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宁 “无产阶级革命”转化为“无产阶级被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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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革命”转化为“无产阶级被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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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宁的一封长长的复信

（按：内容涉及中国革命、国际共运、邓毛蒋、达赖喇嘛、三鹿奶粉等，2008.9.27.略有修改。）

该复信约5万余字，信中的小标题为：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命运
共产党是20世纪现象
华人社会，就不能实现政治民主化吗？
中国政府厉害的一面和软弱的一面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到底有什么意义？
世界的未来究竟如何？
【网友2008.6.24. 发来邮件】

李老师，您好！想不到今天打开邮箱，竟然会收到李老师您的来信，意外惊喜！真是高兴得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只能说太感谢您了！！！太谢谢您了！！！

这段时间没有再在网上看到您的文章，是非常失望和遗憾的，有一句话话叫做“失去时更倍加珍惜”，我终于切切实实领会到了这句话的含意。曾有几次在收藏页里试图打开，但是都没能看到您那熟悉的网页，自然心里总是非常失落，因为没能看到您闪光的文章和思想。

您是一个开国功臣的后代，您的父亲也曾经坚持真理，饱尝过冤屈，但是始终不不屈不挠地抗争着，实在堪称后人楷模！！！我由衷敬佩！而您能在这个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特的思考，您的思考有着扎实的理论依据，和无可辩驳的事实材料，视野高而开阔，是很多人所无法比拟的。这是一笔无形的宝贵财富，我始终相信，如果您能出书，一定会很抢手畅销。但您无私的把自己的宝贵的见解和成果无偿地与人分享，我非常感动和敬佩！！！

我有几次想给您写信，但是我考虑到您也许更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息调养，怕打搅，所以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想不到您还一如既往的在进行着自己的追求，甚为敬佩。

我也曾把您的文章转发给一些朋友熟人，他们都很佩服您的文章和思想，说您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毕竟中国还是大有人在的，您就是。

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比较认同支持公平、民主的观点。所以看了您的文章，非常认同。

但是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也许还不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如×××房地产的一位业务经理，他也曾到新加坡考察，他说新加坡也是一党独大的独裁，但不是也发展的很好吗？还有×××，思想也是比较落后保守，他说：“如果搞民主选举会天下大乱，您看泰国那么乱还得了？”持他这种观点的人还是比较多的。他还说 “美国是民主国家呀，但它不经过联合国授权就攻打伊拉克，美国又怎么好？”

李老师，您的文章对我来说总是“珍稀品种”，我希望能继续看到您的文章，得到智慧的启迪。

真不知道美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人家怎么就那么先进和富有，就那么一帆风顺，难道就没有我国的那些运动和国难吗？不知道您能不能有空的时候介绍介绍。

同时在这里也顺祝您身体越来越健康！天天吉祥快乐！家庭幸福！祝您的子女学业丰收！

【李志宁回复 2008.9.25.】

lizongzhang先生您好！

最近，我常常因患点小型感冒，身体一直不太舒服，因此感觉精力相当差；再加上来美国探亲后，忙于家务琐事，例如上街买菜和哄小孙女睡觉；特别是，我的“独生子女”儿子又正因病需要做多次手术，不由使我心力交瘁。所以，简直没有时间和精力写邮件了，回信迟了，竟写了好几个月，多是晚上睡觉前写一点，罗哩罗嗦，前后也不太连贯，有时则行文累赘，和以前我的网页里的内容，也会有重复，还请原谅。另外，我将您发来的邮件中的“名称”都略去了，因为我希望以后也能把这份邮件发给别人看看。不知您是否同意？

接到您的热情来信，我感到很惭愧。我的确算是个善良的人，但是，理论能力还是很不强的。我觉得，像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香港的郎咸平教授，那才算是属于理论能力相当强的人。而我就差得很远了。当年我们“研究生院”的同学说我，本应当是一个搞文学创作的人，不是做学问的。我也觉得这个评价适当。但是，在如今的中国，大概是“御用文人”实在太多了，简直弥漫在中国的空气里，变成了“可吸入颗粒物”。这些先生们即使很有理论能力，也都不用在正路上，甚至写的文章，也总是“歪嘴吹灯”、有股子斜（邪）气。这样一来，反显得我这么个平庸之辈，倒算是个不愿依附于权贵的“清流”了。过去，我在我的网页上批评国家和官家，我认为都是直截了当的，没有遮遮掩掩，这使得国家的“网监部门”生气了，不能容忍我了。但是，的确，目前没有任何人找我谈过关于李志宁网页的事，也没有人来抓我，退休金也没有减少。就这一点来说，对我这么个已经入土大半截子的老年研究人员，也还算是很客气的吧。

近来，我的主要的“工作”，就是抱着我的9个月的小孙女，哄她睡觉，打字时间很少，但是在异国他乡的草坪和树林里走来走去的时候，还是会想到很多问题。我不敢说就是自己才掌握了真理，而应当说，只是一些个人的看法而已。当然，我总是希望自己的看法，能对“思考问题”的人们，有所裨益。起码，人们可以互相交流看法吧。但是，我的《李志宁网页》没有了之后，就很有困难了。我希望我今秋回到北京后，能争取在国内获准再申请一个网页。

我想就您的来信，谈谈我的一些看法。我分开来说吧，但基本上还是东拉西扯，想到哪写到哪，很对不起，这是我的文字的弱点。

（一）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命运。

您的来信，提到我的父辈，让我感动。我从小到老，始终很尊敬我的父母。当他们年轻的时候，在那个恐怖和流血的时代，我想，追求真理，也就只能那样。他们的父辈都是地主阶级，但他们在十几岁的时候，却都选择了为了贫苦农民的土地革命。这也说明了他们对正义的追求，说明了他们的勇敢、真挚和善良。我对共产党三个字没有天生的仇视，而且我认为，目前有一股风，甚至编造一些材料，来抹黑当年共产党血战的历史，这不过是要给当年惨败的蒋介石出口气罢了。但当年的国民党统治，也根本不是民主制度啊。最近看到消息，马英九先生给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牺牲者道歉，令人感慨系之。蒋介石统治时期在台湾竟然屠杀了14万 “敌对分子”，真是血债累累！而当年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大量屠杀政治犯，20多年间的牺牲者，当以百万计，整个国民党统治区，毫无“民主与法制”可言。但无论是目前境外的大量出版物，还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们，极少有人提起这种屠杀，好像这事（白色恐怖）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们只指责毛泽东建国后杀害了8000万中国人（比抗战中日本鬼子杀的中国人还多几倍，这可能吗？这种过了劲的“宣传”，其实只能起“反作用”，并不是真的清算毛泽东）。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历史事实说明，假如当年的中国人民能够“稍稍容忍”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那么拥有强大财政力量和军事力量的蒋介石政府，不可能仅在3年里就被装备和兵员数差得多的“共军”打得惨败。这是历史的事实，已经发生了，因此是无法改变的。现在，很有些人想改变对这段历史的基本解释，给蒋介石翻一把案，这只能说明这些学者们自身的质量。

我以前在《大工业与中国》中就说过，1949年，那不是一个党的胜利（也不只是“共军”的胜利），而是人民的胜利。蒋介石的失败，是当年人民的整体意志所决定的。现在，若是指责当年的人民，指责人民造就了一个毛泽东独裁，那是毫无意义的。指责人民，是没有意义的。我认为，不应当把中国发生的问题，都推到“中国人民”头上，至今也是一样。我其实很反对把中国人民在整体上打成“奴才”素质的民族，例如只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而不加以具体分析。在我看来，几百年来的历史说明：正是政府，把人民逼成了某种样式。贞观时候，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旅野宿，民风纯朴厚道，那也是李世民政府 “治”的结果。而现在的民风，则为富不仁，行贿受贿，盗抢犯罪丛生，假冒伪劣横行，这也是政府的“少数人先富”的大政策“治”出来的。当然，如台湾柏杨先生所说，中国人是有丑陋的地方，中华民族的素质也的确有待提高，但当今中国社会很多不良的东西，正是中国落后的政治制度和大政策所“逼”出的，并非是中华民族的正常状态。至于说到当年，打倒蒋介石，毫无疑问是正义的；尽管后来发生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独裁，发生了疯狂的文革，发生了1989年的残暴和流血，但是，现在若是指责建国前数以亿计的农民和千百万普通的共产党员，指责他们拼死拼活，不惧牺牲，造就了一个毛泽东独裁！我认为，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这是因为，当浴血斗争的时候，中国人民和当年所谓“革命队伍”的千百万普通的热血青年，不可能预知未来，他们怎么可能知道，在建国以后，毛泽东将会利用斯大林式的共产党制度，实现了一个彻底的个人专制独裁，给中华民族带来极大的灾难。

能够召唤人民和热血青年们起来革命的“旗帜”是什么？就是“打倒蒋介石”这个目标。这才可能有号召力。历来，革命都是被残暴愚蠢的统治者逼出来的。如果说，共产党当时向人民说，大家都去革命吧，因为毛泽东他想要独裁了！这还会有号召力吗？还会形成一支千百万热血青年奋不顾身的“革命队伍”吗？那个时候，中共的领袖们和新华日报这样的党报，都信誓旦旦地向中国人民和共产党员们许诺：革命成功后，将还政于民，决不搞“一党专政”。谁能知道，这后来竟然变成了弥天大谎和无耻欺骗！建国之前，毛泽东还与黄炎培在延安讲什么“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大意），说这样就不会人亡政息。中国人民哪里知道，毛泽东上台后，不仅变成了“政府监督人民”，而且还是领袖控制人民，大搞什么“改造人们的思想”，竟完全剥夺了人民的思想自由！一点都不剩！

我个人从来没有接触过中共的高层，因此，对这些人，并没有任何感性的认知。但我想，中共领导层的高层，和千百万浴血奋斗着的普通党员，状况应当还有很大不同。毛泽东的个人品质，现从许多党史和建国后材料看来，其蛮横、阴险、毒辣，的确是我们那代人年青时候很难想象的，是过去从没有想到的。从他竟然把刘少奇从肉体上残酷地折磨并消灭，也可以想见他早年在江西苏区“肃反”时的残暴。但一个人或少数人，利用革命的形势，利用当年“山头式革命”的构造和队伍中的“古代农民革命”的遗风，做了很多坏事，并不能说明整个“打倒蒋介石”革命的性质。我感到，现在不少人写了文章和书，嘲笑“刘少奇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他曾经颂扬过毛泽东，这种把受害者变成加害者的文字游戏，有时让我感到心寒。革命时期与建设时期不同。战争年代里，革命要胜利，可能也需要某种“个人的”旗帜性作用。而毛泽东，也不可能是由于刘少奇一个人的捧场就成为伟大领袖的。当时，在整个延安和全党，那是一股风，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不正之风”。从党史看，刘在1943年之前，似与毛也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刘是1921年的党员，很难说他就是“毛的人”。刘对于蒋介石的斗争策略，与毛的想法比较合拍，这是不错。但是建国后，刘的意见几乎完全被毛压制，因此才发生了：农民失去土地，工人失去工会。这个恶果，至今天未有改变。毛刘之间的私人关系，看来也不甚亲密，他们都住在中南海，但据说毛从未到刘家去过一次。当然，这不足说明什么，最重要的还是政见。我感到，建国之后，对于毛泽东治国无方再加专横，刘还是做了很多努力，想削弱毛个人“专制加愚蠢”的行为。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毛是从不顾忌任何人与事的。1958年初，眼见得周、陈负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很不错，不知他心里打翻了什么醋瓶子，大概觉得经济很好搞，自己也应当露一手，使经济的发展速度更快，以显出自己才是个伟大领袖。因此，他借“反冒进”的问题使劲整了一下周恩来，并马上上升到“政治态度”问题，说周离右派还差50米，说“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只得很难受地做出“深刻检查”。然后，毛自作聪明，东拉西扯地搞了例如什么《工作方法60条》，什么“三本账”，水平之低，现在简直见不得人。就用这么些“伟大思想”，毛泽东发动了一个愚不可及的“大跃进”。但事与愿违，经济形势很快就转变为大灾难。毛不知反省，反而指责别人，说“高指标弄得我没有办法”（大意）。任何事都诿过于人，毛实在不是个老实人。同时，他又听不进任何批评，1959年夏天已经很困难了，但他似乎为了表明整彭德怀有理，又搞了个继续跃进，终于把中国人民推向深渊，竟有数千万人口因饥饿而痛苦地死去。毛的罪孽深重，但当时要搬动他，却是比登天还难。这就是中国社会制度的巨大缺陷了。1962年，按当时历史条件，周朱陈等已经不能发生决定性作用，只有刘能够把毛挤到“二线”，这一挤，终于拯救了千百万人免于继续被毛的荒唐大跃进饿死。但刘自己最终却因此牺牲了。而令我不解的是，当今不少中国人，对刘却很仇视，对毛则厚爱有加，我感到也是很不厚道的。此外，现在还有不少人对林彪很有好感，对刘、周则挖苦讽刺，我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也实在感到不解。本来，当“大跃进”铸成中国历史的大灾难之后，到1962年，毛泽东的“威望” 在共产党内的较高层，已经大打折扣，不少较高级的干部，已经感觉到了，毛的“智慧”不过如此，毛的愚蠢也不比常人少，实在谈不上伟大领袖。而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全党”来说，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摆脱愚蠢的“领袖崇拜”之风的历史机会。但是，林彪却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对毛大加吹捧，与会议的整体气氛大相径庭。该年夏末，毛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刘周陈等开始杀了个回马枪之后，一直到1965年这几年间，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在全军猛烈吹捧“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时全国又出现了“大学解放军”的一股狂风，什么“突出政治”、“四个第一”之风劲吹，现在看来简直是一股妖风，这实质是逼迫全党全国都向毛泽东的 “独裁加愚蠢”投降。于是，在中国，此时推倒“领袖崇拜”和“领袖独裁”的历史机会悄然溜走。正是由于有了林彪的“顶峰”、“最高最活”、“一句顶一万句”的发明，才为疯狂的文革作了最重要的、造神的舆论准备！我感到，如果没有那几年林彪的“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使毛这个人几乎成了一神教的大神，把全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和亿万青年都弄得个迷迷糊糊、并在文革前深陷“领袖崇拜”的深井，毛也未必能够顺利发动文化大革命、从而把中国的那个“老共产党”一举摧毁。

但毛的不可动摇的太阳神地位和牌位，最终被他自己的疯狂文革所击碎。这也是他始料所未及，所以，他并不是真的聪明。看来，文革百害，但有一个成果是正面的，那就是毛再也不可能是一个神圣的“大神”了。中国能有这样一个成果，也属很不易。70年代初林彪事件后，我认为，那时很多群众对伟大领袖就开始有怀疑了。后来，毛虽然发动了什么“批林批孔”，“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但许多人在心里，已经开始“打破迷信”了。到了1976年，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四五”天安门事件。这是一个信号。它已明确表明：人民的多数，对文化大革命已经很难忍受了。因此，毛的形象在人们的心中已经坍塌。此时， “最新指示”再怎么发，也已经不管用了。人民当中很多人，在心里，已经不把他讲的几句没多大意义的“指示”认真当回事了。什么伟人？！不过如此！不过是有强权罢了。对毛泽东的怀疑和反对，惨遭横祸的张志新女士是说出来了，其实很多人心里想的也差不多，只是不敢公开说出来罢了。领袖的神圣感，到70年代中期，已经崩塌。也可能，毛在他生命最后的时间里，也明白了这个事：他在人间已经不再神秘莫测，他的历史地位完了。他自己也说，对文革“支持的不多，反对的不少”（大意）；“你们怎么办，后代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大意）。他心里也应当明白，因为他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如前所述，他搞了个大跃进，全国饿死了数千万人，但他却只顾自己的面子，死不承认“三面红旗”的失败。“七千人大会”后，尽管毛还在那里大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但刘周在如此干扰之下，竟把被毛的“大跃进”折腾得已经破烂不堪的经济，居然给搞上去了，1963-1965年的国家经济状况相当好。这一下子毛更受不了了，从此对刘少奇怀恨在心，必欲置之死地！这到底是个什么“伟大领袖”啊！我想，在古代即使是爱管闲事的皇帝，也未必会对几个大臣如此妒贤。原因就是毛还做不了法理皇帝，他必须表现出自己是“最”高明、最伟大的（古代真正的法理皇帝无须如此），而且他还真的自以为高明。于是，他整死了彭德怀、贺龙和刘少奇等许多开国干部，而且，还把完全不是事实的那么多黑帽子，扣在那位1921年的老党员刘少奇头上。我想，毛后来心里也应当明白，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他的这些历史的账，将来怎么可能不清算呢？

