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青山 反右派扩大化谁应负直接的主要的责任?

Gowest

谨以纪念毛泽东诞辰122周年还历史公道
岳青山



1957年的反右派，经79年“改正”后发现，全国右派总数竟达55万，划错率高达99%，严重的扩大化造成了极不幸的后果。

　　那么，57年的反右派又该如何看待?如此严重的扩大化究竟是怎么搞出来的?直接的、主要的责任是否理所当然地应当落到毛泽东身上?邓小平主持制定《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定下的调子是这样：

　　1980年3月19日，他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是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58页)这里，邓小平顶住了“彻底否定”反右派的压力，正确地肯定反右派是必要的，同时指明反右派的错误在于扩大化，那么，此种扩大化是怎么“化”出来的?谁应负主要责任呢?

　　邓小平的回答是：反右派的扩大化，主要责任是毛泽东，但他坦承自己也有责任。这就是1980年2月29日，他在11届5中全会第3次会议上讲话中说的：“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1页。)

　　自从《决议》发表以来，我国各路精英、主流媒体都是本着这个调子唱的。大家还点赞“小平高风格”。然而，这样的结论是否客观、全面，合乎历史的真实?随着毛泽东著作、《毛泽东年谱》相继问世，毛泽东57年的思想、言论和行动，解密较多，白纸黑字，清澈见底;再加上有了《邓小平年谱》和《刘少奇年谱》，把邓小平57年“做了些什么”，也和盘托了出来。这就有可能对共和国前30年这个重大历史事件，认真回看，重新审视，让事实说话，请历史为证，正确认识反右派历史本来面目。

　　(一)
　　列宁有一段名言：“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反映事物，而不附加任何外来成分。这就为我们重新客观审视57年的反右派，提供了正确的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研究反右派，“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首先得从中央顶层毛、刘、邓三人的职责分工这个基本的事实出发，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这就不能不看到和承认，那时毛泽东基本上退居了“第二线”，而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则是刘、邓。否则，就难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实。

　　其实，我党中央自七大以来，在顶层的工作关系中就逐步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这就是毛泽东说的，“我们党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少奇同志”。

　　毛泽东是我们共和国的开国元首。但他鉴于斯大林去世后接班人的教训，早在56年八大前，就慎重地向党提出，下届人大要辞去国家主席，甚至提出在将来适当的时机，还不担党的主席。这就是他1956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一个几十人参加的党内会议上提出来的。当时，刘、邓及其他与会者都认同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这个想法是可行的。至于将来不担任党的主席，大家认为，这个想法目前暂不可行。毛泽东的这种主张无人敢望其项背!

　　然而，毛泽东的这个建议在党内顶层如此顺利通行，却在党外酝酿时，遭到了强烈的反对。1957年4月30日，庆祝五一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把民主党派负责人召集一起，开了个小会，主要是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同时向他们公布了自己下届不当国家主席的想法。末了，还嘱咐两位身份最高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和全国政协副主席黃炎培把这个意思有意识地透露出去。不料，陈、黃两位却深感意外，强烈反对。他俩商定，此事事关重大，决定暂不“透露”，还“相约匆遽外传”。第二天二人联名给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和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特意密陈”了一封信，坚决不同意毛泽东不再连任国家席主席的意见，慎重表示：“我们期期以为不可”。

　　刘少奇、周恩来自然把这封关系甚大的信，转送毛泽东。

　　5月5日　毛泽东看到陈、黃二位副主席的“特意密陈”，写了很长的批语，重申下届不当国家主席的决心，并批示：此事既然民主党派高层人士都想不通，就“请少奇同志召集有一百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毛泽东年谱》1949_1976第3卷，第147页页)。5月8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扩大会，专门讨论了陈、黃的信和毛泽东的批语，大家还是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其时，刘少奇说过这么一段重要的话：

　　“毛主席还是党的主席，是国家的领袖。我们希望他健康长寿，但人总归是不能违背生命规律的，总是要见马克思的。我们要考虑的，是他在余年做些什么事情好。主席讲得是对的，要集中精力研究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这对中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刘少奇年谱》下卷，第402页)

　　刘少奇代表中央说的这一段总结性的话，完全同意毛泽东退居“第二线”，不仅可以不当国家主席，而且还安排了毛泽东“在余年做些什么事情好”，就是“要集中精力研究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这样一来，刘少奇和邓小平则在“第一线”，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这也是七大以来中央领导人职责关系的进一步延续。

　　事实也是如此。八大以来，苏联20大出了“斯大林问题”，接着发生了“波、匈事件”，我国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也出现许多新矛盾、新问题。毛泽东自然地“集中精力研究”这些国内、外的“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由此他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系列新理论、新方针。与此同时，就提出了党内整风的问题。而在开门整风中，又发生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问题，于是，便有如何看待和反击右派的进攻?这又成了毛泽东集中研究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57年9月三中全会反右派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毛泽东主要关注点就移到发展农业和发动大跃进上了。

　　所以，我们应当看到，在整风、反右派中，毛泽东实际上已基本处在“第二线”。中央既然定下其“余生”的主要职责任就是“集中力量研究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那就只能看他研究结果所提出的要坚决回击整风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进攻妥不妥?确定的反右派基本指导思想对不对?制定的反右基本方针政策错没错?

　　而刘少奇、邓小平则在“第一线”实地领导和指挥的反右派斗争。

　　如果毛泽东反右派的指导思想、大政方针原本就是错的，由此导致反右扩大化，那么，他就理所当然地要对扩大化负直接的、主要的责任。而第一线的刘、邓则仅是执行的问题。



　　反之，如果毛泽东反右派的指导思想、大政方针原本正确，而在第一线主持反右派斗争的刘、邓执行贯彻不力，甚至另立方针政策，致使反击右派扩大化，那么，刘、邓也理所当然地应负直接的、主要的责任。

　　这样想，这样看，是否比较客观、比较公道?

