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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朴方是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1962级学生，文革中不幸坠楼受伤，导致终身残疾，这一情况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情节如何、谁应承担这一事件的责任，却有许多不同说法，成了一件谜案。本文对此事件做了一些初步的考证，希望为研究文革历史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些线索，并请方家指正。
首先，请看1982年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聂元梓的起诉书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刑事判决书中的有关部分：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82）京检分审字第212号中说：
1968年4月至7月，被告人聂元梓指使“新北大公社”某些人，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为此，设立专案组，以抓“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为借口，先后将邓朴方、邓楠、颜品忠、韩琴英、姜鹣鹣、俞芷倩、彭秋和等十余名教师、学生绑架到校，严刑拷打。其中邓朴方被绑架到校后，被蒙住头，遭到铝棍、电缆线鞭多次毒打，日夜连续突击审讯，强迫其交代其父邓小平和卓琳是如何反对江青的。邓朴方受到残酷迫害，致使下身瘫痪终生残废。8月9日、14日，聂元梓控制的北大“校文革办公室”，向江青、陈伯达写了报告和绝密《简报》，进一步诬陷“邓小平通过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控制北大运动”。
……
被告人聂元梓的上述罪行，有证人证言、物证、书证、受害人的陈述，证明完全属实。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2）中刑字第21436号 中说：
1968年4月至7月，被告人聂元梓指使“新北大公社”某些人，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为此，设立专案组，以抓“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为借口，先后将邓朴方、邓楠、颜品忠、韩琴英、姜鹣鹣、彭秋和等十余名教师、学生绑架到校，严刑拷打,致多人受伤,其中邓朴方下身瘫痪,终身残废。8月9日、14日， 北大校文革办公室向江青、陈伯达写报告和绝密《简报》，诬陷“邓小平通过其子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控制北大运动”。
这两份法律文件中都把邓朴方受伤致残的时间定位为 1968年4月至7月，而这一事件发生是因为聂元梓和校文革把邓朴方等人打成“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指使“新北大公社”某些人绑架了邓朴方，严刑拷打而造成的。
再请看由前党委书记王学珍领衔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对这一事件是如何记载的：
1968年5月底 校文革编造了一份《邓小平通过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控制北大运动》的绝密报告给江青。
在此期间，由专案组负责人派人将邓朴方、邓楠绑架回北大，关押了三个多月，逼他们交代“邓小平是如何反对江青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并给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邓朴方被逼坠楼，高位截瘫，终身致残。（《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2008年第2版》，788页）
这部可以认为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史的书，把校文革编造《邓小平通过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控制北大运动》的绝密报告给江青的时间提前到1968年5月底，关押邓朴方和邓楠的时间是三个多月，因为被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邓朴方被逼坠楼致残。
2008年，邓朴方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华社北京2008年3月13日公布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邓朴方简历：
邓朴方，男，汉族，1944年４月生，四川广安人，1965年９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９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毕业，大学学历。
现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主席，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会长。
1962～1968年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学习，1968年５月受迫害致残。
这份简历把邓朴方致残的时间定为1968年5月，原因只有三个字“受迫害”。