（我记得，当我在70年代末读研的时候，就曾与别人聊过这个问题：如果拿毛和斯大林比较，毛也差得远。诚然，斯大林也做过很多凶恶的事情，罪莫大焉，他大量杀害过国内党内的不同意见的人士，虽然没有西方人说的那么多。但他有两点，是毛所不具备的。一是，他的身后，留下了一个工业大国。而苏俄曾经是欧洲工业最落后的地方。二是，斯大林指挥下，苏联红军打败了希特勒，曾经“拯救了世界”。毛呢？他也指挥过解放战争，但这个战争的世界意义，无法与苏德战争相比。另外，在毛泽东弃世的时候，他不仅没有留下一个强盛的中国，而且中国经济正是一片凋敝破败，人民生活相当困苦。整体上，文革结束时的中国，还只能算一个工农业技术都十分落后的农业国，尽管中国那时已经有了氢弹和人造卫星。所以，毛反倒没有被做“秘密报告”，是一件不合理的事。）

在50-60年代，尽管发生了反右、大跃进和文革，毛仍然像一个神一样，受到人民中大多数人的极度崇拜。这是一个事实。我想，主要是人们不了解真实的他，也不了解真实的历史。当然，即使早年，在人民中，他也有反对者，例如林昭。但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人民还是崇敬他。如上所述，待到文革中期，在很多人心中，毛已经开始受到了怀疑和怨恨，这个现象，当时也带有普遍性。只是当时人们大都不敢说出来，怕横生祸事。少数勇敢的人们，例如张志新女士，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我记得大约在60年代末，尽管当时不敢对任何人讲，但是我在心里就认为：若有一天要清算文革，毛泽东无疑应当负主要责任；而不是由什么陈伯达、江青、戚本禹这样一些人来负责。文革，确正如当时所说的那样，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后，批评毛的声音，渐渐愈见响亮，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不过，没有发生如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的彻底清算，我不知道原因究竟系何。但起码说明邓小平和中国党高层的素质，比苏联的还要低很多：一没有正视错误、修正错误的勇气；二党内的人物们已经成为一群相当自私的人，他们只重自己的利益，而漠视真理。但是，我也认为，尽管对毛的批评有各种各样，但还是有性质完全不同的种类。例如，有的是“蒋介石式”的，有的是“刘少奇式”的。至于说“邓小平式”的，我认为，那基本是“保护”的态度，而不是真正的批评态度。我认为，“蒋介石式”的批毛，即以仇恨老共产党的心理来批毛，在中国大陆也不乏其人，不过大量的还是在境外。这些人并不难以鉴别，他们写的东西任意胡编乱造，造谣生事，篡改事实，基本上使用咒骂的语言，很多说法不合逻辑，或者经不起推敲。这些批评，对于真正科学地批毛，只能起反作用。我以前曾经在书摊上看到厚厚一本《斯大林情妇回忆录》，一看就是胡编乱造，完全是一本拙劣小说。目前境外一些批毛的书也是如此，例如一个叫张戎的人写的书，整个是一本给蒋介石出气的、胡说八道的书，充满欺骗，毫无价值。还有个什么毛泽东医生的回忆录，显见有许多编造的东西。这些东西，据说在西方世界，还都很轰动，好像对西方人来说，可找到毛泽东的恶行了。但是，这些哄骗西方人的东西，并不是科学的著作，也不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清醒。我认为，批评毛的那些严肃的、科学的、有逻辑的书或文章，应当是从事实、从人民、从科学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和批判。这样的批判也才能真正站得住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对文革的批判也是如此，有人是站在“蒋介石立场”上的，说“文革是中共的集体犯罪”，这种对文革的批判，虽然很得某些西方人喜欢，但违反了历史事实，因此也毫无价值。

文革的性质，显然，是毛为了打倒刘“一个人”、而发起的使千百万干部和亿万民众受难的运动。文革前所谓“各级领导干部”的成分，主要是革命年代残留下来的“锋镝之余”老共产党人，正是文革使他们大量地、没完没了地被批被斗，挂牌游街，挨打受骂，悲惨度日，许多人家破人亡，不少人甚至死于非命。“造反派”们批斗那些老共产党员们，比当年斗地主那要凶狠多了，时间也长得多，有的老人甚至被批斗了好几年，被批斗了数百次，被打得死去活来……。我想，若不是经过战争考验的人们，谁能熬得过？但是近年来，海外一些不知文革中表现如何的人，例如有个“华人学者教授”王友琴，把文革讲成毛泽东为了整“中小学老师” 而发起的运动，虽说编写了一本什么《文革受难者》，却继续批判刘少奇，公然胡说煤炭部部长张霖之是“第一个可能也是最后一个”被文革整死的部级干部。这是公然的欺骗，却很为臭味相投的那部分西方人所欢迎。大概王友琴本人也需要靠这个赚钱。如前所说，海外还有人讲“文革是中共的集体犯罪”，这句话可有一点历史价值吗？他们对历史的认识，由于他们骨头里的“反共”骨髓而变得肤浅、荒谬而可笑。更可笑的，许多西方政客，貌似文雅和有学问，却在狠命支持着这些“反共分子”。大概，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打倒中共的专制政治了。行吗？我很怀疑。但我又估计，也可能，西方政客们根本就不想改变中国的专制政治制度。他们需要留些专制主义的活靶子，好让他们的军火商发财。否则，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有，那个蠢货布什，最近竟然把苏联与德国法西斯说成一回事，国内便有许多小虫子跟进，在网上呼应，也一起诋毁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的血战，甚至还声讨什么苏军对德国的报复。为了反共，竟完全颠倒了因果。所以，这时，我似乎明白了，著名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先生，写出那么了不起的《古拉格群岛》，严厉批判了苏联的国内政治，为什么被苏联驱逐出境、到了美国后，却又继续批判起美国来了。可以想象，如果当年没有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或者苏联没有能够抗住德国法西斯的进攻，那么，今天的世界会变成个什么样子？苏联在二战中死亡了 2000余万人，其中军人阵亡860余万。人类近代史上哪一次战争，也没有如此惨烈！860余万军人，可以站满约30多个天安门广场！那是真的“用血肉筑成的长城”。二战中，苏军抵抗了4/5的德军，仅苏联领土上德占区的苏联游击队，就牵制了52个德军师，比“第二战场”西方盟军所面对的德军师还要多。当然，不能否认，美国的参战，对战胜德日法西斯起了很大的、也是决定性的作用之一。美国的生产能力，使得大量的战争物资源源不断进入各个反法西斯战场。美国对日本法西斯的打击，在太平洋战场是决定性的。但整个战争中，美国牺牲了30余万军人，当然也属非常英勇，不过，与苏联的军人阵亡数，还是难以相比的。在迄当时最为强大的德军进攻面前，苏联能够抵抗住德国法西斯，不仅对全世界、特别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有着根本的意义。否则，倘若希特勒在苏德战场胜利了，德、日两国的军队就会长驱直入、在印度或中国“会师”；就会出现一个横跨欧亚、占有了大量自然资源的德、日法西斯集团，这是两个生产能力很强的国家。也就是说，如果苏联在德国打击下消失了，到了那个时候，只靠美英两国，隔着海峡和大洋，我看很难打败这个法西斯集团。阿登战役，就很说明西方军队单独作战的战斗能力。那么显然，如果苏联消失，全世界就会沉入一个极为可怕的“法西斯时代”。而且，如果真的到了这个地步，显然，中国的抗日战争要想胜利，就凭蒋介石和延安，那是根本没有一点指望的。那时候，全体中国人都会变成日本鬼子的奴隶，被榨干直至死亡。现在，我看到有人吹什么广西军让日寇丧胆，但是，如果没有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那个桂系就能打败日本？我看桂系的后代，实在是有点痴人说梦。我以前在“李志宁网页”里就说过：如果情况真是德国法西斯胜利了，那中国就再怎么《论持久战》也没有用。今天的不少中国人，对此事，不仅是缺乏世界眼光，可以说是忘恩负义的。我也很怀疑，这些人，假如今天日本法西斯仍在占领中国，他们是否就是冠晓荷、大赤包一类人呢。

所以，我认为，轻易地、全盘否定当年的共产党革命，那是没有道理的；若用以批判当前的“共产党政治体制”，我看，也是不得要领的。

而现在，在国内，的确有不少“知识分子”，企图来“修改”这一段历史，在大陆，可以说已也成了一股“思潮”，他们一方面美化蒋介石，一方面又把当年的共产党人全都描绘成恐怖分子、小人、恶棍或一帮子阴谋夺权的坏蛋。若干当代的中国学者，说不定还有一些官员，大概希望以此来“改变”历史，恐怕也很想让整个“中国人民”都相信那个恶棍蒋介石！但是，历史结局的本身，却是无法被修改的，更不可能被一本什么《蒋介石日记》所改变。如果蒋介石真的像杨天石一类蒋派“学者”们所美化的那样，那么3年国内战争共军怎么可能取胜呢？难道蒋介石是被亿万“耍阴谋的中国人民”所打倒的么？现在，我们大陆的新一代人们，我说的是老百姓，对蒋介石其人，可以说已经根本没有什么记忆了，所以，很多年轻人出于对当前“共产党政治”的失望，甚至也相信了学者美化蒋介石的虚构。不能否认，毛泽东时期杀害了不少“政治犯”（我还不是指各种“政治运动”中被整死的人），被杀害的，除了张志新这样的共产党人，还有林昭、遇罗克这样的反对派 “政治犯”。毫无疑问，这是深重的罪孽！但也不能忘记，在蒋介石时期，中国屠杀“政治犯”的规模，那要大上千倍万倍。那时，真可以说血流成河，“杀人如草不闻声”。对此，也是不容美化的！我记得，台湾学者李敖先生曾在《李敖有话说》电视节目里，描述了当年蒋介石政权难以想象的残暴！因此，李敖先生是公正的。而如今，大陆的一帮子“学者”们，却反倒是相反的一副嘴脸。他们在心里大概认为，只要是蒋介石，只要是杀共产党员，即使屠杀了百万“政治犯”，那也是干得好！杀得还太少！因为被杀的都是他们所厌恶的老共产党人！因此，对我来说，要相信中国的“学者”会是公正的一群，眼下，那是不可能的。

（有些青年以为，蒋介石时期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那就完全弄错了。蒋时期由于是战争年代，蒋对意识形态有时是控制不住，例如新华社他就控制不了，他哪里是不想控制？凡在蒋管区里，“忠于党和领袖”的口号也到处都是，当然是指国民党和蒋总统。国统区的“书报检查”也是一项日常工作，他们经常要给报纸开“天窗”，不让说这个，不让说那个。比现在，实在也也好不了多少。例如鲁迅曾写了一篇文章，叫《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登上报纸时，被国民党当局检查人员删掉一半，有读者看不懂了，还写信问鲁迅那篇文章究竟要说什么呢？）

同时我认为，目前大陆这种“拥蒋反共”的思潮，对于中国今天的“民主化进程”，也不可能有任何正面的推动。因此，是很危险的。

我认为，即使学者们否定了过去的共产党，把所有的老共产党人又都重新变成了“共匪”，也不可能对于改变目前的中国政治情势和政治制度，有任何积极的正面作用。

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早已完全不是当年那个流血的党了。我认为，当今的共产党，早已经演变为一个既得利益、兼既得政治权力的统治集团，他们也早已是“不为劳苦人民”的党了，而且，这个“党”甚至连以前常说的“资产阶级政党”都算不上。因为，在今天世界上，并没有一个所谓“资产阶级政党”，在国内是“一党专政”的独裁的“党”，更不会像中国是“由伟大领袖一个人来专政”的党。我认为，凡“一党独裁”，那就不是真正的“政党”，也就没有所谓“政党政治”了，而是“独裁者独裁”或是“集团独裁”。从毛泽东公然说“民主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大意），到邓小平的“四个坚持”，“只有一个婆婆”，我们这个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反民主倾向，是很清楚的。近来看到，有人说，80年代初邓是主张中国走向民主的，只因为受到了胡乔木、邓力群和陈云的反对而作罢。这个奇怪的说法，完全不合乎逻辑。显然，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下，“领袖”的决定作用是不可挑战的。假如邓要民主化，那么谁也挡不住。赵紫阳下台后，有人曾经问他，到底是谁决定了1989年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赵紫阳说，当然是邓小平！别人谁也决定不了。而赵紫阳的说法，我认为，完全合乎逻辑。邓小平公开反对“三权鼎立”，也反对搞议会，怎么可能同意政治民主化。此人没有民主意识。而根据材料，早在1956年刘少奇就曾试图在中国搞议会，所以，邓小平远没有刘少奇的“民主意识”强。而且，邓当了中国的最高领袖之后，存在决定意识，其反民主的言论和行为也更加清晰。现在，什么事情上，都会有人做假，有假冒伪劣的产品，也有假冒伪劣的消息和各种假故事。中国的读者必须学会鉴别。当然，鉴别假货不易，鉴别假消息和假故事也不易，鉴别假“改革”就更难了。其实，中国30年来的所谓“改革”，哪里有什么“创造性”？全都是历史上早就有了的东西，并没有任何新东西。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人类历史上，反倒可以说是个新东西，只是它失败了而已。而且应当说，早在毛泽东时代，就被毛本人将它掐住喉咙，扼死了。

事实上，毛泽东并非是“计划经济”的拥护者和制定者。而在当年的中国，正是由于他的干扰，原“二五计划”就被他的“大跃进”搅黄掉了。大跃进中，他对李富春的国家计委火冒三丈，1959年春他威胁要撤掉国家计委、而由毛邓二人挂帅。到了文革前，他终于以“三线建设”（要准备打仗）为由头，经过一番动作，撤掉了原国家计委，遂了他的心愿。同时，又搅黄了制定中的三五计划。当然，实际上，到了三五计划开始的1966年，文革就开始了，中国开始了和平时期中前所未有的胡闹，不要说三五，什么经济“计划”都没有用了。1967和1968年国家连“年度计划”都没有了，因为干部都被冲垮了。70年代，开始进入所谓“四五”，这时刘少奇已在痛苦中死去，周恩来的国务院里也有“军代表”，陈云早已经无声无息，所以，国家的经济工作已经完全是毛泽东当家，但是他懂什么经济工作？当时，只是提出要搞“两个积极性”、“块块为主”而已。实际上，他自己什么也不管，他也根本就不会管经济。那时，文革早就已经把原有经济工作机构冲得乱七八糟，原有干部也七死八伤，根本不可能正常工作。而新上台的革委会一代干部，只会搞“不正之风”，所以，经济只能一团糟。无论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都是一团糟。毛泽东管辖下的国家，哪里谈得上什么“计划经济”！后来，80年代的中国经济学家宣布，改革前的经济工作，就是因为“计划经济”才如此之糟。我认为，毛泽东时代里，一方面，中国除了1956-1957年、1963-1965年，共计5年时间，还可以算是“计划经济”；其他时间，哪里有什么“计划经济”！另方面，经济学家这种判断，实际上开脱了毛泽东对国家经济的强力干扰破坏的深重罪过。毛泽东这种破坏力是如此强大，造成了二三年间中国就有数千万人民因饥饿而死亡的严重至极的可怕后果，远超过中国任何一次战争在二三年间的死亡人数。

后来的所谓邓改革，在实质上，相比历史上的中国，并没有什么“创造性”。现已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种改革只是：“19世纪式”的非民主政治制度，再加上“19世纪式”的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经济。这都是“古已有之”。所谓“少数人先富起来”，更是古已有之，几千年来就是如此，只不过历史上的中国统治者，都没有这么赤裸裸地公然宣称为“少数人”而已，怎么谈得上一个“新”字？在邓小平领导下，近几十年中国表面的经济繁荣，是建筑在自然资源及自然环境大破坏和劳动者“血汗工资制”的这两个基础之上。外资的大量涌入，带来了表面繁荣，但中国实际上却成了“新殖民地经济”，为全世界做着惊人的血肉的贡献。当年，西方殖民者是用武力和战争，才迫使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迫使门户开放。现在呢，却是我们主动献身的“门户开放”。与日本不同，中国并没有因此得到或掌握先进的技术。这是因为，中国官员们最感兴趣的，并不是技术进步，当然也不是“人民幸福”，而是他们自己捞钱和享受。而“改革开放”使他们完全满足地得到了这两点。至于中国的山河是否变成了垃圾堆？中华民族是否能够千秋万代？中国的官员们，我敢说其主体，对此，是根本不感兴趣的。否则，不会出现现在的情况。当然，这种改革下，官员们也不可能对此感兴趣。我认为，中国专制政治制度下产生的官员队伍，出现了大量贪官污吏，由于国家政权的“阶级化”，干部主体也只能如此，不可能有别的样子。而且也很清楚，中国今天的领袖们、官员们和暴发的富豪们，都不需要什么民主政治。他们要民主干什么？他们需要的只是两点：一，非民主的政治制度；二，无法无天的、没有法制限制的所谓“自由经济”。这样，他们才能够捞钱和享受。难道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这便是当代中国很难出现“政治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

有人认为，经济自由化，就能带来民主政治。很多西洋人也这样看。但中国近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了：所谓“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并没有必然的关联。

