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两个“右派”成就《聂绀弩旧体诗全编》

李筱薇

柳亚子《论诗六绝句》中，论及晚清倡变法维新之先进、创“新派诗”的著名诗人黄遵宪时，用“时流竞说黄公度”一语，盛赞其诗。

所谓“新派诗”，是较晚清弥漫诗坛皆仿古之气、无关社会现实之言。有感于此，黄遵宪“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遂摒旧时文人叹老嗟卑之小我，国事、天下事，事事入诗，并自命“新派诗”。

黄公开诗风，而影者乏人；其入土殆一甲子后，始有聂绀弩者踵其尘。由此，“新派诗”承续香火，苒苒烛照。聂绀弩在世时有《散宜生诗》出版，去世后，有《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三卷本）行世。聂诗也由友朋而诗界，影响不断扩大，可谓“暮年诗赋动江关”，至今竟也有“时流竞说聂绀弩”之盛。

说起来，《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最终能够成书，是两个“右派”共同完成的。一个是作诗者聂绀弩，一个是“注解集评”者侯井天。

聂绀弩，少时以文闻名，有“聂贤人”之雅号；及长，投笔从戎入黄埔军校二期，授“国军”少将军衔。本应戎马疆场，出将入相，却弃戎从笔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接受革命洗礼。归国后，任国民党中宣部总干事、南京中央通讯社副主任之职却“暗渡陈仓”，向往中共。1934年加入中共，先后在上海、桂林、香港作编辑，并以杂文之犀利闻名于世。1949年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遭审查，有惊无险；1957年“反右”无处可逃，沦为“北大荒民”，始以“诗言志”；1974年获“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其诗被“达诂”成罪状。1976年，聂绀弩戏剧性地走出监狱——这个1932年加入“左联”，1934年参加中共的老作家，竟然被混在特赦国民党战犯中予以宽大释放。1979年获得平反后，长期卧床，几近废人，终日以诗为伴。

聂绀弩自云，1959年某月，正值“大跃进”之间，毛泽东倡导新民歌运动，国人被要求人人为诗人，“北大荒民”不例外。聂绀弩响应号召，“却忽然想起做起旧诗来了”，“于是这一夜，第一次写劳动，也第一次正式写旧诗，大概半夜，我交了一首七言古体长诗。……我就是这样开始做旧诗的。”。待1960年从北大荒返京之后，“买了一些名家诗集读、抄、背，请朋友指导后才正式做，……弄假成真，从玩票到下海（其实又何偿下海），年已六十，倒真学起做诗来了”（《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P9，下同）。聂绀弩的朋友钟敬文挽聂绀弩联上句云：“晚年竟以旧诗称，恐非初意”（P873），可谓事实。

聂绀弩每有新诗，都要出示于人或寄赠好友。而这些诗作，在“文革”中竟然都进入了司法机关，并被懂者作了“反意”的解释，成为聂绀弩被捕的罪状（《南方周末》2009年3月19日）。《聂绀弩刑事档案》一文揭示了聂绀弩以诗罹罪的过程后，由此引发了关于“告密”的探讨。这场讨论在当年可谓一个轰动的“文化事件”。我也有一文《聂绀弩也是告密者》，参与讨论。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轫，学界多认为，为舒芜交出胡风的“密信”所致，舒芜被认为是告密者。身受连累的聂绀弩后来却为舒芜辩解：“一个卅来岁的青年，面前摆着一架天平，一边是中共和毛公，一边是胡风，会看出谁轻谁重？我那时已五十多了，我是以为胡风这边轻的”。“因此我说‘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讨廷咒恶来’。”聂认为，人们恨犹大而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是一大怪事（《聂绀弩全集》第9卷，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416页）。聂绀弩洞察历史，深知告密非告密者个人之罪，乃体制裹挟之下的屈从。

我并不赞同把胡风案简单归结于舒芜告密所致，但很赞成聂绀弩对此事的看法。我的《聂绀弩也是告密者》一文，举发生在聂氏身上的一件关于告密的之事，阐释聂氏观点。但在2009年对“告密”义愤填膺者眼中，正义话语盎然，史实倒被忽略。所以，这篇小文当时很不受待见，我不以为意。我认为，即使历史让你伤感、流泪，但书写时你还得冷静地尊重事实。当然，这是题外的话了。

聂绀弩诗作先在香港以《三草》结集出版。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改题为《散宜生诗》出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掌意识形态领域的胡乔木，看到《三草》后“大为叹赏”；后得知《散宜生诗》正准备出版，自报奋勇作序，并要到聂家探望。聂绀弩颇感意外，“自是异数”，以为诗中“有非所宜言”，胡乔木“欲加面戒”（P4）。

聂绀弩担忧不无道理。胡乔木懂诗，却位高权重。此前一年，胡乔木倡导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曾有历次政治运动少些或不写为好之言，聂绀弩诗作，不论写人、况物，都属于胡乔木所框定的少些或不写为好之列。时过一年，言犹在耳，胡乔木岂会“顾左右而言他”？

然，胡乔木真作序了，说聂诗“对生活始终保有乐趣甚至诙谐感，对革命前途始终抱有信心”，并将聂诗誉为“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P3—4）。胡乔木后一句，足见其才识及眼光；而前一句对聂诗的解读却遭人质疑。当年胡乔木部下王梦奎认为，聂诗实为“逆境中的辛酸、无奈和强为笑颜”，何以被胡解读成如此“正能量”了？并当面问胡。胡沉默不语（《百年潮》2008年第9期）。聂绀弩对此也不买账，曾对友人说：“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3期）。

第二个“右派”是侯井天，作为“聂粉”，穷23年之功为聂诗“注解集评”。

胡乔木序言后在《人民日报》发表，在注中呼吁，此书再版时加上一些必要的注解，以助青年读者理解。后伴随着着聂诗的流传，注家助兴，尤以侯井天者费力最大。

侯井天少年时参加革命，后供职于党政机关，1957年反右运动，侯氏被划为“中右分子”，同样戴罪北大荒。他与聂氏在改造之地有一面之缘，但并不相识、相知。1980年代平反后供职于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央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属于胡乔木领导。所以，胡乔木为《散宜生诗选》所作序言，自然为侯氏所关注。由胡序再读聂诗，侯氏觉得“在心灵上与他（聂绀弩）熟识起来”，即成为聂氏的铁杆“粉丝”。

侯氏“想更深地了解他，并发愿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便从注诗入手。从1986年至2009年，23年间，侯氏“上穷碧落下黄泉”，费心搜集聂氏诗稿，多方联系与聂氏相关、相交的朋友，为诗“注解集评”。为更多征求意见，侯氏先后自费印刷过5个版本，令圈内圈外交口称奇。

其实，自读到《散宜生诗选》后，我也是“聂粉”一枚，对聂绀弩的有关资料一向关注。大概在2001年，侯井天不知从何处得知我藏有聂绀弩信札和资料，直接打电话给我索求。电话中谈及他对聂诗关注的历程，我才知道他居然一直关注聂诗。我大为惊讶、感动。

23年弹指，侯井天垂垂老矣，2009年，换得一部《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行世。仿佛侯井天后半生就是为聂诗活着一样，2010年，他带着欣慰赴归道山。

当代人注当代诗家，无出其右。论者姚锡佩曰：“被人称为‘诗史’的聂绀弩诗一经编注，活脱脱一部‘人物志’，如一部‘中国现代史’，如一部‘社会风情史’，更是一部‘诗论’。”

这，也是《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成为我的“案头书”的理由。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