本身就不是一个正确的“估计”，也是不信任的表现。正因为如此，即使某些历史时期中在“估计”上出现了某种“宽松”，随之在安排使用、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方面会出台一些开明的具体政策或措施，但也是不会持久的。这种前提设定上的错误，使得第五条所列举的问题长期存在于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史上。
1953－1955年间，以张稼夫为书记的中国科学院党组在知识分子工作上，与国内其他单位相比，应该说是最开明的，在对待科学家问题上算是“最好”的党组织，即便如此，对自己领导下的科学家的业务水平仍没有正确估计，还需要苏联科学家来具体指点纠正，这种“失职”很带有讽刺意味。
说着知识分子，望着科学技术
1956年1月14－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议开始之日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下简称《报告》）。这个报告，初由周恩来列出提纲，由胡乔木执笔，中间经过周、胡以及十人小组的反复讨论、修改，最后由周恩来修改定稿。（《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23、528、537、539页）全文共分五个部分，加上引言文字，实为六部分：引言中讲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第一部分讲党中央对当时知识分子整体情况的分析；第二部分讲党在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为解决问题而应该采取的措施；第三部分讲现阶段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第四部分讲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第五部分则是为落实前述政策和措施而对党内各部门提出的责任分工要求。
图2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修改稿本（源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BIG5/143527/147173/8851350.html）
周恩来明确指出他的报告是“着重地讨论有关高级知识分子的问题”，但“大部分原则同样地适用于一般知识分子”（《周恩来年谱》（1949－1976），523页）。由此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人当时真正关注的是“高级知识分子问题”。
在筹备会议的过程中，周恩来曾布置“十人小组”研究马克思主义“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基本观点。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于1955年12月1日发出的《关于收集高级知识分子统计数字办法的规定》中，指出“此次调查统计仅仅限于高级知识分子”。
中共中央在会议之前下发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中，明确指出：“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的艰巨任务，每一项工作愈来愈多地依靠科学、文化和技术，也就是愈来愈多地依靠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25页）
在这里，“也就是”三字，为现代科学、文化、技术与高级知识分子之间划出了一个明显的等号，彰显了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
《报告》的各个部分，都是直接谈知识分子问题的某个方面，唯有第四部分专谈发展科学技术问题，而且与其他部分相比，它是文字最多的。仔细推敲下来，在《报告》中这个表面上看似离题的部分，实质上最是“切题”的部分。《报告》认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战胜帝国主义国家。”（《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2页）
这恰恰反映了中共中央召开这次会议的初衷，是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
“科学技术”与“高级知识分子”相迭合，必然聚焦于“科学家”。几个月后，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就更加从自己的历史经验出发，点明了对科学技术和科学家的需求：“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比较学会了，我们有二十二年根据地的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毛泽东文集》，第七卷，101页）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说缺乏经验的方面不是指一般的知识分子，而是指科学家。
1月20日，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压轴讲话，他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为此，他要求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毛泽东传（1949－1976）》，第469页；《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页）这正是整个会议的点睛之笔。
图3 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源自：http://www.mzdbl.cn/xiangji/5/index.html）