（顺便说说，中国说到“开放”二字，好像只是专指贸易或引进外资，而不包括人民“思想”上的自由开放。在我看来，中国最可笑的一件事，是邓小平口中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造句。在共产党这些自称的所谓“无产阶级领袖”的心中，好像无产阶级就不能自由，必须要由领袖们来“禁闭”；谁有自由呢？只有资产阶级才有自由，只有暴发户才能够自由。无产阶级没有自由，尤其不能有思想上的自由，而邓说的“改革开放”，显然，并不包括思想的自由开放；邓说的“解放思想”，也根本不是说“思想可以自由开放”，仅仅只能“解放”到相信“少数人先富起来”即可。到此为止！不能更进一步“解放”了。若是人们的思想解放到“反腐败，反官倒”，那就要面对机关枪和坦克而流淌鲜血了，尽管人民手无寸铁。这就是邓的思想专制的恶果，和毛的思想专制，并无本质的区别。事实上，在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上，自中国工人阶级产生，它就从来没有过行动的自由。建国以后，又没有了“思想”的自由，只能“听党的话”，老老实实改造自己，不仅要成为官家和富家的老黄牛，还要任劳任怨，不能抱怨，不能有任何“错误思想”。）

在建国后中国的“最高级”人物中（名义上的最高级人物也罢），几乎没有人懂得民主政治；也没有人懂得，应当让中国人民自由说话。依我看，只有胡耀邦先生，以他的肚量、见识和文化素养，如果真能当家的话，有可能能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但是，有邓小平这块“乌云压顶”，胡耀邦也一直没有清楚地谈过他对于民主政治的看法。至于勇敢的赵紫阳先生，我的感觉，起初也不是十分懂得民主政治的，在被软禁之后，更多地思考了这个问题，但好像对“民选”和“多党政治” 还是有所保留。至于其他的人们，我看时至今日，实际上仍在抵制民主制度。现在，中国的高级人物们，口头上也很喜讲讲“民主”这个词汇，但他们心目中的民主，是没有“民选”的民主，是没有“三权分立”的民主，因而只是假民主而已。目前中国共产党的“接班人”制度，包括各级领导班子的换届制度，均由“上级” 来遴选，显然，这是中国皇权特色残余，非常之荒唐，而且说来是迹近无耻。全中国的“各级领导干部一把手”，均须由其上一级的领导来任命，而不是由人民来选举，各级“第一把手”均不受任何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制约，是中国目前吏治腐败的根本原因。而在国家层面，竟由前一任伟大领袖来“指定”国家最高接班人，然后由那么“几十个人”、最后甚至是“几个人”来决定他们谁干这个、谁干那个……，“自己决定自己做什么官”，好像把个十几亿人的国家，揣到他们这十几个人的口袋里了。到底凭什么？完全没有法理依据。依我看，中国的事情之荒唐，莫此为甚！

每当在报刊电视上，我听到在各种重要活动中（包括此次奥运会）依次报出这些“大人物”的名字，都觉得这些人的“心理素质”，确实是与众不同，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政治家们的脸皮厚度都不相同。但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若因此就把战争年代的全部的共产党人都描绘得一团漆黑，也是不公正的。好像老共产党人全都是一帮子坏蛋，这不是事实。而且这样做，显然，也根本不可能以此推动中国今天的政治民主化。国外的法伦功等组织，就在干着这个事，但是它闹得再凶，咒骂得再声嘶力竭，他们也不可能以造谣和诅咒的方式，以推行神鬼迷信的方式，来取得中国大陆的执政权的。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目的呢？只有鬼知道。他们真想在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化吗？鬼也不知道。因为，他们不是那种当代中国人民所能够接受的、和平竞选的“政党组织”。这些人，好像也并不想搞什么“民主竞选”，而就是要对共产党进行“革命”的，但是他们比起当年的那些革命者差得远呢！当年的革命者是在国内抛头颅、洒热血的，才能够“革命成功”、最终推翻蒋介石的。而现在这些人，在海外过着舒服的日子，领着不知哪里来的津贴，在西方国家的大街上吆喝几句“天灭中共”，就能推翻“共产党统治”了吗？没有勇敢，就不要去革命！这些人，让人看不起。实际上，他们的作为，与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也是相反的，西方政客心里可能明白，但西方老百姓不一定明白：这些人的作为，只会干扰和更加延误中国民主时代的到来。但是，我所不理解的是，西方国家的不少人却衷心支持他们，还支持那些藏独闹事分子，甚至好像也弯弯曲曲地支持与塔利班有联系的新疆“东突”分子，毫无疑问，这些，也只能延缓中国的民主化的历史进程。

（最近我看到，奥运会期间，西方的媒体总是说“藏族”、“维吾尔族”受到了中共的压迫和镇压。其实显然，不可能、也不是整个民族受到镇压。藏族人，我没有接触过；但以前曾接触过维族人，我个人感觉他们豪爽好客，很有民族自豪感，维吾尔族是个很优秀的民族，能歌善舞。我还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青年人说：外国人不知道，在中国只有汉族是最受歧视的，高考不能加分，也没有任何特殊关照……；而只要是少数民族，就有照顾。）

西方国家的政客，常常是很让人讨厌的。我时时感到，美国的布什天天讲民主自由，其实没有一点意义。因为美国的国内，已经是自由民主的，布什讲不讲都没有意思。而在国际上，他好像也摆出个维护民主自由的姿势，其实，全不是这么回事。在国外的伊拉克开打，就先不说，我不知道现今的布什依据什么，来判断格鲁吉亚是民主自由的、而俄罗斯就是专制独裁的？在这里我不是要裁判俄、格两国冲突的是非曲直，我是想说，民主自由，到底有没有个客观的标准？还是谁跟美国好，谁就民主自由，否则就是专制独裁？现在看来，美国政治家们的判断标准，只有一个对北约的态度，也就是对西方国家的态度。至于这外国是否民主政治？绝对不是美国的真正原则。历史上，美国曾支持过许多残暴的非民主政府，例如蒋介石、苏哈托、李承晚、吴庭艳、马科斯、皮诺切特、巴蒂斯塔、蒙博托、萨达姆…… 等，没有一个是民主政体。所以，依我想，将来即使中国民主化了，布什之流的继任者们，还是会以同样态度来对待外国的。这很难改变。因为“地缘政治”仍然可能高于“自由民主”的原则，更别说什么“人权高于一切”的原则了。依我看，就是伊拉克的石油储量，在布什们心中，实际上就高于“人权”。此外，目前的世界各国都如此，民主是对内的，而不是对外的。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目的，依我看，也很难说是为伊拉克人民的自由、民主和民生，否则，美国占领后，伊拉克死了数以十万计的平民，这样残酷的“民主自由”，不是会让布什（如果他真的善良的话）睡不着觉吗？所以，政客们的内心，常常是很凶恶的。所以，布什说的“民主自由”只会对美国自己有意义。人们看到，二战和战后的历史上，“民选国家”之间，也是经常发生战争的，例如德国对西方各国的战争，战后英国和阿根廷的马岛之战，印巴之间的战争，巴以之间的战争等。那都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民主。

所以，我们不能天真地以为，西方政客们都是支持各国的民主化的。也可能，西方政客认为，在世界上留个把专制主义的“活靶子”更好、更有趣、也更有用些。而且，拥有大量核武器的俄国民主化之后，并未能成为美国的小伙计，显然，“地缘政治”的阴影并没有消散。所以我估计，西方的政客们，也未必乐见中国的民主化。西方的政客们如此，表现出，即使“民主制度”也有两重性。

当然，中国若能实现政治民主，首先得益的，也是中国人民，而不是美国政客，不是外国人。而我希望中国能够政治民主化，也不是为了外国人。

我想，中国终究会演变为政治民主制度的，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艰难。

70年代以前中国经常说，第一二代革命者还能保持“红色政权的江山不变色”，但美国一个杜勒斯国务卿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到第三四代，就要“和平演变”了。所以，伟大领袖便告诫，中国要防止这种“和平演变”，要保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云云。现在看来，这些，已是非常可笑的说法了。一是，世上到底有没有什么“红色江山”？中国“红色江山”的受益者到底是谁？是工农劳苦大众吗？二是，如果说到“演变”，那么世上什么事物会永不变化、永不演变？因此，毛邓的反“和平演变”之说，违反了宇宙间物质运动的根本规律！完全是反科学的。而且，这说法本身也说明了，那些所谓“红色江山”的山主们，自己对自己，也很没有信心。难道他们自己心里也明白，他们是对不起工农劳苦大众的吗？

当然，按自然的规律，世上任何事物，没有不演变的。因此，中共政权的演变是一定要演变的，挡不住的！问题是向哪个方向演变。以前毛泽东时期吓唬人民说，和平演变，就会演变为资本主义，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好像事情可怕得不得了。但是，当时没有说明白，将会演变为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因为毛泽东自己也根本不明白什么叫“资本主义”。而现在的西方人呢，好像也故意要把“资本主义”这个词弄得糊里糊涂似的，不让中国人民真弄明白。

其实，事情很清楚，所谓“资本主义”，也根本不是一个永不变化的东西。但现今中国的许多学者，在用到“资本主义”这个词汇时，令人感到，他们是把它作为一个永不变化的概念用的，好像“资本主义”从头到尾、从古到今就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事物。实际上，所谓资本主义，几百年间，已经发生很大的改变，许多所谓“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有着特征很不相同的面貌。

总体上讲，当今西方国家的所谓“当代资本主义”，已经早就不是当年马克思说的那个可怕的“资本主义”了。当代的“资本主义”，可以说，已经一点儿都没什么可怕，它比较古老的“资本主义”已有相当大的改善，不，应当说已经有了很根本的改变（其改变原因，我后面还想说一下）。在今天的西方国家里，劳动的工人阶级，不仅有政治权利，有言论自由，还有法律保障的经济权利，有罢工（对资方合法地、和平地strike)和集体争议工资的权利。而资产阶级呢，也已经根本不可能非法地让工人阶级去“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马克思当年说的“可变资本”、“资本的有机构成”，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里，早就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在今天的美国，其劳动力的价格，竟然比“社会主义中国”的要高上二三十倍。这样的“当代资本主义”，对于其本国的劳动者，有什么不好呢？我看很好啊。难怪郎咸平教授前两年在北京的清华大学讲，马克思当年说的那个“资本主义”，已经消灭了（大意）。今天在西方国家，哪个资方也不敢遇事不与工会谈判，哪个资本家也不敢拖欠职工的工资！但令人尴尬的是，中国敢！中国就敢于大规模地、几千亿元地拖欠千百万劳动者那点可怜的工资！在中国，根本就没有一个（一个都没有！）保护被雇佣者利益的、独立的工会！所以，我认为，当代中国的演变，所谓30年的“改革”，根本就不是朝着“当代资本主义”的方向，而是朝着19世纪及以前的“古老资本主义”的方向演变。那时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劳动人民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和经济保障。而今日中国，正在这条邪路上迅跑。

但是，中国官方却给这种凶恶的资本主义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此外，在政治制度上，当代的中国，也与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非民主政治”相仿佛。当时，欧洲的工人阶级也没有政治权利，工会没有获得法律所保障的与资方斗争的权利。但不同的是，中共还是一党专政。19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政党”，还有容忍国内的别的“资产阶级政党”的胸怀。而今日中共，却是个非常没有修养、没有肚量的党。在中国，即使是其他所谓“无产阶级政党”吧，即使某党也取名“共产主义党”，那也不行，中共一定要痛打或扼死它不可。中共根本不能容忍身旁还有唱不同调子的其他党，唱真的共产主义的调子也不允许，绝对不能容忍！而实际上，说句实在话，中共现在尤其不能容忍的，正是那些可能真正地争“中国无产阶级利益”的团体，而并非那些为资本家谋利益的团体。不惟工人政党，就是工人阶级的任何独立的组织，都是绝对不允许成立的！如要成立，立即予以取缔，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并加以严厉制裁！甚至把罢工的工人领袖拿下、坐牢！而大量的事实表明，如果当今中国的资本家们（即“新阶层人士”们）想成立独立的行业组织，那国家是大开绿灯的。他们对中国目前的政治专制制度毫无威胁，而且还有“互养”、“共荣”的作用，即互相滋润、互相补养、互通有无。今天的中共政府的高、中、低层，其负责干部们，几乎每天都在和暴富的资本家们推杯换盏，勾肩搭背，完全是一条心，他们互相需要，相互依存，中共高层并为此制定了 “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

其实，这也不是当代中共一家的“特色”，当年所有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共产党政治，都有这样一种特质：就是整个国家统治层，向“阶级化”转化。他们开始是党和国家机构出现“特权阶层”，特殊化，多吃多占。随后，这种小打小闹的享受方式，不能满足特权阶层了，反而为老百姓所不满，弄得怨声载道，特权阶层也觉得不合算了。于是，当苏联解体后，当中国改革后，经济“理顺”了，于是“贫富悬殊”的程度，很快就超过了西方国家，苏中都很快就发疯般地出现大量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据报道，去年以来，虽然世界经济状况不好，但是，中国的富人的财富的增加，仍然是全世界最快的国家之一。当然，富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极小，据最近报道，2007年以来，全球十万分之一的家庭，却占有全球财富的1/5。所以，尽管中俄两国都是“亿万富翁”增长最快的国家，但是俄国已经明确宣布放弃“社会主义”，已经明确背叛马克思主义；而中国却虚伪地声称坚持“社会主义”，不承认已经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是个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党。相反，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与战争年代已经大不相同，它早就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并已经“阶级化”了。当然，我这里讲的，主要是党的各层已经“集团化”了的上层，而不是指7000万普通党员。这些普通党员，根本进不了“既得利益”集团的那个圈子，即所谓“领导班子”之类。

所以，所谓“执政党”的执政二字，对于7000万党员来说，其实是毫无意义的。

不过，世上所有的事物都在不停地演变，这个宇宙绝对规律，谁也挣脱不了。因此，中共，也还是会继续演变的。不管这些中共高官们自己如何使劲宣称他们要“坚持”这样，要“坚持”那样，好像他们特别能“坚持”，能“能坚定不移”，能“毫不动摇”……，但那最终也是没有用的。

当然，就我个人的愿望说，我非常希望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也能“和平演变”成为一个民主的党。或者，自身分裂为两个或更多的党。这样就能够容纳不同意见和反对派、反对党了，也只有这样，中国的政治在今天的地球上，才能算进入了正常的世界。现在，根本不能听任何“不同声音”的政党，不让人民随便说话的国家，也就是中国北韩等凤毛鳞角了吧？因此，中朝等国家，才是逆世界大潮流而动的。现在，没有“民选”就硬是上台，其实是很丢人的，也很没面子，但如前所述，中国目前的统治者们，却仍是“自我感觉良好”。他们似乎有着自己独特的神经感受细胞。

中国这样“一个声音”的政治，实在太落伍了！这么种“党高于人民”的政治体制，这么种“领袖独裁”的所谓政党的制度，在今日世界的这个时代里，实际上也是延续不下去的。今日中共就是再使劲喊“坚持不变”，我认为，也坚持不了多久了。改变是肯定会改变的。或者早改、或者迟改，或者主动改变、或者被动改变。根本不改变，就这么拖下去，那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无论中国哪一个政党，无论大陆的、还是在台港澳的政党，都应当成为一个“多党政治”中的一员，而且，其中“正牌的”共产党，不管是不是能竞选成功，都应当接受多数人民的选择。这才能叫做“还政于民”。还政于民，还是战争年代那个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的许诺，建国后完全成了泡影。因此，中共成了一个不守信用的党。今天，只有还政于民，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凤凰涅磐、浴火重生。如果今日中共很快做到了这一点，那就建立了巨大的历史功勋，就会永远功垂中华民族史册（如果相反，无疑，那就会变成历史的罪人，最终遭到历史的唾弃）。而只有民主化，中国人民才能算是真正地当家作主了。“没有一个党可以独大，人民最大！”今年台湾大选揭示出的这个真理，如果在大陆也实现了，我想，才能使得当年的中共先烈们在地下真正得以瞑目和安息。那些勇敢的先烈，当时所以愿意献身，献出了最宝贵的年轻的生命，那是他们以为，自己的献身，可以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我不相信，那些先烈们是为了毛泽东这么“一个人”要当皇帝老子才奋不顾身的！所以，建国后毛泽东建立了一个“领袖高于党、领袖和党又高于人民”的这样一种反动的政治构架，首先被侮辱的是先烈的血！而后来，邓小平在1989年竟把大量军队开到北京，对人民进行流血镇压，据说当时竟然有高官说，这是因为千百万先烈为之牺牲的共产党政权不能被破坏。显然，这是对先烈最大的污辱！难道战争年代的先烈不是为了“人民”而牺牲，而竟是为了后来的几个什么“高官”的什么“政权”就勇于献身了吗？这种说法，真正是无耻之尤！

