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宁 我的“休假年代”

Gowest

我们的休假年代

　　★ 本刊记者/郑褚 文/徐卓

　　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没有休假的概念，那时是工作第一，既没时间也没钱度假；到了社会向市场经济转轨后，突然获得的长假，使人们在欣喜之余，似乎是以完成任务的态度来对待休假。认识休假的真谛，需要一个过程：它不是另一种工作，它是人生中除工作外的另一种价值，它让人更放松，更自由，更体现自我个性

　　一位退休者的“休闲”记忆

　　那个时候人们觉得，人生来就是为了工作，即使做不了更多的工作，也不能让这个人闲下来，好像那样会显得变“修(正主义)”了一样

　　李志宁，年龄62岁，工作年限1968年至2004年。李自称是“好逸恶劳”，而在他工作的那个年代，却是劳动最光荣，似乎是人越受累才越革命。这事今天让李志宁想不通：好逸恶劳是人之共性，假如真的劳动最光荣，为什么人类社会总是把劳动作为惩罚手段呢？

　　李志宁当过兵，下过乡，后来又回到城市。在他长达36年的漫长工作经历中，他总是在奔波劳碌，能得到的休息机会并不多，所以，对那些“休闲”记忆犹新。

　　1968年，李志宁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毕业，根据

周恩来的一个指示，全班同学集体去了天津4701部队的解放军农场，从学生直接变成了学生兵。
　　当兵的生活，每分钟都被安排得紧紧张张：每天早上六点，随着部队的号声响起，要在一分半钟之内起床叠被，然后一边穿衣服一边冲向操场集合。清点人数之后开始跑操，冬天的早晨六点，天还黑着，连长带着学生连队摸黑跑出军营，跑到野外的大路上，分成两列纵队站在路边，命令“放水！”一起松开裤腰带向着路两边小便。所以李志宁说，在部队真是不仅要管你吃饭睡觉，还要管你拉屎撒尿。

　　跑操回来后，就要开始“整理内务”：把早上匆匆叠好的被子重新摊开，然后再把它叠得像用刀切出来的一样平整，学生们也学会了像军人一样用牙咬被子使其边角呈工整的90度直角；床单也必须没有一条褶皱，并且要保持一整天都是如此，也就是说，这一天都不能在床上休息了——事实上一整天他们也没有时间回床上休息。

　　所以学生兵们最盼望的是星期天。但是这一天，有一半的时间要用来洗衣服。那个年代没有洗衣机，洗衣服真是最最繁重的劳动。李志宁说，洗衣服是他一生深恶痛绝的几件事情之一，倒不是怕累，而是难得的休闲时间都在费力揉搓中被耗掉了。整个星期天上午，部队营房水泥砌成的水槽边人都站得满满的，人们排着队接水，排着队用水泥的搓衣板，等到衣服都湿淋淋地挂在铁丝上，星期天已经过去大半了。

　　军营外的惟一去处，是30里地外一个叫葛沽的小镇。刚到部队时，这群从北京来的大学生们对葛沽这种小地方充满了不屑——但几个月之后葛沽对他们充满了吸引力：那里有一条近200米长的街道，有商店让他们的津贴有地方花销，运气足够好的话，甚至可能遇到附近部队农场的女学生兵。

　　李志宁记得1969年年末的一个星期天早晨，大概五六点钟光景，天还没有亮，寝室里有几个习惯了早起的学生已经醒来，这一天他们不用去跑早操，可以很幸福地躺在床上，小声聊天。突然有人提议去葛沽玩，顿时全寝室的人都兴奋起来，一刻也不愿耽误立即就起床出发。他们走了30里的路，直走到中午11点才到达小镇。四处乱逛一通，就去饭馆吃午饭。每次在葛沽，午饭都会有人喝醉，大家扶着醉汉快活地走回军营——这一天的快乐，让李志宁多少年都念念不忘。

　　两年后，李志宁到湖南一个县城当上中学老师。后来，又下放去了农村，到了白毛坪公社幸田大队。

　　当农民的生活，让李志宁体会到了那个年代的农民们在行政命令下付出的无端辛勤劳作。

　　1972年，上面来了指示，要在李志宁所在的山区发展双季稻。本来冬天是农闲的季节，而现在为了引水种双季稻，大队里包括李志宁在内的大部分劳动力都投入到了挖水渠的工作，上百人排成长龙挖得直不起腰来——而这只是种双季稻要付出的巨大代价的一小部分。由于一季改两季，插秧提早稻种总被冻死，勉强种活后，发现肥料又供应不上。一年干下来，生产队里一核算，除去多耗费的稻种，以及双季稻颗粒不如单季稻饱满等等，每亩双季稻仅比单季稻多收成100余斤。

　　李志宁说，尽管种双季稻从一开始就成为当地农民的巨大负担，但在决策者看来，农民的休闲时间被剥夺，并且付出更多艰辛的劳动，似乎并不算是生产成本的增加。因为那个时候人们觉得，人生来就是为了工作，即使做不了更多的工作，也不能让这个人闲下来，好像那样会显得变“修(正主义)”了一样。“无所事事”是个贬义词，那时的领导宁愿让人们来来回回地操正步，或者关在教室里一遍又一遍地念毛主席语录，也不能让大家“无所事事”。★

https://news.sina.com.cn/c/2007-04-27/17191288337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