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我的1969和1975

Gowest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从1969年开始，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狂潮。我一开始按“出生不好的人”分配到吉林插队，后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人来招兵，我去申请时怕人嫌弃我家里有问题不要我，竟然写了血书去申请。那是我一生中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写血书。我的申请终于被批准了——看来家里问题还没有大到不让我去“屯垦戍边”的程度。
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是我人生的第一课。那是在1969年至1971年，我的17岁到19岁。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庭。生活的艰苦倒其次，精神上的痛苦是我人生路上的第一个经验。
那时我所在的地方是个农区。我们干得很苦，带着年轻人的全部理想主义和狂热。残酷的现实把我们的理想主义打得粉碎——当地由于尽是盐碱地，有灌无排，亩产只有70斤，而种子每亩就要用掉30斤，造成我们当中许多人得了终身疾病（一个15岁的女孩因为挑担子压得骨裂），所挖出来的水渠，经几场风沙就被填平……上帝惩罚西西弗斯，让他把大石推上山岗，然后滚下山脚，重新再推。我们在那些拼死的劳作中找到了西西弗斯的感觉。在一个被用作流放地的小岛上，犯人们每天被迫从岛的这边挑起一担水经过汗流浃背的跋涉，把水倒到岛的另一边，或者是把一堆木头从岛的这边搬到那边，再费尽千辛万苦搬回来，如此反复，以至无穷。心理学家认为，毫无意义的劳作对人的心理的折磨远胜过有意义、有结果的劳作，它能把人彻底逼疯。而我们的最美好的年华就浪费在这种毫无意义的劳作上。回想起来，这种日常的平庸而无意义的劳作对于我们正值青春的花样年华的虚耗，对于人的心灵的戕害程度，比起酷刑和赤裸裸的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那个地方，我还因为和一些人交好，给领导提意见，被作为反派人物批判，并且因为父母的问题和这些事入不了共青团。我早在师大女附中上初一的时候就写过入团申请书，当时被老师当作政治上积极上进的表现，把我的申请书（上面当然是充满了各种理想主义的话语，当然提到了刘胡兰——她15岁就已经为革命牺牲了，我已经13岁，等等）当作范文给班上的同学传看。我那时在全班四十多人中是唯一的“三道杠”（少先队大队委员），我从小一直是拔尖儿人物，现在居然在周围人都入了团的时候屡试不中，这种遭遇对于人年幼时的理想主义具有致命的杀伤力。因为在这个受痛苦折磨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人性的丑恶，这同我过去在文学作品中看到过的丑恶大不一样，它是活生生的丑恶，伴有种种难以想象的丑恶细节，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由于这种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当时的我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我们连总共有二三百人，发了癔症的就有十几人，可能的原因既有周边景色的荒凉，也有生活方式的压抑。跟他们比，我的状况算不错的），每次写家信，都有对自己的长篇批判。记忆中信里有过这样的字句：“你们在公园里培养出来的小女儿在现实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多年之后（我早已离开兵团）才听说，当年我的每次来信都会在妈妈的同事中引起一阵骚动。妈妈会告诉她们，女儿来信了。可见当时家里人已经担忧、焦虑到何种程度。她们一定是怕我熬不过去，得神经病。
所以，当我三年后从内蒙古回到北京的家，再见到过去的家园时，就有了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还记得我回到北京后，与中学时的旧友相聚。聊了一阵，她突然抬手看看表，说：“哎呀，我要走了，我还没写完小组总结呢！”我马上开始发愣，觉得听到的好像是上辈子的事，这位朋友是留在我上辈子中的一个人、一个记忆。它显得那么不真实，或者说有一种重回娘胎的感觉。那时的我，感觉上已像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年人，虽然当时我才刚满20岁。一切的天真烂漫已经离我远去，我受不了它，无论见到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天真烂漫，都会使我不知所措，甚至会引起一种轻微的反感。直到我三四十岁的时候，还会反复做一个噩梦，就是我又回到了兵团，可见这段经历对我而言是多么不堪回首。
我记得，在我刚从内蒙古回到北京时，心中常常感到惶惑，仿佛失落了什么，并且为失落的东西而隐隐发痛。我感到心中一些最美好的东西被毁掉了，丧失了。这种感觉使人痛苦，但它又不完全是一种后悔的感觉。这是一种离开童年进入成年的感觉。虽然心中那些脆弱的真善美被现实中强横的假恶丑掩埋了，驱散了，但是我并不后悔，心里反而觉得比以前更踏实了，更成熟了，更有力量了。从这段磨难以后，没有什么样的生活我不能忍受，没有什么样的苦难我不能承受，没有什么人能使我再轻易地相信什么。