迎来神州大地的科学之春
1956年1月21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安排了一次特殊的科学报告会。此事见载于竺可桢的当日日记：
“
下午二点半至院，由院约各学部负责人，由郭院长领导乘车赴怀仁堂，毛主席亲自出席，有刘少奇委员长、周总理、陈云、陈毅副总理、李富春、邓小平副总理等。听众系中共党员中各部各省负责人员，共一千三四百人，座为之满。四个学部作报告均已事先印好。陈毅副总理主席，吴〔有训〕副院长报告物理数学部22页（约一万二千字），为时一小时零五分。次我报告生物地学，为时一小时。休息十五分钟后，严慕光〔济慈〕报告了技术科学约四十分。潘老梓年报告社会科学也约四十分钟。到七点散。 [竺可桢日记，1956年1月21日]
内中人物，吴有训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物理学数学化学部主任，竺可桢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生物学地学部主任，严济慈是技术科学部主任，潘梓年是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其实，这次报告会是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组织者们在接近尾声时才定下来的一个临时安排，等于是把会议延长了一天。
据竺可桢日记，他于1月17日接受报告的任务后，分别由负责生物学和地学的两位学术秘书过兴先、施雅风突击一天写出初稿，再由他自己花一天半修改，来不及与人讨论和更细斟酌，就仓促上阵了。他自己认为“内容是很不成熟的”。
报告稿本是草草而成的急就章，报告人中的竺可桢、吴有训和严济慈三位讲话的地方口音极重，所讲内容是介绍各门学科的发展，而台下听众大多是“科盲”。可以想见，从科普的角度说，报告的效果不可能好。但是，应该说，这里的形式远远重于内容。会议安排者的意图，恐怕不是期望用半天倾盆大雨式的报告向与会者灌进多少科学知识，这只是要表示一种姿态，造成一种声势：为实现强国目标，就必须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就必须尊重科学家。最高层的领袖人物都在台下屈尊就教，尔等焉能无动于衷？
不知在场的党内干部有多少人受了多大的触动，倒是作为报告人的竺可桢首先被感动了，他在日记中写下“今天大会极为庄严，料不到人民政府看科学如此重要。”
1月21日，是中国农历冬季的“大寒”，但却迎来了神州大地的科学之春。
周恩来在《报告》中宣布国务院将着手制定1956－1967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后简称“十二年科学规划”）。1月31日，召开了以此为主题的动员大会，会上宣布成立以范长江为组长的“十人科学规划小组”。3月起，规划工作全面启动，以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和技术科学部为基础，集思广益，充分调动了中国科学精英群体的积极性。4月，有16位苏联科学院专家应邀来中国对规划提出意见和建议。8月下旬完成了编制任务。（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6－67页）
制定十二年规划，是为了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左右接近和赶上世界科学技术水平的目标。任务与学科结合，对科学家“所从事的工作作出全面规划，使他们能在工作中充分地发挥力量”（《周恩来年谱》（1949－1976），525页）。科学家的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目标耦合在一起，要合圆一个强国之梦。合，可从1956年说起；圆，“同志仍须努力”！
2 最是“三钱”弄潮时
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决定着科学家的基本生存状态。
在1956年向科学进军的大潮中，最热门的人物是“三钱”。按出生年排序，他们分别是生于1911年的钱学森，生于1912年的钱伟长和生于1913年的钱三强。1956年，他们在44岁左右，不打折扣的年富力强。周恩来曾公开赞誉过“三钱”。（周文彬、孔祥瑛：“钱伟长传略”，《钱伟长文选》，浙江科技出版社，1992年，第14页）因为他们科学成就突出，政治进步，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科学事业中的依靠力量。因此，当年“三钱”也就成为一代青年学子的崇拜偶像。
钱伟长与“自动化”
钱伟长，1943－1946年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喷气推进中心，受业于冯·卡门教授。1946年5月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1949年以后历任清华副教务长、副校长。在社会活动中也表现十分活跃，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同年中国科学院组建力学研究所，钱伟长出任副所长。他视野宽，水平高，谈锋健，心肠热，求计问策者伙矣！1956年，国务院组织科学家制订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在科学规划委员会之下设有一个“综合组”，相当于“参谋部”，钱伟长即是综合组中的一名主要成员。
