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岱峰、阎红彦同志1959年5月谈陕西党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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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岱峰同志1959年5月3日谈陕西党史

（1959年5月3日谈话记录）

01

政治队与中山学院




1926年阳历11月间西安解围，党在冯玉祥国民联军的政治部名义下，举办了一个政治队，都是青年学生，陕西有我和张汉民、曹力如等5人参加。张入伍时为党员，我在毕业时入党。学习两月，当年的腊月毕业。记得政治队成立时，悬挂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像。课程有政治和军事两大门，政治课讲马克思主义浅说，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情形等，军事课是操练和练习射击。党内有党课，讲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作什么事；讲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形成，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对中国的压迫剥削等。政治队的学员且经常到街头和农村宣传，参加群众大会，帮助成立农协，进行抗税抗捐抗粮等斗争。政治队毕业的学员，除几人留中山学院工作外，都分别分配到军队、农村，到各县去，我是被派去中山学院工作的。
中山学院由党的陕西省委领导，院长刘含初，教务主任呼振东，开办于1927年初即春节以后，二月开课。全院九百多学生，共产党员即占八百多，非党群众仅有六七十人。学生中有陕北来的一批。课程很多，有政治与军事课共12门。我在中山学院任三队的中队长，后调为大队长，并任第五队（女生队，有七八十人）队长。第五队副队长张青云（女，党员）现在还在西安，呼振东知道张的住处。当时除中山学院外，还有一个中山军事学校，史可轩任校长，专门训练军事干部，课程以军事为主，高岗在该校任过分队长。
中山学院的第一期学员还没有毕业，冯玉祥继蒋介石“4.12”政变后叛变革命，一部分学员被冯玉祥部的石友山捉去了，活埋于西安皇城内，其余学员也多逃跑，院长刘含初同志去黄陵县的途中被敌人杀害。我和白怀礼、栾国芃（丕雄）逃到郑州，到杨虎城的第十军办事处，我当了副官（1924年我在杨虎城部队中干过，当时杨失败，只有300多人的队伍，杨办了个教导队，有120人，我参加教导队，孙蔚如当队长，赵寿山当排长。因为这层关系，我们就被杨虎城十军郑州办事处接纳），并与郑州党组织接上了党的关系。在党内担任交通，利用杨虎城军官的身份，来往于郑州、开封之间送信及党的文件。这期间，魏野畴同志任杨虎城第十军的政治部主任，曹力如先任政治部宣传干事，后任科员。


