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的暗伤——《牛鬼蛇神队队歌》《认罪嚎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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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1月，著名的音乐家马思聪因不堪“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迫害，携全家逃离中国大陆，同年4月，马思聪在美国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要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公开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列举了“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令人发指的各种凌辱，其中就包括被强迫唱《牛鬼蛇神队队歌》。马思聪说：“在被造反派关押中，每天早上和晚上还要强迫我们一起集体唱歌。这首歌叫《牛鬼蛇神队队歌》。”

    前不久，我在旧书市场中购得一册由某大学革委筹备委员会印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歌》，书中除了大量的那个年代中人人耳熟能详的诗歌词、语录歌外，竟然还有一些诸如《十唱十六条》、《欢呼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这样的歌曲，而让我最感到丑恶和不可理喻的，就是那首标明为2/4拍，演唱风格为“哭丧的”《牛鬼蛇神队队歌》，歌词有两段：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兰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有罪，我改造/不老实交代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我的一位长辈曾毕业于北京101中学，他告诉我，1966年“红八月”，北京许多红卫兵在各自的校门口逼迫学校中已被揪出来的“反动学术权威”和“黑五类”站成一排，大声唱这首《牛鬼蛇神队队歌》，谁若是唱不好，小将们立马一顿皮带劈头盖脸抽上去，直打的“反动学术权威”和“黑五类”们唱好这首歌为止。

    饱含着人类屈辱和伤痛的语言被谱以人类艺术最高尚的方式——音乐，二者在扭曲的世界中无奈的融合了，从而形成了音乐史上最黑暗的一串音符，音符在颤抖，人类在哭泣，在哭泣与颤抖中，音乐的暗伤形成了。

    造成音乐的暗伤的原因有多种，而最直接的也是最致命的则应当归于思维的极度偏执，在这种思维的极度偏执下，任何一种艺术的表现方式都显得苍白无力。音乐也暴露出了最软弱的一面。鲜血一滴一滴渗透了历史的表层，从而构成了这音乐的暗伤特有的颜色和疤痕，当我们抬头仰望贝多芬、施特劳斯等音乐大师及他们不朽的作品时，音乐的暗伤却在早已遗忘的思维肌体中隐隐作痛。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句口号叫“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牛鬼蛇神队队歌》以及诸如此类歌曲所呈现出的文化符号扭曲的状态了。

    我又在不自觉的抚摸历史的创伤了，这种不舒服的抚摸可能会使得某些“过来人”感到心里隐隐做痛，但会令我们站在历史的面前更清醒一些。




《牛鬼蛇神队队歌》嚎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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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嚎歌》，亦名《认罪嚎歌》、《鬼嚎歌》、《牛鬼蛇神队队歌》、《牛鬼蛇神嚎丧歌》。由于没有在官方媒体正式发表，都是通过非正式渠道口头传播到全国的，各地名称不尽一致。

最早有书面材料记载的是1966年8月18日（《李伯钊文集·日记摘抄》《“改造”日记·〈1966.8.13－10.11〉》）。曲作者是周巍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曲作者），他被迫谱写的。有多种版本。根据李伯钊的版本（《牛鬼蛇神号丧歌》），标明节拍2/4拍，演唱风格为“哭丧地”。其歌词是：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人民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文革研究者何蜀提供过四川省内江市流传的《嚎歌》外省版本（1968年10月）。在街头游行示众的“牛鬼”边敲著破锣，斜抱竹扎纸糊刘少奇模拟人像（上书“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边拖声唱着：“刘少奇，垮了台，儿子儿孙哭哀哀……”用的是四川旧时民间哭丧的调子。

背景
这是文革中被打倒的黑帮、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等集中在牛棚里的“牛鬼蛇神”，在监管人员督促、逼迫下唱的。歌声凄厉、惨恻，据称“像是从地狱传出来的”。这是他们继被揪斗的戴高帽子、坐飞机、游街等体罚之后，进一步“触及灵魂”的惩罚、折磨。让已经完全丧失反抗能力的人们，屈从强权，违背自己的意志，自己往自己头上泼脏水。就像猫逮耗子，并不把耗子一下子吃掉，而是先要反复戏弄、扑噬一样。曹禺、新凤霞、李伯钊、陈荒煤等人都在他们的回忆文章里，记叙过此事。不少能歌善舞的人，由于不甘忍受屈辱，唱不好《嚎歌》，就被罚出列单独练唱（末代皇帝溥仪亦曾在被罚之列）。因缺少娱乐，贪玩的幼儿当时也把它当成儿歌嘻唱。

1967年初，作曲家马思聪携家逃离中国大陆。同年4月在美国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公开讲话，列举了所受到的种种凌辱，其中就包括有强迫“牛鬼”唱《嚎歌》。从此《嚎歌》恶名就传遍了世界，成为文革骇人暴行的代表。


参考资料
《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王友琴
《文革年代的“红色歌曲”》，何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