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希於 也谈康生同文化人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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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康生同文化人的交往
杂文 创作
宋希於 发表于：
《南方都市报》2012年4月27日RB22版
　　顷读散木先生《康生同文人的交往》（载2012年3月6日《南方都市报》）一文。此文叙及了康生同陈垣、容庚等几位文人学者的交往故事，文中有些材料先前未能见到，故读来觉得有趣并深获得益。
　　笔者对从1949年到“文革”前这一时期里康生同文化人之间的交往很有兴趣，平时闲读时，留心收集了相关的一些资料与故实。现冒昧走笔成文，为散木先生的文章作一补白。

康生与赵万里等人的交往

　　康生在1949年年中曾经大病一场，当时正当大转折大变革的历史关头，主政山东的他却突然因病淡出领导岗位。1950年7月23日，康生在几经辗转后，终于抵达北京住进北京医院。这为他未来在北京呼风唤雨的政治生涯埋下了伏笔。
　　康生在北京医院住院5年多，一直住到1955年底。由于生病，这几年他活动不多，故1951年至1955年这5个年头在颇为权威的《康生评传》所附年表中竟付之阙如。但其实此时康生已与一些文化人有了零星的交往。
　　近年来在拍卖会上出现的康生信札，对我们了解当时康生同文化人的交游情况很有好处。其中，康生写给冯仲云与赵万里二人的信札数量较多，也比较珍贵。譬如，有一通康生1954年10月6日从北京医院向北京图书馆写去的信札（华辰2008年春拍），透露出很多信息，兹全信引用如下：

北京图书馆交冯仲云赵万里两同志启　北京医院　外一包书，要收条
冯仲云赵万里两同志：
　　送回冯仲云同志带来之补板赵本聊斋志异十六册，聊斋拾遗一册。原带来之乾隆板赵本聊斋志异十六册，聊斋补遗二册，尚存我处，用完后再送来。
　　又送回赵万里同志前带来之晏子春秋三种，内苏氏校本，用之很便，谢谢。阅赵兄补校之处，知年二十时，即下如此刻苦的功夫，令人佩服之至。前言有青楼集（较叶刊本多一序者）及刘智远诸宫调，望借一看。再，有一同志问我红楼梦五十六回有这样一段话：
　　『……探春笑道：“你这样一个通人，竟没有见了书（程本作：竟没见姬子书），当日姬子曾云：‘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境者，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宝钗笑道：“底下一句呢？”探春笑道：“如今只断章取义，念出底下一句来，我自己骂我自己不成？”』（见大字戚本十四册五六回三页）
　　这同志问探春所引之四句，到底出自何书？这问题我不能答复，不知引自何书，但新出版之作家出版社本，注作是“作者杜撰，是探春瞎编的取笑之谈”（大意），似乎是不妥之解。素知赵万里同志读书甚多，望请赐教，示我所引四句之来源及其下一句到底是说的甚么。
　　　　　　　　　　　　　　　　　　　　康生　五四年十月六日


　　这封信的写信日期是明确的。据资料，1954年10月冯仲云由北京图书馆馆长调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则调任之事当在此信寄出之后。此时赵万里也在北京图书馆任职，从事古籍的鉴定研究工作。冯仲云与康生是解放前的旧相识，但信札里关于他们二人交往的信息量却不多。但能看出的是，信里康生对待赵万里的语气比较恳切。康生在信中极称赵万里“年二十时，即下如此刻苦的功夫，令人佩服之至”，“素知赵万里同志读书甚多，望请赐教”，又有一处称赵万里“赵兄”，细揆文意，语气均颇为客气，似有“套近乎”之意存焉。这大约是因为此前二人仅见过一两面（信中提及赵万里曾“带来”数种书籍，大概是亲携至医院面交康生的），尚不算非常熟悉。关于康生所问的“姬子书”的问题赵万里作了什么解释，问康生问题的又究竟是何人，信中均找不到答案，笔者也只能暂时付之阙如，以待识者了。
　　其他尚有八通康生信札一同被拍卖，其中六通写给赵万里，一通写给冯仲云，一通并写给冯、赵两人。内容不外乎关于借还古籍、古籍出版事宜或请教问题等。康生信札字体不一，风格洋洒，蔚为大观。惟这些信札仅标月日，不标年份，很难准确系年，甚为遗憾。这些信札均较短，但惟有一札较长，可看出一些端倪，兹引用如下：