02

皖北事变




1927年后，杨虎城的第十军在豫东与北洋军阀张宗昌的军队作战失利，退却到皖北太和，我送信也到了那里。当时杨办了一个军政干部训练营，有300多人，其中党员约90多人。南汉宸当营长，李力果是学员。魏野畴同志要我参加该营，并要我自己想法进去。我因和杨有旧的部属关系，就直接向杨提出要参加该营受训。杨说我过去受过训练，可以去做工作，于是我担任了第三队的队长。这是1928年初的事情。
这时魏野畴同志计划举行兵变，成立鄂豫皖平原根据地。当时太和地区有三部分军队：杨虎城的第十军驻太和，有二百多个党员；高桂滋的部队（高先倒吴佩孚，后倒唐生智）被唐生智部队赶到距太和70里的阜阳，高部中也有些党员；还有在太和附近的旧县（距太和10里），驻有肖之楚的杂牌军。预先的计划是在杨、高两部中举行兵变，兵变后到太和与阜阳之间的刘集集合，建立鄂豫皖苏区。结果，高部举行了兵变，杨部中兵变未成。魏野畴把杨部兵变的工作安排好以后，去阜阳高部，曹力如也离开杨部，把杨部兵变的计划交由宋建勋（杨虎城的秘书，宋树芃之兄）负责执行，党的军委书记由宋代理（原魏为杨部军委书记）。不料兵变前宋叛变，把杨部中共产党员名单交给第十军代军长孙蔚如，杨部事先有了准备。兵变的当天晚上，他们先下手，杀了两个党员（太和当地人，在政治部当通讯员，一个名叫张庆华），把其余党员由孔从周和肖之楚部先后押送出境。党员被驱逐，杨部中的兵变未搞起来。高桂滋部的兵变是搞起来了，搞出一个团，到刘集镇，敌人追缴，起义军被打散。魏野畴同志也在这次兵变中牺牲。
在皖北兵变前两天，孙蔚如找我谈话，问我是不是党员，我不承认。过了两天，又找我谈话，又问我是不是党员，并说“将来的世事是共产党的，但是现在鄂豫皖平原上共产党站不住脚，你可以出去避一避风。到上海或回家去呆一个时期，以后再来干。”我觉察已出了问题。傍晚又叫我谈话，拿出一张我给宋建勋写的党员名单（训练营一、二、三队的，是宋叛变后叫开的。当时不知道宋叛变，就开了），并给我一封信，要我即速把信送郑州办事处囗囗。我出来拆信一看，上写“吴振东（我当时的名字）从军多年，念其旧好，发给路费100元，着回原籍。”我马上离开太和，当晚就到驻马店，接着又去杨十军的郑州办事处。有旧日的同学告诉我，杨虎城下令通缉我，我并是被通缉的四五十名共产党人的第六名。据说当时在杨十军的八大处处长会议上，为了是否杀我，还发生过争论。孙蔚如在会上发了脾气，说“吴振东年轻人，是我的学生，有本事，滚远，到别处干去！”把我打发走了。在郑州呆不住，又去驻马店，在国民第二集团军第七军（纪原林任军长）副官处当了副官，阜阳兵变失败的同志多来纪部。在驻马店，我们的一些同志还参加了附近的农民暴动，帮助打土豪的砦子。又被通缉，在纪部中也呆不住了。离开那里，三跑两跑，跑到高桂滋部队，到河北省的遵化。在高部中，我当过油印员、掌旗官、副官、参谋、副营长、营长。蒋、冯、阎军阀混战时，转战安徽、山东。高桂滋退出枣庄后，被地方杂牌军围困于诸城，我们把高桂滋及他带的一团队伍救出来。后来转移到山西阳泉的平定，高部副师长（高为师长）要把高部中的共产党人杀掉。高不愿这样干，把我们四个人（在高部当营连长）打发走了。高是有点政治眼光的人，在我们要离开时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在我这里于我于你们都不利。将来世事是你们的，你们还是到陕北谢子长、刘志丹他们那里去干吧！”


