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懋如：许立群、姚溱因《二月提纲》遭厄运

李筱薇

关于《二月提纲》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说《海瑞罢官》鼓吹“单干风”、“翻案风”，是毒草，文章的矛头直指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文章上纲很高，语言很凶，引起了学术界、文艺界很大震动，形势逼人，人人自危。为此，当时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康生、周扬、吴冷西）开会研究，而后写了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这个提纲由彭真、陆定一授命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五人小组办公室主任的许立群和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姚溱两人起草。文件形成后，经中央常委讨论通过，向毛主席（当时在武汉）汇报后，以中央名义于1966年2月12日下发全国，“望照此执行”。
当时五人小组对姚文元文章引起的争论是希望作为学术讨论来对待。学术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这样可以避免牵涉过众，扩大过多。
提纲下达后，吴冷西同志和姚溱同志召开首都新闻界联席会，及时作了传达。与会首都各大报的头头听后，松了一口气，新闻宣传有了口径，好办了，思想界、文化界也可以不那么紧张了。我当时是中宣部的一个干事，因工作关系参加了这个会。
《二月提纲》违背了毛主席的意愿。毛主席发火了、发话了，中央下达《五一六》通知，说《二月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提纲，被撤销了；领导起草《二月提纲》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同时被撤销。五人小组的领导人彭真、陆定一同志和罗瑞卿、杨尚昆同志一齐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彭真领导的北京市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成了“三旧”（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之首被砸烂。陆定一领导的中宣部成了“阎王殿”，陆定一被打成“大阎王”、“大学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打倒，撤职、批斗、入狱共13年之久。许立群、姚溱因起草《二月提纲》受到了迫害，我目睹了许立群同志和姚溱同志的不幸！

