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亨俊：外国人怎样研究中国

李筱薇

1978年6月，我到新华社布鲁塞尔分社工作，分社负责欧共体（欧盟前身）和北约两个总部以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个国家的报道工作。当年11月，以交通部长叶飞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访问荷兰，当时我国驻荷大使是丁雪松，她是新华社的前辈（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新华社平壤分社社长），对分社工作非常支持；使馆把我的名字报给荷兰外交部作为随团记者，参加整个访问过程。荷外交部不但同意，而且邀请我在代表团结束访问后再留下一周，在荷兰各地采访。代表团访问了10天，考察了航运、港口建设与管理、造船等项目，商谈了两国的合作问题，还参观了世界最大港口鹿特丹港、举世闻名的围海造田。我一个人留下来的时间里，还参观了三个博物馆、两家报社、一所研究所和一所大学。这半个月的访问是我第一次对一个国家做比较系统的采访（荷兰方面也认为这是他们正式邀请新中国第一个记者对他们进行采访，所以安排得很周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最使我感到惊诧的是我在访问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时，看到两位金发姑娘在读《孟子》和许多关于中国的图书资料。因此，我在布鲁塞尔分社的4年中，我又两次去莱登大学采访，想具体了解一下外国人是怎样学中文和研究中国问题的。

一

　　在欧洲最早研究汉学的是荷兰人。在英国人到亚洲以前，荷兰和葡萄牙的商人就到了广东、福建和台湾，中国的瓷器和茶也通过荷兰商人被远销到西欧（茶在荷兰文中是tea，发音如同dan，这与闽南话“茶”的发音相同；英文和法文中的茶字都和荷兰文一样，只是发音不同）。1626年（明朝天启六年）荷兰的传教士就编纂了一本《中-荷-拉丁文字典》。莱顿大学于1875年设立了第一个汉学讲座，首任教授是薛力赫，他与法国汉学家柯狄尔共同创办了专门研究汉学的杂志《通报》，是西方最早出版的一本汉学杂志。1930年，当时荷兰最著名大学之一的莱顿大学正式成立了汉学院。
　　我第一次去访问时是伊维德教授接待的，他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和元明杂剧，他刚把王实甫的《西厢记》译成荷兰文。据介绍，汉学院是六年制，现有学生100多人。一年级新生（每年都有50—70人）入学后，头两周每天上课5小时，每周学50个汉字，我看了课本第一课是“人、刀、力、口、土”。第三周开始，每天两节课学汉字，四节课在电化教室学口语，我看第一课是：“郭先生你好!我很好，你呢？好，谢谢你。郭太太和郭小姐也好吗？她们也很好，谢谢。”这些课本都是美国出版的，有英文的注音和解释。伊维德教授还说，一年级要学900个汉字，要基本上掌握汉语的各种句型、能简单对话。还要学中国历史、文化、哲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他说，这个要求不低，常常有近一半学生升不了二年级。二年级开始学古代汉语，同时学习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文学史；三年级学的古典文学，包括朱熹的《孟子集注》、袁枚的《子不语》和《古文观止》，还选读中国现代作家的短篇小说，同时学习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地理等课程；四、五年级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结合专题研究进行学习（很少到课堂、主要泡在图书馆里）。其中少数被公派到中国留学1—2个学期；六年级集中写毕业论文。

二

　　我第二次去访问时，专门采访了汉学院院长许理和（这是他的中文名）教授，他是专攻中国思想史的，1959年他的博士论文是《佛教征服中国》（1972年在荷兰出版，1998年中国出了中译本，共632页），主要是讲公元四五世纪早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这次历时一个多小时的访问非常有意思，许理和教授一开始就说，他中文的口语不好，允许他用英文讲，但是他希望我讲中文，他可以练习听。
　　这对我也是求之不得。许理和说，他在写这篇论文时，先后曾参考了80多本（篇）中文书，和100多本英、美、法、德、印度和日本学者的著作，还是花了一些工夫的，不过这也使他迷上了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史的研究。他最近几年主要研究“外来思想”对中国的影响问题。
　　许理和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三次重要的“外来思想”。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的传入与传播。第二次外来思想是指明末清初的基督教文明的传入，除了基督教教义本身以外，还伴随着传入了当时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如数学（几何、三角等）、天文（汤若望和南怀仁两个传教士还担任过“钦天监”负责制订历法）、机械（如钟表、望远镜），以及地理、医药和西方的绘画知识等，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第三次外来思想是五四运动前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促使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经过艰苦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许理和认为，这三次外来思想都是从西方传入的（佛教是经过西域传进来的）。“全盘西化”是不对的，也是不可能的（日本学西方，也没有全盘西化）。但是，历史证明中国是有“兼蓄并容”（他这时用蔡元培的话）外来思想的传统，并加以本土化的。
　　当然这是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研究和看法，只是给我们参考。不过也可以看到，像许理和这样的学者还是很有功底的，研究工作也是严肃认真的。
　　汉学院有12位博士和4位讲师（都是欧美人），他们所教授的课程一般都根据他们的专长和所研究的问题来定，大致上分两大类：一是关于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的研究，如两汉南北朝史，中国道教的起源和发展，古代中国建筑史特别是《鲁班经》的研究，明清时代安徽商人的历史作用，明末清初的中荷关系（主要是荷兰与台湾福建的关系）等；还有一类是现代中国的研究，如中日关系的历史、现状和前景，当代中国的社会心理，中国农村问题（重点研究岭南和关中地区），中国的民族问题，东南亚华侨史，中国书法，卞之琳作品研究等。
　　许理和还告诉我说：“最近有两位教师写的人物传记可以定稿出版，一本是《郑成功传》，另一本是《廖承志传》。”