03

晋西游击队的建立与到陕北




几年来到处跑，使我们深刻感到：要搞武装就应当自己直接的独立的搞。在人家的部队中，人家要杀就杀，要赶就赶，闹不成。还在山东枣庄的时候，我和另外两个同志掌握了一营部队，就想搞兵变。当时和枣庄地方党有联系，通过地方党请示河北省委，省委不允许，要我们继续在高部干，保存力量。在山西平定被赶出后，我们经过太原山西省委的同意，到了晋西汾阳。在那里有拓克宽、周维仁、阎红彦、杨仲远、胡廷璧、胡廷俊、黄子文等同志，他们以前就在晋西活动。1931年2、3月间，在汾阳官庄已有了三十几个人，活动进一步开展，贴标语，打土豪，不料被清涧烟贩史致璧、史致寓兄弟二人的烟贩武装缴了枪，只逃出5人，带了几支枪；还有在外地看押土豪的胡廷俊等5人的枪保留着。我与杨仲远（晋西地方党负责人）联系，找到了看押土豪的5人，阎红彦等逃出的5人也来了，又加上两个破产的烟贩子，共17人，枪10支不到。我们在汾阳的九老湾插起了红旗，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拓克宽任队长，阎红彦任副队长，黄子文为政委，下分三个班。大队有队旗一面，三个班各有红旗一面，共四面红旗，这是1931年春天的事情。游击队成立后，继续在吕梁山活动，活动在汾阳、孝义、文水、离石、岕岚一带。打敌人主要打地方武装——巡击队，用的是袭击战术，并多为奇袭。到阴历七月间，由于吸收农民参加和阎红彦拉出的一排敌军（兵变），游击队扩大到近100人。在吕梁山的游击活动中，我们到处都和地方党建立了联系，进行打土豪、打收款人员、分粮、分衣物等活动，并进行宣传，写标语等，只是没有领导群众分配土地。随着游击队的扩大和活动的加强，敌人也加强了“围剿”。我们不到百人的游击队，曾遭遇过数次有几百敌人（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的围攻，只是我们同志作战机智勇敢，善于利用有利地形和武器较好，才没有受什么大的损失，并屡次都打破敌人的围攻。在冲破敌人毘明山的围攻后（31年阴历的8～9月），决定游击队过黄河去陕北。在讨论过黄河时曾发生争论，有的主张过河参加刘志丹和谢子长领导的队伍，有的主张就地压枪去晋西活动，有的主张投靠九脑的土匪部队。争论结果，决定西渡黄河去陕北。实际过河时，九十多人中仅留有30人，都是在高桂滋部队中干过受过比较严格的军事训练的陕西籍同志，山西同志仅有马丕勋等个别人愿去陕北。对于不愿去陕北的，发给路费遣散了。30个人带着90多个人的枪支弹药，连夜赶到黄河边（跑了200多里路），试了5次，第五天才过了黄河。过河后在子长南沟岔遇见7个敌兵，游击队没有收敌人的枪（当时大雾，领导人对情况一下摸不清，有些迟疑，给耽误了），因此开会把拓克宽和黄子文的职撤了，选阎红彦任队长，我为副队长，杨仲远任政委。这时仅剩27人（有1人未过得河，2人过河后坚决不干，回家了），又新吸收了强龙光、侯凤高、侯凤孝、侯凤来、赵世兴、强文祥、惠某等十几个，部队扩大到27～28人，搞了土豪的两批马，成立了骑兵班。队伍去保安，准备会合刘志丹的队伍。在安塞的龙安和保安先后打了几次仗，不是打了敌人缴了些枪械，就是突破敌人的围攻，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到保安未会到刘志丹的队伍，转战到靖边（马匹有所增加，拉了土匪的十几匹），又回到安定。这时队伍扩大到70余人，主要是吸收了部分青年农民参加。有烟贩武装杨祺部和史储杰部（前者70余人，后者110人）先后要求参加游击队。他们参加的原因，是刘、谢革命的影响，晋西游击队纪律好、能打仗、他们佩服，尤其是他们感到自己长此以往干烟贩武装（有烟贩烟，没烟抢掠，纪律不好，群众愤恨），没有出路。我们提出了三个条件：1、不准奸淫妇女，2、不准抢掠群众财物，3、不准打群众的毛驴子。他们接受，并共同组织了执法队，于是吸收这两部分武装参加。此后，先后打败了几百个围攻的敌人，缴枪80余支，全部消灭了敌80个人的骑兵队伍。31年阴历8月26日打瓦窑堡，因队伍参加我家的婚礼（为我弟弟娶亲）耽误了时间，虽攻进城，但没有打好。后来遇高双城的埋伏和19个连的包围，队伍跑出来（未受多大的损失）到了保安，与张廷芝土匪队伍打了一仗，俘获了18匹马。到了南梁，与刘志丹的队伍（时有三个营，赵二娃、贾生财、杨培胜各带一个营）会合。谢从甘肃、高岗从陕西省委来到南梁，这时已到了阴历9～10月间。队伍开到陇东，休息了一个多月，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反帝同盟军成立后，曾在陕甘边轰动一时，因为一来晋西游击队过黄河后一路打了许多胜仗，二来刘、谢威信高。甘肃一些杂牌队伍曾有几十处派来代表和我们接头，陈国（珪）璋派刘宝堂来的。陈是想收编我们，我们的计划准备休整，以便开展游击运动和土地革命。


04

关于刘志丹和谢子长及其他




谢子长很能团结人，讲话鼓动性很大，能够深入群众，很会作群众工作，在劳动人民和战士中威信很高。
刘志丹也善于团结人，在群众中威信很高，群众叫他“老刘”。刘志丹的智谋高，计划周密，文化水平也高，随便在什么地方，比如在群众的土炕上就写起文件或书信来了。
刘、谢很早就有建军思想，常说没有枪杆子就没有政权。在考虑问题细致周到方面，谢不如刘，刘能按照具体情况执行政策和改变策略。如开始土地革命，见土豪就杀，杀得路短（断）人稀，引起群众恐慌。刘发现后，立即改变策略，对地主豪绅区别对待，只杀少数罪大恶极的，效果很好。
在作战方面，谢很勇敢，常要带头冲锋陷阵。刘善于周详地计划安排，很会照顾全局。他们在战术方面，都主张打袭击战。
（据陕西省档案局存复印件印）