　　当然，中央此种职责分工也是相对的。毛泽东身处第二线，对于反右派的实际斗争，也并非完全没有直接过问过。同样，在第一线的刘、邓也并非就没有制定过重要的方针和政策。诸如《划分右派的标准》，无疑地是极重要的政策，却是邓小平主持制定、经刘少奇10月15日召开的政治局通过后下发全党的。《毛泽东年谱》表明，他并未与闻，没有过目。足见刘、邓在反右派“第一线”的实权的份量。

　　那么，毛泽东的反右派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又怎样呢。

　　(二)
　　先看毛泽东反右派的指导思想。

　　我国的主流媒体、学者精英异口同声认定，反右派扩大化是毛泽东“左”倾指导思想酿成的恶果。其根据就是，57年年初开始，毛泽东就逐步改变“八大”有关阶级斗争已经基本消灭、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的提法，“重提阶级斗争”，并提出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由此导致了反右派严重扩大化。否则，还哪能有什么反右派的扩大化?

　　这种论断，看似有理，只不过，实践标准对此早已反复说“不”。

　　众所周知，党的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毛泽东也是

　　意了的。但他与别人不同，在“举过手”后就发现了不对头了。这

　　就是毛泽东八大以来，在“集中精力”观察和研究重大理论和政治问题时，逐步发现和认识到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和阶级斗争并没有隨之消灭，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着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并在57年的《夏季形势》中，指明其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无疑，这是毛泽东提出的新观点、新理论。否则，确是无所谓反击右派的问题了。

　　可见，这个问题的症结是在于，是不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并未熄灭，是不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当然，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亟须另行专题研讨。

　　本文只是指出:八大认定随着所有制改造的完成，阶级和阶级斗争也就随之消灭的观点，并非是什么新思想、新观点，而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早在1937年，斯大林就宣布，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结果，苏联的资产阶级没有了，地主阶级也没有了。这是当时受历史局限的结果。此其一。

　　其二、毛泽东57年认定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概括苏共20大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东欧发生了严重的波、匈事件，及我国所有制改造后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经验，作出新的结论，是源于社会实践的。

　　其三、上世纪80年代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东欧6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剧变，一面面红旗落地，一个个国家资本主义重新复辟，实践标准不容分辩地证实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真理性。否则，又怎么解释苏、东国家为何一下复辟了资本主义?能说这么多社会主义国家资产阶级重新上台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天兵天将?

　　其四、中国自身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社会主义改革与资本主义改革的尖锐斗争，“完整的新资产阶级”重新出现，两极分化“化”到了世界“前列”，岂又以新的实践经验，进一步证实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确是否定不了的“客观实在”!

　　其五、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仍是主要矛盾，并不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毛泽东那里，二者原是不同范围、不同层次的问题。

　　因之，所谓毛泽东57年重提阶级斗争，“指导的偏转”必然导致反击右派的扩大化，显然是无视了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其次、所谓反右派的扩大化是毛泽东对右派进攻形势“作出过分严重的估计”的结果，这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薄一波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是这样说的：据我所知，为什么会发生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我看主要是“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整风运动中，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这是不容否定的。但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并不是普遍的、全国性的。毛主席和我们党却把右派的进攻看成‘整个春天，中国天空突然黑云乱翻’，‘黑云压城城欲摧’，‘惊涛骇浪’，‘十级台风’等等。正是由于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这样夸大的估计，于是就决定发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进行反击。而这样的群众性的阶斗争一起来，简单、粗暴、过火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了。”(《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9页)》

　　这里，薄一波所举毛泽东对右派进攻的形势所作的估计，诸如：“整个春天，中国天空突然黑云乱翻”，“黑云压城城欲摧”，“十级台风”等等，无非是形容，就算有点过份，大体上应无可厚非。邓小平不是到了1980年3月19日，还说那时候右派进攻“确是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他这里讲的“杀气腾腾”，比之毛泽东所论“黑云乱翻”、“十级台风”，有过之无不及。能说邓小平讲“杀气腾腾”是客观的，而毛泽东讲“黑云乱翻”则是“左”倾指导?

　　至于说什么，毛泽东对形势作了夸大的估计，“就决定发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简单、粗暴、过火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了”，那就更“忘本”了，更离谱了。

　　殊不知，共产党正是在群众运动中诞生、起家和发展的。倘若没有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没有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等等，又哪能有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凭什么说“群众运动”就必然导致“扩大化”?须知，群众运动成败的关键，在于领导。建国后，从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到镇反粛反、三反五反，乃至社教等等，都是群众运动，“不可避免”的扩大化不是也避免了吗?

　　再有，关于毛泽东反右派指导思想为人诟病最多的，莫过于所谓“引蛇出洞”的策略。对此，毛泽东已反复作过说明、回答。这里只是指出：真正的右派，乃客观的存在。其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他们自身固有的，并顽强地表现自己，并非“请”出来的。不管“引”也罢，不“引”也罢，只要“季节”一到，总是要“出洞”的。拿茅于轼来说，此人骨子里就反党反社会主义，整风时“引其出洞”，名副其实。79年将其“改正”，但他并不领情，反倒公然说什么，57年打他右派，并未打错，以右派为荣。这样的人“引其出洞”，有什么不好?再说，共产党开门整风，请别人“帮助”，只是清除党自身的毛病，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这同真正右派借机“推翻”党的领导，要党“下轿”，轮流执政，完全是两码事。对“帮助”真诚欢迎，要“推翻”就坚决反击。能说是“阴谋”?

　　(三)
　　再看，毛泽东所提出和制定的反右派的方针政策，是缩小打击面，避免扩大化，还是推行扩大化?为了请事实说话，以史为证，下面就不能不较多地引证原文，敬请见谅。

　　先看反击右派的前夕。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的《事

　　情正在起变化》，显然是他在整风大呜大放期间，“集中精力研究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重要成果。这里吹响了反击右派的号角，但其基本指导方针，则是尽量缩打击面，防止扩大化，必须“实事求是，不可过分”。

　　毛泽东说：“在‘三反’中，在肃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做错了的事，都要公开改正，不论对什么人的。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于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72页)

　　毛泽东这里指明：凡属真右派要扣右派帽子，“但也要扣得对

　　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他当时设想，对右派 “点名”

　　的，只限于个别右派骨干分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

　　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于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并尖锐地

　　提醒全党，反击右派，“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

　　分就是错误。”

　　所谓“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就是不要“扩大，扩大

　　是错误”。这显然是防止“扩大化”指导方针!