图4 1956年5月，钱伟长（前左二）与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自动化小组同仁合影（源自：路甬祥、陈宜瑜主编，《中国当代杰出科学家选（图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在科学规划最后确定的57项重要任务中，最为重要的有6项，它们是：第36项“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第38项“无线电电子学的研究和新的应用”，第39项“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第40项“半导体技术的建立”，第41项“计算技术的建立”。当时，前两项主归军事部门，属严格保密范围，余下者称为“四大紧急措施”，由中国科学院操刀。按编制规划的要求，必须写出任务说明书，这四项说明书的分工，是由华罗庚主笔“计算技术”，罗沛霖主笔“电子学”，黄昆主笔“半导体”，钱伟长则主笔“自动化”一项。随后，钱伟长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研究所筹委会主任委员，另外又负责筹建全国的自动化学会。
图5 1956年冬，钱伟长（中）在波兰驻华使馆接受波兰科学院院士证书后与郭沫若（左）、波兰大使在一起（图片源自：http://news.qq.com/a/20100730/001204_5.htm）
在1956年度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评选中，钱伟长以“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的研究获得了二等奖。
誉也科学，毁也科学。好景不长，泰极否来，钱伟长于1957年因与曾昭抡等发表《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而被打成“右派”，跌进了政治深渊。他在1991年回顾平生时说：“1946年返国，45年来主要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可惜，在这45年中，奋发工作、努力报国的时间不长，从1957年到1977年约20年间，正值壮年而又较成熟的一段漫长的大好岁月，没有能善自掌握而白白消耗掉了。”（《钱伟长文选·自序》，浙江科技出版社，1992年）
其实，这科学家的命运，岂是能“善自掌握”的？此公在科学院兼职，但“单位”在清华大学，反右后期蒋南翔认定要打他右派，张劲夫保他不成。（刘振坤：“在科学辉煌的背后”，《张劲夫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322页）在“单位制度”的中国，中央集权之下是划土封疆，壁垒高筑，钱伟长在劫难逃。
钱三强与原子弹
十二年规划所立项目中最最重要的两项，一是以“原子能”为名的研制“原子弹”，一是以“喷气技术”为名的研制“导弹”。科学家中，钱三强是研制原子弹的领军人物，钱学森是研制导弹的领军人物。周恩来曾经说过：看来中国的导弹和原子弹，都离不开“钱”啊。（王文华编著：《钱学森实录》，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52页）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两弹”元勋是“两钱”！
钱三强，在法国留学时期，师从约里奥-居里，以与何泽慧合作发现铀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闻名。1948年回国。因靠近党组织，在建国初期深得中共高层领导信任。1949年他在陆定一领导下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出任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1953年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可能是中共党史上从当时著名科学家中吸纳的第一名党员。1955年当选学部委员，任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
图6 1953年钱三强（中立抱花者）、张稼夫（右3）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抵达莫斯科车站与来迎接的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院士（右一）等人合影（源自：中国科学院秘书处编，《学习苏联先进科学——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报告汇刊》，中国科学院，1954）
毛泽东要了解原子弹，1955年初请了钱三强去中南海作报告。因此，与其他科学家相比，钱三强是提前一年进入了大忙阶段。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他四处奔走做有关原子能的通俗演讲。更重要的，是要抓紧科学研究的部署，凝聚队伍，调兵遣将，还要采取特别措施加速培养原子能科学技术的专业人才。他与刘杰等合作起草了《关于我国制定原子能事业计划的一些意见》，随后于1955年10月率领将近40人的队伍开赴苏联，以“热工实习团”的名义学习、考察反应堆和加速器的有关技术，到1956年7月回国，其间只有短暂时间回国。他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但基本上没有在国内参加科学规划的活动。规划中有关原子能项目的任务说明书，是由以王淦昌为组长的规划小组起草的，王把它带到苏联，由钱三强主持讨论修订。
图7 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约见钱三强、李四光，询问原子反应堆、原子弹原理和铀资源等情况，会面后致信毛泽东汇报情况，图为该信图片（源自：http://scitech.people.com.cn/BIG5/n/2014/1016/c1007-25847482.html）
这一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八大”，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直接提名钱三强为中国科学院参加“八大”的代表候选人。在当时说来，这真是莫大的光荣。它反映了共产党在政治上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开放姿态，也表明了钱三强的社会地位，在当时绝非其他科学家可以比肩而立。