赵万里先生：
　　多日未见，闻大小忽雷已购到，未知传奇钞本亦购得否？兹有数事请教：
　　王静安先生遗书，久购未得，今书店送来一部，大概是三六年板本，印得还好，索价一百二十万，此书是否不易找到，价目是否贵些？
　　记得似乎有一刊物说：陈寅恪先生对会真记之研究，曾著有专文，不知此文载于何书？
　　近得一杨升庵评黄嘉惠校董西厢旧抄本，想找一黄嘉惠原刊本校对一下，不知何处存有此本？
　　以上数事，如知盼告！
　　有暇时请来一叙，此颂
文祺！
　　　　　　　　　　　　　　　　　　　　回示可寄北京医七号楼
　　　　　　　　　　　　　　　　　　　　康生　十月十九日


　　此信中康生所问的三个问题，一关于赵万里的老师王国维，一关于陈寅恪的会真记研究，一关于康生一向热衷研究的《西厢记》。信中已不称呼赵为“同志”，而称“先生”，信末康生写道：“回示可寄北京医七号楼”，可见该信当写于1955年底康生出院以前。与前引一信对看，前札时间为“十月六日”，此札时间为“十月十九日”，康生自说已与赵万里“多日未见”，邀他“有暇时请来一叙”，以具体日期仅相差十余天语气却亲切许多来看，这两通手札很可能不是一年中所写。笔者大胆推测，后者更可能是写于1955年的10月19日。如果这个推断不误，也可见康生在这一年中，与赵万里鱼雁往返数通，因为借书还书探讨问题的缘故，已相熟许多了。

康生常至藻玉堂购古籍

　　周绍良在《〈红楼梦〉说梦》跋中曾写到他得到此书的由来与经过：“偶得半日闲，因至琉璃厂小游，至藻玉堂，得晤肆主王子霖。彼示我一薄册，展视之，乃《〈红楼梦〉说梦》也。此书求之多年，迄未得遇，一朝相逢，大喜过望，因收之。但书线断烂，遂嘱王君为我重订之，乃留置其案上。逾日往取，王君告我：此书已不能为我所有，已为有力者强留之。询其姓名，知非我辈所可勉强者，意绪索然。王君交好多年，为我设计，允为影抄一册相赠，即此册也。”
　　跋的最后周绍良又写道：“此书颇有影响，甚受诸家重视，因而常被人称誉与援引。‘强有力者’固知此书之稀而留之，盖亦行家。”后来论者多指这位横刀夺爱的“强有力者”为康生。由事情经过判断，此人是康生的可能性确实极大。康生在旧书店淘宝的能力与能量由此也可一窥全豹。
　　藻玉堂肆主王子霖（雨）是旧书业专家，新中国成立之后，无论他在藻玉堂或是后来在中国书店工作期间，依旧在行业中保持着旺盛的人脉，除前文所提到的周绍良之外，康生、郭沫若等人也常去王处选购旧书。近年出版的《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中，曾多处提及康生。书中所载《王子霖先生传略》一文便对王子霖与康生的交往有着详细的描写：

