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为人：赵树理笔下的土改

李筱薇

赵树理的《邪不压正》是一部正面描述土改的小说。

1947年，共和国历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开始了。在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了全面的军事大反攻。为了配合这一飞速发展的形势，1947年10月10日，不知是巧合还是刻意，就在国民党的双十节，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与“收拾金瓯一片”相配合的，自然是“分田分地真忙”。当时的口号是“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这是彻底铲除国民党统治根基的一场深刻社会变革。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极大地调动和释放了解放区一亿农民中蕴藏的积极性，在解放区出现了如火如荼的“母亲送儿”“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场面。有几位亲身参加了这场土改运动的外国友人，他们说，新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零年中国内战时期的作用，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王鞭。这是向私有制宣战的尝试，这是一场剥夺与反剥夺的搏杀，其惨烈程度复杂程度都是不言而喻的。赵树理根据自己参加土改的亲身体验，写出了中篇小说《邪不压正》。

赵树理不亏是状写农村题材的“铁笔圣手”，《邪不压正》中廖廖几笔，把土改中各类“积极分子”的心态刻画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这就是当年“剥夺剥削者”的秘密，或者换言之，是描绘了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消亡了的历史画卷。

赵树理看到在斗倒地富后，勤劳致富的中农又成为斗争对象，总觉得不对劲。他知道中农的生活富裕点，全靠自己勒紧裤带用双手从地里刨挖来的，没有剥削过什么人，哪能算是封建尾巴呢？所以他坚决反对斗争劳动致富的中农。认为这样做既不符政策也不合民意。赵树理根据自己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在《邪不压正》中塑造了“流氓无产者”小旦和“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村干部小昌的典型形象。

赵树理根据参加土改的切身体验，谈了自己的感受：
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很容易和贫农相混。在土改初期，忠厚的贫农，早在封建压力之下折了锐气，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顾虑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一方面也可以。这种人基本上也是穷人，如果愿意站在大众方面来反对封建势力，领导方面自然也不应拒绝，但在运动中要加以教育，逐渐克服了他的流氓根性，使他老老实实做个新人，而决不可在未改造之前任为干部，使其有发挥流氓性的机会。可惜有些地方在初期土改中没有认清这一点，致使流氓混入干部和积级分子群中，仍在群众头上抖威风。

其次是群众未充分发动起来的时候，少数当权的干部容易变坏，在运动中提拔起来的村级新干部，要是既没有经常的教育，又没有足够监督他的群众力量，品质稍差一点就容易往不正确的路上去，因为过去所有当权者尽是些坏榜样，稍学一点就有利可图。

赵树理以为：“土改中最应该注意这两个重点，稍一放松，工作上便要吃亏。”正是从这两点切身感受出发，塑造了小说《邪不压正》中小旦和小昌两个人物形象。

1950年1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赵树理的《关于〈邪不压正〉》一文，文中赵树理说：“我写那篇东西的意图是，想写出当时当地土改全部过程中的各种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赵树理还说：“我在写那篇东西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不正确的干部和流氓上，同时又想说明受了冤枉的中农作何观感，故对小昌、小旦写得比较突出一点。”

赵树理后来在“文革”的第三份检查《回忆历史，认识自己》的文章中，还回顾了当年写《邪不压正》时的创作意图：“……不少地方每次运动开始，常有贫下中农尚未动步之前，而流氓无产阶级趁势捷足先登，抓取便宜的现象。”

赵树理当年对现实情景的思索和揭示，穿透历史的迷雾，我们今天读来，仍能感受到强烈的现实意义。

中国农民由于阶级和思想的局限，他们在翻身以后，常常又学了地主的样子，统治其他群众，小昌正是这类现象的高度概括。在小昌身上，表现出了中国农民阶级本身固有的弱点。中国几千年的农民革命史，就是不断重演着“换汤不换药”，“皇帝轮流坐”，“城头变换大王旗”的闹剧。

赵树理笔下塑造的“小昌”形象，面对我们今天农村的现状，面对那一个个把持了农村基层政权，以权谋私“前腐后继”成为“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群，面对那一批批当土皇帝唯我独尊，让广大村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村官，典型形象的意义是超越时空的，它能“与时俱进”地引发当代思索，获得当代意义。怪不得周扬后来在《赵树理文集》的序言中,对《邪不压正》说了这样一番话：“赵树理在作品中描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描绘了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是化装的地主恶霸，这是赵树理同志深入生活的发现，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卓见和勇敢。‘客观意义大于主观思想’是赵树理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

赵树理在构思作品过程中，已经用心良苦地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和高度自觉，拿捏分寸，掌握尺度，在作品的结尾处，为土改中的阴暗面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巴”：错误得到纠正，坏人得到惩处。

然而，从生活实践中得来的真实，却与上层要实现的意图相悖。

赵树理的认识并不为上级领导赏识，认为他有右倾思想。一位边区土改工作负责人很严肃地约他谈话：“老赵同志，土改运动是一场大革命，我们不能像老太婆一样慢腾腾的，要克服右的观念。你是有影响的人物，尤其要和上级保持一致。”

赵树理认真地辩解说：“我们应当实事求是，根据群众的思想状况做细致的工作，否则会造成无穷后患。”

也许，真话未必就是真理；然而，说出真话离真理就不远了。

赵树理在《邪不压正》写出后不久，看到了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其中谈到：“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这种严重的情况，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整编党的队伍的任务。全党同志必须明白，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

赵树理兴奋异常，认为是毛泽东又一次肯定了他来源于现实的创作。

然而，作为作家的赵树理没能深切地领会政治家毛泽东此一时彼一时，“有经有权”的革命辩证法。

毛泽东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已经对把小旦这类人的“积极性”称之为“痞子运动”的人大张挞伐。并把它提到一个“依靠什么人，打击什么人”的原则性问题。

毛泽东1964年12月20日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则把话说得更为明白：“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邪不压正》自1948年10月13日起在《人民日报》连载后，马上引起激烈的争议：
1948年12月2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党自强的《〈邪不压正〉读后感》和韩北生的《读〈邪不压正〉后的感想与建议》两篇相互对立的文章。1949年1月16日的《人民日报》又用一个版的篇幅，发表了耿西的《漫谈〈邪不压正〉》；乔雨舟的《我也来插几句——关于〈邪不压正〉争论的我见》；王青的《关于〈邪不压正〉》一组文章展开讨论和争鸣。同时还配发了编者的《展开论争推动文艺运动》一文。

据《人民日报》编者的话：当时“论争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作品的现实指导意义上，因而也就牵涉到对农村阶级关系、对农村党的领导、对几年来党的政策在农村的实施……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的分歧”。那些持否定观点的同志认为，小说“将地主的‘腿’小旦，涂上满脸黑灰去顶替地主的罪恶是阶级观点的含糊”，使人感到“把党在农村各方面变革中所起的决定作用忽视了”，使人感到“纸上的共产党不是现实的共产党”。

还有文章批判作者：“到底小旦是什么成分呢？作者没交待清楚。……真正坏透了的，不应该是小旦之流的人物，而是不可调和的封建统治者——地主阶级。”并且严厉地指出：“如果模糊了这一点”，就是“阶级观点上的含混”。

关于《邪不压正》一文的争论，鉴于当时的大形势，最后虽说是有惊无险，没有变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但已然为赵树理的创作亮起了“黄牌警告”，也让赵树理初次领略了革命大批判锋芒的寒光逼人。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陈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