钱三强在为参加八大会议准备的发言稿中谈到自己的转变：
“我曾经长时期在资本主义国家作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工作，在解放前的半年回到祖国。经过几年来党的教育、社会实践和学习苏联，我的思想认识有了一些提高。我的工作也从以个人兴趣为主、匹马单枪的在科学领域内钻空子，转变为在党的领导下国家迫切需要的科学方面进军中的一员。这个转变使我感到奋斗有了目标，生活更加丰富，工作勇气更大。这次能参加党代表大会，今天还能在大会发言，我感到极大的光荣和兴奋。（“钱三强同志的发言稿”，中国科学院院史资料室编年史料·1956年）
按当时的历史情况，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表达了钱三强的真情实感，绝非后来政治运动中的“表态”作品。在这篇发言稿中，除了这个开头的感言之外，其他篇幅都是讲原子能科技的意义和历史，讲基础科学研究、技术科学研究、工程设计与工业生产的关系，最后落脚在如下结论上：
“为了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达到接近和赶上世界水平的目标……要及早重视和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也就是说需要用一定力量加强理论的队伍。”
这似乎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让著名的科学家为周恩来在年初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批评“近视倾向”做一个科学家权威的注解。
毛泽东曾言“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科学家进中央委员会还是未来的事情，但大会后不久，钱三强就被任命为第三机械工业部（当时主管核工业，后为二机部）的副部长，部长是宋任穷。
钱三强在中国科学院中主持的近代物理研究所（1954年曾一度改名为物理研究所），1958年改称为原子能研究所，由二机部与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以部为主。研究所出嫁不离家，钱三强两栖于部、院之间。
与老科学家相比，钱三强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可算是“少年得志”。他学有根底顾忌少，年轻气盛敢作为，但脱不掉书生气。据张劲夫说，制定十二年规划确定了“四大紧急措施”，钱从苏联回来后，没有弄清楚情况就“气鼓鼓”地质问张劲夫在紧急措施中为什么没有列入“原子能”。张既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又是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他开明，最是能尊重、理解和保护科学家的，但天下的“领导”并非皆能如张劲夫。可想而知，钱三强虽然真心实意地服从党的领导，但他恃才傲物，直言犯上，如何能与具体岗位上具体人的“党的领导”们处理好关系呢？
几年过去，钱三强已人在虚位而无实权。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成功。10月19日，钱三强却坐在了开往河南信阳的火车上，到“四清”运动中去接受锻炼和教育。当年春风得意，这时则显英雄末路。此期间，他隐名为“徐进”，是啊，慢慢走吧，谁让你当年跑得太快！
如何评价钱三强，张劲夫说：“我国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三强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有人总认为三强自己没参加具体的研究工作，我则认为如果没有他做学术组织工作，如果不是他十分内行地及早提出这些方案与课题（尤其包括对氢弹研制的预早部署——樊注），你怎么赶上和超过别人。”（张劲夫：“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张劲夫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305页）
钱学森与导弹
钱学森，1935年赴美国留学，入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国际空气动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在壳体稳定性研究方面，与冯·卡门共同提出了球壳与圆柱壳的新的非线性失稳理论，成为40－60年代飞行器设计的重要依据。他在火箭与喷气推进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为美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正因为如此，与新中国为敌的美国政府，在钱学森1950年要求回国时拘押了他。他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闭门撰述了《工程控制论》，既是学术兴趣，也是为了转移美国人的注意力——表明他已是国防尖端机密科研的弃儿。
1955年，按周恩来的指示，通过中美大使级会谈与美方交涉，钱学森终于获释回国。周恩来后来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长期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但是，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就是这一件事情，会谈也是值得的，会谈是有价值的。