　　再看反右派第一阶段，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基本的方针和

　　政策。

　　6月8日，全国开始反击右派的斗争。这一天，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指出：右派分子猖狂进攻，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百分之一，不足为怕”……。“要注意组织左派和中派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并推动左派，团结中间派，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就建不成，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危险。”(《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171-172页)

　　只过一天，1957年6月10日，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关于打击右派分子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这是反右派的基本政策规定。这里指出：“在此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此次运动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但他们人数不多，一时间可以把空气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但是急风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论，闹了几个星期，现在劲头已不大了，有些动摇恐慌了。各民主党派中，民革、民建、三九、民进颇好，民盟、工农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中反动分子比例较大，大约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的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淮，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174-175页)

　　在这里，毛泽东首先肯定：“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

　　有起哄”;接着指明，无论在大学教授和学生，民主党派中，右派分子是极少数;然后提出对民主党派要作具体分析，不可一律看待，“各民主党派中，民革、民建、三九、民进颇好”，也指出“民盟、工农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但也肯定明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这样分析和估量是不是也比较客观、辩证?能说反右派就是整“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还强调反击右派的基本原则，是“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淮，打得准。”

　　这显然不是“扩大化”的指导方针。

　　6月29日毛泽东审改《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改写和加写了一条极其重要的政策界限：“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分子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181页)》

　　这里，毛泽东提出：“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分子”要区别开来，肯定“前者”是人民内部矛盾，对其“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扣上右派分子帽子”。

　　这是一条多么重要的政策界限呀!

　　7月9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右派骨干分子等问题的通知》提出“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四千人，而是八千人”，“凡报上点名的必须证据充分，最好还有历史劣迹，素来不得人心的人。”(《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189页)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说“准确的右派骨干分子”，已不是十天前的四千人，而是八千人。薄一波和各路精英就都以此为据，说什么“仅仅过了十天”，“骨干分子”的数量“翻了一番”，这还不是充分表明毛泽东政策的“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随意性!”(《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9页)

　　这样的批判也还值得商榷之处。

　　这是因为，毛泽东这里说的“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已不是四千，而是八千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是毛泽东自己的“主观臆断”?还是书记处将“主观臆断”送到毛泽东桌上的?从“准确的右派骨干八千人”后面还列举了“北京约有800人”、“上海有700人”和清华大学50人的数据来看，难说是出自毛泽东的“主观随意性”，更可能是书记处向毛泽东的报告。如系后者，则毛泽东只是错在轻信。所以，在现今文献解密不够的条件下，似不宜轻率地断言这就是毛泽东的“主观随意性”。但不管如何，毛泽东是最后拍板点名人数扩大一倍，显然是一大错。

　　再看，深入反右派阶段，毛泽东制定的基本政又怎么样?

　　7月30日，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重申：“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43、548页)

　　8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指示》说：(一)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会增多。(二)“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勉强去找右派。(三)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避免泛滥无归，陷于被动，丧失同情。此点必须注意。(四)批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多数人心服，切不要强词夺理。(五)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人鉴别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56-557页，《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194-195页)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这个指示是“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阶段的基本的重要的政策规定。他在此一如既往再次指明，“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勉强去找右派。”广为流传的什么：反右派时，都是从上而下“分配右派名额”，以至于一位老实支书完不成上面规定的打右派任务，只好自己“顶数”。显然是完全背离了毛泽东的政策规定的。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振聋发聩地指出，“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避免泛滥无归，陷于被动，丧失同情。此点必须注意”。这就预见到深入反右，能否真正做到“站得稳、打得准”，实事求是，关键在于划清“中右”与右派的界限，决不可把“中右”错打成“右派”。

　　毛泽东鉴于“准确地鉴定”此种界限有相当难度，还特意立了一个“中右”标兵。这就是北大化学系教授、院士、爱国的科学家傅鹰。他在1957年4月北大化学系召开的两次座谈会上的发言，的确“惊世骇俗”。诸如：“党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摸对”;“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紧张是党员瞎汇报的”;“(‘三反’等)运动中偏差的大小与离北京的距离成正比”，等等。当时有人认为，傅鹰若不是右派，北大或者全国也就没有右派了。然而，傅鹰的这些言论却幸运地被毛泽东看到了。他认为，傅鹰的这些尖锐批评意见，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同右派的进攻是两回事。毛泽东先后作过的两次表态，一是1957年5月15日所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是5月1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其中就说：“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156页)于是，“最应该划为右派”的傅鹰，被毛泽东立为“中右”标兵，奇迹般地与右派擦肩而过。时为中宣部文艺处干部的黎之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想，如果能把毛泽东的“这个发言公开印发，会少划好多右派。”

　　这里所谓“避免泛滥无归”，就是防止扩大化。这是严肃地对第一线主持反右的刘、邓敲响了警钟!

　　不幸的是，刘、邓对“此点”毫不在意，以至反右派的结果，被毛泽东言中了!

　　这里，毛泽东还预计到反右派向地、县及城市展开，由于下面领导水平有限，各级领导“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并强调“这是要十分注意的。”只是，刘、邓不仅未能“十分注意”，甚至连“一分注意”也没有!

　　8月18日，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说：“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是有用之才，应当大力争取过来。”毛泽东加写了一条重要的政策界限：“鉴定工商界的右派，除了根据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标准的建议以外，在时间界限上，应以今年鸣放以来的反动言行为主。”(《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63页，《毛泽东年谱》1949_1976第3卷，第198页)在这里，毛泽东从统战部的报告看到“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是对全国终将打出的右派总数的估量，却未能觉察到已存在“扩大化”问题。当然，应负直接的责任。

　　可见，毛泽东对反右派第二阶段的这些基本的政策规定，是在“避免泛滥无归”，防止扩大化，并强调“此点要十分注意”。

　　至于反右派的处理阶段，毛泽东按照中央职责分工，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农业和发动大跃进上面了。但仍然关注反右派这场“大仗”。

　　9月22日，毛泽东在同出席八届三中全会若干大区负责人谈话中，头一条就尖锐地提出：“(一)反右派今后会不会纠偏、翻案?审批时要注意”(《毛泽东年谱》1949_1976第3卷，第209页)。应当说，这是向“第一线”邓小平再次敲响了警钟：反右派是不是出现了扩大化?“今后会不会纠偏、翻案”?