现在看来，康生在“文化革命”中以及在历史上不是一个正面人物，但对康生的历史评价是一个专门的问题，这里不拟涉及。需要指出的是，在解放初期，他和陈伯达一样也是作为党内高层的大知识分子出现在人们眼中的。康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和较深的造诣。他的书法、文物鉴定在党内都是有名的。正是由于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他把目光投向了藻玉堂和他的主人。
据子霖先生所存的日记，第一次与康生的接触是在1954年。康生的夫人曹轶欧来店选书后不久，便带康生来买书，那时子霖还不知道康生的职位。之后康生每隔几天就来一次，并对书籍版本方面问题与子霖先生进行交谈，自此便认识了。有一次，康生同陈伯达来店问及某些所需书籍的内容，子霖先生一一讲述后，陈伯达连说，很有知识修养，是知识分子。康生说：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专家。自此，康生常常到子霖处来看书选书、谈论古今，兴致所至便挥毫泼墨。至今子霖家还有康生的墨迹。



王子霖日记中的康生

　　王子霖有记日记的习惯。《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一书中选编了他的部分日记，可惜日记散失严重，刊出部分远非王子霖日记全貌。这部分日记中仅1962至1964年三年的日记提到康生，大多是关于关于康生买书、看书、借书还书的事情，也多有康生夫人曹轶欧的身影出现。兹录数条如下：
　　1962年11月18日日记载：

康生代写送来旧高丽笺横幅‘敏求’2字，琴条1幅。此两幅书额均是鼓励之词，良可勉之。横幅左手专文，琴条章草，均绝精者。曹轶欧谆谆相嘱：‘送你的。’但是不敢自骄，自私。如非素邀见爱，而不会得此墨宝者。拟以一悬书室，一自藏之。


　　这是王子霖日记选编中康生最早出现的一次，距他与王子霖相识的1954年已过去八年。王子霖自承“素邀见爱”才得此墨宝，可见这时候他们的交谊已比较热络了。在《学文集》后附录的王子霖要求退还的“文革”抄家物品清单上，还有“康生写的字条”5件。
　　1963年7月2日日记记载：

上午，康生来，言要的书还账，不要的退还。当退还《南宋传》2册等，并说《异史》两本都看过，究竟还是《异史》较早，文字也未删掉，但是铸雪本已经制版，耗费了不少钱，用原铸雪本后加校正就行了，并且相差也不多。


　　由本条和其他几条可见，当时康生的买书方式是“验货付款”型的，即先取走自己感兴趣的本子细观，再选择要与不要，从而还款或将原书退回。本条所提及的《异史》和“铸雪本”均是《聊斋志异》版本，可见康生与《聊斋志异》的版本研究与出版关系匪浅。关于此事，徐庆全先生曾撰有《康生、齐燕铭关于〈聊斋志异〉版本信跋》一文（载《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1期）详解，该文叙及的1963年下半年康生与中华书局关于《聊斋》旧抄本影印出版事宜的几通往来书信时间均在本条日记记载之后。
　　1963年12月28日日记记载：

上午康生来，送还《古籀编》，换了《兵镜备考》一书账。因为我不在店，又在扫除，曾经问我何往，未久便走了。他近日为国事正忙，有一个多月不来了，但已与他备下了嘉庆本《儒林外史》、残《五才子》、贯华堂残本《金云翘》1册，以上3书似不多见，故而留待，惜未见到，只待后日吧。


　　笔者觉得王子霖日记中的康生虽显得很是忙碌，但却擅长运用闲暇时间。王子霖笔下，康生的来去风风火火，常“因无书供看，片刻即去”，“因无别书可供阅者，〔与曹轶欧〕稍时同去”，“魏〔隐儒〕说找王雨来。康说别找了，我时间不够。即去”。本条中“他近日为国事正忙”显是指当时康生在钓鱼台紧张地领导起草“九评苏共”的反修文章。看来起草工作的繁重，使康生连“片刻即去”的闲暇都挤不出来了。
　　1964年3月25日日记记载：