三

　　莱顿汉学院的这些研究成果得益于收藏十分丰富的图书馆和资料中心。
　　我在第一次走马观花访问时就很吃惊，除了看到金发姑娘在读《孟子》以外，在图书馆的另一隅，我看到两个男学生在仔细地研究几张地图，一张地图上印有WeiHo几个英文字，我一时想不起是什么地方，一个学生用汉语告诉我，这是陕西省渭河流域的地图，是根据卫星照片绘制的；另一个学生看的则是天津地区的卫星照片，一张是1960年代拍的，另一张是不久前拍的，这位学生用英语对我说，这里是新开的河道，那里是新的居民区……他们说，作为学习“中国地理”这门课，学生都要来图书馆研究从美国买来的中国各地的卫星照片。我当时感到十分惶惑，我国大学里地理专业的学生能不能看到这一类的卫星照片？
　　汉学院有两位美籍华人，一位是教务主任梁先生，另一位是图书馆馆长兼中国资料中心主任马大任。马先生说，这里是西欧最大的中文图书馆，拥有中文图书16万册，有关中国的外文书2万多册，各种报纸杂志3000种（其中2200种是过去出版现已停刊，有的已制成缩微胶卷），这些报刊有一半是大陆出版的，其余一半是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的报刊。以大陆出版的杂志来说，种类繁多、五花八门，我看到的有《红旗》《儿童时代》《?望》《化石》《大众电影》《遗传》《人民文学》，还有《中山大学学报》。单以上海出版的杂志就有《收获》《上海文学》《上海文艺》《上海戏剧》《上海教育》《上海农业科技》《党的生活》等20多种。
　　各种书籍按经、史、志、文和现代政治、经济、文学、哲学几大类编目。林林总总，十分丰富，特别将解放前的、大陆和港台出版的按主题放在一起，查阅很是方便。“志”的部分则收藏了大量的地方志，据说还相当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方面也很多，而且版本十分可贵，我在书架上就拿下一部《三宝太监西洋记》，是明万历年间刊行的，是难得的珍本。在那2万多册外文书中最多的是英文，但也有不少是法文、德文、俄文、日文的书。我在书架前大致看看，在书名中就可以看到不少“反共反华”的内容，但是我也有所发现，例如有关《易经》研究的外文书籍就有十多本；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有关中国的几本小说的各种版本和其他国家的文本，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据马主任介绍，这里有三类资料的馆藏是很可贵的。一是对敦煌资料的收藏，包括与我国相比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这里不但收集了解放前和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出版的有关敦煌的书籍、画册、论文、资料，而且收集了世界各国有关的文献和部分可以买到的实物，其中一部分已经上了书架，大量的还收藏在几个大木箱子里。二是收藏了一部分很有价值的太平天国的文献资料，其中有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年）奏天王洪秀全准颁的诏书。还有《太平礼制》《太平军目》《太平条规》，以及太平军编的《三字经》（1853年出版）、《新历》等等。还有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香港、东南亚和西欧出版的有关天平天国的报道、评论和文献，也是很难得的。三是著名的汉学家高罗佩（1910～1967）生前所收藏的许多珍稀的中国明清时代的书画，在他去世后全都捐给了汉学院。高罗佩通14国语言，汉学造诣尤深，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写了长篇小说《狄公案》（以唐代名臣狄仁杰为主角的破案故事，共130万字，国内已有译本）。