　　其次，毛泽东对右派的处理作了原则的规定。这就是12月8日，毛泽东在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谈话所指出的：“对右派分子的处理，现在就要准备，希望各民主党派研究。第一，要处理，要处分，否则会脱离群众;第二，处分过严不利。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除个别很坏的外，选举权不取消，有一些还给他一些地位……希望三七开，十个人大概有七个人可以争取。给他们五年、七年的时间，那时思想有觉悟，改造好了，右派帽子可以取消。”(同上书，第261-、262页)



　　总上可知，毛泽东反右派的指导思想、大政方针，是坚持实事求是，站得稳，看得准，打得准，要缩小打击面，“避免泛滥无归，，陷于被动，丧失同情”。反右派的扩大化，并不是源于毛泽东所定大政方针政策，因而基本上不应当负直接的、主要的责任。这是历史的真实。

　　当然，这不是说1957年反右的扩大化，毛泽东就没有错误和责任。第一、毛泽东虽然退居第二线，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没有直接领导和指挥反右派斗争，但他毕竟是党的主席，对全国打出55万右派，包括79年改正时新发现的10万“黑右派”，造成如此大的不幸，不管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是要负领导之责。

　　第二、毛泽东主要是“研究重大政治理论问题”，确定的反右派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并希望尽量缩小打击面，“避免泛滥无归，陷于被动，丧失同情”。但在“第一线”的邓小平执行、落实不力，却未曾过问，疏于检查、督促，也是有重大责任的。

　　第三、全国“点名”过多，是一大错误。本来，毛泽东在反右前夕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正确地规定，右派分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把公开“点名”限制于“个别”人的范围。可是，到了6月29日，他在审改《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原稿提出需要点名批判的，北京“大约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不该一改初衷，加以认同。更有甚者，仅过十天，又把报纸上“点名”翻了一番，猛增到8000人。这无疑地促进了反右扩大化。

　　第四、邓小平在第一线打出的右派，古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毛泽东57年8月18日审改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预计“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是过目、认可了的，这里头的扩大化，毛泽东应负主要的责任。

　　路线、政策决定以后，干部是决定一切的。反右派斗争是第一线刘、邓直接领导和指挥的。他们把反右派斗争没搞好，搞砸了，扩大化，应负更直接的、主要的责任。

　　(四)
　　邓小平是八大后的新任总书记。如果按毛泽东的说法，反击

　　右派是一场“大战”，那么，邓小平则是这场“大战”的前线“总司令”。从《中国搜索》得知，他还是党中央反右派领导小组的组长，彭真为副组长。

　　从《邓小平年谱》披露的事实来看，说他是反右派的前线“总司令”，并非虚言。

　　7月4日，在书记处召开的在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国务院各部委、解放军各大单位和北京市及各高等学校负责人会议上作《整风反右派报告》的是邓小平;7月8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电话会议上作《整风反右派报告》的，也是邓小平;7月12日，书记处召开的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副部长以上干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会上作《关于当前整风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报告的，还是邓小平。

　　党中央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着重讨论整风运动和和反右派斗争的方针和具体部署”。而在此次重要会议上，从开头的《整风反右派报告》，到闭幕会上《总结发言》，邓小平一人独揽。

　　《邓小平年谱》清楚表明，邓小平新任总书记后，1957年这一年4月开始，全力以赴地抓的工作，就是整风反右派。真是不唱天，不唱地，单唱一本反右“香山记”。

　　据统计：从1957年6月到12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书记处会，共计43次。而研究反右派问题多达37次，月均5次还多。其中：专题研究整风反右派共20次;专门听取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关于整风反右汇报有9次;主要研究反右派，也涉及其他的有8次。而专门研究其他工作的仅仅只6次。这就说明，邓小平及书记处57年主要是集中精力主持、领导和指挥反右派斗争。其他工作管得较少。

　　不无遗憾的是，邓小平所主持书记处“研究”或“听取汇报”反右派37次有关反右派会议，《邓小平年谱》只有二次解密过邓小平的几句话，其余的35次会议，对邓小平的思想、指示连半个字也没披露，把邓小平“编辑”成只主持，不说话的“哑巴”!

　　邓小平还分管中央宣传口。诸如，5月21日下午，就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报刊的宣传方针。他在发言中指出，“要组织力量搞几十篇东西，由《人民日报》放出去。”(《邓小平年谱》，第1366页)

　　此外，邓小平还先后出京到东北三省、陕西、四川、山东等省市，在党员负责人会上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

　　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只不过，邓小平反右派这“三把火”太大太猛太烈，“烧”出右派多达55万，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反右派的扩大化，主要是他没能搞好，搞砸了，应负直接的、主要的责任。

　　至于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其《年谱》对反右记载极少，无法置评。

　　(五)
　　凭什么说反右派的扩大化是邓小平搞砸的呢?事实依据如下：

　　事实依据一：邓小平在第一线领导和指挥反右派斗争，理应坚决贯彻、落实毛泽东制定的基本方针政策，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但他主持的书记处，无论是专题研究“整风反右问题”，还是专门“听取反右派汇报”，实际上却是把毛泽东的重大方针、政策，置于不顾。

　　《邓小平年谱》表明，1957年6月到12月，他主持召开书记研究反右派的会议达37之多，但令人惊讶的是，如此密锣紧鼓的反右会上，却从未见把毛泽东所提出的反右派的重大方针政策、政策界限提到桌面，商讨过，研究过。

　　就拿毛泽东6月29日审改《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加写了一条极其重的的政策界限：“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分子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易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据此，凡是划定右派，就得既要有“右派言论”，又要有“右派行动”，缺一不可;而只有“右派言论”，并无“右派行动”，则属人民内部矛盾，“与人为善”地进行批评帮助。这就明确规定了有过“右派言论”的人与右派分子的原则界限，就在于有无“右派行动”。

　　这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政策界限!