阎红彦1959年5月5日谈陕西党史

（1959年5月5日谈话记录）


陕北党的建立，开始于学校和军队两个系统。李子洲最早在绥德四师建立党组织，李象九最早在石谦的部队中建立党组织。李象九当时的情况我还弄不清楚，只大略的知道。李是白水人，是白水尧窠高小毕业后，在石拐子队伍当兵十年。当时偷了200元，逃往上海、北京。在上海找过陈独秀和惠有光（陕北人、政客），不知是否找到。在北京加入“共进社”，后来又回到陕北，当安定县的巡官，并去黄龙山垦过荒（当巡官与垦荒不知哪件事在先）。后来李要求参加石的部队，石愿给编一个连。李要枪不要人，人马自己招募。石给百多支枪，李招了一百多人。入伍多是青年学生，我们就是这批入伍的。李连的排长有史唯然等3人，这个连又叫“学兵连”。李象九宣传共产主义，李连中有个图书馆，订有《向导》、《政治评论》、《中国青年》等刊物，还有《社会主义浅说》等书籍。我是1925年入党，谢子长入党是李象九介绍的。石拐子的部队由团编为旅，李当营长，把谢子长（时任安定县团总）编为12连连长。
1932年冬，杜衡斗争与处分了谢子长、刘志丹、杨仲远和我，批评我们是“上山主义”，选王世泰当了团长（红26军2团）。杜要把我们4人全体送走，王世泰要留人，不然他不干。我们4人都愿意离开，最后确定把刘、杨留下，谢和我去上海。杜衡和上海中央在政治上对我们的看法相同，都说我们是“上山”、“逃跑”，但处理不同。杜给留党察看处分，中央未处分。开始没有什么职务名义，作秘密工作，察北事变以后才公开活动。我初去是当兵，当时柯庆施任前线委员会书记，负责抗日同盟军党的工作。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冯玉祥，冯走后是吉鸿昌。察北事变后，对于军队的活动方向问题，有过不同意见。谢子长主张把变过来的几万军拉到陕北，在陕北发展革命活动。他认为陕北条件好，敌人力量薄弱，可以发展。有些同志的意见是在察哈尔和河北坚持斗争，搞苏区。结果部队开往河北高阳（准备在那里建立苏区）时，在北京附近被敌人围攻，缴枪失败。
察北事变后组成的抗日同盟军失败以后，谢子长与我到北京。这时红26军南下渭华已经失败，陕北特委要我们回陕北去。阴历8月15日前后，决定我们回去，我不愿去，谢子长秋天回去了。同时，决定回陕北的还有杨璞、白坚、郭洪涛。
察北事变前，我和谢子长还去热河做抗日义勇军的工作，那里有反帝同盟会的会员。住了几天，因为谈不成，就走了。在张家口当兵时，是在孙殿英部。孙部中有一个团副和一个连长是党员，我就在他们那一连当兵。孙部开到包头后，由团副（党员）刘振远领导下兵变，拉出一团队伍。兵变时打死了团长，绑了连长，开回察哈尔，队伍改编为一个师。我兵变后组织了一个骑兵连，抽了一些党员当兵，枪也是好枪。以后吉鸿昌把这个骑兵连编为他的特务连。抗日同盟军失败以前，吉鸿昌把我批评过几次，是因为行军路上没饭吃，我打了些土豪，搞了点“外快”，并说过些怪话。吉鸿昌在张家口开“统战会”（察哈尔省主席等参加），我不满意；在担任警卫的时候，有人问我干什么？我说“保护汉奸”；吉鸿昌当晚就撤了我的特务连长的职务。
晋西游击队过河后，到南梁会师，游击队已发展到一百多人，并联合了杨琪、史储杰两部分队伍。游击队过河以后，本来可以有更大的发展，但因游击队领导上有宗派主义，限制了队伍的发展。如刚过河后，许多农民要求参加游击队，我们怕群众把枪拐跑了，不愿吸收（强龙光的一个朋友参加队伍后把支冲锋枪背跑了，于是大家得出了个群众参加不保险的经验教训），只接收了陕北特委派来的几个党员。
我们的队伍在保安林锦庙，刘志丹找来了（我们找他未找到）。刘说他可以很快招收起一部分人，果然集合起了些人和枪，比我们晋西游击队的人还多。队伍汇合后，谢子长、高岗、荣子清等从陕西省委来，谢子长代表省委，荣是军事委员，高是省委交通。他们来后，开会检讨了晋西游击队的工作。由于游击队的同志对我意见多（主要认为我待同志态度不好，打人骂人），撤了我的队长职务，派我去环县等地工作。强世清、李文德等十几个战士和我同去。