曹轶欧来，说看看有可带书否。当时没想起，答无书。曹去。返房，忽想起购自傅惜华之《李卓吾评大慧集抄》似为少见，即检出送交曹带去。


　　由本条可见傅惜华在“文革”前似已发卖了一些自己的藏书。众所周知，傅惜华碧蕖馆藏书在“文革”中被康生“归公”“归”去了很大一部分，但由此条所见，这本《李卓吾评大慧集抄》应该也算“正道买卖”。看来，先后被傅惜华和康生收藏的珍本古籍的流转过程具体如何，还值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若一概认定钤有傅康两家印章的古籍均是康生“文革”时劫掠而去，恐不符历史真相。
　　之后康生与王子霖的交游，在书中就没有详细的记载了。有论者说：王子霖在“文革”时被逐回老家河北深县张丘村，系由康生亲自点名而造成的。但从《王子霖先生传略》来看，似与事实不符。
　　相反的是，在王子霖孙女王书燕的回忆文章《我的祖父》里，却记下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那是在祖父离京的前一天的晚上（1970年5月3日），一位身穿制服，头戴鸭舌帽的先生，悄悄来到我家，摒退我的家人。那人与祖父站在屋子中央，面对面低声说着，大意是：中央领导人很关心你，不要离开北京，争取留下，‘文革’很快就要结束，结束后还有许多事情需要你干。那位先生谈完后便匆匆离去。”这件事之后，王子霖沉默良久，考虑再三，最终还是作出了返乡的决定。
　　王书燕写道：“祖父没有告诉家人那个中央领导人是谁，传话人是谁，他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但是，我很清楚，‘文革’前他和多位中央领导人保持着很直接的往来通道，祖父为他们提供了诸多书籍信息，以及保存、修复古籍版本的建议。因此这最后的关照，并未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位中央领导人，是否是先前与王子霖多有交谊的康生呢？耐人寻味。

康生夫妇与魏文伯的交往

　　近年在拍卖会上集中浮现的康生手札，还有康生、曹轶欧等致魏文伯的数通信件（西泠印社2010年秋拍）。这位魏文伯，就是毛泽东1966年致江青的信中提到的“魏、陈二同志”中的那位“魏”。
　　如果说赵万里、王子霖是康生五十年代认识的“新朋友”的话，那魏文伯显然算是故交了。康生写信时，常略去姓，径称魏为“文伯同志”，甚至直呼“老魏”，这是在康生致赵万里等的信札中看不到的现象。从这些信件里，能读得出康生夫妇与魏文伯之间深厚的交情。这种交情，大概建立在多年的工作关系与共同的书画爱好上。
　　康生致魏文伯的数通手札中，有一封长信年代最早。信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用笺”写成，从信中“分局于四月五号移至济南，我乘搬家之际去潍坊、淄博一次”和“潍坊解放一年”等字样，显然能看出该信写自1949年（1948年4月潍县解放，旋设立潍坊特别市，直属中共中央华东局）。此时康生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山东分局第一书记，而魏文伯任华东局秘书长。这封信的内容主要是讨论工作，但也不乏友谊的流露，如康生写道：“别后时常念及你，尤其是当忙得不得开交时，常常想到如果老魏在此就好了”，他还指出：“老兄大气甚盛，修养不足，是缺点望注意！”这似乎显露出康生不为人知的人情味一面。康生在这封信里主要谈到山东的工业建设问题和建党问题，洋洋洒洒地写了七百余字。
　　在另一封信中，康生提到了自己的画作。原信引用如下：

文伯同志：
　　十月七日来函收到。过奖了，当之有愧。我不会作画，更不能作诗，但常常好与画家诗人开玩笑。墨荷花原是对崇拜齐白石的人的讽刺，不意被陈叔通拿去，据说已送至上海朵云轩去复制。同时光明日报又登了画照，邓拓同志又在北京晚报上作文介绍，结果走向反面，讽刺了自己。当我读了邓拓同志文章后，曾作自嘲对联一副，现在抄寄如下：（原画我怕传出遗笑大方，故写上曹轶欧的款，但陈叔通硬拿去了，无法要回，故难应命。）
　　弄假成真，庸人自扰。
　　无中生有，太阿倒持。
近安
一欧附奉致候
　　　　　　　　　　　　　　　　　　　　康生　十月十五日