　　如果照此办理，那么，真正的右派就定会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了。

　　令人惊讶的是，《邓小平年谱》表明，他却对此竟置若罔闻，不研究、不讨论，不贯彻，不执行。就算持不同意见，那也未见报告毛泽东。这究竟是为什么?

　　又如，毛泽东尖锐提出的反右应防止扩大化，“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此点必须注意”，邓小平是不是“稍微注意”过呢?从《邓小平年谱》来看，答案是否定的。

　　毛泽东还将北大教授傅鹰树为“中右”标兵，以便于“准确地鉴定”“中右”与右派的界限。邓小平为何不通告全党照此办理?

　　凡此种种，不亦而足。

　　不仅如此，邓小平连自己经手制定的重要政策也不坚决贯彻、执行、落实。例如：周总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邓小平在原稿对自然科学家“应当按照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句后加写了：“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388页)这是中央保护自然科学家“过关”重大决策!结果表明，他并未认真贯彻，坚持到底，致使多少自然科学家蒙冤成为“右派”，使党如此重要指示沧为一纸空文。

　　事实依据二：邓小平在领导和指挥反右派的斗争，一股劲强调“反对温情主义”和“右倾情绪”，对客观上已经出现的反右扩大化，“火上加油”，使之愈演愈烈!

　　无庸置疑，毛泽东是反击右派的始作蛹者，并强调不打好右派的“大仗”，社会主义不能胜利。但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着力防止扩大化。从开始提出反右“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到“深入挖掘”期间，强调“避免泛滥无归，陷于被动”，直至反右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又明确警示，“反右派今后会不会纠偏、翻案?审批时要注意”。

　　但邓小平在“第一线”领导和指挥的反右斗争，却同毛泽东相反，始终认定“右倾情绪”是主要危险，一股劲地反对“右倾情绪”、“温情主义”。

　　7月8日，邓小平在书记处召开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党委电话会议上作的整风反右派报告中提出，反右派运“现在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对右派要狠，来不得温情主义;另一方面必须充分揭露事实，坚持说理原则，防止简单粗暴的方法”(《邓小平年谱》1904_1974(下)第1378页)应当承认，在运动伊始提出“对右派要狠，来不得温情主义”，尚无可厚非。

　　问题在于，到57年9月1日，全国已经打出右派总数63000人，“发现出来的党内右派分子约三千余人”，已是明显地扩大化了，而邓小平却一如既往提出并批判反右派斗争中“存在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下不得手”。这就是他审改的中共中央《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的指示》(《毛泽东年谱》未见报批)提出的：“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存在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得手。有些单位甚至因此影响了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和展开。”(转引叶永烈《反右派始末》第551——552页)

　　9月2日，邓小平审阅周总理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本是毛泽东同意的党中央关于保护自然科学家“保护过关”的重要决策，却在一开头就强调：“在科学界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必须严肃开展反右派斗争，决不能温情主义。”(转引自李晨主编：《共和国史记》，第103——104页)

　　直至9月22日，全国反右派早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邓小平在向八届三中全会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仍然着重地提出“继续反对右倾情绪”。他说：“应当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要继续反对右倾情绪，但也要防止打击面过宽和简单粗暴的危险。要注意严格掌握划分极右分子、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始终注意审定所属单位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对划分不当的必须随时纠正。”(《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1949——1978)》455页)

　　这里顺便指出，《邓小平年谱》的编者大概感到，邓小平此时还首先强调“要继续反对右倾情绪”有些不妥，就做了点手脚，删去“要继续反对右倾情绪”这句话，不打引号，写成“我们应该把反右派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要防止打击面过宽和简单粗暴的危险”(《邓小平年》1904_1974(下)第1393页)。这样一来，邓小平就着力于反对“打击面过宽”的危险了。其用心不可不谓良苦。

　　在这里，邓小平虽然罕见地提出“但也要防止打击面过宽的危险”，但那是放在“要继续反对右倾情绪”之后，显然仍是把“要继续反对右倾情绪”放之首位。

　　可见，邓小平领导和指挥反右派斗争，面对着反右派已经扩大化的客观实际，还是一股劲地着重“反对温情主义”、“严重的右倾情绪”，强调决不能“惋惜、心软，下不得手”，这就理所当然地对原本日益严重扩大化，不断“脚踩油门”，火上加油，反右扩大化自然愈演愈烈，“化”成“泛滥无归”!

　　应当看到，在指导思想上，究竟着力于防止和反对什么倾向，必须切合客观实际。如果客观上已经扩大化了，还着重反对“右倾情绪”、“温情主义”，反对“惋惜、心软，下不得手”，明明是“左”　还去反右，那还不是南辕北辙，越反越“左”，越反越“扩大”?

　　事实依据三：邓小平面对反右扩大化已经愈演愈烈的客观实际，始终没有觉察，没有发现，没有批判，没有报告，甚至否认。

　　邓小平处身反右的前线，直接领导和指挥全国的反右派斗争。按说，对反右运动中日益严重的扩大化，理应接触最多，发现最早，看得最清。但《邓小平年谱》表明，他主持那么多书记处反右会议，却从未明确提出过扩大化问题，必须纠偏。当然，就谈不上向毛泽东报告了。如果报告了，而毛泽东不予理睬，甚至顶了回来，那么扩大化的主要责任就在毛泽东了。

　　这是因为，刘、邓实际上是完全无视，甚至否认客观上确实存在着的严重扩大化问题。

　　57年9月三中全会前，全国已划右派63000人，从文革后的改正来看，已严重地扩大化了。毛泽东9月22日在同出席三中全会若干大区负责人谈话中，头一条就尖锐地提出：“(一)反右派今后会不会纠偏、翻案?审批时要注意。”这里严肃地提出反右派是不是出现了扩大化?会不会又要“纠偏”、“翻案”?强调“审批时要注意”，是对第一线的刘、邓敲响了警钟。

　　那么，刘、邓又是怎么回应的呢?