我们那一代人都喜欢小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干净得不能再干净了。有赎罪情结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总是准备受这样痛苦的洗礼，中国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50年代也经过杨绛先生所说的“洗澡”，但是心情不是像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的悲壮，而是有更多的自嘲和尴尬。我们当时虽然根本算不上知识分子，连知识青年的称号对于我们当时的那点学历来说都相当勉强，但是，我们的这段生活经历并非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痛苦的现实生活的煎熬使我们在20岁时就成熟起来，而现在的孩子在这个岁数还在大学过着无忧无虑、对生活充满憧憬的学习生活呢。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这是从我们的肌肤血肉上得到的经验啊！从此以后，我们偏爱从自己血肉上得来的真理，我们不再轻信任何人。这是我人生的第一课，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初恋
说起珍惜时间，我还没有做到完美无缺——我在大学期间经历了初恋。
这次恋爱是我的初恋，把我害得相当惨，因为我爱上了他，他却没有爱上我。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世界上最惨痛的经历就是这种明珠投暗的经历。回忆中，那段生活不能叫作生活，只能叫煎熬。
当时我不知在哪里看到一句话：如果一个女人在23岁之前还没有陷入恋爱，她一生就不会再爱了。因为爱是迷恋，岁数一大，一切都看明白了，就不会再迷恋或者说痴迷了。我心里有点紧迫感，觉得应当恋爱了。
他就在这个时刻走入了我的视野。他是我的同班同学，虽然家在当地，他的父母却跟我的父母相识，都是共产党的干部，而且做过同事。后来听爸爸说起，1949年共产党进驻城市时，我爸爸被指派在北京，他爸爸被指派在这个外地城市，他爸还找我爸商量过俩人调换的事情，我爸没有同意，所以后来我就成了北京人，他成了外地人。
他长得非常英俊，一米八的大个儿，有挺直的鼻梁和两条漂亮的眉毛，脸型瘦长，严格说是长方形，脸上起伏比较大，脸型有点像欧洲人，不像亚洲人。他笑起来有一种特殊的笑法：一边笑，一边斜睨着人。他的笑很有感染力。没过多长时间，我就能在几秒钟之内从一群人中分辨出他在还是不在。我心里明白，我爱上了他，是爱使我的感官变得敏锐。形势就是这样急转直下，我以极快的速度陷入了对他无可救药的狂热爱恋，后来看，几乎可以算一见钟情。
从那时起直到我们最终分手，痛苦的折磨就没有停止过一时一刻。这就是单恋的苦刑。因为对方对我还毫无感觉，我这边已经烧得滚烫，整个人像一根燃烧的木炭，轻轻一碰就会化为灰烬。
有一次去部队学军，我们打靶，每人打三发子弹。他打了一个7环、一个8环，一个脱靶；我打了一个8环、一个7环，也是一个脱靶。还记得当时心中暗喜，把这种纯属巧合、毫无意义的事情都当成了一种征兆，好像跟他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后来我把这个细节写进小说，作为人在狂热爱恋时完全丧失理智的证明。
打靶归来，他递给我一张巴掌大的薄薄的小纸片，上面是他用钢笔速写的我趴在地上打靶的样子。当时心中的狂喜是难以形容的，那小纸片被我当宝贝似的珍藏了很长时间。其实，他也就是那么随手一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后来有一天，他对我说：“我知道了一个秘密，你的小名叫三反’。”我七岁之前的确是这个名字，因为我是1952年“三反运动”时出生的，父母是记者，政治上过于敏感，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小名。
既然是工农兵学员，就有无穷无尽的学业之外的麻烦事，比如学工、学农、学军。那次忘了又是学什么，入驻晋祠，因为跟历史系的专业有点关系。我和他被分在一个小院里居住，我住北房，他住南房。那时，四五运动爆发，他的哥哥卷入其中，反对中央“文革”，被捕入狱，一度被判死刑。他为此事非常焦虑、抑郁，有时会躺在床上唱歌，小院中常常回荡着他忧郁的歌声。他嗓音很好，是一种忧郁的男中音。歌声拨动我的心弦，使我对他爱得更加如醉如痴。
我向他表明心迹之后，他的反应还不错。记得那时，我们常常在能躲开人的时候偷偷接吻。有一次险些被人撞到，当时我们躲在大院子旁的一个小院子里，正吻得如火如荼，突然有人找我们，在院里叫我们的名字，只要再一伸手推门，我们就会被抓个正着。记得当时心跳得仿佛打鼓一般，险些晕倒。幸亏那人走掉了，要不真不知会出什么事。


可惜，我们的恋情发展并不顺利，主要是两个人情调不同。我虽然是同龄人，家庭背景也差不多，但是我在20岁时有半年赋闲在家，看了我当时能找到的所有世界名著，灵魂基调因此与当时青年大为不同，在当时看，就是有了资产阶级情调，或用当时更常见的说法，是有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分手时，他对我说：“从小父母给我灌输的都是‘棉暖不如皮，糖甜不如蜜，爹娘恩情深不如毛主席’一类的东西，真的欣赏不了你那情调。”
记得刚分手的时候，我坐在教室里，想用刀子割自己的手臂，因为觉得只有用肉体的疼痛才能压住心中的疼痛，因为当时精神上的痛苦是一种肉体痛苦的疼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初恋是美好的，也是痛苦的。我暗暗在心中安慰自已，虽然这是次不成功的恋爱，但是我毕竟恋爱过了。这段几乎是单恋的经历令我刻骨铭心，痛彻心肺，直到王小波的出现，才把我从失恋的悲痛中解救出来。
本文摘选自《轻轻吹去心上的灰尘》，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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