客观地说，现在，也可以说在二战之后，人们在总体上，对共产党的政治是失望的。这是一个事实。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没有给世界别国的老百姓以美好的示范，更谈不上让世界劳动人民去“向往”，而且苏联的“大恐怖”、“古拉格群岛”，中国的“大跃进”、“文革”、1989年的流血……，还向世界展示了所谓“社会主义”的恐怖血腥的一面。可以说，实际上，正是苏中的“社会主义”吓住了全世界的人民！“社会主义”因此几乎成了一个可怕的标签。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认为，这是因为，由于不少取胜的共产党在斯大林理论的指导下，几乎都是建立了“领袖独裁、党独裁”的制度，而完全抛弃了“社会民主”的古老理想。当1917年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共产党”以后，几年过去，伤病数年的列宁也死去了，而“社会民主”这几个字也就悄悄溜走。苏联共产党开始逐渐演变为一个“反社会民主”的“党”，演变为一个专制主义统治集团，它们与那位主张“民主”的马克思已经渐行渐远，逐渐成为本质上反马克思的组织了。但是，他们却仍然打着马克思的旗号，而且，好像只有他们才是马克思的真传弟子一样。于是，马克思的名声，也受到了他们的连累。一个为了社会下层工人阶级的利益干了一辈子的老马克思，从没有当过一天“当权派”或“国家干部”，但现在在不少人心中，而且在不少中国人的心中，好像变成了一个“共产党特权阶层”的老祖宗一样，这其实真是个巨大的历史冤案。

苏中的“社会主义”，真的是19世纪末的老社会主义者们心目中的那种“社会主义”吗？当然不是。完全不是。

战后，尽管打着马克思旗号的共产党们宣称，它们是“工人阶级政党”，尽管他们曾经也说了“工农劳动者”不少好话，但事实证明：口号和“教导”并不能决定一切，是构造和制度才决定了最本质的东西。这个本质就是：没有民主制度制约的共产党的领袖们，最终将必然背叛和出卖无产阶级！而且用不了多少年光景，就卖了天下的工农劳动者。这是社会制度的产物。我们看到：美国政府从来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漂亮口号，但是由于“民选”，它就必须对于选民有相当大量的服务。美国各州各县市的政府机构，根本就没有设立警察“门岗”，也没有阻挡民众进入的“传达室”。如果哪一届美国政府，就像中国政府那样设立了森严门岗和传达室，那么，它还能得到选民的选票吗？这就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力量。也就是说，“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并不能决定国家政权机构的“公仆”性质。对于今日中国来说，正是社会制度，才决定了目前这种极为糟糕的政治制度的本质。这就是：实质上，与“为人民服务”正相反，是中国人民要去“为官员服务”和“为资产者服务”！人民只是官员和富人的“仆众”！就像几千年来的帝制中国的社会状态一样，但是，哪一位皇帝也没有说过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所以，“为人民服务”的漂亮话不仅是空话，还是对人民的欺骗。几十年下来，终于，现在的人民对于共产党的“构造”本身有怀疑了。我认为，这种怀疑是必然的，也是很正常的。不能自己干得这么糟，还不许人民怀疑。甚至还要倒过来，把怀疑“中国政治构造很反动”的人民，反倒给定成是“反动”分子。显然，目前的中国若干官方机构、特别是宣传机构，仍然在干这种事。

所以，共产党的问题，出在制度上，而不是在口号上。口号再动听，好话说得再多，也是空的，虚伪的，没有用的。不过应当说，改革30年以来，很多好听的口号也已经被颠覆了。以前的什么“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也不再说了，现在最响亮的，公然是“少数人先富起来”，是什么“新阶层人士”（资产阶级），亿万富翁们好像成了中国最大的国光！现今的中国报刊和门户网上几乎没有一天没有亿万富翁们如何风光的消息！否则这些官媒就过不下去。今天，中国的工人阶级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许多人甚至被逼成奴隶；但资本家却是扬眉吐气，天天在那里“炫富”；而中国的地方政府和官员，包括乡县政府的干部，比起当年的地主老财，那要厉害和霸道得多了。目前的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其实是很清楚的。中国这个几十年来“社会主义试验”的结果，也很清楚，正是 “今日资产阶级”获得了专制政治的最大成果。这些事，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由此，我想到了“国际共运”。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否还有世界意义？到底还有些什么意义？我想在后边，专门说一说。

（二）共产党是20世纪现象。

这里，我想说明一个事实。就是：历史上，“共产党”并非马克思所创造。

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物，那时候还是蒸汽机时代，既没有电力和各种电器，也没有收音机。现在的人们似乎不太知道了：尽管马克思曾经写了《共产党宣言》（1848年），但是直到他（1883年）和恩格斯（1895年）都去世了的时候，世界上也没有真正存在过一个共产党。什么时候有了共产党呢？那是直到《共产党宣言》发表大约70年之后，到了1917年4月，世界上才有了第一个名叫“共产党”的党，这就是俄国共产党（布），是列宁先生所领导的。

所以，现在指责马克思创造了“独裁”性质的共产党，如前所述，我认为，实在是个很大的历史性误会。而国外的发沦功，竟把巴黎公社也批为共产党，大加挞伐和污辱，以显示自己的低劣性质。巴黎公社里，哪里有什么共产党！当时公社里，甚至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记得好像主要是蒲鲁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

在马克思时代，经济上遭受剥削的工人阶级没有政治权利，当时，恰恰是要求实现政治民主，才会对工人阶级有利。马克思先生是同情工人阶级的，通常他都会从工人阶级利益角度考虑问题。《共产党宣言》就曾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争得民主”。而马克思本人，政治思想上当然也是个“民主主义者”，而不是鼓吹“伟大领袖当老大”的专制主义者。可能正因此，世界上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10年代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者建立的党，名字都叫“社会民主党”，也就是恩格斯建立的第二国际（好像名叫“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我记不太清楚了）。所谓社会民主党，目标当然是“社会民主”。当时，正是他们，在欧洲推动社会的 “民主”。

马克思从没有讲过社会主义就是什么“一党制”。“一党制”，显然是反民主的，实在太荒唐了，连列宁都没有说过要建立这东西。而现今的中共高级人物们居然还认为，苏共背叛了马列主义因而解体，只有中国坚持了“社会主义”！其实，“反民主”才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根本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

如前所述，与当代相联系的共产党，首次出现在1917年4月，即成立于1898-1903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所以，您瞧，即使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建党时也是名叫“社会民主工党”的，也以“民主”为名号。直到1917年的2月革命之后，才改名为共产党。而实际上，这个共产党在列宁先生还活着的时候，“党内反对派”也是公开存在的，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辩，也是公开而合法的。而且苏维埃建立初期，俄国仍是多党制的。只是后来到了“斯大林时代”，凶暴的斯大林，一个坏脾气鞋匠的儿子，利用手中的权力，20-30年代竟然大量地屠杀党内的反对派。人们把这称作“大恐怖”。之后，苏联共产党方乃始变成了一个完全容不得反对派、甚至听不得“不同声音”的党。毫无疑问，这一点，就埋下了这个党日后垮台的伏笔。我想，如果不是20世纪40年代初发生了空前惨烈的苏德战争，苏共“自我垮台”的时间，会提前很多。

中共毛泽东的理论则更为奇怪，早在革命年代，他就把“民主”二字送给了资产阶级。似乎是，资产阶级革命才叫做民主革命，无论是什么“旧民主主义”，还是所谓“新民主主义”，统统都不是“无产阶级”的。好像无产阶级的、所谓“社会主义”的革命，那就是又要把“民主”的命再革掉。所以，五四时神圣的“民主”二字，已早在毛泽东手中被搓弄了一番，扔掉了。但是当时，参加革命队伍的人们不知道，当时的人民也不知道，毛泽东扔掉了“民主”二字，将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将会给全中国带来什么？当时革命队伍中，人们普遍接受了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就是所谓“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糊涂观念。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后来，当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真正来临时，有多么可怕！正是由于革掉了“民主”二字的命，真正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反而却成了泡影和梦幻。本来，经过百年战乱和痛苦，人们终于等到了百年苦盼的和平年代。但是，人们没有想到的是：由于中国人民没有同时也得到民主，因此整个中国劳动人民，在和平年代，却被独裁者随意地投进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深渊：又是大跃进，又是文革，又是1989年的流血，又是新三座大山……。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磨难之后，终于，我们发现了：原来，民主，才是最可贵的。

没有了民主，那么，毛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好，邓的“社会主义改革”也好，对于社会下层的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都成了糟糕和可怕的东西。于是，人们就把现代社会所有坏事的根子，都推到共产党人的头上。不少人认为，就是因为出现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才有了巨大的社会灾难。境外还有人说：“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甚至有人还写了畅销书，把蒋介石反倒誉为“新中国”，完全昏了头了。

我认为，这种看法，也还是很肤浅的。世界因有共产党而变坏！这么种简单的判断，不合乎事实。因为在有共产党之前，世界已经很坏了，并不比现在好。就是建国以前的旧中国，也不比现在就好些。所以，若是指责共产党破坏了一个“美好的世界”，这是没有道理的。

为什么20世纪会出现“共产党”这个历史现象，我认为，是可以解释的，并不是一个难解之谜。

二战之前的世界历史条件是，当时的“阶级斗争”远比今天要激烈尖锐，特别是在欧亚。因此，那些“社会民主党”们的软弱姿态，便显得不能适应许多贫困人们的愤怒。依我看，正是由于工人阶级及下层人民的贫困得不到缓解，因此，当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多共产党，认定“暴力革命”在理论上的正确性，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压迫者和剥削者从不向贫穷的劳动人民有一丝让步，人们便认为，只有“暴力革命”才能争得工人阶级的利益。不过在美国和英国，阶级的矛盾不那么尖锐，所以，共产党的力量也就相当弱小，这也是很自然的。在美国，由于“罗斯福新政”，工会获得了“集体争议工资”和举行罢工、以敲打资方的合法权利，实际上切除了“19世纪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疯狂压榨的毒瘤，国内阶级矛盾遂大为缓和；英国，或许是由于有很多海外殖民地，国内的阶级矛盾，长久以来是不尖锐的。但是，在许多别的地方，特别是东方的中国，贫困的劳动人民简直活不下去，产生共产党，是很自然的。这是社会矛盾企图通过这种“共产党方式”寻找出口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是社会中那种尖锐对抗、又难以和解的基本矛盾的产物。所以我想，如果这些共产党力量愈见壮大的众多欧亚国家里，也能够像美国那样，有了政治民主和“工人集体争议工资”的权利，贫困的人民有了个出气口，剩余价值率大大降低，那么，共产党革命是不会发生的。反过来说，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富人阶级不让步、又不受到政治制度的制约，那么所谓“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就一定会发生。

用过去一句常讲的话说：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

所以，今天的反共学者，特别是一些境外人士或写作者，赞美蒋介石并惋惜他用血腥暴力也未能将革命砍杀下去，那是足够愚蠢的。他们不懂得“社会科学” 的最基本的东西，不懂得历史，只知道疯狂咒骂老共产党夺了蒋介石的权，抱怨老共破坏了旧中国那个“剥削者的天堂”。他们不懂得，几十年的革命战争，绝不是少数人的阴谋和宫廷政变，中国人民也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口号就能轻易鼓动起来的。中国革命的发生，而且战争时间长达20多年，那一定有更深刻的原因。另外，并不是只要共产党掌握了武装力量，就一定会发生共产党革命的。我们看到，战后的法国，戴高乐并没有与掌控数十万武装力量的法共对抗，而是先成立了联合政府，军队国家化，几年后再实行政党竞选，轻易就化解了“共产党革命”发生的可能。当然，雅尔塔会议的原则也起了作用。但中国，也受到了雅尔塔协定的安排，不过并没有起作用就是了，中国很快就打破了雅尔塔会议设定的秩序（中国原是美国“势力范围”）。这是因为，蒋介石和戴高乐不同，他要把共产党全部杀完，建立他的蒋家王朝，于是“联合政府”和美国调停很快就流产。但是人们不可能引颈就戮，所以屠杀政策，只能招致人民坚定地革命，蒋介石只有完蛋。而我们知道，18世纪以来，法国就曾经是一个革命性很强的国家，其人民的“革命精神”并不比中国人民为低，而且流血也不少。1793年，有人说：法国嫁给了罗伯斯庇尔，生了个儿子，就是断头台。在法国大革命中，断头机几乎天天在发疯般地运行，流血不断。但是，二战后，法国并没有发生共产党革命，就“没有蒋介石” 这一点来说，法国的确是幸运的。

因此，历史自有它自身的逻辑。

不过，共产党也有自身的问题。这些参加了“第三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对社会科学理论和政治制度这样的事，也是很糊涂的。他们大都跟着斯大林那一套，发了疯般地拔高和神化自己党的“领袖”，也可能，这也是为适应当时对敌斗争的严酷性的某种需要，为了加强战斗性。就像一条大船上只能有“一个”船长似的。历史上，二战前及战时的欧亚几乎所有国家的共产党，几乎都在战斗，都在对法西斯作战，不是正规战，就是游击战。不过除苏共外、并没有其他共产党掌握政权。但是，一件事总会有两重性，这样一来，“领袖崇拜”终于埋下了革命成功后建立“独裁专制制度”的祸根。这对那些战争年代献身工农革命、或者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青年，也是一种悲剧。因为历史证明：伟大领袖一旦上了台，特别是进入了和平时期，常常会反而将最尖利的矛头，却是刺向了革命队伍自身！斯大林是这样，毛泽东也是这样，就像朱元璋一样，都疯狂地清洗那些曾经与他一起革命的人们。这是因为“领袖”所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党内的不同声音。大概因为，党外的反对，再厉害，也不会影响他们的领袖地位，因此是无所谓的。以毛泽东为例，在他的外部：蒋介石当然是与他势不两立的，这不怕，打就是了；至于战争年代长期合作的党外民主人士么，即使有点杂音，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毛对他们也并不是太顾忌的，整两下就算了，而在生活上还算很照顾的，落得个大度的名声。对于毛来说，最可怕、最不能忍让的，是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甚至还有王明这样一些所谓“党内人士”。也正是所谓“党内”的要人们，对他的“伟大领袖”的地位，才可能构成最大的、或潜在的危险。因此，中共党内的所谓斗争、所谓“路线斗争”，特别是建国后，依我看，大都是由于“领袖”对于自己的皇权式位置要强占不放的心理所引起。所以，要承担责任（罪责）的，正是伟大领袖本人，正是伟大领袖的凶恶造成的！情况正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伟大领袖就是这么个庸人！举例说吧，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写了封信，客客气气的，有什么问题？结果，伟大领袖这个庸人受不了了，便发狂地整彭德怀，还硬说这是什么“路线斗争”。建国后所有的所谓“路线斗争”，都是这么一回事。我以前对高饶问题（所谓建国后第一次路线斗争）比较纳闷，不仅是因为高、饶二人从未在一起工作过，如何能形成高饶集团？而且毛曾在“工会问题”上还是很支持高岗、而反对邓子恢和刘少奇的。难道毛会因为高对刘有微词，就去整高吗？而且还弄成了反党集团！高岗在建国时，是中央政府的副主席，地位相当高。我总觉得这事不太合逻辑。后来我读到《赫鲁晓夫回忆录》才明白，高岗的垮台，依我看，主要是因为他向斯大林报告了中国党内情况。他把斯大林当主子，而不把毛当主子，这还得了！但斯大林却卖了他，把高岗的信交给了毛泽东。我想，这才是高岗问题的真正关节。这样，高岗还能不走到绝路上去么？

所以，领袖一伟大了，问题就来了，这是很自然的。如果像多党制的国家那样，领袖们从不伟大，国内谁都可以骂骂他们，那么，很多残酷的“党内斗争”也就不会有了。我总感到，英文里President（总统）和Party（党）就没有一点神圣的味道。总统、校长、院长、公司总裁等等，都是 president这个单词，那么您想，总统一词，还有什么“神威”呢？至于Party（党），乃是共同活动的意思，开个娱乐活动集会，也叫 party（派对），在美国party何其多呀，所以，当人们听到党这个词，也没有任何“高大威猛”的感觉。而在中文里，总统和党，其词义都没有其他意思，非常孤高，中国人一听到这两个词，不是肃然起敬，就是感到恐惧。因此这两个单词本身，就表现出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由于权高威重，在中文环境里，统治者通常是很容易施展独裁统治的，“等贵贱”也是很不容易的，几千年来就如此。在领袖和党面前，人们不是认输，就是害怕，或者被称为精英的人们，就去抢夺这个权威的位置。另外，从社会制度上来看，“多党制”下的任何党的领袖，都很难变为皇帝般人物，人们不大会神化和臣服他们。因此多党制下，像苏中共产党这样残酷的“党内斗争”，也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其实，即使中共战争年代的历史上，相当多的革命者，也都和鲁迅的处境一样：一面要面对蒋介石的残酷暴虐，一面却是“同一营垒”从背后射出的冷箭。中共党内30年代的疯狂“肃反”，各个地方的领袖们剪除异己，我看是最根本的原因。因此，造成了成千上万的红军指战员被 “自己人”所残杀的巨型历史悲剧（我的一个亲舅舅就在这种屠杀中牺牲，牺牲时年仅21岁，他在建国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而3年解放战争期间，由于停止了这种党内自相残杀，所以，革命很快就胜利了。但是，及到建国之后，那些参加流血革命的人们，却又被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所无情冲击，最后到了文革，几乎很少有人能逃过这一劫。许许多多当年的革命者，可以说被毛泽东的“政治运动”整得家破人亡，甚至死于非命。这些人在文革前都是贪官吗？根本不是。战争年代的共产党干部，几乎没有贪官。毛泽东所谓“反修防修”，所谓反对和防止“走资本主义道路”，今天看来都已经很滑稽了。但可悲的是，当时人们几乎都相信他。我认为，可以确信，毛泽东就是要清洗这些老共产党人，而换上张春桥、王洪文和迟群、谢静宜这样一些人。毛泽东大概觉得，这些人，那肯定会绝对听话的，会永远把他视为位极天尊的伟大领袖的。历史证明，这多么可笑！文革时，还说什么“毛主席洞察一切”，我看他其实就是个昏君而已，什么都看不清楚，更不要说洞察了。