这时，陈国（珪）璋的旅长刘宝堂前来谈判，要收编我们。当时对于“打不打红旗”有很大的争论。省委的意见是马上打起红旗，创造苏区。谢、荣、高及晋西游击队的一些同志，同意和坚持省委这个意见。另一种意见（刘志丹为代表）是认为当时打红旗的时机和条件尚不成熟，应该接受陈国（珪）璋的改编，发展力量，搞个地盘，待机行动。争论开始，我未参加，因为我在外边活动，中间谢子长写信调我回来，参加过几次会（在新堡）。我带回的一百多人，编了一个营（第四营）。我们争论的时候，刘宝堂住在我们那里和我们进行谈判。谈判中间，在阎家洼子还搞“换帖”，刘宝堂和刘志丹、谢子长、马云泽、白锡林、史储杰、杨琪、还有我结为“十大弟兄”。有一次，刘宝堂醉酒，和老谢吵起来，叫喊“叫我怎么回去给陈国（珪）璋交代呢？”最后，谢子长决定：坚决执行省委指示，并马上离开新堡。离开新堡时，还消灭了陈国（珪）璋的三个连埋伏的军队。
队伍离开新堡后，改编为反帝同盟军，成立两个支队；谢为总指挥，刘为副总指挥兼二支队队长，史储杰为一支队队长，原晋西游击队编为警卫队。队伍改编后，省委派高岗来，带来省委的文件与张汉民的信，我与高岗去西安。在省委见到汪锋，并见了杨虎城部队的张汉民（党员）。省委此时决定改造部队，认为不改造不能打红旗，并陆续派干部到陕甘边反帝同盟军中工作。我回来时，张汉民送了些枪械和弹药。当时反帝同盟军中党的负责人、队委书记李杰夫（高岗说他自己任过队委书记，是假的），队委委员谢子长、刘志丹、荣子清、杨仲远和我。队委开会讨论改造部队，打红旗问题，争论也很大，还是新堡争论的老问题。刘志丹仍认为：打红旗目标太大，站不住脚；因此，在改造部队问题上，也主张慢慢来。这实际上是对于改造队伍，打红旗的消极态度，实际上是不愿意打红旗。我当然是主张马上改造队伍、打红旗的积极分子。部队当时的纪律很坏，抽大烟（吴岱峰插话：派我去杨琪营当副营长，到一个连上住。那个连27个人，就有25盏大大烟灯，只有我和带去的勤务兵没有烟瘾），抢人，光赵二娃就驮了两三个老婆，这样队伍不改造怎能打红旗呢？当时队伍为着准备改造，还开了两个训练班，一个是普通班，一个是高级班。秘密讲课，讲游击队怎样动作，基本上是怎样改造部队问题。训练队的队长是苏联回来的张某（此人现在还在北京）。关于改造队伍后、打红旗的问题，部队开会讨论多次；后来几次没让刘志丹参加，队委决定由谢子长同志同刘志丹同志谈改造队伍问题，谈的中间争吵起来，我也参加了争吵，曾说“当土匪还没当够吗？”最后队委会决定成份不好的几部分队伍的缴枪（刘志丹没参加会议）。本来准备在纪念“二、七”大会上缴枪，但在开会时，刘志丹的二支队干部没来，没交成。第二天谢子长命令集合出发，全体指战员倒是集合起来了。谢子长当面宣布了十大纪律（不准抢人等等），并宣布我为执法队长。谢讲话后，立即动手把刘志丹和支队的枪缴了，打死了赵二娃。缴枪的第二天，史储杰带了他原来的那一部分人跑了。缴枪后把二支队的人大部分遣散了，队伍改称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缴枪的第三天开了成立大会，代表当地临时革命政府向游击队授了红旗。从此，陕甘边正式打起了红旗。三原武字区和旬邑的党组织动员了一批农民参加了游击队。缴枪后，刘志丹去西安（他要去，省委也叫他去），在那里呆了一两个月。省委检讨了改造队伍问题，对刘志丹进行了批评，刘志丹也有个检讨。后来，省委又把他和黄子文派来游击队。