10月28日，钱学森抵达北京。第二天，周恩来邀请他到中南海作客，见面即说“欢迎你归来，我们的国家太需要你了！”接风席间，周又告诉钱学森：准备让他在科学院担任力学研究所所长。你有什么想法现在可以讲，今后可以随时到我这里来，也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我。我还设想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将来我们还要在国防部设置一个专门负责火箭运载工具的开发和研制的研究院。这些都得请你负责搞起来。（《钱学森实录》，第107页）
图8 1956年，钱学森一家在北京中关村特楼宿舍（源自：路甬祥、陈宜瑜主编，《中国当代杰出科学家选（图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历史的年针转眼即指到1956。
1月5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正式成立，钱学森任所长，他的老同学钱伟长出任副所长。2月1日，毛泽东设宴招待政协委员，特意安排钱学森坐在自己身边，席间勉励他多培养青年人才。在回国后的很短时间里，彭德怀、陈毅、叶剑英等重量级人物，都会见过他。应陈赓大将之请，钱学森还给军事干部讲过多场有关火箭技术的知识，一时间在军界掀起了一股“火箭热”。更重要的是，钱学森在事先向周恩来汇报发展火箭、导弹技术设想的基础上，于2月17日写成《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出于保密需要，以“国防航空工业”代称火箭、导弹技术）。
由此可见，与原子弹研制一样，导弹研制也是在编制十二年规划之前即已确定了“大政方针”的。而在编制规划的全过程中，钱学森的作用也不只限于火箭、导弹方面。在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全过程中，他不仅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还是委员会之下综合组的组长。据当年在综合组工作的何祚庥回忆，钱在当代科技前沿的诸多领域都提出过很有前瞻性的见解（何祚庥：“钱学森教授与发展科学技术的十二年规划”，《院史资料与研究》，1992年第3期），对整个规划工作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突出贡献。
这一年的5月2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作出发展导弹的决定，在航空工业委员会下设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这两个机构，后来分别改称“国防部五局”和“国防部五院”，10月8日，钱学森正式出任五局第一副局长，兼任五院院长和总工程师。中国的导弹将在这块基地上腾飞。
1955年8月颁布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原打算于1956年5月公布1956年度获奖名单。但由于上半年主要时间都被科学规划一事占用掉了，只好拖到下半年。各学部在10－11月间进行评审，至11月29日，召开院常务会议，通过30人名单，获头等奖者为华罗庚和吴文俊，获二等奖者有钱伟长、葛庭燧、苏步青、钟补求，三等者24人，获奖项目都是在国内做出的研究成果。但在即将准备发布新闻之前，聂荣臻副总理召集开会讨论评奖问题时，因钱学森未在被奖之列，所以要重新考虑。[竺可桢日记，1956年11月26、29、30日]
12月1日，由各学部主任分头与各位评审委员联系，说明“要加添国外所作的论文”“此次之所以忽又另有改变，是由于组织方面要照顾新回国人员，尤其是钱学森……若钱不给奖，对于国外留学生会有失望”。（竺可桢日记，1956年12月1日）结果又重新召开会议，对获奖名单做了补充和调整。
钱学森以《工程控制论》获得一等奖，应该说是实至名归。吸引“海归”的立意也好理解，只是对这个评奖程序的“控制”似有大毛病。好在它没有影响后来的评奖工作，因为这“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的评定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至1982年再评奖时，奖项已改称为“国家自然科学奖”。
图9 1960年4月，钱学森（左）、张劲夫（右三）在上海南汇探空火箭基地发动机实验现场（图片源自：http://www.qianxslib.sjtu.edu.cn ... .php?articleid=1703）
再看钱学森的思想进路。
本年初，他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会间，他曾发表感言：“我回到新中国，心中充满了快乐，这里没有猎奇的记者，没有联邦调查局特务的跟踪，没有庸俗下流的广告画，我们呼吸的是纯洁、干净、健康的空气！”（《钱学森实录》，第113页) 这是在被美国人软禁了5年后回归故国的快乐，真个是“换了人间”的感觉。
这一年的5月11日是冯·卡门教授的75岁生日，钱学森给自己恩师发去了一封贺函，函云：
“……因为您是我尊敬的老师――我想再说一些话，使人应该认真思考的几句话。我原以为每个纯粹的科学家的目的，只是在于为人类社会做出永久的贡献。这一点，冯·卡门先生，您可能没有感到您对科学技术的贡献所应享有的骄傲。可是，正是您那么多的劳动成果被用来制造毁灭性的武器，而几乎没有用来造福于人民。这不正是应该值得您深思一下的问题吗？自从我回到我的祖国之后，感到这里的世界同美国的世界截然不同。因为这里现在生活着六亿人民，超过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科学技术真正被用来建设幸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冯·卡门先生，您创造的财富使您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我希望，通过科学家的贡献，促进人类生活的幸福、和平和美好。这个声明作为我在您75岁寿辰的致词。（《钱学森实录》，第120页）
一位帮助美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国科学家，竟然在美国沦为阶下囚，天理何在？钱学森是在借老师寿辰说事，浇心中之块垒；更是在世界上两大阵营对垒的情势中表明一种立场，贺函中夹带“声明”，矛头直指美帝国主义。