对于那些所谓“老革命”们的状况，因我自己就曾在这种“家庭环境”中生活，深知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由于中国的战争年代时间很长，严酷的战争历史条件选拔出一代优秀的革命者。但是他们有时真是挺惨的。我也知道，很多中国的老百姓，对这层人不太了解，也从不谅解这些人，还认为中国的事情全都是他们这些人搞坏的。我认为，现在，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例如，近日网上流传一个关于2005年4月成立的“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的帖子。据悉：它依托国务院后勤基地、中央警卫局农场、武警边防后勤基地和遍布全国13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的生产基地，一直为国家94个部委老干部们提供优质、放心的有机食品。此事被官方辟谣，说没有这么回事。到底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但是帖子们纷纷指责中直机关和国务院机关的“老干部”，我认为实在是打错了靶子。到2005年，曾经在国家的“部委”工作的所谓 “老干部”（文革前的部级干部，或者司局级干部），绝大部分早就不在人世了。极个别还活着的，也都90多岁了，还吃什么特供食品？我从没有听说过。我父母在世时，从没有买过任何一件“特供”的东西。我们住的宿舍楼，有不少曾在国家各部委工作的老干部，现在活着的已没有几个，也从没有听说谁有特供。我不是否认“特供”本身，因为我不知道实情。但是，现在的高官显贵们的特权，却要当年多数还是简朴的“老干部”为之顶黑锅。真叫我没有办法。这很可能是新贵们做出来的赖事，但老百姓却迁怒于泉下的“老干部”，真叫我感到无可奈何。

但是，如前所述，我感到现在很有些人，是站在蒋介石立场上来反共。这个问题就大了。蒋介石其人离开民主，更加遥远。给蒋介石招魂，当然，不可能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最近，我的一位大学同学，也就这种现象来信，他说：有的人，“我看在批评共产党时就带着很大情绪。反对共产党独裁的人不一定就在呼吁民主，恰恰是报复。偏见离真理更远，你写的文章好就好在没有偏见，这才是最可贵的！……”

我不知道，我的“李志宁网页”当时做得究竟怎样，但我从不人云亦云，也是一贯的。我认为必须自己思考。因此，我批评了邓毛蒋……直到慈禧太后和古代皇帝，批判所有的独裁者和专制政治，我希望自己能尽量做到“没有偏见”。

（三）华人社会，就不能实现政治民主化么？

我不认为是这样。

有人认为，自秦始皇以来，黄河长江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被压迫惯了，因此，他们天生就不懂得民主，只希望有个救世主（大救星）来拯救自己，自己则听从圣明天子的安排。多数人民的内心深处都是这样，因此文革前有“一生交给党安排”这样的口号。因此，中国很难实现民主。尽管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因素，但是，我不同意说，被压迫人民就不愿实行民主。希望获得解放，是人类和所有物种的天性，中国人不可能例外。为什么自五四运动出现“德先生”的说法之后，在中国没有任何人敢将民主视为“贬义词”。蒋介石、毛泽东，都是政治独裁者，但是他们嘴里，从来不会公开反对“民主”这个词汇。至今也是如此，领袖们和御用学者们，只会歪曲“民主”，而不会公开反对民主。就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政客们是格外歹毒，他们想把“民主”曲解后，适合了官员和资本家的利益后，再灌到人们的喉咙和脑子里。（不过，我发现，人民日报公开反对“民主”的社会制度，在2008.9.26.的一篇文章中发生了，它公然鼓吹中国的集中制）

目前中国人说的什么“协商民主”、“党内民主”、“民主测评”、“民主推荐”……等等，全是假民主。还有什么“发扬民主”，尤其不通。民主，是一种社会制度，没有什么“发扬不发扬”的问题。我在李志宁网页上曾一再说，民主不是一种作风，所谓“民主作风”纯粹是虚无和欺骗，所以，“发扬民主”、“民主精神”更说不通。近来，还有人物们居然说，中国人的文化程度还不够，还不能实行民主，这是侮辱中国人民。不过，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进步，不像毛邓那样“民主只是手段”、“四个坚持”了，好像，等到将来中国人民文化程度够了的时候，就会实行民主的。他们对民主还会有什么可推托的借口呢？我们到时候再看吧。可能还有。

现在，在中国大陆，根本没有民主制度，因此所有带有“民主”两个字的说法，都是假的。

现在，台湾实现了民主化。我个人认为，这很了不起，但也是有原因的，首先是因为岛内的“一党独大”已经没有了可能。两蒋都已死亡，没有了战争年代的 “领袖”，坚持独裁是很难的（所以就这一点说，中国大陆也的确很奇特，战争年代的高层人物们，已经全部死亡，但“领袖独裁”的体制还坚持着）。台湾民主化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我认为是美国的影响。这或许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美国在公开的对外政策上，常常是不高明的，经常支持独裁者。它还动辄就指责别国支持恐怖分子，实际上，拉登就是美国支持起家的，只不过这块石头后来砸了美国自己的脚。萨达姆也曾是它支持的，萨达姆在两伊战争中使用的化学武器，也来自美国的拉姆斯菲尔德。但另一方面，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民主国家，据我在美国的亲身体验，在他们国内，人与人的关系，还是相当和谐。例如我此次来美国，发现儿子家里的门锁完全是形同虚设，完全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的确，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另外，我在这里与周围几乎所有的洋人见面时都打招呼，问声好，不管认识不认识（当然，不是在闹市，那是招呼不过来的；不过，尽管如此，对着不认识的洋人，也还经常需要打招呼和微笑）。大家都彼此笑脸相迎，不认识的人们之间，相互很客气，总是微笑，问候，嘴上不停地说着例如“早上好”、“谢谢”、“对不起”、“请原谅”这样一些话。这说明社会内确实是比较“和谐”的。在目前美国经济状况并不太好的时候，人们之间的和善关系，似乎也并不受什么影响。

历史的变化，常常是很奇异的。中国，本来是一个受美国影响大的国家，但是在二战结束时，与美国几乎全部在华外交人员和军界人士对蒋介石的认识相反，美国政府固执地支持极不得人心的蒋介石集团。而蒋介石集团又是根本扶不起来的，不可能控制全部中国大陆。最终，1949年美国突然发现“丢失了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弄丢了”！大家慌忙地找原因，推卸责任……。而后，几十年下来，时间改变了原来的历史“情结”。中国，从苏联的敌人，变成了苏联的盟友，而对美国不再有亲切感了，从政府到人民，大都在潜意识里觉得：美国，那总是个“异己”的力量，是个敌对的势力。而美国呢，由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也始终把中国视为敌对。这个历史性变化，是很巨大的，全面改变了全球的力量对比和地缘政治。现今，不少中国人由于对美国的警惕，牵连得连对“民主制度”也警惕起来，并在心中有意无意地加以抵制。这种精神羁绊，形成了某种对于中国政治进步的巨大的精神阻力。其实，所谓“中国特色”、所谓“一国两制”，所谓“社会主义”，并没有什么深的含义，这些东西，都不过是中国官家用来抵制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的东西罢了。但是，中国许多人们竟然从心里接受了，也在找着各种理由来拒绝政治民主。这使我感到难受。例如，新加坡是一个只有几百万人的小国，人口仅达到北京市的几分之一，它根本不能证明“民主制度”的什么。但是，也常常有人拿它来说事。说新加坡就是“一党独大”的，就是专制主义的，因此，人口及领土都比它大了100多倍的中国，也应当向它学习。这种说法的来源，肯定是中国官方或者御用文人，但是不少老百姓也接受了，这使我颇感沮丧。现在，世界上比较重要的国家里，完全不实行“民选”的国家，已经寥寥可数，这充分说明“民选”是世界潮流。但中国，就是几十年都进不了这个历史潮流！也真使人纳闷。我知道，即使今后实现了政治民主，也不会一下子就解决了中国所有的问题。当然，民主制度不是万能的，但若是没有民主制度呢，现在人民连自由说话（如出书、发表文章、办网页等）的权利都没有，几十年的积弊怎么能消除？重大的政策性问题暂且不说，就说现在许多的老百姓上访，被歧视，被欺负，被推来搡去，甚至挨打受骂，充满了痛苦和屈辱，就说明中国连个“说理的地方”都难找。这样的生活，就是不“乱”，就是四平八稳了，非常“稳定”了，又活得有什么意思呢？何况，又有民主、又不“乱”的国家，现在世界上，还是绝大多数呀。

还有，我总感到，中国所以如此抵制民主制度，并不是“中国人民”有多大问题，主要还是已经窃取了政治权力的“中国官员”们有问题。官员们，肯定大都希望就这么弄下去，吹牛拍马，偷鸡摸狗，吃吃喝喝，搞一些贪污，养一些二奶，那日子不是过得很有滋味么。搞什么政治民主啊！确实，他们抵抗住了世界的民主化潮流，经过1989年的枪响之后，人民有什么办法？现在，甚至有人说，中国人民的文化程度不够，不会选举，所以现在还不能民选。一旦民选的话，中国就会发生混乱。这说法实在可恶得很，根本不能服人。当年共产党在根据地里就搞过选举，那时根据地的农民还多是文盲呢。再说，俄国1992年民主化的时候，人民也猝不及防，也很是突然，但是从没有听说发生了“人民不会选举”的问题。我认为，说什么一旦“民选”就会发生混乱，实在可以算是最“中国特色”的无耻了！现在，中国的官方和官媒，一来就说怕“乱”，“怕乱”成了他们的护身符了。但到底什么叫“乱”？在美国，反对布什打伊拉克的游行，很多年来多次发生，在纽约有好几十万人参加，美国因此就乱了吗？西欧、北美都经常发生游行、罢工、请愿……，没听说这些发达国家因此倒退，都“乱”成了“发展中国家”了？其实，最有说服力的例子还是台湾。台湾人也多是汉族人，中国的汉族人怎么就不能民主化？台湾民主化后，看起来有点“乱”，但实际上人民对民主还是满意的，在台湾没有人愿意回到“一党专制”的时候。目前，台湾虽然经济上有些困难，但是至今比大陆的人均收入，要高10倍左右。台湾没有大陆这般贫富悬殊，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基本处在正常的状态。中国大陆没有任何游行、集会、结社、罢工、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倒是一点都不“乱”了，但中国的贪污和贫富悬殊，中国的道德崩溃，中国的假冒伪劣，已经基本成为“世界之最”了。

这就是中国不“乱”的最大成果。

其实在中国，真正的“乱”，真正的“乱源”，到底在哪儿？并不是很难弄清的。例如官家对老百姓“横征暴敛”，许多黑社会集团对老百姓“横抢竖夺”，什么煤老板、地产老板、贪官污吏……。这无一不是“乱”！为什么单单指责老百姓“乱”？集会游行是“乱”，群众结社是“乱”，发表言论也是“乱”，中国究竟还有没有宪法？还是说中国是一部假宪法？或者“乱”宪法？依我看，现在的中国老百姓，实在是很不“乱”的，有点太不“乱”了。

当然，如果社会“乱”到了如北洋军阀混战时候，那当然会民不聊生。但现在中国若民主化，根本没有“乱”到那个程度的危险。实际上，没有了一定程度的 “乱”，社会权力就失去了制约。一小撮官员和暴富者们，就会更加肆无忌惮。现在，极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占有了大量社会财富，在中国不少地方，竟发生了可怕的奴隶劳动，这是“官乱”而不是“民乱”。但是，现在中国的所谓“乱”字，并非指官，却是专门用来指责民众的！因此不难理解，这些官员和暴富者，当然要强力反对一个“乱”字了。因为在人民大都敢怒不敢言、社会也一点不“乱”的时候，官员和劣商干坏事最容易。所以，“富起来”的人肯定都怕“乱”。但是，令人不解的是，现在中国，许多并没有“先富起来”的人们，甚至还有不少生活（医疗、住房等）还很有些困难的人们，也有不少认为，一旦民主化中国就会 “乱”。他们就怕“乱”，似乎有一点“乱”他们心里就极不舒服，这就令人说不出话来了。最近，有个朋友来信无奈地说，看来，中国那些官方“宣传尽管是虚假的，但依旧有效”。

中国的老百姓被“治”到了如此地步，说起来，真是令人痛心！

当然，不少人还是看出了中国的问题所在。他们想说话，想批评，但又常常说不出来，就是网页上有批评的声音，只要官方不高兴，就会关掉它！我的网页就是这个遭遇。所以在中国，我认为，最具“中国特色”的，是官方不让中国人民自由说话、发牢骚。这一点，和世界已经太不一样了。中国官方以为，只要下死力气，捂住了中国人民的嘴，让人们的发声器官出不来气，那社会矛盾也就不存在了。如果不许批评，那么，人民也就会对花天酒地的官员们和“新阶层”人士感恩了？起码满意了？真能做到吗？中国官方的主观唯心主义，实在是“自以为是”到了发疯程度。堵民之口，到底最后会是个什么结果？这难道很难猜吗？我奇怪，中国的官方总是自以为高明，怎么连这一点聪明都没有了？古人都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现在中国高官们的文化素养，着实令人担忧。西汉路温舒《尚德缓刑书》中说“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不让人民自由说话，不给人民一个出气口，要求人民只能 “听党的话”，听领袖们的谆谆教导，几十年下来，不要把中国人民憋死、气死吗？蓄之既久，那么“总爆发”必定是可怕的。就是聪明的统治者，也知道要让人民一点点地、时时地能够张开口，把气放出来，使人民心情舒缓，才不至于到处是“爆发”（例如广西瓮安），最后甚至来个总爆发。我看，正是上面自己在愚蠢地制造“乱”，甚至在制造“大乱”。他们还要怪人民！怪人民说话多了。

我最近在美国过了几个月，虽然没有参加过任何社会活动，但是也颇有感触。我看到电视上美国的“党的大会”上人们就像节日一样，但与我们不同，是人们有什么“思想”，他就去参加那个合于他的“思想”的政党，所以，人们的思想是自由的，第一位的，任何党不可能去“改造人们的思想”。如果两大政党，都不想参加，还可以组织自己的政党，能不能成气候，那就要看是不是还有足够的“思想”相同的人来参加了。而我们中国正相反，个人的思想是不重要的，也没有人尊重，只有党的思想（也就是领袖的思想）才重要，才至高无上，所以要让党来“改造人们的思想”，或者由“党”组织来组织什么“政治学习”以“改造”党员的思想，“统一”全党、甚至全民的思想，达到什么“共识”。也就是说，个人的思想，是不能由自己主导的，而必须由领袖们来“领导”。这样摧残“自由思想”的一套，居然还被叫做“解放思想”！令人感到汉语有时真是滑稽。为什么中国的官员和学者经常说要“解放思想”？显然，那是因为领袖说了要“解放思想”，而人们的思想还没有解放到领袖们所要求的那样。所以，思想，那可是不允许随便自由的，不允许真的解放。这样一套“压制人性”的东西，竟然在全国推行了60年！人们还浑然不觉！难道是我们中国人有特别的神经？在美国，参加哪个党是很随便的，事情全要看那些党们能争取到多少老百姓在“思想”上同意该党的主张。而中国，是你必须同意被党改造思想，才能入党。这哪里还像个“党”啊？这是帮会的规矩，什么都要听“老大”的，否则就要被“清理门户”。蒋介石时期的国民党也是同样荒唐的，大量的人们被迫“集体入党”，管你脑袋里想的什么，必须信奉蒋牌的三民主义！否则，谁人胆敢公开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格杀勿论！

因此，在美国，是人们有什么样的“思想”，就去加入合于自己“思想”的党，选举该党的总统候选人；或者大选时投该党的票。而在中国，要入党，那就要认可并接受党的思想领导，要认可被党（也就是党的领袖们）来“改造思想”。个人的思想，无足轻重，必须从属于党。而且无论在党内党外，人们也都不用按照自己的意愿“投票”。