关于三嘉塬缴枪这件事，谁是对的谁是错，现在有意见分歧。我认为缴枪是对的，红旗一定要打；要打红旗就得改造队伍。那时的形势下（刘志丹不同意马上打红旗，队伍成分不好的部分多），除采取缴枪的办法，我看是别无办法的。缴枪后打出红旗，经过多次挫折，终于创造了红26军和陕甘边区。不缴枪、改造，老在敌人部队中混，能弄出个啥名堂？在这一段历史中，要写刘志丹正确，我看是很难的。刘志丹当时的观点和态度是利用军阀，看形势再说，不主张当时就打红旗，实际上不同意改造队伍。
三嘉塬缴枪，队伍改编为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打了一下土豪，消灭了张汉民部李明翰营的一个连（这个连奉命进攻我们）。接着打三合陈国（挂）琼部队，打了一个月，没打下来。省委批评了谢子长，把谢子长调到甘肃工作，并决定把游击队编为两个支队，我和刘志丹各带一个支队分头活动。刘志丹的支队去乾县、礼泉一带，我的那个支队去三原武字区（两个支队上面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两路都失利，会后于旬邑清水源以后，组成统一的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兼三支队的队长，李杰夫任政委。此后，游击队转战于同官、宜君、黄龙山、宜川、洛川，队伍发展到1400~1500人。在同官义石村煤矿时，矿工于占彪150人参加了游击队。在洛川吉子县，由于中了敌人孙苍狼和张云平的两个团的埋伏，败退。洛川遭敌败退以前，游击队曾在宜川消灭了高双城的一个团。从缴获的敌人的文件中知道临镇（真）驻敌一个团，于是计划去消灭。由于高岗（二大队政委）未坚决执行预定计划，抢占临镇（真）山上的一个制高点，在敌人强行夺取时没有怎样打就撤退了。结果，我带的队伍已冲进镇去，因制高点被敌占据，形势不利，又冲出来，使部队受了损失，未实现预定计划。高的那个大队的人跑光了，高也跑了（吴岱峰插话：听当时高岗那个队的人说，制高点没有被我们占领，高是被打败的，不是逃跑），大家当时都很气愤，队委开会决定开除高的党籍。后来高又回来解释了一番，说因为队伍成分不纯，他被绑了；碰见了高朗亭的游击队后，同去保安一带找陕甘游击队；在安塞、保安之间的安条岭被敌人打散，压枪去石子俊部队。刘志丹等把高岗批评了一顿，给了几个人枪，高出去搞游击活动去了。后来高岗说他领导了西华池兵变，其实不是那回事。西华池兵变是高鹏飞、曹世发、杨林他们搞的，与高无关。高搞了一个时期的游击活动，因不满意队委对他的处理，去省委了。我在那一段（1931～1932年），高岗在游击队中最高职务是二大队的政委，没有当过什么陕甘游击队的队委书记（吴岱峰：高岗在陕甘游击队工作时期，是怕打仗的，这我了解）。
我记得1945年我在党校学习时，高岗和我谈了一夜，意见是要我承认他过去在陕甘游击队是负责人（队委书记），以及临镇（真）战役情况就是他说的那样，不是逃跑。我不干，他恨我，整我。
陕西省委批评陕甘游击队和红26军路线错误是“逃跑主义”、“梢山主义”等等，这当然不对，不能同意。但也要承认，游击队、红军当时确实有相当浓厚的流寇习气，注意发动和依靠群众不够。
有人说刘志丹在南梁建立了苏区、根据地。南梁周围只有20里大，几乎没啥人烟，只有几个人家，在这个地方怎能建立苏区和根据地呢？游击队、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建立是有个过程的。
陕北党和陕甘党的关系，究竟怎样？是否像高岗所说的那样，是值得重新考虑的。
（据陕西省档案局存复印件印）

《陕甘革命纪事史料》 周国祥•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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