许立群蒙难

许立群同志，原名杨承栋，笔名杨耳等，1917年生，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36年参加“抗日民族先锋队”，后入党，解放后他长期从事青年工作和党的理论宣传工作。1959年提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曾主持部里的常务工作。
我认识许立群同志较早。1952年他任中宣部理论处副处长时，到上海调查群众学理论的情况。我当时在华东局宣传部工作，接待了他，还陪他去工厂。他对我这个接待人员、小干部、年轻人也很关心，详细询问我的学习情况，当他得知我下班后要去夜校学俄语，晚饭吃不上，便给我饭票叫我到招待所食堂吃晚饭。那时领导同志和一般干部一样，出差一律住机关招待所，自费买饭票在食堂吃饭。我若用了他的饭票，他就要少吃一餐饭。这顿饭我是不能吃的，我很感谢，也很感动！1955年我调中宣部工作，遇到立群同志，他一眼就认出了我，主动和我打招呼、握手。后来因工作我曾多次到他办公室或家中，每次他都热情相待。
许立群同志文革前很受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宣部领导的器重。他是有名的“大笔杆子”，参加了很多党内文件的起草，写了很多理论文章、调查报告、杂文等。他文笔生动，挥洒自如，无教条气、八股调，深受读者欢迎，毛主席熟悉杨耳。早在延安时，立群同志就参加了毛主席悼念张思德的讲话《为人民服务》的记录稿的整理工作。文革前曾参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和第五卷（当时没有出版）的编辑工作，还写了介绍第四卷的文章——《战斗的道路，胜利的道路》发行全国。立群同志主管理论宣传和干部学习，他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多次提出要防止学习中的教条主义、乱套公式、乱贴标签等不良倾向。记得曾听他说，乒乓球打胜了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打败了怎么办？文革中这些都成了他的“罪”。
文革前夕，许立群奉命起草《二月提纲》，后又奉命带着起草好的提纲去武汉向毛主席汇报。当时毛主席没有反对《二月提纲》。据立群的夫人杜晓彬同志回忆，他（立群）正沉浸在主席同意了《二月提纲》的喜悦中，突然《二月提纲》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提纲，被中央点名批判，他想不通，也无法理解。他无可奈何地对龚育之说，是他没有听懂毛主席的话。文革来了，许立群同志首当其冲，在中宣部第一个被批斗。
1966年6月7日，部里宣布中央决定：许立群、姚溱、林默涵（副部长）、童大林（秘书长）停职反省。
6月17日，聂元梓等人在部内造反者的接应下，冲进中宣部办公大楼，贴大字报、批斗许立群等同志。文革前许立群同志曾任北大“四清”工作队队长，纠正了前任工作队的过“左”做法，保了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同志。许立群同志被诬为：镇压北大社教的刽子手！
6月30日下午开始，部里连续三次开会批斗许立群同志，《二月提纲》是斗许的突破口。主要根据《五一六通知》和康生授意王力整理的《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揭发的问题，逼许立群承认起草《二月提纲》是背着康生干的，目的是要把这件事搞成一个阴谋。这件事康生很清楚。彭真要许、姚起草《二月提纲》，康生在场；提纲写成后送康生审改，康生圈阅表示同意；在武汉向毛主席汇报时康生也在场。王力后来反思说：康生叫他整理“大事记”，他“觉得不好说整个《二月提纲》是背着康生”的，就只说他们“关起门来起草”。许立群同志交代：为了赶写提纲，不受干扰，才关上了办公室的门，不存在背着康生。可见康生蓄意歪曲事实，诬陷许立群和姚溱。批斗后，许立群同志被扣上了三顶帽子——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
在此期间，许立群、林默涵等同志被社会上的造反派揪走，下落不明，后经周总理发话才被营救出来。许立群、林默涵、童大林三位同志，曾一日数次被拉出来，任外单位来串联的造反派批斗，叫做“黑帮示众”，受尽侮辱。后来很多领导人被监管、入狱，立群同志被关押8年，1975年才释放。他长期失去自由、受冤、受辱、被逼供、遭酷刑——他曾连续被逼供十天不让休息；被打手们轮流猛击头部，脑受重伤；用镍币在他的后背脊处刮上刮下，皮肉破裂，鲜血淋淋；被带上“紧铐”，手一动就卡得很紧，越动越紧……他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患精神分裂症，久病未愈，有时不能自控，2000年7月16日跳楼自尽，令人悲痛难忘！
在这里我还要说一些事：文革中，中宣部两次被打倒后，1967年6月，中央文革派联络员柴振英来，我们被集中到北京市委党校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此期间，接通知要我参加许立群专案组（据说当时正副部长都设有专案组，都有中宣部的人参加）。上面派来公安部的王 × × 领导，罗 × × 似是助手，原中宣部七人参加，其中我等三人熟悉许立群同志。当时宣布此专案组为群众专案组，属陆定一专案组之下，代号502。纪律很严，很神秘，很保密，我们在监督下集体办公。开始时查阅中宣部的档案，找许立群的现行问题；后来查他的历史，在罗 × × 的带领下，去南京查阅敌伪档案。目的是要把许立群打成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在此期间，我目睹了对许立群同志的三次提审。一次在郊区的一个兵营里；一次在北京市委党校的一个教室里；一次在一个无人的老四合院的一个房子里（可能在恭王府内）。王 × × 为主审，我们喊口号助威，我做记录。我看见立群同志很消瘦，他风度依旧，不卑不亢，认真对待。三次审问均未提出实质性的问题，主要是打态度，总之是不老实，抗拒从严。有一次提审，不等立群同志开口，王 × × 劈头就将他新写的交代材料甩给了他，命令他撕碎。我看到立群同志那时的表情，他用颤抖的手，一页一页地撕。对那时的情景，四十五年过去了，仍历历在目！我们三个熟悉立群同志的人不久被清洗出了专案组，以后的事一概不知。立群同志出狱后，我和我爱人去看他，他身体很不好，明显的痴呆了。后来我在首都医院（即协和医院）看到了他的身影，他患精神病了！立群同志不幸去世后，出版了《许立群文集》，收进了他1936年以来的重要文稿64篇，杜晓彬同志病中亲自题字赠书诸亲友，我也收到了，书中晓彬同志所写对立群同志的回忆《一生忠贞　英灵不泯》读后催人泪下，感慨万分！历史的悲剧不能再重演了。