以上都是官方公布的文件资料。
以下让我们来看看聂元梓是怎么说的。
聂元梓2005年在香港出版的《聂元梓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
1968年5月，邓朴方在北大校内摔伤致残，我的“罪过”又增加了一条。这其中，有误会，有讹传。如上所述，我曾经在一些学生、教师给邓小平贴大字报上签名犯了错误。但是，关于邓朴方在北大摔伤致残的情况，我根本不知情，我没有参与迫害邓朴方，我也没有理由迫害他。
邓朴方在北大，是学生们把他关起来的，不是我指示的。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时候，北大干部子弟成堆，关于他们的事特别难处理，我就是希望他们都走开，都从北大校园里走掉才好呢，省的出麻烦，根本不会下指示把邓朴方关押起来。
毛毛说邓朴方是8月末的一天摔伤的，不对。若是这样，那就是工、军宣队进校后的事了，与我无关。工、军宣队是8月19日进校。这时校文革已交权，我开始被批判。邓朴方摔伤大约是工、军宣队进校前一个星期左右发生的。那一天，两个自称是邓朴方他们班的女学生老找我，说是邓朴方摔坏了。他们把邓朴方抓起来，想让他揭发邓小平，没有想到邓朴方从楼上逃跑，摔伤了。我问摔得怎么样，她们也不知道，只是说已经送到医院里去了。我就说，赶快找他妹妹邓楠来照顾。当时。我还不知道邓楠也被班里的同学关起来了。让她去看护，让医院好好给他治疗。这两个女学生，我当时不认识，我希望她们能够站出来，公正地说出历史的真相。（《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485-486）
聂元梓在这段话里说了两个时间，先说：“1968年5月，邓朴方在北大校内摔伤致残”，后面又说：“邓朴方摔伤大约是工、军宣队进校前一个星期左右发生的。”而工、军宣队是8月19日进校的，也就是8月12日前后发生的，而且她还把当时两个个女生找她，她和她们说了哪些话都记得很清楚，根据这些细节，后面的这个时间是比较可信的。
至于聂元梓说她没有迫害邓朴方的动机，则是不符合事实的。聂元梓在文革中对邓小平一直十分仇视，早在1966年11月8日，她就领衔贴出了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在大字报上署名的都是干部、教师，没有一个学生，且大量印刷，发往全国，影响十分恶劣。《北京大学纪事》中记载：1966年11月8日，“本月初，聂元梓、孙蓬一等人开始商量起草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今日，由孙蓬一修改、定稿，聂元梓、孙蓬一等11人署名的大字报‘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校内贴出，大字报说：‘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人物就是邓小平’。”（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第767页）
1967年1月20日，在聂元梓和校文革控制的校刊《新北大》上第四版，刊登了“看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嘴脸”的文章；1967年2月25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了“刘少奇、邓小平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和“把邓小平从黑窝里挖出来示众”的文章；1967年4月 18日《新北大》第六版刊登了“揭开邓小平的反革命老底”的文章。聂元梓等人对邓朴方的迫害从1967年初就开始了，1967年2月7日《新北大》第一版“北京大学井冈山红联军一小撮反动头目的丑恶嘴脸”一文中，就点了邓朴方的名。
1968年5月23日，《新北大》第二版公布“砸烂井冈山反动小集团的第二号公告”中，把邓朴方的同班同学张景元打成“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该报同期刊登“打倒井冈山中反动小集团重要骨干、反革命分子”张景元的文章中说：“该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与邓小平的狗崽子邓朴方结成死党，顽固地站在刘邓反动路线上，疯狂地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鼓动老保翻天，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更不能容忍的是，他恶毒地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可见，聂元梓等人是企图通过打倒张景元，把张景元和邓朴方联系起来，进一步和邓小平联系起来，向江青请功，同时又借此摧垮反对他们的北大井冈山兵团。
到了2009、2010年，聂元梓又变卦了，在韩三洲的《说实话的日子不多了——90岁的聂元梓在想些什么？》一文中，聂元梓辩解说：
邓朴方的跳楼致残，与我并无关联，我能不翻案吗？且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的讲述：“八月末的一天，是令我们铭心刻骨的一天。邓楠回来告诉我们，哥哥因不堪虐待，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时跳楼以示最后的抗议。”注意，时间是八月末，也就是工宣队进校十天以后的事情，而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军宣队进入北大后，从此北大的一切权力，特别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统统归宣传队行使。”此时的我，也已经失去自由被隔离审查批斗了，与邓朴方的跳楼有什么直接关系？更可笑的是，对我的判决书认定：“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在被告人聂元梓指使下，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致使多人受伤，其中邓朴方下身瘫痪、终身残废。”这里，硬把邓朴方跳楼一案的发生时间，几近提前了五个月，这真是罔顾事实的违心之论啊。（韩三洲：说实话的日子不多了——90岁的聂元梓在想些什么？“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2011-02-08）