毛泽东时代经常讲到要“解放全人类”，这来源于马克思。文革开始时，毛对红卫兵也说“要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大意）。这可真有点“一语成谶”。待到邓时代后，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仅迟迟解放不了了，而且看来，只要在当代的共产党领导下，就是“最后”，也甭想再获得什么“解放”了，没当上黑窑工，那就算好事了。再说了，在今日中国，弄到钱变成资产者的人们（贪官与奸商），就心里踏实了吗？也未必。暴发户们也未必觉得自己的生活从此就很可靠，可以一心一意好好生活。他们在中国条件下，还要做很多事！首先一定要继续弄很多钱，无论是贪污还是欺骗；此外还需要洗钱，转移国外，使用各种骗术；然后还需要弄个外国的绿卡或国籍什么的。所以，今天，中国“人心浮躁”是必然的事。在美国我有个感觉，就是人们都在“过日子”，安安静静的，大家都笑脸迎送；而且对生活上的各种事，都是满认真的。而中国国内，人们好像不是在“过日子”，而是在“混日子”。谁都不知道未来究竟会如何，大家都在尽量给自己捞好处，不管他人死活，例如目前沸沸扬扬的三鹿奶粉问题！这种事情在中国，根本不是“一个企业”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的问题。既然是行业的问题，那也就表明：是整个国家的问题，是“全国皆伪劣”的问题。既然是全国性问题，那就表明是“党和国家”出了问题！过去，是小个体户大造假冒伪劣，现在连巨大的、有国家背景的“集团公司”也这样干，到底说明了什么，不是很清楚吗？小个体户再黑，改变不了全国；只有那些党和国家领导，才能改变全国。为什么中国能整个被改变成了个道德沦丧的“金钱社会”？谁来负责？现在，也就是我们中国，到处是“为了捞钱、为了自己富”而不顾他人死活的恶人在当道。别的任何国家，都达不到中国这样竟连食品和药品都“遍地假冒伪劣”的恶水平！这只能让世界看不起中国人！其实，在中国古代，尽管非常不尊重生命，动辄夷三族、斩讫报来，而且酷刑普遍，但是，中国古人也留下了一句话，叫做“人命关天”。即使在古代中国，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在和平时期如此大规模地、全国性地大肆制造假冒伪劣食品和药品的局面。无辜者们因此而死亡，但制假者们毫不动心！可怕呀，中国已经成了一个“没有良心”的社会。一个邓改革，就能迅速把中国改造为全社会重度道德沦丧！也是一种“奇迹”。人们大量“做坏事”成了中国的常态！实在令人惊愕。

当然，美国也有它的问题，但绝没有这样的问题。

您的来信提到美国的侵略伊拉克的战争。我过去在网页上，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也有很多批评。对伊拉克战争也有好几篇文字。美国绕开联合国、对伊拉克开战，毫无疑问，是在战后国际关系中，开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先例。这没有错。但这与它是不是个“民主国家”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我想，好在它是一个民主国家，总统的决策还要受到国会等的限制，美国人民的反战示威也发生着作用。可以想象，如果美国是一个希特勒式的独裁国家，那今天的世界会什么样呢？美国反战的老百姓可以随意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一点就很了不起，他们写各种各样的标语、画各种各样的漫画，可以把布什画成希特勒样式，不会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追究。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便想起，对比一下，在1979年的对越战争中，在中国国内，并没有出现任何反战的声音。人们几乎是一致支持攻打越南的，并把这称为“自卫反击”。这四个字，显然是不合逻辑的。我认为，按照逻辑，越南是不会主动来打中国的。打这么大的一个中国，越南要干什么？要夺取领土吗？夺取战略物资吗？干这么大的事，总得有个目的吧。另外，越南当时正在柬埔寨和波尔布特匪帮打仗呢，再主动开辟一个中国战场，不可想象。两面作战，兵家大忌，这是历来如此。所以，显然是，中国的邓小平有打这个仗的意愿，这才合乎逻辑。所以，不是什么“自卫反击”，而是中国的“主动出击”。这才合乎逻辑。中国白白牺牲了许多年轻的士兵。这场战争与普通中国人民的利益究竟何干？正常地说，总应当有一部分人持反对意见吧？没有！为什么中国从上到下，均没有任何人发出一点点“反战”的声音？我看，不是没有任何人持有反对意见，而是发不出声音来。为什么？就因为，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政治！只要“领袖”决定了，不需要任何其他人、其他单位和人民来发表意见。的确，这种政治，对周围的世界来说，是更危险的。您瞧，只要伟大领袖“愿意”，只要他心里想打，说打就打，没有任何限制性因素能起任何作用。显然，这就很危险了。

在大国中，印度是一直举行选举的国家。那里有不同的共产党，有的共产党在个别“邦”（相当于中国的省，例如西孟加拉邦）里靠选举获胜执政，这已经有很多年了。目前的尼泊尔，有不同派别的共产党，虽然也经过了武装斗争，但最终国家废除了君主制，成了一个有“民选”的民主国家。在这里，共产党推动了民主，而不是西方政客推动了民主。那个曾经多灾多难的柬埔寨，目前尽管是掌权已经20多年的洪森（也可算是一派共产党吧）当家，但也还是一个“君主立宪”的民选国家。不久前正在大选。据那些天的外国报道（BBC）：“虽然反对党抱怨人民党（即洪森的党）掌握了从媒体到司法的大批机构，但他们对人民党提出的选举舞弊指控却被观察员拒绝。这次共有11个政党参选，角逐国会的123个席位。约1.7万名柬埔寨和外国观察员参与监票工作。”在国会中，人民党过去得到 73席，是第一大党。但仍有50个席位是其他党的。这样一种有“反对党”的政治结构，我认为，比现在的中国要好得多。还有外国观察员参与监票，洪森实在也算很有气度。中国共产党目前就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只会说些什么“反对干涉内政”一类没有气力和没有道理的话。

（四）中国政府厉害的一面和软弱的一面

有外国观察员在大选中来参与“监票工作”，若是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当局一定要说，这是“干涉中国内政”。所以，中国的“选举人大代表”，就像一场公然的、强制的欺骗活动。中国人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中国当局就是这样，经常颠三倒四。外国人批评1989年的流血惨案，中国政府也说人家“干涉内政”。为什么“批评”也变成了“干涉”？这完全没有道理。在国际上，我们也不让人家讲话吗？其实，中国也经常批评外国的，例如中国过去曾批评南非的种族隔离，是不是也属于“干涉南非的内政”？没有这个道理吧？这种批评是文明，而不是干涉。批评表现了人类今天的文明。若是在18-19世纪，不仅中国，就是欧洲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人类文明。假如慈禧太后搞了一场 “六四”天安门事件，那时的美英法等列强会吭一声吗？不会的。谁管你呀！当代，中国人批评南非的种族隔离，是文明；外国人激烈地批评“六四”暴政，也是文明。都是人类的文明对于“暴政”的批评，表现出世界文明的极大进步，怎么叫“干涉内政”呢？就像一个家庭，关起门来虐待自己的孩子，这时别人在门外批评，难道还有什么不对么？更何况今天若是在美国，打孩子，那是法律绝对不允许的！中国人以自己狭隘的“暴政有理”的眼光看世界，还要吹什么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当人家真的干涉了中国的内政时，中国政府又软了。这里，我特别想说的是西藏问题。最近，西方国家在西藏问题上，显然是干涉了中国内政。因为达赖喇嘛集团是一个自称的“流亡政府”，西方国家凭什么支持这个“流亡政府”？从布什到加拿大总理等不少西方国家的首脑人物，都极热情地接见那个达赖喇嘛，亲亲热热地谈，要干什么？那才真正是“干涉中国内政”！但是这时，中国政府却表现得相当软弱。在奥运会前夕，由政府和达赖的代表举行了会谈！和流亡政府的代表谈什么判？难道中国政府自己也承认了这个“流亡政府”的可以谈判的地位了吗？

我认为，中国政府在两个方面，都是错误的。一方面在西藏坚持“不准游行示威”、“禁止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反宪政政策；另一面，又在国际社会面前示弱，和达赖喇嘛的代表谈判，这是自我降低国格！英文报道里的什么Sino-Tibetan Negotiations，真是丢人哪！而据新闻报道，中国政府的发言人居然还说已经谈出了什么“成果”，而且，还要继续谈……。难道中国政府已经承认了西藏流亡政府？当然，连外国人都看出了，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示弱，好像就是为了奥运会。但是，我想问问，这个中国政府还有原则吗？

外国政府要人接见达赖喇嘛，就是承认“西藏流亡政府”的表现！但中国的政府发言人，也就会表示个“不满”。我认为，若是一个正常的政府，就应当采取更为严重的外交步骤，例如召回大使、降格外交关系、甚至断绝外交关系。为什么凡是与台湾政府建交的国家，中国都断绝了外交关系？因为这是一个原则。说起来，当今的台湾政府，已经不是蒋介石政府，比起1959年以前的西藏政府，也要文明得多的不知哪去了。我的意思是，当前在西藏的问题上，表现了中国政府的软弱一面。

现在，我一听到西方人支持达赖喇嘛的消息，就觉得西方政客有时真是恶心。因为达赖喇嘛给我的感觉，实在太令人恐怖了。西方政客把这样一个“中世纪” 怪形状的宗教领袖作为对付中国有力的“反对派”，那是丢自己的脸。他们还自以为得意，以为他（及发沦功之流）也可以承担什么中国的“天鹅绒革命”或“玫瑰革命”之类的。西方政治家们只顾及自己的利益，这是西方官方和媒体的自私表现。我认为，如何看待西藏问题，最关键的，是1959年以前达赖领导之下的西藏 “政教合一”的噶厦政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政权？现在达赖在世界各地到处去演讲，把自己打扮得像一朵花似的，简直是善到了极点，还呼吁中国“实现民主”！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中共固然专制，但是从达赖嘴里说出，就好像希特勒在抱怨斯大林太专制似的。西方的政治家们到底了解不了解达赖过去对西藏农奴的凶残？不管了解不了解，都说明了西方政客们的不堪信任。达赖在1959年逃出中国之前，旧西藏不是一般的阴暗，而是非常的残忍和崇尚虐杀，在世界上非常少见。我不明白，难道西方国家的政客们喜欢这种“独特的文化”吗？达赖喇嘛总是说，中共摧残了西藏独有的文化，究竟是什么文化呢？如果还是1959年之前他统治下的西藏的农奴制度和残酷的杀人“文化”，这是中国人民根本不能接受的，是完全应当摧毁的。如果要接受独特的“西藏文化”，那么，全世界都要修改《刑法》为《狼法》了。我认为，无论目前的中共的政治有多么落后专制，都远没有达到旧西藏那种可怕的程度。尽管中国官方经常撒谎，但是，在中国官方杂志《求是》近期一篇文章中，我看到有如下一段可怕的文字，我认为那并不是撒谎：

……

1951年和平解放前，婴儿死亡率高达43%，人口平均寿命仅为35.5岁。据记载，元朝时西藏人口为100万左右，至1953年我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西藏人口仅为115万，在近700年的时间里，西藏地区人口仅增长了十多万。二是严刑酷法残害人民身心。在旧西藏，农奴主制定了《十三法典》、《十六法典》等残酷的法律来维护等级制度，明文规定使用断手、剁足、剜目、割耳、抽筋、割舌、投水、推崖等极为野蛮的刑罚。三是畸形宗教活动对人身血淋淋的戕害。在一些佛事活动中，常使用活人器官进行祭祀活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保存着一封50年代初旧西藏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致热不典头目的信件，信中写道：“为达赖喇嘛念经祝寿……需于当日抛食，急需湿肠一副，头颅两个，多种血，人皮一整张，望立即送来”。对人的身体和生命的践踏令人发指。

……

为什么不是撒谎？因为这一段文字，不在主要的报纸（例如人民日报）上，外国人一般看不见。而且，这些比起我1959年上中学期间听到的、关于西藏可怕的农奴制度残害农奴的故事，那要简单多了。为什么这么有力的证据，国家后来却不愿意多说了？中国政府甚至长时间（约半个世纪）里，从不提起这一段时间里西藏农奴制度的残酷。我也感到奇怪。我想，可能，一是因为建国初毛泽东政府同意了西藏仍维持原来残忍的农奴制度，暂不改革。好家伙，这一个同意，几乎维持了10年，西藏一直是恐怖的地狱。对此，人们会不会提问？二是，会不会因此，人们联想到张志新的惨剧，还有目前警察部门对于不少中国老百姓的残暴举动，例如孙志刚先生之死，另外不少人在公安局里屈打成招，在法院里做了枪下冤鬼。这种事情不是一件两件，很有一点普遍性，这一点与古代冤狱相比，简直是没有任何进步！但我认为，尽管如此，说到西藏当年的凶残制度，仍然是举世罕见的！我上中学的时候，看过当时一个著名电影《农奴》，描绘了西藏农奴的悲惨生活。电影里可怕的画面阴森恐怖，我记得当时回家连吃饭都觉得变味了，恶心了很久。

以前有一段时间，我看到西方政治家们如此热情地支持达赖喇嘛，给钱给物，帮他训练兵丁，还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我也曾经怀疑过：是不是当年西藏农奴制的“残酷”是中共政府编造出来的？是为了宣传？结果，最近我了解了一下，这个达赖喇嘛就是一个纵容活剥人皮的家伙！这一下，事情的性质就完全可以确定了！当我90年代初期访问美国时，亲耳在电视节目中听到达赖说，他连一个叮在脸上的蚊子都舍不得打死，只会把它轻轻赶走。好和善呀！真够虚伪的！那些表面上面目也很和善的西方政客，和达赖喇嘛那么亲亲热热手拉手，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手上没有沾上蚊子的血、却会粘上有活剥下的人皮的味道！

所以，西方在达赖问题上，真是闹了个巨大的国际笑话。实际上，可以说出尽了洋相，本来，中国可以狠狠地嘲笑他们！而且，这又真正是“干涉内政”。但中国政府的发言人却表现得一点原则都没有，连“反对政教合一”的原则都不说，不知怕得罪谁？同时，也没有“道德制高点”，也根本不提西藏过去农奴制度的异常黑暗和残酷。西藏的农奴有什么“人权”可言？不是很好的题目吗？但我感到，我们不愿意提到“人权”这两个字。可能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民选上台的民主政府，所以事情没有牵涉到官府自身的利益时，总是显得有气无力。

中国政府说得最响的，就是反对“西藏独立”这几个字。完全没有打中要害。其实，这是个很次要的问题，现在的西藏，是根本不可能独立的。现在，世界上哪个国家敢外交上承认西藏独立？敢在西藏建大使馆？而且，达赖抱怨中国汉族人向西藏地区移民，也是毫无道理！在一个国家内，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是历史进步的表现。为什么汉族人不能移民西藏？只是因为那里海拔太高，不可能出现大量移民。西藏人也可以移民中国的其他地区，根本不存在谁侵占了谁的土地的问题。西方国家好意思说中国汉人侵入了藏人的土地！他们自己又做了什么？古代的雅利安人来到今日的印巴次大陆，这里原来的居民后来哪儿去了？这些事太古老，就不说了。在近几百年里，欧洲白人向全球大量移民，占据了北美洲、南美洲，澳洲，还有非洲的一些土地，超过了西藏的土地面积几十倍，而欧洲大量移民之前，原在美洲澳洲土地上生活的人民，后来都哪里去了？支持“藏独”的西方人能回答吗？这些原住民，大量地被西方殖民者杀死了！包括印第安人、玛雅人、毛利人等。西方人似乎完全忘记了老殖民主义的历史。我不明白，美国就是一个移民国家，为什么却使劲吆喝、反对中国的汉族人在自己国家里，向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区和平移民？许多西方国家的人，依我看，也实在是管得太宽了点！现在，也有不少少数民族的人们住在北京，难道也是侵入了汉人的土地？也应当不许他们移动吗？如此，还有《宪法》所说的“迁徙自由”吗？现在，内蒙地区据说9/10是汉族人，新疆地区有一半多是汉族人。我们知道，在欧洲、美洲和澳洲，现在，许多别的地方的人也移民到这里，包括各种人种，已经司空见惯。但是，15世纪以前，美国是印第安人的土地，后来欧洲白人移民在北美洲大约占了人口9/10，从非洲被贩卖的黑人奴隶大约有1/10。印第安人哪儿去了呢？印第安人不管多么落后，也总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吧，他们现在北美洲人口中占有多大比例呢？好像只有1%。美洲比西藏的土地大多了吧？当年欧洲的移民都可以进美洲，那凭什么今天的汉人就不能进西藏？今天，白人移民们并没有由于尊重了印第安人的“独特文化”而都退回欧洲去。在南非，仍有1/4的人口是白人，即使南非取消了种族隔离之后，白人也没有都回到欧洲去。那么，凭什么西藏辽阔的土地上就必须要让达赖喇嘛“高度自治”、而汉人不能去？荒唐！

我记得历史书上说，西藏人（吐蕃人）在唐朝以前是很凶悍的，他们经常对西安以西的汉族农业地区进行抢劫和掠夺。似乎是文成公主以后，西藏的统治者们不大下山了，有人认为是佛教的传入，使得西藏人变成羔羊一般的民族。但我看，变成羔羊的是农奴，而奴隶主们把凶残的劲头，都用到了藏族农奴们的身上了。历史上，中国是个折磨人的酷刑泛滥并有酷刑传统的地方，但是与西藏对农奴的酷刑相比，后者那还要阴森恐怖得多了！