　　时过22天，刘、邓在10月15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通知中，对毛泽东作了回应。《通知》是这么说的：“全国批右派的斗争一般是进行得健康的，所划的右派分子，一般是适当的，但是也有划多了和划少了的情况”(《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613页)

　　如此肯定“两个一般”，岂不是根本否认了反右派在客观上已经发生的严重扩大化?岂不完全否认以后会有“翻案、纠偏”的可能?

　　难怪，反右派运动与过来历届政治运动不同，无须在运动后期对所打右派来一个认真“落实、甄别、定案”阶段，让群众运动中的错误，在群众运动后期得以纠正。

　　事实依据四：刘、邓制定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本身就不标准，扩大了。

　　无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反右《标准》，至关重要。

　　毛泽东反复指明：右派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这就是“二条主要标准”。他在《正处》中曾提出过识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主要的也是这两条。

　　应当看到，刘、邓制定的《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有一些很好政策规定，诸如，下列六种情形之一者，“不应划为右派”：“(1)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局部性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616-617页)。这是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刘、邓又在《标准》上“扩大”了。这就是他们在《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不恰当地另增了第6条标准，即“(6)为犯了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者，“应划为右派分子”。(《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16页)这就易于把划定右派的政治标准，即根本的政治立场，扩大到同情右派，与右派关系密切的人。

　　诚然，毛泽东也强调划定右派，要有“右派行动”，但此种“右派行动”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行动，与对右派的同情，“拉关系”，是不能同混为一谈的。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反右扩大化如此严重，自然会引发一些根本政治立场并不反对社会主义的正直的人，对错打的右派表示同情。增此一条“标准”，很多同右派关系密切者就难免于不株连成了“右派”了!　。

　　再就是划定右派的时间界限”。早在8月18日，毛泽东明确规定“在时间界限上，应以今年鸣放以来的反动言行为主。”

　　而邓小平却提出：“主要精神是把右派的范围限于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以后，重点放在大鸣大放时期”(《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395页)，这样一来，就把划定右派的“时间界限”，从57年4月以后“鸣放以来”，前移到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以后”。殊不知，反右派在时间界限上，延伸一年半载，又会使多少人被错打成右派!

　　事实依据五，刘、邓竟然明文规定，“中右分子”即使被错打成了“右派”，也不要公开改正。

　　毛泽东在8月1日为中央起草的深入开展右派斗争的指示，明确提出在深挖的阶段，“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避免泛滥无归，陷于被动，丧失同情。”在这里，他看到了反右派的主要危险，最容易出在混淆“中右分子”与右派分子的原则界限，把“中间偏右分子”错划成右派，以至“泛滥无归”。在反右派的指导思想上，究竟是“防扩”，还是“搞扩”?关键也就在这里。

　　然而，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竟然明文规定，即使“中右分子”被错划成了“右派分子”，不得公开改正。

　　这就是通知说的：“有些中右分子有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不够右派，如果当作右派斗争了，现在不要当众宣布对他的批判是错了，因为既有错误言行就应该批判。但应该在内部改划为中右分子，按中右分子对待，并注意多加教育争取，到适当时机可以宣布因情节轻微已有悔改，脱掉他们的右派帽子”(《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614页)

　　这样的霸王规定竟然通令全党!

　　这同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实事求是”、“有反必粛，有错必纠”的原则、方针，真是南辕北辙!试问：明知“中右分子”错划成了右派，那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什么不按实事求是公开“改正”?所谓“既有错误言行就应该批判”，难道不是强词夺理?既然“不够右派”，又“内部改划为中右分子”，头上也就没有“帽子”，又何来“适当时机可以宣布因情节轻微已有悔改，脱掉他们的右派帽子”?再者，如此的“内部改正”，对被冤曲为“右派”的“中右分子”本人、家属，乃至对广大群众，有什么实际意义?

　　明明“中右”错划成了“右派”，尚且如此，自然遑论其他了。

　　因之，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反右运动没完没了，只见“大大地反”，只见“处理”、“处理”，未见后期“落实、甄别、定案”，还哪能不造成反右扩大化，“泛滥无归”!

　　事实依据六、邓小平无视毛泽东的部署，没完没了地“大大地反”右派。

　　毛泽东多次指出：整风反右运动有放，反，改，学“四个必经阶段”(《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5页》)明确指出：“整风搞到明年五月一日，下半年就不再搞了”，“反击右派总要告一段落嘛!”并具体规定：“改”的阶段，“要有一个短时期，比如一二个月”;至于学的阶段，“当然不是二个月了。”(同上书，第476页);以此推算，毛泽东的本意，“反”右派阶段也就大体搞到元旦前后。他在57年9月的三中全会的讲话，论及反右派的进展时，还特别指明：整风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那末，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地反呢?可以不加。因为反右派已上了正轨，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毛泽东文选》第5卷，466页)

　　这是毛泽东关于整风反右的“路线图”。

　　如能照此执行，在元旦前后果断结束反右派，转入整改，全国少错划右派数肯定是以十万计呀!

　　然而，刘、邓在第一线实地领导和指挥的反右派运动，却离奇地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不屑一顾，我行我素，没完没了地“大大地反”右派，迟迟一肯收场，以至于在《邓小平年谱》里，反右派只有开始之日，查不到结束之时。要不是在中共党史里说到反右派至58年夏天结束，全国右派总数为30万人，天晓得反右派是何时结束的!

　　于是，邓小平领导和指挥的反右派运动就俨如脱缰野马，肆意奔跑，没完没了，显现得确乎十分“诡异”。

　　按照薄一波和原统战部干部局副局长胡治安提供的数据，57年9月8日三中全会以前，全国已划右派共63000人。三中全会的“透底”估计，总数会达15万。但至58年夏反右结束时，全国划定了右派却为30万。而1958年12月统计，又增至43万人，至1961年上升为45万之多。79年“改正”竟达55万!