前此，在2月下旬，《中国新闻》记者向钱学森提问：“您认为对于一个有作为的科学家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呢？”钱答：“首先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人生观、宇宙观，必须掌握一个研究科学的科学方法。这样，他才能在任何时候，都不致迷失道路”。（《钱学森实录》，第115页）到本年年底时，他在一次报告中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交叉学科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沟通与嫁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纽带和桥梁。（《钱学森实录》，第125—126页）
在50年前向科学进军大潮中充为弄潮儿的“三钱”，给中国现代史留下了一段科学佳话，也同样留下了一道政治难题。三钱，在家世、年龄、学历等方面都相类相近，都在留学期间就取得了高水平的学术成就，也都同样是言行凿凿的爱国知识分子。然而，为什么他们后来的政治进路却大不相同？在“三钱”之中，出国最晚、归国最早的钱伟长，在趟过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几年之后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出国最早、归国最迟的钱学森，未曾经历过“思改”运动，又与反右运动擦肩而过，但却在几年之后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把文问史，一场交心换脑、丧魂失魄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功效几何？又理据安在？！
3 竺可桢吐露心声
说到1956年的中国科学界，不能不说到竺可桢。且看他在这一年内的科学活动大事日程：
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期间受命准备，并于1月21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向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和与会代表做科学报告。
上半年，主持生物学地学部制订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7月，主持召开中国科学史第一次学术讨论会。
8月，出席青岛遗传学座谈会。
9月，率团出席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召开的国际科学史大会，宣读论文《二十八宿的起源》。
11月，在全国第一次职工科普工作积极分子大会上作《向科学进军的途径》的报告。
10－12月，主持生物学地学部的评定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工作。
“知识分子问题”中的一个“典型”人物
竺可桢，浙江绍兴人，生于1890年。1910年考取第二批“庚款生”赴美留学，191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归国后长期从事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和组织工作，是中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曾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和浙江大学校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10月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
1955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着手研究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起草了《知识分子问题》提纲，并向党内开出了《关于收集知识分子问题材料的题目单》。遵此，中国科学院党组按时向中央提交了一系列报告，其中就有一份《竺可桢等人典型材料》。（《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参考资料（第二辑）》，中国科学院院史资料室编年资料·1956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竺可桢为各种社会事业的成就欢欣鼓舞，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心悦诚服，并以饱满的热情去完成自己承担的每一项工作。但在政治上，自“思想改造”运动以后，他常常以“落伍者”自责。在日常工作中，常感力不从心，因此极为苦恼。
《竺可桢等人典型材料》之为“典型”者，主要是反映竺可桢“目前在他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负担过多过重”，报告所述甚详，这里简述大致情况：
竺副院长兼任生物学地学部主任，负责领导20多个研究所，但学部未形成领导核心，工作人员太少，大小事务多集中在竺一人身上。他还有人大常委、全国科普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自然科学史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地理志总编辑、黄河规划委员会委员和农业科学协调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不是挂名的，都要负实际责任。在日常工作中，常常是多个必须参加的会议在同一时间撞车。竺在工作中表现积极、认真、负责，以66岁的高龄，每天工作在12个小时以上，长时间下来身体健康也受影响。他自己认为“实在应付不下去了”。与同是副院长的李四光相比，他无暇做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研究工作，一向好脾气的他“现在偶尔也发起脾气来了”。