据我所知，历史上，西藏那个“政教合一”的政府，曾经趁着清皇朝倒台时，宣布过独立。尽管根本没有得到北洋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的承认，但是，此时西藏曾经与一些国家建立了非法的所谓“外交关系”。当时中国国内，由于一直在打仗，没有一个真正的、有效的“中央政府”，因此无暇也无力顾及西藏。西藏地理险峻高远，又真正是“山高皇帝远”，因此，西藏的统治者们还自以为真的是个“独立国家”了。1950年，全国进入了和平时期，这时的中央政府，当然不可能允许“西藏独立”。所谓藏军，1950年还在昌都地区与解放军打过一仗，当然，只能惨败。于是，解放军进藏，便是不可阻挡的了。

由于北京与达赖喇嘛的协议，西藏一直到1959年都没有进行民主改革，当时也是“一国两制”。为什么对暗无天日的农奴制度，能容忍了这么久？是我所不能理解的。

这一次，西藏流亡者在西方政府的支持下，或者起码是默许下，向奥运会发起了骚扰。他们又鼓动国内的一些藏族喇嘛和流氓砸银行、烧商店，还弄死了一些无辜的老百姓。西方官媒以为，这一下，可出了中国的丑了。但效果与愿望相反，这一下反而激起了许多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全世界的汉人，起码有13亿到 14亿人，而藏族人还不到300万，其中多数还并非与达赖喇嘛一头。所以，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发生了汉人的反示威，他们觉得“祖国”受欺负了。这一下，西方政客的愚蠢，把大量本来对中国政府很有意见的中国人民，反而推到了保卫祖国和保卫奥运的旗帜下。从而，大大减轻了对中国政府的来自民众的压力。其实，中国政府在国内，问题成堆，对于劳动者的低工资制度、医改、房改、教改，以及贪污腐败等问题，中国政府已经焦头烂额，难以应对。其原因，就是因为官员本身的 “阶级化”，清廉的官员几乎不存在了。没有外力，既没有今天民选的压力，也没有过去皇帝的压力，这种历史条件下，贪官污吏自己来革自己的命，那是根本没有指望的。这一次奥运会，国家花了海量的钱，说是为了表现中国的崛起，实际上还不是给官方自己买面子。面子，至今还是“中国精神的纲领”（鲁迅语）。上次雅典奥运会希腊政府花了120亿美元，后来经济上遇到困难，以至于人们还讨论以后是否应当举办节俭的奥运？可是，中国为了奥运会竟然花了430亿美元以上，是一届十足奢华糜费的奥运会！完全像个暴发户！这么多钱，大概超过了中国任何一项建设项目，其绝大部分成果主要用于两个星期的比赛，以后，这些超级建设，也只能是供少数人享用。有人认为，尽管花了这么多钱，但是举办了一场让世界震惊的奥运会，是表明了中国的崛起，也创造了奇迹。不是中国政府，哪个国家能办到？我看，咱们中国人实在是太想崛起了，太想创造奇迹了！要知道，一个专制主义政府要想创造奇迹，其实不难的。长城是奇迹，大运河也是奇迹，却是中国最专横、最腐败的两个皇帝创造的，但秦始皇和隋炀帝并没有搬一块砖、没有挖一锹土，还不是人民付出了生命，付出了辛苦和汗水，付出了苛捐杂税。同样道理，奥运会花了这么多钱，钱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全是从中国劳动人民身上剥下来的。奥运会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到底对中国的普通人民有什么实惠？除了肿了脸的“面子”以外，我实在想不出来。奥运会带来中国全民健身了吗？没有。奥运会带来了坚固的学校校舍了吗？没有。奥运会带来了普通职工的工资普遍上涨了吗？也没有。因此，现中国社会固有的重重矛盾，不可能因奥运会而有所缓解。而国内不少老百姓，对国家这种不顾一切、大办奥运，原本是很有意见的。但是，正当此时，西方的傻子们来了，他们来乘奥运之机支持达赖喇嘛来了，这一搞，他们得罪了占世界人口1/5的汉人，同时，帮助中国政府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狂热，使得中国专制政治固有的矛盾大大缓解，使得世界很多搞火炬接力的地方，不仅只是出现几面“藏独”的旗帜，更多的却是，到处飘扬起了五星红旗。那些中国的官员们，大概高兴坏了。那些西方政客和激进分子们，还以为他们是以搞“颜色革命”为能事的，但他们选中的达赖喇嘛，吾尔开希之流，真的能够推动中国的“颜色革命”吗？甚荒唐！不会成任何正果的。

但是，尽管不少华人华裔在海外挥舞起五星红旗，但我仍想说明，所谓“爱国主义”并不是一个神圣原则。特别在今天，地球已经成为“地球村”的时候，所谓爱国主义，是格外狭隘的。当年，马克思、恩格斯都称自己是“世界公民”，并没有狭隘的爱德国的情绪。科学家爱因斯坦，也不是个爱国主义者。他说：“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国家应是我们的仆从，而我们不应该是国家的奴隶。”但是，在当代中国著名的“八荣八耻”里，第一条就是爱国主义。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虚伪，但我认为，这不得不说起码是一种狭隘思想的表现。当然，中国的虚伪宣传有的是，在这一点上，甚至比蒋介石的宣传还要恶心些。例如，蒋介石从没有说过他要代表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他也的确是劳动人民的敌人。但在我们这里，50年代唱“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呀”，结果，人民没有得到幸福，救星也并没去救人民。到了今天，我们看看，左一个“代表人民”，右一个“为民”，三个代表，三个为民，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为了“劳动人民”？还是说骨子里一套，口头上则另一套？本来，热爱祖国和家乡，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的情绪。就是德、日的法西斯时期的国民，也是一种疯狂的爱国主义。这就暂且不去说它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爱祖国，是不是就是爱政府？我想，这可是两回事。现在中国的官家和御用学者，还有官媒（那简直是种特别的催吐剂，例如中国电视台的奥运会解说词等等，简直就像在酸菜坛子里泡过了一样，让人听了就要倒牙，很妨碍看比赛），官媒似乎就是想把中国人民的一种自然情感转换为对政府的爱。但现在的中国政府，尽管取名“人民政府”，又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人民干嘛要爱你？

据国外报道，北京有两个年近80岁的、行动颤颤巍巍的老太太，因为在奥运期间5次申请在官方设定的“示威区”进行抗议，而被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判处 1年“劳教”，此事荒唐至极，在外媒引起轩然大波。这是个什么“可爱的”政府！据最近报道，大概受到了国外舆论的压力，北京市又撤销了对该两位高龄老人 “劳动教养”的决定。这样的事情，国内不予报道，但是，这样事情对中国人民的震撼，会远远大于一些无理的藏独分子的胡闹，西方人都感觉不出来吗？所以，西方人常常搞错。目前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并不关心、也不会同情达赖喇嘛，人们关心的是更为切身的问题。下岗失业工人、失地的农民、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他们所关心的，西方人常常不在乎，西方人只是抱着个对中国99%以上人口毫无影响力的达赖喇嘛不放，实在令人不解。另外，西方人常常讲“人权”，这并没有错，人权就是任何人都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但是，中国老百姓常常不大明白这个词儿，总觉得它有点虚，因此对于“人权”二字，中国政府敢于公然对抗。这或许是原因之一。而“民主”一词，中国政府就不敢公然否定，于是他们把“民主”的瓤子掏空，剩下一个壳，变成了假民主。其实我想，“人权”human rights若是就翻译成“人的权利”，虽然响亮程度差了，但可能会好点。应当让中国人民知道，“人的权利”就是他们自己的基本权利。不过，也不能说，西方人完全抓不住中国问题，记得以前我曾经看到英国有一篇评论说：中国是贪官、不法私商和无良学者的铁三角(大意)。我认为很击中了中国问题的要害。但这一次西方大规模地支持达赖喇嘛，几乎一下子输掉了很不容易的、在中国长久积累起的正面影响。

有人会说，在中国政府领导下，发展了经济呀，人民生活改善了呀。生产力发展了，速度超过了西方国家，因此证明政府是正确的。有些冷血的人甚至提出，1989年的血腥镇压也是正确的，否则就不会有90-0年代的经济发展。好像1989年的学生和市民群众的游行，就是为了阻挡中国经济发展一样。这合乎逻辑吗？这种拿无辜人民的生命不当回事，而奉“经济发展至上”为圭臬的思想，多可怕呀！好像为了什么“经济发展”，就是杀了一些学生和老百姓也是应当，无辜牺牲者也就是“经济发展”大旗的祭品一样。依我看，在今天，只有中国有人敢这么说，在别的国家还没有见到什么人这样公然鼓吹“暴政有理”。这种令人惊惧的说法背后，当然，还是“发展是硬道理”、“生产力至上”的官方理论背景。所以，我在李志宁网页中，特别多次谈到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学说是不正确的。现在，有的西方国家用“幸福指数”来测定一个国家的好差，虽然也不算严谨，但比用“生产力”来测定国家和社会制度，还是要好得多。中国在文革以前就鼓吹：社会主义所以优越于资本主义，是因为可以创造更高的生产力，有更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为了追求一个所谓的“速度”，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把中国经济弄得乱七八糟。到了邓时代，依然在追求“速度”，我不知道这个“速度”，除了使领袖们“顶有面子”而外，还有什么用处？若是经济发展“扎实”一点，不是更好吗？如果多数劳动人民都能得到实惠，增长速度慢一点，又有什么关系？所以，分配制度其实比“经济发展”更重要。单单经济发展速度快，但好处却绝大部分落到外国投资者手里，剩下的，又有大部分落到贪官污吏、国企头目、暴发私商的手里，至于中国工人呢，除了“血汗工资”得不到别的。这样的经济，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对中国人民究竟有多少好处？当然，对官家有好处，那是肯定的，用了数亿人的血汗，堆起了“世界第一”的外汇结存，又风光，又能大量花钱，还造就了不少“亿万富翁”来增加“国光”，现在中国的官媒吹嘘中国的亿万富翁，一天都停不下来。这是他们的伟大成就啊，中国的官家怎么会不喜欢呢？不过，这种 “发展速度”并不能证明中国社会制度有什么优越性！因为中国日益贫富悬殊，因为中国的自然资源的大量浪费，因为中国的环境生态遭到了大破坏，所以，这么一种追求“发展速度”的社会制度，只能被证明为对中华民族有百弊、而充其量只有三五利而已。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极为糟糕的社会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中国的官员也不可能建立正常的法制。现在，有件小事情很说明问题，就是北京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的问题。这么大的动作，居然北京一个 “处级机构”就可以决定。即：奥运会后，是否把“单双号限行”继续搞下去。由此，令人对中国的官府的决策结构感到恐怖。有的时候，这些官员们还真是厉害呀。官儿倒不大，也敢做大事，大概这背后，还不知道有什么背景就是了。我看到网民对此的反应，多数是批评政府这样做是不守信用；还有人说，富人买两辆汽车，单双号不就解决了吗；还有就是对不限制“官家车”不满等。中国人民的确被官员管惯了，基本上也就是发个牢骚。当时我看到这个消息，也写了一条跟帖，客客气气的，但怎么也贴不上去，不知为何。真没办法。

我当时写的是：

“我正在美国访问，发现这里汽车非常多，但是空气依然很好。到底为什么？中国应当放下架子，学一学。如果汽车长期单双日限行，全社会也是一笔巨大的浪费。再说，如果要限行，等于一辆车只能用半年，应当预先向消费者讲清楚。如此，汽车应当先降价50%，各种消费税、购置税、养路费、交强险等，都应当先降价50%。这样才合乎道理，表示人民的物权有保障。国家能否在财政上支持住这个做法？如果汽车消费上，硬要剥夺人民消费的物权一半，而不作任何补偿，这是非法的。中国正在努力成为一个法制国家，要考虑到这一点。(2008.8.26.美西时间中午11点)”

为什么连这样一个温和的帖子都贴不上？而且在大网站全都贴不上。我感到很有些不爽。

中国不是前不久刚刚通过一个《物权法》吗？从这件事看来，中国的官员们还是根本没有拿人民的物权当一回事。其实，关于北京的交通问题，10年前我曾向公安部交管局提出过建议，当时公安部还请我去参加过两次学术研讨会。我记得那时就提出，要减少私人汽车上街，不仅是如“单双号”这样的硬性规定，而必须要综合考虑其他各种因素。例如：1）要取消汽车按时间报废的规定，这会鼓励私人爱惜汽车，少上街；2）要鼓励私家车上街多坐点人，对小轿车，可以取消后座定员数的规定；3）交通法规本身，要树立让汽车“尽快到家”的管理原则，减少汽车流量，而不是到处是禁左禁行、让汽车到处绕行，又浪费汽油，又延长了汽车街上跑的时间；4）应当给私人提供起码一个居家就近免费停车的规定，就会鼓励私车没事不上街跑，在家歇着省钱，而现在反正到哪儿都一样收昂贵停车费，在家和上街一样。我当时说，如果各种措施配套而合理，私人汽车上街就会大大减少。这在国外都有现成经验，在日本，在纽约这样的地方，都是这样。我记得，当时东京是650多万辆汽车以上，而纽约则达到1100余万辆汽车，那里的人们虽然家里都有汽车，但不一定会每天开着在城里没事乱跑。按我当时亲身感觉，觉得那里虽然汽车数量比北京多，但交通拥挤并没有北京厉害。当时，我提出了不少意见，他们也说，对。但后来并没有采纳我的任何意见，可能，这是因为“行政不作为”；也可能，由于各方面“利益”难以调整。各种有权的行政性单位都要搞钱嘛。于是，什么事都不好办。例如一个并不复杂的燃油税，全国人大都提出来了，竟然十多几年都搞不成，就是因为收“养路费”的公路局要自己收费，不能由财政拨款，这样公路局就可自由地“创收”和花钱了。中国这样一个个的“行政系统”各自为政，其办事效率，实在让人说不出话。

总的看来，中国政府有自己的规则。那就是：“对内厉害，对外软弱；对民厉害，对官软弱”。

（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到底有什么意义？

中国情况如此，是不是说明20世纪的“国际共运”也是一场歹毒的运动？我认为，还不能这样简单判断。

对任何事物，人们都会有不同看法，这往往是由于：人们所处的位置不同，看事情的角度不同，当然，也有“政治立场”的不同。举“马克思主义”为例吧，人们对它的看法不同。有人认为，正是马克思主义，造成了中国苏联的“社会主义专制制度”，给人民带来了灾难。这往往是年轻的激愤者和别有用心的学者的看法。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主张要“消灭私有制”，是侵犯了人们的私有财产权，这往往是富人和阔佬的看法，也是目前不少中国人的看法。还有人心里认为，马克思主义主张居于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埋葬资本主义，也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文化程度低，没有社会管理的经验和潜能，怎么能领导巨大的历史变革？特别是在中国，革命队伍以农民为主体，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古代“农民革命”的色彩。总而言之，现在世界上许多人，包括以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人，也都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是个消极的理论。

我认为，对“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影响如此广泛的思想，应当考察它在历史中的作用，考察它的来龙去脉。简单而随意地判断，我认为不能揭示事物的本来面貌。其实，马克思主义也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好，都曾经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也曾经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正面的东西。尽管马、列都主张民主，但是，由于“国际共运”没有解决“民主制度”问题，它才走向了反面。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必须历史地看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候，世界还是蒸汽机时代，当世界的技术进步已经翻天覆地的今天，它的影响还在，说明了它的生命力。其生命力究竟在哪儿？我认为，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主张“公平和正义”的，反对对于劳动大众的剥削。如果没有马克思的工作，那么全世界工人阶级在19 世纪及此前的悲惨生活，就不会得到科学地说明，也不会引起全社会的广泛注意。但是，单单从“剩余价值”理论上提出了问题，还不能解决工人阶级的政治无权和经济贫困的问题。因为没有任何社会力量能够组织起来，行使某种权力，从而约束“剩余价值”的无限提高。如何才能限制资产阶级对于穷苦工人阶级的剥削？历史证明，一是革命，一是民主。从理论上讲，革命似乎能够带来工人阶级地位的改变，而且似乎还更直接一些。但是，后来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单单有革命，没有民主，还是不行的。在苏联和中国，都发生了历史逆转的变化，工人阶级很快就重新沦为无权无势的穷苦人群。但是，反过来说，如果单单有民主，而没有革命，行不行呢？

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革命和民主，到底是什么关系？其实，在我看来，除了马克思，还有些曾经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也在想方设法，消除过度剥削，减少社会动荡。例如皮古的《福利经济学》、凯恩斯的《就业、货币与利息通论》等，都从纯经济学的角度，为减少全社会的过度剥削现象作出了贡献。我认为，减少对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的剥削，是社会得以比较和谐、并减少社会动荡的最根本的一点。还有，我个人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改革是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New Deal）。在一个国家，从立法上确立了工人罢工和“集体争议工资”的神圣权利。这看来是一个小小的点，但是它掀动了世界。它拯救了西方国家免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又保持自己原有的优势，例如“私有制”的外壳，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个人的进取心和创造性等等。