姚溱被害

姚溱同志，笔名秦上校等，1921年生，1938年入党，1966年7月23日被迫害致死，时年45岁。他死得早，死得冤，死得可惜！
我知道姚溱同志较早。我们是同乡，是世交，很早就听长辈们说，姚公子是一位才子，但我们未曾谋面。1948年姚溱在上海被捕后跳楼，很轰动，同乡中议论纷纷，确认他是一个共党分子，我也是共党，我未吭气。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在华东局宣传部秘书科工作，姚溱任宣传科副科长，我们见面相识。后来他被提升为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常来华东局宣传部开会，能见到他。1955年初，我调中宣部在宣传处工作，姚溱同志1954年调中宣部，1959年升任中宣部副部长，主管国际宣传和国内宣传，我们宣传处归他领导。1964年起，吴冷西同志和姚溱同志是首都各界新闻单位负责人联席会议的召集人。这个联席会议是中央书记处决定的不定期会议，一般两周一次，主要传达中央的宣传意图和反映各新闻单位的疑难问题。当时我们宣传处管新闻宣传，联席会议的会务由宣传处做，我和王哲人同志是记录，因此，能定期见到吴冷西同志和姚溱同志，听他们的侃侃而谈，最后的一次联席会议就是传达《二月提纲》。
姚溱同志写过很多东西，是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国际问题专家，曾经还是一位军事评论家。早在抗战之初，他在家乡参加抗日宣传，编《救亡日报》；后来在淮南解放区主编报纸；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先后为党办的《消息》、《文萃》等刊物撰稿并参加编辑工作，1947年以“秦上校”等为笔名，在以苏联商人名义办的《时代日报》（姜椿芳为总编）上连续发表“军事述评”一百多篇。当时正处于国共两党决战的时刻，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新闻被封锁，人们很难得知真实的战争消息，秦上校——姚溱以锐利的洞察力，以第三者的身份，利用当时国内外的公开报道，分析国共双方的军事动向，解说解放战争的形势，传播解放军的战绩，鼓舞人心，深受群众欢迎。我和大姐、三弟都是秦上校的忠实读者，每逢“军事评论”见报，我们必抢购当日的《时代日报》，必读、必议论、必在同学中传阅或口头宣传，我们还模仿他人将看过的旧报纸放在公共场所，任人阅读。秦上校的读者不能以报纸发行量来计算。秦上校在上海滩曾名噪一时。秦上校曾受到敌人的注意，姚溱因此几次更换笔名，变换笔法，以掩敌人耳目。他为我们当时做党的地下工作及时提供了宣传材料，我们很感谢他，也很佩服他，曾误认为他是一位苏联军官，解放后才得知秦上校就是姚溱，更加敬佩他。
姚溱同志思维敏捷，善于领会党的意图，深受领导器重。他文笔好且快，是中央“秀才”班子中得力的“笔杆子”，人们说他有一支生花的妙笔，称他是“快马”。他在中宣部工作期间，在重大的国际事务中，我国发表的许多重要文献，差不多都有他的笔墨；中苏关系中的九篇评论文章他都参加了；他和乔冠华、王力三人，以“于兆力”为笔名，曾在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国际问题的评论；他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五卷以及《刘少奇选集》中有关国际方面文稿的编辑工作。他曾多次随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同志出国访问，担任代表团的顾问。
姚溱同志也很受康生重用，他对康生很敬重，常随康生左右，口不离“康老”。后来兼任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受彭真同志器重。最后因参加彭真交办的《二月提纲》的起草工作，受害丧命。
1966年6月7日姚溱被停职反省。部里批斗许立群之后，7月16日批斗姚溱，连斗三个半天，和许立群一样，所谓背着康生起草《二月提纲》是主要“罪行”。最后那天的批斗会，康生的秘书李 × 到场，他即席发言，诬陷姚溱是彭真安在康生身边的一个“坐探”、“高级特务”，“盯梢”康生……李 × 的发言，我们亲耳所闻，全场震惊！姚溱的问题立即升级，批斗会达到了高潮……批斗会最后是干部处的人发言，题目是《从历史上看姚溱是个什么人？》指控姚溱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曾几次混入解放区，被驱逐……他那早已审查清楚了的历史问题，被歪曲了。会后，他服安眠药后上吊，含冤而去！姚溱同志没有死于敌人的屠刀下，却死于文革，死于康生等人之手！
解放前，姚溱和夫人并肩战斗，生死与共。姚溱死后，部里的一个造反者诬陷他夫人是“特务”，是姚溱的上级……后来她被捕，坐牢七年。她出狱后我去看她，她双腿已不能行走，双目几乎失明，已是一个残疾人了！我曾陪她去医院看病。他们的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被扫地出门，流落外乡多年……1978年4月22日开了姚溱同志的追悼会，1980年姚溱同志得到彻底平反。他的家乡——南通市编了《姚溱纪念文集》出版。

（作者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离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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