　　“一欧”即康生夫人曹轶欧。康生倒承认墨荷花是“对崇拜齐白石的人的讽刺”，但仍自谓“我不会作画，更不能作诗”，自己是“弄假成真，庸人自扰”，语气颇堪玩味。
　　从这几通信札里可以看出，魏文伯很爱好书法，颇有“党内文化人”之风，他喜欢康生的书法，常常向康生求字。魏文伯的求字，康生虽然基本应允下来，但对于自己的书法并不像传闻中那样恃才傲物，反倒显得相当谦虚。如他其中一次婉拒魏文伯的求字时写道：“自今春到处奔波，不执笔者已将一载。估计国庆前又可能出去，恐不能安心写字，加之多日不写，手疏指拙，笔不成书，写出来也恐有玷法帖。我看还是找上海名书家一题吧！”另一次则勉强应承，但也表白自己的“被逼无奈”：“真的，我半年多没有执笔了。勉强写了一条，只是交卷而已。能不能用，我就不管了。”
　　如此看来，康生对待自己书法和作品的态度，是比较谨慎的。笔者由此联想到，“文革”后传说康生曾自谓“郭沫若书何佳，予足挟笔写字亦过之”之事。从康生在信札中的谦虚口吻来看，此事很可能是以讹传讹，不足为信（当然，也不排除此事另有所本。康郭二人本相熟，朋友之间偶尔开开玩笑，也说不定）。总之，康生面对像魏文伯这样较亲近的朋友，对自己书法的态度还是较为谦虚的。
　　康生夫人曹轶欧与魏文伯的友谊似也匪浅。这一套康生信札中，收有曹轶欧的一封信，内容颇有意思，是专与魏文伯探讨书法摄影问题的。曹轶欧告诉魏文伯，“照字，是最好的存底方法之一”，“为了保存真笔，最好用暗光纸洗”，“（书法）有折叠印，照片即不好看”，“字照四周不留边也不好看”，并寄自己“写的最小的小条一纸”请魏文伯“批评”。看来，她对书法和书法摄影等事，倒是颇有心得的。■

附记　康生画的到底是什么花？

　　我的这篇文章初写时，“康生夫妇与魏文伯的交往”一段里出了一点小纰漏：康生书信中明明写明所画的是“墨荷花”，我的文中却分别紊乱成了“墨菊花”和“墨梅花”。
　　康生画的到底是什么花？我查到了撰文时尚未未见到的马南邨（邓拓）的文章《从鲁赤水的墨菊说起》（载《燕山夜话（三集）》，北京出版社1962年4月版），文章中清清楚楚地写道：“最近新到北京有一批木板水印的中国画，由上海‘朵云轩’出版，其中有鲁赤水同志画的墨菊条幅”，“这幅画面上，我们看到了一枝傲霜挺秀的菊花……作者用篆书题了‘晚节华香’四字，另一行草书为‘国庆十周年’”。
　　这种木板水印画还比较常见，它的图影在网络上很容易看得到，确实如邓拓所说，有篆书“晚节华香”和草书“国庆十周年”的题字，款识是“鲁赤水”，还钤上了白文印“游戏”。
　　那么康生何以写信说自己画的是“墨荷花”呢？笔者注意到，康生提及自己的画作被送去上海朵云轩去复制时，用的词只是“据说”，或许他是读了邓拓文章之后才知道此事的？笔者推断，或许陈叔通确实从康生家里拿走了多幅画作，除了那幅被朵云轩复制了的墨菊，还应该有一幅“写上曹轶欧的款”的墨荷花。只是不知道《光明日报》上所登的那幅画照是墨菊还是墨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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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2012-09-04 07:32:34 注注
满目琳琅，写得好。

康生致赵万里十月十九日一信，内称：“王静安先生遗书……索价一百二十万”，按五十年代物价推断，此处书价当为第一套人民币，币值与后来流通的相比为10000比1，即此1936年版旧书开价相当于后来的120元。据百度百科，第一套人民币停止流通的时间为1955年5月15日（http://baike.baidu.com/view/16730.htm），照此推算写信日期不应晚于此日，故是否可能写于前一年即1954年甚至1953年？