如果说，上述这一切都是由于十月革命所带来的，那是不着边际的；但是，的确，十月革命发生后，苏维埃政权居然摇摇晃晃地矗立起来，给了全世界极大的冲击和震惊。这就等于是告诉人们说，如果19世纪的压迫、剥削继续下去的话，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生“十月革命”，这给西方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感。这时候，又发生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西方世界感觉到像天塌下一样。看来，古老的资本主义的确出了问题。如何寻求出路？如何避免“无产阶级革命”？我认为，罗斯福总统算是找到了极好的路径。“新政”的实施，表面上是要提高人民的消费力，从而使得商品过剩的危机消除。实质上，若不改变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人民的收入不能提高（也就是剩余价值不能降低），经济危机是消除不了的。在“无产阶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已经发生了）的现实威胁面前，罗斯福新政带动了西方国家的改变。当然，在大萧条面前，西方世界同时还有另一种现象，就是部分国家（德国等）的法西斯化，这似乎也是摆脱革命危机的某种出路。但是，法西斯化，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战争和屠杀灾难，这条可怕的道路，经过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艰难血战，终于被堵上了。其后果之一，就是出现了一个号称工人阶级国家的“社会主义阵营”，这对西方国家，造成了更大的危机感。于是，在西方国家，广泛出现了对于工人阶级实际上的“让步政策”。历史表明：二战后的社会文明高度，还有民主制度本身，在西方国家都上了一步大的台阶。社会保障制度，虽然早在世纪初的俾斯麦政府就提出来了，但是完善这个重要的社会制度，却是在战后。同时，例如日本，本来民族性格就比较凶狠，还有“啊，野麦岭”的传统，但是，他们看到了中共进城后掌握的工厂，实行关心工人生活、启发工人主人翁精神、开展合理化建议等口号，颇受启发。在美国占领下推动的民主改革，也使得日本的资产阶级的狼劲大大消减了威势，很快，日本的企业家们也实行了中国的这一套，并保持了下来；而中国人呢，却反倒很快地就丢掉了这一套，因为没有制度支持，这种善待工人阶级的空话，维持不了多久。在西方的社会制度下，现在可以看出，只要有了工会的法律的独立地位、及和平罢工和集体争议工资的权利，其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实际上反而超过了那些口中高喊“无产阶级” 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而苏中等国，由于专制政治制度的确立，很快地，工人阶级便输掉了一切。例如，在今天的中国，工人阶级既无政治权利、又无经济权利、甚至没有自由思想的权利。革命，很快就走向了它的反面。近年来，俄中两国的亿万富翁们，像毒菌般地成长起来，其成长速度，远超过西方国家。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革”，把农民变成了雇农阶级，对工人则实施低工资政策，及无社会保障的“下岗”政策，工农也很快地就被推回到革命前的无权无势的状态，除了“口号”有点甜之外、什么实惠也没得着。而邓改革之后，工农甚至连甜“口号”这种空洞的东西也得不到了。

就这一点看，世界的变化，真是有点神鬼莫测。有人以为，西方国家自有“资本主义”以来，从来就是自由民主的。其实，不是这样的。西方国家转化为自由民主的社会，也就是20世纪、特别是战后的事情。这样一来，好像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革命，都是为西方国家的文明进步而搞的了。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没有解放自己，却推动了西方国家的民主建设。我们可以回想起，那些在国内亲身经历的、艰难的、无理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岁月。最终，并没有给本国人民带来幸福，其作用，却是推动了西方国家的政治进步和经济繁荣，同时使西方接受了教训。而且，苏中的“社会主义”历史，等于还警告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可千万不要再搞可怕的什么“社会主义革命”了！从现实看，这个“警示”还真的有效。您看，在尼加拉瓜、在柬埔寨、在最近的尼泊尔，一些由左派激进分子推动的革命，最终产生的，却是“民选”的民主政体。我感觉，这很好，现在的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再模仿中国的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革”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状况对于世界，绝对有“示范意义”，当然，并不是什么“好榜样”，而是“警世钟”。谁也不要再落到“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陷阱里动弹不得了！

所以，20世纪以来，我们经历的，是一段极具讽刺意味的、颠三倒四的奇特历史。

共产党当权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国家”，当时也激动了不少国家的人民，但事情迅速走向反面，工人阶级很快就沉入深渊。例如中国，今天工人阶级已完全沦为社会底层和所谓“弱势群体”，还出现了许多19世纪式的血汗工厂，发生了奴隶劳动。而西方国家呢，与中国相反，全都声称自己是“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谁说要“解放工人阶级”，但是，那些由工人自己选出的、维护工人利益的工会，却具有独立地位，可以合法地罢工和“集体争议工资”，他们有力地捍卫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不仅政治上有选举权，而且工资水平比起社会主义中国，要高上10倍、甚至几十倍。那么，20 世纪的所谓“社会主义”，对于世界工人阶级来说，还会有一点点“吸引力”吗？当然，不可能有，一丝也没有。

历史证明，“革命使命”完结后了的共产党，由于其政治构造，不可能是个“继续”代表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的党。这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铁的规律。所以，毛泽东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所以荒诞可笑，并不是因为他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而是经过他的“反右倾”和“文革”改造了的党，已经根本不可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了。他说王洪文当过工人，其实王洪文是个小科室干部，一步登天后，王就关闭了北京的玉渊潭公园，供其一人游玩，他还会为工人阶级做什么？毛所谓“阶级斗争”是没有阶级内容的，只是用来斗垮刘少奇和老共产党员们用的。所以，只看空洞的词句没有意义。当革命结束后，无论共产党的“党章”有没有改变词句，都挡不住党对于劳动工农的日益“不代表”性，而恰恰不是代表性，更别说什么“三个代表”了，一个都没有。

说谎，欺骗民众，操纵舆论……，这都是专制主义政治的特征。因为专制主义统治者常常需要说假话，用以维持专制统治。所以，中国的许多统计和各种信息也往往有虚假成份。而且严重的是，这是来自国家政权。政府机关做坏事，还有谁能挡得住它？此次三鹿奶粉的事，本来是不会“揭盖子”的。甘肃省已经出了事情，新西兰一家公司有三鹿4成多的股份，8月2日就要求回收查明问题产品，但是三鹿集团和河北政府机构根本不理人家，几次三番，新西兰这家公司无奈，遂通过其国家总理克拉克，把事情捅到北京。一直到9月中旬，终于开始撤查奶粉问题。结果，干这件混账事的“知名品牌”竟然大有人在，整个行业的黑幕才被揭开。既然不是个别企业、而是整个行业的问题，如前所述，整个行业出问题，那就表明是国家出了问题。这一下，我认为中国的奶制品行业恐怕要进入“经济危机”了，奶制品和鲜奶都要完蛋，该行业的数十万“从业人员”恐怕要面临破产了，大量奶牛也将被处理掉，温家宝说他要让每人每天喝一斤牛奶的愿望，大概要落空了。但不是由于产量，而是由于质量。这就是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的脆弱一面，这也是一种经济危机。从河北政府和厂商的角度，本想把事情捂住，这也是中国专制主义政府的正常反应。中国人的命贱，好在事情还牵涉到外国，千万名中国患病婴儿才有可能得到社会的注意。但同时在新西兰，它的人民却受不了该国大公司和总理竟然与三鹿奶粉这样毫无道德的事情牵扯上，而对之大加批评。中国与人家的社会文明程度，相差得实在遥远！

近来，中国的毒奶粉问题，在全世界持续发烧，引起了强烈回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可怕一面，终于使全世界人民大吃一惊。

中国的假冒伪劣问题，显示了中国道德沦丧的可怕程度。我曾在10几年前的书稿中，就写到这些问题，当时的材料就很使我震惊。但今天仍然在发生这些问题，并无好转，在某些方面，甚至更糟糕了。这说明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于食品和药品的疯狂造假、威胁人民生命的问题，几十年都无法有所遏制。这就说明，这个政治制度，起码是个无用的东西，进一步说，则是个与奸商共同作恶的东西。这同时还说明了，中国社会最终回避不了“民主化”的问题。

但是今天看到国内9月26日人民日报网上发表的一篇公开反民主的奇文，名叫《从奥运看中国政体优势》。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中共的机关报上，该文通篇没有提一句“工人阶级”这几个字，是当代中国公开背叛工人阶级的铁证！文章还好意思讲什么“社会主义”和马克思！该奇文不知是哪个御用学者搞的，好像没有署名。文章认为，北京奥运会就能证明中共的政治体制是超越其他国家的，荒唐！那么，三鹿奶粉引起了全世界的惊慌，又证明了什么呢？

（六）世界的未来究竟如何？

中国的“民主化未来”，即使为当代国人所反对，我认为最终是不成问题的。否则，中国除了灭亡，不可能有别的未来。但是，整个人类的未来究竟如何呢？我最近偶然翻翻我以前写的书，例如《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发现总体上悲观的成分较多。既然人类似乎没有多少时间了，那么中国民主化的意义究竟在哪儿呢？是不是当代中国人把资源和环境都折腾光了了事，然后，大家一起完蛋？

这封信已经写得过长了。几乎是每天晚上写一点，太长了，这哪里是回信？真对不起。所以，我想把最后一个问题简单说两句。

杞人忧天，被人嘲笑了几百年。但是，“天”确实是有可能塌下来的。这就是温室效应和自然环境的其他巨变等，例如核战争后的“核冬天”，不是没有可能毁灭整个人类的。所以，当代杞人，并非无事忧天倾。现代人所缺少的，正是这种忧患意识。现在，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资本主义的信仰，为了竞争，总有一天怕会“悔之晚矣”。所以，我希望咱们中国人能在不太晚的时候明白：官场的争权夺利，其实说到底是没有意义的；当上个亿万富翁暴发户，说到底，又有多大意义呢？……。当整个人类都混不下去了的时候，个人的财富有何意义？当然，中国的“能人”们很难想到这些。因为发财，对能人们自己还是有吸引力的。世界完蛋不完蛋，与我没关系！人类，特别是为了发财不顾一切的中国人，真的能明白这个大道理吗？看中国现在的状况，我认为是没有希望的。

不过，最近我想了想，在自然资源日益匮乏的未来，如果能解决好三个问题，人类目前的生活，还是能延续一个不短的时期。

1、以“分子栅”的理论，实现“蓄电池革命”，解决太阳能作为人类主要供电者的问题。

2、在石油时代结束后，解决用元素硅来铺马路和公路的技术，以解决人类生活的交通运输问题。

3、石油消失后，解决用大量生长的植物来生产塑料的技术，解决人类的日常生活问题。

我个人感觉，其他问题似乎都不太大。例如汽车，如果解决了能源问题，可以使用氢作燃料，只要有足够的能源，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看见在国外，好像在日本，有人在专门研究这些致命问题。这是些真正重要的问题。我想，“垃圾经济”肯定还能维持一段时间，即使各种金属的矿藏资源已经日渐其少，但是，若是解决了“能源”（以太阳能为主）的供应，解决了交通运输的问题，即使自然资源（特别是矿产）大量减少了，利用废旧物回收，人类目前的生活水平，大概也还是能维持一段时间。但是，我感觉，中国人的科研方向似乎并没有这种远见，社会科学色彩淡薄，但是政治色彩颇浓厚。中国除了沉迷于 “少数人富起来”而外，就是搞些争脸面、争“国光”的研究，什么航天、参与高速粒子对撞机等这些研究。弄到最后，在民生问题的技术上，我看还是要向外国高价购买，在“民生（生存）”问题上，还会被别人卡住脖子。

但是毛病是，专制政治下的中国领导人们不怕。老百姓的民生，历来就是在嘴里喊喊而已。虽然国家官员大叫“生存权”和“发展权”，说这就是人权。但是那些对人们的“生存”致命的假冒伪劣，近二三十年里铺天盖地，没见官员着一点急，至今还是在那里慢条斯理地讲“套话”。三鹿问题爆出来后，官府赶紧解释，对奥运会的奶品供应，没有三聚氰胺。安外国人的心，保住自己的脸面，永远是中国官员们头脑中的首要问题。

这封信太长了，简直不像一封信，对不起。不过既然已经写出来了，我想还是发给您吧。如果看得太累，不看也可。

我们的通信（主要是您的来信）是否可以发给别的人？请告诉我。

祝好！

李志宁2008.9.25.（美西时间）

案：

与中国的“异见人士”纷纷逃往国外不同，苏联的索尔仁尼琴先生害怕被驱逐出境，为此他连诺贝尔奖都不去领。尽管他千方百计想留在国内，还是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境了。这情况，起码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异见人士”们也有质量的不同；二是中国的1989年的镇压，其凶狠程度，已远超过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

（李志宁 2008.10.1.记）

案：

目前在中国大陆，我感到，为蒋介石呼叫的思潮并未过去。以前，曾经有个学者写了个“七大恶心”，称“共军打国军”是一大恶心，因为这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当时，如果有机会，我真想问问他，那么，“国军打共军”他是不是也觉得恶心？因为也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如果他说也恶心，为什么不写明这一点、而只说“共军打国军”？如果他认为不恶心，那就说明，他不过是一名“剿共”分子，没有一点价值。最近，国内又出现了一个“宪章”，宪章内容固有好的一面，但还是一套“剿共分子”的文笔。我认为，讲民主制度，当然没有错，但是，该所谓“宪章”又明里暗里地给蒋介石呼叫，好像就是想给中国未来的民主制度贴一个“蒋介石标签”！这些所谓学者难道不知道，蒋介石时期屠杀政治犯、是血流成海吗？我真不明白，这伙人，到底是希望民主早一点来，还是晚一点来？难道还是想造就一个“蒋式假民主”，好能够继续屠杀政治犯吗？

所以，跟蒋介石划不清界限的人，让人更不放心。

所以，想让中国政治退回到“蒋介石模式”，是目前“中国思想界”的一个主要危险。

我个人感觉，中国若是让“宪章”这些人当权，那将比当前中国的“非民主制度”还要可怕些。

所以，尽管目前我的身体不好，但我现在特别想恢复“李志宁网页”。我想发出一点自己的声音。我想尽量使人们明白：民主，首先就是决不能容忍屠杀“异见者”的一种制度。在台湾，广大的人群已经抛弃了蒋介石，如果马英九又要重新祭起蒋介石这块灵牌，那么他也将会被台湾人民赶下台的。

（李志宁 3.3.记）

案：

美国总统奥巴马，宣称他们在与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都取得了胜利。这很有些吹牛。

事实上，它们与共产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取得什么“胜利”。苏联阵营的垮台，既非西方国家使了什么法术的结果，更不是西方国家所“打败”的。苏联的垮台，正如有人所说，乃是一个庞大帝国的“自我摧毁”，是苏联这种“非民主”的社会制度自己混不下去了的结果。实际上，1920年前的武装干涉，人类史上打击力度空前的1941年德国法西斯的进攻，都不仅没有摧毁苏联社会主义，反而使它更加坚固。外部的进攻，弱化了专制制度的内部矛盾，使苏联人民为保卫祖国而一致对外，同时也延长了这种苏式“社会主义”的寿命；如果战后，西方国家也与苏联发生了战争，其结果，肯定，不仅不会摧毁苏联、取得奥巴马所谓“斗争胜利”，而且也会延长苏式“社会主义”的寿命。

正因为西方国家没有“攻打”（没有“斗争”）苏联，苏联才垮台了。

这个美国的“胜利”不是“斗争”来的，而是“等”来的。等待就是胜利，不等待就会失败。

原因就是，苏联的崩溃，是由其专制制度的“内部的矛盾运动”来决定的。

但是，苏联的垮台，是否预示着“共产主义”的失败？依我看，也还不能做这个简单判断。

未来世界的“共产主义”究竟如何？依我看，现在还很难说。目前，对于人类来说，环境和资源的危机还没有大难临头。但是总有一天，目前这种浪费资源的 “市场经济”（为利润而生产）会混不下去，极少数人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制度也会混不下去。到了那一天，人类是为了“私人占有”而大量自相屠杀，还是“社会文明”占了上风、大家友好共助、商量着如何把日子过下去？人类总归会面临这个问题的。

有时候我也曾胡思乱想：

我想，如果“工业化”的时代发生在“共产主义”时代，也可能，人类不需要把大量自然资源花在战争、杀人和为极少数人穷奢极欲上，天上的卫星也可能不至于相撞以致发生数万块碎片，这样是不是可能更好些？当然，这不是历史，这是幻想。

（李志宁5.12.记）

案：

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说美国在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都取得了胜利（大意）。但，可笑之极的是，中国官方在国内报道时，却删去了“共产主义”这一条。中国官方的文化专制主义，竟然专到美国总统的头上去了。我说，就这一点看，中国政府真是发了昏，竟然想把美国人打扮成个“不反共”的样子！是个什么心理呀？美国这个老牌反共国家，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中国政府到底要表现自己的什么毛病？我看，这件愚蠢的事上，中国政府和官媒所有的“有权”决定的人，都该去吃一点专治自恋狂的精神病药物了。

（李志宁6.12.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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