当年科学院领导班子成员的排序，依次是院长郭沫若，副院长陈伯达、李四光、张稼夫、陶孟和、竺可桢和吴有训。郭沫若位尊而不“亲政”。陈伯达的工作在中央，早时挂名副院长，主要是为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于陶孟和之前压上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黄宗甄访谈录，《中国科技史料》，第21卷第4期，2000年）真正主政的人物是兼任党组书记的老革命张稼夫。其余四位副院长，都是从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中遴选出来的，其中，陶孟和被任命副院长之后，即因不够马列而长期“闲”居位上；李四光则以政治原因排位在前，但因另兼有地质部部长职务（部务实由何长工等主持），在院内并不承担实质性的分工，因此他有很多时间可以用在地质学研究上。如此这般，科学院日常大量的学术行政工作就落在竺可桢和吴有训的肩上，两人之中又以竺氏负担更重。
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报告》中提到：“在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方面，目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能最有效地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许多知识分子深感他们用在非业务性会议和行政事务上的时间太多”，并指出愈是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被占去的时间就愈多。（《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71页）很明显，所指“著名科学家”的典型之一，就是竺可桢。
就当时而论，竺可桢最重的担子，是生物学地学部的工作。1955年6月成立生物学地学部时，竺兼主任一职，副主任有四人，生物学方面是童第周和陈凤桐，地学方面是黄汲清和许杰。在成立之后，这四位副主任各自忙在个人的岗位上，基本上没有参与学部的领导工作。学部的两位学术秘书施雅风和过兴先则东跑西颠地陷于日常杂务琐事，因此“大小事务就大多集中在竺可桢一人身上”。
后事如何？中央会议刚刚开过，1月30日，院党组书记张稼夫请来了国务院二办主任范长江和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加上生物学地学部各位兼职的正副主任人等，当即决定调童第周由青岛入京，出任执掌生物学方面的副主任，从地质学院调尹赞勋来院，增补为学部副主任，专管地学部分。
另外，中国科学院的领导机构在1956年3月间做了重大调整，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科研工作的重大决策和实施，皆有院党组成员分工负责。科学家副院长们在院级领导层上趋于边缘化。对于政治上自认“落伍”并始终未放弃学术追求的竺可桢来说，这也确实是件好事。但从总体上说，竺可桢从来没有得到过他所艳羡的李四光般的科研时间。
综合考察委员会：与顾准搭伴
第一个五年计划掀起了新中国的第一个经济建设高潮，也使得全国性或地方性的资源考察任务日益增多。1955年11月15日，中国科学院在给陈毅副总理的报告中，提出要建立专门机构以加强对考察工作的管理，不久即得国务院批准，1956年1月1日成立了以竺可桢为主任的“综合考察工作委员会”（简称“综考会”），初期在文津街3号的院部大楼内办公。
在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编制工作中，将“综合性调查研究”列为第一大类项目“自然条件及自然资源”，在57项国家重要任务中占据第1－10项。这些，多与竺可桢负责的工作有关。其中的第1项（中国自然区划和经济区划），第3项（西藏高原和康滇横断山区的综合考察及其开发方案的研究），第4项（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地区综合考察及其开发方案的研究），第5项（我国热带地区特种生物资源的综合研究和开发），第6项（我国重要河流水利资源的综合考察和综合利用的研究），更是由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来负责组织，领导者即竺可桢。
综考会，与刚刚成立半年的各个“学部”是平起平坐的局级单位，竺可桢虽以副院长兼主任职，但他是党外科学家，照常规，还要有一位党员高干来操持党政要务。竺可桢一再向新任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诉苦求助，张劲夫决心动员自己在救国会时期的老战友顾准来充任综考会副主任。
顾准于1956年夏结束了在党校的学习，10月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张劲夫要他当副所长，顾推辞不就。又过了一个多月，张劲夫请顾准来综考会救急。顾不情愿，但又不好意思再次拒绝，他提出以继续兼任经济所的研究员为前提条件。张劲夫答应了他。1956年11月14日，顾准正式到综考会办公。
竺可桢和顾准，综合考察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开始了密切合作。顾准的名字，也由此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竺可桢的日记中。最常出现的句子是“与顾主任谈综合考察委员会事”，这多是指平日工作的常规碰头。按竺所记，初期工作除了眼前必须处理的急务外，还有1957年的年度考察计划，更长远的是如何安排全面落实十二年规划中的各项任务。
在1957年里，南下雷琼地区考察热带植物资源，北上执行中苏联合考察黑龙江流域的计划，都是竺可桢偕顾准同行的。可惜为时不足一年，顾副主任即因言获罪，终以“右派分子”而去职。竺可桢过早地失掉了这位得力助手。