　　这就令人匪夷所思，三中全会前，9月8日的统计，全国右派总数为63000人，毛泽东审改、过目过统战部8有8日报告中估计“全国约要十万右派分子”，为何三中全会“透底”就上升成15万?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毛泽东57年三中全会上已经指明反右派“已上了正轨，许多部位单位已经结束”，无须“大大地反”了，为何到58年夏天反右派结束时，全国“反”出的右派已达30万，是统战部“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的3倍?比之三中全会“透底”的15万番了一翻?又为何58年夏天反右派已经“结束”了，而各地还在“大大地反”，到年底全国又新打出右派13万，使全国右派总数高达43万?，

　　特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直至1978年4月中央关于改正的“11号文件”下达时，全国右派总数仍说是45万，为何最后“改正”的结果，右派总数居然多达55万人，竟冒出了10万“黑右派”?

　　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规定了一条：“胸中有“数”。说“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心中无数，结果不能不犯错误”(《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2页)邓小平这位反右派的前线“总司令”是不是就是这样?如此“心中无数”，结果“泛滥无归，丧失同情”，也就是自然之理了!

　　总上可知，刘、邓在第一线主持工作，邓小平作为反右派 的前线“总司令”(不是什么“积极分子”)，直接领导和指挥全国反右派斗争，没搞好，搞砸了，对反右派的扩大化，应负直接的、主要的责任。这是不是比较合乎历史的真实?

　　(六)
　　窥斑见豹。

　　这里还借”两个“旁证”，即中科院和中央党校的反右派，进一步地具体地看看毛泽东是不是反对扩大化，而邓小平则是不是在搞扩大化。

　　张劲夫今年8月去世，人民网等网盛传他57年反右派直找毛泽东，要求保护科学家，留下一段佳话。事情是这样的：

　　57年6月9日，中科院的华罗庚、童第周和曾昭抡、钱伟长、千家驹等学者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要求争取科学研究自由。7月初，反右斗争开展后，他们首当其冲，受到《人民日报》点名批判。宣传口是归中央书记处直接管的。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的张劲夫，坐立不安，心急如焚，只好斗胆直找毛泽东，要求保护科学家。他在接受刘振坤采访时这样回忆：

　　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我亲自找到毛主席本人。我认为那样搞，中国科学院就搞不下去了，我很难工作了。我找到毛主席，讲的是很简单的话——讲多了不好，毛主席老人家那么高水平，要批评我啦。我说：“毛主席啊，我来向你请示。你不是让我们向科学进军吗?我们中国有句话：‘物以稀为贵’呀!向科学进军要靠科学家，中国现在没有多少科学家呀，科学家人很少哇!要培养新生力量。现有的老科学家是宝贝，是‘国宝’啊!因此，我的意见采取保护政策。不然，向科学进军，十二年规划就很难实现。”

　　毛主席听后说：“你张劲夫竟敢讲这样的意见，好哇!有道理。‘物以稀为贵’，是这样的嘛!”

　　“所以，后来‘宝贵的财富’一类的话在文件上、报纸上也有了。这个意见是我们党组研究过的。但不经过毛主席同意，我们不敢改变中央的一套做法。那个时候调子越来越高哇!

　　我先跟毛主席谈了，毛主席让我到书记处谈，书记处当然同意我的意见了。小平同志说：‘你们科学院党组代我们书记处起草一个中央文件,由中央发给全党。’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界，因为社会科学界太复杂了。这样让科学院起草，起草工作也是老杜他们几个人搞出来的。上报书记处,书记处同意了。文件以中央名义发到全国，它划清了几个界限。比如,规定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当时有钱学森等好几百人，响应周总理的号召，有的经过斗争，也就是吃过苦头，东西都没收了，才得以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后来这几百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说，这些人不参加运动，文件里有这么一条，他们从国外刚刚回来，国内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你怎么让他参加反右派?如果参加，不是要把他们吓坏了吗?其他人还怎么敢回来呀?……在方法策略上，文件规定谈谈而不批，对平常讲的一些错误意见的，谈谈话就算了,个别谈，不参加会。

　　这个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其中指出：“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

　　有了这个文件，中科院大部分老科学家得到保护。比如电子学专家马大猷在科学院安全过关，和他情况相似的孟昭英在清华大学就被打成了右派。钱伟长是清华大学副校长，兼中科院力学所副所长。我找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交涉，不划他右派，蒋坚持要划，就保不住了。

　　当时反右运动由地方党委领导，科学院一些研究所不在北京，文件规定院属单位的科学家划右派必须事先经院党组同意。金属研究所在沈阳，搞金属内耗研究的专家葛庭燧，当时所党委书记向沈阳市委书记汇报了他很多言论，定他为右派，要宣布了。张劲夫听说马上坐飞机到沈阳。他跟市委讲，中央有文件的，科学院的直属研究所的科学家我要负责啦，我们科学院不同意给他划右派，我不同意!态度坚决，让葛庭燧过了一关。

　　张劲夫回忆：“在这次运动中，全院后来可能就两个老科学家划了右派，其他都保护住了。青年科学家中有几个带了右派帽子。当时我们也有左的思想，想对青年严一点。”(《瞭望中国》总字第179期)

　　众所周知，中科院这个我国科学家群集的地方，在全国反右派“泛滥无归”的大气候下，唯独这里的科学家除了个别都保护住了。因为张劲夫敢于直找毛泽东，提出旨改变当时“中央的一套做法”的主张，保护科学家，而毛泽东也居然支持和批准中科院的正确主张，并且表扬了张劲夫：“你张劲夫竟敢讲这样的意见，好哇!有道理。‘物以稀为贵’，是这样的嘛!”

　　正是凭着毛泽东的首肯和中央的指示，中科院“可能就两个老科学家被打成右派，其他都保住了”。

　　这个事实表明，毛泽东在反右派时很能听取不同意见，支持张劲夫敢于改变当时“中央的一套做法”，反对扩大化。

　　这是多么宝贵的经验!

　　如果中科院的宝贵经验能推广全国，如果中央“保护科学家”的指示能在各地认真贯彻落实，那么，全国自然科学界还哪能有什么扩大化了!

　　然而，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为什么毛泽东意见、中央指示在中科院外就不灵呢?为什么著名科学家还兼任中科院力学所副所长的钱伟长，在清华被打成右派，张劲夫去保就硬是保不住?