聂元梓又把邓朴方受害的时间推到了工、军宣队进后校的8月末，把责任推到了宣传队的头上，说成和自己无关了。这与她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是为了给自己开脱责任。
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工人、解放宣传队是在8月19日进入北大的，8月20日晚8点至凌晨零点30分，宣传队负责人召开两派代表谈判会，达成了 第一号协议：（一）上交武器，拆除武斗工事；（二）对宣传队不应耍两面三刀；（三）宣传队接管全校广播台；（四）解决释放被抓人员问题；（五）互相停止攻击。8月22日，在宣传队领导下，北大两派达成《关于释放被抓人员协议》，协议规定“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特、反”、“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仍由双方看管，“涉及重大案件者”由宣传队审查处理。8月23日，“新北大公社”将23名被抓人员移交“井冈山兵团”。（《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第791页）但这些人员中并没有邓朴方。
为了进一步搞清这一事件的真相，笔者和一些北大校友做了一些调查。
经原北大地球物理系王桂琴老师的介绍，原地球物理系教师、文革后调到南京大学的彭秋和教授（在北大文革中被校、系文革打成“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被抓捕关押，打成重伤，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聂元梓的起诉书和中级法院判决书中提到他的名字）和笔者取得了联系，在他发来的文章中写到：
聂元梓趁着迫害“《东方红》反革命集团”的机会抓捕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当时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学生), 对他残酷迫害（他也同样被布蒙着眼睛的情形下，被铁棍子毒打）, 并于1968年8月16日下午1:00-2:00间被迫跳楼 。邓朴方跳楼前一周都一直是同我关在一个小房间内（整日被布蒙着眼睛）。（彭秋和：不堪回首忆当年——我的文革遭遇）
笔者在信里问彭老师：“这个时间您记得准确吗？”他回答说：“我当时是强迫自己记下这个日子和时间的。”彭老师是个天文学家，对时间和数字的记忆力很强，这个记忆应该是很有价值的。
笔者近日通过微信采访了当年被聂元梓和校文革绑架、关押，并动用残酷的刑具进行迫害致残的生物系63级樊立勤，他受伤后曾经和邓朴方在同一个医院（积水潭医院）治疗，时间是在1969年5、6月份，病房在对面，他可以进入朴方的病房谈话。樊立勤说：
“朴方受伤是在7月28日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之后，这个时间一定是七月底八月初之间，就只是这个范围之内。”（ 2017年11月8日微信谈话）樊立勤对北京市检察院起诉书和中级法院判决书中聂元梓制造的“反革命小集团”冤案中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提出异议，说自己才是被聂元梓迫害的首要人物。
数力系65级郑斯宁校友介绍说，2017年10月下旬在他们大连北大校友的一个微信群，有校友回忆与残联领导邓朴方一起到美国参加国际会议的经过，也有校友谈及当年护理邓朴方的往事。有64级校友回忆：“邓朴方跳楼后在北医三院住院，我护理过他三天。他也后悔跳楼。”关于护理安排，说：“新北大公社让各系轮流去护理。”关于护理时间：“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就是他跳楼后，工宣队进校前。”他还回忆“当时他（邓朴方）说旁边如果有人拉我一把，我就不会跳楼了。”郑斯宁认为这段回忆可信，即事件时间发生在工宣队进校之前。
此外据北大技术物理系62级理佳等同学的回忆，邓朴方是在7月28日坠楼受伤的，有的同学7月29日去医院看望了邓朴方。
综合分析以上官方文件、《聂元梓回忆录》《新北大》校刊、彭秋和老师、樊立勤和一些校友的回忆等，笔者认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邓朴方是在1968年4、5月份被聂元梓领导的校文革及其下属组织新北大公社派人绑架抓到北大关押的，受到审讯和严刑逼供，逼其交代他们需要的所谓材料，以便把邓小平和北大运动联系起来，为江青等人打倒邓小平提供依据；
二、邓朴方受伤致残的时间是发生在宣传队进校之前的1968年7月底至8月19日之间，当时北大掌权者是聂元梓领导的校文革；
三、造成邓朴方受伤致残的责任者是聂元梓、校文革和抓捕、审讯、殴打他的新北大公社的某些成员。
本文对邓朴方受伤致残事件做了一些初步考证，这一事件的细节还有待当事者和知情人进一步回忆、提供，为文革历史留下真实的记录。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新三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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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16 09:5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