四

　　看了当代中国的资料就会感到强烈的震撼。
　　我的面前是美国华盛顿出版的二十大本厚厚的《红卫兵资料》，共计8000多页，主要是红卫兵小报，有《新北大》、清华《井冈山》，有上海、广州、长沙，甚至哈尔滨、乌鲁木齐、拉萨各地“红卫兵司令部”出版的小报，也有国家机关“造反组织”的“给牛鬼蛇神的通令”、“大批判专栏”、“首长讲话”，还有各地武斗的“血案纪实”、“最最最强烈的抗议”等等。据介绍，这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已制成缩微胶卷（每个胶卷有1000张胶片）。管理员拉出一个抽屉，里面满满的都是胶卷。据说，在“文革”期间，美国的情报机关在香港高价收购大量从内地流传出去的小报，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进行分析，1970年代以后就分门别类，复印装订成册，在国际上出售。莱顿大学的这些资料都是从美国买来的。至于当时在香港和台湾出版的有关“文革”的资料、书籍更有一大堆，诸如《红卫兵造反演义》《×地武斗始末》《××部夺权记》《九死一生实录》等等，名目繁多。
　　我们新华社每天都出《参考资料》，其实几个大通讯社也都有，我就看到路透社出版的“参考”，其中主要是苏联和中国的材料（那也是可以公开订阅的）。这不稀奇，难得的是美国人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大陆现况汇报》《中国每日报告》《中国大陆报刊选译》《中国（地方）广播选译》，这四份刊物都是每周出6本，每本40—60页，已全部译成英文。还有一份华盛顿出版的《中国报告》，每周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分专刊出版。新出的还在书架上，旧的都装成合订本收起来了。在这些陈列着合订本的书架上，我还看到一本厚厚的《工作通讯》，我打开一看，原来是我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出版的、给团以上干部阅读的内部刊物，据说有人把1961年全年的一套偷带出国，卖给了美国，我所看到的已经是译成了英文的合订本。不必问了，这也是从美国买来的。
　　不过最令我吃惊的是1982年我第三次去采访时，马大任先生还拿出一包材料，打开一看，原来是1978年至1979年间“西单民主墙”部分大字报选，以及已被中国政府宣布为“非法印刷品”的小册子和传单。我随口就问，从哪里搞来的？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现代复印技术只要有了一份就会有成百上千份。作为学术研究，这些材料在多少年以后，有的东西还是很有用也很有价值的，毕竟这是历史。你可以批判它，但是你不能否认他的曾经存在和作用。
　　马先生还说，从整个中文图书和资料的收藏来说，英国、法国、德国收藏的要比荷兰多得多，但是都分散在各研究机构和大学里，而荷兰政府对中文图书资料却实行高度集中政策，凡是中文图书都要集中到莱顿汉学院来（包括国家图书馆以及外交部和教育部收集的在内，有两本以上的单位可自行保存）。图书馆也有条件地向社会开放。荷兰朝野谁要了解中国问题都可以到这里查询：好几个官方的代表团访华前也来听取有关的介绍；1977年荷兰公主贝亚特丽克丝（1980年登基为女王），访华前也曾来过这里。有的公司和中国做生意也来找资料，各部门收集到的中文材料也拿到这里翻译。汉学院自然成为全荷兰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了。

五

　　虽说这已是近30年以前的见闻了，但每想起那些事总有很大的感触。1982年离任回国后，我也写过一些文章在有关的报刊上发表，但由于当时的条件都没有做细致的报道。近年来，有些事引起我想重新整理这篇文章的意愿：
　　第一是报上报道世界各国兴起了学习中文的热潮，中国有关部门也在积极推广“孔子学院”，有些人好像很得意，“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了”。所以我想客观地介绍一下外国人过去是怎样学中文的，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都记得100多年前，许多中国人就开始学英文和法文了；解放前在一些大城市里小学三四年级就学外文了，不知道当时英国人和法国人也在“发扬光大”？现在人家有几家大学把学习中文当做选修课，而我们却在幼儿园里把英文作为必修课，这又说明什么呢？外国人学中文的人多了和中国人学外文的人多了，我认为这是好事，这说明全球化的趋势在加速发展，我们正在赶上这个形势。但是完全没有必要就自吹自擂起来。当然，我们为外国人学中文提供一些教材、音响制品，也是应该的，像英国的BBC提供《Follow me》（跟我学）一样。至于孔子是不是就是中华文化的唯一代表，而都叫“孔子学院”，那也可商榷，不过有人宣扬21世纪人类要靠孔子思想来“拯救”，那却是荒唐的。十多年前，原巴黎分社的杨起同志有一篇非常精彩的《专访法国总统》：希拉克说，法国在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和法国大革命中都有建树，但这完全不意味着可以教训别人，“每当法国想教训别人时，她就迷失了方向；每当她自守自爱时，别人就愿意听取她的意见……法国不要试图教训别人。”这是智者的语言，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第二是我们对历史事件和历史资料的态度问题。近几年是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重大节日”：2006年是发动“文化大革命”40周年，当年真是天下大乱、大灾难啊!同一年也是粉碎“四人帮”30周年，那时是全国一片欢腾啊！2007年是“反右斗争”50周年，几个月时间里就揪出几十万个“右派”，可说是“战果辉煌”！2008年是“大跃进”50周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结果饿死多少人？恩格斯说，一个伟大的民族要善于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不过这几年对这些教训好像没有什么声音，文章也极少，似乎大家都不记得“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这句话。可是在海外关乎这些的文章、书籍却不少。所以每当我想起在莱顿大学汉学院看到那一大堆“红卫兵”小报和关于中国的资料，我的心是不平静的（荷兰只是一个小国，就有这么多的资料，美国、苏联、日本等国肯定会更多，而且我听说他们的资料早就信息化，用电脑储存、联网，数量更大了）。许多事我们自己不让说，港澳同胞、台湾同胞会说，海外华人会说，外国人也会说。在信息社会里，我们一手遮不了天。对于历史事件，我们可以歌颂它、批判它，但是不能掩盖它，更不能伪造它。历史就是历史，中国人不研究，外国人也会研究。

本文为陆亨俊遗稿，杨继绳编辑，首发于《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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