佛罗伦萨的“科学史之旅”
1954年12月，国际科学史联合会组织委员会致函郭沫若，请中国科学院派员参加1956年9月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的第8次国际科学史大会。那年头，中国极少参加在欧美召开的这类会议，因此先是未予理睬。1955年8月，李约瑟受国际科学史联合会秘书长R. 达顿的请求致函郭沫若，力邀中国代表到会。按当时的规矩，凡涉外活动，须报请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简称“中指委”）审批，而中指委的指示却是“再行考虑”。接下来，对外政策有所松动，又弄清楚了国际科学史大会的组织者没有向台湾发出过邀请，还了解到苏联将派人赴会，结果改变了初衷，有了走马佛罗伦萨的“科学史之旅”。中国政府也以此向世界展示出一种开放的新姿态。
中国派出的代表团成员共五人，团长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主任竺可桢，团员有数学史家李俨，机械工程史学家刘仙洲等。会议开幕式于9月3日在佛罗伦萨举行，竺可桢在主席台上就座并致辞。他还在学术交流的分组会议上宣读了论文《二十八宿的起源》。
图10 1956年9月，竺可桢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召开的第8次国际科学史大会上致辞
会后，代表团顺路到米兰、那不勒斯、罗马、苏黎世、伯尔尼等地访问。此时的竺可桢，已经欣慰地体认到了中国党政领导对科学事业的重视，以及对待科学家政策的新变化。因此，他在出国期间积极向居留海外的科学家介绍国内的成就和政策，曾致函地理学家郭晓岚和张镜湖（张其昀之子），并在海外与数学家熊庆来和科学史家王铃面谈，动员他们尽早回国，参加到向科学进军的行列中来。（竺可桢日记，1956年9月）
争鸣时节说“自由”
中国共产党以“八大”为标志，在国内外政策上做出了一些重要调整，1956年成为共和国早期历史中最为宽松、祥和的一年。这一年3月7日，竺可桢度过了自己66周岁的生日。66，不管迷信与否，对于竺可桢来说，反正是他的“大顺”之年。笔者粗略地检索了他的全年日记，他似乎只患过一次感冒，身体很好。这一年的春节，他的所有子女都来到北京团聚，留下了一张珍贵的三代同堂的“全家福”照片，这是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也是人丁最旺的一次。由于社会上“斗争”之弦暂时松弛下来，人与人之间的横向交往大大增加，竺可桢得以重新看到多年未能相见的老朋友，海外友人的消息也接续涌来，他感到很愉快。
图11 1956年春节竺家在北京团聚合影。左起：次女竺宁，外孙女竺友朝，长媳孙祥清，竺可桢，长子竺津，夫人陈汲，三子竺安，三女竺松
当然，最使他兴奋的，是党中央在年初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之后请他到怀仁堂做报告时，看到有毛泽东主席等最高领导在台下就座，他大发感慨：“今天大会极为庄严，料不到人民政府看科学如此重要。”（竺可桢日记，1956年1月21日）
1956年，也是他自1949年以来最敢吐露心声的一年。
竺可桢早年留学美国，深得“哈佛”真传，内心深处崇尚“自由主义”。在浙江大学主政之初，他就借哈佛大学成立300周年纪念之机，鼓吹“学校思想之自由”（竺可桢：美国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感言，《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370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在1947年重访母校时，他又曾应留美学生之邀，发表“中国之自由主义”的讲演，内容包括，（1）何谓自由主义；（2）为何中国之大学成为自由主义之温床；（3）中国大学之自由程度。（竺可桢日记，1947年4月6日）在进入共和国时代之后，全社会中占主流的世界观、价值观为之一变。知识分子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已渐成政治禁忌。在竺可桢私人日记中，“自由”一词也很难见到了。
1956年又稍有变化。竺可桢到怀仁堂听了陆定一所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之后，曾与一位党内老干部说：
“我看蔡元培主持北大时，学术自由比现在还自由一些，那时他提倡科学自由，因此既让李大钊自由发表他的意见，也让×××〔原文缺字――樊注〕发表主张。可是我们现在并不让胡适、胡风这类人进行自由争论。（“《讨论陆定一同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国科学院院史资料室编年资料(1956年)）
时在1956年5月，毛泽东亲自发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始于1954年10月，批判和整肃胡风“集团”的运动始于1955年1月，时过未久呀。竺老夫子也“疯狂”！
不过，不知是受到了党内领导干部的提醒，抑或是他本人有所警悟，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走得更远。在7月9日召开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第一次科学讨论会上，竺可桢在致词中最后讲到“百家争鸣”时，只是引述了郭沫若和陆定一的讲话，再也看不到老夫子本人的任何发挥了。（竺可桢：百家争鸣和发掘我国古代科学遗产，《竺可桢全集》第3卷，第300－304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
本系列文章曾于2006年陆续发表在《科技中国》杂志，作者亲自对文章重加整理后授权《科学春秋》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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