没有细查过康生养病中读书买书的情况，感觉宋兄对信札内容中线索已有考检，这里仅就人民币币值献一小疑。乱搜网络，聊供批驳，呵呵。

投诉
宋希於
2012-09-04 07:41:11 宋希於 (自娱)
您的回帖很有参考价值！此处后如有修订机会当补入先生此句。与赵万里相识的结论便需要修改了。《赵万里文集》我未见，据闻其中载有年谱。
但我还有些担心人们思维的惯性——万一此时已经换币，但人们还习惯用旧时的钱数写法——康又住在医院，“与世隔绝”，万一他一看书后所贴标签“一百二十万”呢，就径直写在信里了呢？若有进一步的直接证据就好了，哈哈。
谢谢您的指正！

注注
2012-09-04 07:46:53 注注
万一此时已经换币，但人们还习惯用旧时的钱数写法——康又住在医院，“与世隔绝”，万一他一看书后所贴标签“一百二十万”呢，就径直写在信里了呢？

嗯，，这种情况也不是没可能，废止的时期是确定的，旧标签未必尽撕去，凭惯性称旧价在这种老派书铺是有可能的。当然具体还要看直接证据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在证据未充分之前，咱们是闲聊天，对吧。

宋希於
2012-09-04 07:49:04 宋希於 (自娱)
是，但您的“换币说”相当有力。毕竟现在流出来的都是便条，我的考证已经尽我所能了。在看不到档案的情况下，我希望有更多的康生信札流出市面。对康生这个人，我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

宋希於
2012-09-04 07:53:00 宋希於 (自娱)
另，此文写了大概有一万五千字，后来删成《南方都市报》的一个版。删去的一些地方确实赘余，但也删掉一些较重要的引文。略去的一些引文，在这里都恢复了。

注注
2012-09-04 07:59:57 注注
列引文，不嫌长。毕竟流传在外的康老遗札没几件了。

宋希於
2012-09-07 19:08:32 宋希於 (自娱)
今天中午，上海博物馆的柳向春先生在微博发来私信说：“关于康生致斐云先生信，您可以注意一下大忽雷归公的时间，1955年。所以，币制转换的问题可作旁证。”非常感谢柳先生的提示。

真是可惜，又是“宋君本已无限接近谜底，却不小心错过了”（这里引的是谁的话，周日大家就知道了）。柳先生提示的这一处，其实我先前也有注意到——事实是初稿时提了一句，后来因为对此事一知半解，资料也查不到太多，不敢展开写，就自己删掉了。今后若有机会补订拙文，当把此事写入。

注注
2012-09-07 20:17:21 注注
关于币制转换，正如柳先生所言，我只是提出一条不大重要的旁证（目前看也是“孤证”），需要与其他证据一起来作出判断。即便该信落笔于1955年5月15日之后，旧书铺不改标签，买书人习惯按旧价交易，都是可能的。

依我的观点，大忽雷归公的日期确凿无疑，其证据力要高于币制转换时间。

宋希於
2012-09-07 20:30:58 宋希於 (自娱)
期待拍卖会上浮现出更多的信札证据，以便更准确地考订这段往事。赵斐云（万里）先生文集中载有年谱，我未见，不知其中会不会有一些材料。

宋希於
2013-12-23 20:03:53 宋希於 (自娱)
1953年8月6日，查阜西写《张廉访赝作古乐器之自白》，曾记：“郑振铎君前日为言刘氏大小忽雷及九霄环佩与鸣玉二琴已价归国有，叶遐庵得余转告而大喜称庆。”文见《查阜西琴学文萃》第39页。感谢严晓星先生见示。由此写作日期，可知大小忽雷归故宫博物院是1953年之事。而由“价归国有”，又可知大小忽雷确是“购到”。康生某年十月十九日致赵万里信，当系在1953年。希於，2013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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