　　看一看邓小平怎么直接领导和指挥中央党校的反右派斗争就再清楚不过的了。

　　杜光在《炎黄春秋》2005年第9期上发表了《中央党校反右派的内幕》，具体而又生动地说明了邓小平是怎么指导中央党校的反右派斗争的。

　　“1975年6月19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讨论中央党校和卫生部“整风反右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杨献珍、副校长兼党委第二书记侯维煜列席这次书记处会议。会后，他们已感到中央党校学员中开展反右斗争势在必行。

　　他们经过反复研究，在7月初决定把普通班学员王谭、徐盈二人作为反右对象来批判。在杨献珍、侯维煜的思想上，对普通班、新闻班这些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老干部，还是采取尽量保护的态度的。”

　　“7月22日，中央党校向中央书记处上报了四名学员的材料，其中初步确定划为右派分子的只有两人：王谭(入学前是《广西日报》代理副总编辑)，徐盈(在建国前是《大公报》的名记者，地下党员，入学前任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另外两名学员，因同情社会上的某些右派言论，被认为有右倾错误思想，应当适当批判，但不划为右派。杨、侯称之为“标兵”：一个是肖鲁，入学前是全国总工会海员工会国际部部长，另一个是王善玲(女)，入学前是劳动部的副司长。”

　　这里说明，反右派开始后，中央党校还是对老干部采取“尽量保护的态度的”，只初定王、徐二人为右派，而把有过“同情右派言论”肖、王作为“标兵”，只批错误，不划右派。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呀!只是出乎意料，中央党校的这种决定迎来的是邓小平的一顿批评。

　　“报告上送后，7月24日邓小平召开书记处会议，听取侯维煜中央高级党校和财政部汇报。在谈到肖鲁时，邓小平说：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倒过去了，那怎么行?他还说：你们高级党校学员中绝不会只有两个右派分子，反右刚开始，你们的思想不要右倾啊!”

　　这里，人们难于理解，邓小平为什么这么武断“高级党校学员中绝不会只有两个右派分子”?凭什么说肖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倒过去了”?为什么要警告中央党校领导“思想不要右倾”?

　　“邓小平的指示，杨献珍、侯维煜别无选择地要执行”。便于“8月17日党委第48次会议初步确定，在全校各部班学员中划9人为右派分子，其中普通班4人(王谭、徐盈、赵节、高朗)，新闻班2人(尤力、姚北桦)，师训部3人(龙纯璋、沈锐、黄维忠)”。

　　这里请看，中央党校在受到邓小平警告“思想不要右倾”以后，被迫将学员中的右派从2个增到9人，满以为能过得书记处这一关，却不料受到书记们更严厉的批评。

　　“8月23日，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开会，讨论国家机关党委、全国总工会和高级党校三个单位的整风反右问题，杨献珍、侯维煜应召列席。出席会议的书记们批评了高级党校在整风反右的领导工作中的“右倾”思想。邓小平说：“肖鲁的问题，你们第一次上报他的材料时，中央就批准把他划为右派，你们怎么现在还在犹豫”?“如果这样的人不划为右派，党内就没有什么右派了”。“这样的人不搞出去，他就不知道怎样才像一个共产党员。”彭真则在插话时说：现在不是肖鲁是不是划右派的问题，而是你们你们是不是中右的问题。”

　　这里表明，中央党校和书记处在肖鲁问题上的分歧，实质是涉及如何正确对待像肖鲁这样为数不少有过右倾错误言论的人的问题。中央党校将肖鲁立为“中右标兵”，实践证明是“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避免泛滥无归”，而邓小平则第一次报来材料就将其“划为右派”，树了个“右派标兵”，再加上彭真式的政治高压，中央党校的反右扩大化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中央书记处的强大压力下，杨献珍、侯维煜不得不对高级党校的反右运动作出新的估计和部署，但他们在思想上仍然顾虑重重，在8月28日的党委第51次会议上，杨献珍说：‘右派要搞，但面不要太宽，既要从严，又要慎重，要保存元气。’但是，既然像肖鲁这样的“标兵”已被突破，那么其他情况相似的学员就不得不跟着倒霉，在雷霆万钧的政治压力下，丁景才和师训部学员陈友伟(原为华东师大讲师，中国革命史教研组组长)于9月16日、19日相继自杀。不久，10月10日，普通班学员杨赓(原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又自杀身亡。这些不幸事件丝毫也没有影响波涛汹涌的反右狂澜运动的车轮。”

　　“至12月4日，杨献珍代表校党委向全体学员作了关于整风反右运动的总结报告。共有63名学员被划为右派分子，占参加运动的1530名学员的4.12%，其中普通班24人，新闻班5人，师训部34人。这些人全部都被开除党籍，行政职务则回原单位处理，一般受到降级降职处分。学员反右结束时，工作人员的反右斗争也已基本结束，共有27名教职员被划为右派分子(包括作者杜光自己在内—引者註)。但参加学员整风反右工作的部分工作人员集中反右补课，到1958年4月才结束，结果又有5人被划为右派分子。至此，在教职员中共划右派分子32人，占参加运动的干部总数503人的6.4%。”

　　“1979年春节前后，胡耀邦以他的卓越胆识和大无畏精神为全国

　　55万余名右派分子改正平反，高级党校学员和教职员中的右派分子无一例外地得到改正。”(杜光：《中央高级党校反右派内幕》《炎黄春秋》2005年第9期)

　　由此可见，中央党校的反右派，从2个扩大化到9个，再从9个严重扩大化成95个的过程，清晰地表明完全是邓小平的政治高压下造成的严重恶果。这是邓小平领导和指挥全国反右派造成扩大化的一个缩影。

　　如果说，张劲夫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敢干“改变中央的一套做法”，保护住了中科院的科学家，那么，邓小平则一如既往在中央党校强行贯彻“中央的一套作法”，使中央党校杨献珍要“保护老干部”，当然保不住，造成了扩大化。

　　中科院和中央党校的反右派斗争，反差如此鲜明、强烈、尖锐!

　　由此人们不难看清，全国反右派斗争，究竟是谁在搞扩大化?究竟是谁应当负直接的、主要的责任?

　　应当是很清楚的!

　　(2015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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